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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郴州市北湖区人民法院日前作出一个行政判决,撤销郴州市交通巡逻警察支队第五大队的一个超速罚款决定。该案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是因为，在郴州至资兴公路的不到25公里的路段上， 设立了限速标志牌和雷达测速牌达40块之多，其中限速每小时80 公里的标志牌9块、60公里的标志牌18块、50公里的标志牌1 块、40公里的标志牌6块、20公里的标志牌2块。
  从这组数据我们不难发现， 当地交警部门的超速罚款“陷阱”是这样的，即以不符合规范标准设置的“限速标志”，在不遵循法定程序和证据规则的情况下，胡乱、随意地对过往司机施以重罚。这种执法犯法、胡乱执法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不仅侵害了被处罚司机的合法权益和正常道路通行权，还破坏了交警自身的执法形象，更损害了法律的权威和尊严，稀释了人们对法律的信仰。
  那么，接下来需要我们深入思考的是，在推进依法行政多年的今天，为何还会出现如此彻头彻尾的违法执法行为呢？这里固然有当地交警部门法律意识淡薄，依法行政观念不强的原因，但更为根本的，还是在这种乱罚款背后隐藏着某种灰色的“执法利益”——打着“维护交通秩序和安全”的幌子，为个人或小团体谋取某种不正当的利益。而一旦执法与利益挂钩，法律的客观和公正势必大打折扣。
  另外，在如此乱罚款的背后，相关执法监督机制的失灵，也是重要原因。据报道，对湖南郴州交警部门在高等级公路上设置超速罚款“陷阱” 的问题，有司机曾向郴州市人大反映过，郴州市人大也曾要求公安部门督促解决处理此事,但交警部门的一名交警对此表示:人大的东西见多了。
  从这狂妄的话语中，不难看出有关监督制约机制的软弱和无力，而失去了监督的权力，产生腐败是必然的事情。
  其实，近十几年来，国家为治理乱罚款下的工夫不可谓不多，出台的法律和制度也不少，但湖南郴州高等级公路上布满超速罚款 “陷阱”的案例无疑再一次警醒我们，“徒法不足以自行”，对法治而言，仅有好的法律和制度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权力与利益挂钩，又缺乏有效的制约，必然会因夹杂着自身利益而走向偏私，成为损害百姓利益的行为。
  （据《新京报》刘行/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