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卫市图书馆

近日读余秋雨先生的著作《文化苦旅》，其中一篇《柳侯祠》使我思绪良久。柳宗元是个文人,官做得不大，却连续两次被贬。第一次被贬到湖南永州长达十年之久，他的日子过得孤寂而荒凉。亲戚朋友不来理睬，地方官员时时监视。灾难使他十分狼狈,一度蓬头垢面丧魂落魄。但是,灾难也给了他一份宁静，使他有足够的时间与自然相晤，与自我对话。因此,他得以进入一生中最佳的写作状态，中国文学史上也才拥有了《永州八记》那样的巅峰之作。第二次被贬到更为边远的广西柳州，当时的柳州整个被原始森林笼罩着，潮湿阴郁，暗无天日，人烟稀少，痘疫猖獗，可他有一个小小的贬谪官职利用着，挖了井,办了学,种了树,修了寺庙,放了奴婢。因太劳累,在四十七上死去。
  如果说永州的十年如果说永州的十年给了柳宗元一颗比较完整的灵魂，那么在柳州的四年柳宗元凭借自己完美的文化品格和人格魅力给后人留下了一座人格丰碑。
  柳宗元的形象与人格魅力不是生来俱有的。是在经历了无数的磨难、屈辱与折磨后，靠自我的力量.贴近百姓,融入自然,驱散迷茫,抛弃诱惑.最终战胜自我超越自我.才实现了人生的质变。而柳宗元的人格魅力又与中国文人的书香与雅致、执著与求真的自然属性相通.因此,他的人格魅力十分容易被后世文人所仰慕、感悟和接触。不然的话，为何会有一代又一代的文人都带着崇敬和疑问仰望这位客死南荒的文豪?为何重蹈他覆辙的贬官在南下的路途中，一想到柳宗元心情就会平适一点?为何柳州的历代官吏，也会因他而重新检点自己的行止?还有两个事例也很典型。一个是清光绪十八年间的柳州府事蒋兆奎为柳宗元重修了柑香亭，并洋洋洒洒地写了一篇碑文。说自己从柳宗元身上看到了学识文章、自然游观与政事的统一。另一个是十几年前的柳州市副市长,他说:“这些年柳州的开放与崛起，还得感谢柳宗元和其他南下的贬官他们从文化根子上使柳州开通了。”从两个不同时代的官员嘴里，我们得到了几乎相同的答案，那就是柳宗元成了一个独特的形象使无数文官或多或少地强化了文人意识询问自己存在的意义。
  今天，肃立在柳侯祠碑廊中的重重石碑已成为古迹碑文模糊难以辨认但柳宗元的思想与人格魅力却深深地烙印在后人的记忆中，世代相传。如果说柳州的历代官吏都能因柳宗元而检点自己的行止，那位府事的文化意识和人格能因柳宗元的影响而有所上升，我们今天的共产党人难道不应该超越古人再创辉煌吗?尤其是受过较高文化重陶又拥有一定权力的公仆们，是不是更应该在自己的行为举止上展示出儒雅之风、求真之风、务实之风、清廉之风呢?丰碑是历史铸就的，人格的丰碑矗立在人们的心中它如长鸣警钟。似浩荡东风.永远地昭示着后人，永远地赋予后人高尚的品格与纯洁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