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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唐朝治理西域的两大军政中枢之一的北庭，其广阔外延可指整个天山北麓和包括伊、西二州在内的东部天山，而其基本地域则乃庭州四县，大体上同今日的昌吉回族自治州加乌鲁木齐市所属范围相当。与庭州、金满县、瀚海军同治的北庭五城究属怎样结构？其下领金满、蒲类、轮台三县的故址今在哪里？这就是本章探讨的主要问题。
  第一节北庭五城与别失八里
  北庭古城，规模宏伟，一般认为，这座古城的历史可以划分为可汗浮图城、庭州、北庭和别失八里四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依此，可汗浮图城名最早出现，次为庭州、次为北庭、别失八里之名出现最迟。我也曾长期沿袭这一传统说法。近年来，通过仔细对勘汉文、突厥儒尼文资料，对北庭古城有关记录的重新整理和实地踏勘，越来越对这一传统说法表示怀疑。其中可汗浮图之名出现最早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别失八里之名与庭州、北庭之名的关系有必要重加审视。对此，可以列举出以下证据。
  第一，《旧唐书》卷40，地理志记：“金满..后汉车师后王庭。故（胡）庭有五城，俗号‘五城之地’。贞观十四年平高昌后，置庭州以前，故及突厥常居之。”唐金满城亦即庭州故城或北庭古城，而古汉语简赅，意指唐金满城位于后汉车师后王庭故境，而不是确指即后汉车师后王庭故址。其下 “故（胡）庭有五城，俗号五城之地 ”同前句的车师后部没有任何关系，所指之胡应是粟特人，末句 “置庭州以前，故及突厥常居之 ”中之“故”应为“胡”字传抄之误，也是指粟特人。则这段文字明显透露出早在庭州、北庭建置之前，护堡子乡就已存在了五座粟特人兴建的城堡了。或许可汗浮图城仅是此粟特五城之一，而别失八里之名并非胡语而是粟特语，则又说明，这是突厥人对可汗浮图等粟特五城的特殊称谓。以此判断，自从隋朝至唐初可汗浮图城成为突厥、铁勒王庭之后，此城就存在两种不同的名称，粟特人继续称可汗浮图，而突厥人已改称为别失八里，意即五城之地。这两个名称都早于庭州或北庭。
  第二，“胡（原文误作“故”）庭有五城，俗号五城之地”说明北庭古城初由粟特五城构成。粟特人在丝绸之路的重要地段同时兴建多座城堡，后来演变为统一大城的例证并非鲜见。河西首府凉州（武威）也是粟特人聚居之所，《资治通鉴》，卷219记至德二载凉州发生了大规模粟特叛乱，“河西兵马使盖庭伦与武威九姓商胡安门物等杀（河西）节度使周泌，聚众六万。武威大城之中，小城有七，胡据其五，二城坚守”。说明凉州城实由七座小城组成，亦可谓之七城之地了。可见直至唐朝创置庭州、扩建为统一的北庭古城之前，即“贞观十四年平高昌后，置庭州以前，故及突厥常居之 ”。可汗浮图城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城堡，而是合聚一地的五座分散小城。故突厥人另外创立了别失八里的名称。
  第三，唐人李吉甫所著《元和郡县志》卷40记：“庭州，因王庭以为名也。”北庭都护府、北庭大都护府、北庭节度府、北庭道的命名也显然同“因王庭以为名”有关。这里所指的王庭绝不是邈远的汉代车师后王庭，而应指自隋朝以来，一直在可汗浮图城建牙的突厥王庭。说明无论是庭州或是北庭等汉语名称都不仅晚于粟特人的传统城名可汗浮图，而且晚于早与粟特人共居此城的突厥人，当然也就晚于突厥语名称别失八里。进入唐朝时期，虽然汉文名称庭州、北庭已非常显赫，但与唐为敌的后东突厥汗国仍然不承认这个名称，继续称之为别失八里。
  第四，突厥儒尼碑铭中明确记载，突厥人对北庭古城另称别失八里。例如《毗伽可汗碑》28行记：“年三十，我出征别失巴里（bisbaliq），经六战，歼其全军，因（当地）部族求救（呼叫..）别失八里得免。”《阙啜碑》第11行亦记：“在别失八里（basbaliq）的四次战役中，阙利啜冲乱了（敌人）。，”可见，北庭的命名乃因西突厥以可汗浮图城为王庭而得的汉名，与此同时的突厥人另有自己的名称：别失八里（Bishbalik）。突厥语中“别失”（Bjsh）是“五”“八里”（balik）是“城”，别失八里之名意为“五城”或五城之地。因此，尽管北庭、别，失八里二名在历史上同样辉煌，尽管在汉文史料中北庭在先、别失八里在后，以同时期汉文、突厥儒尼文相互勘较的结果却是这两个名称实际上并无先后之分，而是同时存在的两个不同名称。汉人称北庭，而突厥人则另称为别失八里。
  第五，波斯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中也留有如下记载：“其地筑五城，而名之曰别失八里。别失八里者，犹言五城也。”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北庭古城是由五座粟特城堡演变而成，起初名为可汗浮图，后来又增建四城，合为五城，“贞观十四年平高昌后，置庭州以前，胡（粟特）及突厥常居之”所，隋朝至唐初，曾为突厥、铁勒、西突厥、东突厥诸汗的王庭所在地。突厥人另称之为别失八里，与粟特人的传统城名可汗浮图并存。唐朝接管此城之后，因突厥王庭之名，先后在此创立了庭州和北庭都护府、大都护
  府、节度府、北庭道等军政建置，可见庭州、北庭诸汉名实际上出现最晚，不仅晚于粟特人的名称可汗浮图，而且晚于突厥名称别失八里。因此，直到唐朝盛世，仍然存在着北庭与别失八里两个名称的共存现象，唐人及附唐诸城邦、部落称北庭，而与唐为敌的后东突厥汗国继续沿用突厥语的名称别失八里。直至宋元时代的北庭一高昌回鹘的畏兀儿亦都护政权，仍然沿袭着这双重城名的历史传统。可见别失八里的城名绝不是回鹘西迁之后的产物，而是阅时悠久的历史存在。①反映了以可汗浮图城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北庭大城乃是入唐后多次增修、扩建的结果。
  北庭古城的全面考察始于20世纪初年，1908年10月由橘瑞超等人主持的大谷光瑞考察队在调查北庭时绘制了第一个示意图②；1914年10月斯坦因去北庭调查盗掘，又正式绘制了平面图③；1928年由斯文·赫定和徐旭生为团长的中国、瑞典西北考察团赴北庭，参加考察的袁复礼也绘制了古城图，未见公开发表，图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资料室④；1954年新疆文物调查工作组赴吉木萨尔考察了这座古城⑤《新疆日报》1957年1月1日公布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级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新疆队于1980年10月，对古城进行了实测并作了初步踏查。 1958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筹备处负责人李遇春到此考察。⑥1983年4～5月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炳华等人赴东疆考察，对北庭古城进行了调查。笔者于1977年、1987年、2004年三次考察了此城。1979年我发表了第一篇有关北庭的学术论文⑦根据以上有关北庭古城的调查报告，以及 1977年我的初勘记录及照片。直至20，世纪70年代中叶，北庭外城、内城、子城、北庭南城墙（图
  49、64、65、67）、北庭外城北门（图66）、北庭内城北墙、北庭古城版筑层（图69）仍然都清晰可辨。当时我的判断，北庭是三重城，因英人斯坦因、日人橘瑞超及国内学术界重量级人物都说北庭是二重城，本书写作时已改宗主流说。但发现力主二重城说的斯坦因和孟凡人，实际上都承认除了外城、内城之外，还有一个内城的小城，实际上仍然是三重城说，而北庭古城的形制中的内城中小城，内城与外城的建筑风格迥异，明显属于两种建筑方法，两种文化的产物。其中小城、内城（亦即理解为中城）是同一系文化，而外城及其附属建筑外城子城（羊马城），北庭西延城则是另一系文化，即典型的汉文化或唐文化。以上两种文化的共同点在于都是夯筑，但内城、中城的夯层都很厚，夯层平整，没有夯窝，而唐人筑城，却是夯层不厚，充满夯窝，且有夹木现象，以增加其坚牢度。作为统一诸小城为一体的
  图64北庭内城外城就是用这种方式建筑的。足以说明北庭古城的前身是可汗浮图城，只是意味着这座规模宏大的古城是在可汗浮图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却不可互相等同。可汗浮图城最初只不过是北庭古城中的小城，内城的兴建应在小城之后，而现存的北庭古城却是唐朝时期重加扩建的结果。参阅前人所测北庭草图，结合我多次对北庭古城的实地踏勘，可对此城的历史演变作出如下推测。
  内城中的小城（亦可谓为内城），即柔然汗国时代的可汗浮图城，内城（亦可谓为中城）则是可汗浮图城发展为粟特五城之后的产物。它们对于庭州的初置与北庭发展为天山北麓的军政中枢仍然是属于建城的史前期。位于内城东部偏北，即在内城北城墙东部，向南约80米处，小城的有关数据是东西长约 230米，南北宽约 190米。城墙夯筑，无夯窝，夯面平整，厚而不坚，现仅北城墙残存长约 200米左右，墙基残宽约 3米，墙残高约1米。南墙仅西部残存长约30米，墙基残宽约5米，残高约1米。南、北墙均未见马面，东、西墙已残毁无存。在小城外有护城河残迹，残宽约 18米，深约 2～3米。外有护城河，在西墙外护城河残迹的南段形成几个大深坑，类似小湖泊。
  内城，修建时间应晚于小城，建筑方式相同。都不会夯窝夹木式建城。周长
  约3003米，位于外城内中部略偏北。城墙均系夯筑，夯层建于原生土上。夯层大多厚为1015厘米，个别的厚达20厘米左右。平夯，无夯窝，内夹杂有不少小颗粒，不如外城墙那样坚硬结实。内城东城墙与外城东城墙合一，东墙基本呈一直线，即外城东墙的上段，全长560米。绝大部分已残毁。西墙直线长 1015米。墙基残宽约 5～7米，大多只存低矮的墙垣。北端距外城西城墙约城西城门相对。南墙自东南角楼向西 60米又向南拐出 60米，然后直往西，全长 610米。中段保存稍好，其余仅存低矮的残垣。西端距外城南城墙约 355米，东端距外城南城墙约 570米，未见城门遗迹。北城墙自西向东略内收，长860米，保存较好，墙基残宽约 5～7米，墙残高约2.5米。自西北角楼往东300米，往南拐进 168米，然后东行70米，有城门残迹，残宽约6米；继续一直向东，与东墙相接。除南拐的一段城墙残毁外，余皆保存较好。内城除东墙外，其余三面墙外均有马面，除东北角外其余三隅都有角楼台基，有城门残迹。其东城墙外临河，其余三墙外均有宽约10～30米，深约1～3米的残干沟。干沟互通，并与东坝河相连，应为护城河遗迹。
  内城中部有一条横贯东西的大沟槽，西通内城西门，东通内城东墙下。宽约15～30米，深约1米。在外城南部，正对着外城南门有一条南北向的大沟槽，向北直到
  内城南墙下。宽约12～25米，深约1米。它们可能是内外城中的主要通路。在内城东半部，有一条纵贯南北的沟槽。北和北墙外的护城壕相接，南和南墙外的护城壕相连。宽约10～20米，深2～3米；在9号基址之北，有一条东西向的沟槽，东和上述沟槽之北端相连，其西又向南折并和几个大深坑相接。沟宽约18米，深约2～3米。另外，敌台2座，位于东、西墙中部，东西遥相对峙，可瞭望全城。西敌台北距西北角楼405米，东西残长24米，南北残宽19.5米，残高5.6米。东敌台南距东南角楼410米，东西残长25米，南北宽25米，高约8米。顶部由土坯砌垒，角楼现存3座。东南角楼北距东敌台110米，东西残长11米，南北宽约8米，残高3米，西南角楼南北残长10米、东西宽8米，残高3米。西北角楼保存较好，南北残长14米，东西残宽1.1米，残高4.3米。东北角楼已残毁无存。马面仅存14个，其中东墙无存，北、西墙各4个，南墙6个。城门北门和西门保存较好，东、南两门已残毁无存。北门位于北墙中部，西距城墙拐角处约45米。城门已成一缺口，门洞宽5.5～6米，系一个门道。门洞两侧有城墩台基，夯层坚硬结实，西墩台基残高约7米，顶宽5.6米；东墩台残高约7米，顶宽4.86米。在门洞的两壁上有东西对称的凹竖槽，西侧7个，在两壁竖槽中都有圆形木孔，属过梁式的木构门洞。这种竖槽结构和唐两京城城门洞的排叉柱槽相同。这座古城延续时间很长，除了出现在夯筑基础上以土坯修补的痕迹之外，还有纯土坯式建筑，这些显然都是北庭回鹘时代的产物（图70）。2004年冬，我冒雪与吉木萨尔县文管所郭夏、李功仁结束了对这座古城的重新勘察。
  可汗浮图归唐至庭州创立，金山、北庭等都护府相继建立，后又演变为北庭大都护府、北庭节度府，北庭道的军政中枢，开始重另规划，将原先散建而互不相属的五城合并为一。其始建者似为曾为朝廷重臣，后被贬流庭州的刺史来济。此人显庆五年至龙朔二年（660～662年）任庭州刺史，《元和郡县志》卷40庭州条记载：“明（显）庆中重修置，以来济为刺史，理完葺焉。”当时，庭州的汉民还不算多，粟特人仍然是城中居民的主体，这次修缮，似乎还仅限于内城。
  北庭古城的真正大规模扩建，似发生于北庭都护府和北庭大都护府初建之时，亦即解琬主北庭与杨何主北庭的时期。史载：“瀚海军，本烛龙军，长安二年置，三年更名。”①时当解琬在任时期（长安二年十二月至神龙元年末，703～705
  图70北庭古城土坯墩年）。瀚海军地在北庭外城，说明至北庭都护府创建之后，唐朝才开始全面扩建外城，接着中宗复辟，废周兴唐，策划北伐默啜可汗，为此，张仁亶在朔方兴建了三受降城，杨何在北庭大约也有相应的行动，蒙元尚存的杨公德政碑，应当也同北庭城的扩建有关。至开元二十一至二十四年间，唐与突骑施战争爆发，北庭多次遭受攻击、围困，仍岿然不动，说明这时的北庭五城已被扩建为统一的大城。至战争结束后，盖嘉运又重加修缮，形成了北庭古城的现有规模。直至西迁回鹘据以为都，仍继续沿用，自此没有大的变化。以上判断，与大谷探险队所留古城草图，以及我们的实地踏勘结论完全相符。
  庭州建置之前的粟特五城，今存者已仅余小城和内城（中城），其余三城大约都在唐朝扩建北庭城时夷平，痕迹无存。现存北庭古城，仍为五城。增筑的城池不仅外城，还有外城外的子城与西延城。其中外城是扩建的主体。原有的内城、小城都纳入其中，变为统一的整体。古城的基本形制是不规则的长方形。南北约长1500米，东西约宽1000米，周长约4596米。土夯版筑于原生土上，城墙厚达7～10米。夯层则较薄，密布夯窝，内有夹木，属典型的唐人建筑风格。每面城墙都有城门、马面，城墙四隅有角楼台基。其中东城墙沿河修筑，弯曲不直，破坏极为严重。东城墙直线距离长约1625米，实际长度1686米。城门大致与西城门相对，已残毁。沿河而筑，形制弯曲，分北、中、南三段，仅中段较直，实即内城东墙，长约560米，北段500米，至内城北墙的东端而止，南段沿河为墙。西城墙保存较好，全长1575米，墙基残宽5～8米，墙残高4～6米。西墙自西南角楼往北685米处往东拐进115米，然后端直向北，在第三、四马面之间和第九、十马面之间，各有一条东西向的大车道西通胜利大队部；在第十二、十三马面之间有一条南北向的公路穿过。南城墙略向东南斜，成一直线，全长850米，墙基残宽5～8米，墙残高5～7米，城墙断断续续保存不好。东半部已无存，西半部虽有断缺，仍有城垣，自南城墙西端向东行360米处有城门残迹（已毁）。北城墙呈一直线，全长485米，墙基残宽7～8米，墙残高约5～6米。东西两端皆有残缺，中段保存较好。自北城墙西端东行180米为瓮城门，瓮城门卫口宽约7.4米，里口西侧为瓮城西墙，长5米，残宽6米，残高约6.5米。瓮城北墙长约30米，残宽约4～6米，残高约6.5米。瓮城北和西墙衔接处略呈弧形，瓮城门外口开在东侧，宽约6米。外城四面城墙各有城门1座。我们调查时仅有北门保存较好，西、南两门已遭破坏，但痕迹尚存，东门已无存，马面凸出于城墙外部，除个别马面外，都是夯土筑成。夯层土质和结构与相邻的城墙相同，坚硬结实。其间距多数在 60米左右。现北墙、东墙尚各存 7个、南墙 6个、西墙 14个，共34个。如按各墙马面间距的平均值推算，原有马面应大大超过此数。敌台现存 1座，凸出于城墙外部，形制和马面相近而更大。位于西墙中部稍偏南处，即西墙第二、三号马面之间，南距西南角楼约430米。平面呈南北长方形，东西宽16米，南北长22米，残高6米。夯筑，坚硬结实。顶部尚有房址残迹，南北两排，每排三间，中间用土坯墙隔断。墙宽0.9米，用土坯顺丁砌
  成。房址已破坏。角楼4座，西南角楼残高2～3米。西北角楼台基残高约11.5米。分上下两部分，距地面高8.6米以下夯筑，坚硬结实，皆为薄夯层，小夯窝，和外城墙的土质、夯层结构全同，东南角楼处仅存一个孤立的小夯土台，现已压在民房院墙之中。东墙北半部及羊马城北濒临东坝河，形胜天然，其余各面城墙，都挖土成壕，与东坝河相通形成为护城河。护城壕宽30～40米，最宽处达60米左右，深23米。自北城墙西端东行180米为瓮城门。瓮城门卫口宽约7.4米，里口西侧为瓮城西墙，长5米，残宽6米，残高约6.5米。瓮城北墙长30米，残宽约4～6米，残高约6.5米。瓮城北和西墙衔接处略呈弧形，瓮城门外口开在东侧，宽约6米。源出天山的长山沟，在古城南约3公里处分为东西两支，当地称为东西河坝。两水至古城后绕城东西两侧环流，至城北约5公里处合聚为一苇湖，墙垣中断，倚湖为险，至今仍芦苇丛生，应即宋使王延德与回鹘王泛舟之处。规模之大，不但冠绝天山北麓，而且在全疆也属罕见，仅吐鲁番的高昌古城与之相埒，而保护状况，已不如此城。交河古城的遗存虽然比这座城堡要好一些，其规模却有所逊色。清代出土的金满县碑证实这里就是与唐金满县同治的庭州故城，亦即北庭大都护府驻地。
  子城，又作羊马城，“羊马城..亦开一门，与瓮城门相背，若瓮城门在左，即羊马城门在右也。”①在外城之北。北墙第4～7号马面北侧。平面近似长方形，西、北墙均呈一直线，东墙略呈西北东南走向。西墙长约100米，基宽3米，残高2米。距外城北城墙西端140米，南端和外城北墙第四马面相对。其间有缺口，北庭外城北瓮城门向右开，羊马城门应向左开。可能系城门所在。北墙保存较好，基本与外城北城墙平行，长170米，基宽 3米，残高 2米左右。东墙长 117米，基宽 2～3米，残高不及 1米。似为瀚海军护卫战马所筑。
  西延城指外城西城门向外（西）突出部分，自西城门到中城西城墙之间，南北长约690米，东西宽约310米。②外突部分地势平坦，并无河水等自然障碍，应属故意设计。在日本大谷探险队测绘的草图中，外突部分与中城相接处的隔断墙仍隐约可见，今已痕迹无存。自此可通西距北庭古城20余公里的双岔河古城，即唐沙钵城守捉，与史书所载“自庭州西延城西六十里，有沙钵城守捉”③地望相符，属于北庭古城建筑群的独立单元之一。“西延城”的名称本身就寓有北庭大城的西部延伸部分之意。④参稽王方翼扩建碎叶城，有的城垣故意隐没，有的则故意突出，具“屈曲作隐伏出没之状 ”⑤，似有异曲同工之妙。
  从构筑方法上看，外城、子城与“西延城”属于一个系统，内城、小城及城内建筑基址属于一个系统。外城墙的修补或增筑部分，除少数与外城墙属于一个系统外，余者均与内城墙或城内建筑基址相同。其中内城、中城与外城的建筑风格迥异，明显属于两种建筑方法，两种文化的产物。其中内城、中城是同一系文化，而外城及其附属建筑外城子城，北庭西延城则是另一系文化，即典型的汉文化或唐文化。以上两种文化的共同点在于都是夯筑，但小城、内城的夯层都很厚，夯层平整，没有夯窝；而唐人筑城，却是夯层不厚，充满夯窝，且有夹木现象，以增加其坚牢度。作为统一诸小城为一体的外城就是用这种方式建筑的。足以说明北庭古城的前身是可汗浮图城，只是意味着这座规模宏大的古城是在可汗浮图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却不可互相等同。可汗浮图城最初只不过是北庭古城中的内城，中城的兴建应在内城之后，而现存的北庭古城却是唐朝时期重加扩建的结果。
  北庭城内建筑遗存：现仅残存 12处基址。其中外城 7处，编号为 1～7号，内城 5处，编号为 8～12号。其中有残墙基3处（7、9、11号），残长 30～200米不等，基宽2～3米，残高约1米。都为夯筑，夯层厚12～14厘米。平夯，无夯窝。夯层土质及结构和内城墙相同。可能是大型建筑遗址的院墙。残台基9处，用夯土筑成的4处（3、4、10、1.2号），用土坯砌筑的2处（1、5号），用土坯及土筑成的3处（2、6、8号）。这些现存台基平面的形状、大小不一，小的9～11米，大的达40～50米，残高为1.5～5米。用夯土筑成的台基除6号的夯层为薄夯层，圆芳窝，夯层土质及结构同外城墙相同外，其余3处都为厚夯层，平夯，无夯窝，夯层土质及结构和内城墙相同。砌筑台基的土坯也不尽一致，1、5号用大土坯（长50厘米，宽20厘米，厚10～11厘米），2、8号用中土坯（长40～44厘米，宽21～22厘米，厚11～12厘米），6号用上述的中土坯及小土坯（长37厘米，宽20厘米，厚11厘米）。如1号基址东西残长约 35米，南北残宽约 25米，残高 1.5～2米。全部用长 50厘米、宽20厘米、厚 10～11厘米的土坯砌成。从地表看两半部似有房子，但坍毁较甚，情况不明；东半部似有两条东西向的过道，宽1.5～2米，残长13米，墙厚约 1.3米。在其周围还有夯筑院墙，夯层厚10～12厘米，平分，无夯窝。墙宽1.5～2米，残高0.3～0.7米。西墙保存较好，残长60米，北、南两墙残长分别为16、18米，东墙已残毁无存。分层土质及结构和内城墙相同。5号全用大土坯砌成，略呈多角形。径约8米，残高5米。在其周围采集到陶佛像残块和莲瓣及璎珞等多件，可能为一座佛塔。
  以上北庭五城由于未经正规发掘，同文献记载的府、州、军、县衙署，以及寺、观、坊、市还难于形成精确的比对关系。但大致仍可肯定，北庭都护府衙、庭州衙署、金满县衙（或后庭县衙）大约都在内城，其中北庭府衙、庭州衙署应在内城北部或中央，金满县衙（或后庭县衙）应在它的南部，城中曾有佛像出土，说明大宁寺和龙兴寺就建于城内，地址待考。瀚海军府应在外城北部。
  作为北庭古城的附属建筑，原来城西还有一座高大土墩，旧名西大墩，经挖掘，即今北庭西大寺。
  北庭大型墓葬群：位于北庭偏东约1.5公里处，地属护堡子村，东临小水河，地势平坦，原为耕地与生产队队部办公室，地表无任何迹象。近年社员修建房屋时揭露出部分墓葬。所见的墓葬形制有两种，一种为瓮棺葬，墓室不明，一般距地表 50～60厘米，瓮棺为素面灰陶，口径约 25厘米，腹径 50～55厘米，高55厘米，内盛人骨，有单个体者，亦有双个体者，不见随葬物。另一种为斜坡墓道土洞室，墓道宽约90厘米，长约4米，南北向，洞口距地表约2米，墓室呈纵券顶式，长2米，宽1.5米，内有尸体多具，有少数殉葬品，这种斜坡墓道的墓葬与吐鲁番地区的相似，为唐时期的墓葬。县文管所抢救性地清理过两座。有可能是北庭的阿斯塔那墓地，应划入北庭古城的保护范围之内，并有待进一步发掘证实。
  综上所述，北庭古城是由可汗浮图等粟特五城演变而成，入唐后，始进行大规模的重修和扩建，定型为今日规模。其中庭州时期主要重修了中城，基本上泯灭了原粟特五城的余痕，北庭都护府创立及其晋级为大都护府之后，又将原有诸城统一为外城，并兴建了子城和西延城；进入北庭节度府或北庭道时期，盖嘉运又进行了最后一次重修。仍然保存了五个城堡，唐之五城虽然已非粟特五城原貌，但仍与别失八里的五城之地寓意相符。因此，北庭之名遂开始与别失八里之名长期共存，这两个不同的城名，反映同这座名城辉煌历史相联系的两大西域古族，一是汉人，二是突厥人和回鹘人，他们分别以自身的语言称呼这座城堡，并相互认同。以故记载西迁回鹘先世的重要文献《高昌偰氏家传》中，仍然述及，回鹘“后徙北庭。北庭者，今之别失八里城也 ”。同时承认北庭、别失八里这两种语言的城名。
  北庭古城既未经大规模人为破坏，也未经西方探险家大规模盗掘，城内仍然保存着许多重要古代文物是不言而喻的。仅据吉木萨尔文管所历年收集的古城出土物就已非常丰富。见下表：
  以上出土文物中既有玉器印章，石制艺术品、铜雕艺术与铜制生活器皿、日用陶器，又有砖瓦等建筑器材，以及汉文、粟特文、回鹘文等各种文字铸成的古币，历史文化内涵极为丰厚。有关艺术品的品评姑且不论，仅以实用性文物而言，足以窥见盛唐时期北庭古城的物质生活面貌的一斑。其中莲花纹大砖是唐代高级府衙典型的建筑器材。已知天山北麓北庭故境出土过这类大砖的城堡除北庭古城外，仅有昌吉古城一处。人形瓦当与花形瓦当的出土也是引人注目的事件，迄今尚未发现有关出土的报道。北庭出土的铜镜及雕花铜器以及铜盆等生活器具的出土，反映了唐代铜器已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铜镜分有柄、无柄两类，是妇女必备的照容用具。唐代还没有真正的瓷器，陶器仍是人们生活不可须臾或离的器皿，现已发现存在着黑陶、青陶、灰陶、红陶等四个主要品种，精致的陶器逐渐减少，说明陶器已基本上趋于生活化。值得注意的是北庭城中还发现了陶水管一段，发现地点是通向城外苇湖的外城边沿上，与库车皮朗古城所见相似，说明城中水系有严格的管理与维护。
  唐朝继承了汉半两钱、五铢钱的历史传统，仍然使用以丝帛保值的铜币，皆为圆形方孔，寓有天圆地方的中国哲学理念。同时也蕴涵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政治观念。唐朝钱币不仅是一种交换媒介，还是中央政治主权的象征。开元通宝是唐代最通行的古币，自高祖李渊时期始铸，历代增铸不辍。①乾元重宝则是安史之乱爆发后，通货膨胀的历史产物。②这一时期流行的唐代古币本来还有大历通宝，我曾在奇台东地唐朝疙疸遗址夯筑夹缝中取得半枚残破的大历通宝，似为该地失陷的最后指标，北庭城中也应有这类古币发现，可惜吉木萨尔县境内尚无这种古币发现。
  第二节北庭东部重镇蒲类县
  北庭位于丝路北道的东段，东通长安，西通碎叶，南达西州，北通回鹘，位居天山北麓的交通枢纽，被称之为 “八到 ”之地： “东南至上都 5272里，东南至京都6130里，东南至伊州970里，南至西州500里，西南至焉耆镇1100里，西至碎叶2220里，北至坚昆衙帐4000里，东北至回鹘衙帐 3000里。”③具体而言，东通长安，西通碎叶，北通回鹘，南通西州。其中的长安路和回鹘路都以其东部重镇蒲类县为交会点。
  我国历史上的蒲类有二，一是汉之蒲类国，二是唐之蒲类县，蒲类为古西域大
  国，领疆自巴里坤直至奇台，唐庭州蒲类县显然因蒲类国而得名，地在庭州东，其具体位置安在呢？
  关于蒲类县的建置史有两个重大问题必须搞清楚。一是蒲类、蒲昌、后庭的区别，二是数废、数置的历史沿革。
  关于蒲类、蒲昌的区别。旧日史所载大都十分混乱，例如《新唐书》卷40，地理志西州交河郡条下记：
  蒲昌，中，本隶庭州，后来属，西有七屯城、弩支城，有石城镇、播仙镇。
  按蒲类、蒲昌各自为县，两不相涉。《旧唐书·地理志》载西州蒲昌县，贞观十四年于始昌故城置，县东南有蒲昌海，胡人呼为婆悉海，《通典》卷191则记蒲昌乃东镇城改置。始昌、东镇皆为侯君集平定高昌三州、五县、二十二城之一，理当位于天山南麓，可见此海乃蒲昌海的讹写。据《新唐书》卷43：“自蒲昌海南岸，经七屯城，汉楼兰国也，亦名鄯善。在蒲昌海南岸一百里，康艳典为镇使以通西域者也。”以方位度之，即今罗布泊。可知传文中隶属于庭州之蒲昌乃是蒲类之误。又道宣《释迦方志》记由伊州西行，“七百里至蒲昌海，又西百余里至西州，即高昌故地”。则蒲昌距西州甚近，断无曾隶庭州之理。清人业已考证清楚，此蒲昌即宋之宝庄，明之北昌，清之辟展，历史上皆属高昌故地，足证《新唐书》“本隶庭州 ”之说纯出无据。该县自始至终皆应为西州领县，而与庭州治下的蒲类无关。
  蒲类，因蒲类海而得名，可知当在天山北麓。《元和郡县志》载：“蒲类，贞观十四年（640）置，因蒲类海为名。”然在《新唐书·地理志》的记载中，又把它同后庭混为一谈。
  后庭，下，本蒲类，隶西州，后来属，宝应元年更名，有蒲类、郝遮、咸泉三镇，特罗堡。
  隶属于西州的“蒲类”显然是蒲昌之误，此处不复置辩。传文中又说蒲类本名后庭，宝应元年（762）以后才改用今名也是不符合事实的。史载永徽二年（651）阿史那贺鲁曾“寇庭州，陷金岭，略蒲类”。①可知其时蒲类县已设，不闻另有后庭之名，可见蒲类、后庭有别。而《元和郡县志》的记载更不准确，不但蒲类、蒲昌、后庭三名完全弄混，而且又出现了金蒲一名：
  后庭：贞观十四年（640）于州南置蒲昌县，长安二年（702）改为金蒲县，宝应元年（762）改为后庭县。
  其实，据岑仲勉先生考证，后庭乃金满异名，金蒲则乃金满讹写②，金满与庭州同治，而与位于庭州之东的蒲类无干。可见蒲类自建置以来一直为庭州领县，既不曾隶属西州，也不曾改用它名。唐之蒲类县境包括今之木垒（蒲类），故其县治继承了蒲类之名。
  进考蒲类县的历史沿革。此县乃唐朝在天山北麓最早推行郡县化的地区之一，中经数度废而复置的沧桑巨变。综合各种史料，该县应与庭州同置。而庭州始置的年代依我考证并非如前引史料所记之贞观十四年（640），而应是阿史那贺鲁降唐之次年，亦即与瑶池都督府同置于贞观二十二年（648）永徽二年（651）陷于阿史那贺鲁，再置于贺鲁之乱平定之显庆三年（658），开元元年，（713）又陷于默啜，开元四年（史书中记为十四年，疑误）复置，上元元年（760）与庭州一起陷蕃，同年被收复，直至贞元六年（790）庭州沦陷。日人松田寿男《论唐庭州领县》估为两次反复①，以我判断，应是五次。这一变化反映了天山北麓唐朝统治日益巩固与逐渐动摇的全部历史进程。
  第一次建县（贞观二十二年至永徽二年，648～651年）：庭州的前身本可汗浮图，贞观十四年（640）侯君集平高昌之役，曾兵临其城，西突厥叶护曾举可汗浮图降唐，但其城不久似又被西突厥夺回，以故贞观十六年（642）乙毗咄陆可汗兴兵犯伊州，庭州、蒲类皆在伊州西，皆未见于记载，说明其时皆未建置。庭州、蒲类皆乃建于贞观二十三年（649），而至永徽二年（651）阿史那贺鲁叛，城陷。第一次建县不足 3年。
  第二次建县（显庆三年至龙朔二年，658～662年）：阿史那贺鲁叛乱之后，接踵而来的是一系列的平叛军事行动，史载永徽五年（654）程知节破处月，置金满州都督府“隶轮台”。②然此轮台尚可辖州，其非庭州领县可知，说明此时庭州、蒲类等州、县的建置都未恢复。直至显庆二年（657）贺鲁之乱始被荡平，次年（显庆三年，658）各种建置复置，可知蒲类县的再置亦必此年；而至龙朔二年（662）西突厥首领阿史那都支叛，犯庭州，刺史来济战死，蒲类县亦必难保。此次建县不足 5年。
  第三次建县（龙朔三年至开元元年，663～713年）：庭州失陷后，唐朝立即作出了快速反应，西州长史裴行俭立即统兵收复，并加速了庭州诸县的移民过程。《资治通鉴》卷201记龙朔三年（663）三月“杨德裔以阿党流庭州”，可知这时庭州又回到唐朝手中，《元和郡县志》卷40庭州条亦载：“其汉户皆龙朔以后流移人也。”蒲类县的汉户大增及其繁荣也是此年以后的事。及后东突厥汗国默啜可汗之世，再犯西域，册其子匐俱为拓西可汗，兴兵西犯，开元元年（713）攻陷蒲类，庭州几成孤城。这次建县时间长达 50年整。
  第四次建县（开元四年至上元元年，716～760年）：开元二年（714）东突厥大举犯庭州，为唐将郭虔瓘所败，斩其将同俄特勤，三年（715）再败突厥、吐蕃联军，四年（716）光复蒲类，再置县署，至天宝十四年（755）安史之乱爆发，唐朝征调边兵入关勤王，北庭边备空虚，上元元年（760）蒲类与庭州同陷于吐蕃。此次建县，存在了 44年。
  第五次建县（上元元年至贞元六年，760～790年）：庭州、蒲类的收复归功于河
  。西将领杨志烈，亦即杨预。此人以关西兵马使身份，率本部兵于同年收复了庭州、蒲类，其后又以河已西副元帅，统一协调河西、安西、北庭三道联防，直至其身殁。其后北庭依靠同回鹘的结盟继续坚守本境，而北庭、安西与唐朝的联系全凭回鹘路，蒲类正位于回鹘路上，其地位更加重要。李元忠、郭昕遣使入京奏事，悟空取经东归，无不途经蒲类。直至贞元六年（790）庭州陷蕃。
  由此可见，蒲类县乃庭州重要的卫星城，其建置沿革、兴废变迁乃是唐朝西北边政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唐蒲类县的地望何在？自清代以来就有两派说法。陶保廉《辛卯侍行记》认为地在木垒，李光廷《汉西域图考》则认为在奇台。木垒说的主证乃对音，木垒之名确可与蒲类相应，因之从其说者颇不乏人。寇田《唐朝西域州县考》①无非是陶说的沿袭，日人松田寿男则以为蒲类第一次置县在金满，第二次移治于木垒，实际上也是陶说的变种。欧洲学者则据《海屯行纪》②中存在着如下一段记载：“到达别儿八里（Derbalex）又至别失八里（besbalex）”哈密屯的注释中将别失八里之东别儿八里（Derbalex）虽，然正确地解释为汉文中的蒲类县，却也错误地将其地望释为木垒。这些错误都因为他们没有到新疆做过实地考察。岑仲勉正确地指出了其说的谬误：“木垒为蒲类县，则独山无可位置，金满（吉木萨尔）为蒲类县，更无解于《新书·志》所谓‘又经蒲类矣’。”③笔者曾在奇台工作21年，对该县的大部分古代遗址进行过考察，同史书所载方位相对勘，证实李光廷的蒲类 ——奇台说是正确的。
  先证木垒非蒲类而乃独山。
  今木垒之名确为汉蒲类古音的历史遗存，在唐朝归属蒲类县境，然蒲类县治所在地却不在今之木垒，而在清之古城，今之奇台。
  据《太平寰宇记》卷156，“蒲类，（庭州）东八十里”。今木垒乃傍山建城，城为清岳钟琪西征时所建，由此西经奇台县至北庭所在的吉木萨尔县护堡子，直线距离约百六十里左右，与上述记载难于契合。至于木垒与蒲类间存在的对音关系也不足为奇，这只能说明该县两汉时期属于蒲类国境，至唐朝则属蒲类县境。却未必是蒲类县治所在地，只能说明唐之蒲类县境要比今日奇台县大得多。
  考木垒城南 2公里龙王庙水库之北，确有一古城，旧名油库破城子。长方形，周长 2800米，现已残缺不全。南北城墙长 800米，东西城墙长 600米，城外可见护城河遗迹。东面为照壁山，又名独山，1976年采集到唐代纹饰的灰陶，1990年修建龙王庙水库时，又发现男尸一具，有随身铁剑一柄，蒙元遗物。说明此城由唐延续至元朝。由此取赤谷通道可至罗护守捉，即哈密县的三间房，赤谷为鄯善县的
  七格腾木，应即唐独山守捉城故址。①直至蒙古西征，独山城仍具一定规模，见于《元史 ·哈剌亦哈赤北鲁传》：
  哈剌亦哈赤北鲁，畏兀儿人也..子亦尕失野讷，从帝（成吉思汗）西征至别失八里东独山，见城空无人。帝问：“此何地也？”对曰：“独山。往岁饥，民皆流移之它所。然此地当北来要冲，宜耕种以为备。臣昔在唆里迷国（指焉耆），时有户六十，愿移居此。”帝曰：“善。”..后六年，太祖西征还，见田野垦辟，民物繁庶。
  据此，独山城位于别失八里（即庭州）东，且当“北来要冲”，必在天山北麓东段可以南下、东去的某一咽喉地段，故为成吉思汗西征的必经之路，这一方位正与木垒相合。又据《新唐书》卷40所记里程，自纳职县出发，西经独泉、东华、西华、驼泉，渡茨萁水，过神泉三百九十里，有罗护守捉。自罗护守捉西北上乏驴岭，百二十里至赤谷，又出谷经长泉、龙泉八十里至独山守捉，又经蒲类县百二十里至北庭都护府。赤谷为天山北麓东段，斜亘于哈密、巴里坤、木垒之间的山间谷道，独山地扼赤谷通道北端，西去可至庭州、碎叶，南上可至山南罗护守捉，木垒龙王庙水库古城恰位于天山谷口，位置正合。据当地农民说，由此古城经三个泉，大致与今公路成平行方向，有土路可越色必口，翻山而至巴里坤，别有支路自古城南越博依勒克达阪，可通吐鲁番，与古西州相连，亦可沿旧公路东南至哈密。足证此木垒古城即唐之独山守捉，元之独山城。
  进考蒲类县治即今奇台县城东的唐朝墩古城。奇台县又名古城子，当由此古城废墟得名。清人在今奇台县境建有二城，南曰奇台，即今老奇台，北曰古城，而设县治于奇台，古城则为屯兵之所，这座唐朝废墟就在今奇台县治（古城）北门处不远。由于镇区的扩展，其西、南面今已与街区相连，东、北两面城墙尚存，已被列入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直到70年代我离开奇台之前，旧墟基本上保存完好，中央有大墩（图见115、116），俯视全城，四面城垣俱全，犹存唐蒲类县治的雄浑气象。
  第一，以规模、遗物证之。庭州故城之东，迄于伊州（哈密），已知古城废墟见
  ①参阅戴良佐：《木垒独山城故址踏勘记》，《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季刊，南京大学，1984年，总第8期。
  唐朝设县城堡皆为区域性的行政中心，以规模论，此奇台县城附近的唐朝墩古城实居庭州以东，伊州以西诸城之冠，亦大于庭州之西的三台、滋泥泉、良种场、鱼儿沟，米泉、乌拉泊二六工诸古城，而略亚于庭州古城及我考定的昌吉轮台古城（现存东墙500米，北墙600米），倘若设县，非此莫属。笔者在奇台工作期间，协助县文化馆在此城中收集出土文物很多，其中饰有典型唐朝水波纹图案的青陶瓮，开元通宝，大历通宝，残铁镞等都可证实其上限属于唐朝。其下限则直到辽元，说明此城的存在时间很长。
  第二，以地理方位证之。前引史料明载蒲类在庭州东八十里，自独山经蒲类至庭州则为一百六十里，可知蒲类至独山亦为八十里，今日公路干线略有绕道，清之驿道则更为迂曲，皆不足为据，若以直线距离计算，自奇台唐朝墩古城东至独山所在的木垒古城，西至庭州所在护堡子古城，皆恰为八十里，与史书所记，若相符契。足证奇台唐朝墩古城应即唐蒲类县治。最后考察蒲类县治下的诸城堡。
  唐朝庭州疆域甚广，而仅分金满、蒲类、轮台、西海四县，可知唐之一县相当于今日数县。唐之蒲类县大约西界金满（今吉木萨尔县），南界天山，东至蒲类海（巴里坤湖），北逾大漠，不但囊括今日奇台、木垒全境以及巴里坤的一部分，其北似已超出了我国今日国界，延伸到蒙古国境内了。据《新唐书·地理志》载蒲类县下辖三镇一堡，即蒲类镇、郝遮镇、咸泉镇、特罗堡。《元和郡县志》明确记载了诸城堡距县的方位、里程，其中咸泉镇在“蒲类县东北二百余里，当回鹘路”，特罗堡“在蒲类县东北二百余里，四面有碛，置堡子处周回二十余里有好水草，即往回鹘之东路”，或者位于今蒙古国，或者位于今将军戈壁、北塔山一带，未及勘察，所余之蒲类、郝遮二镇都已考察清楚。它们皆在今奇台县境之内。
  蒲类镇：此镇与县城同名，而未记其里数，说明相距甚近。今日奇台县南约5公里的园艺场尚有古城一座，土名土虎玛克古城，据明人茅以升《武备记》所收《四
  夷译语》，其意为槐树，按槐树曾为我国国树，乃中原特产，西凉王李暠曾赋《槐树赋》以言志，寓中原动荡的国难忧思，可见槐树与汉人具有一定的关联①，西长410米，北长362米，东西设城门，宽约6米，城中出土物大体与唐朝墩出土物相似，重要者乃一把铁刀，已折为二，残长 21厘米，乃蒲类唐军将士浴血奋战，保卫边疆的实物见证。
  郝遮镇：《元和郡县志》记其方位乃为蒲类县东北四十里，当回鹘路，按回鹘路指唐朝连接庭州至长安的交通要道之一，须穿行大漠，绕行回鹘牙帐，取路庭州、蒲类、郝遮、咸泉，特罗堡，北入碛至回鹘牙帐，而后南下出碛，经鴊鹈泉，中经受降城而至长安。处此方位而里数不爽者恰为奇台县西地公社所属的北道桥古城。该城有内外二重，外城南北完好，南长135米，东长158米，西长178米，北长140米，东、西两面有城门，其中南城墙尤保存良好。外有城堑，至今清晰可辨。城中出土物上起唐，下迄清，足见使用年限之长，还曾出土了两件清代军营印章及清代军人铠甲，现藏于县文化馆。直至民国年间，归化城商人来疆贸易者仍取道于此。清代平定同治之乱中所拟开辟的“大西路”大约所指即此。
  东地唐朝疙疸：位于奇台县东地乡，1962年薛宗正协助奇台文化馆文物考查时发现，东经89°51′″01′。遗址原为两个大土墩，隔22北纬44°05″东地河而，立，河西土墩属东地5队，版筑而成，版层6厘米，非常清晰，附近陶器残片及人兽骨骸堆积甚多②河东土墩属7队，1962年高犹4米，至1972年残高，已不足1米，但文化分布范围很广，以此墩为中心，尚有许多小土墩错落分布，似属一居住遗址。其中发现了大量文物，包括附加堆纹，细项、鼓腹、溜肩、小底的灰陶双耳瓶、水波纹灰陶双耳罐、元青瓷钧窑碗等，在夯缝中还发现了一枚残缺的大历通宝，说明是唐代遗址。 1972年奇台县文物普查再次考察时，已因积肥，遗址破坏较大，现已荡然无存。
  素面鼓腹平底瓮顺便提及，西域里程皆以马程计算，自汉迄清，几乎无大改变，这是不同于内地里程计算的一大特点。有人以汉里、唐里、清里有所不同为理由，怀疑我的考证。其实，这样细加折算对于西域史研究是毫无必要的。
  第三节碎叶路与轮台县
  北庭的西部屏障是位于庭州一碎叶路正道与南通西州交河县的白水涧道交汇处的轮台。身兼北庭、安西两道节度使的封常清常在此驻节，其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仅次于北庭所在的庭州。其具体地望，本有阜康、米泉、乌拉泊、昌吉四说。经过上世纪末激烈的学术争论，现已仅存乌拉泊、昌吉二说。而昌吉古城今几乎荡然无存，乌拉泊古城则保护较好，且为有力者提倡同乌鲁木齐建城史相联系，知名度渐高，几有化宣传为定论之势，其说同唐轮台位于唐代丝路北道正途碎叶路的记载相左，必须辨明。
  庭州一碎叶路，简称碎叶路，一作热海道，所指就是贯穿天山北麓的丝路北道主干线。此路似乎初开辟于柔然北魏时期，本来远不如中、南两道重要，入唐后置庭州，开碎叶，沿途守捉相望，其交通地位始空前提高，其具体路线乃由木垒经奇台、吉木萨尔，沿今日乌（鲁木齐）一伊（犁）公路方向西进，直达今已属于吉尔吉斯共和国的唐碎叶镇城（阿克·贝希姆遗址），碎叶转归突骑施汗国之后，位居碎叶路、白水涧路两道交会点的轮台又取代了碎叶昔日的地位，成为唐朝收取过往商税的雄关。在此两道之中，作为天山北麓东西交通主干线的碎叶路尤为重要，各有重兵屯驻的守捉、烽燧都分布在这条主干线上，将轮台与北庭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对于这条道路，《新唐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志》、《元史·地理志》、《新元史·地理志》、《长春真人西游记》、《海屯行纪》等中外地理古籍都有清楚的记载，曾佐幕北庭的唐代诗人岑参诗也有所反映。其中《新唐书》不但记述了轮台所在的相对位置，还详细地记述了自北庭西延城出发到达轮台的具体里程。以之同其他史料相勘比，结合天山北麓发现的古城遗址，足以证明唐轮台的具体位置就在今昌吉古城，而同位在今乌鲁木齐南端峡谷中的乌拉泊古城毫无关系。
  先证唐轮台必位于碎叶路上。据《新唐书》卷40，地理志：“自庭州西延城六十里有沙钵守捉，又有冯洛城守捉，又八十里有耶勒城守捉，又八十里有俱六城守捉，又百里至轮台县，又百五十里有张堡城守捉，又渡里移得建河，七十里有乌宰守捉，又渡白杨河，七十里有清镇军城，又渡叶叶河，七十里有叶河守捉，又渡黑水，七十里有黑水守捉，又七十里有东林守捉，又七十里有西林守捉；又经黄草泊、大漠、小碛，渡石漆河，逾车岭，至弓月城；过思浑川、蛰失蜜城，渡伊丽河，一名帝帝河，至碎叶界；又西行千里至碎叶城。”同书卷221焉耆传中又有一段重要文字：（开元七年）“十姓可汗（按：指突骑施可汗苏禄）请居碎叶，安西节度使汤嘉惠表
  以焉耆备四镇。诏焉耆、龟兹、疏勒、于阗征西域贾，各食其征。由北道者轮台征之。”据此，唐轮台县的地理方位有以下三项重要指标：（1）当碎叶路，即西通碎叶、东通庭州的丝路北道；（2）开元七年轮台取代了碎叶，成为丝路北道的商胡收税重镇；（3）东距庭州四百二十里。《元和郡县志》所记略同。以上庭州以西、轮台以东的沿途诸守捉城故址都已相继发现，大体同今日吉木萨尔至昌吉公路走向相符，而古路略在今公路干线之北。根据本人多次实地勘察，参阅戴良佐有关考证，列述如下：
  沙钵城守捉，清徐松《西域水道记》最先确定为双岔河堡之西，李光廷《汉西域图考》亦云：“莫贺城在今双河堡西二十里。”《新疆图志》卷79，道路篇所记也大体类似，应即双岔河村北小古城遗址。
  凭洛守捉，又作冯洛守捉城，《元和郡县志》卷40庭州条记：“凭洛守捉在府西三百里。”据王秉诚考证，即今三台冯洛村古城（图见360页），旧名六户地破城子，位于三台镇东北6公里。长方形，东、西、北三墙平直，南墙呈凹弧形，夯筑，残高 2.5米左右，基宽约 10米，东西宽 150米，南北长260米，城基宽5米，高1.5米。城中央有大土墩。两侧有护城河遗址，已列入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古城西南有一建筑，残高3米，近圆形，直径约15米，遗址所见陶器与古城内的风格明显不同，不属同一时期的遗存。
  距这一古城不远还有八家地古城，位于吉木萨尔县三台乡东北10公里处的八家地村附近，蘑菇湖西岸。南北长280米，东西宽135米，城墙宽达10米，高2～3米，西墙外有马面。与前述六户地古城南北呼应，规模也差不多，应当也属凭洛城守捉的防戍范围。古城西南2公里处，又有一座近似圆形的建筑基址，残高约3米，直径约15米，面积达5600平方米。在基址周围采集到唐开元通宝、陶器、铜带饰及炼渣等。说明也是唐代遗址。
  耶勒城守捉在凭洛守捉西八十里，应在今阜康县范围。即《海屯行记》中的Arli城，冯承钧《西域地名》（增订本）作“yarligh”。戴良佐推测为阜康滋泥泉古城。①我以为应为位于阜康市城东偏北约4公里天池乡的六运古城。古城呈长方形，南北长400米，东西宽300米，三工河分绕城垣东西而过，河道宽二三十米，起
  该城南北140米，东西120米，残墙高3米，厚10米。笔者在20世纪70年代考察过此城，并未发现任何唐代遗物。
  图118吉木萨尔冯洛守捉城到护壕的作用。东、南城墙只余墙基，西、北城墙尚存，高约4米，厚约6米，夯筑，墙上有马面。南靠公路，南城墙已毁，城内采集物有灰、红褐色泥质陶器及红褐色铺地砖、石柱础等。灰陶多为轮制，红褐色陶多为手制，具有不同的特征，不属同一历史时期遗存。1976年出土了察合台金币 20余枚。今为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俱六城守捉在耶勒城守捉西八十里，轮台东一百里，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40庭州条亦记：“俱六镇，在州西二百里，当碎叶路。”即《海屯行纪》中的曲鲁格（K'ullug），哈密屯注释中考证认为即《霍杜德》中的Khlldg，kol，“湖”的派生词，意思是“有湖之地”。具体地望似为位于米泉市古牧地镇境内的下沙河古城。于开阔地上，东临沙河。东西宽约310米，南北长约550米，周长约1740米。西墙、北墙保存较完整，东墙唯留偏北一角，南墙无存，夯筑，层厚约0.05～0.1米，墙基宽约6～7米。西墙和北墙有马面十余个，北墙中部开有城门。西南、西北、东北三面有角楼遗迹，西南角楼为遗址最高点，长约16米，宽约12米，高约6米，地面散有带花纹图案的残瓦片及青砖残块。出土文物主要有陶器、铜器、铁器、钱币等。可见唐朝的庭州一轮台路实际上是沿近沙漠边缘西行的。以此判断，轮台应位于庭州俱六守捉以西，碎叶、张堡以东，天山北麓平原地带的交通孔道上。由北庭至轮台途中并不取道乌鲁木齐，更不会绕道南行乌拉泊古城。轮台县东距俱六城守捉一百里，西距张堡一百五十里，昌吉古城恰恰符合这一条件，而乌拉泊的位置则位居乌鲁木齐峡谷南端，地当南通西州的白水涧道，而不当西通张堡、碎叶的平原丝路，作为征收北道商税雄关的轮台理应设立在丝路北道的主干线上，在乌拉泊古城设立商路关卡，所收实乃来自西州的商税，并非来自碎叶的胡贾商税。对于北道主线毫无意义。与史书所记轮台位置明显不符。
  唐代碎叶路在蒙古汗国和元代仍然畅通无阻，成吉思汗西征和亚美尼亚使臣海屯西归无不取道此路。所异者乃随着汉语的衰落和突厥一回鹘语的流行，沿途城名已发生了重大变化。诸如北庭之名已改称为鳖失把、别失八里，张堡已被改称为仰吉八里，余之蒲类、轮台等名称似亦发生变化。例如《元史》卷63：“（至元）二十三年，遣侍卫新附兵千人屯田别失八里，置元帅府，即其地以总之。”条下，列有归属别失八里元帅府管理的以西军台名称，依次是彰八里（至元十五年，授朵鲁知金符，掌彰八里军站事）、古塔巴、仰吉八里。《新元史》卷44地理六所记略同而更详：“别失八里（《图》在鲁古尘之北，本回鹘五城，为畏兀儿地。宪宗置行尚书省。至元二十年，改立宣慰司元帅。后为察合台后王属地。）其西有彰八里，《大典图》在别失八里之西，由此而西为古塔巴，又西仰吉八里。”《海屯行纪》①所经行的碎叶路城堡，无一汉名，皆乃突厥语城名的音译。海屯乃亚美尼亚国王所遣赴蒙古使臣，于“撒合米月 23日，10月1日，离开蒙哥，在三十天内抵达 Humsγur（胡木
  ①何高济译：《海屯行纪》，中华书局，1981年版。
  升吉儿），到达Derbalex（别儿八里），又至Besbalex（别失八里），抵一沙碛..他们从该地到达Arlex（阿儿里黑）、Kulug（曲鲁格）、Engax（英格黑）、Janbalex（彰八里）、Xutapay（古塔巴）、Angibalex（仰吉八里），然后，他们进入Turkastan（突厥地界）”。据此，海屯辞别蒙古大汗后，自漠北翻越金山，穿越奇台北沙漠，先至Humsγur，该地名音近于濒临沙漠的唐郝遮（Homzeγ）镇，即今奇台县北道桥古城。译为胡木升吉儿是错的。Derbalex城名据哈密屯考释即唐蒲类县，即今奇台县唐朝墩古城。①下一站besbalex无疑即别失八里，亦即唐北庭古城。阿儿里黑（Arx）即志费尼在《世界征服者史》中提到的Yarliy，距别失八里四法儿珊（每法儿珊约合三英里余）。哈密屯把它考证为《唐书》中的耶勒守捉，并释其义为“有峭壁（yar）之地”。曲鲁格（Kullug）哈密屯考证为《唐书》中之俱六守捉，认为它是《霍杜德》中的Kh11dg，kol“湖”的派生词，意思是“有湖之地”。英格黑（Engax）哈密屯把它读作yongax，它考证为《霍杜德》中的一座大驿站。Janbalex（彰八里）哈密屯把它考定为唐代的张堡城，在轮台西，似乎有误。但比定为今昌吉则是有道理的。古塔巴（Xutapay）即今呼图壁，仰吉八里（Angibalex）依哈密屯说，应位于今玛纳斯附近。海屯显然没有把固定的（及信佛的）畏吾儿人当成突厥人，他只是在离开他们的土地，进入哈剌鲁的土地后，才觉得自己到了“突厥地界”。这种分界同北庭回鹘与哈剌汗朝之间的势力完全吻合。今综辑唐、元汉文史料及《海屯行纪》，自蒲类、北庭至玛纳斯河东的所经重要城堡如下：
  蒲类、北庭至玛纳斯河东重要城堡一览表
  通过以上唐朝和蒙元时期地名、城名的比对，发现唐代轮台的位置同蒙元时期的彰八里惊人的相似。是否唐代的轮台与蒙元时期的彰八里同为一城呢。这在《耶律希亮传》和《长春真人西游记》中得到进一步的验证。《元史》卷 180耶律
  ①哈密屯原注误将唐蒲类县的地址定在木垒，该说有误，今更正。
  希亮传：“（中统）二年，至昌八里城，夏，逾马纳斯河。”《新元史》卷120，耶律希亮传所记类似：“希亮逾天山，至北庭都护府，明年，至昌八里城，逾马纳思河，抵叶密里城，至于火孛之地。”以上两元史本传中所记位于马纳斯河（即今玛纳斯河）之东的昌八里城显然就是彰八里的同名异译。清人徐松①、李光廷②、岑仲勉《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松田寿男《论唐朝庭州的领县》③、寇田《唐代西域州县考》④都共同证实，彰八里、昌八里、昌八剌，都是Janbalex城的不同汉译名。记录全真派道士邱处机谒见成吉思汗西行路程的《长春真人西游记》也是将彰八里写作昌八里，地在“鳖失把（别失八里）大城”西，并明确记载邱处机自“九月二日西行，四日宿轮台之东，迭屑头目来迎。南望阴山，三峰突兀倚天，..又历二城，重九日至回纥昌八剌城，其王畏午儿与镇海⑤有旧，率众部族及回纥僧，皆远迎。既入，斋于台上”。从这段记载看，这座有畏午儿王居住的昌八里（彰八里）规模之大，似仅次于 “大唐北庭端府 ”（即大唐北庭都护府，“端府 ”为“都护府 ”的急读）所在的“鳖失把大城”其间距离为八日程，参阅林则徐《荷戈纪程》、洪亮吉《伊犁日记》，每日行程约为6，0里上下。据唐墓中已发现的唐代铜尺，一尺平均约30厘米，一丈合今3米，唐一里合今450米，相当于0.9里，以此推算，则自大城鳖失把（北庭）至昌八里（彰八里，轮台）的距离恰与《新唐书·地理志》所记420里大体相符。又邱处机所宿“轮台东”南望即为“三峰突兀倚天”的“阴山”，必为博格达峰无疑，可知所宿之“轮台东 ”应即唐耶勒城守捉故址所在的今阜康六运古城。即《海屯行纪》中的Arlex城，《世界征服者传》的Yarliy城。“又历二城 ”到达昌八里，也同前表所列自耶勒城守捉，经耶勒城守捉（Kullug，今米泉古城）、Engax（汉名失载，今地待考）完全相符。故邱处机初宿于耶勒城守捉故地时犹使用唐名“轮台之东”，及至轮台故址，就改用当时流行的名称昌八里了。说明轮台之名元代已改称为昌八里，而此昌八里就是今天的昌吉，同样证实，唐轮台城的故址就是今昌吉古城。
  作为庭州下属四县的轮台必须具有超过一般守捉的城堡规模；应有足以定性的唐代遗物出土。以此为指标，两相勘较，昌吉古城的建筑形制和规模明显超过乌拉泊古城。以出土文物论，昌吉古城的出土物更具有明显的唐代特征，而乌拉泊古城的西辽特征更为明显，唐代特征不足。
  乌拉泊古城：位于乌鲁木齐南约 15公里处，据陈戈文中所言，该城略呈长方
  早年结交成吉思汗为同饮班朱尼河水的誓师诸将之一，曾随成吉思汗西征乃蛮、花拉子模；又曾与哲别出征乃蛮王子曲出律；与术赤北征钦察，多立战功。成吉思汗平定中亚后，曾令他率兵屯田于阿鲁欢（在阿尔泰山东南），建有镇海城为治所。元太祖十五年（1220），长春真人邱处机应成吉思汗之召而西行，路过此城，随后又护送邱处机至寻思干（撒马尔罕）。太宗三年（1231），窝阔台大汗以他为必赤，汉人称之为中书右丞相。元宪宗蒙哥继立，因其与窝阔台系关系过密，被杀。一说回鹘富翁之子，俗姓“田”，经商于蒙古高原，寄居于蒙古克烈部落。
  形，南北约550米，东西约450米，周长约2000米。城墙夯筑，夯层厚约6～12厘米。城墙基宽约5～6米，残高约5～8米。四个城角各有角楼遗迹，每面城墙均有密集的马面，东墙和西墙各有8个，北墙和南墙各有7个。每面城墙近中部开一城门，均系瓮城门。在城内偏北部又有两个小子城，靠西面的小子城呈长方形，南北约350米，东西约250米，周长约1200米。其北墙即外城北墙西段，上有四个马面和一瓮城门；西墙即外城西墙北段，上有七个马面；南墙有一个马面，并在偏东处开一城门；东墙有四个马面。靠东面的小子城呈正方形，边长约200米，周长约800米。其北墙即外城北墙东段，上有三个马面；东墙即外城东墙北段，上有三个马面；南墙无马面，但在中部开一瓮城门；西墙即西面小子城的东墙北段，上有三个马面。①
  昌吉古城：位于昌吉市东北角，老县城东侧，呈长方形，20世纪30年代该城垣堞俱全，有二土墩，各高丈许。“如果有人在此从事一番考古发掘，必大有收获。但本地人至今极其固执地绝对禁止侵犯这一古城墉，他们的迷信是，犯则非雷雨交加，即本身病狂。即使真诚地告诉他们，这土中埋有黄金，这地下蕴藏着石油的苗脉，亦复不为之动。”②原本保护很好。1964年实测3191米。城墙基宽约7米左右，残高约3～6米。四个城角有角楼遗迹，每面城墙均有密集的马面。北墙保存较好，有15个马面，中部开一瓮城门。东墙北半部分残存8个马面，南半部分及南墙、西墙多毁坏无存，马面个数不明。1979年薛宗正考察时，遗址已遭严重破坏，仅余东墙约500米，北墙约600米，夯筑，厚6～8厘米，个别厚至20厘米。中心土墩尚存，残高亦不足10米。南部已为市区吞没，仅街南卫生学校院内尚残存土墩一座，与北墩相呼应。西部划为公园，当时尚有部分残墙，东、北二面城垣依稀可辨。至1988年昌吉市文物普查报告中已是南北长约1100米，东西宽约600米，城内仅余土墩三，土台二。城内陶片唐代特色明显，且有开元通宝、元祐通宝等铜钱和陶瓶、陶罐、陶碗等③，并发现唐朝莲花砖 200余块④，察合台银币 1370枚，及宋元碗残片。
  由此可证，唐之轮台县亦即蒙元之彰八里，昌八里，亦即今之昌吉古城。轮台县既已定点，碎叶路主干线的走向更为明朗化。轮台之西的最重要守捉城乃张堡。据《新唐书·地理志》：“（自轮台）又百五十里有张堡守捉，又渡里移得建河七十里有乌宰守捉，又渡白杨河，七十里有清镇军城，又渡叶叶河，七十里有叶河守捉，又渡黑水，七十里有黑水守捉，又七十里有东林守捉，又七十里有西林守捉，又经黄草泊、大漠、小碛，渡石漆河，逾车岭，至弓月城。过思浑川、蛰失蜜城，渡伊丽河，一名帝帝河，至碎叶界。”里移得建河，即今玛纳斯河。张堡，这座城堡东距今昌吉古城直线距离恰150里，距庭州直线距离亦大致与史书所记北庭至张堡的五百余里相侔若。应即《元史·西北地附录》仰吉八里，《海屯行记》作Angibalex，意为新城。其具体位置据徐松《西域水道记》与《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卷10，疆域三，安西北路二，绥来县治条，玛纳斯河东岸里许有城墉旧址，曰阳巴勒噶逊，乃突厥、准噶尔两种语言的混合，阳噶尔即新，巴逊即城，合即新城，位于玛纳斯河东岸，今玛纳斯县正东，公路干线塔西河之北，西为燕窝水库、吕家庄，北为谢家下戈壁，东为东麦地，古城巍然尚存，土筑，呈正方形，有东、西门，相互对称，旁有高大烽燧遗迹，传为唐代遗址。周长2260米，出土有大量夹砂红陶、黑陶、灰陶，器形有坛、缸、罐、壶等陶器，有单耳、双耳和无耳的。最大的一只陶器高95厘米，腹围大210厘米，口径、底径均为30厘米。器物上有水波纹，指纹。还有方砖，八角砖，异形砖，有的砖有花纹图案，方砖边长33厘米，厚6厘米。我曾于80年代初前往考察，因所拍照片曝光，未及时刊布考察报告。陶器有西辽作风。还有一面宋代铜镜，直径为16.7厘米，边厚0.8厘米。值得注意的是，从破城子的形制结构看，城外有护城河，四角有角楼，很可能自唐一直延续至西辽和蒙古前期。清朝属准噶尔拉玛部牧地，乾隆四十二年清人于阳噶尔巴逊故城西筑城，命名绥来，今又改名玛纳斯，清人所建诸城中之康吉，亦取音阳噶尔民逊，由此可以确证张堡音转为仰吉八里，再转为阳噶尔巴逊，再转为康吉，其地千余年犹存古音。
  最后，探讨岑参诗中的轮台以及轮台与白水涧道的关系。
  轮台乌拉泊古城说的倡导者除陈戈一人例外，其余林必成、苏北海、钱伯泉、徐百成诸人的主要研究方法就是以岑参之诗证史。这是很不可靠的。诸如岑参为送封常清出征而作的《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一诗乃其常加引用的一首：“匈奴草黄马正肥，金山西见烟尘飞。汉家大将西出师..虏骑闻之应胆慑，料知短兵不敢接，车师西门伫献捷。”此诗中明确反映，封常清这次出师的方向不是轮台之南，而是 “金山西 ”，参稽《新唐书》卷221：“葛逻禄本突厥诸族，在北庭西北、金山之西，跨仆固振水，包多怛岭，与车鼻部接。有三族：一谋落，或为谋剌；二炽俟，或为婆匐；三踏实力。”二者完全相合。复据《新唐书》卷215，突骑施、车鼻施等黄、黑二姓为核心组成的突骑施汗国就是以“碎叶川为大牙，弓月城、伊丽水”，足证此役封常清出征的对象就是位于伊丽水东、北庭西北、金山之西的葛逻禄。以故岑参等留守将领预期迎接凯旋（“伫献捷”）的地点也不是轮台南门，而是“车师西门”即轮台西门。可见诗中所叙轮台方位非常准确，应在北庭西北，而非北庭西南，这一地点同昌吉古城的位置相合，却同位于北庭西南乌鲁木齐峡谷深处的乌拉泊古城绝无相符之处。
  根据文献记载和实地考察，今乌鲁木齐古代不过一山间峡谷，乌拉泊则处于此峡谷的南端，四面皆山，南北尚有狭窄通道，东、西皆为层峦叠嶂，根本无法通行。若轮台置此，地不居东西要冲，势难屏卫北庭。在此迎捷，只能开其北门，如何能在西门伫迎献捷的大礼。复据《北庭西郊候封大夫受降回军献上》一诗中也提到了轮台：“胡地苜蓿美，轮台征马肥..四郊候中军，平沙悬落晖，驿马从西来，双节夹路驰。”据此可知，轮台确控东西咽喉，且周围地势平阔，始可出现驿马西来，平沙落日的景观，若其地在乌拉泊，则驿马当自北来，落日当与山衔了。证以邱处机、耶律楚材等人的西行记述，轮台一带明为一片坦荡的平原，何尝是乌拉泊这样的山间洼地？
  岑参佐幕封常清时期主要主管营田，常往来西、庭二州之间。《通典》卷174记：“交河郡西北至北庭轮台县五百四十里。”据松田寿男考证，这条道路即《西州图经》残卷所叙白水涧道，“右道出交河县界，西北向处月已西诸蕃，足水草，通车马”。吐鲁番出土文书中还保存着他在驿站中的食料账单，说明多取路白水涧道。又《新唐书·地理志》：“金满州都督府，永徽五年以处月部落置为州，隶轮台。”更可确证白水涧道即西州轮台路。白水涧即今白杨沟，其具体路线乃由吐鲁番通过白杨河峡谷、达坂城、盐湖、柴窝堡，穿越乌鲁木齐峡谷，经白水镇城，而抵轮台①的山间通道，裴行俭奇袭阿史那都支即取此路，岑参亦取此路由轮台赴西州。充分反映这条山路是发自交河，而抵庭州轮台的主要通道。《新疆识略》载： “自乌鲁木齐南越齐克达坂五百三十里至吐鲁番为正道，可通车。”可证此路至清朝仍可通行。有人援引岑参诗： “平明发轮台，暮投交河郡。”②误解为一日程，而乌拉泊至交河古城一百余公里，遂以为轮台非乌拉泊莫属。其实这绝不是岑参本意。此诗按照传统诗的粘对关系，诗句应作如下排列：
  奉使按胡俗，平明发轮台。
  暮投交河郡，火山赤崔嵬。
  九月尚流汗，炎风吹沙埃。
  第四节北庭的交通与长行坊
  北庭乃四通八达之地，除碎叶路以外，又有许多其他干线以及若干纵向支线相连，其中包括：
  西州一庭州通道：《西州图经》所记西州十一道中至少有九条可以通达北庭。区别仅在于有的直接通庭州，有的是间接通庭州。其中直达通道有以下几条。
  他地道。为交河县至北庭之路。发自交河县： “右道出交河县界，至西北，向柳谷，通庭州四百五十里，足水草，通车马。”亦即《新唐书 ·地理志》所记交河一北庭柳谷通道：“交河..自县北八十里有龙泉馆，又北入谷百三十里，经柳谷，渡金沙岭，百六十里，经石会汉戍，至北庭都护府。”《太平寰宇记》庭州条“南至西州界四百五十里”，西州条“北至北庭都护府四百五十里”，《元和郡县志》西州条“北自金娑岭至北庭都护府五百里”。《王延德使高昌记》：“历交河州，凡六日至金岭口，宝货所出。又两日至汉家砦，又五日上金岭..度岭一日，至北庭。”阿斯塔那与哈拉和卓唐代墓葬出土的长行马文书中所见酸枣戍、柳谷镇等地名皆在此条线上，或即王延德行记中之汉家砦。柳谷当指吉木萨尔县泉子街通道，又《后汉书·西域传》记：“自高昌壁北通（车师）后部金满城五百里。”则石会汉戍当即汉金满城，亦即金蒲城，其地即为今吉木萨尔县泉子街乡贼疙瘩梁古城。①其具体路线应自今吐鲁番西北的交河古城西北沿大
  ①薛宗正：《务涂谷、金蒲、疏勒考》，《新疆文物》，1988年，第2期。
  图120他地道河沿河逆上，途经红柳河，三岔口，入天山山谷，由石窑子登山，历小雪山、大雪山至极顶，沿坡下山，至庭州境（图121）历六道桥、五道桥、四道桥、三道桥、二道桥，由头道桥出山，经今泉子街山口汉戍金，满城故墟，吉木萨尔千佛洞，即宋之高台寺，北上而至北庭，即今吉木萨尔护堡子古城。亦即汉之车师前部、后部通道。
  乌骨道。为高昌县北通北庭之路。“右道出高昌县界北乌骨山，向庭州四百里，足水草，峻险石鹿，唯通人径，马行多损。”《旧唐书·突厥传》下：“咄陆..专擅西域，遣兵寇伊州，安西都护郭孝恪率轻骑二千，自乌骨邀击，败之。”进取处月俟斤所居之城。按处月俟斤所居之即庭州，乌骨应即乌骨山，此路应自吐鲁番高昌古城沿胜金口、木头沟、火焰山、七泉湖、黑沟越天山而至吉木萨尔，乌骨应即黑沟发源之天山，亦即可洛达坂。此条路线较为险峻，交通地位略亚于他地道。
  移摩道。“右道出蒲昌县界移摩谷，西北合柳谷，向庭州七百四十里，足水草，通人马车牛。”蒲昌文书中有维磨戍的地名，维磨应即移摩的异写。此戍在突播烽西。应即天山南流鄯善（蒲昌）的科克亚尔河畔的科克亚尔古城。由维磨戍沿今科克亚尔河直北入山谷，即维磨谷，谷中小道即维磨路，或移摩道，乃是蒲昌北的一条弓背形山间谷道。统领突播、萨捍二烽。阿斯塔那341号墓所出《唐小德辩辞为被蕃捉去逃回事》，内记唐军士兵小德被俘入蒲昌县北的突播山，进悬泉谷，小岭谷，逃出后，投维磨戍，此即清人《辛卯侍行记》所记由鄯善北行“九十里柯柯雅尔，又北入山经夹皮泉，回回沟，通木垒河”的路线，则移摩道所记的西北柳谷，也是指《新唐书·地理志》中的赤谷，通向今木垒，转道东赴北庭。
  萨捍道。“右道出蒲昌县界萨捍谷，西北合柳谷，向庭州七百三十里，足水草。”文书中有上萨捍烽、下萨捍烽两地名，在突播烽西北，维磨戍东北，三地相距不远，即今开其尔西山之南谷口，距今鄯善县城直北五十华里左右，自西州蒲昌县出发，即由今鄯善西北行，沿二塘沟水，经吉格代，二塘沟，越天山而达奇台境，转道东赴北庭。①
  突波道。“右道出蒲昌县界北乌骨山，向庭州七百三十里，足水草，通人马车牛。”新获蒲昌府文书第4号中第4行有“虞侯吴玄武..已上驴岭南突播路”②的记载，文书中的“突播路”即《西州图经》中的突波道。复据《新唐书·地理志》：“罗护守捉西北上乏驴岭，百二十里至赤谷。”文书中的驴岭，即乏驴岭。当指鄯善直北偏东之科勒迭能达坂，有小道东南通向西盐池（罗护）。达坂之南，近吐鲁番盆地北缘，有照壁山，就是唐代的突播山，照壁山以北的北山就是文书中的“拔北山”。东谷口今名赛克散吐墩，即唐悬泉峰，谷口入山西北行，即悬泉谷；西谷口今名开尔其，为唐突播烽所在，谷口入山北行即突播谷，亦名突播道，两谷北行约三
  ①这条道路同样是自西州蒲昌县出发，越乏驴岭。鄯善直北偏东之科勒迭能达坂，有小道通向今奇台县境。转道东赴北庭。
  轮台一西州路：《西州图经》作白水涧道，发自西州交河县，取道白水涧，即今杨河峡谷、达坂城、盐湖、柴窝堡，穿越乌鲁木齐峡谷，经白水镇城，而抵轮台②的山间通道，裴行俭奇袭阿史那都支即取此路，再由轮台东沿沙漠边缘的“唐朝路”，直赴北庭。岑参亦取此路由轮台赴西州。其所赋“奉使按胡俗，平明发轮台。暮投交河郡，火山赤崔嵬。九月尚流汗，炎风吹沙埃”即为其证。
  伊州 —北庭路：其支线有二，一为纳职（四堡）—赤谷 —北庭通道，二是伊吾军—折罗漫山 —北庭通道。
  纳职一北庭通道是宋人王延德西使的路线，纳职，即今拉布楚克，或拉甫却克，皆为Lapchuk译音，城址尚存。③《宋史》卷490《王延德行纪》记：“次历纳职城，城在大患鬼魅碛之东，南望玉门关甚近：地无水草，载粮以行凡三日至鬼谷口避风驿，用本国法设祭，出诏神御风，风乃息，凡八日至泽田寺（今鄯善赤亭遗址）。”结合《新唐书·地理志》，其具体路线乃由伊州历益都，纳职，北行三百九十里至罗护守捉（西盐池），越赤谷一百八十里至独山守捉（今木垒油库古城），然后西行，经蒲类（今奇台唐朝墩古城）至北庭。赤谷当为贯通天山南北的谷口，山南为罗护守捉（今西盐池）；山北为独山守捉（今木垒）。此路为东西交通正路。
  伊吾军一北庭通道在唐代为一条奇路。伊吾军在伊州西北三百里的甘露川上，地近蒲类海（今巴里坤湖），由伊吾军往北庭必须经过析罗漫山（李光廷考证即《旧唐书·地理志》所载之伊吾北山，即今天山）。这条道路当即从庭州东经奇台、木垒，越色毕沟、喀顺沟、肋巴塘的山间通路，直达巴里坤大河古城（伊吾军遗址）。由此转道南行，在伊州附近与前述赤谷路相会，东经瓜州、沙州，东通长安。
  由北庭东通内地又有两条大路：
  伊吾路：此路大约开自东汉。《后汉书·西域传》记，自伊吾北通车师前部高昌壁，千二百里，西凉时期此条道路已日益重要，其王裔李宝即沿此路西徙伊吾，创建后西凉政权，而与盘踞高昌的后北凉势力相抗颉。北魏时屯田伊吾，故此路大盛，董琬、高明皆沿此出使西域。隋人裴矩《西域记》中早已记载，“商贾往来多取伊吾路”，唐人玄奘西行求法，第一站也是伊吾，由此转道高昌，《新唐书》卷40地理志记由伊州西纳职（今四堡）出发，“县西经独泉、东华、西华、驼泉，渡茨萁水，
  过神泉，三百九十里有罗护守捉；又西南经达匪草堆，百九十里至赤亭守捉，与伊西路合”。可见此路乃自沙州经伊州（哈密）转西经罗护守捉（西盐池）、赤亭守捉而抵西州（今吐鲁番）。宋人王延德、明人陈诚西使皆沿此路。足证唐朝以后这条路线已成西去正途。
  回鹘路：一作金山道。为庭州北至漠北回鹘牙帐的大路，经此可转赴长安。此路早在匈奴、柔然、突厥统治天山北麓草原时期业已存在，并成为“大北道”的一条支线。据《陈拾遗集》卷8《上西蕃边州安危事三条》记，垂拱元年（685）“田扬名发金山道十姓诸兵，自西边入”所指即为此道。田扬名时任金山都护，驻节庭州，则此次行军乃由庭州而东征漠北。及吐蕃攻占陇右，河西道阻，此路更成为联结碛西与长安的唯一交通枢纽。《册府元龟》卷994李德裕奏疏中反映，“自艰难之后（指安史之乱），河陇尽陷，若通安西、北庭，须取回鹘路去”。贞元五年（789）悟空自天竺取经还国，亦因“沙河不通，取回鹘路”。其具体路线：《太平寰宇记》卷156记庭州“东北至回纥界一千七百里，至回纥衙帐三千里”；《元和郡县志》卷40记庭州“东北至回鹘衙帐三千里”，又《元和郡县志》卷40记，“郝遮镇，在蒲类县东北四十里，当回鹘路；咸泉镇，在蒲类县东北二百里，当回鹘路；特罗堡子，在蒲类县东北二百余里，四面有碛，置堡子处周围约二千里，有好水草，即往回鹘之东路”。又《新唐书·地理志》亦大体如上记载。据此可知，由北庭出发，东北经蒲类县（今奇台县唐朝墩古城）、郝遮镇（今奇台县东北四十里的北道桥古城），穿越将军戈壁，经咸泉镇、特罗堡（此二地待考），逾金山（阿尔泰山）东趋回鹘牙帐。东南至长安须越密栗山、燕子井、错甲山、鹿井山、麋鹿山，渡碛经鴊鹈泉、呼延谷，至中受降域（今我国内蒙古乌喇特旗黄河北岸），转道南下。即由今吉木萨尔护堡子古城，越今奇台县城，东北经北道桥，转入蒙古境内，然后越河套地区通达长安的大路，此路入清称大西路，直至21世纪初仍有商旅通行，号称旱码头的奇台商业靠此维持。
  交通路线和交通运输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唐代专门为此创设了官办运输机构长行坊，马是长行坊中的主要运畜，称为长行马。早在20世纪中期，学术界就在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发现了有关“长行坊”、“长行马”的记载，由于其发现地点都是吐鲁番，属唐西州地区，而且不少文书中的判词直接与西州都督府有关，以故我国最早研究长行坊建置的学者大都将它视为西州都督府文书①，没有充分虑到西州后期归属北庭节度使统辖的事实。藤枝晃先生名文《“长行马”文书》②乃最早将这批有关吐鲁番文书纳入北庭文书名下的学者。其后著有此类文章的日本学者还有荒川正晴的《北庭都护府的轮台县与长行坊 ——以阿斯塔那 506号墓出
  其中确定无疑属于北庭都护府的长行坊文书主要集中于汤嘉惠（开元五年至九年在任，717～721年）和杨楚客第一次主政北庭时期（开元九年至十年，721～722年）。见下表。
  长行坊有关文书表
  从这些长行坊文书得知，长行坊是北庭直属的交通运输机构，坊中官用运输马匹称为长行马，又作长行群，主管官吏称为长行使，又因运输方向的不同分为南北长行使与东西长行使，具体押送运输的官吏称为押官，级别低于长行使。长行马皆选年轻健马充任，途中患病、死亡，押官、戍使无权私自宰杀、变卖、处理，必须上报官府验明备案，牒送北庭都护府，主持验审的官员有功曹摄录事参军、兵曹录事参军等，有时还须法曹协判，以上功曹、兵曹、法曹皆属北庭都护府下属职能官员。兹以《开元七年三月北庭长行坊案为押官王文暕群下马死事》为例，引录如下：
  1.长行坊状上
  2.长行马一匹者白敦一赤敦一留敦一赤敦一留敦一瓜敦一总敦
  3.右奉判付所由检上件马等并因患致 [死〕
  4.有实，亦无他故，验官印分明，谨录状上。
  5.牒件状如前，谨牒。
  7.开元，七年四月日押官健儿李仁感
  8.专当官县丞李仙
  9.付司..
  这件文书就是因押官李仁感押送的数匹长行马因途中死亡，由县丞李仙出具证明的上报北庭都护府牒文。又如《开元七年八月长行坊押官为马料事上南北长行使状》：
  1.右件状上
  2.南北长行使：马料断，乞付
  3.给。谨录。
  4，牒，件状如前，谨牒。
  5.开元七年八月日典
  6.押官都督
  这是一件长行坊押官因要求供应马料的上呈北庭都护府文书。说明长行坊的马料也是仰承北庭都护府供应。官营长行坊与长行马制度乃唐代北庭交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力地保证了北庭各大交通干线的畅通无阻。
  第五节北庭与碎叶镇
  碎叶是丝路北道名城，早在入唐之前就已是粟特、突厥共居的繁荣商城，入唐后先后隶属于安西大都护府和北庭大都护府，开元七年（719）成为突骑施汗国的牙庭。
  唐碎叶城究竟是一座还是两座？其地望究竟在天山北麓还是天山南麓？我国史书所记颇有混乱。据《新唐书》卷40地理志，由北庭西行，渡里移得建河“七十里有乌宰守捉，又渡白杨河，七十里有清镇军城，又渡叶叶河，七十里有叶河守捉，又渡黑水，七十里有黑水守捉，又七十里有东林守捉，又七十里有西林守捉；又经黄草泊、大漠、小碛，渡石漆河，逾车岭，至弓月城；过思浑川、蛰失蜜城，渡伊丽河，一名帝帝河，至碎叶界；又西行千里至碎叶城，水皆北流入碛及入夷播海”。据此，显然位在天山以北的中亚内陆，然同书卷43又记：“焉耆都督府贞观十八年灭焉耆置。有碎叶城，调露元年，都护王方翼筑，四面十二门，为屈曲隐出伏没之状云。”据此，似乎天山南麓的焉耆附近又有一座碎叶城。则碎叶城变为两座①，经中外学者共同研究，所谓焉耆碎叶城的记载实因焉耆、碎叶曾相继备列安西四镇所产生的误记。碎叶城只有一座，以濒临碎叶川，即今之楚河而得名，早在隋末唐初
  就已存在，李白的先世就曾“一房被窜于碎叶，流离散落，隐姓易名”。①这显然是一场宫廷斗争的结果，有学者推测李白似出自齐王李元吉的后裔，玄武门事变之后，元吉后裔中有一支流落至此，至碎叶归唐后，才东返内地，恢复本姓。唐贞观二年（628）玄奘西行求法，过热海，“至素叶水城，城周六七里，诸国商胡杂居也”。素叶水城亦即碎叶城，诸国商胡指粟特人，可见碎叶城也是由丝路北道的粟特聚落演变而成。玄奘谒见西突厥统叶护可汗的地点就是在碎叶郊外，“至素叶城，逢突厥叶护可汗，方事畋游，戎马甚盛，可汗身着绿绫袍，露发，以一丈许帛练裹额后垂，达官二百余人皆锦袍、编发，标语绕左右，自余军众皆裘毼毳毛，槊纛端弓，驼马之骑，极目不知其表”。②并参加了统叶护可汗的宴请，席上设乐，特为法师备素食，饮蒲萄汁。赠绢50匹，护送出境。可见早在统叶护可汗时期已在此建牙，阿史那贺鲁叛唐后，建牙称汗，“独据一城，深沟高垒，用以自固 ”。③其建牙地点，也是碎叶城。
  显庆二年（657）唐朝平定了阿史那贺鲁叛乱，同年册拜阿史那步真为继往绝可汗，统辖西突厥右厢弩失毕部落；显庆三年（658）又创置了濛池都护府，阿史那步真又被册拜为濛池都护，即以碎叶为牙庭，然而当年并未实际履封，这时西突厥还另有一个真珠叶护可汗，直至显庆四年（659）真珠叶护可汗在双河同唐朝所册兴昔亡可汗兼昆陵都护阿史那弥射交战中被杀以后，阿史那步真才有可能赴碎叶履封。直至这时，碎叶城仍属西突厥右厢部落的自治地区，并未派去任何汉军屯驻。阿史那步真死于乾封二年（667）此后李遮匐叛唐附蕃，自立为西突厥右厢可汗，碎叶又非唐朝所有。直至调露元年，（679）裴行俭以册立波斯王暨安抚大食使的名义，率领一支在西州招募扩大的“波斯军”，以借道西突厥为名，发动奇袭，俘李遮匐，立碑碎叶而归，再置安西四镇，并以碎叶取代焉耆，进入安西四镇名单。自此碎叶城正式归属安西都护府治下。王方翼任安西都护时（永隆元年至永淳元年在任，680～682年）亲自主持了碎叶城的重建，变其形制，“大城碎叶，城郭回互，夷夏纵观，莫究其端倪，三十六国，承风朝谒”。④设关收税，以财养军。王方翼转金山都护后，又以杜怀宝继任安西都护，也是驻节于碎叶。自此碎叶城更加繁荣，成为与北庭东西辉映的丝路北道的两大历史名城。
  关于碎叶城，学术界曾存在着焉耆碎叶⑤、哈密碎叶说⑥，楚伊斯阔叶
  （чуИск。И）等不同的说法。①而综辑前引史料，碎叶城的具体地望特征有三：（1）清池（热海）西；（2）碎叶川南；（3）北有羯丹山。以上诸说都与此特征不合。法人沙畹最先指出碎叶应在今吉尔吉斯共和国境内的吐克玛克，另一法人韩百诗更进一步确定为毗邻布古兹木尤兹山（羯丹山），北临楚河（古碎叶川），位于托克玛克西南8～10公里的阿克·贝希姆遗址。而阿克·贝希姆废城遗址又分东、西二城。其中西城最古，后加整修，为南北方向的不规则方形，建于碎叶川（楚河）南岸的峭壁上，城周约2200米，其规模亦与轮台、蒲类诸城相侔若，南墙迁回曲折，转角处都有城楼，城门隐入缩入城墙东侧，形制与史书所记曲屈隐伏之状相符。张广达师最先明确考定为唐碎叶镇城故址。②在该城西南隅主堡以南的土岗上连续发现了两座佛寺，前一佛寺呈长方形，长76米，阔22米，坐西朝东，奉祀的主神是释迦牟尼和垂脚弥勒，应即武周时期颁诏全国兴建的大云寺，此寺似为碎叶成为突骑施牙帐时，其妻唐金河公主所建。后一佛寺接近正方形，南北38.4米，东西38米，山门朝北。在后一佛寺中发现的安西都护杜怀宝为其母所建祈福碑更已使这一结论确定无疑。③《世界境域志》亦载：“Sayab乃一大村镇。”乾陵蕃人石像中还记录了碎叶州刺史的官号与人名，可见碎叶除置镇外，还设有碎叶州。碎叶还是北道设关税之所，征西域胡，以财养军。史载王方翼初置碎叶，即曾广招西域商胡“悉献其珍宝”④，这些“西域商胡”所指基本上都是粟特人，乾陵碑上留有碎叶州刺史姓名，这些碎叶州刺史都是粟特人⑤，碎叶不仅商业繁荣，近郊农业也很发展，城外远郊则是被称千泉草原的西突厥牧区⑥“地赢三百里，南雪山，三垂平陆，多泉池，因名之”。而《新唐书·焉耆传》载开元七年（719）“诏焉耆、龟兹、疏勒、于阗各食其征。由北道者，轮台征之”。此年碎叶已弃置，故改由轮台收北道税，说明以前这一收税功能本由碎叶承担。《李白墓志》反映早在隋末已有汉族移民流寓其地，入唐后，碎叶城中及其附近有不少汉族移民，人数更多。《太平寰宇记》卷383引《广异记》：“（豆卢）荣之妻即金河公主也，公主曾下嫁辟叶（碎叶），辟叶内属，其王率公主归来。”此公主应指阿史那怀道女，其人虽突厥族，但生长汉地，并已为唐朝册立为和亲公主，列属宗籍，依此规格，随其陪嫁者必定有大量汉人。唐人记碎叶西尚有数小城，为突厥掳去的汉人保聚其地，“尚华语”⑦，耶律楚材《西游录》亦载碎叶西有 “唐节度参谋检校刑部员外郎、假绯鱼袋太原王济之碑 ”。凡此种种，都反映出碎叶镇建置之后，显示出唐文明强烈光照痕迹。韩思忠：《资治通鉴》卷205，延载元年记：“碎叶镇守使韩思忠破泥孰俟斤等万余人。”
  周以：《资治通鉴》卷209记：“娑葛擅杀御史中丞
  冯嘉宾，殿中御史吕守素，破灭忠节，侵扰四镇，时碎叶镇守使周以悌率镇兵数百人（应为数千人）大破之，夺其所夺忠节及于阗部众数万口。”
  吕休璟：（景云元年，710）“右领军卫将军，兼检校北庭都护、碎叶镇守使、安抚十姓大使吕休璟..可为金山道行军大总管。”②
  刘遐庆：《旧唐书》，卷98，杜暹传：“开元四年（716）会安西都护郭虔瓘与西突厥可汗史献、镇守使刘遐庆不叶，更相执奏。”
  以上诸人中，韩思忠调返内地后，出任河东主帅魏元忠副将，守石岭要塞，周一悌一度曾被擢为四镇经略大使，取代郭元振；吕休璟曾以北庭大都护兼任碎叶镇守使，后又调任安西副大都护。足以确证碎叶镇守使乃属于都护一级的高官，旧说唐之藩镇之设始于河朔三镇，而安西四镇，皆以显官而拥重兵，实开河朔三镇的先河。
  碎叶地处丝路北道最西端，战事频繁，自从碎叶州和碎叶镇守军创置之后，数置数废，唐神龙二年（706）北庭大都护府创立之后，由安西大都护府改隶于北庭，这时一个以非阿史那氏的异姓突厥为首领的突骑施汗国已开始崛兴，长期奉行册立西突厥可汗家族阿史那氏君临十姓的唐朝为此政策曾摇摆不定。北庭、碎叶同在天山北麓，故将这一难踢的球抛给了北庭主将。在此期间，天山北麓并不太平。
  唐中宗第二次登位之后，废武周，恢复唐朝国号，北伐东突厥，计划三道发师，其中西路军统帅就是新创置的北庭大都护，《全唐文》卷253所收景龙四年颁发的秘密文件《命吕休璟北伐制》反映原定于景龙四年（710）调集汉、蕃大军，包括北庭、瀚海、碎叶汉兵五万骑，兼征突骑施、坚昆（黠戛斯）兵马，合攻默啜，“长驱沙漠，直指金微”。而身膺西路军统帅的吕休璟所领官衔就是检校北庭大都护“右领军卫将军，兼..碎叶镇守使、安抚十姓..金山道行军大总管”，足证随着北庭大都护府的建立，碎叶镇守使业已复置，不仅划归北庭，而且由北庭主将兼任。然而就在此诏刚刚颁发的当年六月中宗暴薨，睿宗新立，碎叶一度失陷。直至开元二年（714）阿史那献拜北庭大都护、碛西节度使统兵西征：“枭突厥都担之首，献之阙下，并擒其孥胡禄屋等部落五万余帐内附。”①此后，史书中又出现了碎叶镇守使刘遐庆之名，就表明碎叶重又置镇。由于碎叶转隶北庭，安西四镇中碎叶的位置又为焉耆所取代。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开元四年（716）亲王遥领安西大都护府制度的建立，是岁册拜靖德太子李琮遥领安西大都护。自此，安西主持已降为安西副大都护，北庭主将自然也不能逾越礼制，官高于亲王，自此岁起，北庭大都护府又还原为北庭都护府，于是碎叶复划归安西，取代了焉耆，备列安西四镇。至阿史那献主持定远道行军，反攻大食失利，车鼻施酋长苏禄重建突骑施汗国，阿史那献失势还朝，唐玄宗改而推行结盟突骑施 ·苏禄，遏制大食的新政策。
  开元七年（719）遣使解忠赴突骑施，册拜苏禄为忠顺（毗伽）可汗，并应其请，让出碎叶为之牙庭。史载：开元七年（719）（焉耆王）龙嬾突死，焉吐拂延立，于是十姓可汗请居碎叶..安西节度使汤嘉惠表请以焉耆备四镇。②此“十姓可汗”显然指的是苏禄。自此之后，安西四镇又成了焉耆、龟兹、于阗、疏勒。因为碎叶镇已罢置，它已变成突骑施汗国的牙庭了。

①孟凡人：《论别失八里》称：“别失八里一称正是因为回鹘时期营建了皇城和宫城以后，才与‘五城”名副其实起来；而在此以前的唐代，所谓‘五城’则是‘侯城，或‘古城’传称之讹，它与‘别失八里’一称，虽然文义相同，但只是一种偶然的巧合，或为后人附会之说而已。”原载《新疆 社会科学》 1984年，第 1期，收入《北庭史地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②《新西域记》，下卷，49 1～492页，有光社，1937年版。 ③见 A. Stein：Innermosi Asia。Vol，558页，Vol，Ⅲ，23页。 Oxford，1928。 ④参见向达：《新疆考古概况》，《文物参考资料》，1953年，第 12期。 ⑤《介绍新疆文物调查工作组发现的几种文物古迹》，《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 3期。 ⑥李遇春：《新疆吐鲁番、吉木萨尔勘查记》，《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 11期 ⑦薛宗正：《北庭城和北庭大都护府》，《新疆大学学报》，1979年，第4期。已收入林幹编：《突厥与回纥历史论文选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 ①《新唐书》，卷40。 ①《武经总要》，前集，卷 12守城条。 ②孟凡人在其所著《北庭史地研究》中最先提出西延城为北庭外城突出部分说，极为精彩，应予采信 。 ③《新唐书》，卷40。 ④孟凡人：《论别失八里》。 ⑤《册府元龟》，卷410，将帅部，壁垒。 ①丁福保：《古钱大辞典》下，1930页，引洪遵曰：开元通宝并非玄宗朝钱币，而乃高祖李渊所铸，“高祖入长安，民间行线环钱，其制轻小，凡八九万，才满半斛，武德四年铸开元通宝，其文以八分篆隶..二开元钱既非一代所铸，形制亦异，有左挑钱，双挑钱，篆字钱之别 ”。 ②《新唐书》卷54记：“肃宗乾元元年，经费不给，铸钱使第五琦铸乾元重宝钱，径一寸，每缗重十斤，与开元通宝参用，以一当十，亦号乾元十当钱。” ③《元和郡县志》，卷40。 ①《新唐书》，卷 110。 ②《麴氏高昌补说》，载《西突厥史料补阙及其考证》，中华书局，1958年版。 ①《天山历史地理学的研究》，321页。 ②《新唐书》，卷43 ①《新亚细亚》，10卷，第3期。 ②何高济译：《海屯行纪》，中华书局， 1981年版。 ③《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下，453页，蒲类注 8。 ①《晋书》，卷87，记李暠（玄盛）：“先是，河右不生楸、槐、柏、漆，张骏之世，取于秦陇而植之，终于皆死，而酒泉宫之西北隅有槐树生焉，玄盛又著《槐树赋》以寄情。” ②据 1972年尚存之八旬薛姓老人说，河西土墩原为方形，残高约 20余米，较河东土墩高得多，当地牧童多攀至墩顶，监视羊群。 ①戴良佐：《唐代庭州守捉城略考》，《新疆文物》，1989年，第1期（总第12期）。 ①徐松：《西域水道记》：“昌吉县治..疑即彰八里地。” ②李光廷：《汉西域图考》：“昌吉县，本宁边戍城..元之彰八里地也。” ③《天山历史地理学的研究》，292～323页。 ④《新亚细亚》，第 10卷，第4期。 ⑤人名，《元史》本传记其出自“蒙古克烈部”。 ①参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建国以来新疆考古的主要收获》，《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 ②陈澄之：《昌吉、奇台、呼图壁识略》，载《新中华》，复刊 4卷 14期。 ③参见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昌吉古城调查记》，《文物资料丛刊》，第4辑特刊。 ④薛宗正1978～1979年在昌吉师范学校工作，昌吉古城犹未全毁，城墙下已是某食品厂家属院所筑平房，发现许多人家地窖上都以莲花砖为盖，钻入地窖中，还发现有的以莲花砖铺窖底照片中这片莲花砖就是薛宗正以五元钱购得的一块压窖砖，1982年将此砖捐献当时还隶属于新疆社会科学院的考古研究所，由时任所长穆舜英收领今用照片即为此砖。 ①轮台的地望有乌拉泊、昌吉古城、米泉、阜康诸说，迄今未有定论，其中乌拉泊说较为流行。但轮台地当碎叶路，北庭、伊西节度使封常清常驻于此。岑参诗云：“驿马从西来，双节夹路驰。”则碎叶在其西，庭州在其东，若轮台在今乌拉泊，则驿马应从北来，地望不符。且乌拉泊规模与郝遮镇所在之奇台北道桥古城、唐蒲类镇所在之奇台吐虎玛克古城相侔若，而小于作为蒲类县治的奇台古城（俗称唐朝墩）和地当碎叶路的昌吉古城。说见薛宗正《唐轮台名实核证》及《唐蒲类诂名稽址》二文，分载于《新疆社会科学》1983年第 2期与 1984年第 2期。 ②林必成：《唐代轮台初探》，《新疆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 很明显，“平明发轮台”与“暮投交河郡”并非同联诗的出、对句关系，而是不同的两句，此与“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的语法构造完全不同。这表明该诗表述的并非一天内的事，无论多快的马，一天绝不可能跑完540里的路程。可见这首诗的立意并不在于写快，而在于写气候的变异。轮台的气候特征是“胡天八月即飞雪”，而西州则是“九月尚流汗，炎风吹沙埃”，而由交河至昌吉的路程确为540里，乌拉泊则不足此里数，足证此诗亦非轮台 —乌拉泊说可资援引的不坠坚藤。 ①陈戈：《新疆古代交通路线综述》，《新疆文物》，1990年，第3期。 ②〔日〕比野丈夫：《新获の唐代蒲昌府文书■っぃっ》，载《东方学报》（京都）45册，1973年，366页十余华里，汇合于乌鲁苏，小岭峰在其附近。两谷道会合继续向北之谷，即小岭谷。 ①陈国灿：《唐蒲昌府防区内的镇戍与馆驿》，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②轮台的地望有乌拉泊、昌吉古城、米泉、阜康诸说，迄今未有定论，其中乌拉泊说较为流行鸟拉泊规模与郝遮镇所在之奇台北道桥古城、唐蒲类镇所在之奇台吐虎玛克古城相侔若，而小于作为蒲类县治的奇台古城（俗称唐朝墩）和地当碎叶路的昌吉古城。且地不当碎叶路，与史书所记地望不合 。 ③《哈密文物志》，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68页：“东距哈密市65公里，为汉唐时代遗址，地理坐标：东经92°54′28″，北纬42°56′16″..古城颇具规模，有南北二城平面呈‘字形。 ①孔祥星：《唐代新疆地区的交通组织长行坊一一新疆出土唐代文书研究》，载《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1年第3期，29～38页。孙晓林：《试探唐代前期西州长行坊制度》，载《燉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二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版。陈国灿：《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②《东洋史研究》，10-3，1948年，73～77页。土长行坊有关文书的检讨为中心》等，武汉大学陈国灿教授利用日本东洋文库所藏图片整理成书的《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①也收有此类文书。 ①陈国灿：《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① 20世纪末钟兴麒还提出了哈密碎叶城。其说无据，不取。 ①《文苑英华》，卷945，范传正：《赠左拾遗翰林供奉李白墓志》。 ②《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华书局本，卷 1。 ③《册府元龟》，卷366，将帅部，机略六。 ④张说：《夏州都督太原王公神道碑》，《文苑英华》，卷913。 ⑤《新唐书》卷43误记于焉耆都督府条下：“焉耆都督府：贞观十八年灭焉耆置。有碎叶城，调露元年，都护王方翼筑，四面十二门，为屈曲隐出伏没之状云。”其实，参稽同书《新唐书》卷221：“有碎叶者，出安西西北千里。”又云：“繇勃达岭北行赢千里，得细叶川。东曰热海，地寒不冻。西有碎叶城。”碎叶、焉耆相距遥远，这段文字中显然在“有碎叶城”前漏了一个 “其西 ”二字。 ⑥倡导此说者乃自治区资深地方史研究专家钟兴麒，至今仍在新疆有一定影响。 ①吴震：《唐碎叶镇城析疑》，载《新疆历史论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 ②《碎叶城今地考》，载《西域史地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③内藤みとり：《■■■ム发见の杜怀宝碑■■■っ■》，原载《■ル■口■学研究》1997年第4卷《中央■■■北部の■教遗迹の研究》第6章。该碑已为日本学者川畸建三制为拓本。 ④《新唐书》，卷111，王方翼传。 ⑤陈国灿：《唐乾陵石人像及其街名的研究》，《文物集刊》，第二集，1980年。 ⑥《新唐书》，卷221。 ⑦《大唐西域记》，卷2。唐朝在碎叶先后设有保大军和碎叶镇守军，军名虽异，实质上是同一个建置，史书中所记碎叶镇实为镇守军的简称，镇守军属军级建置，其长官称镇守使，镇则是军事系统的中级建置，其长官称镇将，官仅七、八品，碎叶的主政长官一律称镇守使，官品达正三品①，历任镇守使都是唐朝出类拔萃的猛将，所统碎叶镇守军也主要由汉兵充任，是防戍西疆的主力兵团之一。可考的历任碎叶镇守使有以下数人。 ①《唐六典》，卷30：“凡镇皆有使一人..大使三品以上，傔人二十五人，别奏十人。” ②《全唐文》，卷253，《命吕休璟等北伐制》，北伐主将实为张仁亶，此制乃后人题名，有误。 ①《册府元龟》，卷358，将帅部，立功十一。 ②《新唐书》，卷221，耆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