阿克苏地区图书馆

康熙年间，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将统治中心从和布克赛尔转移到伊犁河谷，并以伊犁为中心，统一了准噶尔部，进而吞并天山南路“回部”，“尽执元裔诸汗迁居天山以北（今伊犁地区——引者），回部和哈萨克皆为其属”②。确立了对西域的统治，其影响远达青海、西藏等地。③便开始大力向外扩张，“恃其强盛”，“四处剽掠”④。噶尔丹首先将矛头对准依附于清朝政府的漠北喀尔喀蒙古。喀尔喀蒙古分为土谢图汗部、札萨克图汗部与车臣汗部三大部。当时，喀尔喀蒙古内部不和，土谢图汗部与札萨克图汗部发生争执，战事不断，而此时沙皇俄国在贝加尔湖以南地区的势力却在逐渐增长，步步蚕食着土谢图汗部的游牧地。康熙二十七年（1688）夏，噶尔丹趁喀尔喀蒙古内部纷争、外抗沙俄之机，率军3万攻击土谢图汗及其弟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土谢图等三汗部落数十万众尽弃牲畜帐幕⑤。纷纷南迁，进入清朝直辖领地，寻求清朝政府的保护。噶尔丹打败喀尔喀蒙古后，野心越来越大，以与俄国借兵，采取联合军事行动为名来威胁清朝政府，先是遣使清朝政府不要接纳喀尔喀各部，接着，又要求康熙皇帝：“泽卜尊丹巴（哲布尊丹巴），来投天朝，或拒而不纳，或擒以付之”⑥。并向康熙皇帝提出“圣上居南方，我主北方”的无理要求。在这一要求遭到拒绝后，噶尔丹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六月以追击喀尔喀为名，率兵南犯，深入到内蒙古的乌珠穆沁，在内蒙古乌尔会河以东地区打败清军后，更深入到距北京仅700里的乌兰布通，对清朝政府的统治形成严重威胁。为了稳定北部边疆的局势，康熙皇帝毅然率军迎击，在乌兰布通之战中，清军以火器大破噶尔丹的驼阵，击溃准噶尔部军队。康熙三十四年（1695），噶尔丹再次率大军东进，第二年春天，康熙皇帝御驾亲征，清军兵分三路，分头并进，在昭莫多之战中，消灭了准噶尔部军队主力，噶尔丹穷途末路，逃至青海后自杀身亡。
  当噶尔丹东侵喀尔喀蒙古游牧地区时，僧格之子、噶尔丹之侄策妄阿拉布坦乘机悄悄返回噶尔丹的根据地伊犁，收其父僧格的旧属及噶尔丹余众，扩展势力，并占据了伊犁。①他接受清朝政府的招抚，配合清军行动，在阿尔泰山一线设防，截断噶尔丹归路，加速了噶尔丹的灭亡。在策妄阿拉布坦和其子噶尔丹策零统治时期，准噶尔部进入全盛时期。随着势力的增长，策妄阿拉布坦对清朝政府态度也开始发生变化，越来越不愿意接受中央政府的命令，并开始向东扩大牧场，觊觎噶尔丹一度占领的阿尔泰山以东和哈密地区。康熙五十四年（1715），准噶尔汗策妄阿拉布坦“遣兵侵掠哈密”②。这一事件导致清朝政府与准噶尔部的关系再度破裂。清朝政府鉴于西北局势的动荡，调集大军进驻科布多、巴里坤，阻止策妄阿拉布坦的东进之路，进而准备进取伊犁。康熙五十九年（1720），清军进占吐鲁番，清朝政府以吐鲁番地当进入天山南北两路的孔道，命令驻军屯田，兴建军事基地。
  雍正初年，策妄阿拉布坦遣使求和，言辞“甚为恭顺”③，雍正皇帝答应策妄阿拉布坦提出的与喀尔喀蒙古划界，通商贸易及划给吐鲁番的要求。雍正五年（1727），策妄阿拉布坦死，其长子噶尔丹策零继位为准噶尔部首领。雍正七年（1729），清朝政府因噶尔丹策零屡次骚扰喀尔喀蒙古，而且还藏匿逃奔准噶尔部的青海和硕特反清首领罗卜藏丹津，朝廷遣使索献，”，命“不奉诏④决定发兵征讨，领侍卫内大臣傅尔丹为靖边大将军，驻屯阿尔泰，出师北路；命川陕总督岳钟琪为宁远大将军，驻屯巴里坤，出师西路，两路分进合击。噶尔丹策零闻讯后非常惊恐，又遣特使赴北京，一方面表示清朝政府如能赦其以前的罪责，仍愿听从清朝政府命令，解送逃犯，另一方面却又暗中派兵2万突袭清军西路大营，致使清军损失很大，清朝政府与准噶尔贵族之间的关系进一步破裂。
  自雍正八年（1730）开始的清朝政府与准噶尔部之间的战争持续了三年之久，双方都有很大的损失，但胜负未决，都均已感到精疲力竭，逐渐产生厌战之意。雍正十一年（1733），噶尔丹策零首先提出与清朝政府议和，清朝政府也因连年在西、北两路用兵，感到有休养生息的必要。次年，清朝政府派侍郎傅鼐、学士阿克敦赴伊犁，与噶尔丹策零划定了喀尔喀部与准噶尔部的牧区界限，即以阿尔泰山为界，并议定了贸易事宜。⑤清朝政府与准噶尔部割据势力之间的矛盾，暂时得到缓和，以后维持了近二十年的和平局面。
  乾隆十年（1745），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策零死后，准噶尔部的封建贵族为争夺汗位，展开了激烈斗争。噶尔丹策零留下三个儿子，长子喇嘛达尔扎，次子策妄多尔济纳木扎勒，幼子策妄达什。长子喇嘛达尔扎因是嫬生，地位不尊，不能继承汗位。遵照遗嘱，次子策妄多尔济纳木扎勒“以母贵嗣汗位”⑥。策妄多尔济纳木扎勒昏庸残暴，尽失人心，不少部众转而支持其异母兄喇嘛达尔扎。乾隆十五年（1750），喇嘛达尔扎囚禁了策妄多尔济纳木扎勒，并自任首领。但因其出身微贱，不孚众望，遭到一些准噶尔贵族的反对。小策凌敦多布之子达什达瓦、辉特部台吉阿睦尔撒纳、和硕特部台吉班珠尔等又密谋拥立噶尔丹策零三子策妄达什。但这个计划被喇嘛达尔扎发觉，喇嘛达尔扎先发制人杀死了策妄达什和达什达瓦，阿睦尔撒纳得以幸免，逃奔到大策凌敦多布之孙达瓦齐处。双方建立起反喇嘛达尔扎的联盟，两人在哈萨克中玉兹经过一番密谋后，于乾隆十七年（1752）底，“阿睦尔撒纳遁回旧游牧地，潜简精锐千有五百，由塔勒奇山路，裹粮昼伏夜行，突入伊犁，诱其腹心为内应，遂袭杀喇嘛达尔扎。以己和硕特种，国人未附，乃推立达瓦奇为汗”。然而，“达瓦奇贵而无能”①。而达瓦齐与阿睦尔撒纳的联合本来就是相互利用，他们共同的敌人被打倒以后，内部的矛盾便显现出来，而且愈演愈烈。乾隆十九年（1754），阿睦尔撒纳集所部进攻达瓦齐，结果阿睦尔撒纳被打败，被迫投奔清朝政府。阿睦尔撒纳投奔清朝政府，其根本目的是想利用清朝中央政府的兵力，消灭其政敌达瓦齐。因而在承德避暑山庄觐见乾隆皇帝，并被封为亲王后，他力陈“伊犁可取状②，”请求清朝政府出兵，攻打达瓦齐。
  乾隆皇帝自继位以来就对准噶尔部的叛乱十分关心。自17世纪以来，准噶尔部崛起于伊犁，割据称雄于西北地区，与清朝政府长期抗命、对峙，并且屡次兴兵进犯喀尔喀、青海、西藏，干戈扰攘数十年，成为国家实现统一、安定的主要障碍。平定准噶尔割据势力是头等大事，是康熙、雍正两朝“筹办未竟之事”，“准噶尔一旦不定，其部曲一日不安③。但是在策妄阿拉布坦和噶尔丹策零的统治下，”准噶尔政局相对稳定，兵力强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贸然出兵征讨，长途跋涉，道路艰难，粮运不济，难有取胜的把握。所以，乾隆朝前期，就采取与准噶尔划定牧区界线，两不相扰的策略，以求得暂时和平。到噶尔丹策零死后，准噶尔内部纷争，相互攻伐不断，致使局势大乱。尤其是达瓦齐夺得汗位后，内部矛盾更加激烈。达瓦齐庸碌无能，并且贪婪残暴，为了掠夺财富和牧场，多次兴兵攻打各部，烧杀抢掠，使准噶尔部民众陷入灾难之中。由于连年的内讧，广大牧民受苦极深，不少贵族牧主也受到达瓦齐的掠夺，弄得众叛亲离，一些在内讧中失败或不愿参加内讧的台吉、宰桑不能立足于原游牧地区，纷纷率部属投奔清朝政府。从乾隆十五年（1750）到二十二年（1757），各部台吉、宰桑投奔清朝政府者达20余起，其中，以准噶尔部萨喇尔、杜尔伯特部三车凌和辉特部台吉阿睦尔撒纳这三起人数最多，影响最大。
  萨喇尔是小策凌敦多布之子达什达瓦部下宰桑，达什达瓦是策妄多尔济纳木扎勒的支持者，喇嘛达尔扎夺得汗位后，把策妄多尔济纳木扎勒和达什达瓦拘禁于南疆的阿克苏，并把达什达瓦的部众分赏给有功将士。萨喇尔不服，于乾隆十五年（1750）率部众千余户投奔清朝政府，清朝政府把他们安置于内蒙古的察哈尔，编设佐领，授萨喇尔为散秩大臣，仍统领部属。
  杜尔伯特部三车凌即指车凌、车凌乌巴什、车凌蒙克三个台吉。该部与准噶尔部同宗，长期游牧于阿尔泰山、额尔齐斯河一带。大策凌敦多布之孙达瓦齐任准噶尔部首领后，小策凌敦多布之孙讷默库济尔噶勒与之争夺汗位，“两酋争立，各征兵于诸部，诸部落莫知适从，国中大乱”①。杜尔伯特部不愿参加内讧，遭到达瓦齐军队的攻打，部众、牲畜失去许多。三车凌经过协商，决定投奔清朝政府。乾隆十八年（1753）三车凌率部众3千余户来到漠北乌里雅苏台，清朝政府将其安置于当地之扎克特达里克游牧，并编设盟旗，以车凌为盟长。不久，诏封三车凌以亲王、郡王、贝勒之爵位。
  阿睦尔撒纳为策妄阿拉布坦的外孙，其母博托洛克原为和硕特部拉藏汗之子丹衷之妻，丹衷被策妄阿拉布坦处死后，博托洛克又改嫁辉特部台吉韦征和硕齐，生阿睦尔撒纳，因而人们传说阿睦尔撒纳是丹衷的后裔。阿睦尔撒纳久存大志，但因不是准噶尔部直系，无法取得准噶尔部台吉之位，故在准噶尔部上层内讧中借拥立达瓦齐来扩大自己的势力和影响，伺机从中取事。达瓦齐即位后，自然不能容忍阿睦尔撒纳势力的膨胀。阿睦尔撒纳战败后图谋借清朝政府的力量对付达瓦齐，遂与班珠尔等人率部众2万余口，兵士5000余名东投清朝政府，被安置在扎布河一带驻牧，诏封阿睦尔撒纳为双亲王，班珠尔等为郡王、公等爵位。②准噶尔部上层贵族连年内讧，其部众相继内附清朝政府，严重地削弱了准噶尔部自身的势力，加之达瓦齐昏庸无能，日日饮酒作乐，部众离心，致使强大的准噶尔部落迅速衰落，为清朝政府进军伊犁，统一西域提供了良机。当阿睦尔撒纳向清朝政府呈报了准噶尔部的内部情况后，乾隆皇帝决定趁势出兵，统一西域。以了结自康熙以来“数十年未了之局”③。乾隆二十年（1755）春，清朝政府集中5万大军，配备军马15万匹，兵分两路出兵伊犁，北路以班第为定北将军，阿睦尔撒纳为副将军充先锋，自乌里雅苏台西进；西路以永常为定西将军，萨喇尔为副将军充先锋，自巴里坤西进，计划会师于博罗塔拉。清军西进途中，准噶尔部众望风迎降，进军不过两个多月，就兵不血刃进入伊犁境内，“沿途厄鲁特回子等，牵羊携酒，迎叩马前”①。面对清军强大的攻势，达瓦齐率部退据格登山（今伊犁昭苏县境内中哈边界）负隅顽抗，归顺的准噶尔宰桑阿玉锡等率壮士20余名乘夜劫营，降其众7000余名。达瓦齐逃奔天山南路后，被乌什阿奇木伯克霍集斯擒获送交清军，从此准噶尔部割据政权结束。达瓦齐被俘后，乾隆皇帝赦免其罪，封为亲王，住在北京，受到清朝政府的优待。
  早在出兵之前，乾隆皇帝对如何处置西域地区就已作出决定，“俟平定准噶尔后，分封四卫拉特”，采取“众建而分其势，俾之各自为守”的方针，以防止在西域再度出现与清朝政府相抗衡的割据势力。但阿睦尔撒纳却把这次出兵作为自己“四部总台吉专制西域”的机会。清朝平叛大军进入伊犁后，他以准噶尔部台吉自居，不穿清朝官服，不使用清朝官印，而“自用珲台吉菊形篆印”，行文各部，以“总汗自处”，并授意部属，代其请命，统辖四部。②并派其部属四处活动，招兵买马，竭力扩展割据势力，积极准备叛乱。乾隆皇帝察觉到阿睦尔撒纳的企图后，命令他到承德避暑山庄朝觐，以便处置。阿睦尔撒纳看出清朝政府的用意，在赴承德的路上故意拖延时间，到乌伦古河后乘机逃逸而去，悄悄返回伊犁。此时，清军已回师，伊犁仅有将军班第、参赞鄂容安率兵500名办理善后事宜。在阿睦尔撒纳煽动下，各部上层“喇嘛、宰桑劫掠军台，蜂起应之”。班第、鄂容安被围寡不敌众，兵败自杀，刚刚平定的伊犁再一次陷入战乱之中。③
  乾隆二十一年（1756）二月，清军再次兵分两路，攻入天山北路。三月，清军进入伊犁，阿睦尔撒纳逃奔哈萨克中帐，清军追捕未获，于入冬前收兵。这次进军，清政府总结前次教训，令大军步步为营，渐次进剿，同时，陆续在哈密、巴里坤、乌鲁木齐地区开设屯田，就地生产粮食。是年秋冬，阿睦尔撒纳从哈萨克潜回伊犁，再次组织部众反叛清朝。二十二年（1757）初，清军进剿，此时，准噶尔部内天花流行，死者甚多，已无力抵抗清军。清军长驱直入，锐不可当，阿睦尔撒纳仓皇失措再次逃往哈萨克中帐。七月，清军进至爱呼斯河（今阿亚古斯河），与哈萨克中帐汗阿布赉相会，阿布赉愿率部臣服，派部属头目奉表进贡，并遣人捉拿阿睦尔撒纳。消息走漏，阿睦尔撒纳率八人连夜逃往俄国谢米巴拉丁斯克要塞，俄国地方当局先将他送到亚梅舍沃要塞，接着又转送到托博尔斯克。在亚梅舍沃要塞时阿睦尔撒纳已身染天花，到托博尔斯克仅一月，他就病重死去。在清朝政府的再三交涉下，沙俄政府才把阿睦尔撒纳的尸体送到恰克图，交给清朝政府官员验视。①
  大小和卓即天山南路的伊斯兰教白山派首领博罗尼都、霍集占兄弟。他们“自祖父三世，俱被准噶尔囚禁”②，博罗尼都、霍集占随父玛罕木特在伊犁河谷督率维吾尔人为准噶尔贵族垦田纳赋。清军首次进入伊犁后，经阿睦尔撒纳建议，博罗尼都被派往天山南路招抚各城维吾尔人，霍集占仍被留在伊犁管理“塔兰奇”部众。博罗尼都带着给他配备的一支军队，利用白山派在天山南路的影响，很快就完成了招抚任务。阿睦尔撒纳发动叛乱时，霍集占曾率兵助逆，参加了叛乱。清军进剿，阿睦尔撒纳败亡，霍集占见大势已去，遂逃回叶尔羌。博罗尼都本欲服从清政府，霍集占不从，认为“若听朝廷处分，必招兄弟一人留质京师”③，坚持要叛清割据。清政府闻讯后令副都统阿敏道赴天山南路宣抚，阿敏道行至库车后即为和卓兄弟拘禁，脱逃时遇害，随行的兵丁百余人均遇难。霍集占“集其伯克、阿浑等自立为巴图尔汗”④，公然打出叛乱割据的旗号。
  大小和卓的割据政权是一个政教合一的专制政权，它本身是在黑山派教徒的血泊中建立的。在其统治期间，除了继续迫害黑山派教徒之外，还加强了对维吾尔等民族的剥削掠夺。特别是霍集占“虐用其民，厚敛淫刑，惟以伊犁同归之回及新投之厄鲁特为亲兵”⑤。“大众既集，遂肆其残暴，抉人目，月人足，剖人腹，夺人妻女，屠戮城村，以致回人失望，渐致乖离”⑥。
  乾隆二十三年（1758）初，清朝政府命雅尔哈善为靖逆将军，额敏和卓等参赞军务，率大军讨伐大小和卓叛乱活动。清军首先进击库车，霍集占率军来援，被清军击退。雅尔哈善出征数月，虽然攻克库车，但未能及时捕捉战机，致使霍集占逃逸，乾隆皇帝将其革职，另委派兆惠率军进剿。
  霍集占逃出库车后，打算退据阿克苏、乌什，两城维吾尔人头目闭城相拒，并派人迎接清军。清军兵不血刃，进入两城。霍集占遂退保叶尔羌，博罗尼都则据守喀什噶尔，二人相为犄角，抗击清军。是年十月，兆惠率军4000进击叶尔羌，霍集占纠众万余，围攻清军。兆惠以兵少不能攻城，于城东黑水河畔有水草处结营固守。二十四年（1759）初，将军富德率援军至黑水河，清军里外夹击，大败霍集占，并乘胜分兵，兆惠往取喀什噶尔，富德进攻叶尔羌。大小和卓见大势已去，在清军到来之前大肆掠夺城中的财物后率部逃往帕米尔。清军紧追不舍，途中在和什库珠克帕米尔和阿尔楚尔帕米尔两次击败大小和卓叛军，缴获无数。清军追至伊西洱库尔淖尔，和卓兄弟聚众死战，再次被清军击败，“凡降回众万有二千，牲畜万计。两和卓木携其妻孥旧仆三四百人走巴达克山”①，清军遣使者至巴达克山，要求交出和卓兄弟。巴达克山首领素勒坦沙将二人擒杀，并交出霍集占首级，天山南路遂正式统一。为纪念此次战役，清朝政府下令在伊西洱库尔淖尔刻石勒铭，此碑即著名的《平定回部勒铭伊西洱库尔淖尔碑》，也即清朝政府在帕米尔的界碑，当地居民则据此碑称该地为“苏满塔什”，意即“写着字的石头”。
  清军进兵南疆之后，遵照乾隆皇帝的谕示，每攻克一城，即留兵驻守，并相机择其头目，管理地方事务。平定南疆后，定边将军兆惠根据当地的情况，认为“安抚新降，仍驻兵弹压”②，呈请于叶尔羌、喀什噶尔、英吉沙尔、阿克苏、乌什等地方设官统兵驻守。乾隆皇帝虽然采纳了兆惠分兵把守各城的建议，但考虑到驻军的粮饷问题，以及驻军与当地居民的关系，怕在南疆驻军与“回众不相洽，易起猜疑”，故“不宜久驻官兵”③。后来在安排南疆部分伯克入觐事宜时，因部分伯克怕留在内摇惑人心④，地难返故土，故“”并且抢掠台站，杀伤兵丁，发动叛乱，尽管这次叛乱很快就被镇压下去了，但它使乾隆皇帝认识到，“回部甫经平定，人心易摇”⑤，必须驻兵弹压。次年，参赞大臣舒赫德将马步军4000多人，分驻叶尔羌、喀什噶尔、英吉沙尔、阿克苏、和阗、乌什、库车、赛里木、拜城等地，“各守仓库城郭，以备出卡差委”⑥。各城均设办事大臣，管理地方军政事务。⑦
  清军平定南疆后，乾隆皇帝本着治理南疆“循其旧制”的原则，沿用了南疆地区存在已久的伯克制，从随军效力的伯克中，择其有功且可以信赖的人为阿奇木伯克，管理地方事务。各城伯克均不准世袭，考迁及入觐均由各城办事大臣掌管。因此，南疆各城驻扎大臣，不仅肩负镇抚地方的重任，而且还担负着建设地方政权的艰巨任务。清朝政府根据南疆社会形势的发展变化，其治理南疆政策由择“回人头目”实行间接统治到驻兵镇守实行直接统治的转变，以及由此产生的军民兼治的需要，就成为清朝政府在新疆实行军府制的又一重要因素。
  乾隆皇帝在平定准噶尔之前，根据具体情况，决定在平定准噶尔后，对其实行“众建以分其势”的统治政策。清军擒获达瓦齐，初平准噶尔后，乾隆皇帝仅留定北将军班第率兵500人，驻扎伊犁办事，准备“俟一二年内将伊等撤回后，每年自京遣派大臣一员，前往巡查该处情形”⑧。但是，阿睦尔撒纳反叛所引发的准噶尔诸部的反复降叛，迫使乾隆皇帝不得不再平准噶尔后，在此驻兵镇守。乾隆二十一年（1756），清军再次平定准噶尔后，乾隆皇帝即以定边右副将军兆惠为“驻扎伊犁等处办事大臣”①。统兵2000名，镇守其地。新疆天山以北地区的驻防体制得以确立。
  对于南疆，乾隆皇帝本着“因俗施治”，“齐其政不易其宜”的原则，原本打算以归顺清朝的白山派首领大小和卓招抚其地，实行委任代理统治。大小和卓反叛及南疆内外形势的变化，使乾隆皇帝改变了原定的“委任代理统治”计划，决定在保留原有伯克体制的基础上，派兵驻防，对南疆进行直接统治。乾隆二十三年（1758），清军相继入占库车、阿克苏、乌什，并分派大员驻防办事。次年，南疆平定，清朝政府在喀什噶尔、叶尔羌、和阗、英吉沙尔、喀喇沙尔（今焉耆）诸城均设办事、领队大臣，统兵驻防。各城伯克也相继委任。新疆南部军政体制也基本确立。
  清朝政府平定新疆地区后，驻防制、屯防制、换防制、伯克制、札萨克制、州县制同时并存。伯克、札萨克官员均需受驻在地办事或领队大臣的奏委或监督，驻防满兵均受各办事、领队大臣的统帅，屯防、换防绿营则受巴里坤提督节制，州县官员则由陕甘总督委任。各办事、领队大臣品秩相当，职司相同，管理极为不便。因此，采用何种统治方式治理新疆，就成为摆在清朝政府面前的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
  乾隆二十五年（1760），陕甘总督等奉旨议奏：“请于伊犁、阿克苏、叶尔羌各设总兵一员，兵备道一员。其同知、通判、都司、游击及佐杂、千把等员弁，均按南北两路情形添设。”但是，清朝政府考虑到，“伊犁、回部各处俱有办事大臣，已足控制远近，若添设俸工，俱从内地经理，更滋烦费，且回众不相融洽，易起猜疑，殊未妥协。总之，新疆非巴里坤、哈密可比，当因地制宜，在回城固不宜久驻官兵，既伊犁一带，亦仍当以满洲将军大员驻守②。明确否定了在新疆全境实行州县统治的可能，决定以满洲将军大员统辖其地。同年，清朝政府以参赞大臣阿桂为办事大臣总理伊犁事务。次年，清朝政府令明瑞赴伊犁代替阿桂办事。在此基础上，清朝政府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正式任命明瑞为“总统伊犁等处将军”（简称伊犁将军）①，清代以伊犁为中心的统辖全疆的伊犁军府制正式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