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号召“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五•一六通知》的发表标志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开始。
  1966年5月20日，红星六场政委张志山参加农五师召开的党委扩大会议，贯彻师党委发出的《高兴毛泽东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通知。根据文件精神，农场成立由张志山、吴夺君等5人组成的场“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此拉开了“文化大革命”运动序幕。
  1966年6月，农场组织召开批判吴晗、邓拓、廖沫沙“三家村”的群众大会，有1 000多人参加。会后，场“文化大革命”办公室按照上级部署，在场子女校开展文化革命，师生持续开展对《海瑞罢官》和“三家村”的批判。
  1966年8月，在中共中央发表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之后，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来自全国的群众和红卫兵，把“文化大革命”运动推向高潮。同年9 ～ 11月，农场自发成立红卫兵组织，开始兴起“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行动，组织抄家、查店（商店、饭店等），收缴焚烧“封、资、修”图书。红卫兵对社会上认为不合时代精神的一些生活现象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凡穿着打扮比较新颖时尚的给予讽刺挖苦，进行人身攻击；凡是看到小家喂养私畜家禽的，强迫养殖户割掉“资本主义的尾巴”。对此，广大职工群众感到茫然不解，心存疑惑而不敢阻止、不敢阐述个人的意见。
  1966年12月下旬至1967年2月中旬，红星六场进行冬季政治整训，主要是学习《愚公移山》，对照学习焦裕禄、麦贤德，进行自我剖析，忆苦思甜，斗私批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提高认识。进行亮思想，组织连、排讲用会，干部职工亮思想，大挖“私”字，大立“公”字。各单位采取先党内后党外、先干部后职工，发挥党、团骨干带头作用，开展了无情的思想政治斗争。
  1966年，红星六场遵照兵团、农五师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主要在文化、教育领域进行，学校的教学秩序受到了干扰。机关、农牧连队、工副业单位保持了正常运转。
  1967年1月，《人民日报》发表《把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红星六场的群众开始陆续行动起来，外地学生来到农场串联，鼓动人们投人到“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从机关到基层，从干部到群众，从成年人到小学生，名目繁多的群众“造反组织”相继纷纷成立，农场“造反组织”一时风起云涌。大多数群众带着对毛泽东主席的爱戴与崇拜，在噪动狂热的氛围中，踊跃参加群众组织。截至11月，红星六场成立群众组织26个，“造反组织”人数少则3人，多则数十人。各个群众组织都设有联络员1 ～ 2人，保持着与师机关及其他单位的联络。
  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红星六场群众组织逐渐形成了观点相对立的两派。一派是一三“司”观点；源于乌鲁木齐地区红卫兵第一、第三造反司令部，持保卫自治区党委书记王恩茂，打倒武光、吕剑人、包尔汉等自治区领导观点，这一派由复员转业军人及多数职工组成，约占参加派性组织人数的三分之二。一派是“二司”观点，源于乌鲁木齐地区红卫兵第二造反司令部，持打倒自治区党委书记王恩茂观点。两派各持不同的观点，自称是“革命派”，攻击对方是“保守派”，派性打破了家庭、战友、同事的平衡，大摆“文化大革命”的观点，连小孩和老太太都参与其中，往往因观点不同争执、吵架甚至反目成仇。
  两派不同观点群众组织的产生与对立，为农场进一步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进行残酷斗争提供了重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