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川市图书馆

新时期以后，中国文学虽然逐渐回归本质，但中国作家在处理文革记忆上显得过于随意和局促，以致浪费了这笔宝贵的精神经验。作家北村曾说过，“布拉格之春”并不比文革深刻，但产生了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样的大作品，文革记忆却没有帮助中国作家出大作品就过去了。从这个角度上讲，1985年对文学来说，既是一个幸运，也是一个噩耗。从此发端的价值变乱，使作家们找到了为所欲为.的借口。当时，中国作家忙于反文化、反传统、反规范，忙于学习西方新的艺术经验。许多人将这个时期与“五四”时期相提并论，事实上二者的区别是明显的：“五四”时期中国作家接受的更多是西方的精神本质，新时期作家接受的更多是西方的精神策略，方法论的味道很浓，所以有了后期的语言游戏的泛滥。
  在对爱情的处理上，只要落在个人的意志与思想里面，并失去神圣价值作支持和保证，就必定走向另一个极端，直至沦落到宣泄情感与表达本能的境地。情感从神圣的品格中下坠到本能区域里，表征了人类思想在世纪末的颓废性，就像精神分析学从病理的范畴上升到全人类的思想范畴，表征了人类思想中普遍的病理特征一样。这样，文学就从以情为本退到了以性为本，爱情的颂歌被性爱的审视所代替，情感的向度下降到了自恋、欲望的情结动态中，并把理想化运动置于象征物和欲望的范围里，使精神分析学的结果回避了信仰意义上的生存内容。结果使爱情与灵魂分离了,成为一个肉体塑造的工程。越过张贤亮那份性爱的入场卷——《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我们在王安忆的“三恋”和《岗上的世纪》等小说中，看到了性自我的高度膨胀。性成了一种生命的宣泄，一种自我实现的代偿，甚至是一种精神的愉悦。王安忆在性的表达中建立起了一个灵魂寄托的空间，那批在现实中有过多束缚的人，在爱情的潜意识阶段中获得了一种原始的快乐，它来自人类本然生命的底部。王安忆所揭示的是人类情感压抑之后向另亠极端发展的景象，它为新时期的小说真正确立了性主题的地位。这是一切规范解除之后，又没有新的生存参照的境遇下的必然结果:在个人性里,就必定是在生命的自然性里。作家在写作过程中,必然会被这种黑暗的体验所围困。残雪就是一个典型的躲在性意识的黑暗角落里写作的人,她用与王安忆不同的另一种更隐晦的方式来探查人性内部的风景。残雪从一种人物的紧张关系中出发，抵达的是情感的僵化与变异的状态。在残雪那潮湿的记忆里，一切美好的情感期待都已旁落在欲望的窃窃私语之中，她从性向反面证明了爱情的幻想品质。在欧洲,很难想象中世纪的作家设若没有爱,他们将如何进行写作。可是，现代文学发端之后，爱的主体则被绝望的主体所替代。这种绝望的精神经验契合了1985年以后的中国作家的写作心态,残雪是较早体验到人类生活中一种普遍的精神困境的ー个作家，她的小说总是弥漫着黑暗的感觉，有一种梦魇般的压抑。后来的先锋小说家共同解除了爱情的存在意义，爱情成了表达性主题的一个借口，甚至赋予它们一种调侃现实、传扬颓废意识的特殊功能。在余华、北村、苏童、格非等人对爱情的理解中，善的、温情的、盼望性的一面缺席了，他们无法在现实的匮乏中找到爱情的正面意义，爱情的意义结构破裂了，失去美好情感的参照,完全沦落到性的泥淖之中。马原的《虚构》就是将“我”唯一的激情建立在与ー个麻疯病人作爱的过程中。然而，这种激情也是虚构的，它不在现实之中，只是作者的一次不存在的假想体验。在马原的小说里，爱情经常是一个还未开始就已结束的骗局，无法想象，在一种充满死亡的生活境遇里，爱情如何诞生。随着深度意义在马原小说中被放逐，爱情也不再保持反抗的姿态，而性却恰好成了平庸的生活形式的ー个补充。在此，性爱的风景有一种灼热的激情，善一旦缺席，情感与欲望的界限就模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