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内容
中国极西的边陲重镇伊犁是难以醒来的恶梦，还是新的地平线，完全取决于判断者的处境与眼界。
王大枢流放前后，伊犁是流放犯的天下。由于遣犯主要分布在几个要塞，所以惠远、绥定待罪之人所占的比例，要远远超过整个伊犁地区。那三千数百“积匪猾贼”、“犷悍不逞之徒”成了当地社会不可或缺的风景线；而大清戍边守土的官吏军士，也在过着感情流放的日子。在虽有期限但又不能确定、离家万里难传声息等方面，这两类人本就没有什么实质区别。
伊犁流放犯的刑期有三年（“革职发来效力当差”）、十年（“军流以上”）、十三年（“原犯死罪，减等发远”）数种①。但逾期不能释还颇常见。王大枢刑期是十年②。他在伊犁流放地生活了11个年头。
酒、女人和诗，历来构成失意文人支撑精神世界不致崩溃的三极。而“诗言志”，“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是诗境的理想国，就像“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只是为没有终点的接力赛虚置的底线一样。“诗教”是儒家立论的基础。是个“政策”，而不是“理论”。事实上，从《诗经》、《楚辞》以来，诗主要是一种工具，是人们交流情感，宣泄心理积淀的绿色通道。如果一个人处在流放极边的地位，那么，酒、女人和诗，就会脱离书面的标准，回归为生活的正常组成部分。
清西域流放诗人最仰慕的前贤是苏轼。而酒、女人和诗，苏轼一生不可或缺。正是酒、女人和诗，才使这个惊才绝艳的文人，成功地度过了他失意的一生①。
伊犁狂饮成风。明代话本有“酒是色媒人”之说，进而言之，酒几乎被认为是一切罪愆的媒介。但酒又是精神高度紧张的人们的安神良药。游牧民与酒的联系尽人皆知。而伊犁九城正是游牧地上建立的新城。王大枢本人也许真的如难友所说“不善饮”②。但他的“纪实文学”《廉五酒坊》③，为酒在伊犁流放生活中的地位，提供了极有说服力的文本。
王大枢到戍第二年获悉，伊犁生计，没有比卖酒更佳。南酒最受欢迎，而奇缺。于是在难友撺掇下筹办了“廉五酒坊”。头窖酒熟，热闹非凡。日销南酒百十坛，认识不认识的流放犯，索酒尝酒络绎不绝。“至令千家绮席，人人面带春风；四出歧途，在在皆闻酒气”。以致当地原产“高粱烧”无人问津。
伊犁能饮之名，大概就起自流放犯的抵达。至今，中国名酒仍有“伊犁大曲”、“伊犁特曲”。但这都是“高粱烧”。南酒是流放犯的专好。而只有在流放犯中，南方人才占突出比例。这样，酒就不止消忧解愁，也可排遣乡思。而这都是流放犯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
伊犁是边陲要塞。将犯人安置敏感的边关而非腹地，这是清朝国策。酒，是伊犁一个固有的问题。女人，在伊犁是另一个问题。这当然是因为它的男性人口激增所致。在乾隆帝看来，女色+遣犯，简直就等于事端或隐患。女人对于伊犁的管理者、戍守者，也一直是待决的问题。军人（携眷兵）可以带家属，常设官员也可以。但短期轮换的临时派往人员甚至就不允许有家眷。乾隆三十三年（1768），乌鲁木齐所属屯垦地昌吉就因官员调戏遣犯女眷，爆发了新疆惟一一次流放者起事。此后清廷明令：玛纳斯河以西——这指的就是伊犁地区——不准容留妇女。这都已见诸纪昀《乌鲁木齐杂诗》。
当然，在伊犁生活中是不可能没有女人的。但是，留给流放犯的选择却十分有限。乾隆五十三年（1788）的一个著名案例即：伊犁驻军参领等人，竟借陪哈萨克使团进京谒见之便，沿途在内地买了十个女子准备带回伊犁①。这成了伊犁男女比例极度失调的显证。
诗人洪亮吉在“伊犁回忆录”（《天山客话》）中从流放犯的角度谈起与“性”有关的情况：“迁客出城，必须报门。若出北郭，则人更加属目。盖北关外狭邪之地多，虑有亏行止也。然此亦言其车骑雍容者耳。若易服徒步出门，又无从稽查矣。”洪亮吉流放伊犁在时间上与王大枢相衔接，所以他的记述可以取资参证。当伊犁九城成为经典意义上的城市时，“狭邪之地”的出现便无法避免。
关于在伊犁王大枢与女性的关系，有个特殊例证，即他写的《巧娘传》②。这是他惟一一篇传奇小说。王大枢写道：
迁客薛筠一天迟暮返回绥定，迷了路。偶遇三十余岁的美女，并委身相就。事毕，美人以臂上玉环相赠。倏忽间已荒鸡啼晓。美人失其所在。过了一天，薛筠循路觅踪，希冀再遇。但只见颓败的古屋荒祠。原来那是一个赵姓官员在此任职时的故居。其眷属曾在家里供奉着一具女像，并名之为“巧娘”，但如今官员早已他往，附近荒芜已久。薛筠徘徊感伤，从此不时携酒馔往浇之。但终于再无所遇。几个月后，薛筠就获准还乡了。
“薛筠”应属“夫子自道”。而“巧娘”，一再出现在王大枢诗文中，事实上是流放的诗人梦中情人，是对睢州逆旅女店主结想所致①。洪亮吉说的“狭邪之地”——公开与隐秘的妓院——正在这一带。这本是男人过分集中的副产品。所谓“薛筠”得遇“巧娘”，不过是作者一次艳遇的折射。巧娘以玉环相赠是小说惟一的关目，而“赐环”的象征意味不言自明。即便如真似幻的性爱，这里也与还乡联系到了一起。特别是当迁客在中原还有一个始终结记在心的感情偶像时。
然而我们关注的，并不是它的象征意义或写实作用。——不，不是！事实上，我们是为这部作品感到奇怪。通过八卷《西征录》，我们知道王大枢笔力雄健，颇具想像力，擅长以情动人。可是很遗憾，这篇《巧娘传》不但没有什么文采，也见不到丝毫绮丽情愫。写到最能激发人美感的情爱，他用惯的笔墨却突然生涩迟滞起来。除了性与还乡，简直就铺述不出一点点像样的情节。本该是充满浪漫氛围的传奇，却成了特定意义上的精神手淫。这种情况的出现，说明在流放生涯中女人已经远远离开王大枢的生存空间。这样，在现实生活中王大枢能够聊以自慰的，只剩下了诗！
对于流放犯，诗是双刃利剑。流放时已名满天下的洪亮吉曾特意提到①：
（流放伊犁途中）至保定，甫知有廷寄与伊犁将军，有“不许作诗，不许饮酒”之谕。是以自国门及嘉峪关，凡四匝日，不敢涉笔。及出关后，独行千里，不见一人，径天山，涉瀚海，闻见恢奇，为平生所未有，遂偶一举笔，然要皆描摹山水，绝不敢及余事也。
看来嘉庆帝相当了解这个才子。“不许作诗，不许饮酒”出自皇帝之口，真是意味深长。而创设伊犁流放地的乾隆帝早在20年前就责令伊犁将军，对遣犯严加管束，“倘赡徇情面，任其置产娶妻，则伊等反得晏然安处，与无罪何异？至其遣发日久，不得归籍，或妄作诗词，编选诽言，或不安本分生事，及潜行逃走者，一面奏闻，一面正法，不得稍事姑容！”②
其实在流放新疆之前，王大枢只是会写诗，而不是一个诗人。诗史文献有个习用语——“能诗”。能诗者从来不一定就是诗人！只有将诗与真情实感联系起来，才营造出诗人存在的空间。诗与酒、女人不同，它需要的只是感情付出。而一个人身在流放中，除了感情，没有什么不是紧俏缺稀，无法透支的。
在那个时代，传统文人阅历大都不丰富。就王大枢而言，有几亩薄田，自幼父母缔结门户相当的婚约，学成教数届蒙童，写若干可有可无的时文，按时参加县上的诗社文会——这就是生活的全部内容了。他因流放走出这局促一隅，“身行万里半天下”，也就算得际遇“曾经沧海”了。
到这里，我们又得重提王大枢与刘氏——“巧娘”的两次相聚。如果说在前往流放地的时候，58岁的遣犯是在克制情感，那么垂老还乡时，除“活着”，他已经没有什么需要珍惜的了。
王大枢流放前后，伊犁是流放犯的天下。由于遣犯主要分布在几个要塞，所以惠远、绥定待罪之人所占的比例，要远远超过整个伊犁地区。那三千数百“积匪猾贼”、“犷悍不逞之徒”成了当地社会不可或缺的风景线；而大清戍边守土的官吏军士，也在过着感情流放的日子。在虽有期限但又不能确定、离家万里难传声息等方面，这两类人本就没有什么实质区别。
伊犁流放犯的刑期有三年（“革职发来效力当差”）、十年（“军流以上”）、十三年（“原犯死罪，减等发远”）数种①。但逾期不能释还颇常见。王大枢刑期是十年②。他在伊犁流放地生活了11个年头。
酒、女人和诗，历来构成失意文人支撑精神世界不致崩溃的三极。而“诗言志”，“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是诗境的理想国，就像“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只是为没有终点的接力赛虚置的底线一样。“诗教”是儒家立论的基础。是个“政策”，而不是“理论”。事实上，从《诗经》、《楚辞》以来，诗主要是一种工具，是人们交流情感，宣泄心理积淀的绿色通道。如果一个人处在流放极边的地位，那么，酒、女人和诗，就会脱离书面的标准，回归为生活的正常组成部分。
清西域流放诗人最仰慕的前贤是苏轼。而酒、女人和诗，苏轼一生不可或缺。正是酒、女人和诗，才使这个惊才绝艳的文人，成功地度过了他失意的一生①。
伊犁狂饮成风。明代话本有“酒是色媒人”之说，进而言之，酒几乎被认为是一切罪愆的媒介。但酒又是精神高度紧张的人们的安神良药。游牧民与酒的联系尽人皆知。而伊犁九城正是游牧地上建立的新城。王大枢本人也许真的如难友所说“不善饮”②。但他的“纪实文学”《廉五酒坊》③，为酒在伊犁流放生活中的地位，提供了极有说服力的文本。
王大枢到戍第二年获悉，伊犁生计，没有比卖酒更佳。南酒最受欢迎，而奇缺。于是在难友撺掇下筹办了“廉五酒坊”。头窖酒熟，热闹非凡。日销南酒百十坛，认识不认识的流放犯，索酒尝酒络绎不绝。“至令千家绮席，人人面带春风；四出歧途，在在皆闻酒气”。以致当地原产“高粱烧”无人问津。
伊犁能饮之名，大概就起自流放犯的抵达。至今，中国名酒仍有“伊犁大曲”、“伊犁特曲”。但这都是“高粱烧”。南酒是流放犯的专好。而只有在流放犯中，南方人才占突出比例。这样，酒就不止消忧解愁，也可排遣乡思。而这都是流放犯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
伊犁是边陲要塞。将犯人安置敏感的边关而非腹地，这是清朝国策。酒，是伊犁一个固有的问题。女人，在伊犁是另一个问题。这当然是因为它的男性人口激增所致。在乾隆帝看来，女色+遣犯，简直就等于事端或隐患。女人对于伊犁的管理者、戍守者，也一直是待决的问题。军人（携眷兵）可以带家属，常设官员也可以。但短期轮换的临时派往人员甚至就不允许有家眷。乾隆三十三年（1768），乌鲁木齐所属屯垦地昌吉就因官员调戏遣犯女眷，爆发了新疆惟一一次流放者起事。此后清廷明令：玛纳斯河以西——这指的就是伊犁地区——不准容留妇女。这都已见诸纪昀《乌鲁木齐杂诗》。
当然，在伊犁生活中是不可能没有女人的。但是，留给流放犯的选择却十分有限。乾隆五十三年（1788）的一个著名案例即：伊犁驻军参领等人，竟借陪哈萨克使团进京谒见之便，沿途在内地买了十个女子准备带回伊犁①。这成了伊犁男女比例极度失调的显证。
诗人洪亮吉在“伊犁回忆录”（《天山客话》）中从流放犯的角度谈起与“性”有关的情况：“迁客出城，必须报门。若出北郭，则人更加属目。盖北关外狭邪之地多，虑有亏行止也。然此亦言其车骑雍容者耳。若易服徒步出门，又无从稽查矣。”洪亮吉流放伊犁在时间上与王大枢相衔接，所以他的记述可以取资参证。当伊犁九城成为经典意义上的城市时，“狭邪之地”的出现便无法避免。
关于在伊犁王大枢与女性的关系，有个特殊例证，即他写的《巧娘传》②。这是他惟一一篇传奇小说。王大枢写道：
迁客薛筠一天迟暮返回绥定，迷了路。偶遇三十余岁的美女，并委身相就。事毕，美人以臂上玉环相赠。倏忽间已荒鸡啼晓。美人失其所在。过了一天，薛筠循路觅踪，希冀再遇。但只见颓败的古屋荒祠。原来那是一个赵姓官员在此任职时的故居。其眷属曾在家里供奉着一具女像，并名之为“巧娘”，但如今官员早已他往，附近荒芜已久。薛筠徘徊感伤，从此不时携酒馔往浇之。但终于再无所遇。几个月后，薛筠就获准还乡了。
“薛筠”应属“夫子自道”。而“巧娘”，一再出现在王大枢诗文中，事实上是流放的诗人梦中情人，是对睢州逆旅女店主结想所致①。洪亮吉说的“狭邪之地”——公开与隐秘的妓院——正在这一带。这本是男人过分集中的副产品。所谓“薛筠”得遇“巧娘”，不过是作者一次艳遇的折射。巧娘以玉环相赠是小说惟一的关目，而“赐环”的象征意味不言自明。即便如真似幻的性爱，这里也与还乡联系到了一起。特别是当迁客在中原还有一个始终结记在心的感情偶像时。
然而我们关注的，并不是它的象征意义或写实作用。——不，不是！事实上，我们是为这部作品感到奇怪。通过八卷《西征录》，我们知道王大枢笔力雄健，颇具想像力，擅长以情动人。可是很遗憾，这篇《巧娘传》不但没有什么文采，也见不到丝毫绮丽情愫。写到最能激发人美感的情爱，他用惯的笔墨却突然生涩迟滞起来。除了性与还乡，简直就铺述不出一点点像样的情节。本该是充满浪漫氛围的传奇，却成了特定意义上的精神手淫。这种情况的出现，说明在流放生涯中女人已经远远离开王大枢的生存空间。这样，在现实生活中王大枢能够聊以自慰的，只剩下了诗！
对于流放犯，诗是双刃利剑。流放时已名满天下的洪亮吉曾特意提到①：
（流放伊犁途中）至保定，甫知有廷寄与伊犁将军，有“不许作诗，不许饮酒”之谕。是以自国门及嘉峪关，凡四匝日，不敢涉笔。及出关后，独行千里，不见一人，径天山，涉瀚海，闻见恢奇，为平生所未有，遂偶一举笔，然要皆描摹山水，绝不敢及余事也。
看来嘉庆帝相当了解这个才子。“不许作诗，不许饮酒”出自皇帝之口，真是意味深长。而创设伊犁流放地的乾隆帝早在20年前就责令伊犁将军，对遣犯严加管束，“倘赡徇情面，任其置产娶妻，则伊等反得晏然安处，与无罪何异？至其遣发日久，不得归籍，或妄作诗词，编选诽言，或不安本分生事，及潜行逃走者，一面奏闻，一面正法，不得稍事姑容！”②
其实在流放新疆之前，王大枢只是会写诗，而不是一个诗人。诗史文献有个习用语——“能诗”。能诗者从来不一定就是诗人！只有将诗与真情实感联系起来，才营造出诗人存在的空间。诗与酒、女人不同，它需要的只是感情付出。而一个人身在流放中，除了感情，没有什么不是紧俏缺稀，无法透支的。
在那个时代，传统文人阅历大都不丰富。就王大枢而言，有几亩薄田，自幼父母缔结门户相当的婚约，学成教数届蒙童，写若干可有可无的时文，按时参加县上的诗社文会——这就是生活的全部内容了。他因流放走出这局促一隅，“身行万里半天下”，也就算得际遇“曾经沧海”了。
到这里，我们又得重提王大枢与刘氏——“巧娘”的两次相聚。如果说在前往流放地的时候，58岁的遣犯是在克制情感，那么垂老还乡时，除“活着”，他已经没有什么需要珍惜的了。
附注
见永保《总统伊犁事宜》“摺房应办事宜”节。; 见《西征录》卷八《兰招辞序》。; 这一点，中外文人惊人一致。奥地利古典作曲家约翰·斯特劳斯一首最著名的圆舞曲就叫做WINE，WOMEN AND SONG——《酒，女人与诗歌》。; 见华振声《瀑布饮酒诗序》。华氏还写有《酒录》。两文均见《西征录》卷七“跫音”。; 见《西征录》卷四“杂撰”。“廉五”语出《史记·货殖列传》“廉贾五之”。; 《清高宗实录》卷一三〇三，乾隆五十三年四月庚申纪事。; 见《西征录》卷八。; 传奇小说中的女主角，多是二八少女。以“三十许”“丽人”和“迁客薛筠”演对手戏，显然是受到生活真实的制约所致。这样说来，“巧娘”很可能就是睢州女店主刘氏的名字或小名。至少是作者为她专门设置的爱称。“巧娘”还一再出现于王大枢其他诗文。; 见《伊犁日记》卷末。; 《清高宗实录》卷一一四四，乾隆四十六年（1781）十一月壬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