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内容
乙丑仲秋。
中原大地，列车奔驰。
在69次特别快车的3号硬席卧铺车厢里，我对面的下铺空着。午后，车到郑州站稍停。我下车散步回来时，见一个打扮入时的青年妇女坐在对座靠窗处，身边偎着一个约莫五六岁的女孩。一位老人把几个大包在行李架上放稳当，提起身旁盖着毛巾的麦枯篮，塞到青年妇女的铺位底下，而后在过道窗下的折叠椅上落坐。
列车徐徐开动了。新来的青年妇女从手提包中取出一个带尼龙罩的玻璃杯，提起桌下暖水瓶，倒满一杯，让小女孩递给老人，又给我的杯里添满水。
“谢谢”！我欠身致意，“你们一家子从那儿来？刚上车的？”
“不，在北京上车的，从山东老家来。你呢？”青年妇女说话不紧不慢，嗓音清亮甜润。
我告诉她：“回新疆去，家住石城，在乌市工作。”她像见到乡亲似地高兴，说：“我也回新疆，家也住石城，也在乌市工作”。这连声三个“也”，在心境上缩短了我同她的距离，似乎也感染了注视着我们的老人。老人从铺下拉出提篮，掀开毛巾，露出一篮鲜桃。他拣出几个，分给座上乘客。青年妇女接过老人递来的桃，对我们说：“我爸爸是哑巴，头一回离开山东。这桃是他从山东老家带来的。我说新疆也有桃，可他硬要带。”
秋令时节，午后七时便近黄昏了。还没到洛阳，车厢就亮起灯来。挤坐下铺聊天的乘客们开始各就各位。兴许是前几天东奔西忙欠觉太多的缘故，我今晚睡得特别“死”，一觉醒来，窗外大亮，车到宝鸡站了。人群的上上下下，用具的磕磕碰碰，搅动了凝聚一夜的夹酸带臭的厢内空气。车窗的玻璃提起了，清新的空气进厢了，全车厢顿时活跃起来。直到乘客们陆陆续续漱洗完毕，吃过早点，之后，车厢复归平静。乘客们用各自喜欢的方式消磨时间。此刻，哑巴老人依旧坐在过道一侧的折叠椅上，凝望窗外陇南的层层山峦。这陇南山区铁路线，隧道一个接一个。车厢里忽明忽暗，既不便看书，也玩不成扑克。我同对座的“石城老乡”，在互通姓名之后，聊起天来。
她名叫艾莉。我们一开始交谈，哑巴老人便把目光从窗外移过来。艾莉说话时，他目不转睛地瞅着她；艾莉笑时，他紧锁的眉毛也舒展开来。
“你爸爸上新疆，妈妈呢？”“妈妈在新疆，她进疆多年了。”“你妈妈同爸爸分居两地，怎么回事呢？”艾莉见我这个“石城老乡”打破砂锅问到底，转过头瞧一眼老人，长长地叹一口气，好一会儿，呷口开水，轻声道：“我妈妈同爸爸的事，说来话长”。艾莉打开了话匣——
我爸爸是鲁西一户地主的儿子，是地主家一个丫环生的，从小聋哑。哑巴不到16岁就成了亲。媳妇是被人拖进洞房的，双手反绑着，嘴巴用毛巾堵着。这媳妇就是我妈。
我妈出生在河南伏牛山下穷人家。伏牛山下盛产桃。因洪水毁了家园，妈妈跟随姥姥，提着一篮山桃出走。母女俩逃荒北上，路过鲁西这个地主家。老地主见大人虽衣衫褴褛，但个高脸俊，小孩虽骨瘦如柴，却看似机灵，便收留下来。老地主得知她来自伏牛山区会种桃，而且篮子里还装着好些桃核，于是，白天叫她到果园干活，黑天叫她进内室服侍起居。才过几月，姥姥种在园里的桃没发芽，却惨死在这个地主家的园里。
泡桐在碱地里长成，妈妈在苦水里泡大，长到14岁，便出落成一个高挑、俊俏的姑娘。一天夜里，她进地主卧室整理被褥，老地主逼她上床。她眼前浮现出亲人吊死桃园的惨状，旧仇新恨涌上心头，在拼命挣扎中，把老色鬼的鼻头咬掉一块。妈妈被拉进桃园，绑在树上。地主婆本要撵她走，老地主却把她留下来许给哑巴儿子。妈妈儿次以死抗婚，可是，上吊被哑巴发现解脱，投水被哑巴捞出救活。
父亲虽是地主的儿子，可同他的其他兄弟待遇大不一样，他跟长工一起下地干活。每天干完活，吃过饭，他便回到自己的小天地，把床铺收拾好，等候着妈妈。他待妈妈很温顺，从没跟她红过脸。可是，他对他父亲没有好脸色，特别是遇见那个老色鬼趁他不在闯进卧室的时候，他会挥舞拳头，冲他吼叫。
妈妈同哑巴父亲生活的第三年，也就是咱们老家土改那年，生下了我这个唯一的女儿。土改过后，乡、村干部三番五次劝妈妈同哑巴少爷离婚。妈妈不忍抛开这个并没过过少爷生活的少爷，伏在爸爸胸前啜泣。不过，妈妈这个正在申请入党的村妇女干部，终究同父亲分手了。
离婚以后，父亲被他的在泉城郊区园艺场工作的弟弟接走了。不久，妈妈便带着我参加了“支援新疆建设妇女大队”。妇女大队集中到泉城等火车。在临上车的前一天，妈妈悄悄来到市郊园艺场，在场部大门前徘徊。他，近在咫尺。她想见他一面，然而，她没有跨进大门，只是望着门口一树桃花发呆。第二天，“支援新疆建设妇女大队”登上了西去的列车。同车的姐妹们在车厢里叽叽喳喳地说长道短，我妈妈却一言不发。
列车穿山绕岭，跨河过镇，从黄土高原落入祁连山下。车轮单调的咣当声千万次地重复着，车头载着一千多个生命不倦地前行，时光随着窗外的气流分分秒秒地逝去。我们进入河西走廊的时候，又是一个白昼了。
“从那年进疆到如今，三十几年过去了，我们孤儿寡母走过这三十几年可真不易哪”！艾莉双掌合成V形，支撑着下巴，沉浸在“这三十几年”的回忆中。
我做为老宣传工作者，对于艾莉妈妈当年参加的“支援新疆建设妇女大队”的内情知道一点。那时，驻疆部队的许多老同志，单身入伍，戒马半生，如今功成国兴，是该聚妻成家了。这批山东妇女的进疆，为解决这些老同志的婚姻问题创造了条件。对此，进疆的妇女多半心中有数，也心甘情愿。不出半年，建设大队只剩下几个不肯轻易再嫁的倔女人了。
“我妈就是个倔女人”。自谓当过语文教师的艾莉，接着娓娓道来——
当时，在建设大队，数我妈年轻，长得也俊。建设大队进石城农场不到一月，有人把她介绍给主管大队工作的一位场领导。偏偏我妈执意不从。同伴说她傻，她却缄口低眉，并不解释。半年后，建设大队解散，剩下几个人要分到生产连队去。当领导问她想上哪个连队时，她豪不犹豫地回答：园林队。
当时，园林队没有桃园，只有苹果园。果园班里，多数是女的，除了我妈，都是场部干部家属。她们家务繁重，出勤率低。我妈没有这个负担，又是党员，所以领导要她当果园班长。
园林队有个老技术员，解放前在内地一所农学院毕业后，在国民党政府一个农业机构干过几年。我妈领导的果园班扩大后，老技术员带领她们除了管苹果园外，还开辟了个小桃园。他常同妈妈在一起干活，尤其爱听她讲伏牛山下种桃的故事。收工时，他同妈妈常走在最后，待走到连队生活区，妈妈越过栅栏拐进家门时，他还在路口呆立着。要是哪天他在办公室忙业务，妈妈收工回家，准能发现路口有一个熟悉的身影，他在傻等着她。可那时，老技术员的痴情，打不开她的关闭的心扉。她愿意同他交朋友，但没有想过嫁给他。
然而，生活中常常会出现令人意想不到的契机。在五十年代中期刮起的一场政治旋风，波及园林队。那一年，老技术员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分子”；我妈因同“历史反革命分子”划不清界限而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可是，人们没料到，这个警告反而引发了我妈这个倔女人的爱情火焰。她不但不跟他划清界限，而且把他请到家里。在家门口，他俩一起栽下一棵桃树。第二年，结成了共同生活的伴侣。
列车驶出河西走廊，过嘉峪关，转入一望无际的干涸沙原。窗外的景致是一派单调的灰色，可车厢内艾莉的叙说却展示出一幅幅光怪陆离的生活画卷——
1958年暮春一日，妈妈到队上食堂打饭，见墙上贴着一张批判我继父的大字报，标题文绉绉的：“敢笑东风者戒”。大字报在高喊“红旗舞东风……”之后，作为批判靶子，引用了职工揭发继父在桃园吟过的一首唐诗：
去年今日此门中，
人面桃花相映红；
人面不知何处去，
桃花依旧笑东风。（原诗为“春风”，大字报有误）
大字报作者披露出惊人的“发现”：不种向日葵而种桃，不颂向日葵而颂桃，而且，“借桃讽今”，公然耻笑伟大领袖颂扬过的象征社会主义的“东风”，是“历史反革命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现行活动，是其老婆“地主少奶奶”颓废没落的精神寄托，也是“两个阶级敌人”臭味相投的铁证。
不久，妈妈和继父合种的那棵桃树被砍掉了；妈妈以“没有改造好的地主少奶奶”的罪名被监督劳动，我继父因“反革命罪”被判刑劳改，1960年死在劳改队里了。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后来，我们家庭院里又出现一棵新桃树。原来，1962年，我那在泉城园艺场工作的叔叔，给妈妈寄来一包桃种。叔叔附信告诉妈妈：这是他的哑巴哥哥亲手栽种的桃树结下的。妈妈拉上我，一起把它种在庭院一角。桃种出苗后，我妈变得越发的沉默寡言。白天，妈上班管理公家的果园；回到家，除了招呼我吃、穿、上学外，便一门心思扑在她的桃苗上，施肥、浇水、剪枝，忙个不停。活忙完，搬条小板凳，坐在桃树边，凝视着它。
这棵桃树和我这个女孩子，在妈妈的悉心抚育下，熬过了一场又一场风风雨雨，终于成长起来。到1966年，我成了高中学生，桃树也挂满果实了。
然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一次掀翻了我们孤儿寡母的生活之舟。我顶着“黑崽子”帽被分到垦区最边远的单位劳动；妈妈以带病之躯，白天下地干活，晚间被队里的造反派拉去批斗。这伙人横扫院中的桃，挖出它的老根，而后批判妈妈“颂固坚持地主少奶奶的立场，不爱别的果树，偏爱地主家带来的桃”。
十年荒唐的闹剧终于结束了。1978年，妈妈虽已年近半百，双鬓斑白，但依然步履稳健，精神矍铄。她把我从“接受再教育”的边远连队接回家，要我专心复习功课，准备高考。她把希望寄托于我。第二年高考，我舍弃报考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志愿，按照妈妈的意思考入了农业大学园艺系。毕业后，我成了家。爱人和我是同班同学，分在乌市同一个科研部门工作。结婚时，我俩一道回到石城园林队妈妈家。妈妈是队上桃园的“园长”。她叫我和我爱人当桃园的技术指导，还让我们跟在泉城园艺场当技术顾问的叔叔取得联系，同他交流种桃经验。年过半百的妈妈焕发了青春。她带领桃园班的几个年轻人，一心扑在桃树上，汗水浇在桃园里。从前年起，队上的果园，妈妈的庭院，一棵棵桃树便陆续开花结果了。
这几年，我和我爱人每年都要回石城妈妈家好几次。特别是桃花盛开的春天，我们总要带上孩子丝丝回家看花。妈妈拉着小丝丝，坐在桃树下，桃花映照着这一老一幼的红润的脸。微风吹来，几瓣桃花落在丝丝头上，落入妈妈怀里。
看来颇有文才的艾莉的充满诗情画意的叙说，使我在精神上完全摆脱了车厢外茫茫戈壁的灰色圈，脑海浮现一幅五彩缤纷的新生活的画图，浮现一个感情深沉的“倔女人”的形象。我不由得问艾莉：“你和你爱人都在乌市工作，你妈妈怎么没迁来？”
妈妈已经退休，户口已经迁到乌市，可她就是不到乌市定居。她说在园林队的土房住惯了，觉得挺好，不愿离开它。每年，除了冬天，大部分时间住在园林队。队里挺照顾她，房子没有收回，房前房后的菜地、桃园也给她留着。她带过的果园班的姑娘常去和她作伴。他也爱同她们一起给桃树浇水、施肥。无论是院里的树，院外的园，她都认认真真地管。每年摘下的桃，除了留少量的家用，大都交给队里。队里给她发劳务补助费，她一个子儿也不要。为了发展种桃业，她常常给我们出这样那样的题目，要我们解答，要我们试验。
桃子不比别的水果，容易烂。妈妈常向我们叨叨这个问题，要我们设法解决桃子保鲜问题。她劝我们同在泉城园艺场的叔叔联合起来办这件事。其实，桃子保鲜课题早已列入我们单位的科研计划中，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干起来。经妈妈一再催促，在上级有关方面的支持下，我们俩同叔叔，当然还有乌市、泉城两单位的其他同事，联合开展了桃子贮藏保鲜的研究试验工作。这项研究试验搞了两三年了。这次我爸爸从山东带来的这篮鲜桃，算是这项联合攻关的科研成果。丝丝她爸爸和我出差到北京，便是为这项科研课题去的。
这次出差前，我对妈妈说，办完公事，我带丝丝回趟山东，到泉城把哑巴父亲接来住几年吧。她低头不语，半响才说：“你当女儿的要接父亲来住我不反对。只是你得告诉我他来新疆的日期。我要在他到来之前回石城去。我不见他，你也别把他带石城去，别让他知道我住的地方。”我注意到，妈妈讲这番话的时候，声音发颤，泪水盈眶。
我理解她老人家的心。我从她常常独自望着庭院桃花出神的目光中感觉到，她思念家乡的亲人，也思念他，忘不掉他。但是，她宁愿一辈子在心灵深处保留婚后相爱的那短暂的一幕场景，而不愿让离异半生后、晚年重逢时产生的情感冲击波搅乱它。何况，她恨他出身的封建地主家庭。这个家庭毁了姥姥，伤了妈妈。她不愿再见到这个家庭的成员，因为，一旦见到他们，便会勾起早已沉入心底的不堪回首的住事。平素，看电视电影，凡是再现旧社会苦难特别是妇女苦难的，她要我们去看，可自己从不去看。
列车在茫茫戈壁又穿行了一昼夜，进入鄯善县境。列车员开始收拾铺位上的卧具，性急的旅客着手整理自己的东西。车过盐湖站后，在女儿的示意下，哑巴老人取下货架上的行包，把桌面的杂物装进网兜里，把铺下的麦秸篮拖出来，抖去盖布上的灰尘，重新拉平盖严。我注意到，他在做这些事的时候，粗糙的手微微地颤抖。特别是，他掀开篮子的盖布，暗红包的鲜桃跳入眼帘时，缓缓移动的目光戛然而止。此刻，他那轻轻抚摸着桃面的手指，抖得更厉害了。
列车徐徐进站了。
“姥姥会来接我们吗？”小丝丝抬眼问妈妈。
“姥姥不会来。”妈妈抚摸着她桃红的小圆脸，轻声回答。
（1987年春，为思念友人，根据“乙丑（1985年）仲秋”日记改写）
中原大地，列车奔驰。
在69次特别快车的3号硬席卧铺车厢里，我对面的下铺空着。午后，车到郑州站稍停。我下车散步回来时，见一个打扮入时的青年妇女坐在对座靠窗处，身边偎着一个约莫五六岁的女孩。一位老人把几个大包在行李架上放稳当，提起身旁盖着毛巾的麦枯篮，塞到青年妇女的铺位底下，而后在过道窗下的折叠椅上落坐。
列车徐徐开动了。新来的青年妇女从手提包中取出一个带尼龙罩的玻璃杯，提起桌下暖水瓶，倒满一杯，让小女孩递给老人，又给我的杯里添满水。
“谢谢”！我欠身致意，“你们一家子从那儿来？刚上车的？”
“不，在北京上车的，从山东老家来。你呢？”青年妇女说话不紧不慢，嗓音清亮甜润。
我告诉她：“回新疆去，家住石城，在乌市工作。”她像见到乡亲似地高兴，说：“我也回新疆，家也住石城，也在乌市工作”。这连声三个“也”，在心境上缩短了我同她的距离，似乎也感染了注视着我们的老人。老人从铺下拉出提篮，掀开毛巾，露出一篮鲜桃。他拣出几个，分给座上乘客。青年妇女接过老人递来的桃，对我们说：“我爸爸是哑巴，头一回离开山东。这桃是他从山东老家带来的。我说新疆也有桃，可他硬要带。”
秋令时节，午后七时便近黄昏了。还没到洛阳，车厢就亮起灯来。挤坐下铺聊天的乘客们开始各就各位。兴许是前几天东奔西忙欠觉太多的缘故，我今晚睡得特别“死”，一觉醒来，窗外大亮，车到宝鸡站了。人群的上上下下，用具的磕磕碰碰，搅动了凝聚一夜的夹酸带臭的厢内空气。车窗的玻璃提起了，清新的空气进厢了，全车厢顿时活跃起来。直到乘客们陆陆续续漱洗完毕，吃过早点，之后，车厢复归平静。乘客们用各自喜欢的方式消磨时间。此刻，哑巴老人依旧坐在过道一侧的折叠椅上，凝望窗外陇南的层层山峦。这陇南山区铁路线，隧道一个接一个。车厢里忽明忽暗，既不便看书，也玩不成扑克。我同对座的“石城老乡”，在互通姓名之后，聊起天来。
她名叫艾莉。我们一开始交谈，哑巴老人便把目光从窗外移过来。艾莉说话时，他目不转睛地瞅着她；艾莉笑时，他紧锁的眉毛也舒展开来。
“你爸爸上新疆，妈妈呢？”“妈妈在新疆，她进疆多年了。”“你妈妈同爸爸分居两地，怎么回事呢？”艾莉见我这个“石城老乡”打破砂锅问到底，转过头瞧一眼老人，长长地叹一口气，好一会儿，呷口开水，轻声道：“我妈妈同爸爸的事，说来话长”。艾莉打开了话匣——
我爸爸是鲁西一户地主的儿子，是地主家一个丫环生的，从小聋哑。哑巴不到16岁就成了亲。媳妇是被人拖进洞房的，双手反绑着，嘴巴用毛巾堵着。这媳妇就是我妈。
我妈出生在河南伏牛山下穷人家。伏牛山下盛产桃。因洪水毁了家园，妈妈跟随姥姥，提着一篮山桃出走。母女俩逃荒北上，路过鲁西这个地主家。老地主见大人虽衣衫褴褛，但个高脸俊，小孩虽骨瘦如柴，却看似机灵，便收留下来。老地主得知她来自伏牛山区会种桃，而且篮子里还装着好些桃核，于是，白天叫她到果园干活，黑天叫她进内室服侍起居。才过几月，姥姥种在园里的桃没发芽，却惨死在这个地主家的园里。
泡桐在碱地里长成，妈妈在苦水里泡大，长到14岁，便出落成一个高挑、俊俏的姑娘。一天夜里，她进地主卧室整理被褥，老地主逼她上床。她眼前浮现出亲人吊死桃园的惨状，旧仇新恨涌上心头，在拼命挣扎中，把老色鬼的鼻头咬掉一块。妈妈被拉进桃园，绑在树上。地主婆本要撵她走，老地主却把她留下来许给哑巴儿子。妈妈儿次以死抗婚，可是，上吊被哑巴发现解脱，投水被哑巴捞出救活。
父亲虽是地主的儿子，可同他的其他兄弟待遇大不一样，他跟长工一起下地干活。每天干完活，吃过饭，他便回到自己的小天地，把床铺收拾好，等候着妈妈。他待妈妈很温顺，从没跟她红过脸。可是，他对他父亲没有好脸色，特别是遇见那个老色鬼趁他不在闯进卧室的时候，他会挥舞拳头，冲他吼叫。
妈妈同哑巴父亲生活的第三年，也就是咱们老家土改那年，生下了我这个唯一的女儿。土改过后，乡、村干部三番五次劝妈妈同哑巴少爷离婚。妈妈不忍抛开这个并没过过少爷生活的少爷，伏在爸爸胸前啜泣。不过，妈妈这个正在申请入党的村妇女干部，终究同父亲分手了。
离婚以后，父亲被他的在泉城郊区园艺场工作的弟弟接走了。不久，妈妈便带着我参加了“支援新疆建设妇女大队”。妇女大队集中到泉城等火车。在临上车的前一天，妈妈悄悄来到市郊园艺场，在场部大门前徘徊。他，近在咫尺。她想见他一面，然而，她没有跨进大门，只是望着门口一树桃花发呆。第二天，“支援新疆建设妇女大队”登上了西去的列车。同车的姐妹们在车厢里叽叽喳喳地说长道短，我妈妈却一言不发。
列车穿山绕岭，跨河过镇，从黄土高原落入祁连山下。车轮单调的咣当声千万次地重复着，车头载着一千多个生命不倦地前行，时光随着窗外的气流分分秒秒地逝去。我们进入河西走廊的时候，又是一个白昼了。
“从那年进疆到如今，三十几年过去了，我们孤儿寡母走过这三十几年可真不易哪”！艾莉双掌合成V形，支撑着下巴，沉浸在“这三十几年”的回忆中。
我做为老宣传工作者，对于艾莉妈妈当年参加的“支援新疆建设妇女大队”的内情知道一点。那时，驻疆部队的许多老同志，单身入伍，戒马半生，如今功成国兴，是该聚妻成家了。这批山东妇女的进疆，为解决这些老同志的婚姻问题创造了条件。对此，进疆的妇女多半心中有数，也心甘情愿。不出半年，建设大队只剩下几个不肯轻易再嫁的倔女人了。
“我妈就是个倔女人”。自谓当过语文教师的艾莉，接着娓娓道来——
当时，在建设大队，数我妈年轻，长得也俊。建设大队进石城农场不到一月，有人把她介绍给主管大队工作的一位场领导。偏偏我妈执意不从。同伴说她傻，她却缄口低眉，并不解释。半年后，建设大队解散，剩下几个人要分到生产连队去。当领导问她想上哪个连队时，她豪不犹豫地回答：园林队。
当时，园林队没有桃园，只有苹果园。果园班里，多数是女的，除了我妈，都是场部干部家属。她们家务繁重，出勤率低。我妈没有这个负担，又是党员，所以领导要她当果园班长。
园林队有个老技术员，解放前在内地一所农学院毕业后，在国民党政府一个农业机构干过几年。我妈领导的果园班扩大后，老技术员带领她们除了管苹果园外，还开辟了个小桃园。他常同妈妈在一起干活，尤其爱听她讲伏牛山下种桃的故事。收工时，他同妈妈常走在最后，待走到连队生活区，妈妈越过栅栏拐进家门时，他还在路口呆立着。要是哪天他在办公室忙业务，妈妈收工回家，准能发现路口有一个熟悉的身影，他在傻等着她。可那时，老技术员的痴情，打不开她的关闭的心扉。她愿意同他交朋友，但没有想过嫁给他。
然而，生活中常常会出现令人意想不到的契机。在五十年代中期刮起的一场政治旋风，波及园林队。那一年，老技术员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分子”；我妈因同“历史反革命分子”划不清界限而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可是，人们没料到，这个警告反而引发了我妈这个倔女人的爱情火焰。她不但不跟他划清界限，而且把他请到家里。在家门口，他俩一起栽下一棵桃树。第二年，结成了共同生活的伴侣。
列车驶出河西走廊，过嘉峪关，转入一望无际的干涸沙原。窗外的景致是一派单调的灰色，可车厢内艾莉的叙说却展示出一幅幅光怪陆离的生活画卷——
1958年暮春一日，妈妈到队上食堂打饭，见墙上贴着一张批判我继父的大字报，标题文绉绉的：“敢笑东风者戒”。大字报在高喊“红旗舞东风……”之后，作为批判靶子，引用了职工揭发继父在桃园吟过的一首唐诗：
去年今日此门中，
人面桃花相映红；
人面不知何处去，
桃花依旧笑东风。（原诗为“春风”，大字报有误）
大字报作者披露出惊人的“发现”：不种向日葵而种桃，不颂向日葵而颂桃，而且，“借桃讽今”，公然耻笑伟大领袖颂扬过的象征社会主义的“东风”，是“历史反革命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现行活动，是其老婆“地主少奶奶”颓废没落的精神寄托，也是“两个阶级敌人”臭味相投的铁证。
不久，妈妈和继父合种的那棵桃树被砍掉了；妈妈以“没有改造好的地主少奶奶”的罪名被监督劳动，我继父因“反革命罪”被判刑劳改，1960年死在劳改队里了。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后来，我们家庭院里又出现一棵新桃树。原来，1962年，我那在泉城园艺场工作的叔叔，给妈妈寄来一包桃种。叔叔附信告诉妈妈：这是他的哑巴哥哥亲手栽种的桃树结下的。妈妈拉上我，一起把它种在庭院一角。桃种出苗后，我妈变得越发的沉默寡言。白天，妈上班管理公家的果园；回到家，除了招呼我吃、穿、上学外，便一门心思扑在她的桃苗上，施肥、浇水、剪枝，忙个不停。活忙完，搬条小板凳，坐在桃树边，凝视着它。
这棵桃树和我这个女孩子，在妈妈的悉心抚育下，熬过了一场又一场风风雨雨，终于成长起来。到1966年，我成了高中学生，桃树也挂满果实了。
然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一次掀翻了我们孤儿寡母的生活之舟。我顶着“黑崽子”帽被分到垦区最边远的单位劳动；妈妈以带病之躯，白天下地干活，晚间被队里的造反派拉去批斗。这伙人横扫院中的桃，挖出它的老根，而后批判妈妈“颂固坚持地主少奶奶的立场，不爱别的果树，偏爱地主家带来的桃”。
十年荒唐的闹剧终于结束了。1978年，妈妈虽已年近半百，双鬓斑白，但依然步履稳健，精神矍铄。她把我从“接受再教育”的边远连队接回家，要我专心复习功课，准备高考。她把希望寄托于我。第二年高考，我舍弃报考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志愿，按照妈妈的意思考入了农业大学园艺系。毕业后，我成了家。爱人和我是同班同学，分在乌市同一个科研部门工作。结婚时，我俩一道回到石城园林队妈妈家。妈妈是队上桃园的“园长”。她叫我和我爱人当桃园的技术指导，还让我们跟在泉城园艺场当技术顾问的叔叔取得联系，同他交流种桃经验。年过半百的妈妈焕发了青春。她带领桃园班的几个年轻人，一心扑在桃树上，汗水浇在桃园里。从前年起，队上的果园，妈妈的庭院，一棵棵桃树便陆续开花结果了。
这几年，我和我爱人每年都要回石城妈妈家好几次。特别是桃花盛开的春天，我们总要带上孩子丝丝回家看花。妈妈拉着小丝丝，坐在桃树下，桃花映照着这一老一幼的红润的脸。微风吹来，几瓣桃花落在丝丝头上，落入妈妈怀里。
看来颇有文才的艾莉的充满诗情画意的叙说，使我在精神上完全摆脱了车厢外茫茫戈壁的灰色圈，脑海浮现一幅五彩缤纷的新生活的画图，浮现一个感情深沉的“倔女人”的形象。我不由得问艾莉：“你和你爱人都在乌市工作，你妈妈怎么没迁来？”
妈妈已经退休，户口已经迁到乌市，可她就是不到乌市定居。她说在园林队的土房住惯了，觉得挺好，不愿离开它。每年，除了冬天，大部分时间住在园林队。队里挺照顾她，房子没有收回，房前房后的菜地、桃园也给她留着。她带过的果园班的姑娘常去和她作伴。他也爱同她们一起给桃树浇水、施肥。无论是院里的树，院外的园，她都认认真真地管。每年摘下的桃，除了留少量的家用，大都交给队里。队里给她发劳务补助费，她一个子儿也不要。为了发展种桃业，她常常给我们出这样那样的题目，要我们解答，要我们试验。
桃子不比别的水果，容易烂。妈妈常向我们叨叨这个问题，要我们设法解决桃子保鲜问题。她劝我们同在泉城园艺场的叔叔联合起来办这件事。其实，桃子保鲜课题早已列入我们单位的科研计划中，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干起来。经妈妈一再催促，在上级有关方面的支持下，我们俩同叔叔，当然还有乌市、泉城两单位的其他同事，联合开展了桃子贮藏保鲜的研究试验工作。这项研究试验搞了两三年了。这次我爸爸从山东带来的这篮鲜桃，算是这项联合攻关的科研成果。丝丝她爸爸和我出差到北京，便是为这项科研课题去的。
这次出差前，我对妈妈说，办完公事，我带丝丝回趟山东，到泉城把哑巴父亲接来住几年吧。她低头不语，半响才说：“你当女儿的要接父亲来住我不反对。只是你得告诉我他来新疆的日期。我要在他到来之前回石城去。我不见他，你也别把他带石城去，别让他知道我住的地方。”我注意到，妈妈讲这番话的时候，声音发颤，泪水盈眶。
我理解她老人家的心。我从她常常独自望着庭院桃花出神的目光中感觉到，她思念家乡的亲人，也思念他，忘不掉他。但是，她宁愿一辈子在心灵深处保留婚后相爱的那短暂的一幕场景，而不愿让离异半生后、晚年重逢时产生的情感冲击波搅乱它。何况，她恨他出身的封建地主家庭。这个家庭毁了姥姥，伤了妈妈。她不愿再见到这个家庭的成员，因为，一旦见到他们，便会勾起早已沉入心底的不堪回首的住事。平素，看电视电影，凡是再现旧社会苦难特别是妇女苦难的，她要我们去看，可自己从不去看。
列车在茫茫戈壁又穿行了一昼夜，进入鄯善县境。列车员开始收拾铺位上的卧具，性急的旅客着手整理自己的东西。车过盐湖站后，在女儿的示意下，哑巴老人取下货架上的行包，把桌面的杂物装进网兜里，把铺下的麦秸篮拖出来，抖去盖布上的灰尘，重新拉平盖严。我注意到，他在做这些事的时候，粗糙的手微微地颤抖。特别是，他掀开篮子的盖布，暗红包的鲜桃跳入眼帘时，缓缓移动的目光戛然而止。此刻，他那轻轻抚摸着桃面的手指，抖得更厉害了。
列车徐徐进站了。
“姥姥会来接我们吗？”小丝丝抬眼问妈妈。
“姥姥不会来。”妈妈抚摸着她桃红的小圆脸，轻声回答。
（1987年春，为思念友人，根据“乙丑（1985年）仲秋”日记改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