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川市图书馆

60年代初，我住在单位一间虽然不大但光线很明亮的房子里。后来，因工作需要，搬到一间终日不见阳光的房子里住。当有人找我，向邻居打问我住在哪屋时,院里人用手一指说:“在北边那个旮廊廊里。”这是一座面西的四合院，三间正房的两边是通往后院的走廊。自治区成立前后，从外地调来很多干部、工人支援宁夏建设，可能新盖的住房少的缘故吧，使这座住房原来并不紧张的小城突然紧张起来。我搬进的这间小屋就是由正房北侧的走廊改造的：把东头堵死，西头在拐角口上安了一副老式的两扇门，走廊的顶子重新抹了泥。这间房子实际是个房筒子，宽不到两米，长约5米。在我搬来前的原住户，在房中间立起几根木棍,两边用旧报纸糊了一道纸墙，把它隔成了两间。里间有一盘炕，炕角打了个土炉子叫炕炉，冬天做饭取暖。在北墙开有一个半米见方的小窗子，因墙外是个厕所，终年不能打开，只能起个照亮的作用。当时也没有家具，只有一个柳条箱子，放在挨炕搭的土台子上权当桌子，放个镜子什么的。从外边进来黑咕隆咚的像进了黑洞，拉开电灯闭上一会眼睛再睁开才能看见屋里的东西。初搬来时是很不适应的,加之我又因支援基层，刚调外县工作，爱人带个一岁的小女孩，在黑漆漆的屋里很害怕,她总盼着快点到星期六，我好回来同她做个伴。居住条件差，有时也难免有几句怨言。后来我因联系工作去过几家省地级干部的家，看见他们住的小院里的房子也不过三五间起脊挂瓦砖墁地的土坯房子，又见有些人家三代人同居一室,心理也就逐渐平衡。其实，谁不向往住得好点，在暂时实现不了的时候，也不能总在怨言中生活,“自宽”大概是摆脱烦恼的一种办法,以求其相安、心静。当时,我正在北京大学读函授最后一年，我下乡工作一个多月回来后，收到学校给我寄来了撰写毕业论文的选题及有关资料,并指定了导师。单位给我放了一个星期的休息假，我就利用这个时间在家写论文。家里没有桌椅，我就坐在一个小凳子上以炕当桌趴在炕沿上写。论文写完后，我长出了一口气，环顾一下小黑房，突然想起了刘禹锡写的《陋室铭》，自言自语笑道：你刘老先生有陋室，我有一间小黑屋，真是同病相怜。你在陋室里不是也写了许多传世杰作吗？我的文章自然不能与你的大作相比，可也在小黑房里涂鸦出了几页。不久学校给我寄来了通知说论文已通过。可见室陋未必文就丑。当时因工作忙脱不开身，未能到学校参加毕业典礼。一个月后，学校将毕业证明、纪念册、纪念章寄了来。我看着在大红封面上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毕业文凭》的证书，心里非常激动,我怎能忘记写论文的小黑屋呀！人总是希望得到更好的。后来我虽然搬过几次家，但总也脱不出面北、把角、无窗且只一小间屋的困境。有时早晨出去溜弯儿转到文化大院看见一排排面朝南的房子，住户推开合页扇的新式窗子（当时人们叫洋窗户），蓝蓝的天空下，万道霞光照射过来，立于窗前的人面含着幸福的微笑，心中便涌动着一种欲望，自己什么时候也能住上这样的房子呀，就是一间也好。是希望总有实现的时候，那是我从外县调回城工作两年以后，关心人、体贴人的组织部李副部长，看到我一家5口人住在一间9平方米的小屋里，主动向有关方面反映情况，经过他的努力，房产公司分配给我一套两间半的简易楼。当搬进这套盼了多年的新房后，我爱人高兴得合不扰嘴，对她的同事们说：“我家新房是面朝南的，窗子是三扇的，屋里可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