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内容
“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火箭农场广大干部职工群众深受其害，受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极左路线的干扰破坏，制造了一批冤假错案，许多人无辜遭受迫害。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后，党中央立即开始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
1978年5月，火箭农场党委根据自治区党委和哈密地委的指示精神，落实党的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工作正式展开。农场成立了落实政策办公室，由场党委副书记杨致发分管此项工作，办公室成员由从机关部门抽调的4人组成。由于落实政策工作涉及面大，情况复杂，任务非常繁重，为了进一步加强落实政策办公室的力量，9月，农场党委对其人员进行了调整，由场党委书记田文祥亲自挂帅，杨致发、陈富智二人具体负责。陈富智兼任办公室主任，张月仙任办公室副主任，办公室成员由9人组成。
在落实党的政策、平反冤假错案过程中，落实政策办公室人员严格按照中央有关规定和政策办事，实事求是。坚持全错全平反，部分错部分平反，未错的仍维持原结论的原则，对群众提出申诉的“文化大革命”中以及之前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各类案件逐一进行认真细致地调查、核实、甄别和处理。场落实政策办公室先后共受理申诉案件348起，其中“文化大革命”中的案件292起，占总案件的83.9%，反右派斗争、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历次政治运动中的积案56起。有些案件因时间长久，原因比较复杂，各种原始证据难以搜集，造成办案困难重重。但是，落实政策办公室的全体人员本着重事实、重证据，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态度，千方百计克服各种困难，不忽视任何一个环节，不放过任何一个疑点，力争使每一个案件都得到一个真实公正的结论。整个复查过程中，共核实冤假错案280起，全部予以平反；部分错部分纠正的案件43起；原来没有下结论，复查中重新做出结论的10起；维持原结论的15起。复查工作结束后，农场对其受害者按照政策规定逐一落实了有关待遇。凡在政治运动中因遭受非法批斗、刑讯逼供、关押拘禁造成身体伤残者，给予经济补偿；凡在政治运动中被非法没收财产、抄家等造成财产损失者，能退还的予以退还，无法退还的给予适当的经济赔付；凡在政治运动中遭受错误处理和不公正待遇者，一律给予恢复名誉，作出妥善安置。平反冤假错案，使一批长期蒙受不白之冤，遭受迫害者重新获得了解放，他们发自肺腑地感叹道：“中国共产党英明伟大，是党给了我们第二次政治生命。”原火箭农场一分场场长买买提·尼牙孜（维吾尔族）曾含冤受屈二十几年，当获知平反昭雪的消息时，他激动得泪流满面，用颤抖的声音反复重复着一句话：“感谢党，感谢党……”
1979年1月，中共中央作出《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主、富农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指出，不做坏事的地主、富农分子以及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经过群众评审和政府批准，一律摘掉帽子，给予农村人民公社社员待遇。《决定》还规定，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社员的子女，家庭出身一律为社员，在入学、招工、参军、入团、入党和分配工作等方面，应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不得受歧视。按照中央的决定精神，农场党委及时进行了地、富、反、坏的摘帽工作。经过群众评审和党委批准，为35名“四类分子”摘除了帽子，对其地主、富农的子女，按照现有身份重新确定了成份，享受应有的权益和待遇。
火箭农场通过落实党的政策和平反冤假错案，使农场过去在“左”的思想路线指导下造成的一系列历史遗留问题得到了公正解决，使一批长期遭受迫害压制的干部和职工群众获得了彻底解放，使党内外的各种矛盾得到化解，有力地促进了摒弃前嫌、团结一致向前看良好政治局面的形成。
1978年5月，火箭农场党委根据自治区党委和哈密地委的指示精神，落实党的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工作正式展开。农场成立了落实政策办公室，由场党委副书记杨致发分管此项工作，办公室成员由从机关部门抽调的4人组成。由于落实政策工作涉及面大，情况复杂，任务非常繁重，为了进一步加强落实政策办公室的力量，9月，农场党委对其人员进行了调整，由场党委书记田文祥亲自挂帅，杨致发、陈富智二人具体负责。陈富智兼任办公室主任，张月仙任办公室副主任，办公室成员由9人组成。
在落实党的政策、平反冤假错案过程中，落实政策办公室人员严格按照中央有关规定和政策办事，实事求是。坚持全错全平反，部分错部分平反，未错的仍维持原结论的原则，对群众提出申诉的“文化大革命”中以及之前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各类案件逐一进行认真细致地调查、核实、甄别和处理。场落实政策办公室先后共受理申诉案件348起，其中“文化大革命”中的案件292起，占总案件的83.9%，反右派斗争、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历次政治运动中的积案56起。有些案件因时间长久，原因比较复杂，各种原始证据难以搜集，造成办案困难重重。但是，落实政策办公室的全体人员本着重事实、重证据，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态度，千方百计克服各种困难，不忽视任何一个环节，不放过任何一个疑点，力争使每一个案件都得到一个真实公正的结论。整个复查过程中，共核实冤假错案280起，全部予以平反；部分错部分纠正的案件43起；原来没有下结论，复查中重新做出结论的10起；维持原结论的15起。复查工作结束后，农场对其受害者按照政策规定逐一落实了有关待遇。凡在政治运动中因遭受非法批斗、刑讯逼供、关押拘禁造成身体伤残者，给予经济补偿；凡在政治运动中被非法没收财产、抄家等造成财产损失者，能退还的予以退还，无法退还的给予适当的经济赔付；凡在政治运动中遭受错误处理和不公正待遇者，一律给予恢复名誉，作出妥善安置。平反冤假错案，使一批长期蒙受不白之冤，遭受迫害者重新获得了解放，他们发自肺腑地感叹道：“中国共产党英明伟大，是党给了我们第二次政治生命。”原火箭农场一分场场长买买提·尼牙孜（维吾尔族）曾含冤受屈二十几年，当获知平反昭雪的消息时，他激动得泪流满面，用颤抖的声音反复重复着一句话：“感谢党，感谢党……”
1979年1月，中共中央作出《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主、富农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指出，不做坏事的地主、富农分子以及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经过群众评审和政府批准，一律摘掉帽子，给予农村人民公社社员待遇。《决定》还规定，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社员的子女，家庭出身一律为社员，在入学、招工、参军、入团、入党和分配工作等方面，应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不得受歧视。按照中央的决定精神，农场党委及时进行了地、富、反、坏的摘帽工作。经过群众评审和党委批准，为35名“四类分子”摘除了帽子，对其地主、富农的子女，按照现有身份重新确定了成份，享受应有的权益和待遇。
火箭农场通过落实党的政策和平反冤假错案，使农场过去在“左”的思想路线指导下造成的一系列历史遗留问题得到了公正解决，使一批长期遭受迫害压制的干部和职工群众获得了彻底解放，使党内外的各种矛盾得到化解，有力地促进了摒弃前嫌、团结一致向前看良好政治局面的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