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川市图书馆

陈寅恪先生的《论再生缘》稿于1953年9月起草，翌年2月完稿，晩年将此文编入《寒柳堂集》，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初版发行。书出之前，出版社征得蒋天枢先生的同意，先在同一出版社出版的《中华文史论丛》中发表。
  《再生缘》之情节颇曲折：女主角孟丽君之未婚夫皇甫少华为奸人因妒陷害，奸人更逼伊为妻，卒由侍女顶替得脱。伊乃改名换姓乔装为一男子，应试中三元，官至尚书。其夫得脱后亦改名换姓应武试，其考官竟是未婚妻子。事后，皇帝得知相国竟是丽妹，竟欲纳之为妃，丽君不屈，气苦交加，陈端生于此戛然而止。后来梁德绳续写三卷，孟丽君上本说明真情，皇太后赦免丽君，于是劳燕分飞的未婚夫妇，终成鸳梦，以大团员收场。
  陈寅恪先生虽然认为这一故事具有新思想，如女子为相等，但他感触最深的不是故事的本身，而是故事的作者陈端生的才华。陈寅恪先生说：“衰年病目，废书不观，唯听读小说消日。偶读《再生缘》一书，深有感于其作者之身世，遂稍稍考证其本末，草成此文。”陈寅恪研究此书，当然亦以作者之身世及其文学修养为主题。从文学作品看，《再生缘》系弹词七字唱之本，寅恪对此一文体的兴趣，其来有自，并不是由于听读而引起的，自谓从小即有接触，而 “中岁以后，研治元白长庆体诗，穷其流变，广涉唐五代俗讲之文，于弹词七字唱之体,益复有所心会。”他悼王国维挽词，有人比之七字唱，寅恪亦提及之。《再生缘》一书，寅恪在早年必已有涉猎，甚至已略有考证。陈寅恪很可能早年推求端生之夫未果而罢，晚年听读《再生缘》后，兴致重求，乃大大地作了一番改证。
  陈寅恪认为《再生缘》的文学艺术价值成就直追杜甫，且可与希腊、印度史诗佳构比美，故 “深有感于其作者之身世,”“发潜德之幽光。”他在《再生缘•校补记》中又说：“陈端生于《再生缘》第十七卷中，述其撰著本末，身世遭际，哀怨缠绵，令人感动，殊足表现女性阴柔之美。其才华焕发，固非'福慧双修’随园弟子巡抚夫人之幼妹秋穀所能企及，即博学宏词文章侍从太仆寺卿之老祖句山，亦当愧谢弗如也。”此言为陈寅恪先生写作之动机，谅非虚言。
  陈寅恪先生为了追究陈端生之家世、身世，以及写作经过与成书年代，不惜将其考证的长才，发挥得淋漓尽致。虽然资料残缺，每能利用一字一句，举一反三，互相呼应。问题虽无尽释，但诚如寅恪自谓：“虽不中亦不远矣！ ”兹举数例,以见寅恪的考证功夫，虽双目失明，仍能由助教协助而作文。晚年目盲膑足，穷10年之岁月，锲而不舍，完成《柳如是别传》一书，以钱柳姻缘为核心，以明末清初江南社会为背景，考订史实，论证其因果关系，长篇巨制约85万字，其毅力与精神，殊足惊人。《再生缘》的作者陈端生与柳如是有相似之处，如同是才华出众的女性，在一生境遇中都走过崎岖的道路，都具有民族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陈寅恪先生对她们深表敬佩和同情，为之著书立说。
  其实，在对待妇女的地位问题，陈寅恪先生一贯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列, 对古代受屈辱和不幸遭遇的妇女，表示无限的同情并有卓越的史识。他是用人文主义的锐敏眼光，透过贵贱的外表，去发现女性中蕴蓄极深的英雄气质。难民潮中的秦妇，不同于一般弃妇；琵琶女是沦落天涯的才女，崔莺莺是被“始乱终弃”的河东丽人；而陈端生作为惊世骇俗的“小女子”，则犹如凤毛麟角，更加受到陈寅恪先生的激赏:“噫！中国当日知识界之女性，大别之，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为专议中馈酒食之家主婆。第二类为忙于往来酬酢之交际花。至于第三类，则为端生心中之孟丽君，即其本身之写照，亦即杜少陵所谓'世人皆欲杀'者。前此二类滔滔皆是，而第三类恐止端生一人或极少数人而已，抱如是之理想，生若彼之时代，其遭逢困厄，声名湮没，又何足异哉！又何足异哉！ ”在这里，陈寅恪先生通过陈端生的“个案”揭示了此类女性悲剧命运的历史根源，即理想与时代的冲突，人性与社会的冲突。巾帼奇才的悲剧结局之所以能够传诵百代，正因为胭脂泪中凝聚着民族魂。人们往往认为，与西方古典文明相比，中华文化缺乏悲剧传统，灵魂震撼强度较弱，精神上不够昂扬，实为一大憾事。读了陈寅恪先生的、《论再生缘》后似乎可以无憾了。正如先生分析叙事言情七言排律之长篇巨制《再生缘》之后，指出“世人往往震矜于天竺希腊及西洋史诗之名，而不知吾国亦有此体” 一样，寅恪先生呕心沥血的《再生缘》研究，又为世人揭示了与“大团圆”大异其趣的孤怀遗恨，大大地丰富了华夏的悲剧性心史。在寅恪先生笔下，即使是金屋名娃的悲欢，也带有一股庄严的气息，这是非常清楚的。先生的《论再生缘》与长篇巨制《柳如是别传》一样熔史识与情思于一炉，充分表现出义宁之学“史有诗心，诗有史笔” 的特色。这两部巨著，证明陈寅恪先生是在“卧榻沉思”中追寻那种他惟恐失落的民族精神，自觉地承担起华夏文化之生命。应该说，陈寅恪先生晚年其著作确能达到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此两书能否转移一时之风气，尚未可料，但示来者以轨则，当可预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