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川市图书馆

大约在五十年代末期，一批旅居港台及海外，的中国文史学者，见到陈寅恪先生撰《论再生缘》油!印本后，迅为传诵，洛阳纸贵。国学大师钱穆的弟子余英时教授有记述与评析：“一九五八年旳秋天，我偶然在美国麻省剑桥发现了《论再生缘》的油印本，是辗转由台北研究院传来的。读了之后，我个人在精神上、感情上都受到极大的震动；深觉这不是一篇普通的考证文字，因为字里行间到处跃动着作者的情感与生命。尤其全文不仅充满了国家兴亡的感慨，而且随处附见他自己所写的诗篇。” 那么油印本既无出版社，也无出版时间，不免与给人有神秘之感。直到八十年代初，陈寅恪的弟子蒋天枢（秉南）先生将神秘的面纱才完全揭开。原来《论再生缘》撰写的近因，乃是蒋氏寄赠《再生缘》道光刊本及申报排印本各一册。陈寅恪早年读过此书，今次听读，感触特深，即据之著文。文成即告蒋氏欲用简便的方法先印。蒋天枢遂购卷筒腊纸寄穗，遂请人书写油印。油印后再蓝皮线装，一共印装了三百本左右，分赠亲友学生。章士钊携此本到香港后,始流传海外。流传海外的油印本，很可能是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李济所长据原本重新书写的油印本，两本内容一样，但字体迥异。若干年后，港台书商再据海外油印本出版铅印本。油印令人有一种不准正式出版的印象，但蒋天枢说，油印原是乃师的本意，以后再收入文集，并无寄投期刊不发稿，或要出书不准之事。余英时教授还写了一篇《陈寅恪先生〈论再生缘〉书后》，发表在香港1958年12月号的《人生》杂志上。余英时说他读到“传播中外，议论纷纭”两句时，才知道他的《书后》那篇文章给陈先生招来了麻烦。这实际上是余英时教授的误解。陈寅恪先生写定的《论再生缘•校补记》作序云：“此文乃颓龄戏笔，疏误可笑。然传播中外，议论纷纭。因而发见新材料，有为前所未知者，自应补正。兹辑为一编，附载简末，亦可别行。至于原文，悉仍其旧，不复改易，盖以存著作之所说“传播中外，议论纷纭” 两句，恐怕是指1954年《论再生缘》写完后，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写文辨难一事。郭沬若惊讶“雅人深致的老诗人陈寅恪,会如此欣赏弹词，更那样推崇《再生缘》，而素来宣扬人民文学的人，反而忽视了这样一部书。” 郭沫若自认，由于陈寅恪的高度评价，才开始阅读《再生缘》。其实何止阅读，郭沫若找到郑振铎旧藏的抄本，与印本核对校正，并进行了一些考证。他认为陈寅恪的评价是正确的。郭沫若在他写的《序〈再生缘〉前十七卷校订本》一开头即说:“《再生缘》之被再认识，首先应该归功于陈寅恪教授。陈教授1954年写了《论再生缘》一文，……对于《再生缘》的艺术价值评价极高。”然后说他自己反复读了四遍，“每读一遍都感到津津有味，证明了陈寅恪的评价是正确的。”郭沫若甚至这样写道：“无怪乎陈寅恪先生要那样地感伤而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