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新苏临时通商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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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出处: 《新疆对苏(俄)贸易史 1660—1990》 图书
唯一号: 320020020210017899
颗粒名称: 三、《新苏临时通商协定》
分类号: F426;F752;F127
页数: 12
页码: 371-382
摘要: 1928年,苏联国内结束了经济恢复时期,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国民经济迅速发展,各生产部门相继跨入了工业化时期(1928年至1940年)。工业生产的发展,引起国內各种原料短缺,轻工业部门表现得尤为突出。早在1926年,用于纺织业和皮革业原料如棉花、皮张等项的进口费用,超过了金属原料进口费用的1倍。在努力发展农牧业生产,提供更多工业原料的同时,苏联通过对外贸易,大量进口原料产品。
关键词: 阿尔泰 新疆省政府 省政府 布尔津县 通商协定

内容

1928年,苏联国内结束了经济恢复时期,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国民经济迅速发展,各生产部门相继跨入了工业化时期(1928年至1940年)。工业生产的发展,引起国內各种原料短缺,轻工业部门表现得尤为突出。早在1926年,用于纺织业和皮革业原料如棉花、皮张等项的进口费用,超过了金属原料进口费用的1倍。在努力发展农牧业生产,提供更多工业原料的同时,苏联通过对外贸易,大量进口原料产品。这一时期苏对外贸易进口总量中,原料部分有时高达40%。其中轻纺工业原料棉花进口部分所占的比重:1925年/26年度为38.5%,1926/27年度为45.1%1927/28年度为41%。①新疆对苏贸易在苏联对外贸易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进一步加强双边贸易,成为这一时期苏联对新疆开展工作的重要内容。因此,在金树仁执政初期,尽管新苏政治、经济关系均不融洽,但双边贸易额仍然有所增长。1929年,新苏贸易总额达到3283.1万卢布,比杨增新主政末期(1926年一1927年新苏贸易总额为2052.6万卢布)增长近60%;易货总量(由27759吨增长到32942吨)增长18.7%。
  30年代初期,苏联国内和新疆内外形势的发展和变化,使双方特别是新疆省政府有了调整双边贸易关系的迫切愿望。从苏联方面讲,在上述国内经济发展形势下,1930年土西铁路接轨。这条铁路北与苏西伯利亚大铁路支线阿尔泰铁路接于谢米巴拉金斯克,向西南经阿拉木图与苏塔什干铁路相交于鲁哥维亚。铁路全长1445公里,其中有一半以上是绕新疆沿边而行。土西铁路通车,为苏联对新疆贸易提供了极为便利的运输条件,昔日需数月转运之货,如今仅数日即可抵达,运费也相应降低了数倍。苏联方面力图利用土西铁路,进一步发展对新疆的贸易。从新疆方面讲,自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后,海外市场疲滞,经天津等口岸输出的新疆土货销路受到影响,出口额递减。1931年2月,新疆东向门户哈密爆发了反金起义。不久即形成声势浩大的武装斗争。新疆与关内交通因战事而中断。省内土产无法东运,内地货物来源断绝,省政府又迫切需要军火和各类物资供应,往德、英采购,远水不解近渴,不得不复求助于苏联。此外,对苏贸易之税收,又是新疆省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新疆内、外困境只能通过加强对苏关系、扩大对苏贸易来缓解。在此形势下,新苏双方都希望进一步调整和扩大通商贸易,而以新疆方面之要求最为迫切。5月,河西走廊马仲英部窜扰新疆,甘肃大道及蒙边小草地商道均被阻断,新疆局势更趋危机,倘再与苏俄有隙,不独省内皮毛、棉花等各项土产无法运出,即日用必需之茶叶、棉布等项亦将断绝来源。民间华商首先主动与苏加强了贸易往来,以下苏联驻新疆羊毛公司与当地华商高昌商行之贸易合同,反映了这一时期双边贸易关系的缓和。
  驻迪苏联毛公司经理皮夫错夫
  华商高昌行经理木素列阿洪因迪除恶感,从新订立合结字样,其条件如下:
  1、高昌行依据1929年8月6日所订合同内之毛仍交毛公司,以现有之毛先交一千普筒(特),余毛宜于1931年交清。
  2、不能拖欠。高昌行宜依1929年所订合同第六款之规定交毛,之其前欠之毛价及此次毛价均由毛公司取值省票八万两之货物,若无定购之货时,则候由塔(城)业已起运之货,倘不敷等候时,宜取相常价值之货物作抵。再,高昌行被定之毛内,有依现时市价给毛公司以五万省票之棉花、羊毛之权利,此棉花、羊毛之价值,则以照此次所定货单取之。货不敷时,须候已由塔(城)起运之货,其余应交之毛值取货,惟于清算账目时货值宜以九五折扣。
  3、此项字薄须由双方签字,高昌行之毛,宜以前合同规定之限期交之。而毛公司宜致函于驻迪苏联货物检验所,将1930年10月30日所扣留高昌行1409610号货单内之洋布84捆,从速交高昌行验收。再毛公司应将与高昌行(纠)葛已清另订字据情形,详细电复塔城及苇塘子,不再阻高昌行之货,此项电稿由毛公司抄一份给高昌行备查。
  4、此项字据须由双方签字后,再呈外交办事处签字立案后,方生效力。
  5、此项字据之立案、签证费由双方平均负担之。
  6、立此字据之营业八比白在迪化。
  7、此项字据须由双方本人签字。
  毛公司经理皮夫错夫押
  高昌行经理木素列阿洪押
  西历1931年5月7日
  下列立字据时由高昌行向毛公司收取欠货种类、银数货单计开:
  ——值银六万零九百三十三两七钱之布疋。
  ——值银肆万四仟五百二十五两之磁器。。
  ——值银二万七仟零九十两零一钱二厘之杂货。
  ——值银壹万九仟五百两之各种洋铁。
  以上四宗共合银壹拾伍万二仟零肆拾捌两捌钱二厘。新立字据内高昌行交毛壹仟普筒(特)后,所定由毛公司应取捌万金之货色银数:
  ——值银肆万两之布疋。
  ——值银叁千两之缝纫机器。
  ——值银贰仟两之铁页子。
  ——值银壹万四仟五百二十五两之磁器。
  ——值银壹万三仟七百十五两之杂货。
  ——值银贰仟两之铁锅。
  ——值银叁仟两之洋铁。
  ——值银壹仟七百两之石油。
  高昌行依照前订合同下须交毛后,由毛公司应取之货色银数清单。(银系省票):
  ——值银壹万两之磁器。
  ——值银贰万零九百三十三两七钱之布疋。——值银壹万两之各种洋糖。
  ——值银肆仟两之铁锅。
  ——值银肆仟三百两之石油。
  ——值银壹万六仟五百两之洋铁。
  ——值银陆仟三百一十五两一钱一厘之杂货。
  以上两计省票银柒万贰仟零肆拾捌两捌钱壹厘。①时新疆省政府令驻苏谢米巴拉金斯克总领事牟维潼与苏方接触,欲向苏联购置武器和通过苏境转运新疆自第三国购置的军火及其它物资。苏方则提出以缔结通商新约为条件。双方就此举行秘密谈判,至9月初步达成协议。苏首席谈判代表斯拉乌斯克遂乘飞机抵迪化,10月1日,新疆省外交特派员陈继善在金树仁的指令下,未报请中央批准,擅自以换文方式,与苏方签订《新苏临时通商协定》。全文共7条,附件4则。主要内容如下:
  1、规定伊尔克什塘(或吐尔尕特)、霍尔果斯、巴克图、吉木乃(迈科布且盖)为双方正式通商关卡。
  2、苏联规定禁运物资以外之新疆各项土产,准华商自由运往苏境。
  3、苏联得在喀什、伊犁、塔城、阿尔泰、迪化各区设立商务机关,苏联各商务机关及国民准在上述地区自由贸易,并可派出代理人或委员前往沙车、吐鲁番、焉耆、和田、阿克苏进行合同贸易。
  4、苏联各商务机关及国民得与新疆华商自由订立买卖契约,并照中国法律之公证程序,将双边贸易契约提交官厅登记备案。所有贸易纠纷,由新疆地方政府依照中国现行法律处置。
  5、苏联各商务机关及国民在新疆贸易,按中国现行各项税率,与华商等同完纳税收。
  6、新疆省政府希望苏联提供所有关于新疆经济发展之各种机器设备,并提供技术援助和协助培养技术人员。
  7、允许新疆华商借道苏境往来中国内地贸易,并许新疆省政府借道苏境转运中国内地或第三国订购物件。
  附件4则之主要内容为:
  第一号:新疆对苏贸易各口岸出入货物税则划一。
  第二号:允许苏联在迪化、喀什、伊宁、塔城设立苏联财政所,办理苏驻新疆各商务机关内彼此买卖及与现中国商号、商民往来事宜和商业之委托。
  第三号:新疆开放吐尔尕特口岸以取代伊尔克什塘。
  第四号:新疆与苏联应开设直接无线电通讯联系。①
  《新苏临时通商协定》是以秘密换文的方式签署的,既未报明中央,也没有通告新疆省政府各部门,更未公诸民间。故虽有临时通商协定,新苏贸易关系之紧张对立状况并未缓解。新省政府反而不断采取措施,整顿省内对苏贸易,以纠正前苏商务机关在各地无约自由贸易的不正常局面。
  1931年11月,新疆省政府重申切实取缔外国人私自在各县自由贸易的禁令。内称:
  “自此以后,无论何国之洋商,非经呈请我省外交机关核准,发给护照及营业执照者,不准私自前往各处经商,如领有护照及营业执照者,方能准其贸易”。①即使对《新苏临时通商协定》内规定的应对苏开放贸易地区,新疆省政府之处理也相当谨慎,如对阿尔泰布尔津县苏联羊毛公司之处置。临时通商协定未成立前,新疆省政府曾于1931年8月31日通令该县县长锡厚限令当地苏羊毛公司限期撤出,内开:
  “查阿山原系封禁之区,并非通商地点,无论任何外商或其行栈一律均不得设庄销货。民国十六年(1927年)苏(羊)毛公司派遣苏民尔塔卯诺夫由塔运货至布尔津县,私自设庄从事经营,当于同年八间经本府查明,令饬布尔津县限期四个月勒令出境。乃事越三年,又经查明该苏商仍复在布逗留,违法经商。复于上年(1930年)二月更番严饬布尔津县长,限文到一月内,速勒该苏商离阿回国。本府近又查得苏联派驻布县分公司仍尚照旧开设,一般无知中民往往在塔(城)与其总毛公司订立合同,贷取货物,即在布县交付皮毛。操纵把持,殊与阿属蒙、哈生计关系至钜。现在事经数年,官经数任,不即遵令禁阻取缔。合再重申前令,仰即于文到一个月内,速将现在布县苏联毛公司由该县锡县长先行勒令停止营业,再限十日以内即令离阿回国,不准稍任逗留”。
  布尔津县遂遵令限期苏毛公司撤回本境,但苏毛公司经理瓦岗诺夫以公司系苏驻阿尔泰领事派出之国家营业机构,没有苏领事命令,不能擅动为由,始终抗不服从。12月,该县长锡厚禀称:“拟请由县长派员会同布(尔津县)街绅、商人竺将该毛公司所有家俱、货物眼同查点明确,开具数目清摺,连同该经理瓦岗诺夫一并解交阿山行政长公署验收,较交驻阿苏联领事查收,令其自行回国。以重法令,而挽利权。”。时《新苏临时通商协定》已秘密签订,阿尔泰区暨布尔津县均为对苏贸易开放地区,金树仁并未将协议内容通知布尔津地方政府,只是收回原有成命,另行指示。内称:
  “查新苏两方自不正式通商以来已竟成为事实,拒绝既不能办到,只有限制之一法。现在公家已拟在吉木乃县设关征税,籍资稽查,以免漫无限制。据呈前情,该毛公司既已在布设立有年,姑准从缓取缔,至该县长所请查封货物,并拟将该经理人瓦岗诺夫解交行政长一节,窒碍甚多,应勿庸议”。①
  新疆方面在与苏签订新商约之后,一直保持着与德国等西方国家的经济联系,包尔汗仍派驻德国,在当地和瑞士采购军火。1932年,新疆又向德聘请采矿和电气工程师,并与德西门子公司洽商在乌鲁木齐建立电厂和开采新疆石油等事宜。②可见新疆方面并不想受《新苏临时通商协定》的约束,造成“倒向”苏联的局面。在缔约当年,新疆对苏贸易总额仅为2416.6万卢布,比1930年(3206万卢布)减少近25%,其中新疆对苏联出口由1603.3万卢布下降到1021.2万卢布,减少36.3%。
  为了加强双边贸易,进一步扩大新疆土产的出口,苏联商务机关在苏方边界一侧设立了一些临时交易市场,堆置苏货,随时与中方沿边华商及牧民贸易。此举又受到新疆沿边地方当局和华商的抵制,如阿尔泰区吉木乃县呈称:
  “查苏俄将货物运集沿边各处,虽经我方与苏联卡官及商务员交涉,劝令将货运集集中开放之口,以资交换。讵料苏方仅口头应许,而终不实行,且源源运集如故。除吉木乃现准通商,关税员克西柯泰已于(1932年)二月一日抵吉开办关税外,他如哈巴河县属之阿克哈巴及克孜乌雍并帖列子三处地方、又和什(即和什托洛盖,今和布克赛尔县)公安局属的察罕鄂博地方,以上各处均应封销。因苏在伊境内均于各处对方堆积货物,而我方的奸商和哈(萨克)民暗中将牛、羊皮张并驼毛、羊毛等私相交换,以致关税、牧税均行偷漏。兵、警常川巡查,无如头头是道,颇感困难。通商之口,塔城只准巴克图,阿山只准吉木乃,苏联商务员意欲在布尔津设立毛公司,苏联资力雄厚,若允其在我境内设立毛公司,则彼之资侵入,一切土产、牛、羊皮张概被吸收,任其操纵”。①当地华商对此也多持反对,承化(今阿尔泰县)商会会长呈称:
  “查阿山自归并新疆以来,市面流通全是纸币。而内地办货,俱是现银,纸币仅限本省内流通,向内地兑汇,损失很大。不得已就地采买土产运往内地交换货物。阿山土产只驼毛、皮张、羊肠三种为交换物品,十年以来商民皆恃此为生计。今冬各商正在开盘收买皮张之时,突然价格上涨,狐、狼、灰鼠各皮较之去年价高一倍。究其原因,及苏联大运卒国之货于吉木乃封闭之口,引诱奸民,私运苏货过境。边线辽阔,防范甚难,奸民嗜利。……苏方先以贱卖贵收为饵,继之以垄断,数年之后可致新疆商业于死命。因商业而亡国者,印度是其先例。今新疆已开放伊、塔、喀三处之口,每年生料之输出,熟料之运入不下千万金。而彼又未厌足,复在封闭边卡私运货物,囤积招谣,故意减少一方面之收入。盖通商口岸之口愈多,运输愈行便捷,成本愈轻,货价愈贱。中商无抵制之法,公家缺补救之术,官商交困,束手无策,非区区关税所能挽救。……一线生计之皮、毛又被苏联攫取,则津、绥各地标期无法应付,商民有竭业之虞,公家有少收之税款,切肤之害,不仅阿山耶”。①
  对于苏方超出《新苏临时通商协定》规定之各项商务活动,新疆省政府一律通令严加禁止。如前述苏方违约在新疆设立转运机关一案一直未得解决,各县地方当局及华商要求取缔苏方转运、挽回利权的呼声此伏彼起。1932年6月,省外交公署正式呈请省政府通令全疆取缔苏转运机关。呈文称:
  “查苏毛公司近来在塔城到迪化一路沿途各县有安设台站、派人转运情事,似此行动自由,殊于我国主权有碍,若不严加取缔,将来未必不揽运中民之货物。已电令各县调查,即时取缔。查此案事关重大,若果各县行动不力,势必贻害无穷,拟恳主帅通令各县严查”。②
  外交办事处在致各县函件中称:
  “查转运公司垄断居奇,有碍贫民生计,如未经官厅许可,无论何人,不得自由经营其事。乃近闻苏联毛公司竟在塔城至迪化一路沿途各县私安台站,派有专人经营转运事宜,极应产加取缔。各县即派委员调查,境内如有苏联人民或苏联委托之中民办理转运情事,即时取缔。再查苏联人民前曾有籍口赴绥来(今玛纳斯县)等处接货,请予签证者数人,其签证限期如已届满,应即勒令出境”。①
  6月22日,新疆省政府正式通令取缔苏联在新疆境内私设的货物转运站,内称:
  “查(苏)转运公司垄断居奇,有碍贫民生计,如未经官厅许可,无论何人不得自由经营其事。乃近闻苏联毛公司竟在塔城至迪化一路沿途各县私设台站,派有专人经营转运事宜,似此行动殊于我国主权有碍,函(各县)应严加取缔。各该县长限文至日即派妥员调查,境内如有苏联人民或苏联委托之中民办理转运情事,即时取缔”。②
  塔城、乌苏、绥来等县遂遵省府通令取缔苏在当地之转运机构,省政府也拒绝再向苏转运公司发放护照。6月16日,有苏驻迪化转运公司、贸易公司联名致函省政府外交办事处,内开:“兹敝公司现有由塔来迪四轮车三十五辆、又有由迪赴塔转运土货塔兰齐车七十五辆,因有前项情事,诚恐中途发生阻碍,特禀请贵处长对于上两项货车准许限期六个月以上之护照,俾便往运返货,以免阻碍”。③外交办事处指示:“转运公司我方未曾承认,此件应发还不理”。④
  对于华商或各县地方当局抵制意见较大、而《新苏临时通商协定》中苏方已获取之权益,虽条约未予公布,新疆省政府仍执行了条约,对华商等抵制意见多方开导。如前苏联驻新疆商务机关常违约直接派苏方人员前往各地收购土畜产品,或穿乡贸易。华商反映甚为强烈,纷纷要求禁止。1932年2月,又有华商吉利行、德和昌、吉祥涌、德盛行、天兴行、高昌行、茂盛行、隆丰昌、义和行、德祥行等十家商号联名呈请省政府取缔苏联商务机关人员穿乡收购土货及买卖交易。内称:
  “苏联毛公司在各处经营商业,早经官厅查禁取缔。该苏联派驻迪、喀、伊、塔各领事时,附设而来。除此以外,各处概不准许设行贸易。近查各处苏商任意自由穿乡贸易,若不严行查禁,将来对于各该地方官民均有不利。近闻苏联毛公司派中缠(维吾尔)司的克赴吐鲁番贸易,现经秘密发货;派中缠(维吾尔)铁木尔哈里赴古城,派中缠(维吾尔)乌受阿洪赴绥来,派中缠(维吾尔)哈木都拉赴库尔勒。以上派赴各处销售货物兼代收买羊毛、棉花,其中难免不无别情。惟查苏联毛公司在迪化售货,尚无问题。而苏毛公司在迪化以外各处售货仍应一律查禁,以维商艰,而保利权”。①
  华商呈文虽理直气壮,但省政府已在前秘密订立的《临时通商协定》第三款中,许以苏商在迪化等驻领事之五区,有自由执行交易之权,只是条约未得公布。据此,新疆省政府不得不对华商作安抚开导,通令各商号称:
  “查新疆既与苏联通商,自不能绝对禁其贸易。为中商计极须协力同心,团结一气,改良货物,低减售值,为贸易上正当之竞争。若只知取缔外商,而中商势力涣散,知识浅陋,不能改良进步以与外商抵抗,则一般存货之商民既无外商购买,又无其他受主,损失仍必甚多,不可不加以注意也。仰即遵照并转饬中商吉利行等遵照此令”。①
  对于超出《临时通商协定》规定五区范围者,新疆省政府则至函苏方,要求严为制止。照会内称:
  “据中商吉祥涌、德和昌、吉利行、德盛行、天兴行、高昌行、茂盛行、隆丰昌、义和行、德祥行禀称:前准贵总领事函称,苏联商业公司拟在焉耆、吐鲁番设置商业代办人等语,又转呈省政府核准,并函复查照在案。兹据该商等所禀,苏羊毛公司发运货物,派人前往古城、绥来、库尔勒等处销售及收买棉、毛情事,如果属实,显与原案不符。事关民诉,未便置之不理。应请贵总领事迅予查明,严为制止,以免商业前途致生障碍”。②

附注

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三卷,三联书店中译本,第377页。;档案原件。;条约全文见本书附录。; 民国二十年十一月三十日《新疆省财政厅奉政府指令切实取缔外人不准私往各处贸易案》。; 民国二十年十二月八日《新疆省政府主席金树仁训令》。; 《新疆五十年》第126、160页。; 民国二十一年三月九日《吉木乃驻军连长刘增福代电》。; 民国二十一年一月二十五日《承化商会会长孔继珠呈文》。; 民国二十一年六月十四日《省公署外交办事处特派员陈继善呈文》。;民国二十一年六月十四日《省公署外交办事处致迪化、呼图壁、绥来、乌苏、额敏、塔城等县县长代电》。;民国二十一年六月二十二日《新疆省政府取缔苏转运台站通令》。; 1932年6月16日《苏驻迪转运、贸易公司经理色老多夫、撇富错夫致新疆外交办事处函》。;1932年6月18日《新疆省公署外交办事处对苏方来函之批示》。; 民国二十一年二月《华商吉利行等十家商号呈省公署外交办事处文》。; 民国二址一年三月一日《新疆省政府主席训令》。; 民国二十一年三月《新疆省公署外交办事处致苏驻迪化总领事馆照会》。

知识出处

新疆对苏(俄)贸易史 1660—1990

《新疆对苏(俄)贸易史 1660—1990》

出版者:新疆人民出版社

出版地:1993

《新疆对苏(俄)贸易史(1600—1990)》一书是一部有关新疆对外经济关系史的力作。全书依清代、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通过丰富、翔实的史料,对17世纪初以来长达近四百年的新疆对苏(俄)贸易历史作了较为系统的综述。既从宏观上叙述了双边贸易的发展和变化,又以具体史实为依据,认真地探讨和论证了不同历史时期新疆对苏(俄)贸易的性质和特点;既是一部有学术价值的新疆历史研究著述,又在当今新疆对前苏联各国贸易中有重要参考意义,同时也填补了国内外对新疆与苏(俄)贸易缺乏系统研究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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