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疆与苏俄的通商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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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出处: 《新疆对苏(俄)贸易史 1660—1990》 图书
唯一号: 320020020210017887
颗粒名称: 一、新疆与苏俄的通商接触
分类号: F426;F326;F832
页数: 11
页码: 240-250
摘要: 民国初年,俄国完全垄断了新疆对外经济往来,凡省内主要工业品、生活消费品之来源及土畜产品之外销,无不依赖于对俄贸易。十月革命后,新疆对俄贸易骤减,本省土畜产品滞销,外货不来,引起当地经济混乱。1916至1917年新疆土畜产品价格跌落,工业品等价格上涨。见下表:
关键词: 畜产品 新疆省政府 省政府 中亚地区 对俄贸易

内容

民国初年,俄国完全垄断了新疆对外经济往来,凡省内主要工业品、生活消费品之来源及土畜产品之外销,无不依赖于对俄贸易。十月革命后,新疆对俄贸易骤减,本省土畜产品滞销,外货不来,引起当地经济混乱。1916至1917年新疆土畜产品价格跌落,工业品等价格上涨。见下表:
  1918年,新疆省政府封锁了中俄边界,对俄贸易遂中断。本地土畜产品无销路,价格更趋暴跌,边远地区如阿尔泰一带的羊毛,因出售无主又无保存场地,均被抛弃。各种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与1917年以前相比,全省布疋价格上涨了300%,铁上涨了800%。新疆省政府为稳定新疆经济,采取了各种措施,其中的主要两项措施为:
  一是提倡与促进新疆华商东向与关内的贸易往来,以内地输入之工业品替代俄国商品,并将畜产品打入内地。清末民初,内地对畜产品之需求大多取于外蒙古。1911年俄国利用辛亥革命策动外蒙古独立,境内华商产业大多被剥夺,遭受巨大损失,自此一蹶不振。新疆乘机发展东向贸易,向关内输出各种畜产,到1922年新疆与内地通商已初具规模,当年仅迪化一地输往关内皮革、毛皮价值已达48万余两白银。①
  二是努力发展本地手工业生产,以地产工业品弥补外来输入之不足。1918年,新疆省政府报请中央批准设置了实业厅,统筹全省工业之发展。1919年夏,省政府批准了实业厅拟定的《即办本省实业六项》,规定由省政府拨借资金,支持民间兴办工业,首先从生产紧缺商品糖、铁、纸张、石油等项目及本地土、畜产品加工入手。这一时期兴办的各种工业、手工业工厂有:1916年8月,创办省制纸传习所,试制纸张;1919年派人分别去吉林省阿什河制糖厂和甘肃省实业学堂学习制糖及毛纺工艺,回新仿制;1920年集股兴办孚远县水西沟铁矿冶铁;1921年建立汪家沟矿油厂,日产油100斤。1918年在棉花产地吐鲁番设立了“模范纺织厂”,资本2万两白银,有纺纱机20架、织布机22架,年产棉纱18000斤,棉布14400丈;同期在吐鲁番另设有棉花轧花厂11家。1920年6月,迪化乾和制革厂开工,年加工各种皮张17200张,产值近40万元。另有伊宁玉山制革厂(1908年开办),年加工各种皮革31450余张,制靴鞋3350双,总产值263370元。伊宁牙厚甫制革厂(1917年开办),年加工各种皮革2880张,产值3600元。1920年伊宁又开办魏述巷制革厂,年加工皮革12000张,产值达47400元。①上述措施极大地缓解了因对俄贸易中断给新疆经济和人民生活造成的困境。
  然而这一时期新疆省兴办的各项工业技术落后,生产能力很有限,根本无法满足本省需要。关内贸易路途遥远,当时往来新疆与内地贸易多以绥远(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为中转地,经兰州、嘉峪关至新疆迪化大道全长3200多公里;经宁夏阿拉善旗、甘边额济纳旗、哈密至迪化商道(俗称蒙古小草地路)全长2600多公里。籍驼、车等运输工具,往返一次须半年,费时多而周转慢,运费价昂。而前与俄国贸易均在沿边,途近路平,如塔城距俄国境内货物中转地阿亚古斯270公里,仅及关内运途十分之一。故1918年中俄边界封销后,不少新疆华商仍私相前往俄境贸易。如1919年底,一位逃来中境之旧俄工程师记载,在俄国七河省至乌什途中5日之间,即遇有华商贸易驼货约40起,均系前往俄国普尔热瓦尔斯克贸易。②至沿边界中俄商民直接换货则更为常见,新疆政府对于这种私下贸易未加以限制。1918年前后,仅华商运入俄境的货物不下500万两。③另据迪化西大桥通商卡统计,仅1919年7月至12月乌鲁木齐俄商贩运出入境货物价值366.8万卢布,细目如下:
  出口货物:
  俄商仁忠信洋行运出机器四桶,砖茶一百一十一块,苜蓿籽二十普筒。共值卢布四十二万六千二百五十张。④
  俄商热不阔甫运出鹿角九普筒,白粗洋布十七匹。共值卢布八万六千五百张。
  俄商玛塔利江运出洋布一百五十板,杂货二十箱。共值卢布二万五千张。
  俄商玛塔利江运出细哈喇八档,白粗洋布十板,达连布二十匹,杂货一箱,蓝粗洋布二十匹板,芨芨坎九板,洋布十七板,印花布十板。共值卢布六万三千二百五十二张。
  俄商啷黑木土拉,运出棉花五普筒,毯子一条,洋布七十五板,干果四普筒,绸料十三匹,靴子五十双,杂货三箱。共值卢布十二万八千三百五十张。
  俄商德和洋行运出杏干二百普筒。值卢布二万张。
  俄商阿不都阿衣木运出中国布十五匹,靴子十五双,杂货二箱。共值卢布三万一千张。
  俄商麻贺木特和加运出杏干一千普筒,葡萄(干)五百普筒,中国杂货五箱,白粗洋布一百五十板。共值卢布二十万张。
  俄商啷贺卖特江运出杂货十五箱,干葡萄五十普筒,熟皮子一千张,粗洋布五十匹,细洋布五十匹,洋布一百匹。共值卢布五万二千张。
  俄商木儿明运出皮靴四十双,木桶五十口,中国杂货五箱,粗布一百五十匹,毯子十条。共值卢布十二万八千张。
  以上七、八、九三个月俄商总计运出货物共值卢布一百一十六万三百五十二张。
  俄商依司哈克运出杏干三百普筒,旱烟叶四包。共值卢布八万张。
  俄商吉牙乌特丁运出砖茶九百三十六块,红茶四包。共值卢布九万七千八百八十张。
  俄商德和洋行运出皮袄一百三十件,杂货四箱。共值卢布二万三千张。
  俄商吐尔逊巴巴运出皮筒一万三百张。共值卢布一百零三万张。
  俄商哈喀利木运出粗洋布十匹,粗大布一百匹。共值卢布十万九千五百张。
  俄商木哈买江运出洋布六捆,杂货三箱,棉线四口袋。共值卢布四十二万张。
  以上十、十一、十二三个月俄商总计运出货物共值卢布一百八十四万六千三百八十张。
  入口货物:
  俄商德行洋行运入铁条皮一百七十普筒。共值卢布五万二千张。
  俄缠(维吾尔人)阿瓦里罕运入洋蜡二十箱,洋油一百五十普筒。共值卢布二十三万三千五百张。
  俄商德盛洋行运入铁器一千三百普筒,洋胰二千块。共值卢布三十万张。
  俄商热尔阔甫运入洋炉二十五架,洋蜂蜜五十普筒,共值卢布六万五千七百张。
  以上十、十一、十二三个月俄商总计运入货物共值卢布六十六万一千二百张。查本年七、八、九三个月俄商均无货入口。①
  从以上1919年7月至12月迪化西大桥通商稽查卡对半年来俄商贩运出入口统计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俄国私商对新疆的贸易尽管价值达数十以至一百数十万卢布,但由于卢布大幅度贬值,进出口货物量是很有限的。而从新疆的出口远大于对新疆的进口。
  十月革命胜利之初,旧俄工商业资本家大批逃亡,苏俄国内旧的商业流通和对外贸易组织机构解体,基本上中断了与外界的经济联系。俄属中亚地区则自1916年以来一直处于动乱中,是年7月,乌兹别克人民发动反对沙皇专制起义,不久扩大到吉尔吉斯和哈萨克草原。1917年俄国2月革命,又在俄属中亚地区引起巨大反响,至4月,不同派别的革命组织先后建立政权,取代了沙俄统治机构,随后到来的十月革命诞生了苏俄土耳克斯坦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1918年12月,国内战争使俄属中亚与苏俄内地交通中断,加之1917年至1918年中亚严重干旱,俄属中亚地区粮食等生活必需品奇缺,畜牧业也遭受重大损失,如俄锡尔河、撤马尔罕、费尔干纳三个州的牲畜总头数1900年为890万头,1917年降至840万头,1920年仅有340万头①中亚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迫切需要建立对周边的通商关系,缓解经济困境。
  十月革命后,协约国帝国主义在对新生的苏俄政权实行武装干涉的同时,还采取了经济封锁的政策。对苏俄禁运一切物资,并要挟中国政府一体照办。1917年12月27日,英驻华公使朱尔典向北洋政府转交了英国外务部照会,内称:“所有由英运俄之货,本国政府业经停止,除已付款定有限制之衣服仅准俄船运送出口外,其余他项货物一律禁运。本国政府深望中国政府一体照办。即将所有运往俄国之土货以及外来之货品一律禁运”。②1918年初,北洋政府屈从列强意志,首先在东北对苏俄实行区域性禁运,此举立即遭到国内商界和政府内许多官员的反对。北政府遂致函英公使:“本国恐俄政府借禁止货物入境一事与本国作难,……故本国拟将货物放行也”。①6月,对苏俄的贸易禁运即被通令取消。
  鉴于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和苏俄远东及中亚地区的经济形势,苏外交人民委员部官员与中国驻苏公使刘人镜进行了接触,希望能建立易货关系。不久,苏俄中亚地方政权也开始就通商问题与新疆省政府进行接触。1918年6月,苏远东革命政权致电新疆省政府,称已决定派遣国里克(又译果林)为驻塔城新任领事,并希望能建立经济关系。新疆省政府以未奉有中央政府明文为辞,婉言拒绝。时新疆赴俄属中亚贸易华商财产、货物在战乱中损失严重,部分货物、钱款被苏维埃政权扣留或没收。省政府曾多次致电苏俄中亚地方当局请求保护,均未得答复。值此苏俄要求通商设领之际,新疆政府再次致电苏俄,要求将没收中民财产货物速行发还。电称:“由伊犁俄线转塔什干安集延公民会各统兵官、各行政首长均鉴:案据喀什道尹呈称,据安集延华商总阿布都拉禀称,旅居贵国塔什干赛买尔子、浩罕等处华商货物银钱多被贵会强行挪去,存放安集延保险局。毛、棉、茶叶各货亦被收去,并自行作价强收中民货物,货价亦拖欠不还。裁判员代表中民追出贼赃亦不发还等语。据此,查自贵国改革以来,侨居各地华商横遭苛待,吁请本署保护文电纷至踏来,迭经电请贵公民会保获在案。今仍为此苛待华商,殊非敦睦邦交之道。贵国旅新侨民亦复不少,中国无不力加保护。应请贵会主持公道,遵重条约,将强收中民货财速行发还,并请以后竭力保获,勿再苛待,是为至祷”。②苏俄中亚地方当局获电后,即先将华商在七河省被没收财产货物发还。新疆方面闻讯,甚感欣慰。当即致电报告北洋政府:“俄新党给偿七河省华商货物事,擘处咸宜,殊形佩慰”。①
  1919年2月,苏俄中亚政权声明愿与新疆建立通商关系。当地报纸报道:“俄土耳其斯坦外交部长委令 努索夫为伊犁商务员之职,……又派锡特勒克充驻喀什商务员”。②4月,苏俄单方面委派的驻伊犁商务员 努索夫至霍尔果斯边卡,提出愿与新疆政府交涉华商在俄贸易受损问题,以清除开放通商的障碍;6月,苏俄费尔干纳地方政权致函新疆喀什地方政府,要求派驻商务员并交涉通商事宜;9月,努索夫正式向伊犁地方政府提出要求开放边界通商。伊犁地方未敢擅准,报省政府处置。省长杨增新一面电令沿边地方当局可以与苏俄方面人员交涉,一面数次呈文中央,拟在苏俄中亚华商集中地设立保商员,以维护旅俄华商正当权益。10月,苏俄土耳其斯坦政权又经伊尔克什塘退还华商被扣货物338驮,俄币15万卢布,此举为双边建立通商关系奠定了一块基石。③1920年1月,苏俄复派出正式代表3人至霍尔果斯边卡,要求就新疆与苏俄通商及在伊宁设立苏俄商务机关等问题举行谈判。新疆政府回复:“贵国如必派驻伊商务员办理一切商务,应切实遵重我国主权,并请贵国政府准允中国在七河省地方(即谢米巴拉金斯克)设商务员,以为利益之交换”。④第一次表示了愿在尊重主权和外交平等的前题下,可以就通商等事宜举行谈判的意向,双方遂在霍尔果斯边卡开始接触。
  然而新疆与苏俄有关通商首次取得成果的谈判却是在塔城举行的。1920年初,苏俄派遗菲森科为驻塔城外交代表兼商务总经理。菲在巴克图卡要求与新疆签订通商条约,为塔城道尹张健回绝,并派员赴巴克图卡解释。菲森科坚持要求进入塔城会谈,并声称如不允许,即关闭苏方巴克图卡,扣留塔城华商约值银200万两之货物。塔城华商哗然,纷纷要求政府与苏俄谈判。地方当局遂准菲森科进入塔城,与中方外交局委员奇兰举行会谈。苏方初提出贸易条款5条,后经双方磋商,菲森科同意将外交代表名义取消,不办理交涉事件,仅以苏俄商务代表名义参加谈判,并声明愿在未来通商中保障华商利益。塔城当局以为该地“与俄接壤,就边情、商情论,塔商不可一日中断”,签约一事应予通融。惟中苏两国并无外交关系,政府不便出面,遂准由塔城商会会长出面,与菲森科谈判缔约,政府监督执行。双方草签《塔城临时通商合同》五款,其内容为:
  (一)、在塔俄国国外交易经理处,自立案签字起认为全体的,表明不再是私党的买卖,恳请都统准予立案保护。
  (二)、所有办法随时由俄商自行向中商商定,用合同办理,前项亦照合同解决。
  (三)、该俄商恳请立案,系专做买卖,声明毫不干涉政治事件。
  (四)、立案后该俄商立转禀俄政府,减轻中商商税。
  (五)、本案缮汉、俄合同两份,各执一份。①
  《塔城临时通商合同》为中苏之间最早的商务协定,其中规定双方贸易均以合同方式进行,苏俄声明不干涉中国内政,减轻华商在苏俄贸易之商税等项内容有别于旧俄与新疆的通商约章。但合同没有对沙俄与新疆各项不平等通商约章作任何声明废弃的表示,特别是没有提到废除沙俄商人在新疆各地免税自由贸易的特权。同时,合同中也没有对等地对华商和新疆地方政府在苏俄境内通商、设立贸易机构等项权益作出规定。所以《塔城临时通商合同》的基本方面仍然是沙俄与新疆通商约章的继续,仍体现着双方贸易关系的不平等性质。当合同上报新疆省政府审批时,省长杨增新立即复电,内称:
  “查国际通商,主权操自政府。勿论何项条件,不订则已,订则须用双方政府或官厅委员名义,从无由本国官厅监督商会与外国订立通商条件之先例,亦无由本国官厅监督商会与外国交易经理处订立通商条件之先例。此次该道尹监督商会拟定五条,表面固与政治无干,实际则不得谓为与政治无涉。如第一条所载,在塔俄国国外交易经理处及表明不是私党之贸易等语,明明自认为是俄国国家所设驻塔之交易机关矣。……又如第二条所载买卖办法,随时由该俄商自行向中商商定用合同办理等语,是明明表示俄国国家派驻塔城交易机关与中商直接通商,不受中国官厅之约束,并假立案为自由行动之准备矣。查此称通商办法既非出自双方政府之主持,双方政府对之当然无负责之理由,此次斜米(谢米巴拉金斯克)骗取华商大宗货物,不予交付价银,尚若无法解决,将来如因此种通商以致华商再有前项损失之事发生,试问中国官厅提向何人交涉?……至若第三条所载毫不干涉政治事件、第四条所载立案后该俄商应转禀俄政府减轻中商税银各等语,均是币重言甘、欺世愚人之论调,将来究竟如何系属另一问题。盖此项条件,依法不能认为(是)国际通商之条件,一经立案,确可作为承认俄人在塔自由通商之铁证,夫以我国之领土,听由俄国片面设置无条件通商之机关,片面派驻无条件通商之商务经理人员,是否妥当,不辩而知。又况塔俄两方边境人民为生活便利起见,私自过界交易货物,我国官厅原未加以严禁,刻下我国并未向俄要求派员前驻七河省,该俄员有何驻塔之必要?……伊犁通商条件(指1881年《伊犁条约》)并无俄人抽收中商赴俄货税之规定,今乃格外苛征,该俄员减轻中商税银之语,岂能期其实行?如果准其立案通商,将来华商所得之利益,能否偿所受之损失?无从预料。而开放门户,予俄人以自由行动,所丧主权及所遗隐忧,势必较今为烈,无法挽救。所称籍此促进中俄睦谊,事属可行,均未免有所误会。现在省城与塔什干政府业已径行交涉,塔俄临时通商条件之成立与否,不久均可能决。所有商订五条,拟请立案一节,关系重要,必干中央政府驳诘,万难照准。应由该道尹设词婉为谢绝,请其暂候省城解决。如果省城商办无效,届时再与该俄员携手商办,亦不为晚。于斜米案内货银未经交付中商以前,暂时仍准俄人入境买卖,以示通融。中商万不可希图重利,冒险运大宗货物前赴俄属售卖,免使官厅交涉与保护两有为难”。①
  《塔城临时通商合同》遂被省政府否决。

附注

《新疆概况资料》手稿复印件,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 民国十年《农商部工厂调查表》。; 《补过斋文牍》卷六,第3611—3613页。; 林竞:《西北论丛》上篇,第256页。; 普筒即俄国计量单位普特(пуд),一普特合16.38公斤。“张”为清代档案中卢布基本计量单位。; 民国八年十一月十四日、民国九年一月二十日《迪化西大桥通商稽查卡委员陈得喜呈报俄商出入货物及价值清摺》。;(美)爱德华·阿尔沃什主编《中亚——俄国人统治的一个世纪》1967年哥伦比亚大学版。转引自《贵州师范大学学报》增刊,1985年7月。;民国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收英朱(尔典)使照会》。; 民国七年二月十八日《收总长、次长会晤英朱公使问答》。; 民国八年一月二日《新疆外交特派员张绍伯致苏俄塔什干、安集延公民会各统兵官、各行政首领电》。; 民国八年一月十六日《新疆省长杨增新训令》。; 民国八年二月二十一日《外交部收新疆省长电》。; 《补过斋文牍》庚集二,第23页。; 《补过斋文牍》癸集五,第34—36页。; 远东外交研究会《最近十年中俄之交涉》1923年哈尔滨版,第244—245页。;《最近十年中俄之交涉》,第245—247页。

知识出处

新疆对苏(俄)贸易史 1660—1990

《新疆对苏(俄)贸易史 1660—1990》

出版者:新疆人民出版社

出版地:1993

《新疆对苏(俄)贸易史(1600—1990)》一书是一部有关新疆对外经济关系史的力作。全书依清代、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通过丰富、翔实的史料,对17世纪初以来长达近四百年的新疆对苏(俄)贸易历史作了较为系统的综述。既从宏观上叙述了双边贸易的发展和变化,又以具体史实为依据,认真地探讨和论证了不同历史时期新疆对苏(俄)贸易的性质和特点;既是一部有学术价值的新疆历史研究著述,又在当今新疆对前苏联各国贸易中有重要参考意义,同时也填补了国内外对新疆与苏(俄)贸易缺乏系统研究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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