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龟兹经济发展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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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出处: 《龟兹石窟》 图书
唯一号: 320020020210026052
颗粒名称: 第二节 龟兹经济发展的特点
分类号: F127;F426;F124
页数: 8
页码: 281-288
摘要: 古代龟兹在经济发展上有许多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关键词: 塔里木盆地 龟兹地区 古城遗址 克孜尔石窟 西域传

内容

古代龟兹在经济发展上有许多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早期农业生产技术落后
  首先是缺乏金属生产工具。龟兹以及塔里木盆地边缘诸国,在汉武帝以前大概只能制造一些简单的铁器,而且数量不多。汉武帝时,搜粟都尉桑弘羊曾说,轮台、渠犁“旁国少锥刀”〔4〕可见当时在生产工具上是落后的。
  其次是不知道牛耕。塔里木盆地边缘诸国很晚才知道牛耕。据斯文赫定在罗布淖尔地区发现的一支木简中说:“明日之后,便当斫地下种。”“斫地下种”显然是刀耕火种。又据《洛阳伽兰记》卷5中的记载:甚至在公元6世纪初,且末地区还是“不知用牛,耒耜而田。”故而汪宁生在《汉晋西域与祖国文明》一文中说:“西域农业早知灌概,而牛耕兴起却较晚。像尼雅遗址保存了当时的各种工具,却无任何有关犁耕遗物的发现。大概直到魏晋时期,牛耕技术才开始在屯田区推广。”〔5〕
  这样看来,塔里木盆地边缘诸国的牛耕技术是从中原地区传入的,这可以从克孜尔石窟175号窟壁画中的牛耕图得到印证,因为该图中的犁铧宽大,二牛抬扛共曳一犁而耕,它和山西平陆枣园东汉墓壁画及甘肃嘉峪关汉魏墓壁画中的牛耕图极为相似。
  第二,汉朝政府屯田以前,粮食产量只能够自给
  对此问题虽然缺乏直接的资料,但是从一些间接的资料中也能够知其端倪。据《汉书·西域传》记载:武帝时,搜粟都尉桑弘羊曾上书说:“臣愚以为可遣屯田卒诣故轮台以东,置校尉三人分护,各举图地形,通利沟渠,务使以时益种五谷。张掖、酒泉遣骑假司马为斥侯,属校尉,事有便宜,因骑置以闻。田一岁,有积谷,募民壮健有累重敢徙者诣田所,就畜积为本业,益垦溉田,稍筑列亭,连城而西,以威西国,辅乌孙,为便。”当时西汉中央政府企图经营西域,以对付匈奴的威胁,故需要用兵来保征这条政策的实行。但是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军粮匮乏。如果从关内长途运粮,不仅旷日持久,而且运资耗费巨大,负担太重。如果从当地征购粮食,则由于城郭诸国开垦土地无多,生产落后,粮食产量只够自给,没有过多的余粮供汉兵食用。就在这种情况下,桑弘羊向汉武帝提出了这条建议,这是当时解决军粮问题的唯一办法,惜乎末被汉武帝所采纳。但不久至汉昭帝时,即采用桑弘羊的前议,任命杆弥王太子赖丹为校尉,率军屯田轮台、渠犁一带。元凤四年(公元前77年),又听从鄯善王尉屠耆的意见,派司马1人、吏士40人屯田于鄯善境内的伊循城。汉宣帝时,轮台、渠犁的屯田士卒已有1500人,分属三校尉。
  在古龟兹境内,现在仍可发现一些两汉时期的屯田遗址,如轮台县东南克孜尔河畔柯克确尔汉代故城附近的红泥滩上,可以见到沟渠田界的痕迹。又如沙雅县东哈拉哈塘附近有一道汉代的古渠,为红土所筑,现在依然可以见到长达100多公里的渠道,宽约8米,深约3米,两旁有一些汉代城垒和农田遗址,出土过五铢钱。〔6〕以上两处当系汉朝中央政府在轮台、渠犁一带屯田所留下的遗址。汉朝中央政府在龟兹地区实行屯田制度这件事本身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龟兹粮食只够自给这一事实。所以,古龟兹地区的一些重大水利设施都是在汉族屯田士卒的参与和努力下完成的。汪宁生曾举以下一件史实:“在注宾河(今库鲁克河)上,为了引水灌概还曾出现一个拦河坝。这是屯田将领索励组织焉耆、龟兹、鄯善(罗布淖尔以西今民丰以东地区)三地军民共同兴建的。”〔7〕故而上面提到过的沙雅县发现的长达100多公里汉代沟渠遗址至今仍被当地维吾尔族农民称之为“汉人渠”。
  正是由于汉朝中央政府在屯田上有所建树,才解决了汉兵的军粮问题,使两汉时期经营西域的事业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第三,货币经济普遍流行
  新疆各地的古代遗址中出土了大量汉代的五铢铜钱和唐代的“开元通宝”铜钱;还有多种一面镌汉文、一面镌当地民族文字的所谓“二体钱”,甚至出土有波斯银币和拜占庭金币,可见当时的货币经济是普遍流行的。
  汉代五铢钱是通过商品交换流入新疆的,它在新疆出土的钱币中数量最多,难怪有人说:“汉代的五铢钱遍及于全疆各地的汉代遗址中,这表明当时统一货币的流通。”〔8〕事实上,它已经起着当时西域各国统一货币的作用。
  在龟兹地区,汉代五铢钱也大量发现,最多的是在克孜尔石窟遗址中,至今在流沙中仍旧随时可以捡到。库车的沙乌勒克遗址、苏巴什遗址等都发现过五铢钱。
  此外,在龟兹地区也发现过波斯银币。1928年,黄文弼先生到南疆考古,在库车的苏巴什遗址上得到了一枚波斯萨珊朝的银币,是库思老二世(公元590—628年)式样的,据夏鼐先生考证,认为“这当是翁米亚王朝时太伯里斯坦(Tabaristan)所通行的银币,所谓‘太伯里币’(Tabaridirhams)。”〔9〕
  又据黄文弼先生在《塔里木盆地考古记》一书中记载:“出克孜尔明屋佛洞西二十里,亦狭克沟洞中,刻一大头羊,一骆驼,一黄羊,均刻在洞中石壁上。同时尚刻有民族古文字,但无壁画。疑此地为过往人士之驿站,此刻画即为过此客商所为。依南一洞中,尚刻有维文云:‘听说此洞有十二驼白银,余等四人系来掘取银锭者’,更可证明此为古驿站。”可见,古龟兹通行的货币不仅有铜钱、银币,还有银块或银锭。
  我们不仅从古代物质遗存中看到了古代龟兹的货币流行情况,而且还在我国古代文献的记载中找到了有力的证明。如《魏书·西域传》记载:龟兹“税赋准地征租,无田者则税银钱。……俗性多淫,置女市,收男子钱入官。”如《唐书·西域传》记载:“龟兹……土宜麻、麦、秔稻、蒲陶,出黄金。……龟兹、于阗置女肆,征其钱。”如《大唐西域记》记载:“屈支国……货用金钱、银钱、小铜钱。”
  因此我们说,古代龟兹社会的货币经济是发达的。
  第四,商品交换十分活跃
  西域各地从很早起即出现了城市,《突厥语大词典》的作者喀什噶尔人玛哈谟德认为在亚历山大大帝时代(约当我国战国时期)即以天山为中心建立了一个王国,这个国家是由五个城镇组成,即:Sulmi;Qocu;CanBalik;BesBalik;Yengi Balik等。〔10〕
  我国古代的文献中从两汉起就说塔里木盆地边缘诸国是城市国家,如《汉书·西域传》称:“西域诸国大率土著,有城郭……”当然,龟兹也不例外,是一个城市国家。《汉书·西域传》称:“龟兹国,王治延城。”《晋书·四夷传》称龟兹“俗有城郭,其城三重……”《梁书·诸夷传》称龟兹“城有三重,外城与长安城等。”《旧唐书·西戎传》称龟兹“有城郭屋宇。”《大唐西域记》更称龟兹“国大都城周十七八里。”
  龟兹是一个城市国家的历史记载也为考古发现所证实。1958年,黄文弼先生率领的考古工作队发掘了汉时的龟兹国都延城,根椐东、北、南城墙的长度(因西城墙未觅着)计算,该城周围当有7公里左右,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城市了。遗址中发现过金器、铜钱,特别是发现了33个大陶缸,缸中原盛何物不得而知。根椐历史记载推测,可能是当时的酒库,缸是用来盛酒的,因为《旧唐书·西戎传》有如下的记载:龟兹“饶萄萄酒,富室至数百石。”根椐这次考古发掘,说明龟兹大量制造和买卖葡萄酒在汉代已盛行了。〔11〕
  此外,在古龟兹地区还发现了许多古城遗址。顷希阿尔古城位于今库车东南约60公里草湖的戈壁中,遗址内有一大台基,高约10米,东西32米,南北55米,为一处建筑遗址。托浦古城遗址,位于今新和县稍北30公里,城垣遗址高4.5米,东西227米,南北194米。乌什哈特古城遗址,位于今新和县西约35公里,城三重,外城部分已被农民挖平。内城保存较好,东西408米,南北451米,高4米。博斯坦托呼拉克古城遗址,位于今沙雅县东南约60公里的戈壁中,存有用土坯修筑的残断墙垣一道。塔什顿古城遗址,位于今沙雅县西北约35公里,城作方形,墙垣尚存在,南北69米,东西74米。英格迈利羊达克希阿尔古城遗址,位于今沙雅县西北约40公里,城作方形,残存有高约2米的墙基,东西85米,南北98米。〔12〕
  城市的出现和发展是商品交流所带来的必然结果。龟兹地区发现这么多的古城遗址,足以向我们说明,古代龟兹的商品经济是发达和繁荣的。
  古代龟兹商品经济的发展还反映在龟兹石窟壁画中。以克孙尔石窟壁画为例,发现有五幅较完整的商旅图:一幅来自克孜尔石窟114号窟主室的纵券顶上,画面是一头毛驴驮着一捆货物,一个穿着龟兹服装的人跟在后头,驴和人都站在一只船里(图版157);一幅来自克孜尔石窟8号窟主室的纵券顶上,画面是两个人,一个为双手点然火炬的菩萨,一个为身着龟兹民族服饰的商人,旁边现出一头毛驴的头部与前腿部;一幅来自克孜尔石窟58号主室纵券顶上,画面是一个双手点然着火炬的菩萨,旁边是一头满驮着货物的毛驴和一头骆驼的前半部分;一幅来自克孜尔石窟17号窟主室纵券顶上,画面上有三个人,一个是双手点然着火炬的菩萨,两个是头戴毡帽、身穿龟兹民族服装、脚着尖头靴子的商人,旁边有一头满驮着货物的骆驼和一头毛驴的前半部;一幅来自克孜尔石窟38号窟主室纵券顶上,画面上有两个人,一个为双手点然着火炬的菩萨,一个为头戴毡帽、身穿龟兹民族服装的商人,但是只露出上半身,下半身被一头满驮着货物的牛和一头毛驴挡住。
  这五幅画都是宗教画,讲的是《贤愚因缘经》卷6中的“商主本生故事”。但是,艺术家在创作这些宗教画的时候,除了菩萨形象以外,其它如商人、满驮着货物的骆驼、牛、毛驴等形象,却是当时龟兹社会商旅情况的真实写照,是当时龟兹社会商业繁荣的真实反映。
  根椐北京大学考古队的碳14测定,克孜尔石窟13号窟的年代为公元350±85年,克孜尔石窟38号窟的年代为公元310±80年,可见在公元4—5世纪时,龟兹的商品交换已经十分活跃。
  就如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的那样,龟兹商业的发展,同龟兹特殊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有着密切的关系。松田寿男与长泽和俊在《塔里木盆地诸国》一文中曾说:“因为绿洲面积窄小,四面多被沙漠包围,有如大海中的孤岛,所以居民全力利用水来抵抗沙漠的威胁,这是以绿洲为生活场所的最大依靠,若没有这个依靠,或者河流被沙漠侵吞,则整个绿洲就会面临毁灭的命运,楼兰和尼雅等遗址就说明了这一点。作为唯一生活基地的绿洲,虽然不断的努力而被保全下来,但是无奈河水或地下水的分量却是有限的,因之耕地的开拓就有一定的限度,所以生活资料也是很不充足的。”在这种情况下,假如“绿洲居民仅仅依靠很少的耕地,就不能打破完全被沙漠包围的绿洲在地理上的封锁性,但是由于交换必需品的要求,产生了绿洲间的商队活动,给绿洲的历史带来了重大飞跃的良机。”当然,这种商业活动不仅在绿洲与绿洲之间,而且“甚至发展到了参加国际贸易以获取利润的程度。”因此,他们最后得出结论说:“许多绿洲由于穿梭般的商队的往来而繁荣,市场上主要流通金钱和银钱,商业在国家中占有显著的地位。”〔13〕
  在我国古代文献的记载中,龟兹一直被认为是一个农耕畜牧社会。如《晋书·四夷传》说龟兹“人以田种畜牧为业”,《旧唐书·西戎传》说龟兹“耕田畜牧为业”。
  在很多文章中,龟兹也一直被认为是一个农业国家。范文澜先生说:“天山南路诸国,自西汉以来,都是城居的农业国,有相当高度的文化。”〔14〕汪宁生在《汉晋西域与祖国文明》一文中也说:“据《汉书·西域传》记载,乌孙等部落‘随畜逐水草’,而大部分地区则是‘土著,有城郭田畜,与匈奴、乌孙异俗’,过着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生活。”〔15〕
  事实上,古代龟兹与古代希腊城邦的情况十分相似。希腊半岛上山脉纵横,无大河平原。大部分地区土地贫脊,不宜谷物生长。人口稍有增长后,粮食便不能自给。这就从根本上堵死了希腊人成长为农业民族的道路。希腊半岛由纵横山脉分割成许多相对独立的区域,各个适宜于居住的区域就发展起一套独立的经济和政治体系,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人口地域有限的小城邦。而这些小城邦大多是建立在地中海周围的岸边,或离海岸不远的地方。它们或者处于东西方的交通要道上,或者处于文明地区与野蛮地区的交接点上,或者处于落后地区的边缘上。这样的地理条件正好使希腊人扮演着一个中介人的角色。因而在经济生活上,这些希腊城邦国家即使不是全部、也是绝大多数都以工商业为主。农业虽然是城邦的重要生产部门,但不是主要的生产部门。它们的财富的主要来源来自商业。
  古代龟兹在经济生活上与希腊城邦十分类似,农业虽然是龟兹的重要生产部门,但不是唯一的生产部门甚或不是主导的生产部门。龟兹的财富大量来自商业贸易,是一个农商并重的社会。可以说龟兹是一个以农业为基础、以商业为主导的城市国家。这就是龟兹经济发展的特点。

知识出处

龟兹石窟

《龟兹石窟》

出版者:新疆大学出版社

出版地:1990

英文题名:The Qiuci grottoes:本书共分三篇十一章,内容包括:龟兹石窟概论、龟兹石窟壁画和龟兹石窟几个有关问题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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