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内容
“文化大革命”时期，“政治挂帅”在人们心中占据了重要位置，“左”倾思潮的错误影响不断滋生蔓延，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相继接踵而至。
1966年7月，红星六场根据上级部署，全面开展了学习毛泽东主席著作活动。在“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立竿见影”思想的主导下，社会上逐渐掀起了背诵《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的新高潮，无论男女老少，不管什么时间和场所，人们都把毛泽东语录挂在嘴上；即使在各种文书的格式上，在行文的开头也引用毛泽东主席语录，内容中套用更多，文章中更是随处可见。1967～1968年，农场及基层各单位纷纷仿效社会上的流行做法，在毛泽东像前“早请示”、“晚汇报”，在不少公共场所树立毛泽东语录牌，挂起毛泽东主席像；在文化生活中，很多妇女儿童投入到跳“忠”字舞的队伍中；特別是在会场上，人们挥舞着红色的毛泽东主席语录本，成为一片“红色的海洋”。
断断续续开展学习毛泽东著作活动，广泛地宣传了毛泽东思想，表达了中国人民对毛泽东主席的无比热爱，也形成了对毛泽东主席的绝对崇拜。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应该得到发扬光大，但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不管时间、地点与条件，到处套用，滥用成风，这本身也就背离了毛泽东思想的精髓。
1971年3月15日，八十六团召开中共八十六团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选举产生新一届党委，商克刚任党委书记，潘文中任党委副书记。会议对农场“革委会”所执行的路线进行了严肃的批判，指出“革委会”负责人在这一时期犯了严重的路线错误。“文化大革命”时期，农场主要领导置身派性斗争中，亲近一派，疏远一派，支持一派，压制一派，造成两派之间的长期对立；指出由于“革委会”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以“血统论”画线，对犯错误的同志宁推不拉，对出身、历史不好的同志搞“唯成分论”，把他们打进“牛棚”，扩大了打击面，造成了不少的“后遗症”。
会议强调了加强革命纪律性的重要性，要求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做到有令即行、有禁即止。坚持维护党的集中和统一，反对个人主义、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消除一些人在工作中的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这次会议对稳定团场政治局面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文化大革命”后期，团场把开展理论学习作为政治工作的中心任务来抓。1975年，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批示发表后，团场先后举办理论学习班，为连队普及理论学习培训骨干，各单位相继建立理论学习小组、政治夜校、读书室，选配班组学习辅导员，进行学习培训。学习中采取边学、边议、边批、边改的方法，把学习与大批判结合起来，引导干部职工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狠抓各级干部“既要带头看路，又要埋头拉车”，做到“抓革命，促生产”，学习、生产两不误。广泛、频繁地展开政治理论的深入学习，是当时“政治挂帅”指导思想下的普遍做法，人们对此疲于应付，不敢怠慢，然而所产生的效果不太理想。
同时，团场针对干部队伍中纪律涣散现象，采取强有力的纪律教育。强调干部执行纪律的重要性。建立请示汇报制度，纠正过去对上级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错误做法；强调令行禁止、有令则行、有禁则止，消除自由散漫的影响；要求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实行按级负责。团党委强调各级领导要严格带兵，严格要求，敢于管理。这次纪律教育对干部加强纪律观念起到了积极效果。
根据党中央整党建党工作部署，1968年11月，红星六场开展整党建党运动。整党坚持以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的论断为指导，坚持“阶级斗争为纲”，以批判刘少奇及其在场内的代理人，上挂下联，开门整党。整党采取的主要方法是举办各类“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参加的人有连队领导、各单位造反派、机关人员。至1970年1月上旬，场党委和“革委会”举办“斗批改”学习班10多期。围绕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坚持“传达不过夜、学习不漏人、贯彻不走样、紧跟不掉队”。根据斗争形势，全面批判从中央刘少奇、兵团张仲瀚、师翟振华及张振华到场内吴夺君等人的“错误”路线。采取领导带头学、带头用，坚持天天讲，定期召开讲用会；坚持以典型引路，树立活样板，大张旗鼓地宣传场内的好人好事；结合场内阶级斗争新动向，集中打好速决战、歼灭战。整党中进行的“吐故纳新”错误地开除了一些党员，停止了一些党员的组织生活。整党后，逐步恢复了党的组织基本生活。
这次整党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全团党组织瘫痪的情况下进行的，是“斗、批、改”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由于指导思想和路线方针的错误，这次运动没有起到纯洁党组织、纯洁党员思想的作用。
1966年7月，红星六场根据上级部署，全面开展了学习毛泽东主席著作活动。在“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立竿见影”思想的主导下，社会上逐渐掀起了背诵《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的新高潮，无论男女老少，不管什么时间和场所，人们都把毛泽东语录挂在嘴上；即使在各种文书的格式上，在行文的开头也引用毛泽东主席语录，内容中套用更多，文章中更是随处可见。1967～1968年，农场及基层各单位纷纷仿效社会上的流行做法，在毛泽东像前“早请示”、“晚汇报”，在不少公共场所树立毛泽东语录牌，挂起毛泽东主席像；在文化生活中，很多妇女儿童投入到跳“忠”字舞的队伍中；特別是在会场上，人们挥舞着红色的毛泽东主席语录本，成为一片“红色的海洋”。
断断续续开展学习毛泽东著作活动，广泛地宣传了毛泽东思想，表达了中国人民对毛泽东主席的无比热爱，也形成了对毛泽东主席的绝对崇拜。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应该得到发扬光大，但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不管时间、地点与条件，到处套用，滥用成风，这本身也就背离了毛泽东思想的精髓。
1971年3月15日，八十六团召开中共八十六团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选举产生新一届党委，商克刚任党委书记，潘文中任党委副书记。会议对农场“革委会”所执行的路线进行了严肃的批判，指出“革委会”负责人在这一时期犯了严重的路线错误。“文化大革命”时期，农场主要领导置身派性斗争中，亲近一派，疏远一派，支持一派，压制一派，造成两派之间的长期对立；指出由于“革委会”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以“血统论”画线，对犯错误的同志宁推不拉，对出身、历史不好的同志搞“唯成分论”，把他们打进“牛棚”，扩大了打击面，造成了不少的“后遗症”。
会议强调了加强革命纪律性的重要性，要求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做到有令即行、有禁即止。坚持维护党的集中和统一，反对个人主义、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消除一些人在工作中的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这次会议对稳定团场政治局面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文化大革命”后期，团场把开展理论学习作为政治工作的中心任务来抓。1975年，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批示发表后，团场先后举办理论学习班，为连队普及理论学习培训骨干，各单位相继建立理论学习小组、政治夜校、读书室，选配班组学习辅导员，进行学习培训。学习中采取边学、边议、边批、边改的方法，把学习与大批判结合起来，引导干部职工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狠抓各级干部“既要带头看路，又要埋头拉车”，做到“抓革命，促生产”，学习、生产两不误。广泛、频繁地展开政治理论的深入学习，是当时“政治挂帅”指导思想下的普遍做法，人们对此疲于应付，不敢怠慢，然而所产生的效果不太理想。
同时，团场针对干部队伍中纪律涣散现象，采取强有力的纪律教育。强调干部执行纪律的重要性。建立请示汇报制度，纠正过去对上级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错误做法；强调令行禁止、有令则行、有禁则止，消除自由散漫的影响；要求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实行按级负责。团党委强调各级领导要严格带兵，严格要求，敢于管理。这次纪律教育对干部加强纪律观念起到了积极效果。
根据党中央整党建党工作部署，1968年11月，红星六场开展整党建党运动。整党坚持以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的论断为指导，坚持“阶级斗争为纲”，以批判刘少奇及其在场内的代理人，上挂下联，开门整党。整党采取的主要方法是举办各类“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参加的人有连队领导、各单位造反派、机关人员。至1970年1月上旬，场党委和“革委会”举办“斗批改”学习班10多期。围绕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坚持“传达不过夜、学习不漏人、贯彻不走样、紧跟不掉队”。根据斗争形势，全面批判从中央刘少奇、兵团张仲瀚、师翟振华及张振华到场内吴夺君等人的“错误”路线。采取领导带头学、带头用，坚持天天讲，定期召开讲用会；坚持以典型引路，树立活样板，大张旗鼓地宣传场内的好人好事；结合场内阶级斗争新动向，集中打好速决战、歼灭战。整党中进行的“吐故纳新”错误地开除了一些党员，停止了一些党员的组织生活。整党后，逐步恢复了党的组织基本生活。
这次整党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全团党组织瘫痪的情况下进行的，是“斗、批、改”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由于指导思想和路线方针的错误，这次运动没有起到纯洁党组织、纯洁党员思想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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