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1967年1月6日，《红旗》杂志发表评论员文章，文章称：“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里夺权，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1月初，上海市造反组织在张春桥、姚文元策划下发动的夺权斗争得到了上面的充分肯定。紧接着，《人民日报》于1月22日又发表社论，号召展开全国性的夺权斗争。在这种形势下，各地迅速掀起由造反派夺取党和政府各级领导权的“一月风暴”。
  在“一月风暴”的席卷下，哈管处的各级造反组织纷纷开展夺权斗争。从哈管处机关到各农（牧）场、企事业单位的领导权基本上都被造反派夺去，一大批党政领导干部被强行扣上“走资派”、“叛徒”、“阶级异己分子”等罪名，遭受批斗、停职反省、罢官、劳动改造的厄运，各级党政组织陷入瘫痪、半瘫痪状态。在围绕夺权问题上，哈管处群众组织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分歧。一派认为夺权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是执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夺了“走资派”的权；另一派认为夺权的大方向是错误的，是非法的。由此形成了观点不同的两大派组织，并展开长期的激烈争斗。当时哈管处的派别主要分为以“红色造反兵团”为核心的一派，因他们在夺权斗争中占据了哈管处机关大楼，被称之为“楼上派”；另一派是以“革命造反司令部”为核心，被称之“楼下派”。到1967年7月，随着形势的发展，一些群众又成立了一个组织叫“钢总司”。疯狂夺权和激烈的派性斗争使哈管处的形势陷入极度混乱。
  1967年2月17日，中共中央为稳定新疆和兵团的局势，制定了《关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二条”），对兵团“文化大革命”的开展以及对有严重问题的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的处理作了明确规定。“十二条”下达后，由于林彪、“四人帮”在兵团的代理人丁盛等人的歪曲破坏，没有真正贯彻和落实。非但如此，丁盛等人对兵团过去十七年的工作全盘否定，诬陷兵团十七年来是全面贯彻了修正主义路线，把矛头直接指向张仲瀚和兵团机关一些干部以及兵团各师老领导。大搞“以人划线”，把支持他们的人定为“革命派”、“好干部”，把持不同观点的人定为“保张派”（即保张仲瀚），视为“张仲瀚分子”统统打倒。对于丁盛之流的栽赃诬陷，一批老干部极为愤慨，他们挺身而出，进行了抗争和抵制，引起丁盛等人的极端仇视。丁盛等人采取“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卑鄙、专横的手段，对老干部进行残酷地打击迫害。
  上行下效，哈管处一些造反派对一批老干部也实行斗争和“专政”，大搞逼供信，直至非法关押，私设公堂，制造冤假错案。其中尤为典型的是对当时任农五师副师长、哈管处党委书记、处长李凤鸣的诬陷迫害。李凤鸣，1916年出生于甘肃武都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36年8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7年入党。革命战争年代曾多次荣立战功，历任班长、排长、连长、营长等职务，参加过著名的延安保卫战，在解放大西北的战斗中负过伤，造成一只眼睛致残。随部队进疆后，先后担任处长、副师长等领导职务。在建设正规化国营农场的艰苦岁月里，他始终保持优良革命传统，艰苦朴素、勤奋工作，与人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受到广大群众的爱戴。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出生入死、忠心耿耿跟着党干革命的老干部，却被打成“走资派”，家被抄，本人被挂上黑牌子游街，多次遭到殴打，身心遭受极大摧残。此外，还有时任哈管处党委副书记、副政委的王进兴、李跃亭，他们都是1940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也被打成“走资派”，甚至给王进兴扣上“历史变节分子”的罪名，将其长期关押。各农（牧）场、企事业单位的一批老干部也都蒙受不白之冤，痛遭打击迫害。
  全面夺权、制造派性、打击迫害老干部，使哈管处各级党政组织陷入全面瘫痪，人们的思想一片混乱，局势和社会秩序失去控制，形势更加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