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上述姓名按照姓名结构可以划分为几类。这些姓名种类在表12中进行列举。
  A类型的姓名有着藏文类型的姓名结构，即氏族（rus，骨系）、论或尚（头衔）和姓名（mkhan与mying）的结合。有着姓名A类型的人员，多数是吐蕃政府的吐蕃官吏。那些有着部落名称“末”或“康”的人员，不是吐蕃人而是苏毗人。然而在契约中，他们并不是以当地居民而是以统治者吐蕃官吏出现。然而也有例外：论拉藏奴子，有着姓名A的结构；但是他的名字（mying）“do-tse”很有可能是汉名“奴子”的音译；他可能是唐人出身，后来成为吐蕃统治时期的一名官吏。②在契约中，这些官吏的角色是会议召集者、证人，或者是债务方的主人；他们很少担任债务方、债权方或担保人，只是相关人员。①
  另一方面，B类型的姓名有着汉文类型的姓名结构：即汉姓+名字。B类型的姓是汉姓的音译；它们能够绝大多数回复到对应的汉字。表13列出古藏文契约中主要的汉姓。妇女方面有些变化，藏文za“氏”附加到姓后：如bam-za（汜氏）或“来自汜家的妻子”（文本25A）；她的名是shibsam-nyang“十三娘”。
  种类B可以按照名字的形式继续划分为三个种类：种类B-1：汉文姓名；种类B-2：藏文姓名；种类B-3：藏汉混合姓名。那些有着种类B-1的姓名（汉姓和汉名），最有可能是唐人。事实上，被列举的他们大多数生活在敦煌汉族居民的三个千户：悉董萨部落（stong-sar gyi sde），阿骨萨部落（rgod-sar gyi sde）和悉宁宗部落（snying-tsoms gyi sde）中①，虽然其他人属于吐谷浑、苏毗和通颊千户，一些有如“安”、“康”和“史”的姓，可能是粟特族裔。②简单说，他们都是当地唐人和其他有着汉文姓名的当地居民。
  种类B-2和B-3（一个汉姓与一个藏文或藏文混合名字）的情况如何呢？我发现如此姓名的居民，与姓名种类B-1居民有着相同的族群背景。这一点可以从以下情形看出：a）他们属于同一汉人千户、吐谷浑、苏毗或通颊；b）某些情况下，卖方或借贷者是父子关系，父亲有种类B-1的姓名，但儿子有种类B-2或B-3的姓名③，也就是说，这些汉族居民最初有着纯粹的汉文姓名，但是在长期的吐蕃统治下，他们的后代开始拥有吐蕃或吐蕃混合的姓名。相应地，拥有姓名种类B-2和B-3内容的文本，写成于吐蕃控制敦煌的后期。
  所以，有着种类B姓名的人员是汉族居民，包括其他吐蕃统治河西时期汉化的居民。他们在契约中数量最多，并且以债务方、债权方、担保人和证人出现；也就是说，他们的角色是契约当事方。
  种类C的姓名是僧人姓名。种类C-1是藏文，但种类C-2是汉文。有着汉文僧人姓名的人员（种类C-2）显然是唐人，但是有着藏文僧人姓名（种类C-1）的并不一定是吐蕃人：如堪布土登（thub-brtan）［文本no.33-35］和僧人帕央（dpal-dbyang）［文本no.4，28］应是吐蕃人，但是文本no.6中的江确扎西（byang-cub bkra-shis）却出自汉族。这表明当汉族在吐蕃统治时期成为僧人，他们有时会接受藏文的僧名。有意思的是有些人，特别是僧人会使用种类B-1和B-2两种姓名，即一个最初的汉姓和一个藏文的音译或意译的名字，著名的译经僧吴法成（vgo chos-grub），就是其中之一。④
  种类D的姓名，是非藏文非汉文的姓（或族群名称）和一个藏文或藏化名字的结合。族群名称或小邦名称如突厥（dru-gu），李（li，于阗），弥药（mi-nyag，党项）和多弥（da-myi或nam-pa？），以代替族群名称使用①。鞑靼（khe-rgad，一个蒙古部落）②可能也属于这一种类。朗（rlang），康（kam），折（tre），萨迦（skya氏族的后代）和羌若（vgreng-ro），都是苏毗部族的名字。确（skyo）属于通颊人。其他姓名如：诺（gno），尼（gnyi），洛（gnyos），金（gshen），墨革（mo-lgo），古折（sgub-tse），吴塘（vu-tang）和育冈（yogang），还不能完全确定，但是他们可能是生活在河西和塔里木盆地南缘之间地区的居民。
  他们的名字在一些情形下完全是藏文的（如突厥拉春），在其他情形中或多或少是藏化的形式。例如，其中两个于阗人姓名，李萨宗（li bsargzhong）和李阿色（li ar-sel），他们的名是根据其最初的于阗人名字（sudãrrjãm和Arsäli），用藏文音译过来的。但是，萨宗（bsar-gzhong）在形式上由于添加了前缀b，③从而更加吐蕃化。
  种类D的名字事实上十分接近于种类B。例如，于阗人姓名李萨宗（种类D）与汉文姓名李康子（种类B-1）和李玉勒（种类B-2）接近。在这种情形中，于阗人的族姓li同样接近于汉姓李。种类B和种类D有着非藏文的族名并添加一个名字的结构。种类B-1的名字是汉文名字的音译，种类B-2和B-3是B-1的修正。看来种类D的姓名的产生，主要指称汉族以外的非吐蕃人，它的形式借鉴了种类B的姓名。当时，族群名称用来代替部落名称，以防止没有合适的部落名称。所以，种类B和种类D的名字是与种类A相对的非吐蕃人的藏文姓名，而种类A是吐蕃人的最初姓名形式。
  所以，那些有着种类D姓名的人群来自于河西、藏东北和塔里木盆地南部，包括苏毗、突厥、多弥、鞑靼、党项和于阗。在契约中，他们的角色是债务方、债权方、担保方和证人。
  种类E包含了其余因文本损害，姓名结构不太清楚的名字。因为它们大多数包含有藏文字词，它们可能是藏文姓名的一部分，或者是藏文的不规则形式，或者是非吐蕃居民使用的藏化姓名。如果这些姓名的内容在将来能够得到较清楚地辨认，这一种类中的许多姓名可能会归入种类A至种类D中。

另一个这种姓名类型的事例可见于一封信件内容（Ch.86.II=vol.70，fol.40），其中的收信人姓名为论刘显子路顿。他的官职是论，但是他的族名刘和名显子是汉文（刘显子？）。他的姓名结构是：论+族源（rus汉文）+姓（mkhan汉文）+名（mying藏文）。他应也是汉族身份。;除了文本no.27和28，他们在其中是粮食借贷者，为欢迎都护论悉诺昔（blon stag-zigs）借粮酿酒。;参见如斯坦因文本Ch.73ⅹ.ⅴ.（5武内绍人《将》：849-851），和台湾保存的一份敦煌文本，敦煌卷子125v。;关于汉化的粟特人姓名，参见桑原骘藏（1926：239）和蒲立本（1952）。;如文本no.18中契约债务方有着姓名类型B-1（hva dze-dze华折折），但是他的儿子作为担保人，有着姓名类型B-2（hva khrom-legs华冲勒）。;这反而再次证明vgo chos-grub的汉族身份。;这种族群名称dru gu=突厥，也同样在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一份汉文文献（TTD3：文献300）中，被作为人名使用。;关于khe-rgad，参见森安孝夫（1977：22-25）。;这些姓名可能并不是直接从于阗语转译而来，而是通过于阗语的汉文形式转译的。这些于阗人在汉族统治时期担任地方官吏（790年前），他们必须以汉文来书写姓名（KT4：178）；通过这种方法，他们使用汉姓“李”和汉名的音译，在吐蕃征服于阗后，他们造出吐蕃名的形式，以便在藏文文书（如我们所讨论的契约）中使用。当时，他们遵循唐人取吐蕃名的方式，即姓名种类B，将他们的汉名转为吐蕃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