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海原县杨明乡是1952年才“土改”的。我是土改以后才上的学。在学校里听老师说,有一种叫“自行车”的机器,人骑了会“自”行,觉得很神奇,还有点不相信,因为怎么想像都想像不来。老师们说起自行车来都眉飞色舞,说他们见过,有的还很骄傲地说自己会骑,但他们开学到校或放假回家却都是步行,县上的干部下乡来有骑马的有骑驴的,也没见过有骑会自己走的“自行车”的。50年代中期,我们学校的校长——要知道我们的学校是有六年级的“完全小学”,我们的校长该是多么了不起的人物啊——忽然骑来了一辆崭新的自行车,怎么骑来的我没看见,等我知道已是全校传红了的时候。不知是哪个捣蛋鬼把校长的窗户纸捅了个洞,许多小鬼头都趴在那里看,结果越看洞越多,终于叫老师喝散了。我没有看上,上课时心里老惦着,尽走神。一下课,第一个冲出去抢占有利地形,却还是没占上先,挤来挤去终于挤了进去,却黑糊糊的什么也看不清。直到放了学,校长打开门,这才在门口瞭了一眼,但也没看出它怎么就会自己走的门道来。回家去正吃着晚饭,却听外面有闹声,出去一看,是校长和老师们在操场上骑自行车呢,蹦回家把碗一戮,就往学校飞,大人在后面喊也听不见。操场上已经有了很多人,大部分是娃娃,也有部分大人,都看得出了神,谁也不知道谁。校长那一阵儿简直像得了天下似的神气,自己骑几圈,下来给别的老师讲解指导一番。有一个马老师也会骑,这阵儿也跟着一起神气,除校长骑得最多以外,就是他骑得多。别的老师也有半会的,也有完全不会骑的。半会的很热心,不会的也抢着试骑,都兴奋而又巴结地笑。他们骑了一圈又一圈,这个骑完那个骑,直到天黑尽了才罢。我们也直看到老师们骑罢才回家。家里大人一边骂,嫌回来得太晩,一边也忍不住好奇心,于是我便一边吃着母亲留下的饭,一边叙述见到的情景。大人们也觉得奇而不可理解,只有两个辂辘怎么就不倒呢?这件事使我们很兴奋,我们校长有一辆自行车,觉得走路都仿佛有劲了,见着人就想吹一通。而最得意的是校长让擦车时。哪个小同学要是被校长叫去擦车,心里那个美就别提了,仿佛做了二大王,身边肯定要围好些个羨慕得口水都快掉下来的小伙伴,有关系特别好的,“二大王”兴许还能开后门也让擦几下,他在旁边不懂装懂狐假虎威地指导,关系一般的,边儿都沾不上。擦完了,你就听着吧,他肯定会在什么地方显露这光荣,谈体会,吹一通。听的呢,也就用羡慕的眼光看着,不时提点自己的疑问,像宗教徒向朝过圣的人请教一样。从那个时候起,我便有了个很奢侈的妄想一将来有一夫,我要有一辆自行车就好了。不过那时候觉得这妄想太不着边际,从来没敢给人说过。直到70年代初,我大学毕业也当了干部,才圆了这个梦。那时的自行车还属于紧俏商品,是凭票供应的,我刚参加工作三四年,还不够资格享受,幸好我有一位中学时的好朋友此时在商业上掌着一定的权,帮我走了个后门,才买得了一辆飞鸽牌。我在县城工作,车子藏在他家里,他家离县城一百多里,我去取时他本人不在,他家里人又不认识我,还不敢给,我又出去找了个证人,才把车子推出来。自行车在那时算是家庭里的“大件”,我们向海外广播,一个公社拥有自行车的数量也是内容之一,马虎不得的。现在,许多人已经开始讨论私人小汽车了,自行车虽然还不至于马上失宠,但已开始进入回忆文章,可见兆头还是比较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