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川市图书馆

人能得一知已，是一种缘分。同样，得识一本好书，一份好杂志，也是一种缘分。寒假里，丈夫从阅览室借回一本杂志---- 1997年的《书屋》全年合订本。
  “书屋”，这名字就让人产生几分欢喜。人须有屋居，安居才能乐业；精神要有家园，失去精神家园，魂不守舍，人就只剩下一具空躯壳。书，也须有自己的屋，如果家家都有一间或一角留给书住的屋，这是书的大幸，更是人的大幸。当然，书的最理想的屋应是人的大脑，如果人们最大限度地将书请进各自的大脑安居，书岂不乐得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哉？ 真正吸引我的是它的沉甸甸的内涵。我不是书评家，自知学识浅陋，不能站在理论的高度来评价它，且有的文章我也未能全看懂，但我却觉得它是一份全方位审视文化人、审视文化现象的文化随笔杂志，它的学术气氛很浓厚，文化品位很高，作者的文化积淀颇深厚。在我所看过的杂志中，它是非常出色的一份，至少可与《随笔》、《读书》相媲美。读后，我眼前有如蓦然打开一扇大窗：天变得更高，地变得更阔，觉得心中猛地装进了很多东西，甚至我的迟钝的思维似乎也变得机敏了些。：走进《书屋》，令我对近现代一些文化名流、思想大哲有了大概或进一步的了解。如《横竖是水，可以相通—胡适的交游之道》，《愧对胡适》、《且说辜鸿铭》、《辜鸿铭和托马斯卡莱尔》、《陈寅恪的立I 场观点有什么问题？》等I 文章，作者或从历史的角度，或从文化的角度，或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或从个体命运的角度，见仁见智，各抒己见，令人大长见识。从《苦难岁月的伟大先知》中，我认识了中国唯 ——个被两次戴上右派帽子，早在50年代就率先提出“社会主义价值规律”理论，一生承受超人苦难的经济学家、“灵魂学者”、思想英烈顾准。读着读着，我的视线渐渐模糊，泪水盈盈：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坚韧和操守而叹赏，为华夏大地孕育了这样的英才而叹绝，为中国的脊梁被骇人听闻的政治惨剧所摧折而叹惋。
  多年来，李商隐的《锦瑟》一诗总像雾中看花，似懂非懂。李固阳先生的《为破〈锦瑟〉进一解》旁征博引，论据凿凿，洋洋数千言，分析得那么透彻，令人心服口服，算是初懂了“庄周晓梦迷蝴蝶”的深意。
  去年，韩少功的《马桥词典》被炒得沸沸扬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马桥词典〉的独创性》与《沉默的马桥》从不同角度论述了《马》的得与失。两文给我们的启示是，中国的文学评论界真应少点情绪，少些浮躁，对一部作品不要忙于下结论，既不要捧杀也不要骂杀。“奇谈怪论”栏的几篇文章，或辛辣，或深刻，或冷峻，看似论调怪异，实是不折不扣的大实话。王开林的《一为文人》一气列举了九项文人之最，文笔泼辣，鞭辟入里。毛志成的《中国读者论》将中国读者的心态、行状及中国文化现状揭示得入木三分。毛认为“中国文学不能太抢先在中国人普遍性的品格素质之前，实现品位大飞跃。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读者来一番优质的精神嬗变，比对作家的这要求、那希望更为重要。”此言真乃至理。
  最精彩的奇谈怪论是张子昂的《永远的风花雪月，永远的附庸风雅》，其思辩之强劲，言辞之尖锐，观点之新鲜，令人击节赞叹。
  对于李渔的才情及《闲情偶记》早有所知。《读闲书，说娱乐》一文云“李渔可以算是一位真正的‘娱乐'家……他的名著《闲情偶记》就是一部有关娱乐的集大成作品，迄今无人能及。”而读了《闲情的背后》，才知李渔的“娱乐”家说得不好听是以人格的沦丧换来的。他不农不宦，非工非商，自言“渔无半亩之田，”却四方游历，蓄养众多歌姬舞女，夫人徐氏外，姬妾可考者就有四人，尚有侍婢。住着华屋，饮食精细，服饰讲究。原来这些高消费，都是凭仗名气靠拉“赞助”拉来的。李乃清初的著名山人，山人者“借士大夫以为利，士大夫亦借以为名”，一身而外，所有费用皆取之于人，等于是变相的门客。他为追求“闲情”，不惜仰人鼻息，逢迎新贵（文中所引论据皆出自《李渔全集》及他同时代人的著述，应是可信的。）真为这个同乡为求闲情以人格为代价、浪费聪明才智而痛惜。
  作家伍立杨说：“在诗中吸风饮露的人，背后往往有坚实的基础。”确实，闲情并不存于真空中，但凡能“闲情”得起来的人，不是三餐难以为继者。不过窃以为，如果读书也是 —种闲情的话，那么这种闲情是无须有坚实的基础的：你可以在大汗淋漓干了一天苦力后，花一块钱去租一本书，带着软绵绵的疲倦躺着看那么几十页；你可以一边啃着馒头，喝着白开水，一边嚼着诗文；你可做着钟点工，以阅读主人书架上的书作为报酬。我以为在所有的闲情中，读书是最经济、最快乐、最高雅的闲情。
  《书屋》确是一份很好看的杂志，我不能将其优长在此一一细表。读者诸君，请走进《书屋》，去领略其无限风光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