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川市图书馆

假的东西，像幽灵一样在游荡。你看，淮河“治污”工程中，那个欺骗上级和舆论的造纸厂厂长，像变戏法一样变出一个“达标”，叫人目瞪口呆，他还赌咒发誓，到了“背着牛头不认赃”的地步。至于某些地方的靠假政绩晋升，假文凭捞职称，假论文获奖励，也时有所闻，而假烟、假酒、假药、假钞、假广告、假书号、假车票、假发票、假招工，有时地方又弄出假记者、假博士、假公安（抓赌）假车祸（骗赔保险）、假大学生等等，这些东西这些人，究竟困扰过多少社会成员，谁能说清楚 ！假的东西，像沉渣一样泛起，毒害着我们的环境。
  这些假的东西，表现形式五花八门，但其核心却只有一个，那就是为利而说假话。玩“假”的人，要想推销他的假的东西，就非说假话不可——他们“乐此不疲”。在他们看来，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他们把说假话看作是飞黄腾达的手段，人生的乐趣。他们是说假话的“自觉派”、“自为派”。这一派的危害甚烈，许许多多的制假贩假者，都是从这一派里派生出来的。因比，打假要打在这个“核心”上，而不是把假的东西毀掉就算完事。对于触犯刑律的要绳之以法，对更多的人则要用一种机制来约束，使一再说假话的人，处处碰壁，再不敢来做这种"愉快”的游戏。据说，在小浪底，一家德国的责任公司使用中国大量的零散劳务，并按照德国惯例，采用计时工资制。没想到，工效不高，出现了令外商不可思议的磨洋工现象。后来德国人醒悟，原来是中国还没有德国那套对劳动者的完善的职业培训和社会管理机制——在德国，毎一个工人的职业表现都被全国联网的计算机记录在案，如果一个工人因为懒惰，责任心差而被开除，他以后就很难找到工作（见新华社郑州1997年10月31日电讯）。这就是机制。如我们有一种机制，能让一再说假话的人“胆战心惊”、“走投无路”，那么，形形色色的假东西，或许会收敛一些。
  说假话的另一派，不像“自觉派”、“自为派”那么目的明确，意识清醒，而是说假话成了习慣，顺口就说，说了就忘，糊涂到极点，可以称之为说假话的“糊涂派”或“自在派”。《宁夏日报》1月18 —版的《多走走看看》文章透露了这么一件事：某上级领导夸一个村支部书记种了两亩树，村支部书记说：“这算啥？山上还有二十亩呢 ！”这位领导坚持要去“走走看看”，村支部书记只好道出实情：“我说的那二十亩，是将要准备种。”这位村支部书记顺口说假话，谁逼的？ 谁也没有逼；他有什么明确的目时，好像也没有；说了假话，当场被迫招实情，好像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或有什么检讨的话，他的解释还蛮轻松的呢。说假话的这一派的危害性，绝不低于“自觉派”、“自为派”--这一派如果泛滥开来，将降低我们整个民族的素质，四个现代化将成为泡影。对淮河“治污”中那个假达标的造纸厂厂长，只要加強教育和管理，他有可能较快提高认识，转变作风，因为是非很清楚；而对那个说假话的村支部书记，要他认识自己的错误，转变作风，我看就要花更大的力气，因为他根本没有认为这么说一说有什么不对，他还会认为你是大惊小怪，小题大做呢。这正是问题严重性所在，正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国民索质的紧迫性所在。
  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里说：“那些背离党的路线的人，那些贪图私利、弄虚作假、跑官要官的人，决不能进入领导班子。”他在1997年年底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又强调全党的干部要“说实话，办实事，鼓实劲，讲实效，踏踏实实地工作，认认真真比做好每一件事情。”这就是说，不说假话、说实话，要从各级干部做起。这是非常英明的决策。干部在12亿国民中不占多数，但是他们的能量极大，影响最大。这又使我们想起邓小平、毛泽东的教导。邓小平说：“说空话，说大话，说假话的恶习必须社绝。”“要敢说真话，反对说假话，不务虚名，多做实事。”毛泽东于1959年4月底，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以后觉察到干部中存在着不敢向上级如实反映情况的问题，直接给省以下直到生产小队的六级干部写了一封党内通信，信中着重提出了讲真话的问题。他说；“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党的三代领导人都强调要说真话。反对说假话，可见这个问题很重要。我们一定要从理论到实践把这个原则问题弄清楚，而不可有任何似是而非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