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川市图书馆

自从人类产生以来，人与房子的情结以至恩恩怨怨就绵延不绝了。其实，作为人类生存之地的房子，在私有制产生之前的原始社会，并没有在人身上打上多少社会特权地位的烙印。那时，人们穴居一处，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真正体现了一种人类原始的人格平等。然而，剩余物质的出现便激活了人身上潜在的自私和占有欲，尽管人类分化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但居住的豪华与简陋便是最为直观的印证。家有家院，国有国都，州有州城，县有县衙。官宦显贵有深门大宅，布衣百姓有茅屋草舍，这种从住房上表现出的人之分化的阶层特征在我国各个朝代概莫能外。如春秋战国时期，各个国家都有坚固之城池，兼御敌功能，也显势力与富贵。如杜牧笔下的《阿房宫》“二川溶溶，流入宫墙，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势，钩心斗角……雷霆乍惊，宫车过也”，把阿房宫的瑰丽、豪华、奢侈，把秦始皇的骄横积怨，民不聊生，写得淋漓尽致。至唐，城之规模更是雄伟宏大，如京城长安，就是皇帝之家的一座特大别墅，以炫耀盛唐之繁荣，以显露皇家之富有，而老百姓却仍是“茅屋为秋风所破”，真乃''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房子真是一道不可逾越的分水岭了，它立于贫与富之间，是尊贵与贫贱的一道界碑。房子对于那时的统治者来说，它是一种势力的显示，一种身份的标志，至于官衙森森，更是某种权威和等级的象征。达官显贵，一幢幢气派的住宅，就能让人望而却步了。但就是在那样的社会，也有不苟同与世的清廉之官，能够惜民血汗而倡俭朴的官风世风。如《梁书•吕僧珍传》所载南朝梁武帝时的大臣吕僧珍做官期间，有人劝他将旧时督邮的官署搬迁来扩建自己的住宅，僧珍听后气愤地说：“督邮官廨也，置之以来，便在此地，岂可徙之盖吾私宅！”僧珍对劝他的人以直言回击。曾以治家有方著称的曾国藩，自己为官几十年，布衣布鞋，遇到有什么非自己出场不可的大型活动，才穿上30岁时缝制的一件青绒马褂，“三十年衣犹如新”。他的九弟曾花3000串钱建房，他得知后非常生气，“新屋搬进容易搬出难，吾此生誓不住新屋。”撇开他镇压太平天国等政治因素，单看治家为人，实为应倡之典范。说罢古人说今人，我们不妨将感触的目光投向当今社会，还有许多老百姓只有整天眼巴巴地望着一片片一幢幢豪华别致的住房而兴叹了。据说有的单位，有人一家分几套房子，连未出生的婴儿都分上了房子，听后令人唏嘘感哎。1994年建设部公布了一组数字，全国共有2512万平方米的住宅闲置，同时又有400万人均面积不足4平方米的住房困难户。作为人民“公仆”的某些领导，应该说同老百姓享有人格的平等，但从他们在住房方面享有的特权来看，实则他们跟封建社会的大多官吏并无区别，跟吕僧珍等人更是相去甚远。他们利用职权享有用公款超面积修建豪华型住房的特权，就不能与老百姓同日而语。以房子为镜，可洞察社会变迁，亦可洞察某些社会的痼疾。房改，给人们提供了住房上的平等机会，这无疑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一大进步。应该说取消福利分房，实行住房货币化的房政政策，使人人享有住房分配中同等的机会，将会为住房中的不正之风和由此滋生的腐败得以遏制创造有利的条件，然而，令人担忧之处仍然存在，任何改革措施的落实关键在人，落实的好坏也因人而异。好的政策，还需要有高素质的领导干部去实施，因此，加强对房改政策实施中具体执行者的规范约束就显得尤为重要。从根本上杜绝分房住房中的不正之风和腐败，还需从我们社会的法制化去考虑。只有将房改纳入法制化轨道，分房住房中的不正之风及腐败才能真正得以遏制，人们享有住房的平等才能真正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