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塔县图书馆

汉代会水县
  汉武帝时，实行郡、县、乡、里四级管理机构。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西汉收复河西地区后，为了经营西域，保障西部边境安全，汉王朝在河西设置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史称“河西四郡”。酒泉郡包括今酒泉、金塔、玉门和安西的一部分及高台县。辖池头县（今玉门镇西北）、乾齐县（今玉门镇西南）、玉门县（今玉门市赤金乡附近）、天依县（今玉门市柳河乡一带）、禄福县（今肃州区境，酒泉郡治所在）、绥弥县（今肃州区临水乡以东）、乐涫县（今肃州区下河清）、表是县（今高台县黑泉乡一带）、会水县（今金塔县全境及东南至今高台罗城乡镇夷峡）九个县。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今金塔县境内设会水县（今金塔县境西部），隶酒泉郡。
  公元9年，王莽称帝，改国号为“新”。“新”政权沿用郡县制，设辅平郡（原酒泉郡）、敦德郡（原敦煌郡）。辅平郡驻显德县，领显德（原禄福县）、乐亭（原乐涫县）、萧武（原会水县）、辅平亭（原玉门县）、测虏（原乾齐县）、表是、天依、池头、绥弥9县。
  更始元年（23年）二月，西汉宗室刘玄在堉阳称帝。更始二年（24年）二月，王莽时期的流水将军窦融率部投降刘玄，请求经营河西，被任命为张掖属国都尉。同年，刘玄领导的起义军推翻了王莽新朝。公元25年，皇族后裔刘秀先后打败其他割据势力，建立东汉政权。河西五郡太守梁统（武威）、库钧（金城）、史苞（张掖）、竺曾（酒泉）、辛彤（敦煌）等人推举窦融“行河西五郡大将军事”，建立起河西割据政权。光武帝建武五年（29年），窦融遣使洛阳，表示归属东汉政府。东汉王朝授窦融为凉州牧，令其从西边牵制隗嚣。建武九年（33年），隗嚣病死，其子隗纯继位。建武十年（34年），窦融与东汉联兵东西夹击隗纯，隗纯投降。光武帝封窦融为安丰侯，仍旧管理河西。
  东汉时期，刺史部正式成为州一级行政机构。实行州、郡、县、乡、里五级行政体制。酒泉境内设酒泉、敦煌两郡，隶凉州刺史部。酒泉郡领禄福、乐涫、会水、玉门、延寿、表氏、沙头、安弥、乾齐9县；敦煌郡领敦煌、效谷、广至、渊泉、龙勒、冥安六县。汉献帝建安十八年（213年），“省州并郡，设立九州，凉州刺史部撤销，合并于雍州。”
  会水县的取名
  汉代会水县，根据自然地理环境取名。相关联的地名：镇夷峡、白亭海、缸缸洼、火石梁、将军营盘、肩水都尉、东部都尉、北部都尉，遮虏障、偃前（泉）障。
  据《肃州新志校注》记载：“会水旧县，在州城东北，以众羌水会此得名。”这里的众羌水是指发源于祁连山羌人居住地、流经张掖、酒泉，汇聚于会水县的诸条河流的统称，如黑河、摆浪河、洪水河、讨赖河等。另据《重修肃州志》记载：“会水县（今金塔县境西部）在肃州东北（百）四十里处，两汉时属酒泉郡。‘众水所会，故曰会水’。”据考证：会水指北大河、黑河相汇的地方（在今金塔县大庄子乡境内）。会水县城故址在金塔县金塔镇境内。
  会水：西汉置。《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引阚骃云：“众水所会，故曰会水。”因黑河沿途汇有山丹河和黎园河、摆浪河，讨赖河在下古城汇有红水河和清水河，两河又在金塔县境内相会成海，故曰会水，北有白亭，又名白亭海，从水得名，叫会水县。
  旧志：“白亭海，在州东北一百四十里，一名会水，以众水所会，故曰会水。”禄福县之呼蚕水，亦谓之讨赖河。源出祁连，下流合清水河、沙河、经会水县入张掖河。或说讨赖河折而东北，合清水、沙河，东经下古城南，折而北流，出边，为天仓河，又东经金塔寺北三十里，至镇夷界合张掖河。以今天的观念看是源出南山的或当地的众小水先后合入东西两条较大的河流黑河（弱水）、讨赖河，然后这两条河又在今金塔县的鼎新镇附近交会，最后向东北流入居延海。会水县故址当在今金塔县东北双古城遗址，或说在鼎新镇周围。
  会水县管辖的境域
  汉代会水县（今金塔县境西部）的境域范围：东南沿羌谷水至罗城，与表氏县接壤；正南与安弥县（今高台双井、盐池以南）为邻；西南与福禄县接连；西与延寿县连接；北面以汉长城与匈奴相隔。县境东至合黎山，西至玉门市花海，南至闇门、下古城、新城子和野麻湾堡，北至孤红山及狼心山北，东南包括天城、罗城、镇夷峡。城北为会水海，北有白亭（又叫白亭海），海域即今金塔县五星村北，小河口村南，胜利、大柳林、新地村以东的低洼地带。白亭即今金塔县大庄子乡永丰村东南的缸缸洼和头墩村东南的火石梁。县境东西长180公里，南北宽120公里，总面积2.16万平方公里，是酒泉郡所领九县中面积最大的一个县。
  备考
  资料来源 《肃州新志校注》（中华书局2006．嘉峪关市史志办公室校注．11-13）。
  原文 元狩二年，遣骠骑将军霍去病出陇西，过焉（耆）［支］山①千余里，得胡首虏八（百）［千］余级，获休屠王祭天金人②。其夏，霍去病、公孙敖复将数万骑出陇西、北地二千余里，过居延③，攻祁连山，得［胡］首虏三万余级，裨小王以下［七］十余人。单于怒休屠、昆邪二王居西方数为［汉］所破杀，欲召诛之。二王惧，谋降汉。休屠复悔，昆邪杀之，并［将］其众降汉。汉遣骠骑将军迎之，共四万余人，［汉］封昆邪［王］为列侯，置（金城）五属国以处之。其地遂虚，乃遣张骞招月氏旧部使居故地，以拒匈奴。而月氏太子以大夏地肥饶，安乐少寇，殊无报仇之志。于是初置酒泉郡。盖统河西皆酒泉郡地也。嗣以地方太广，所徙内地人民亦渐多，因分酒泉（为）［置］武威郡，是建置莫先于酒泉矣。〈此为酒泉、武威建郡之始。〉
  元鼎六年，西羌反。遣将军李息、郎中令徐自为讨平之。秋，又遣浮沮将军公孙贺出九原，匈奴河将军赵破（虏）［奴］出令居，皆二千余里，不见虏而还。乃复分武威（为）［置］张掖④郡，再分酒泉⑤（为）［置］敦煌郡，徙民以实之。遣使通西域。而酒泉逼近敦煌，为诸夷朝贡、出师往来之要道。自是匈奴与西羌隔绝，所谓断匈奴右臂也。〈此为张掖、敦煌建郡之始。〉
  昭帝时又增置金城郡。〈此为金城建郡之始。〉乃设凉州刺史以统之，治陇西。所部郡国十有二：曰陇西，曰汉阳，曰武都，曰金城，曰安定，曰北地，曰武威，曰张掖，曰酒泉，曰敦煌，曰张掖属国⑥，曰居延属国⑦。
  注解①焉支山：又名山丹山、大黄山，在甘肃山丹县东南。《括地志》引《西河故事》云：匈奴失祁连、焉支二山，乃歌曰：“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
  ②祭天金人：祭祀天神所祠的金铸金人，类似今之金铸佛像。《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径路神祠在雍州云阳县西北九十里甘泉山下，本匈奴祭天处，秦夺其地，后徙休屠右地。”所以休屠有祭天金人也。
  ③居延：原为匈奴地名。张掖郡所置居延县者是沿用匈奴旧名以安置徙居之人。为都尉治所。东汉末，为西海郡治所。故城在今额济纳旗东南。其地有居延泽，亦称居延海。
  ④张掖：郡名。秦时为月氏国地，汉初为匈奴浑邪王牧地，酒泉郡设置后，属酒泉郡。《汉书·武帝纪》：元鼎六年（公元前111）秋，“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徙民以实之。”据近人考证，武威郡开置于宣帝地节二年或三年间（公元前68—公元前67），张掖郡应为析酒泉地置。《汉书·地理志》谓“武帝太初元年开。”亦误。治所在角乐得（今甘肃张掖市西北）。辖有十县。西汉后期，辖域相当于今甘肃张掖、民乐、山丹、永昌、临泽和高台县东部，以及内蒙古额济纳旗地。东汉时，西北部析置张掖、居延二属国，辖域更小。
  ⑤酒泉：郡名。秦时为月氏国地，汉初为匈奴右地。据《汉书·西域传》，匈奴浑邪、休屠王降汉后，元狩年间，“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后稍发徙民充实之，分置武威、张掖、敦煌，列四郡，据两关焉。”近有人考定酒泉置郡时间当在元鼎二、三年间（公元前115—公元前114）。《汉书·武帝纪》谓元狩二年（公元前121）置；《汉书·地理志》云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均不确。元狩二年刚取得战争胜利不可能就建郡，但有可能提出建郡动议，经朝廷批准，作建郡准备也得一段时间；但从提出动议到真正建郡不可能要经近二十年时间。所以说太初元年置又嫌太晚。酒泉郡治所在禄福（今甘肃酒泉）。西汉后期辖域相当于今甘肃玉门、嘉峪关两市和酒泉市、金塔县及高台县西部地。东汉因之。
  ⑥张掖属国：甘肃高台以北一带。东汉置属国都尉，以主蛮夷降者，不仅匈奴，亦包括羌、胡等少数民族。东汉安帝时别领五城。有侯官、左骑、千人、司马官、千人官。据《后汉书·郡国五》：“户四千六百五十六，口万六千九百五十二。”
  ⑦居延属国：应作张掖居延属国。东汉置。安帝时别领一城。辖域相当于今内蒙古额济纳旗。户一千五百六十，口四千七百三十三。居延属国、张掖属国皆东汉所置，非凉州部刺史刚设立时就有之。
  汉代居延县
  考古资料证明，居延地区是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在历史上，居延是各少数民族活动频繁的区域，是东西南北华夏文化交流的孔道。居延境内有沿黑河通向南北的大道，东面合黎山为其天然屏障，北边狼心山和孤红山自成锁钥，具有近屏河西、远控天山和黄河之势。这里是大漠孤烟、胡笳声咽的边陲要地，是河西走廊中段之北部咽喉，是中央王朝联系西北少数民族的桥梁。
  居延县的取名
  居延县，根据人文环境取名法取名。管辖范围：今金塔县境东部。相关联的地名：额济纳、居延泽、居延遗址、居延塞防线、居延丝绸古道、居延塞、肩水金关、居延海。
  据《宁夏纪要》：“‘额济纳’蒙古语为‘幽隐与沙漠’之意，其语源一说为‘亦集乃’之音转，以该旗境内有大海，汉人称为居延海或居延泽；故元代以前，史册均称居延海或居延泽；所置县郡，亦以‘居延’名之。”
  居延地区，泛指今甘肃省金塔县东部至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的黑河流域，曾称为“瀚海”、“大幕（漠）”、“流沙”、“弱水流沙”等。《尚书·禹贡》记载：“雍州弱水既西”，“导弱水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这里的流沙，指巴丹吉林沙漠以及居延泽周围地区。“弱水”指水流小而急湍，多漩涡，难行舟，故称“弱水”。
  《史记·卫将军骠骑传》是史册中有关“居延”的最早记载。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大将军卫青两过居延，是居延地区正式归汉朝政权管辖的开始。史书记载，战国时一部分朐衍之戎进入河西，被译写为“居繇”（“居延”为“居繇”的谐音）。现在人们把繁衍在黑河下游（即弱水）两岸的先民称为“居延人”。把他们创造的古文明称为“居延文化”，其中居延汉简最为著名。把现存于这里的古城址、烽燧等古遗址称为“居延遗址”。
  居延县建制沿革
  据考古资料表明：居延地区是中华文明重要发祥地的一个分支。居延地区先秦时称为“弱水流沙”，秦汉以后始称“居延”。据考证，“居延”为匈奴语，意为“天池”或“幽隐”之意。《尚书·禹贡》记大禹治水，为疏通九郡大川，曾“导弱水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弱水”即为今日黑河——额济纳河，“流沙”则指居延泽。从远古时期开始，居延就是东西南北文化交流的孔道。自古为羌戎之地，“西羌”、“西戎”是这块土地上古老的先民。先民们在这块沃土上繁衍、劳作、生息，为灿烂的中华民族史增添了绚丽的色彩，也为自己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历史。
  两汉四百余年，是居延地区空前发展的时期。西汉文帝四年（公元前176年）匈奴占据河西后，居延归属匈奴右地。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霍去病入居延收复河西，居延地区归属汉朝政权管辖。根据周振鹤教授《西汉政区地理》最新考证，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在浑邪王故居〓得城（据说是今甘州区黑水国北城）始置酒泉郡。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分出置敦煌郡，同时分出焉支山以东置张掖郡。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汉武帝发戍甲卒18万，在“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两都尉，以卫酒泉”，保障中原通往西域道路的畅通。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汉武帝遣强弩都尉路博德修筑遮虏障于居延城。当时的居延都尉府就坐落在居延泽西岸的绿洲上，其下属的烽燧障塞分别由甲渠（破城子）、卅井（博罗松治）和殄北（宗间阿玛）三个侯官管辖。汉宣帝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又析张掖郡分置武威郡。汉宣帝地节四年（公元前66年），改置为张掖郡居延属国。汉元帝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设置骊靬县。同时，酒泉郡治由〓得县移治禄福县（东汉改名福禄县），张掖郡治由张掖县移治〓得县。调整后的张掖郡辖〓得、昭武、删丹、氐池、屋兰、日勒、骊靬、番和、居延、显美十县。东汉仍设张掖郡，辖县除居延、显美外，其他八县从旧。王莽篡汉后，张掖郡改称设屏郡，同时改所领县名，故“居延”改“居城”。窦融入驻河西后，又将“居城”恢复为“居延”。汉安帝时期（107年—125年），居延属国升格为郡一级行政机构，张掖郡境内分设张掖、居延二属国，不再由张掖郡辖属。汉献帝兴平元年（194年），张掖分置西郡，辖日勒、删丹二县。又在居延设西海郡，将骊靬、番和划归武威郡。
  三国时期，张掖郡辖〓得、昭武、屋兰三县；西郡辖日勒、删丹、仙堤、万岁、兰池（氐池易名）五县；西海郡辖居延县。撤销二属国。西晋至前凉，张掖郡辖永平（〓得）、临泽（昭武）、屋兰三县；西郡、西海二郡辖县仍旧。
  晋怀帝永嘉元年（307年）以后，居延先后被前凉、后凉、北凉、西凉割据。前凉张骏十二年（335年）分置建康郡，辖表氏（今甘肃省高台县骆驼城）、乐涫（今甘肃省酒泉下河清）二县；张祚（354年—355年）时置汉阳县（今甘肃省民乐永固城）；张玄靓（355年—363年）时以汉阳县地设祁连郡，辖汉阳、祁连二县；张天锡（363年—376年）置临松郡（治今民乐南古城），辖安平、和平二县（一说只辖临松县）。前秦时，今张掖境内设六郡：张掖、西郡、西海、建康、祁连、临松。后凉时，辖域除上述六郡外，在临泽置临池郡、屋兰置西安郡，共八郡，皆隶凉州。北凉前期，段业建都建康，沮渠蒙逊建都张掖期间，均兼凉州牧。
  永安十年（410年）置金山郡（今甘肃省民乐）。此期凉州辖十一郡：张掖、西海、西郡、建康、祁连、金山、临松、临池、西安、酒泉、凉宁。北凉后期，北凉建都张掖期间，张掖为凉州，武威为秦州。迁都武威后，凉州移治姑臧，张掖改置秦州，辖张掖、临池、西安、西郡、临松、祁连、金山、西海八郡（建康、酒泉、凉宁划归新置的沙州）。北魏前期，凉州移治张掖，遂称西凉州；张掖郡移治番和（今甘肃省永昌县西）。北魏太平真君五年（444年），郡县改设军镇，西凉州辖武威、敦煌、枹罕、鄯善四镇，张掖军隶武威镇。北魏后期，改镇为州；张掖继续保留西凉州建制，辖张掖、西郡、临松、建康、酒泉五郡。西魏至北周，西魏恭帝元年（554年），改西凉州为甘州，辖建康郡（领表氏一县）、酒泉郡（领福禄、安弥、乐涫三县）、张掖郡，临松、西郡并入张掖郡（领永平、山丹、兰池、万岁、仙堤、金山六县）。
  隋代前期，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年），并县撤郡，由州辖县。甘州撤金山、兰池、万岁、仙堤，并入山丹县；撤销安弥、表氏，并入福禄县；改永平县为酒泉县，甘州直辖酒泉、山丹、福禄县。隋大业初改州为郡，改甘州为张掖郡，改酒泉县为张掖县，改山丹县为删丹县。张掖郡辖张掖、删丹、福禄三县。
  唐高祖武德二年（619年），改张掖为甘州；析甘州之福禄县与瓜州之玉门县另置肃州。甘州辖张掖、删丹二县。玄宗天宝元年（742年）又改甘州为张掖郡；肃宗乾元元年（758年），复称甘州。唐代曾设安北都护府和“宁寇军”，统领居延地区军政事务。“安史之乱”期间，河西走廊被吐蕃切断，居延地区成为长安通往西域的必经之地。
  代宗大历元年（766年），居延地区先后被吐蕃、回鹘、契丹所占据。德宗建中二年（781年），河西被吐蕃占领后，置武威、敦煌两个军镇，甘州隶属武威军镇。五代，甘州为回鹘所居。
  北宋至南宋，西夏占据甘州后，置甘肃监军司、镇夷郡、宣化府。南宋时改镇夷郡、番和郡为州，镇夷郡直辖镇夷、番和州及西凉府；撤宣化府置甘州城司，镇夷州直辖甘州城司及删丹县。宋真宗景德年间（1004-1007年），居延地区被西夏占据，进入了又一个繁荣时期。
  西夏在这里设置了黑山威福军司和黑水燕军司（今金塔县境东部）等机构。
  元代，甘州前后设过两个省级都会。1205年始，成吉思汗四次出兵，途经居延地区以击河西。1226年，元军破黑山威福军司和黑水镇燕军司（今金塔县境东部），居延地区归附元军。
  元世祖至元元年（1264年）置甘肃路总管府，至元八年（1271年）改为甘州路总管府；同年，元世祖忽必烈统一全国。至元十八年（1281年）置甘肃行中书省，辖七路二直隶州，即甘州、永昌、肃州、沙州、亦集乃、宁夏府、兀剌海路和山丹、西宁州。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设立“亦集乃路总管府”，统领居延地区的军事务，属甘肃行中书省所辖。由于元代疆域空前扩大，居延地区便成为中原通往西域和漠北的交通枢纽，其政治、经济、文化得到很大发展。各类佛教寺庙、古塔以及伊斯兰教的清真寺等随处可见。
  明太祖洪武五年（1372年），征虏将军冯胜率军取甘州，在张掖置甘肃卫，并攻克亦集乃路。居延地区成为甘州卫（辖今金塔县境东部）和肃州卫（辖今金塔县境西部）的边外地。汉时在居延地区修筑的军政设施及其屯垦设施也逐渐被废弃了。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从庄浪（今永登）移陕西行都司于张掖，先后辖甘州左、右、中、前、后五卫及永昌卫、凉州卫、庄浪卫、西宁卫、山丹卫、肃州卫、镇番卫共十二卫，并直辖镇夷、古浪、高台、碾伯四个守御千户所。永乐年间，明政府在张掖设甘肃镇，辖属四道：分巡西宁道（驻甘州卫城）、分守西宁道（驻凉州卫）、肃州兵备道（驻肃州卫）、西宁兵备道（驻西宁卫）。
  清世祖顺治十五年（1658年），甘肃巡抚由甘州移驻凉州。康熙二年（1663年），甘州置甘肃提督，领甘肃、宁夏、西宁、安西四镇总兵；改分巡西宁道为甘山道。世宗雍正三年（1725年），撤销陕西行都司置甘州府，撤销甘州卫置张掖县，山丹卫改为山丹县，撤销高台、镇夷二户所（今金塔县境东部），设置高台县。雍正七年（1729年），高台县划归肃州。高宗乾隆八年（1743年），改甘山道为甘肃道，移治肃州。以张掖县丞分驻东乐，置东乐分县。乾隆十五年（1750年），甘州府分张掖置抚彝厅（甘州分府）。至此，甘州府下辖二县（张掖、山丹）、一分县（东乐）、一厅（抚彝）。
  民国二年（1913年），存道废府，州、厅、分县俱称县；撤销甘州府；抚彝厅、东乐分县改称抚彝、东乐县。张掖、山丹、东乐、抚彝四县归河西道（治武威）管辖；高台县属边关道（治酒泉）。民国十六年（1927年），改道为行政区，张掖等四县由省直辖，高台县仍属安肃行政区。民国十八年（1929年），抚彝县改为临泽县；东乐县改为民乐县，并移治洪水镇。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甘肃省分设七个行政区，河西设第六、第七两个行政区，张掖、山丹、民乐、临泽县属六区（治武威），高台县属七区（治酒泉）。
  居延县历史地位
  据《史记》、《汉书》所载，阴山两麓有林胡、楼烦等部，祁连山北麓有月氏族，天山北麓有乌孙族，南麓则是定居的“城郭诸国”，北面直至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居住着历史上著名的匈奴族。据考，早在战国时期，匈奴族在我国大漠南北逐渐兴起。铁器的使用，加快了匈奴族内部的社会分工和私有制建立。到公元前2世纪，居延终于完成了原始社会的解体。原始社会的解体过程，形成了“龙庭”的权力中心。匈奴为了控制这片土地，以白羊、楼烦二王部驻牧于今鄂尔多斯地区，以休屠王所部驻河西走廊东段，并在谷水（今石羊河）中游西岸修建了休屠城。以觻得王部驻河西走廊中段，在弱水上游修建了觻得城。浑邪王驻守西段，以尉犁为中心，设僮都尉，控制各地并征收赋税、财物。当时位于塔里木盆地东口上的楼兰国也役服于匈奴。
  汉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卫青指挥汉军，自云中（今内蒙古黄河西北隅的托克托）渡河进入鄂尔多斯地区，破白羊、楼烦两部，驱逐了匈奴势力，收复了秦时故地，史书中称为“河南地”、“新秦中”。汉王朝修复了秦时所筑城塞，派兵戍守，移民设郡县，巩固收复土地，解除了长安的威胁。公元前121年春，霍去病率骑兵自陇西郡（今临洮县）出发，向西北进军，跨黄河、湟水，越焉支山（今乌鞘岭一带），袭击驻守在武威地区的休屠王所部，取得了很大胜利。《汉书·卫青霍去病传》载：“元狩二年春，将万骑出陇西，有功。……几获单于子，转战六日，过焉支山千有余里，合短兵，鏖皋兰下，杀楼兰王……执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捷首虏八千九百六十级，收休屠祭天金人，师率减什七。”这次战役敲开了河西走廊的东部大门。据《史记·卫将军骠骑传》载：“同年卫青将军出兵陇东，矛头北……而骠骑将军出北地……天子曰：骠骑将军过居延，遂过小月氏，攻祁连山。”《史记·匈奴列传》亦云：“其夏，骠骑将军复与合骑出陇西、北地二千里击匈奴，过居延，攻祁连山。”《汉书·卫青霍去病传》亦记述曰：“其夏，去病与合骑侯敖俱出北地，异道……上曰：骠骑将军涉钧耆、济居延，遂臻小月氏，攻祁连山。扬武〓得。”这是汉军第二次大规模反击匈奴，兵分两路，一路由合骑侯公孙敖指挥，一路仍由霍去病率领，可惜公孙敖因失路未能与霍去病相配合。但霍部仍取得了很大胜利，河西走廊的中、西部已全部为汉军所占领。
  汉得河西以后，先后建立了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居延为河西走廊中段之北部咽喉，具有近屏河西、远控天山和黄河之势，乃汉中央王朝与匈奴领主激烈争夺之地。《汉书·李广利传》载：“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保卫酒泉就是要保证去西域的道路畅通，也就是保证西征军的后勤供应线无阻。
  在汉唐以至明清统一强盛的时代，居延既是边陲重地，又是王朝联系西北少数民族的桥梁。“居延丝绸古路”是古代中国与西方世界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国际大通道。古代西方的宗教、艺术、哲学以及物种在这里传播、生根；大量胡商贩客、僧侣艺人、使者役夫在此流连忘返，行踪遗俗，迄今犹存。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使居延遗址同古丝绸之路上的罗布泊和楼兰古国一样闻名遐迩。20世纪初，居延遗址由于俄国人科兹洛夫、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和瑞典人斯文·赫定等来华的盗掠和调查而引起世界的关注。新中国成立后，文物工作者多次在居延遗址一带进行调查和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这些资料的获得，为居延遗址的保护规划和开发利用奠定了基础。
  居延遗址作为西汉王朝在西北地区重要的军事防御体系，留下了亭燧障塞、边城古墓和阡陌河渠等大量丰富的文化遗存。1982年，居延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时，这一区域内的魏晋隋唐和西夏蒙元时期的遗存，特别是西夏时期的经文雕塑、古城佛塔、夯土高台墓群和元代的文书，内涵异常丰富，同样具有重要的保护和研究价值。这些分布范围广阔、文化特征鲜明的古代文化遗存，其内容涉及居延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宗教及东西方文化交流、生态环境变迁等诸多领域，具有较高的考古学术研究价值。
  居延的辉煌距我们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我们今天面对着这些令世人瞩目的古代历史文化遗存，不仅仅是要发思古之幽情，更重要的是要保护和发掘其深邃的历史文化价值，认识其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金塔是居延汉简的重要考古地
  居延遗址甘肃部分包括汉代都尉府大湾城，汉代侯官所在地地湾城，汉代侯官要塞关址肩水金关等。1988年，大湾城、地湾城、肩水金关3处古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金塔县是居延汉简的重要考古地和发掘地。1930年，前西北科学考察团在居延遗址发掘居延汉简10200枚，其中在肩水金关故址出土居延汉简850枚。
  1973年，甘肃居延考古队在居延遗址发掘居延汉简19400枚，其他实物1311件。
  1986年，甘肃省组织专人对地湾城进行发掘，共出土居延汉简约2000枚。同时出土的还有其他珍贵文物。
  至2008年，居延遗址已发掘居延汉简3万余枚。居延汉简具有极高的科学、历史与文物价值，它涵盖了汉代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方面的内容，是一部完整而珍贵的汉代编年体档案史。
  居延汉简是汉代档案库
  汉简，系汉代木简和竹简的总称。人们习惯上把竹简称为“简”，把木简称为“牍”，把竹木简称为“简牍”。简牍，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还很少发现，是造纸技术发明前古人用以记事、著文载史的主要材料。简牍的内容广泛，涵盖了经史文集、诸子百家以及尺牍、版图等。历史上有名的简牍有孔壁藏书、居延汉简、云梦秦简、长沙马王堆汉简及走马楼吴简等。中国文字从上至下直行书写，从右向左依次排列即源于简牍。中国文字中不少词汇成语都与简牍有关，如籍、簿、杀青、学富五车、断简残篇等。由此可见，简牍在中国历史文化上影响之深远。
  西汉时期，我国虽然已经发明并使用纸张，但是，由于当时纸张的数量有限，质量低劣，因此，人们仍然把用竹子和木板制作成的竹片和木片作为文字书写主要工具。用作书写文字的竹片和木片，就叫竹简和木简。木简也叫木牍，把简用绳子穿连起来的叫“册”。
  简，始于殷，末于晋。《尚书·多士》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经史学家考证，此处的“册”与“典”，很可能就是竹简或木牍。
  竹木易朽，简在历史上发现甚少。据舒学《我国古代竹木简发现出土情况》统计，新中国成立前发现并见于报道的有七次；新中国成立后发掘出土并见于报道的，截止1975年，只有二十二次。近20多年来，在我国西北地区又相继发现了部分简牍。其中，就数量和质量而言，尤以汉简为最。全国先后总计出土简牍约4万余枚，而居延汉简就达3万余枚。
  居延汉简，首次发掘于1930年。前西北科学考察团在居延地区一次性发掘出土汉简一万余枚。这在当时轰动了整个世界，人们把殷墟甲骨文、故宫明清档案、敦煌遗书和居延汉简并称为20世纪初东方文明的四大发现。从1972年开始，我国考古界又在居延地区进行了为期四年的集中考察，并获得更为惊人的重大发现，共发掘出土汉简二万余枚，更为可贵的是其中包括完整的和比较完整的簿册七十多个。这是我国历来发现简牍最多的一次考古发掘，曾被誉为“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居延”也成为汉简的代名词。“居延汉简”这个耀眼的名字，在世界考古界和史学界树立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据史载，汉武帝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置居延、休屠两县，派18万田卒在这里耕戍，并大规模修筑军事设施，进行戍守，这种活动一直延续了近200年，至今在居延地区仍然保留着大量的城障烽塞遗迹。在历史的长河中，勤劳智慧的先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以黑城、肩水金关、大湾城、地湾城为代表的居延简牍，是我国乃至世界艺术史上的惊人伟绩。
  居延汉简的学术价值
  千百年来，人们对自身活动的探究和记录，形成了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这些文献有的流传下来，经过后人整理、研究，形成了丰富的典籍文化；有的埋藏地下，经过考古发掘才不断面世，成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居延简牍就是难得的文献资料，它对历史，特别是秦汉历史的研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它既可以解决历史上悬而未决的问题，又可丰富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内容，把历史研究推上新的台阶。
  居延汉简是民族传统文化的结晶，它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第一，居延简牍的研究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弥补正史记载之不足。
  简牍作为出土的一种历史资料，它虽属历史文献学的范畴，但它内容丰富繁杂，涉及范围很广，自身又具有一种独立的文化内涵。就拿居延汉简来说，根据劳干先生的研究，可把它归纳为七大类：第一类是简牍之制，如封简、检署、露布、版书、符券等；第二类是公文形式与一般制度，如诏书、玺印、小官印、刚卯、算赀、殿最、别火官、养老、抚恤、捕亡、刺史、都吏、司马、大司空属、地方属佐、文吏与武吏、期会、都亭部、传舍、车马、行程等；第三类是有关史事文件举例，如武帝诏书、王路堂、王莽诏书、用月令文、西域、羌人等；第四类是有关河西四郡问题，如四郡建制及福禄县、武威县、居延城、居延地望等内容；第五类是边塞制度，如边郡制度、烽燧、亭障、坞堡、邸阁、兵器、屯田、将屯、农都尉、罪人徙边、内郡人与戍卒、边塞吏卒之家属、雇佣等；第六类是边塞生活，如粮食、牛犁、服御器、酒与酒价、塞上衣着、缣帛、古代记时之法、五夜等；第七类是书牍与文字，如书牍、“七”字的繁写、《仓颉篇》、《急就篇》等。从分类看，居延汉简的内容包罗万象，把边塞地区的政治制度、军事防御、屯戍生活、社会状况记述得详尽入微。其中的许多记载都是正史和其他文献资料上没有的，这为研究汉代的历史提供了极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其价值不可低估。
  第二，居延汉简不仅形成了一门学科——简牍学，而且这门学科已成为国际显学。
  自《玄怪录》记载北周末年发现第一枚居延汉简以来，直到20世纪初在居延一带出土大批汉简，汉简引起了世人瞩目，国内外潜心研究者不乏其人，其中王国维、劳干、陈梦家等专家学者的成就较大，《流沙坠简》、《居延汉简考释》、《汉简缀述》等一批专著相继问世，为考古研究奠定了基础。但这一时期的发掘尚属初期阶段，发掘手段也较落后，真正运用科学考古方法发掘是在建国以后才开始的。1959—1992年，先后在破城子、肩水金关、大湾城等地方发掘出土大批汉简，从事整理和研究简牍的工作者也不断增加，一批科学论文不断丰富和充实了简牍研究体系。20世纪80年代以来，简牍研究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简牍学，不仅国内在研究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揭示了历史上许多事件的真实面貌，而且中国港、澳、台地区和韩、日等国家对中国发掘简牍的研究也日趋炽盛，涌现出一批专门从事简牍研究的专家。简牍学开始走向世界，成为从事秦汉魏晋历史研究的专家学者极为重视的一门学科。这门学科包括历史学、文献学、社会学等各方面的内容。因而，随着简牍的不断发掘、整理和研究，使这门学科在学术领域内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研究范围十分广泛的国际显学。
  第三，居延汉简是一部完整而珍贵的汉代编年体档案史。
  居延汉简内容丰富，有诏书、奏记、檄、律令、品约、牒书、爰书、符传、簿册、书牍、历谱、术数、医药等，是一部完整而珍贵的汉代编年体档案史。它不仅记录了汉代居延地区屯戍活动的兴衰历史，而且还保留了一些从西汉中期到东汉初年的涉及汉代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法律、哲学、宗教、民族等领域的珍贵资料。特别是完整的簿册，反映的内容丰富而有价值，表现在它全部为原始记录的文书档案，是当时当事人的笔录，或为部属记述经主吏过目，或为原文书的抄本。不少文书档案，详述了基层社会的具体情况，人物、事件明明白白，使不少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跃然简上。其中有纪年简1222枚，从武帝元朔元年至新莽及东汉建武初年，年号基本上是连续的。比如简文中对汉代边塞地区的侯官、部、关三种军事建筑的规模、布局、结构、建筑方法以及军事性能的记载，不仅丰富了古代建筑史和军事建筑学的内容，弥补了正史记载之不足，而且对研究我国古代军事防御工程体系及屯戍活动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到20世纪90年代，除少数爰书简、律令简已发表外，学者对其他汉简仍在继续研究，包括考释文字、复原册簿形制和全面整理分析简册内容等。
  第四，居延汉简科学发掘保证了进行综合研究所需要的资料。
  居延汉简是以科学发掘而获得，这就为我们提供了层位与地点的准确位置，从而可以较为准确地判明其时代、地点与机构性质。如发掘记录、摄影、测量、绘图以及等高线测定等，都为简牍研究提供了准确的数据和依据，科学挖掘保证了进行综合研究所需要的资料，为史学、考古学研究开拓出一条宽广的道路。
  至目前，专家学者对居延汉简的考古和应用简牍来研究历史方面已获六大突破：
  一、1956—1958年《内蒙古额济纳河流域考古报告》和1957年《《居延汉简·图版之部》的出版，使人们第一次得知贝格曼田野发掘工作的详情，并能见到居延汉简的全部图版，从而结束了以往单纯根据劳干的释文从事研究的时代。
  二、1959年出版的《居延汉简甲编》（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首次公布了破城子、大湾城、地湾城、瓦因托尼、查科尔帖五地所出的1914枚汉简的出土地点。1980年出版的《居延汉简甲乙编》发表了首批居延汉简的全部出土地点，这对居延汉简的断简缀合、册书复原以及古文书学的研究，均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三、早在《居延汉简甲编》出版以后，就有学者曾撰文对《居延汉简甲编》的释文进行补正，如陈直《〈居延汉简甲编〉释文校正》、陈邦怀《〈居延汉简甲编〉校语》、于豪亮《〈居延汉简甲编〉补释》等。在1980年《居延汉简甲乙编》问世后，又有许多学者接连不断发表有关补正释文的论著，如裘锡圭《汉简零拾》、于豪亮《居延汉简释丛》、谢桂华、李均明《〈居延汉简甲乙编〉补正举隅》等。从1979年起，为了整理新出土的居延汉简，谢桂华、李均明曾反复审读居延汉简各种版本的图版和释文，又有机会见到了尚未公开发表的居延新简的简影，于是将以往诸家释文逐一进行校订，最后编撰成《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一书，在释文的准确性上有显著的提高。1991年，在中国举办的首届简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裘锡圭的《谈谈辨释汉简文字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就如何准确释读汉简文字方面的问题，做了精彩的发言，并归纳出：（一）应该注意不要释错草体字；（二）应该注意不要释错古体、别体；（三）应该注意不要误合二字为一字或误分一字为二字；（四）应该注意残片的缀合；（五）应该注意通用字的原形；（六）应该注意文义。
  四、首批发现的一万余枚居延汉简，完整的册书仅保留下来两种，即由77枚简（其中2简无字）缀联成的“永元器物簿”和由3枚简缀联成的“永光二年侯长郑赦予宁书”。由此可知，绝大多数居延汉简原本都是用细麻绳缀联的册书，出土以后，因为麻绳腐烂断绝，原来的册书都变成了一枚一枚的散简和断片。为此，森鹿三认为将已散乱的简牍恢复到册书的本来状态，至少恢复到接近原来的册书的状态，这是居延汉简研究的首要前提和基础工作。1957年，劳干《居延汉简·图版之部》出版以后，森鹿三将全部精力倾注到了“通泽第二亭食簿”（簿书）、“卒家属廪名籍”（名籍）等簿籍的复原上，率先开了复原居延汉简簿籍册书的先河。鲁惟一继承和发展了森鹿三的这种研究方法，出版了专著《汉代行政记录》，从居延汉简中复原出多种完整或基本完整的册书。对居延汉简的断简进行缀合和册书进行复原，其意义正如永田英正在《汉简的古文书学研究》一文中所总结的：（一）在居延汉简，从整体上来看，簿籍简牍占绝大多数；（二）簿籍简牍和它们所记载的内容相对应，有各自固定的书写格式；（三）所有的簿籍简牍并不是孤立的个别记录，而是被缀联成册书的；（四）以简牍的书写格式为标准，有可能将大量的简牍归类集成；（五）随着簿籍简牍的移送和传递，就有可能形成文书。这就开启了通往对简牍进行古文书学研究的道路。
  五、1998年，中国台北出版了史语所简牍整理小组《居延汉简补编》。《居延汉简补编》弥补了以往历次刊布的居延汉简的图版和释文均未能核对原简的根本缺陷。为了尽可能为字迹日渐褪色的原简保留最好的简影资料，采用红外线设备等先进科学技术，使以往用肉眼和放大镜无法看出或看清的字迹清晰地呈现出来，从而对以往诸家的释文多有补正，在释文的准确性上又有新的突破和提高。
  六、1994年，中华书局出版《居延新简——甲渠侯官》，全书分为上、下两册，上册为简牍释文，下册为简牍图版，除收录居延都尉所辖甲渠侯官治所（7933枚）与甲渠侯官所辖的第四侯和第四燧（195枚）这两处遗址所获的全部简牍外，还收录了以下五宗简牍：（一）1982年，甲渠侯官采集的散简20枚；（二）甲渠塞第四燧采集的散简67枚；（三）1976年，居延都尉卅井塞次东燧所获简173枚；（四）1972年，居延地区采集的散简7枚；（五）1972年，居延地区采集的地点不明的散简14枚，合计8409枚。《居延新简——甲渠侯官》的出版标志着居延汉简从此进入新简和旧简结合、进行综合研究的新阶段。
  解读《肩水金关汉简》
  由甘肃简牍保护研究中心、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古文献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联合编纂的《肩水金关汉简》，2011年8月，由中西书局正式出版发行，本书的出版发行，对于展示甘肃省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提升地域文化品牌将产生积极的作用。
  肩水金关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是汉代张掖郡肩水都尉所辖的一处出入关卡，是河西走廊进入居延地区的必经之地，含有“固若金汤”之意。早在1930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在额济纳河流域考古调查，在29处遗址发掘1万多枚汉简，其中：肩水金关发掘汉简850余枚。过去在整理这批汉简时，不管是出自南部肩水都尉所属地段还是出自北部居延都尉所属地段，统称为居延汉简，相沿已久，约定俗成，纵观古今，肩水都尉和居延都尉属于南北相邻的两个地区。南部的障塞烽燧属汉代的肩水都尉，地理范围在今甘肃省金塔县境内；北部的障塞烽燧属汉代的居延都尉，地理范围在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境内。
  1972—1974年，甘肃省文物部门主持发掘甲渠侯官（破城子）、第四燧以及肩水金关遗址，出土汉简8400多枚，分别于1990年和1994年由文物出版社、中华书局以《居延新简——甲渠侯官与第四燧》为名出版。据考证：肩水金关遗址大规模的发掘始于1973年7月至9月，历时75天。发掘结束后的初步整理和释文初稿依托甘肃省博物馆成立的简牍整理研究室实施。初步整理工作分为四步：第一步，拆包清点，清剔泥沙，对能够缀合的断简加以拼接；第二步，按出土时间、地点、探方、居位逐简进行编号；第三步，填写档案（包含编号、质地、尺寸、形制、草图、完残程度、文字、书体、格式、时代纪年、内容、校释者与校释时间）；第四步，拍照和释文校正。1980年后，国家文物局成立文献研究室调集全国著名专家和部分发掘工作者对居延新简依据照片和释文初稿进行再次整理校改。
  居延新简的整理、研究、出版曾被列入“六五”期间和“八五”期间国家重大科研项目。虽然其间的人事更替、机构变动、工作衔接等因素使该项工作受到了影响，但整理工作并没有完全停顿。1988年夏秋之际，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金关汉简的研究再次进行整理校改，这次校释又有了新的发现和新的提高。2007年，甘肃省简牍保护研究中心成立。金关汉简的整理出版被提上议事日程。简牍保护研究工作者重新拍摄照片，力争用最清晰的彩色照片和红外照片，把原简原貌和文字信息最大限度地呈现给读者，并再次过滤和修订释文，力争把错释漏释消减到最低程度。
  《肩水金关汉简》拟分五卷十五册出版，共收录肩水金关汉简两千三百五十一枚和诸多肩水金关汉简释文，有许多简牍属首次展示。
  居延塞防线遗迹
  居延在历史上是河西地区的北部屏障和门户，历代王朝都在这里重兵设防，苦心经略。为抵御匈奴骚扰，保障河西地区的安全，加强边塞设防，阻止匈奴南进，汉武帝选派精兵良将，移民屯垦戍边，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修筑长城。汉武帝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汉政府派遣强弩都尉路博德由张掖筑塞至居延泽，这次由河西走廊向北沿黑河两岸修筑了防御塞墙和烽燧，并修筑了若干城、障、关、亭。其东北方与光禄勋、徐自为在五原塞外所筑外长城相接，西南方与酒泉郡所筑塞墙连接，是汉代交通要道的主要防线。
  汉武帝派遣强弩都尉路博德在居延兴筑的边塞，称居延边塞或居延塞，它的东北端与光禄塞相连，即在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东北部与上述外城南线相连，西行至今苏古淖尔南，再沿额济纳河（弱水、黑水）两岸向西南方上游延伸，伸入甘肃省金塔县境内，总长约350公里。
  汉时所筑烽燧多呈底宽上窄的方柱形和梯形，大多以当地的胡杨木、梭梭柴、红柳或芦苇、芨芨草为筋，其结构按其用料和筑法可分为四种：一是用土坯砌筑；二是用砾石、石片筑成；三是用土坯包砌，内填夯土；四是用黄胶土夯筑而成，其夯层一般10厘米左右，最厚处22厘米，现在保存较为完好的汉烽燧残高有6～10米，一般均为2～3米，有的不及1米。
  汉代居延边塞下设居延都尉和肩水都尉，居延都尉所辖塞墙烽燧，分别属于殄北侯官、甲渠侯官、卅井侯官管领。殄北侯官管领居延海以北地带，称殄北塞，治所在宗间阿玛，其北面临近戈壁，地表多见沙化，无法证实原来是否筑有塞墙，所见烽燧遗址呈东西向排列，部分在高地上兴筑的或用石块垒砌的烽燧，其间距2～10公里保存相对完整。甲渠侯官管领今伊肯河西岸地段，称甲渠塞，治所在破城子，其中北半部位于戈壁边沿，塞墙遗迹也较明显，墙体多用石块垒砌两侧，中间填碎石沙土，或用土石积压柴草而成，基宽约3米，残高0.5～1.5米；沿线内侧筑有烽燧，间距1～1.5公里，形成列燧。卅井侯官管领居延海以南地带，通称作卅井塞，东起自居延海南的博罗松治（保尔川吉），向西偏南方向伸延，至布肯托尼（布很桃来），其中西南地段见有长约45公里的塞墙，墙体多为石砌加沙土，沿线烽燧大部分筑在塞墙南侧的山冈上，这条东北至西南向山冈的岩石裸露，所筑烽燧及其旁侧的坞墙及房屋多用石块垒砌。居延泽西南方的区域内，分布着许多烽燧和城障遗址，主要有：居延城遗址、瓦因托尼障址、杜家乌苏障址、红城子障址（乌兰德勒布井）、温都格特日格障址等。居延边塞的南半部，属肩水都尉管辖，下属有橐他侯官、广地侯官及肩水侯官。居延塞的南端伸入甘肃省金塔县境内，主要为肩水侯官所管领地段，从额济纳旗的居延古城起，到金塔县航天镇境内的东大湾城遗址，城堡烽燧，沿河林立，是汉代以黑河为天堑的居延塞防的一部分。从金塔县航天镇所辖天仓西大湾城遗址起，向西南延伸，经大庄子、东坝、古城、中东、西坝等乡（镇）和生地湾农场到玉门花海，再经安西、敦煌至玉门关。其内侧（南侧）“五里一燧、十里一墩、卅里一堡、百里一城”，相间遥望，这是汉代古长城的一部分。
  金塔县境东部有一段南北走向的汉长城，它既是防御线，又是控制线，此段长城为汉时“居延强弩都尉”路博德奉朝廷之命率部将所筑。当时，路博德率领部将修筑自甘肃省高台县镇夷以东的合黎山起，沿毛目东山（今金塔县境）向北延伸，到狼心山以北再折向西行的汉长城一道。这是居延塞防线的重要部分，又称“遮虏障”。
  汉代居延塞防线（今金塔县境内）沿黑河两岸由南到北的烽燧有：大墩、大茨湾墩、双树墩、高腰墩、芨芨墩、上夹墩、下夹墩、沙枣墩、营盘墩、东岔墩、岔口墩、夜摸墩、天仓头墩。
  汉代遮虏障（今金塔县境内）由东到西的烽燧有：营盘墩、洪家墩、火烧墩、臭水墩、石梯子墩、新四墩、旧四墩、后墩、镇朔二墩、镇朔墩、二十里小墩、营盘大墩。
  明代边墙（今金塔县境内）北线的烽燧从东到西有：火烧墩、头墩、二墩、三墩、北八里墩、东八里墩、威虏后墩、大墩、白烟墩、一墩、镇朔墩。
  明代边墙（今金塔县境内）南线的烽燧从东到西有：石板墩、杨家墩、酸枣墩、照壁墩、硝池墩、五里墩、大口子墩、火焰墩、大干粮山墩、火石峡墩、后墩、梧桐林墩、东墩、西墩、断山口墩。
  明代边墙（今金塔县境内）连接南北两线的烽燧从南到北有：火焰墩、塔院大墩、芦洼墩、石墩、三墩。
  汉代侯官要塞遗址
  居延地区现保存较为完整、规模比较大的汉代侯官要塞遗址有7处，位于金塔县境内的有2处。
  肩水塞遗址肩水塞遗址位于金塔县城东北152公里处。西南邻北大河塞，东北接橐他塞。在50公里长的范围之内，排列着39座烽燧、4处障和2座城。
  汉代居延地区7个侯官要塞中，肩水塞距张掖郡最近。统管居延地区军事事务的有两个都尉府，其中肩水塞都尉府的治所就在此。肩水塞是居延地区整体防御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肩水塞建筑规模最大的是肩水金关、肩水侯官所和肩水都尉府。
  居延关址汉时的居延塞防线上仅有一关址——肩水金关故址。肩水金关作为进出河西腹地、北通居延地区的咽喉，是抵挡漠北强大匈奴铁骑南侵、保障“丝绸之路”畅通的最后一道防线。它固若金汤，故取名为“金关”。
  肩水金关位于金塔县城东北152公里处，北纬40°50′，东经99°94′。
  肩水金关遗址主要建筑有两座对峙的长方形夯土楼橹构成的关门、烽台、坞和一方堡等组成。楼橹长6.5米，宽5米，西侧残存有通到楼橹顶上的3层土坯台阶，西楼橹间的门道宽5米，其上部原有门楼类建筑物。关门内外埋有虎落尖桩和木转射，门两侧联结夯土塞墙。坞在关门内西南侧，北墙长36.5米，南墙长35.5米，东墙残长24米，东南角有一豁口，可能为坞门。坞墙夯筑，厚0.7～0.8米，残高0.7米。坞内发现房屋和马厩等11间，西南角残存有障和燧址。亭墙用土夯筑，厚1.2～1.3米，长13米，宽12.5米，门窄小。亭内有住室、灶屋和仓库。亭西北部紧接烽台，台基方形，长7.8米，宽7.7米，经修缮过的夯土台基外部用土坯包砌。肩水金关故址现仅有一烽台，台长宽均8米。
  居延丝绸古道
  “居延丝绸古道”是古代中国与西方世界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国际大通道之一。过往使者、出塞将士、商旅行贾、僧人骚客以及大规模的民族迁徙、民众移居，在“居延丝绸古道”上东来西往，使本来富于混融色彩的居延地域文化，更加丰富多彩。居延，为河西走廊中段之北部咽喉，境内有沿黑河通向南北的大道，东有合黎山为天然屏障，北有狼心山和孤红山自成锁钥，具有近屏河西，远控天山和黄河之势，是汉中央王朝与匈奴领主激烈争夺之地。
  汉代的居延丝绸古道 “居延丝绸古道”位于阳关“丝绸之路”以北的沙漠、戈壁、草原地带上。居延绿洲是居延东西古道和居延南北古道的十字路口。“居延丝绸古道”在历史上，特别是战乱、丝绸之路“三绝”时，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由于“居延丝绸古道”偏离当时经济发达的农耕地区，自然条件较差，其利用程度远不及阳关“丝绸之路”。
  关于“居延丝绸古道”的记载，始见于《史记·匈奴列传》，“其夏，骠骑将军复与合骑侯数万骑出陇西、北地二千里，击匈奴，过居延，攻祁连山”。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西汉王朝第二次大规模反击匈奴，由“居延丝绸古道”而开辟河西四郡。这是有关“居延丝绸古道”东段（今鄂尔多斯高原至居延绿洲）的史料记载。《汉书·卫青霍去病传》对此事件的记载更加详尽：“去病至祁连山，捕首虏甚多。上曰：‘骠骑将军涉钧耆，济居延、逐臻小月氏，攻祁连山，扬武觻得（今甘肃张掖西北）’。”此次进军路线大致为：从今甘肃庆阳出发，向西北行过古萧关，抵达富平县（今银川平原，汉属安定郡），沿黄河北行，在朔方郡窳浑县（今内蒙古磴口境内）出鸡鹿塞（今磴口西北哈隆格乃山口），过钧耆，西北穿越乌兰布和巴丹吉林两座沙漠北缘的戈壁、荒漠，到达居延，沿弱水南进，终达〓得城。
  《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于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汉武帝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匈奴袭击酒泉郡，杀酒泉都尉。同年，汉武帝起用前伏波将军路博德为强弩都尉，驻守居延，增筑“遮虏障”等防御设施。
  《汉书·李陵传》载：“天汉二年，李陵率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汉军在浚稽山与匈奴3万骑兵交战，因寡不敌众，汉军循“龙城古道”向居延塞退却。由此可见，沿“居延丝绸古道”北段出行，接龙城古道，便可直达匈奴单于王庭。
  唐代的居延丝绸古道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中原发生“安史之乱”，朝廷无暇西顾，吐蕃贵族乘机侵占河西各州，阳关“丝绸之路”受阻，西域与长安的联系被切断。唐朝在西域设置的北庭节度使（今新疆吉木萨尔）和安西节度使（今新疆库车）便假道于北方回鹘路（即居延古道西路，当时居延地区及以东的阿拉善高原，均属回鹘占据范围）到达长安。吐蕃占据河西不久，张议潮在敦煌聚众起义，驱逐吐蕃，在瓜州（今甘肃安西）和沙州（今甘肃敦煌）恢复了唐政权。张议潮遣使，沿居延丝绸古道，过镇朔墩、肩水金关到天德城（今内蒙古包头西北），抵达长安报捷。
  宋、辽、西夏时的居延丝绸古道宋太宗太平兴国六年（981年），西域高昌国（今新疆吐鲁番）遣使至开封（今河南开封）通好，宋朝派遣以王延德为首的使团前往答聘。由于当时阳关“丝绸之路”再次受阻，宋朝使团便踏上东西居延古道，出鸡鹿塞，趋居延，奔马山（今甘肃酒泉北），经巴里坤湖（今新疆博格达山脉北麓）至伊州（今新疆哈密），向西抵高昌。辽代末年，首都析津府（今北京）被金兵所困，皇族耶律大石率众西迁，沿东西居延古道，抵达中亚寻思干（今撒马尔罕），建立西辽国。西夏立国之初，在“居延古道”要冲位置设立黑山威福军司（今甘肃省金塔县航天镇境内）。
  元代的居延丝绸古道 元朝把居延地区视作保障河西的边防重地。沿居延丝绸古道开辟了通往西方的驿运大道，时称“北大路”。沿途设立驿站，由边防直通京师。与驿站相辅的还有急递铺，用于传递军事信息和政令文书。当时，西北地区（今新疆北部）各少数民族进入中原，朝廷只准许经“北大路”过威远城（今甘肃省金塔县境内），沿居延古道通行，居延成为当时最为繁华的地区。
  元代东西交通大开，西方波斯、大食、印度和伊尔汗国的大批商人来中国内地经商。西方诸国来中国朝贡的使节、僧侣、商团，大都取道于居延丝绸古道。1274年，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在前往大都觐见元朝皇帝忽必烈的旅途中，路经肃州（含今金塔），沿着居延塞防线，过肩水金关到长安。《马可·波罗行记》一书记载肃州一带的风土人情、自然资源及宗教活动。
  明、清时的居延北大路 北大路，即草原丝绸之路之一段（今内蒙古西部额济纳旗到甘肃肃北马鬃山沿中蒙边界的一段）。草原丝绸之路是一条横贯欧亚大陆的交通线。从中国内蒙古草原的河套附近向西北经古居延海，越过阿尔泰山，沿额尔齐斯河，穿过南西伯利亚草原，再往西到达黑海北岸地区。这也是元代诸部族、汗国及中亚、西亚各国朝觐和通使到大都之路。
  明代，居延一带既是国防前哨，又是中西交通的要冲。明初，居延地方归陕西管辖。威远卫，治所威远城，下辖威远、天仓、平朔、毛目四所，其境域东至毛目东山，西至金塔北山和夹墩湾，南至镇夷，北至青山头。当时主要防御对象是鞑靼人。甘肃省金塔县航天镇营盘村的芮公营就是当年游击将军芮钊“专司攻守”的驻军营地。据《金塔文史资料》记载：“当今河西新湖内外及航天城为中心的老树窝一带，就是威远卫。”有资料记载，在羊腰子山（又名缠腰子山）上眺望远方，视野清晰，利于警戒防守。在汉代时立旗七杆，目标明显，便于来降者辨认。山左山右，有黑河通道两侧延绵一二百里的毛目东山和金塔北山隔河相望。威远城就在山的南坡脚下。羊腰子山北面是一片平坦川地，约20公里处是炮台山、龙峰山、虎脊山、青山头西山和东山，并有纵贯东西的北大路（辙迹尚存），此乃元代西北（含今新疆）诸部族往来大都（今北京市）的大道，也是明初进犯者或来降者的必经之路。
  明世宗嘉靖七年（1528年），吐鲁番将领牙木兰开始归化内附。吐鲁番族和汉人亲密相处，共同促进了王子庄（今甘肃省金塔县）经济、文化的发展。金塔寺和毛目城成为往来客商的交易中心。
  “居延丝绸古道”在南北交通中亦具有重要地位。北方蒙古高原上的游牧民族与西南民族交往，大多是从今内蒙古自治区的额济纳旗南行，沿黑河过甘肃金塔县境至张掖，再经过民乐县，穿过扁都口，进入青海地区。
  “边塞诗派”咏居延
  边塞诗兴起于汉朝，鼎盛于唐代。处在居延丝绸古道北部屏障的金塔县，是边塞诗人吟咏的内容之一。
  历史上，由于丝绸之路的繁荣，边防事务的纷繁，使得内地生活与边塞关系日益密切，居延边塞车马不断，人流不绝。王维、高适、岑参、陈子昂、王之焕、王昌龄等一大批擅长写边塞生活题材的诗人，都曾亲临黑河中下游一带，以切身体验创作出《出塞》、《使至塞上》、《题居延古城》等不少传世边塞诗。特别是王维任河西节度使判官时，曾到今金塔一带，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绝妙佳句，令人回味无穷。
  班固弃笔从戎过居延
  班固（公元32年—公元92年），字孟坚，扶风安陵人，班彪之子。班固是我国东汉时期的著名历史学家，著有史学名著《汉书》。
  班固所处的时代，正是东汉王朝的鼎盛时期。汉和帝永元初年（89年），文雅书生班固弃笔从戎，被任命为中护军，随东汉将领窦宪出征匈奴。北匈奴单于闻讯，便派遣使节行千里至居延塞，请求和亲。窦宪奏明汉和帝，便委任班固代行中郎将，率百余精骑作为汉朝使节，随同匈奴使节北出居延塞（辖今金塔县境东部）迎接北匈奴单于。当班固一行到达私渠海时，听说南匈奴单于发兵出鸡鹿塞袭击北匈奴单于，于河云大破北匈奴。北匈奴内部出现混乱，班固一行只得返回。
  居延典籍流失国外知多少
  岁月沧桑，神秘的居延文化，在宁静中等待着国人的发掘与研究。然而，历史的发展却又那么不幸，掀开历史的大幕，我们在历史的舞台上看到了这样一个个足以使世世代代铭记的故事。
  清德宗光绪十二年（1886年），俄国学者波塔宁在额济纳河考察，发现夏元古城黑城。1908年3月，科兹洛夫率领俄国远征队首次进入居延遗址进行盗掘，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收获，在黑城就掘获西夏、元代时期的大量文物，仅图书就有24000余卷、绘画300余幅。他偷运出境的大批文物，现藏于圣彼得堡。科兹洛夫随后又于1909年9月再次对居延遗址进行盗掘，将所掠文物、雕塑、青铜器等整理成40多个包裹，掠往圣彼得堡。
  1914年5月，斯坦因盗掘居延遗址，他也将相当数量的文书和文物掠走，文书现藏于大英博物馆，其他文物藏于印度新德里博物馆。
  1927年，瑞典人斯文·赫定率中德西北科考团在黑城发掘文物，其中《大臧经》尤为珍贵。斯文·赫定在1928年—1930年随中瑞联合考察团到居延，发现了许多亭隧障塞，并对其进行了发掘，获得1万余枚汉简，现藏于中国台湾。1915年，英国探险家奥莱罗·斯坦因率中亚探险队到黑城掘得230余册汉文古籍和数百页西夏文书。
  1930年，瑞典人贝格曼在额济纳河流域的汉代遗址掘得居延汉简1万余枚。
  由于外国列强首先在这里进行了疯狂的破坏性盗掘，一时间，居延圣地变成了强盗们的乐园。科兹洛夫、斯坦因、兰登华尔纳、斯文·赫定、贝格曼、普尔热瓦尔斯基等一批盗窃者，被英国著名学者彼得霍普科克先生在《丝绸路上的外国魔鬼》一书中称为“骗子”、“强盗”、“考古学上的贼”。
  据不完全统计，仅科兹洛夫在黑城等居延遗址盗掘的举世罕见的西夏文刊本和写本数千种，其编号达8000号，其中80％为佛经。此外，还有大量的汉文、藏文、回鹘文、突厥文、女真文、蒙古文、叙利亚文书籍和文稿，其他文物不计其数。斯坦因在黑城等居延遗址掠夺的汉文古籍230册编号为1500多、西夏文书57种、抄本1100页、刻本300页以及大量的经卷和雕塑品。贝格曼在居延遗址掘得汉代简牍1万余枚，这一批批震惊世界的国宝都被运往国外，失散在世界很多国家。据不完全统计，仅藏于俄罗斯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国家博物馆的居延遗址出土艺术珍品中，有绢本麻布的佛画200件，木版画10件，雕塑品50件。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批表现阿弥陀净土水月观音等题材的绢本麻布绘画作品，可与敦煌同期壁画作品相媲美。此外，在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的圣彼得堡分所、英国的伦敦、印度的新德里、日本的东京、瑞典的斯德哥尔摩、法国的巴黎等国家和地区还藏有居延遗址出土的珍贵文物。有部分居延汉简至今仍为美国国会图书馆的镇馆之宝。由于各种原因，从居延地区流失到国外的大量文物，至今还被束之高阁，没有公之于世，使许多研究工作者无缘与之谋面。
  居延文物盗窃者
  奥莱罗·斯坦因（1862—1943年）英国探险家、考古学家、作家，出生于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一个犹太人家庭，1904年加入英国国籍。斯坦因在德雷斯登和布达佩斯学习后，又到维也纳和莱比锡两所大学学习。因立志研究东方古代文化，他又转入图宾根大学就读。之后又到英国的牛津大学和英国伦敦博物馆学习古典文学和东方的考古学及其语言学。在此期间，他应征入伍，服役一年，学习了野外测量。1888年，斯坦因被推荐为拉合尔（今巴基斯坦境内）东方学校的校长后东渡印度。1899年，他担任加尔各答伊斯兰寺院附属学校校长，并开始在印度境内探险考古。1900年，斯坦因正式向印度政府提交了中亚探险计划并获准。1900—1914年曾三次进入中国境内探险考古，盗取了敦煌文书、居延汉简等大量文物。
  1914年5月，斯坦因从酒泉沿黑河北上到达黑城，途中从金塔肩水金关等处掘得汉文古籍230册，西夏文书57种，抄本1100页，刻本300页及大量画卷，同年9月离开额济纳旗。他把这次发现写成《亚洲腹地》一书出版发行，1925年，又将此书改写成《西域考古记》。斯坦因在中国盗掘的大量文物，分别藏于伦敦大英博物馆和印度新德里国立博物馆。
  彼得·科兹洛夫（1863年—1935年）俄国中亚地区探险家。科兹洛夫小学毕业后，自修完成了师范学业。1882年，科兹洛夫结识了俄国著名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从此走上了探险之路。他曾多次参与或领导了中亚探险活动，足迹踏遍了中国境内的黄河、扬子江上游流域和越南境内的湄公河流域及蒙古国的乌兰巴托等地区。1906年，出版了《蒙古和喀木探险》一书。
  1907年，科兹洛夫受俄国皇家地学组织的派遣，开始了第五次亚洲内陆探险。1908年1月，当探险队途经金塔时，意外地发现了矗立在荒漠之中的黑城和肩水金关。由于此次探险黑城不在计划之列，在黑城逗留的几天里，他们装满十几箱西夏文手稿、书本及佛教祭祀用品后，便匆匆离开此城，前往肩水金关。1909年夏季，科兹洛夫率领探险队回国途中，又特意来到黑城、肩水金关，进行了为期一个多月的大肆盗掘，共盗得西夏文书2000余卷，佛教绘画300余幅和大量的木刻板、残简。其中最珍贵的要数西夏文汉文字典《番汉合时掌中珠》、《音同》以及《文海宝韵》。科兹洛夫盗走的珍贵文物，轰动了世界考古界和史学界，这批文献至今还保存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博物馆。
  居延汉简的幕后故事
  1930年，瑞士的贝格曼和其他的中国专家在黑河——额济纳河流域的居延地区，开掘了60个区，其中21个区有采集品，他们发掘的坑道有586处，在其中的463个坑中，采获了汉代竹木简牍及有文字的物品534包，约计14000余枚竹木简，仅登记工作就历时4个月。
  原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将这批简运到北京后，贝格曼强烈要求将这批简带回瑞士，但刘半农、马衡（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沈仲章、周养庵等众多著名学者坚决反对，并进行了交涉。早在考察团出发之前，双方协议中就对发掘的文物归属作了明确的规定，凡是有文字资料的都留在中国。在众多学者们的据理力争下，汉简留在了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会，但是仍有3000多件文物被贝格曼带走。20世纪50年代中瑞建交的时候，这批文物才回到祖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会按照中瑞协定，将这批居延汉简送到北平图书馆保存，理事会推荐马衡和北大教授刘半农整理研究，后来又将居延汉简转存到北大图书馆。
  “七·七”事变爆发前，北平的大批人逃往南方，北大的师生及部分图书也转移到其他各地，由于时间仓促，存在北大图书馆的居延汉简和其他稀世珍品便无人顾及。
  沈仲章是刘半农先生的弟子，当时是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会干事，他十分清楚这批居延汉简的史学价值，看到在北大进进出出的日本兵，本来也要转移的他便冒着生命危险藏留了下来，等待时机偷运这批简，几个仍留在北大的人员也加入了进来。他们每夜出动，先后分四次把居延汉简偷运出来。
  这时刘半农先生的另一位弟子北大语言研究所的副研究员周殿福得知后，也冒险参与偷运行动，他们把居延汉简和其他文物转移到北长安街的一个小庙里。本来沈仲章要带这批居延汉简到上海找北大负责人，走之前为了安全便委托德华银行保管。形势紧张，到上海的沈仲章坐了一天半的火车却只到天津，沈仲章在火车上度日如年，没吃一口饭，没喝一口水，甚至没上厕所。深夜到达天津后，沈仲章蹲在火车站提心吊胆地等天亮，因为他抢救出来的国宝的收据和他的全部财产的支票就藏在一顶破草帽里。在天津为进入法租界沈仲章费尽周折，终于与北大撤退到长沙的徐森玉教授和前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另一个负责人傅斯年取得联系，他们发电报说，会派专人来联系并运送居延汉简南下。
  滞留天津风险重重，后来听到消息的徐森玉先生来到天津，联系了居延汉简的落脚地——香港大学。沈仲章又偷偷回到北平，将这批居延汉简先用木箱后用铁皮箱装成两大箱，委托一家瑞士商行托运箱子，因为当时盘查得非常紧，而这家商行后台硬，一般不受检查相对稳妥些。在许多人的帮助下，他们观察日本人盘查的时间规律，寻找机会上船，最后终于避开日本人的检查安全上船。轮船到青岛后，由于要临时装运另外一批货物，在青岛还要停泊十几个小时，沈仲章便下船寻找在青岛的其他教授，并顺便给长沙发电报，告知居延汉简已南下，请派人到香港接收，谁知电报发完后归来时，托运居延汉简的轮船已经开走了。沈仲章赶忙给轮船船长汤麦斯发电报，请他帮忙把箱子交给船上的吴景祯先生，让吴先生到香港后交给香港大学校长蒋梦麟。
  有人回忆说，居延汉简运到香港后，大家还是小心万分，为居延汉简的事情，徐森玉特地从香港给远在长沙的傅斯年发了一封电报：“本简已安全运港。拟用公（傅斯年）及仲章、鸿宝三人名义存香港大学。务希电允。排照影印亦拟进行，并盼指示。回电由许地山转。”
  由于当时情况特殊，他们同当时在香港大学的蒋梦麟校长、许地山教授等人协商后，决定将居延汉简存入香港大学保管，具体指派沈仲章负责整理和照相，准备由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制版印刷，予以出版，可惜后来书版皆毁。
  1940年6月，战火向香港逼近，居延汉简的去向再一次成为专家们关注的热点。由于种种原因，他们改变计划，商议准备运往美国。这时候，胡适担任国民政府驻美大使，他在信中表示：“适当谨慎担负，务求安全无危险，请诸兄放心。”1940年8月4日，居延汉简由香港起程，10月中旬顺利运到美国华盛顿中国大使馆。时隔25年后，经台湾当局与美方接洽，居延汉简于1965年11月运至中国台湾，至今保存完好。
  居延社火的传说
  相传很早以前，有一天，东海龙王之子化做人形来到居延城游逛，在街上见到一位美丽的姑娘，想霸占她，被百姓们揍了一顿。他回到龙宫向龙王告恶状，龙王十分生气，请求玉帝惩处居延百姓。玉帝降旨火烧居延。关圣帝君得知后，决意拯救居延百姓，于是变作个老奶奶来到一户人家求食，这家人热情款待了他。临行前他留诗一首：“正月十五月浑黄，预防灾星起南方。红灯高悬庭堂外，夜过子时凶化祥。”这家人不解诗意，请一位有学问的老者破解。老者说：“诗中说正月十五，月色浑黄不明，南方者丙丁火也，有火灾。要你在门前挂个红灯，这样可以化凶为吉。”这家人把挂灯避灾的消息告诉了亲友。一传十，十传百，及至正月十五晚上，居延城里家家挂起红灯。关圣帝君向玉帝禀报说：“居延已经火化。”玉帝站立云端见居延一片火海，信以为真，遂作罢论。
  居延黑城的传说
  在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境内的鄂木讷河东岸，距今旗府所在地——达来呼布镇35公里的戈壁，有一座古城遗址。在当地的土尔扈特蒙古族中，至今流传着有关这座古城的一个故事。
  相传，在很久以前，有位名叫哈日巴特尔（直译为黑英雄）的蒙古族将军，在此筑城镇守。久而久之，人们便称哈日巴特尔为黑将军，此城便称为黑城。由于哈日巴特尔骁勇善战，不但晋升为将军，并深得皇帝欢心，将自己的小女儿许配给黑将军做哈敦（即夫人）。后来，黑将军羽翼渐丰，权势强盛，竟然觊觎皇权。正当与心腹们密谋怎样篡夺皇位之时，这一阴谋被公主得知，她便将黑将军阴谋篡权的消息报告了父皇。皇帝在盛怒之下派数万大军进攻黑城，悬赏捉拿哈日巴特尔。但黑城久攻不下，所以只好派人把它围困起来。皇帝得知消息后，便请巫师卜卦，卦象显示：黑城地高河低，官军围城在城外打井无水，而城内军民却不见饥渴之象，必有暗道通水，如将水道堵截，则必胜无疑。于是，皇帝又增派一万大军赴鄂木讷河上游的咽喉部位，巫师们高声诵读着《护律夏日毕其格》（意即法律黄书），军士们则用头盔盛着沙土，很快地截断了河水，并筑起一道巨大的土坝。不几日，只见城内人畜饥渴，近城的禾苗枯萎。黑将军便令士兵在城内掘井，在挖掘中每每眼见出水，一会儿又见底了，就这样直挖到八十丈深时还是不出水。在这饥渴难忍、万般无奈的情形之下，黑将军只得下令准备突围。临行前，他把全城的金银财宝投入井中，又对自己的两个儿女说：“你们去做财宝的主人吧！”并祝愿说，“愿来日有个骑秃头青牤牛的人来将我们财宝取走。”随后，便将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也活活埋入深井，又令士兵连夜凿通北部城墙，率城内尽数兵马冲出，杀出了一条血路突围北上了。
  传说在黑城方圆二十里地方的井涸是因当时巫师念了“法律黄书”所致。据说每当风雨过后在城池内所能见到的青、白色的两条长蛇，便是黑将军两个孩子的化身。
  在黑城遗址西北角城墙上所开的那个可容骑驼者进出的洞口，相传就是当年黑将军突围的洞口；在城池内偏西北的那个大坑，相传就是当年不曾出水而用来埋藏了全城财宝的那口深井；而被当地人称为“宝格德波日格”的那座高大沙岭，相传就是当年大军截水所筑的大坝；黑城附近枯木的倒向，便是因长期缺水和本地大都是西北风所致。
  居延海卧牛石的传说
  居延海，位于内蒙古额济纳旗境内，分西海和东海。它们相距不远，中间阻挡大片的沙滩。
  据《神奇的额济纳》记载：在很久很久以前，西海和东海是连在一起的一个大海，叫做“天池”，西王母经常带领着仙女们到这里沐浴嬉戏。天池有很多苑园和蟠桃等瓜果，供西王母观赏和享用，这显然是“花果”仙子的功绩。有一年，西王母在天池边设宴，款待各路众仙，唯独忘了邀请“花果”仙子，这下可激怒了这位女神，她放出自己的坐骑长毛鹿王，下凡到天池边兴妖作怪。长毛鹿王青面獠牙，眼喷毒火，口含闪电，没有神仙能够降伏这妖物。东海龙王的儿子白龙，率领众弟子，决意要与这妖孽比试高低，各路神仙也前来助战，不曾想，那长毛鹿妖早已窥视到他们的行迹。没等他们做好准备，便如闪电般地冲杀出来，顿时，喊杀声汇成一片，打得天昏地暗。经过七七四十九天的交战，白龙身负重伤，其弟子伤亡大半，丢盔卸甲，败下阵来，各位神仙也难以力敌，纷纷退避三舍。地界战事告急，天界不得安宁。此事惊动了西王母，她立即派雷公出阵降妖，以解众仙之危难，仅几个回合，长毛鹿妖就已是遍体鳞伤。鹿妖深知自己不是雷公的敌手，便拖着断臂，乘机跳入天池，以求生路。
  天池仙境，岂容妖孽玷污，西王母急忙拔出发簪划了一道，把天池分成为两块，天池的污水被隔绝开了。从此，居延海变成了东、西两个海子。
  经过短暂的休整，白龙的弟子再次向鹿妖发起猛烈攻势，鹿妖难以招架，便跳出西海向东海逃去。眼看着妖孽就要跳进东海，西王母着了急，顺手将一对健身球弹出，一个打断了妖孽的腿，另一个击中了妖孽的头，一声巨雷响彻云霄，顷刻间，长毛鹿妖被打入十八层地狱。由于鹿妖臭血的玷污，从那时起，西居延海水就变得苦涩难咽了，东居延海水依然清澈甘甜。
  为了防备东海的圣水受到污染，西王母忍痛割爱，没有收回那两颗镇妖的健身球，把它们点化成两头神牛，永远守护着圣洁的“天池”水。
  每到盛夏，人们便远远地看见有两头巨大的青牛，在黄沙中影影绰绰，当走到近处才发现，只是两个青褐色的卧牛石，静静地埋没在黄沙中。
  王莽篡汉后置萧武县
  萧武县的取名
  萧武县，依据人文环境取名法取名。管辖范围：今金塔县境西部。在汉语成语里有“萧规曹随”的成语，其大意是萧何和曹参都是汉高祖的大臣，萧何创立了规章制度，死后，曹参做宰相，仍照章实行，“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形容后一辈的人完全沿用前一辈定下的规则、做法等进行工作，不作更改。
  据考证，萧武的寓意是依照过去的规章制度和方式进行文治武略，用武略镇守此地。
  萧武县建置沿革
  公元9年，王莽篡汉称帝，改国号为“新”。设辅平郡（原西汉酒泉郡），辅平郡驻显德县（原西汉禄福县），领显德、乐亭、萧武、辅平亭、测虏、表是、天銥、池头、绥弥9县。今金塔县境西部的会水县易名为萧武县。晋惠帝元康五年（295年），改禄福县为福禄县，萧武县复名会水县（今金塔县境西部），属酒泉郡。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会水县
  魏元帝咸熙二年（265年），司马炎取代曹魏政权建立西晋，酒泉郡属凉州，“居延丝绸古道”上的会水县（今金塔县境西部）由酒泉郡所辖。当时，会水县一带交通畅通，商人络绎不绝。
  西晋愍帝建兴二年（314年），酒泉郡为前凉统治时期。会水县（今金塔县境西部）一带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文化发达，是流民迁徙和中州人士避难的地方。
  东晋孝武帝太元元年（376年），河西为前秦统治，会水县（今金塔县境西部）属酒泉郡。太元八年（383年），酒泉为后凉管辖。东晋安帝隆安元年（397年）五月后，酒泉为北凉管辖。隆安四年（400年），酒泉为西凉管辖。
  南北朝时期（420-589年），撤郡并县，酒泉改“郡”为“军”，属敦煌镇。北魏孝明帝孝昌二年（526年），复置酒泉郡，废会水县（今金塔县境西部），按水系将今金塔县境西部并入酒泉。
  曹魏时期的会水县
  东汉末年，韩遂和凉州羌胡起义，汉王朝对河西地区的统治大大削弱。当时西部的一些官吏以“河西四郡去凉州治远，隔以河寇，上书求别置州”。于是，在汉献帝兴平元年（194年），东汉王朝设置雍州，以稳定对河西的统治。汉献帝建安十一年（206年）七月，因藩政割据，河西四郡相继叛乱，酒泉一带归曹魏统治。魏文帝黄初二年（221年），曹丕下诏表彰张恭护境平乱有功，赐爵关内侯，拜西域戊己校尉进驻西域。
  酒泉一带归曹魏统治后，建制同东汉。魏文帝黄初元年（220年），在河西设凉州，统管河西地区，并领护西域。酒泉境内设酒泉、敦煌两郡，隶凉州刺史部。酒泉郡驻禄福，辖禄福、安弥、会水、乐涫、表氏、玉门、乾齐、沙头、延寿9县。
  曹魏在河西整顿吏治，收到积极的效果。针对当时河西雨水较少的情况，广开水田，发展灌溉，招募无地的贫民佃耕。利用当地资源，开挖盐池。鼓励少数民族开荒，发展与西域地区的往来，加强中西交流。酒泉一带农业生产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还兴办学校，“禁厚葬，断淫祀”，改进民俗民风，改变陈规陋习。魏明帝太和（227-233年）中，针对东汉末年土地高度集中的现实，在酒泉一带采取“抑挫权右、抚恤贫羸”、“随口割赋”的办法，将大户多余的土地分给无地农民，赋税按田亩人口分摊。魏齐王嘉平年间（249—254年），曹魏政府重视农业生产和农业技术的改进，把中原地区的耧车和犁耕技术结合会水一带的特点，加以改造，大力推广。实行平整土地，分畦灌溉的“衍溉法”。每年使用的人力、畜力减少一半，而粮食产量却增加五成。
  为发展农业生产，解决军粮问题，曹魏政府在酒泉一带设立了屯田官吏，大力发展屯田。屯田有军屯，也有民屯。军屯属于驻防军队的且耕且守，由各地驻军长官所领，司农校尉管理。民屯则多是招募农户和迁徙百姓。由典农都尉、典农校尉、及典农中郎将管理。屯田民户所缴纳的地租实行“分田之术”，用官牛者，官六民四，用私牛者，五五对分。屯田者还享有不服军役的优惠待遇。曹魏的屯田对于安定北方社会，恢复农业生产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曹魏对羌胡部众采取怀柔政策，鼓励发展畜牧业。现存魏晋墓室壁画中六畜图形俱全，以马牛羊居多，同时还饲养骆驼。画面中有舍饲，有放牧。魏文帝黄初二年（221年），镇西将军曹真在河西打败叛胡治元多、卢水等，“获羊110万只，牛8万头”。说明当时河西地区畜牧业已很发达。
  西晋时期的会水县
  魏元帝咸熙二年（265年），司马炎建立西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三月，西晋攻灭割据江东的吴国，统一了全国。西晋仍沿用汉制，在酒泉境内设酒泉、敦煌两郡，隶凉州刺史部。酒泉郡领禄福、会水、安弥、乐涫、骍马、表氏、延寿、玉门、沙头9县。晋惠帝元康五年（295年），改禄福县为福禄县（今肃州区），增置晋昌郡，领八县；又新设立了会稽、新乡二县，隶酒泉郡。
  西晋初期，酒泉一带农业经济延续了曹魏时期的繁荣，出现“家给人足，晏然富庶”的局面。农业水利新技术的推行，使农业产量增长了一半。在会水县城故址内发掘的古墓葬中，墓葬器物丰富，说明这一时期社会安定，经济发展。
  西晋时期酒泉、会水一带商贸活动活跃。许多西域商人，特别是居住在中亚萨马尔汗为中心的粟特商人到酒泉、会水一带行商。1907年，斯坦因在长城烽燧遗址中盗掘出六件比较完整的粟特人信件。其中一件是西晋怀帝永嘉五至六年（312-313年），一位居住在酒泉的粟特商人写给家乡康国（萨马尔汗）商人的信。流通的商品主要是丝织品，有锦、绢、纱、绮、罗、刺绣等。此外还有铁器、漆器、铜镜等物品。从西域和欧洲输往内地的主要有玉石、各种毛织品、马、骆驼、棉布等。说明当时的酒泉、会水一带已发展为西部的商贸中心。
  东晋时酒泉一带历史状况
  西晋愍帝建兴四年（316年），西晋灭亡，司马家族偏安建康（今南京）一隅，史称东晋。酒泉一带先后被前凉（汉族）、前秦（氐族）、后凉（氐族）、西凉（汉族）、北凉（匈奴族）等割据政权所统治。
  前凉 晋惠帝永宁元年（301年），安定乌氏（今甘肃泾川县北）人张轨被任命为护羌校尉、凉州刺史，统辖河西地区。酒泉境内设酒泉、晋昌、敦煌三郡，隶属凉州刺史部。张轨对晋室始终奉为正朔，他和他的后继者长期沿用晋的年号，以忠臣自居。西晋末年，王弥侵扰洛阳和刘聪攻打长安时，他都派兵平乱。建兴二年（314年），张轨卒于凉州。临终前，嘱咐文武将佐“宏尽忠轨，务安百姓，上思报国，下以安家，素棺薄葬，无藏金玉”。张轨死后，司马邺任张轨之子张寔为凉州刺史、西平公。张寔在位期间，前凉统治范围扩大到狄道（现临洮）、陇西一带。晋元帝大兴三年（320年），张寔被部下阎沙杀害。州内官吏推张寔之弟张茂为凉州刺史。张茂在位五年病死，由张寔子张骏继位。为保持河西安定，张骏不惜卑词努力谋求与前赵、后赵、成汉搞好关系，同时千方百计与东晋建立联系。对内勤修庶政，休众息役，被百姓称为“积贤君”。为沟通与外部的联系，张骏派西域长史具体管理西域。驻高昌（今新疆吐鲁番）的戊己校尉赵贞不服西域长史管理，图谋割据，阻断河西和西域间的通道。张骏于东晋成帝咸和六年（331年）将赵贞俘虏，在高昌设立高昌郡。东晋成帝咸康元年（335年），将敦煌、晋昌、高昌三郡和西域都护、戊己校尉、玉门大护军三营合置为沙州，州治在敦煌，杨宣为刺史。“沙州”之名最早始见于此。东晋穆帝永和元年（345年），晋穆帝派杨宣率大军从高昌出发，越流沙，入西域，平定天山南北，西域诸国都归附前凉，河西与西域间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完全恢复，使前凉所辖区域趋于安定。前凉疆域“南渝河湟，东至秦陇，西包葱岭，北到居延”，相当于今甘肃及新疆大部和青海、宁夏、内蒙古部分地区。前凉统辖凉州、沙州、河州。凉州包括武威、武兴、西平、张掖、酒泉、建康、西郡、湟河、晋兴、须武、按故等十三郡。河州包括兴晋、金城、武始、南安、永晋、大夏、武成、汉中八郡。沙州包括敦煌、晋昌、高昌三郡及西域都护三营。戊己校尉屯高昌（今新疆吐鲁番），玉门大护军屯玉门关（今敦煌玉门关），西域都护屯海头（今新疆罗布泊），形成鼎足之势，有效维护着中原到西域的道路畅通。永和元年（345年），张骏称大都督、大将军、假凉王，按照王的规格设置机构和官员。次年五月，张骏亡，世子张重华继位假凉王。永和五年（349年），东晋遣侍御史俞归至凉州，以张重华为凉州刺史、西平公。张重华以官位太低，怒不接受，于是凉州官吏推张重华为“丞相、凉王、雍秦凉三州牧”（《十六国春秋辑补·前凉录》）。凉州张氏政权自此由晋王朝的地方政权演变为割据政权。永和九年（353年），张重华病死，年近十岁的儿子张曜灵继位。其伯父张祚矫称遗命，篡位自立。第二年，张祚以“中原丧乱，华裔无主”为借口，自己潜称帝位，改年号“和平”（《晋书·张祚传》）。前凉政权从张轨、张寔、张茂、张骏这段时间是晋王朝的地方政权，张骏末年以后，从345年张骏称假凉王起，经张重华、张曜灵、张祚、张玄靓、张天锡等五主，至376年为前凉政权。张祚时，政事昏庸，内部攻伐不断，民心失和，政权日趋没落。东晋孝武帝太元元年（376年），前秦发兵进攻前凉，凉王张天锡舁榇投降，前凉灭亡。
  前秦 东晋穆帝永和七年（351年），略阳（今甘肃秦安东南）氐族首领苻健建立前秦，都长安。酒泉一带尚属前凉统治。永和十一年（355年），苻健病死，由其子苻生继位。东晋穆帝升平元年（357年），苻坚发动政变，立为大秦天王。苻坚推行劝课农桑、兴修水利、严禁奢侈、惩罚豪强、广兴学校、招揽人才等政策，使前秦成为当时北中国最强大的政权。东晋孝武帝太元元年（376年），苻坚灭前凉，将酒泉一带纳入前秦统治范围。在酒泉境内设酒泉、晋昌、敦煌三郡，隶属凉州。
  后凉 吕光是略阳氐族中的豪族，初任前秦美阳（今陕西武功县西北，为东汉安定郡治所）县令，后因军功卓著升迁至骁骑将军。东晋孝武帝太元八年（383年），吕光率步兵七万，骑兵五千，从长安出发，西征西域。经河西走廊，出玉门关，过鄯善和车师两国，到达焉耆，焉耆王泥流率属国不战而降。接着又击败龟兹、姑墨、尉须等西域联军70万，30多个小国投降。吕光被苻坚任命为安西将军、西域校尉，留镇西域。但吕光部下多来自中原，不肯留在西域，且苻坚率军南下攻晋，部下劝说吕光返回中原。太元十年（385年）三月，吕光携两万驮财宝，万匹骏马，以及龟兹宫廷乐队东返。至高昌时传来淝水之战苻坚战败的消息，吕光听从部下建议，以“赴难”的名义号召将士，急速东进。一路上敦煌太守姚静、晋昌太守李纯都以郡投降吕光。将到玉门时遭到凉州刺史梁熙的阻截。吕光击败梁熙，长驱直入姑臧，自称凉州刺史、护羌校尉（《资治通鉴》卷106）。河西境内各种势力开始了争夺对凉州统治权的角逐。太元十一年（386年）初，潜回河西的张大豫（前凉张天锡的儿子），在王穆、焦松、张济等人及河西鲜卑秃发思复踺的帮助下，起兵魏安（今甘肃古浪县北），攻陷昌松（今甘肃古浪县西），进逼姑臧。前秦河西祁连都尉严纯、建康（今甘肃高台骆驼城）太守李隰等人以及吕光内部一些跟他西征的大将军、新任地方长官也发动叛乱。太元十一年（386年）十月，吕光在酒泉一带设酒泉、晋昌、凉兴（今甘肃瓜州县南）、敦煌诸郡。太元十二年（387年），吕光镇压了河西地区的反抗力量。太元十四年（389年），吕光自称三河王，正式建立河西割据政权。太元二十一年（396年），吕光自称天王，建国号大凉，史称“后凉”。东晋安帝隆安三年（399年），吕光病死。其子吕绍、吕纂和吕弘为争王位自相残杀，吕纂夺取王位，自称天王。隆安五年（401年），后凉诸吕再次为争王位，内部相残。吕隆（吕光侄子）夺取王位。当时，河西地区西部有自称张掖公、凉州牧的沮渠蒙逊，东部有南凉政权，对吕氏政权形成夹击之势。关中地区羌人后秦政权则为西北最大的割据势力。隆安五年（401年）七月，后秦姚兴以姚硕德为主帅，统兵六万，渡金城河（今黄河），进攻后凉。八月，兵临姑臧城下。吕隆困守孤城一个多月，城内人心大乱。九月，向姚硕德请降。后秦命吕隆为凉州刺史、建康公，留居姑臧。吕隆降秦后在姑臧维持二年，在沮渠蒙逊和南凉的频频攻伐下，于东晋安帝元兴二年（403年）七月，主动请求离开姑臧到长安居住，后凉灭亡。
  后凉自公元385年吕光入姑臧称凉州刺史，至公元403年吕隆入长安，前后四主统治酒泉、敦煌十八年。
  北凉 东晋安帝隆安元年（397年）春，后凉吕光听信谗言，杀尚书沮渠罗仇。沮渠罗仇的侄子沮渠蒙逊经周密策划，率众攻下后凉临松郡（今甘肃省民乐县）。沮渠蒙逊从兄沮渠南臣率众攻取酒泉，接着又包围建康郡（今甘肃高台骆驼城），并遣使劝建康太守段业共谋大计。段业被推为大都督、龙骧大将军、凉州牧、建康公，北凉政权建立。段业以沮渠南臣为辅国将军，沮渠蒙逊为镇西将军、张掖太守。隆安二年（398年），迁都张掖。隆安五年（401年）初，段业因误杀拥戴他的辅国将军沮渠南臣激起众叛，被沮渠蒙逊所杀。沮渠蒙逊从此执掌北凉政权，称大都督、大将军、凉州牧、张掖公，改号永安。东晋安帝元兴二年（403年）后，北凉将国策转向对外进取。东晋安帝义熙七年（411年），灭南凉。义熙八年（412年），迁都姑臧（武威），自称河西王。东晋恭帝元熙二年（420年），击败西凉，夺得酒泉后，王子沮渠牧犍（茂虔）任酒泉太守，在会水县境内（今金塔县中东镇）修筑牧庄，以供滋牧，“王子庄”名称由此得来。至元嘉七年（430年），北凉疆域东接金城，西包敦煌，势力扩张到葱岭一带。西域36国皆遣使朝贡。北凉拥有武威、张掖、酒泉、西海（今内蒙古额济纳旗）、金城、西平（今青海西宁地区）、乐都（今青海乐都）等郡地。元嘉十年（433年），沮渠蒙逊死，其子沮渠牧犍继位。其弟沮渠无讳为酒泉太守，沮渠仪德为张掖太守，沮渠安周为乐都太守，沮渠唐儿为敦煌太守。元嘉十六年（439年），沮渠牧犍投降北魏，北凉灭亡。但河西走廊西部仍有沮渠无讳和沮渠安周领导的北凉残余势力的活动。南朝宋孝武帝大明四年（460年），北凉残余势力被柔然所灭。
  沮渠蒙逊统治北凉期间，刷新政治，广开言路，招揽人才。他广泛听取臣僚建议，鼓励臣下直言献策。群臣上书指出朝廷制度不严，造成“朝士多违宪制，不遵典章，或公文御案在家卧署。或事无可否，望空而过”。由于赏罚不明，使得“清浊共流，能否相杂，人无劝竞之心，苟为度日之事”。沮渠蒙逊接受意见，派尚书左丞房制定“朝堂制”，“行之旬日，百僚振肃”。他严明纪纲，严惩蠹国害民的豪强。
  沮渠蒙逊“博涉经史，颇晓天文，雄杰有英略”。建国之处，他制定安定内部、发展生产、增强实力、然后争雄的国策。注重发展农业生产，实行军屯制度。1975年，在吐鲁番哈喇和卓古墓群中发现很多北凉文书，其中《兵曹下八幢符为屯兵值夜守水事》（《吐鲁番出土文书》），记述了北凉时期组织士兵进行大田生产的情形。402年，北凉同后凉作战失利，双方结盟而退，当时姑臧正遇饥荒，北凉一次就送粮食万余斛，“以振饥人”（《晋书·吕隆载记》）。后来，在同西秦的战争中，北凉世子沮渠兴国被俘，沮渠蒙逊曾派人送谷三十万斛到西秦，“欲赎回兴国”（《资治通鉴》）。
  西凉 东晋安帝隆安元年（397年），后凉建康（今高台县骆驼城）太守段业在张掖自称凉州牧、建康公。东晋隆安二年（398年），段业任命李口为效谷（今甘肃敦煌东北）县令。敦煌太守孟敏死后，李暠被敦煌郭谦和沙州索仙等当地势力推举为宁朔将军、敦煌太守。隆安三年（399年），段业称凉王。其右卫将军索嗣倚仗自己得宠于段业，多次诋毁李暠，终于促成段业下令索嗣代李暠任敦煌太守。索嗣狂傲自大，率五百骑将到敦煌时，令李暠到二十里以外去迎接。效谷县令张邈献策：“吕氏政衰，段业暗弱，将军正是英豪有为之日。处一国成资，奈何束手于人！索嗣自以本邦，谓人情附己，不虞将军卒能距之，可一战而擒矣。”宋繇也劝勉：“大兄（宋繇和李暠乃同母异父兄弟）英资挺杰，有雄霸之风”。李暠便调兵遣将，在宋繇等人的协助下，战胜索嗣，然后投状段业，历数索嗣罪恶。段业见支持李暠的敦煌地方势力强大，便顺水推舟，杀索嗣以谢李暠。任命李暠为持节、都督凉兴以西诸军事、镇西将军、领护西羌校尉。隆安四年（400年），段业和沮渠蒙逊矛盾激化，晋昌（今甘肃瓜州县境）太守唐瑶出面联合周围六郡士人公推李暠为大都督、大将军、凉公，领秦凉二州牧、护羌校尉。李暠“赦其境内，建元庚子”，脱离段业，“以纬世之量当吕氏之末，为群雄所奉，遂启霸图，兵无血刃、坐地千里”（《晋书，李玄盛传》），建立政权，史称西凉，都敦煌。东晋安帝义熙元年（405年），李暠迁都酒泉。义熙十三年（417年），李暠病卒，次子李歆继位。东晋恭帝元熙二年（420年）七月，李歆与沮渠蒙逊决战寥泉（今甘肃省临泽县寥泉镇），李歆全军覆没。历时16年的西凉都城酒泉被沮渠蒙逊占领。西凉酒泉太守李翻（李歆弟）逃至敦煌。沮渠蒙逊发兵西攻敦煌，李翻及其弟敦煌太守李恂等逃往北山。南朝宋武帝永初二年（421年），沮渠蒙逊率兵两万从三面筑堤堵水灌城，李恂兵败自杀，西凉亡。
  南北朝时期会水县的变革
  北魏 386年，鲜卑贵族拓跋珪建立北魏政权，439年，其孙拓跋焘灭北凉，统一北方。当时酒泉一带分别为北凉余部沮渠无讳、沮渠唐兀占据。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二年（441年），北魏进攻酒泉一带。太平真君三年（442年），沮渠无讳、沮渠唐儿放弃酒泉一带城郭，率领万余人，投奔西域宗室兄弟沮渠安周（《宋书·大沮渠蒙逊传》）。李暠之孙李宝从伊吾（今新疆哈密）率两千余人进据敦煌，修缮城府，安居旧民。
  北魏初期，州设刺史，郡设太守，县设县令。在少数民族聚居地设中郎将和校尉。在西北地区，为了震慑边疆各族，设有军镇。即“缘边皆置镇都大将，统兵备御，与刺史同”。在西北地区设立10个军镇，在酒泉境内设敦煌镇，治敦煌县，辖酒泉军、晋昌戍、乐涫戍等。废会水县，按水系将县境西部（王子庄）并入酒泉，东部（毛目）并入张掖。北魏孝明帝熙平元年（516年），废玉门、骍马、沙头、乾齐四县，改会稽郡为玉门郡，领玉门、延寿二县。正光五年（524年），敦煌罢镇置瓜州，瓜州辖敦煌、酒泉、玉门、常乐、会稽、效谷、寿昌七郡。后改为义州，庄帝时复为瓜州。
  西魏 北魏孝武帝永熙三年（534年），北魏分裂。割据东方的高欢立元善见为帝，迁都邺（今河南临漳西南邺镇一带），史称东魏。割据关中的宇文泰立元宝炬为帝，建都长安，史称西魏（534-557年）。酒泉一带属西魏，设寿昌，敦煌、凉兴、晋昌、玉门、酒泉六郡。酒泉郡领福禄、乐涫二县，隶西凉州。
  北周 557年，西魏权臣宇文泰之子宇文觉废皇帝宝炬，自立为帝，国号周，史称北周（557-581年），酒泉、敦煌属北周统辖。北周武帝保定四年（564年），北周实行合郡并县。酒泉境内由西魏时期六郡减为敦煌、常乐、酒泉三郡，分别隶属瓜州，甘州。瓜州所属常乐、会稽、玉门三郡并为常乐郡。会稽、新乡、延兴三县并为会稽县。广至、凉兴、渊泉、冥安四县并为凉兴县。寿昌、效谷、敦煌三郡合并为敦煌郡，又并敦煌、鸣沙、平康、效谷、东乡、寿昌六县为鸣沙县。常乐郡辖会稽、凉兴二县，敦煌郡辖鸣沙县。后将乐涫县并入福禄县，属酒泉郡。
  北凉时期置王子庄
  晋安帝义熙元年（405年），占据敦煌的李暠派子李让留守敦煌，自己率众臣迁都酒泉。李暠定都酒泉后，占据北大河以北的广大边塞地区，整修城垣防御设施。李暠在巩固边防要塞的同时，号召当地驻军及民众广为屯田，兴修水利，“寓兵于农、广田积谷”。他还亲自“敦劝稼穑”，安置外地流民，奖励农耕，发展教育，培养人才，轻徭薄赋，当地出现了相对安定的局面，经济文化有所发展。
  玄始十年（421年），沮渠蒙逊西巡酒泉北过夹山。见此处土地辽阔，气候适宜，杂草丛生，薪林遍地，实为天然草场，放牧佳地。越往西北行，柴草越茂盛，大片胡杨林，风姿奇异，幽静清雅。这一切使他断然决定，让其子沮渠牧犍及部分胡人留驻此地，放牧牲畜。沮渠牧犍留此之后，辗转数十里，率众放牧。一天，他把畜群赶到一个地方，只见那儿遍布小溪，流水潺潺，水清草茂，绿树成荫。原来，前面不远处有一晶莹清泉，涓涓泉水不断外流。这一发现，使他产生了兴建庄院、定居放牧的想法。于是上书北凉王，得批准后于次年三月，沮渠牧犍抽调人员，筹集材料，选定吉日，动工兴建。历时数月，一座崭新的庄院落成。土筑围墙，墙高丈余，建筑宏伟，占地百亩。王子住室，华丽舒适，引人注目。此庄建成之后，游牧众人定居此地，白天外出放牧，夜晚回庄安宿。几年间，这儿便牛羊成群，秩序安定，牧民富庶。
  义和二年（432年），沮渠蒙逊病逝，沮渠牧犍离此接任。此后，人们便把此地称作“王子庄”。
  王子庄的取名
  王子庄，依据文物古遗址取名。管辖范围：今金塔县境西部。相关联的地名：王子庄、王子庄州同官署、王子庄村。
  金塔县境西部昔名“王子庄”。因北凉国王沮渠蒙逊长子沮渠牧犍在此建立牧庄，故得名“王子庄”。“王子庄”这个名称在历史上沿用1300多年。
  王子庄建制沿革
  东晋十六国时期，临松（甘肃张掖东南）卢水人沮渠蒙逊占据河西走廊地区。于天玺三年（401年）自立为张掖公，后改称为凉王，设都张掖，建立北凉政权。
  玄始十年（421年），沮渠蒙逊西巡酒泉北过夹山，决定让其子沮渠牧犍及部分胡人留驻此地，放牧牲畜。沮渠牧犍留此之后，兴建庄院。
  义和二年（432年），沮渠蒙逊病逝，沮渠牧犍离此接任。此后，人们便把此地称作“王子庄”。永和七年（439年），北凉被北魏所灭，鲜卑族攻占此地后，至明代的近千年时间内，这儿皆为兵家战场，烽烟四起，戎马倥偬，民不聊生，百业俱弃，王子庄也成残垣断壁。
  明太祖洪武五年（1372年），征西将军冯胜平定河西之后，于洪武十八年（1385年）裁设威虏卫，归肃州管辖，并在王子庄东3公里处修葺威虏城（现金塔县古城乡移庆村），城内有一清泉。清雍正年间，吐鲁番回族被安置在王子庄一带。
  雍正七年（1729年）在威虏城设立王子庄州同一员，专司水利。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王子庄州同官署移驻金塔寺堡，将王子庄州同改为金塔县丞。
  备考
  沮渠蒙逊（368-433）：晋临松卢水胡（匈奴）人。博涉群史，雄杰有权变，颇好天文。吕光杀其伯父罗仇、麴粥，沮渠蒙逊与诸部落结盟起兵，推举段业（建康太守）为凉州牧，建立北凉政权，官尚书左丞。后袭杀段业，称张掖公，改元永安，先称河西王，后改称凉王。攻灭西凉，从南凉、西秦夺取河湟大片土地，完成了对河西走廊的统一。沮渠蒙逊在位三十三年，谥武宣王，是十六国时期一位杰出的历史人物。
  隋朝置福禄县
  隋文帝开皇元年（581年），隋朝建立后，酒泉等边疆地区经常受到北部的突厥和西边吐谷浑侵扰。隋朝对突厥采取“离强合弱，远交近攻”的策略。开皇三年（583年），隋朝命令卫王杨爽等人分八路出塞攻击突厥。在隋王朝的打击和离间之下，突厥分裂为东、西两部。东突厥逐渐没落，西突厥各部有的投降，有的与隋和亲。其中西突厥沙钵略可汗与隋朝以翁婿相称，每年向隋朝进贡。隋朝一直对西突厥沙钵略可汗予以扶持和利用。沙钵略死后，隋朝扶持和利用继任的突利可汗。仁寿二年（602年），突厥思力俟斤部掠去突利可汗部众6000口，杂畜20余万。隋将杨素率军追击，思力俟斤大败，率残部北逃。杨素夺回人畜归突利可汗。隋炀帝大业初年（605-607年），西域铁勒部所属的契弊部落首领契弊歌楞，联合薛延陀部落首领乙失钵，对西突厥汗国发起进攻，一举占领了从吐鲁番到敦煌的广大地区，并派使臣到隋朝，表示接受隋朝的统治。大业三年（607年），隋朝派内侍郎裴矩主持西域政务和西方各国的外交、贸易事宜。
  隋朝对西域的重视和经营，使西域“相率而来者四十余国。因置西域校尉以应接之”。大业四年（608年）七月，裴矩发动铁勒打败吐谷浑。大业五年（609年）三月，隋炀帝在裴矩的陪同下西征，追歼吐谷浑，彻底击败吐谷浑，解除了吐谷浑对隋朝西陲的威胁。裴矩又奉命与玉门道行军大将薛世雄一起进军西域，招降了伊吾。隋朝统治范围扩大到青海、南疆一带。
  大业五年（609年）六月，隋炀帝到达张掖郡，登燕支山（在今山丹），高昌王麴伯雅、伊吾卢屯设和西域27国使者在道旁参见。各部王、使者都戴金佩玉、焚香奏乐、歌舞欢呼，庆贺西征胜利。
  隋末，地方割据政权各霸一方。大业十三年（617年），凉州鹰扬府司马姑臧人李轨起兵占领张掖、酒泉、敦煌、西平（今青海西宁）等地。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年），李轨称“大凉皇帝”。酒泉、敦煌遂属李轨统治。
  福禄县的取名
  福禄县，依据人文取名法取名。管辖范围：今金塔县境西部。相关联的地名：禄福县。隋朝时，今金塔县地境属福禄县。福禄县取福禄寿禧之意。
  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年），罢郡为州，设置酒泉镇，属甘州。文帝仁寿二年（602年），改酒泉镇为肃州。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又改州为郡，实行郡、县两级制，裁肃州以福禄县：包括酒泉、王子庄（今金塔县境西部）、毛目（今金塔县境东部）、高台，并入张掖郡。
  隋炀帝大业五年（609年），隋炀帝西巡到山丹焉支山（今大黄山），接见了西域27国使者。随后，隋炀帝任命裴矩为西域校尉，主持对西域的贸易。裴矩坐镇张掖，驾驭西域，撰写了《西域图记》三卷，内有福禄县王子庄（今金塔县境西部）、毛目（今金塔县境东部）的记载，上奏朝廷，这是中国对丝绸之路最早、最系统的记载。隋朝统治者为了实行其怀柔政策，将大批南朝贵族连同其部族远徙福禄县［含今王子庄（今金塔县境西部）、毛目（今金塔县境东部）］一带实边。南方的文化渗透到王子庄、毛目一带。
  福禄县建制沿革
  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年），隋文帝精简郡县，改州、郡、县三级制为州、县两级制。废酒泉郡，置酒泉镇，镇设都大将，隶甘州。仁寿二年（602年），酒泉镇从甘州分出，改为肃州，州置总管，领福禄县。这是酒泉称肃州的开始。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罢肃州，以福禄县入张掖郡。隋恭帝义宁元年（617年），改福禄县为酒泉县。
  备考
  福禄县，西汉时称禄福县，酒泉郡的首县，郡治所在地。唐代时改称酒泉县。《汉书·地理志》：“禄福县，呼蚕水出南羌中，东北至会水入羌谷。王莽改曰显德。”后汉改为福禄县。《隋书》注：“祁禄县有祁连、崆峒、昆仑山。”《元和郡县志》曰：“昆仑山，在县西南八十里；洞庭山，在县西七十里；白亭海，在县东北一百四十里，一名会水。”
  福禄县古城遗址，即今酒泉城的西半城。其县辖境：南依雪山，与羌中（青海）相隔；西以洞庭山与天依（延寿）县分界；北接夹山与会水县接壤；东北跨临水河与绥弥县连境；东南隔长沙岭滩与乐涫县毗邻。
  唐代属吐蕃领地
  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年），李渊建立唐朝。武德二年（619年），秦王李世民率兵进军陇右，打败李轨，河西地区归属唐朝。唐朝改郡为州，复置沙州、肃州。肃州领酒泉（含王子庄）、福禄（含高台、毛目）、玉门三县，隶凉州总管府。
  武德三年（620年）十二月，瓜州刺史贺拔，趁唐王朝忙于对付东突厥的侵扰，无暇西顾之机，逮捕驻守瓜州的唐朝骠骑将军达奚高，自称“敦煌王”，举旗反唐。贺拔在瓜州横征暴敛，从河西各地征调能工巧匠，大兴土木，为自己兴建豪华的贺拔堂宫殿，激起当地人民的强烈反对。武德五年（622年）五月，敦煌豪族王干在当地人民的配合下，推翻贺拔的割据统治，敦煌复归于唐。贺拔被消灭不久，敦煌人张护、李通又在沙州举兵反唐，沙州总管贺若怀广率领州吏亲随数百人顽强抵抗。凉州总管杨恭仁急派兵救援，都被张护、李通打败，贺若怀广被杀。张护、李通控制沙州，并率兵东进，攻取瓜州。瓜州长史赵孝伦拼死抵御。张护、李通出师不利，退守沙州。张护推举沙州别驾窦伏明为城主，再图东进，后因孤军无援，投降唐朝。同年，沙州改置西沙州。武德七年（624年），改总管府为都督府。武德八年（625年）分置肃州都督府（领肃州、瓜州、沙州）。
  唐贞观年间，突厥、吐谷浑等割据势力严重地威胁西部边疆，阻碍中西交通。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分全国为十道，肃州属陇右道，节度使驻鄯州（今青海乐都）。贞观七年（633年），西沙州改为沙州，领敦煌、寿昌二县。贞观八年（634年），唐太宗派李靖统兵降服吐谷浑。贞观十四年（640年）五月，派吏部尚书侯君集等人进攻高昌王麯文泰，沙州刺史刘德敏率沙州军民协同作战，出兵不到一年，大败麯文泰，在高昌设西州。贞观十八年（644年），置安西都护府于交河城（吐鲁番市以西10公里），派重兵驻守。贞观二十年（646年），西突厥与龟兹国的反唐势力互相勾结攻城略地。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唐朝军队打败西突厥和龟兹的联军，将安西都护府移驻龟兹（今新疆库车县），以郭孝恪为都护。同时，在龟兹、焉耆（今新疆焉耆西南）、于阗（今新疆和田西南）、疏勒（今新疆喀什）四城修筑城堡，建置军镇，由安西都护兼统，史称“安西四镇”。唐高宗显庆三年（658年），九姓突厥10万人来犯河西，被薛仁贵击溃，突厥衰落。武则天时期，在天山以北设置北庭都护府，以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为治所，既巩固了边防，又保证了丝绸之路畅通。唐高宗仪凤年间（676-679年），吐蕃侵扰龟兹，安西四镇相继叛唐，敦煌与西域的交通复断。朝廷命武威道总管王孝杰带兵出敦煌，一举平叛，四镇复归于唐。此后，安西四镇时叛时附，反复无常，朝廷有人主张废弃安西四镇，武则天不许。唐王朝数次派敦煌人张孝嵩以及安西都护郭元振等，领兵争夺安西四镇，每次用兵都以敦煌为基地。
  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唐王朝调青海、甘肃和西域的守塞兵将去平叛，西部边塞防务空虚。曾与唐朝在西域长期争雄的吐蕃统治者看到有机可乘，向唐朝发起进攻。从唐肃宗至德元年（756年）到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年），吐蕃先后攻占了青海大部分、甘肃东部和陕西西部，接着继续向河西进攻。广德二年（764年），吐蕃攻陷凉州（甘肃武威）。唐代宗大历元年（766年）攻陷甘州和肃州，大历十一年（776年），攻陷瓜州。沙州军民在与内地隔绝无援的情况下，坚守孤城十一年后同吐蕃谈判，以沙州军民“无徙他境”为条件，于唐德宗贞元三年（787年）投降吐蕃。吐蕃占领河西地区后，强迫汉人吐蕃化，平时不准汉族百姓穿汉服，只准每年春节穿唐衣拜祭祖先。汉人每逢此时来临，皆向东号哭，盼望唐朝来收复。吐蕃统治时期，废唐代原有的州、县、乡、里制度，代之以部落制。州设节儿，节儿之下设僧尼、行人、丝棉、獠笼、中元、纥骨萨、悉董萨、悉宁宗部落、上部落、下部落和道门亲表部落等。吐蕃部落单位有千户，千户之下是小千户（即五百户组织），再其下是百户，百户长称“勒曲勘”。另设小百户，称“格尔”；最后是十户，十户长称“勒勘”。
  唐武宗会昌二年（842年），吐蕃内乱，势力减弱。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年），敦煌人张义潮率领沙州汉人，与居住在沙州的各民族结成联盟，一举驱逐吐蕃守将，收复沙州，并乘胜东进，攻克瓜州。张义潮以瓜州、沙州为根据地，治兵修甲，扩大队伍。从大中四年（850年）开始，张义潮率军向吐蕃发起更大规模的进攻，相继攻克伊州（今新疆哈密）、肃州（今甘肃酒泉）、甘州（今甘肃张掖）、兰州、鄯州（今青海乐都）、廓州（今青海贵德）、河州（今甘肃临夏）、岷州（今甘肃岷县）。大中五年（851年）八月，张义潮派遣他的哥哥张仪谭带着天宝年间河西、陇右11州地图、簿籍献给唐朝。同年十一月，唐王朝在沙州设立归义军，任命张义潮为归义军节度使，兼11州营田处置观察使，全权负责河西地区的军事、行政。唐懿宗咸通三年（862年），张义潮率兵7000人攻克凉州。咸通七年（866年）冬，张义潮攻克西州（今新疆吐鲁番），接着挥师东进，与吐蕃大战于邠（陕西彬县）宁（甘肃宁县），吐蕃大将论恐热兵败被杀，吐蕃被迫退出甘肃。至此，张义潮“西进伊吾，东接灵武，得地四千余里，六郡山河，宛然而归”（敦煌遗书伯6161《张淮深碑》），断绝百年的丝绸之路得以恢复。
  张义潮收复瓜州、沙州、肃州等州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稳定政治局面，发展经济。
  张义潮统治前期，废除吐蕃时期的部落制，恢复唐朝旧有的州县乡里制度。辖瓜州、沙州、肃州、甘州、伊州、凉州。沙州领敦煌、寿昌二县；瓜州领有晋昌、常乐二县；肃州领酒泉（含王子庄）、福禄（含高台、毛目）、玉门三县。县下设乡，乡下设里。与州县乡制并从的是军镇制。唐初，沙州设豆卢军，后改为归义军；瓜州设墨离军。在军之下，归义军还在瓜州、沙州及肃州西部地区设悬泉、紫亭、雍归、寿昌、新城、玉门、会稽、新乡等八个镇，军置军使，镇设镇遏使。
  唐懿宗咸通八年（867年），张义潮入朝，官拜河西十一州节度使，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吏部尚书兼御史大夫，河西万户侯、右神武统军，南阳郡廾国公。赐给宅田，食邑两千户。咸通十三年（872年），张义潮卒于长安，享年74岁。张义潮入朝之日，归义军的军政大权一律交其侄张淮深。
  唐昭宗大顺元年（890年），张淮深被杀。其弟张淮鼎继任归义军节度使。张淮鼎在位时间不长即托孤索勋而死。唐昭宗景福元年（892年），索勋见张淮鼎子张承奉年幼，便向唐朝请求封节度使。同年秋，索勋获授归义军节度使之职，独揽归义军大权，引起与张家联姻的李氏家族不满。唐昭宗乾宁元年（894年），张、李家族推翻索勋统治，立张承奉为节度使。乾宁二年（895年）底，李氏家族势力达到极盛，并排挤张承奉而独揽归义军大权。乾宁三年（896年）初，李氏统治被沙州大族推翻，张承奉重新执政（荣新江《晚唐归义军李氏家族执政史探微》）。
  唐哀帝天祐二年（905年），张承奉在沙州自立为“圣文神武皇帝”。天祐三年（906年），张承奉在敦煌建立西汉金山国，自称白衣天子，脱离唐王朝控制。西汉金山国，名义上拥有瓜州、沙州、肃州、鄯州、河州、兰州、岷州、廓州之地，实际上从乾宁元年（894年）起，西汉金山国就被先后兴起于甘州和西州的两大回鹘政权钳制在瓜州、沙州一隅。天祐二年（905年）秋，张承奉遭到甘州回鹘进攻。张承奉军队与甘州回鹘军大战于金河东岸（酒泉北大河以东），大败回鹘兵，金山国政权得以稳定。后梁太祖乾化元年（911年），甘州回鹘可汗狄银率大军进攻沙州，张承奉战败。甘州回鹘可汗与金山国订立“城下之盟”，结为“父子之国”。不久，金山国被迫降为“敦煌国”，白衣天子也降为“敦煌王”。后梁末帝乾化二年（914年）十月，张承奉去世，敦煌国灭亡。
  张承奉去世后，沙州长史曹议金取代张氏掌握瓜州、沙州实权。后唐庄宗同光二年（924年），曹议金遣使进贡于后唐。五月，后唐庄宗册封曹议金为归义军节度使、沙州刺史、检校司空。曹氏政权得到中原王朝的正式承认，统治进一步合法化。曹议金掌握沙州、瓜州军政权力后，实力逐渐强大。曹氏政权采取“西合于阗、东结回鹘”策略，瓜州、沙洲地区出现了相对稳定的局面。后唐末帝清泰三年（936年），曹议金去世。长子元德、次子元深、三子元忠均为归义军节度使，相继掌权。曹元忠在位30年，统治时间最长，是曹氏政权的鼎盛时期。曹氏家族主管归义军节度使时，辖“二州六镇”。二州即沙州和瓜州，六镇后来增至八镇。归义军的“镇”，实为军政一体的县级建制单位，设镇使、副使，也称遏使，其下有长史、都头等。
  宋太祖开宝六年（973年），曹元忠被北宋封为“推诚奉国保塞功臣，归义军节度使，特进检校太师兼中书令、西平王”。开宝七年（974年），曹元忠去世，诏赠“敦煌郡王”。礼遇之隆，超过其父兄。曹元忠卒后，其侄曹延恭、其子曹延禄相继任归义军节度使之职。宋真宗咸平五年（1002年），曹氏内部发生政变，归义军节度使曹延禄和其弟瓜州防御史曹延瑞都被族侄曹宗寿所杀。曹宗寿夺权后，即派衙校阴会遣赴中原入贡表文，托称“且为叔，归义军节度使曹延禄及瓜州防御史曹延瑞将见害，臣先知觉，即投瓜州，盖以当道二州八镇军民，自前数有冤屈，备受艰辛，众意请臣统领兵马，不期内外合势，便围军府，延禄等知其力屈，寻自尽。臣为三军所逼，权知留后，兼差弟宗文，以权知瓜州，讫文表以求旌节……”（《宋会要辑稿》第197卷《蕃夷志》四《瓜州二条》）。宋王朝只好任命曹宗寿为归义军节度使，其弟曹宗文为瓜州知州，曹宗寿之子曹贤顺为衙内都指挥使，曹宗寿之妻汜氏封为济北郡夫人。曹宗寿统治时期，宋王朝日趋昏弱，无暇西顾，权将瓜州、沙州地区当做“羁縻”（是朝廷对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一种统治方式，只给朝廷进贡，表示忠顺，具有很大程度的自治权利）州县看待。此时，辽国日益强大，逐渐向西扩张，曹宗寿为巩固其地位，除保持和宋朝的正常朝贡关系以外，还和辽国发生往来，以免受其攻击。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年），曹宗寿遣使向辽贡献大食马及美玉，辽也以衣、银器等物回赐，以示亲密。曹宗寿和好邻邦，兼事宋、辽的外交路线，使东西道路复通，瓜州、沙州地区又出现“道路清谥，行旅如流”的繁荣景象。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曹宗寿之子曹贤顺继任归义军节度使。北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西夏李元昊攻取了瓜州、沙州、肃州三州之地，沙州曹氏政权被西夏灭亡。
  唐昭宗大顺元年（890年），甘州回鹘占据肃州一带。直到北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被西夏李元昊所攻占，历时146年。
  甘州回鹘是唐代河西地区存在较长的一个少数民族割据政权。唐文宗开成五年（840年），回鹘被突厥击败，部众西迁，其中一支迁入河西走廊，依附于吐蕃，后又属于归义军。唐懿宗咸通十三年（872年），回鹘占领甘州，在英以可汗的领导下，其势力逐渐强大。唐昭宗大顺元年（890年），甘州回鹘占据肃州及河西的部分地区，在甘州设立牙帐，建立政权，史称“甘州回鹘”。甘州回鹘是游牧部落的封建军事联盟，善于经营畜牧业和商业。进入河西后，进入了半定居、半游牧状态，并利用当地有利的自然条件和汉人的农业生产技术，开始了农业生产。甘州回鹘统治期间，与西域各国商业活动频繁，促进了河西经济发展。甘州回鹘与中原王朝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先后接受唐、五代、北宋的册封，并遣使朝贡。
  吐蕃领地的取名
  吐蕃领地，依据人文取名法取名。管辖范围：今金塔县全境。
  吐蕃：中国古代藏族所建立的地方政权。在今西藏地区。系出西羌。唐初兼并诸羌，以西藏拉萨为建牙之所。关于藏族的始祖，系出西羌，就是说出西羌中的一支。《新唐书·吐蕃传》一方面说吐蕃本西羌属，一方面又说出南凉秃发利鹿孤之后。该志撰著者更以秃发利鹿孤之子樊尼为吐蕃始祖，可谓简单轻率。试想西羌有一百五十多个种族，散处河、湟、江、岷、高原雪域，有的有三四千年的历史，他们做吐蕃藏人的祖先远比秃发利鹿孤之子樊尼要合格得多。因为樊尼系鲜卑人，其九世祖匹孤率其部于三国时自塞北迁于河西。其伯父、父亲建南凉，其部落种族有了很大发展。南凉、北凉相继亡后，樊尼率其族众融于河、湟羌人之中。唐初吐蕃兴起后，河、湟、江、岷之羌人先后被吐蕃所兼并，是以他们为臣民，而不是以他们为祖先。所以说以鲜卑秃发樊尼为吐蕃之始祖是不妥当的。只能说唐初以后的藏人中可能融进了鲜卑秃发樊尼部族的血液。
  唐代，今金塔县地境属吐蕃领地。
  唐高祖武德二年（619年），改郡为州，复置肃州，领酒泉（含今金塔县境西部）、福禄（含今金塔县境东部）、玉门三县，初属陇右道、后属河西道（节度使驻凉州）。唐朝时，采取了设防备战、足兵足食以及屯田、屯牧等措施，肃州地区农桑繁盛、士民殷富。世居青藏高原的吐蕃多次进犯河西，都被唐军打败。吐蕃赞普派使求和进贡，唐蕃言归于好。河西地区出现了“汉人耕耘，吐蕃放牧”、“人烟扑地桑柘稠”的太平景象。先进农具曲辕犁也在这里应用。
  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唐王朝被迫将防御吐蕃的河西兵马调往内地参加平叛战争，吐蕃则乘虚而入，逐步蚕食河湟及陇右的广大地区，切断了河西与中原的联系，河西陷于孤立。在与吐蕃奴隶主进行了11年的斗争后，河西地区沦于吐蕃奴隶主的管辖。
  唐代宗广德二年至大历元年（764-766年），吐蕃先后占领凉州、甘州、肃州、瓜州四州。福禄县（含今金塔县境）被吐蕃奴隶主控制。德宗建中二年（781年）吐蕃攻陷沙州，河西地区被吐蕃奴隶主控制80多年。
  甘州回鹘的统治
  唐文宗开成五年（840年），居住在北方的少数民族回鹘西迁，一部分从北部草原沿黑河、过居延、经福禄县（含今金塔县境）进入河西，散居甘州、凉州、肃州等地，与原先迁入的回鹘人汇合一起，以放牧为生。
  唐僖宗咸通十三年（872年），回鹘人占领甘州，并据肃州，史称“甘州回鹘”。回鹘人善于经营牧业和商业，利用河西有利的自然条件和汉人的农业生产技术，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到张淮深晚年至张承奉时，回鹘势力逐渐强大，甘州、肃州一带成了回鹘人的势力范围。当时，肃州（辖今金塔县境）已处于沙州归义军和甘州回鹘的统治之下，但甘州回鹘在名义上还由归义军管辖。直至后唐庄宗同光二年（924年），回鹘首领遣使朝贡，被后唐册封为英义可汗，才正式脱离归义军成为独立政权。
  备考
  资料来源 据《肃州新志校注》（中华书局2006．嘉峪关市史志办公室校注）记载。
  原文 （武德二年）［天宝元年］，复改肃州为酒泉郡。至德间，遂没于吐蕃。
  《唐书·吐蕃传》云：吐蕃在吐谷浑西南，不知其有国之由，［或云］，即西羌（之）属。［或曰南凉秃发利鹿孤之后］。北凉时，秃发利鹿孤长子曰樊尼，沮渠蒙逊以为临松郡丞。［蒙］逊为（西）［北］魏所灭，樊尼遂率兵西渡河，逾积石，抚有群羌，即（土）［吐］（鲁）蕃之始祖也。其后日益强大。自天宝以前，已尝攻陷安西四镇及瓜州、玉门等城，为患于边。安史作逆，哥舒翰悉河、陇兵东守潼关，诸将（亦）各以所镇兵讨难，始号行营，边候空虚，吐蕃遂得乘隙暴掠。至德初，取嶲州及威武诸城，入屯石堡。明年，取廓、霸、岷等州及河源、莫门（二）军。宝应元年，陷临洮，取秦、成、渭等州。明年，破西山合水城。［明年］，入大震关，取兰、河、鄯、洮等州，于是陇右（之）地尽亡。又入泾州，破邠州，入奉天，略武功，入长安。代宗幸陕。［吐蕃留京师十五日乃走］，还屯原、会、成、渭之间。［是岁］，南入松、维、（堡）［保］等州（破夕）［及］云山新（龙）［笼］城。［明年］，西围凉州。河西节度使杨志烈不能守，跳保甘州，［而］凉州亡。贞元中，又寇灵武，陷盐、夏二州。西北庭沙陀别部（复）叛（附之），（遂）［吐蕃因是］陷北庭都护府，安西道绝。贞元三年，陷安西都护府。宪宗十四年，复攻沙洲，陷之。其肃、甘、瓜、伊、西州之陷，俱在广德以后。是时，地虽陷没而唐室遗民犹有存者。迨［武］宣（宗）时，吐蕃衰乱，强酋论恐热与尚婢婢相攻，大掠伊、西、瓜、甘、肃、兰、鄯、廓八州。民物涂炭，五千里间，赤地殆尽。尚婢婢者，吐蕃宰相。好读书，众心归附。论恐热凶暴，部下皆怨恨，多离散。（尚婢婢败走归唐。）其时，河西天大雷电，晦冥烈风，飞雪千里，人畜沿途死丧，至泾州，求为河渭节度使。天子不许，奔还廓州。［尚婢婢］因粮尽，引其众趋甘州之西境。留拓跋怀光居守，恐热麾下多归之。婢婢传檄各部曰：汝本唐人，吐蕃无主，宜相率归唐，毋为恐热所猎如狐兔也。恐热攻西州，为北庭首领仆固俊击斩之，传首京师。于是收复陇右之地。有高年千余人见阙下，天子御延喜楼，赐冠带，皆争解辫易服，雀跃舞蹈。大中五年，沙州首领张义潮遣其兄义泽奉表，以瓜、沙、伊、肃、甘十一州地图来献，遂置归义军于沙州，以义潮为节度使。略定旁州。咸通二年，复奉凉州来归。于是河西之地复归于唐。
  〈按：唐书云，长庆中，穆宗使大理寺刘元鼎至吐蕃就盟，踰成纪，抵广武，见故时河梁城郭未隳，兰州地皆秔稻，桃李榆柳岑蔚，户皆唐人，见使者麾盖，夹道观。至龙支城，耋老千人拜且泣，问天子安否，（自）言：“顷从军没于此，［今］子孙未忍忘唐服，朝廷尚念之乎？兵何日来？”言已皆呜咽。问之，丰州人也。又《白乐天集》言：唐人之陷虏者，止许［正］旦（正）服唐衣冠一日，余皆番服。民痛哭而藏之。至论恐热乱后，靡有孑遗矣。又按：张义潮，沙州人。常愤沙、瓜、肃、甘为吐蕃所据，阴结豪英，谋归唐。一日，众（议）［擐］甲噪于州门，汉人皆助之，吐蕃守将惊走，遂摄沙州事。缮甲兵，务耕战，悉复河西。时朝廷音问久隔，乃以部校十辈皆持梃，纳表其中，东北走天德城，［防御使李丕］以闻。（诏）［帝嘉其忠，命使者赍诏收慰］，擢义潮沙州防御使，俄进归义军节度使。是时，朝廷不能经理，惟存名有司羁縻而已。《文献通考》［云］：河西自大中收复，懿、僖而后，中原多故，未遑经略。凉州刺史并河西节度使等官，自相推置、承袭，或奉表入贡，因而授之，不由朝选，兼以是时所存汉人无几，蕃部世居久远，自推帅长概称土人。余虽通贡中朝，如羁縻州而已。爰及五代宋初，又为甘州回鹘所据。〉
  按甘州回鹘者，本非唐之可汗。当武宗会昌时，回鹘衰乱，部落离散，室韦七姓，分以为隶。（惟）黠戛斯怒，（有）［将］兵六万人，悉收回鹘还碛北。遗帐仅存名王、贵人三百余，转徙天德、振武间，或伏山林中狙盗诸（蕃）［番］以自给。李德裕议存恤之，终［以］不振。其酋长庞特勒间唐室之乱及吐蕃之衰，乘诸城空虚，入据甘［州］，自称可汗，盗有碛西肃州诸城。帝遣使省之，其酋遣人随使来京，［乃］册拜［为］怀建可汗。自张义潮收复河西之后，世著恭顺，五代及宋屡遣使朝贡，仍唐制。世称中国为舅，中国答诏亦呼为甥。其酋有王仁美、狄银、阿咄欲、王仁裕、王景琼等名，皆庞特勒之后。咸平四年，可汗王禄胜遣使来贡，自言本国东至黄河，西至雪山，有小郡数百，甲马精习，愿朝廷遣使统领，得缚继迁以献，赐诏嘉奖。大中祥符三年，契丹将萧图玉攻回鹘，入甘州，复入肃州，大掠人民而去。四年，夜落纥复奉表云：“本部数与夏州接战，败赵德明，立功首领，请加恩赏。”诏给司戈、司阶、郎将诰敕十道，俾得承制补署。〈按：是时有两回鹘。此为甘州回鹘。又有西州回鹘。〉
  张义潮：唐沙州敦煌人。安史之乱后，河西陇右诸州为吐蕃所攻占。唐宣宗大中初，义潮乘吐蕃内乱，国势衰弱，率众逐守者自摄沙州事，告捷于朝廷。大中五年被授为沙州防御使，又发兵略定瓜、伊、西、甘、肃、兰、鄯、河、岷、廓十州地，并献十一州图籍。唐于沙州置归义军，以义潮为节度使并十一州观察使。懿宗咸通年间自将番汉军克复凉州，肃清河陇。八年，入朝为右神武统军，赐第及田，命族子淮深守归义。十三年卒。
  宋元时期置镇夷郡和番禾郡
  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宋朝。但河西地区仍被三个地方割据政权所占有。沙洲、瓜州一带为“归义军”占据，肃州、甘州一带为甘州回鹘所占据，凉州一带为吐蕃所占据。
  镇夷郡和番禾郡的取名
  镇夷郡、番禾郡，依据人文取名法取名。西夏时，今金塔县地境西部隶属镇夷郡，东部隶属番禾郡。相关联的地名：黑水镇燕军司。
  番禾：亦名番和，又称鸾鸟。东汉改显美县，属武威。西晋永和十年，张祚败骊靬戎于南山，因名骊靬县，属张掖郡。后改属武威郡，名焉支县。北魏置番和郡，北周置番和镇，隋复为番和县。唐初名番和，高宗咸亨元年（670年）置雄州，开元十六年（728年）置大斗军，天宝三年以山出醴泉，更名天宝县，属今永昌县。县治在凉州府西一百六十里（今甘肃永昌县西二十里水磨关南二里水寨城，俗称白虎城）。
  河西一带建制沿革
  唐僖宗中和三年（883年），党项族首领拓跋思恭因参与镇压黄巢起义，被唐封为夏国公、定难节度使，赐姓李。传至李继捧，归附北宋。但其族弟李继迁反对归附北宋，在夏州东北的地斤泽（今内蒙古伊克昭盟鄂托克旗）联络党项其他部落，组织武装，抗宋自立。李继迁周旋于宋、辽两大强邻之间，以求发展。宋太宗雍熙三年（986年），李继迁派张浦带重金出使辽国求附，辽也想利用李继迁牵制宋朝兵力，遂封李继迁为定难军节度使。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年），李继迁与辽国义成公主结婚，次年辽又封他为夏国王。李继迁在经济上要依靠与宋的贸易，所以又上表宋朝请和，表示归顺。宋太宗淳化二年（991年），宋封李继迁为银州观察使，并赐名赵保吉。随着实力的壮大，李继迁不断向今甘肃、宁夏境内扩展。当时，占据凉州一带的吐蕃首领潘罗支多次遣使请求与宋联兵，合击西夏。宋王朝封凉州吐蕃首领潘罗支为朔方节度使，以牵制西夏。宋真宗咸平六年（1003年），李继迁派兵攻占西凉府（甘肃武威），改府为州。潘罗支见势不利，伪降于李继迁。暗中则聚集吐蕃诸豪数万人，大败夏军。后来，李继迁的儿子李德明与宋订立和约，乘西凉吐蕃内讧，潘罗支被杀，对吐蕃进行招诱攻劫。吐蕃得不到宋朝的实际支持，势力逐渐衰落。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西凉吐蕃政权灭亡。宋仁宗天圣六年（1028年），李继迁的孙子李元昊攻下甘州，甘州回鹘政权灭亡。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李元昊攻取肃州，并相继占领瓜州和沙州。
  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李元昊打败回鹘，正式称帝，建都兴庆（今宁夏银川市），国号大夏，因夏在宋的西北，地域偏西，史称西夏。今金塔县境属西夏国。西夏政权最强盛时，辖22州，在甘肃河西设西凉（武威）、宣化（张掖）二府和镇夷（张掖）、番禾（永昌）二郡，实行区域性统治。其地域“东尽黄河，西界玉门（玉门关），南接萧关（宁夏同心县南），北控大漠，地方万余里”，包括今宁夏、陕北、甘肃西部、青海东北部、内蒙古阿拉善右旗和额济纳旗。西夏统治190多年，今金塔县地域分属镇夷郡和番禾郡，统归黑水镇燕军司管理，黑水镇燕军司驻今金塔县航天镇境内。西夏政权的建立，促进了各民族融合，推动了当地文化、教育、农牧业、手工业和商业发展。
  西夏统治者对河西各民族采取羁縻政策。酒泉地域“旧皆有（回鹘）族帐，后悉羁縻于西夏”（《松漠纪闻》回鹘）。西夏统治者实行的羁縻政策就是“各立君长，分领族帐”。各民族的地位基本平等。对党项以外的各族人，在官宦仕途上不设置障碍。同时，还大量吸收汉、吐蕃、回鹘各族的文化。
  西夏境内居住着党项族、吐蕃族、回鹘族、汉族等民族，主要从事畜牧业。汉族人多数经营农业，部分党项族人也向农耕过渡。西夏政权在其治域内兴修水利，灌溉农田，发展农业，采用汉族地区的先进技术和生产知识，达到了“与中州无殊”的水平。畜牧业生产是西夏人重要的生活来源。战争需要马，沙漠运输需要骆驼，对外贸易主要依靠马、牛、羊，因此，镇夷郡、番禾郡乃至河西地区都是西夏政权的主要牧区。西夏时期，手工业也发展起来。从金塔县榆树井等处发掘的文物考证，当时镇夷郡、番禾郡有鞣皮、制毡、炼铁等行业，其中炼铁业发展普遍。
  元代置肃州路和甘州路
  13世纪初，蒙古族在铁木真领导下逐渐强大。至宋宁宗开禧元年（1205年），铁木真消灭了蒙古草原上的所有劲敌，完成了统一蒙古各部的大业。开禧二年（1206年），铁木真召集蒙古贵族在斡难河源举行大聚会，各部族公推铁木真为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政权。其范围东起兴安岭，西至阿尔泰山，南达阴山，北连贝加尔湖。当时瓜州、沙州、肃州等州尚属西夏。
  肃州路和甘州路的取名
  肃州路，依据人文取名法取名。元代，今金塔县境西部隶属肃州路，东部隶属甘州路。相关联的地名：毛目城、天仓堡、平朔城（双城）、威虏城。
  南宋理宗宝庆二年（1226年），成吉思汗率蒙古军主力由北路进入西夏境内，经居延沿黑河占领黑水城、毛目城（今金塔县境东部）后，接着又进攻河西走廊腹地的肃州城。宝庆三年（1227年），蒙古军队占据肃州（辖今金塔县境），结束了西夏政权190多年的统治。
  南宋度宗咸淳七年（1271年）十一月，忽必烈正式建国号大元。当时的甘州（辖今金塔县东部）、肃州（辖今金塔县西部）成为元朝统辖区域。之后，元朝在河西先后改设和增设甘州、肃州、沙州、永昌等路。今金塔县境东部属甘州路，西部属肃州路。
  元朝初期，蒙古族居民开始重视农业生产，大规模兴办水利，开垦荒田。元世祖至元十七年（1280年）开始，元朝动员民众在今金塔县“东沙窝”一带屯田。元朝把“酒泉北境”的肃州路、甘州路边塞要地（今金塔县）视作保障河西的军事重地。元顺帝至正十五年（1355年），筑毛目城、天仓堡、平朔城（双城）和威虏城，驻军防守，并派重兵驻守于孤红山、狼心山一线。元朝统一后，分封宗室为“王”，宗室王有独立的司法权，并拥有相当多的兵力和奴隶。北方蒙古各王、大将进驻河西主要城镇和农牧地，今金塔县境西部的王子庄为其驻地。
  河西地区军事与建制状况
  成吉思汗十九年（1224年），成吉思汗结束西征，挥师东进。东返途中发动对沙州的试探性攻击，沙州军民英勇抵抗，沙州城“逾月不下”。后蒙古军队“乘夜穴城以入”，沙州守将籍辣思义采用“纳火穴中”的对策，击退蒙古军队进攻。这次战争给当地老百姓造成十分沉重的创伤，使沙州“军民困乏，牛羊驼马殊尽”。
  成吉思汗二十一年（1226年），成吉思汗亲率大军由北路攻入西夏。连续攻破黑水城、肃州、甘州、西凉府等河西地区军事重镇。南宋理宗宝庆三年（1227年）三月攻破沙州，结束了西夏政权191年的统治，河西纳入元朝统治范围。据记载，宝庆二年（1226年），成吉思汗率军进攻肃州，围攻数日，攻取不下，内心十分恼怒，欲待破城之日，杀个鸡犬不留。当时，肃州城内的西夏大户举立沙，为避免一场血腥屠杀，率众偷开城门，将城献给了成吉思汗。举立沙又协助元军剿灭西夏守军，在战斗中阵亡。因举立沙献城有功，成吉思汗封其子阿沙为肃州路世袭达鲁花赤（地方最高行政长官）。
  元朝地方政区实行路、府、州、县四级，在中央和地方机构之间，又有行中书省（简称行省），为中央派出机构。每一行省下辖若干路、府、州、县，各路一般设总管府。路、县设“达鲁花赤”，由蒙古人担任。元世祖至元元年（1264年），置甘肃路总管府，驻甘州。至元八年（1271年）置肃州路总管府。以沙州（敦煌）、瓜州（安西）为中心的走廊西部地区赐给八都大王统辖。至元十四年（1277年），置瓜州路和沙州路。至元十七年（1280年），沙州路升为沙州路总管府，领瓜州。至元十八年（1281年），设置甘肃行中书省（简称甘肃行省），省治甘州路，这是以“甘肃”命名地方政区的开始。甘肃行省下辖甘州、永昌、肃州、沙州、亦集乃、宁夏（今宁夏银川）、乌拉海七路，西宁、山丹二州。元朝把“酒泉北境”（今金塔县）视作保障河西的军事重地。元顺帝至正十五年（1355年），筑毛目城、天仓堡、平朔城（双城）和威虏城，驻军防守，并派重兵于狼心山、孤红山一线。元统一后，分封宗室为“王”。宗室王与行省并存分治，互相监督。宗室王有独立的司法权，并拥有相当多的兵力和奴隶。北方蒙古人大量迁入河西，名王、大将进驻重要城镇，一些比较集中的农业和水草丰美的牧地，均被名王、大将所占有。肃州为达鲁花赤驻地，下河清皇城、文殊山、金塔王子庄、玉门赤金、布隆吉尔、沙州等处都是元朝大小诸王的驻地。
  明代置威虏卫和威远卫
  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定都南京，年号洪武。洪武五年（1372年）正月，朱元璋派冯胜为征西将军，进军河西走廊。同年六至七月间，先锋傅友德率军大败瓜州、沙州元军，酒泉纳入明朝统治。洪武九年（1376年），明王朝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掌民政、财政；设提刑按察使司，掌刑狱；都指挥使司，掌军政，合称“三司”。地方置府、州、县。酒泉、敦煌属边境要地，推行军政合治的卫、所两级管理体制。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陕西行都司迁至甘州（今张掖）。明王朝为经营西域，从肃州以西至哈密，次第建立七个卫所，史称“关西七卫”。
  明太祖洪武九年至二十八年（1376-1395年），明朝在河西先后设凉州卫、庄浪卫（今永登县南）、镇番卫（今民勤县）、山丹卫、永昌卫、甘州五卫（左、右、中、前、后）、肃州卫、威远卫和威虏卫，河西卫、所的设立，加强了明朝西部边防。
  明成祖永乐八年（1410年）五月，赤金蒙古叛明，占据肃州城。明廷急调西宁侯宋琥率军平乱，赤金蒙古投降。明英宗正统元年（1436年）六月，鞑靼阿儿台部6000余骑侵犯肃州，掠牲畜1.4万余头。八月，明军征讨阿儿台部，鞑靼骑兵行动迅速，在明军到来之前远逃，明军无功而返。明孝宗弘治元年（1488年）十二月，吐鲁番阿黑麻诱杀哈密忠顺王罕慎，自立为王，占据哈密，并不断袭扰瓜州、沙州一带，对肃州边防构成巨大威胁。弘治六年（1493年）十月，明政府派人规劝阿黑麻归附朝廷，未能成功。弘治七年（1494年），明政府关闭嘉峪关，固守肃州。弘治八年（1495年）十一月，甘肃巡抚都御史许进及总兵刘宁率兵抵达肃州，出师哈密，吐鲁番兵败逃。明武宗正德十年（1515年）以后，吐鲁番阿黑麻的继任者速坛满速儿联合瓦剌部，屡屡侵入瓜州、沙州、玉门等地，烧杀抢掠。次年九月，攻破嘉峪关，侵入肃州，掠夺大量牛羊人众而去。明世宗嘉靖元年（1522年）八月，吐鲁番速坛满速儿又率兵大掠肃州，进兵甘州。“以二万骑入甘州，焚庐舍，剽人畜”（《哈密志》《明经世文编》卷三三一），被都御史甘肃巡抚陈九畴打败，满速儿等逃至嘉峪关外。为防止吐鲁番回鹘与瓦剌入侵内地，嘉靖十八年（1539年），明政府二次封闭嘉峪关。自明朝第一次闭嘉峪关至满速儿退至嘉峪关外这一时期，沙州、瓜州军民每年要向吐鲁番回鹘交献妇女，交纳大批牛马，他们受不了这种苛罚，大部分相继迁入肃州。从两次闭关至清朝初期，沙州、瓜州等关西诸卫只有少量民户及营兵驻守、耕植，且经常受到吐鲁番回鹘与瓦剌的掠夺和侵扰。
  明代肃州为九边（明代北方的九个军事重镇，包括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宁夏、甘肃、蓟州、山西、固原九镇，是为九边）极西之地。明英宗正统二年（1437年），明消灭元裔朵儿只伯，约在成化、弘治年间（1465-1505年），首次修筑肃州北部与额济纳旗通道上的边墙，即“北长城”。嘉靖十八年（1539年），巡边大臣翟銮巡边，发现嘉峪关附近原有长城早已“墙壕淤损”，遂与李端澄发起修筑嘉峪关南北两翼的“西长城”。“西长城”南起卯来泉，北至野麻湾，五十四里，又向西北延伸约十五里至石关儿（即汉初所置的玉石障），命肃州兵备道李涵监筑，于嘉靖二十年（1541年）完工。明穆宗隆庆四年至六年（1570-1572年），廖逢节新修下古城至高台镇夷堡长城一百三十二里，与高台长城连接。明神宗万历元年至二年（1573-1574年），重修北长城之西段，即新城至两山口长城六十里。万历三年（1575年），又开挖临水暗门至苦水界牌墩的边壕一道，宽2丈，深至见水，长38里，东与高台双井子边壕相接，作为防止北寇的二道防线。从弘治年间起到万历年间约90年时间，肃州境内长城展筑、重筑、补修、新添4次，全长180华里。同时长城内外共筑各路烽燧及守望墩台204座，境内墩设哨兵2名，境外墩设哨兵3至5名，日夜守望不辍。今嘉峪关、酒泉一带尚有当时所筑一大墩五小墩联成一组的“五里墩”遗迹。
  威虏卫和威远卫的取名
  威虏卫、威远卫，依据人文取名法取名。明代，今金塔县地境西部隶属威虏卫，东部隶属威远卫。威虏卫、威远卫既是国防前哨，又是中西交通的要冲。相关联地名：北大路、天仓头墩、威虏城、天仓墩、毛目城、白城子、白烟墩堡、察黑包堡、哥里哥什、东八里墩堡（今谢家墩）、西八里墩堡（今镇朔墩）。
  明初，甘肃地方归陕西管辖。明太祖洪武九年至二十八年（1376-1395年），明朝在河西先后设凉州卫、庄浪卫（今永登县南）、镇番卫（今民勤县）、山丹卫、永昌卫、甘州五卫（左、右、中、前、后）、肃州卫、威远卫和威虏卫。
  明太祖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徙“陕西行都司”驻甘州，管理河西卫、所。肃州北境，以孤红山、狼心山为实际控制线，孤红山北面的“北大路”，仍按元朝惯例，作为西北边境各民族东西往来的通道（遗迹存）。北部，以天仓头墩（今金塔县航天镇境内）为首墩，从北向南，十里一大墩，五里一小墩，墩墩有守兵，直至肃州城。沿平面孤红山、狼心山一线，从西向东，关卡哨所，步步为营。
  明宪宗成化元年（1465年）后，吐鲁番部族攻占哈密，进犯酒泉。明世宗嘉靖七年（1528年），吐鲁番将领牙木兰开始归化内附。巡抚唐泽在威虏城、天仓墩、毛目城、白城子（在金塔寺堡东北）等地散处其众。明世宗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参将刘勋修葺威虏城。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兵备副使王仪等修复王子庄，并筑白烟墩堡、察黑包堡、东八里墩堡（今谢家墩）、西八里墩堡（又叫镇朔墩），共建城堡7座，墩台12座。同年，巡抚杨博在威虏、金塔寺、白烟墩、东八里堡、西八里堡等十多处地方安置吐鲁番帐房700余所。嘉靖三十年（1551年），在王子庄安插吐鲁番头目哥里哥什和察黑包子之子满个虎力等。明神宗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金塔寺堡设守备一员兼管地方。
  明神宗万历年间（1573-1619年），今金塔县境人口比较集中的城堡有：金塔寺、威虏城、哥里哥什、察黑包子、东八里、西八里、白烟墩、毛目城等。其中，金塔寺和毛目城成为山西、包头等地的贸易中心。
  威远卫治所 根据文物古遗址取名。相关的地名：威远城、夜摸墩、唐王墩（沙门子墩）、天仓头墩、永宁墩。
  威远城（今金塔县境东部），唐代修筑。元顺帝至正十五年（1355年）复筑，内有关帝庙。元代驻军守御。
  据《肃镇志》记载：“威远城在卫东北三百八十里，城筑于唐，宋、元因之。明初立为（卫）所，后因失误秋表，该部查究，风闻诛徙，人民俱逃西域。今有旗杆山，即当时招抚叛民，立旗七杆。军民竟入回夷远地，今尚有三杆峙立焉。”据考证，当今河西新湖内外及航天城为中心的老树窝一带，就是威远卫，缠腰子山就是旗杆山，威远城就在山的南坡脚下。缠腰子山北面是一片平坦川地，约20公里处是炮台山、龙峰山、虎脊山、青山头西山和东山，并有横贯东西的北大路（辙迹尚存），此乃元朝时西北（含今新疆）诸部族往来京城大都（今北京市）的大道，也是明初进犯者或来降者必经的要道。山上岗哨眺望远方，视野开阔，利于警戒防守，立旗七杆，目标明显，便于来降者辨认。山左山右，又有黑河通道两侧绵延一二百里的毛目东山和金塔北山隔河相望。这一切完全符合守护城必需的地理态势。据《新唐志》记载：“肃州有酒泉、威远二守捉城。”
  明太祖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置威远卫，治威远城（今金塔县航天镇天仓办事处，唐代修筑），下辖威远、天仓、平朔（今金塔县航天镇）、毛目（今金塔县鼎新镇）四所。其境域东至毛目东山，西至金塔北山和夹墩湾，南至镇夷，北至青山头。当时主要防御对象是鞑靼人。天仓营盘村的芮公营就是当年游击将军芮钊“专司攻守”的驻军营地。
  明太祖洪武九年至二十八年（1376-1395年），先后在河西设凉州卫、甘州五卫（前、后、左、右、中）、肃州卫、威虏卫、威远卫、安西卫、沙州卫、柳沟卫、靖逆卫和赤金所等。威远卫指挥使司驻威远城，主力部队扎营狼心山和青山头，主要防守大红山、炮台山至青山头一线，屯垦战守，兼理地方。据《重修肃州新志·烽堠》载：“夜摸墩在天仓、永宁西南，离城三百四十里，接天仓墩烽火。明初自为一所，属威远卫，后废为墩。”夜摸墩就是天仓沙门子村西北2里处山顶上的唐王墩，也叫沙门子墩，位于天仓头墩和永宁墩西南10里处，南距酒泉城340里。
  永乐年间（1403-1424年），威远城之汉人“因失误秋表，该部查究，风闻诛徙，人民惧，俱逃西域”，裁撤威远卫，并入镇夷千户所。经文物工作者考证，明初，千户所重点防线是天仓北山，治理范围乃今天仓辖区。“平朔城，镇夷城北二百二十里，周围二里，门外有教军场。相传以为毛目、平朔，元时守御，明初为二所，属威远卫。”平朔城就是双城，位于航天镇双城村。
  威虏卫治所 依据文物古遗址取名。相关联的地名：威虏卫、威虏坝、威虏城、威虏庙、古城乡、古城人民公社、古城村。
  明太祖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置，治威虏城（今金塔县古城乡政府西南，遗址存），辖王子庄全境（现金塔县城）。
  据《重修肃州新志》记载：“按肃州自汉武开疆，文武不分，其酒泉郡太守、长史、都尉，无非掌兵之官……明制卫、所，置都指挥、千户，以司地方；设总兵、参将、游击、守备，以司攻守……大率五千六百人为一卫，一千一百二十人为一千户所，一百二十人为一百户所。每百户所设总旗二人，小旗十人，管理钤束，分番教阅，置屯遣戍……”又据清代《重修肃州新志》和民国《金塔县志》记载：“本卫（威虏卫）军戎获功，斩虏首级，勘官御史赵春以为杀降，欲致获功官军于死地，因以致民叛乱。”民众潜逃，城堡空虚，遂于明成祖永乐三年（1405年）裁威虏卫，并入肃州为中右、中中二所。
  威虏卫故址，位于金塔县古城乡政府西南200米处。城平面呈方形，边长400米，面积16万平方米。城墙夯土版筑，夯层厚0.16～0.18米，墙残高4.5米，墙基宽12.8米，顶宽4米，四面开门，有瓮城，进深10米，城墙遗址犹存。
  金塔移民与山西大槐树
  “问我始祖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金塔县居民中很早就流传着关于自己祖先是从山西大槐树迁来的故事。
  据民国年间的《洪洞县志》和《增广洪洞县大槐树志》记载：元朝末年，战乱频繁，民不聊生，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山西凭借山河之险，幸免战乱，社会比较安定。大量难民流向山西，那里已是人满为患。
  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八月，明朝从山西向陇东、河西移民。据考证：明代的巩昌府、平凉府、甘州五卫、靖虏卫、镇蕃卫即今天水、甘谷、会宁、陇西、镇原、张掖、民乐、靖远、景泰、酒泉、民勤等地，都曾是洪洞移民的迁入地。当时，凡是出移山西各府州县的老百姓，都要先集中到洪洞县广济寺大槐树下，发给川资、路引（路费和移民证），然后再迁徙各地。民国年间的《洪洞县志》和《增广洪洞县大槐树志》中记载：洪洞县贾村当时有一古刹广济寺，寺旁有一棵高大的槐树，树冠如巨伞。明王朝在广济寺设局驻员，负责登记迁散移民事宜。当时迁移，带有很大的强迫性。俗话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穷窝。”当地百姓举家迁移时，扶老携幼，哭声震天，其状不忍目睹。当移民们一步一回头地离开曾经养育他们的热土时，在最后一瞥中寻找家乡最有纪念意义的标识物时，就只有一棵大槐树了。
  当时以大槐树为象征的晋南地区属三晋古地，传统文化氛围浓厚。酒泉、金塔成为移民的重要集居地之一，移民为金塔古文化发展添入了活力。比如元宵节的放烟火、扎花灯、舞龙灯以及端午节的包粽子、悬艾枝，腊八节的腊八粥等节日礼俗也与三晋古地大体一致。
  现在，往昔的山西广济寺早已灰飞烟灭。洪洞县人民政府在原先的广济寺旧址上建立了“大槐树公园”，园内高高地竖一石碑，上书“古大槐树处”五个大字。
  清代置王子庄分州和毛目分县
  明太祖洪武五年（1372年）置肃州，不领县，隶陕西布政使司。洪武九年（1376年），置肃州卫，领左、中、右、前、后5所，有兵9788名，马3194匹。辖境包括今肃州区、嘉峪关、金塔县。明思宗崇祯十六年（1643年），李自成派贺锦率军西征，十二月二十三日，攻破甘州，肃州等地皆降。
  清初甘肃行政建制仍沿袭明朝。清世祖顺治二年（1645年），清王朝派英王阿济格招抚河西，但未对嘉峪关以西实施有效管治。同年，清军消灭李自成贺锦部后，设肃州卫。顺治五年（1648年），河西卫所渐次恢复。在嘉峪关以西地区设置靖逆卫、赤金卫、柳沟卫、安西卫、沙州卫。
  清世宗雍正元年（1723年），置沙州所。清世宗雍正二年（1724年）起，陆续裁撤卫所，建立府、州、县。酒泉境内设立肃州直隶州和安西直隶州。同年，罢肃州卫，改为肃州，隶甘州府。裁高台镇夷所，置高台县（含毛目），属甘州。雍正三年（1725年），改沙州为卫。雍正四年（1726年），清政府派奉天人龙纹到沙州管理屯田，招徕甘肃56州县户民，大力屯垦，恢复对嘉峪关以西至吐鲁番一带的统治。雍正七年（1729年），升肃州为直隶州，设知州，领高台县，并增设肃州直隶州王子庄分州（金塔县西部），置王子庄州同。州同掌督粮捕盗、清军理事、扶苗水利等事务。治所威虏堡（今金塔古城乡政府西南）。雍正十三年（1735年），设高台县毛目分县（金塔县东部），置毛目城屯田县丞。甘肃巡抚衙门曾设于肃州。
  清高宗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卫所裁撤，设置敦煌县，隶属安西直隶州。置沙州巡防营，隶肃州镇。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移驻兰州。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设安西直隶州，领安西、敦煌两县。辖境包括今安西县、敦煌市、玉门市、肃北县、阿克塞县全境及新疆、青海部分地区。
  王子庄分州的取名
  王子庄分州，依据文物古遗址取名。取名见本书《王子庄》。与王子庄相关联的地名：威虏卫、威虏坝、威虏城、威虏庙、古城乡、古城人民公社、古城村。
  清代，今金塔县地境西部隶属王子庄分州，东部隶属毛目分县。
  毛目分县的取名
  毛目分县，依据自然地理环境取名。毛目县因东临合黎山，西沿黑河，河右为蜿蜒起伏的马鬃山余脉，自成屏障，为历史上南北必经的通道，具有远控大漠，近屏河西，东西襟带黄河、天山之势，为兵家必争之地。如若登高远瞩，黑河东岸狭长地带呈毛目状，犹如额前之眉毛，磅礴的黑河流水汹涌澎湃，好比眉下之眼目，人们按地形若毛目状，故称“毛目”。与毛目分县相关联的地名：镇夷千户所、毛目城、毛目分县。
  清世祖顺治五年（1648年），河西卫、所，渐次克复，因袭明制。清圣祖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肃州卫守备曹锡钺驻扎金塔堡，开垦户口坝。
  清世宗雍正二年（1724年），裁撤沿边卫、所，改设府、州、县。雍正三年（1725年），裁行都司，置甘肃省布政司，驻兰州。河西卫、所开始改制，裁高台、镇夷千户所，设高台县（含毛目，今金塔县境东部），仍属甘州。雍正四年（1726年），肃州通判毛凤仪劈山引水，开垦王子庄东、西两坝。大学士年羹尧确查奏明，定芒种前10日毛目县丞以准道尹资格巡河，封闭上游甘州、高台各渠口。镇夷毛目、双树二屯得灌均水10日，永为定例。雍正七年（1729年），改肃州卫为直隶州，将高台县划属肃州，并增置肃州直隶州王子庄州同，也称肃州直隶州王子庄分州，治威虏堡（今金塔县境西部，昔名哥里哥失，今古城乡政府西南），朱邃任州同，州同掌督粮捕盗、清军理事、扶苗水利等事务。雍正十三年（1735年），设毛目城屯田县丞（又称高台分县），治毛目城（今金塔县鼎新镇友好村），均属安肃道。
  清高宗乾隆元年（1736年），改金塔寺游击营为协镇营。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王子庄州同治所由威虏堡移驻金塔寺堡。乾隆五十年（1785年），王子庄州同彭以懋扩充金塔寺堡，改称金塔城。
  清宣宗道光二十年（1840年），威虏坝建四号屯庄（今古城中学校址），此后屯庄普及乡村。
  清穆宗同治八年（1869年），毛目县丞李彭监修营尔堡（后改鼎新城）告竣。
  清德宗光绪元年（1875年），王子庄州同郝遇龙修葺金塔城垣与北门瓮城门和敌楼。宣统二年（1910年），王子庄设劝学所。
  魏家坟和毛目城
  位于金塔县城东北90公里的鼎新镇，过去叫毛目城，在这里流行一种说法：“先有魏家坟，后有毛目城。”究竟先有哪个？没人做过考究，但在民间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相传，在早年里，有个姓魏的老先生，带着家人从凉州来到黑河岸边，在这里屯田置家。他乐善好施，深得百姓拥戴，被大家推举为屯长，尽心尽力地办理屯务。
  一天，来了一位和尚在魏家大门外高叫：“上善若水，福荫子孙。”魏老先生听见，觉得话有蹊跷，便把和尚请进家来，设宴款待。酒至三巡，魏老先生便问和尚门外之言何意，和尚说：“不过是随便说说，我们还是谈谈别的！”魏老先生不好再问，便跟他谈古论今，十分投机。到了掌灯时分，和尚说：“贫僧孤独无亲，欲借先生贵府多住几日，未知肯应允么？”魏老先生满口答应。此后，每日与和尚闲谈下棋，相处甚欢。
  光阴似箭，转眼已过了三年。一日，和尚说：“贫僧在府几年，受到先生款待，实在感恩不尽。没有别的，只有几句话相赠，请先生辞世后，坟地设在东北方向，方圆三百六十步。一切均在锦囊之中，不可提前拆看，只与夫人公子告知清楚！”魏老先生还想细问，和尚已飘然而去。
  过了几日，魏老先生忽然卧床不起。临终时把夫人儿子叫到跟前，如此这般吩咐一番，就气绝身亡。
  下葬前夫人拆开第一道锦囊观看，写道：“正当午时蛇打鼓，方可开穴来挖土！”正当人们望着锦囊发愣时，只听“嘎嘎”两声，一只乌鸦叼着一条小蛇从人们头上飞过，口里的小蛇落在鼓上，发出“咚咚”的声响，就赶紧挖坑，坑挖好后又拆开第二道锦囊，上面写道：“有人头上戴铁帽，下葬不迟也不早！”工夫不大，只见一个农夫准备过河，一手提鞋，顺便把一口铁锅扣在了头上。于是赶紧下葬。夫人又拆开第三个锦囊，上面写道：“驴在人身骑，埋土最适宜！”盼了好久，才看见一个人赶着驴走来，后面跟着一个小驴，巧得很，这赶驴的人要过河，大驴过，小驴不过，赶驴人只好把小驴背在背上。就这样魏老先生的丧事顺利地办完了。
  七日后，公子给父亲上坟，只见坟头不知被谁给刨平了，公子无奈，只好重新垒起坟头。第二日，公子来看，只见坟头又被刨平了。当日晚上，公子带人躲在附近，半夜时，只见一只白狗和一只黑狗跑来，刨起了坟头上的土，公子和众人急忙把狗赶走，怕白狗和黑狗再来，他们便守在了坟前。不知不觉中，公子沉沉睡去，睡梦中只见那个和尚来到面前说：“白狗和黑狗是黑白无常所变，为的是刨断你家的福脉，你可在坟前立两只石狮，以镇妖邪。”说完便不见了。公子醒来后，立刻命人雕了两只石狮立于坟前。从此以后，魏家坟太平无事，魏家的后人一天天兴旺起来，这里的人也越来越多。后来，这里被叫做毛目城，人们便传下了“先有魏家坟，后有毛目城”的说法。
  现在，曾经立于魏家坟前的两只石狮子被摆放于鼎新镇政府门前，它们昂首张口，前腿挺立，后腿俯卧，威武地守护着这里的一方百姓。
  清代的军民屯田
  相关联的地名：威虏坝、东坝（东坝乡、东坝人民公社、东坝镇）西坝（西坝人民公社、西坝乡）、夹山水峡口（今鸳鸯池水库坝址）、金塔坝、户口坝、梧桐坝、三塘坝、大常丰渠、小常丰渠、闰常丰渠、天仓营渠、双树墩渠、夹墩湾渠。
  明思宗崇祯十六年（1643年）冬，李自成派遣部将贺锦率部西征河西。清世祖顺治二年（1645年），清军消灭李自成贺锦部后，在酒泉建立政权，当时酒泉沿用明制仍称肃州卫。清高宗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置安肃道，辖肃州直隶州和安西直隶州，金塔隶属肃州直隶州。
  清代曾在今酒泉境内大量开垦荒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清圣祖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清代朝廷免去甘肃沿边州、县、卫、所来年应纳钱粮。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到乾隆六十年（1795年）的80多年中，肃州在明朝水利建设的基础上，又修建老君坝、石家坝、葡萄渠、中渠、沙子坝、安远坝、老鹳窝、柳树坝、榆林坝、下古城新坝，俱引讨赖河水灌溉。
  清世宗雍正即位不久，便下诏在河西地区试行大规模军屯。又招集农民在王子庄、毛目等地大规模屯垦。王子庄州、毛目分县（今金塔县全境）的社会经济得到了复苏。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肃州守备曹锡钺在毛目分县屯田，招民35户，新垦坝地9顷80亩，在王子庄分州新垦地4顷54亩。清世宗雍正四年（1726年），总督岳钟琪令肃州通州通判毛凤仪雇佣民工300人，将夹山水峡口（今鸳鸯池水库坝址）凿深劈宽，引水过山，开挖王子庄东坝和西坝，灌溉总面积6.62万亩。雍正七年（1729年），开金塔坝，灌田1440亩；户口坝，灌田1400亩；梧桐坝，灌田360亩；三塘坝，灌田480亩；威虏坝，灌田1500亩。雍正八年（1730年），开天仓营渠，灌田380亩。雍正十一年（1733年），开大常丰渠、小常丰渠、闰常丰渠，灌田1.8万亩。雍正十三年（1735年），开垦双树墩（今金塔县鼎新镇双树子村）附近荒地，开渠8公里，灌田1563亩。清高宗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开垦夹墩湾田1200亩。《乾隆肃州新志·为恭报嘉禾以征国端事》记载：“双树墩自开垦到今，人烟日盛，庐舍加增……昔为旷野远郊，今尽平畴绣陌。”
  清代在王子庄分州、毛目分县除招民垦荒外，还利用军士屯田。清顺治初，朝廷制定计兵授田，官给牛具、籽种等有利于军屯的法规。清世祖顺治三年（1646年），改卫军为屯丁，免除军籍，耕种屯地，时毛目城屯田、双树墩屯田、金塔夹墩湾屯田均取得较大发展，过去缴纳的粮草照样缴纳，使“卫军”、“戍军”变成了个体农民，调动了生产积极性。
  毛凤仪凿山引水开垦渠坝
  毛凤仪（1655-1729年），字虞来，号抑庵，清代拔贡，湖北江陵县人。清圣祖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监授临洮府通判，分治酒泉郡（为肃州通判），至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卸任。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又因效力军前有功，复任肃州通判。清世宗雍正六年（1728年）因命案误挂解职；此年冬，川陕总督岳钟琪留其复任。在肃州前后三任，共二十余年，办了许多好事，修文庙、兴教育、建粮仓、发展农业，呈请减免人丁差役和赋税。而其功最大、利最久者，要数兴修水利和开垦王子庄地方。
  毛凤仪在复任肃州通判期间，发现金塔王子庄（今金塔县）一带土壤肥沃，气候适宜，利于耕牧。清雍正四年（1726年），他呈请川陕总督岳钟琪批准，兴工开发。此时，年逾七旬的毛凤仪，为了稳定民心，首先安置自己的家眷定居王子庄（今西坝乡金马村）地方，并动员从镇番（今民勤）、高台等地迁居此地的移民开垦荒地。其间，由于移民初到，住无房舍，耕无牲畜、农具和籽种，除官府拨给补助外，他还拿出家产，予以资助。同时，他雇用石匠三百名，将夹山水峡口凿深劈宽，使河水无阻地流入金塔境内。他还下令开凿了两条水渠。从此，数百年荒漠之区变为粮草丰茂之地，农牧业生产迅猛发展。他不仅有经济之才，且善诗词，著有《塞上吟》，表述忠志。雍正七年（1729年）病故，民不能忘，爰立毛公祠致祭。
  毛公墓志铭
  赐进士杨俊烈
  故承德郎正五品、监督肃镇等处仓场临洮府分府毛公，讳凤仪，字虞来，号抑庵，湖广荆州人也。父养斋先生忠勇公，以从戎征六诏，功加左都督，议叙，缘亲老不仕，后蒙覃恩，封荣禄大夫。母王氏，诰封一品夫人。公生而颖异，才智绝伦。弱冠博极群书，有经济天下志。旋以拔贡应扬州太守熊公聘，一切刑名、钱谷暨教养斯民之道，赖公悉心筹画，郡大治。迨熊公入觐，偕公北上，值运河冲崩，简天下才能襄厥事，公与首选。至康熙三十四年，公上书执政，从征噶尔（旦）［丹］，以军功授汉中宁羌州州同。时川省岁歉，委公办挽运，调理悉当。四十二年，授临洮府通判，分治酒泉郡。未之任，圣祖皇帝西巡，大宪简公能委办差，因得附百职司侍觐，召对称旨，蒙赐宸翰、诗章及镜、鱼、参、烟等物。
  公之在酒泉也，连起废凡三任，善政不可枚举。修文庙，建仓廒，详免人丁差徭。而其功最大而利最久者，莫如开垦王子庄地，招民居种，浚渠引水，以数百年龙荒沙漠之区，一旦而化为鸡犬桑麻之境，平畴弥望，烟火相错。上裕国赋，下育黎元。以故民感公德，建生祠而享祀，至今不衰也。且风雅素擅，尝著《塞上吟》以表以忠。呜呼，以公之才，膺大位，晋台阶，天下苍生无不受其福者。志虽不获大展，而文武才略，凡所设施，亦足彪炳当时而表见后世矣。
  乾隆庚午冬十二月，嗣君佐卜葬公于酒泉郡之东，乾山巽向，丁亥丁巳分金，嘱余为文以志，因系以铭曰：
  天挺异才，经文纬武；功昭当时，名表千古。
  郁郁佳城，水环山绕；子姓振绳，于兹攸肇。
  创修柳堤书院和广济院
  相关联的名称：柳堤书院、金泉书院、南关小学。
  清雍正、乾隆年间，历任王子分州和毛目分县地方官兴办文教，建修广济院，济养社会中贫病鳏寡无靠者，创办“柳堤书院”，兴办民间义学、社学，劝民入学读书，大力修建学舍，并开垦学田，筹集办学资金，变置各村社仓旧粮作为建学经费，不到几年，城乡社学群起，仅金塔县境内，就有义学30余所。
  金泉书院：乾隆五十年（1785年），肃州王子庄州同彭以懋在金塔堡（今金塔县县城）南门外文昌宫内创办“柳堤书院”。同治中，马文禄攻占肃州，白彦虎谋取金塔堡，未逞，焚毁城南书院而去。同治十二年，左宗棠率大军收复肃州城，新任王子庄州同郝遇龙改建书院于金塔城东北隅之回民礼拜寺旧基，并改“柳堤书院”为“金泉书院”。
  创修金泉书院碑序
  郝遇龙
  事有似缓而实急者，书院是也。同治十二年癸酉春正月，予奉委来摄斯篆。自念一介书生，初膺仕版，他务未遑，欲先有事于书院。客来以为肃州地处西偏，金又极肃北鄙，分隶塞外，俗杂番夷，毋亦武卫是奋，安用揆文、水利是司，何与造士？予曰：“地无论边隅，官无论卑秩，皆当设学。昔杨椒山为狄道典史，地僻官微，犹设书院以教士，风移俗易，番民向化，狄人至今颂之，矧今地有分土，官属州佐耶！”客曰：“书院所以育养人材也，抚此遐荒，如无人材何？”予曰：“人材不择地而生，灵淑所钟，何地蔑有？惟人材之盛衰，实由学校之兴废。古者党庠州序，人材茂矣。自庠序变为儒学，明经传道，大有造于士林。厥后司铎者徒有训迪之名，教职一官，竟同虚设。不有书院，人材何自而兴？我朝文教覃敷，薄海内外无不广设书院，延师授教，以补儒学之旷弛；月勤考课，岁给膏火，为国家储材，计至详且备，而多士亦争自濯磨，期为当代有用之器。人文蔚起，有自来矣。金虽僻陋，颇饶文风，观于每届院试，几分肃学之半，其掇巍科、登贤书者，代不乏人，安在遂无人材也？特无人以兴起之耳。”客曰：“方今烽燧频惊，疮痍未复，小民救死不赡，奚暇为学？”予曰：“昔人投戈讲艺，息马论道，盖以礼乐化干戈，诗书靖戎马也。果使人知而学，常则上下亲睦，变则敌忾同仇，各怀忠义，众志成城矣。寇氛乌足虑哉！”客曰：“西路风俗，大都尚武勇，喜游猎，事耕牧，信鬼神，纵或读书，不过略涉，以弋功名。书院奚为哉？”予曰：“风俗随教化为转移。惟其无教，是以如此。而金实不然，即今兵燹之余，尚有弦诵之声，第非观摩得所，何以鼓励士气？”
  已而客退，方欲急图所事。甫半月，忽窜回白彦虎来扰。昼措糈秣，夜治军书；刁斗守御，刻无暇晷。既贼去，观风，得生童三十余人。榜定甲乙，择可造者亲教之，独恨无讲习所。访诸绅耆，知南门外向有柳堤书院，经回乱毁于兵已八年矣。一片焦土，仅遗陈款钱四百余串。予既开茂草之鞠，又恐残膏之耗，爰集绅众议曰：“书院为人材所自出，振兴培养，守土者之责。金之有柳堤，犹肃之有酒泉。有其举之，何可废也？兹旧址既不可复，独无他处可图乎？”乃卜得城东隙地一段，系逆回礼拜处。勘明界址，判作院基。微嫌狭，复买民地扩之。于是择日经始，聚役徒，伐木石，运土填坎，缩版筑墉，一时畚锸云从，斧斤雷动，许许登登，声响互答。先成文昌宫二进，朔望焚香，崇祀典焉。适是科白子和捷秋闱，论者以为兴修之验。次年，作文庙二进，奉先师至圣及万寿牌位。古圣今圣，相萃一堂，视前之朝贺于城隍庙，似觉得体。两庑及前门亦次第毕工。光绪元年，城工在紧，暂停二年。宫西建书院三层，前为大门，两旁宿斋夫。门内左右号舍六间，以便甄别。中层为讲堂。暖阁内两厢各房三间，为诸生肄业下榻之所。后层三大间划作六间，前便山长看书会客，后为内宅。倚西小院一所，房六间，以二为茶房，栖跟丁；二为厨房，住火夫。余则积炭薪，置什物，系牲畜，家常器用略具。前竖照屏，外缭围垣。三年，又改建魁星阁于城东南隅，高耸城头，直对文昌宫，用昭文明之象。
  维时空空双拳，所需土木金石费每不赀。赖递年捐罚各款积蒉成阜，惨（澹）［淡］经营，规模始得粗就。又苦橐鲜赢余，后将难济。蒙爵阁督宪太保左亲题“崇道”、“揆文”匾额，并赐白镪二百，而本州直刺李搢庵亦佽青蚨二百。缘是贸得民房院，岁获赁租钱，少佐赏盒。至每岁月课，则予约减口腹，聊充奖赏焉。又蒙饬提归叛产田口口石，并义民乐输田拾捌石零。今虽尚隐草莱，要当陆续招垦承佃约租，为聘择山长，教授生徒计耳。
  窃以缔造之艰也，非艰于成平之日，实艰于凋丧之时；尤艰于创构而值凋丧之时。当夫营建甫兴，论经费，则供亿孔棘，谁筹度支？论差徭，则军务方殷，咸罢奔命。且城工、渠工迭兴并举，而予又寒素出身，欲解囊而无从，捐廉而不得，纵瘁心力，事亦罔济。若非我民之明于大义，乐于趋公，曷克臻此！况自谋始以来，既恐有误军需，又恐有妨农事，非得二者稍暇，未可遽言兴作。一岁之中，乘隙偷闲，偶一为之。事以时阅五载而大功始告竣者，良由时未遑，力未逮也。抑非上峰畀以久任，并此寸功亦难自效矣。特是书院之设，非若梵刹禅林，徒邀福利，山亭水榭，仅侈壮观；将以育俊秀，蒸誉髦，俾藏修其中者敦诗说礼，交相切劘；上膺朝廷抡选，下为闾里仪型。虽半亩蓬庐，未敢谓夏屋招贤，广厦庇士。而皋比讲学，麈尾谈经，无非圣贤仁义之旨。诸生芸窗灯火，果能尊所闻而行所知，行见英才，出文运昌，俗美风清，一洗流沙黑水之鄙，吾知书院因文人而兴，人文益因书院而盛，谁论地僻小官，遂无与于作人之化哉？予望殷矣，诸生勉旃！至蚤暮率作，予则亲诣而严督之，无日或间。董其事者，亦共忘寒暑，与有劳焉。既蒇事，命伐石以纪其崖略，非夸功，志创始也。更名金泉，义取兼乎酒泉也。监修诸姓氏得备书，彰其勤也。乐输者非并勒无以劝义也，且美之以劝来者。是以为序。
  兹将倡建、监督及乐输捐户姓名并各处房产、田地、着落、号亩、抵至额赋、粮草数目，刊列碑阴，以垂永久。
  天仓二分：李姓捐田一石。自同治十三年起，议定开荒，每年纳租二石，以四年为满。照旧铦地公捐地一石二分章程。
  夹墩湾上沙窝：胡姓捐地七石，尚荒。
  梧桐坝二截：高姓捐地五石，现收租一石五斗。
  王子西坝：紫花滩公捐地四石零，尚荒。
  民国时期
  置金塔县和鼎新县
  民国元年（1912年）一月一日，中华民国成立。民国元年至民国十八年（1912-1929年），金塔县、鼎新县境内兵乱频繁，滋扰民众。北洋军阀窃取民国政权后，榨取民财，涸泽而渔。官僚机构和军费的增加，财政更加入不敷出，当局对人民的盘剥有甚于前。
  民国三年（1914年）起下令开征田产、房产税、验契税、印花税、屠宰税、烟酒公卖税、农具税、鸦片通过税。同时，数次发行“短期公债”或“有奖公债”，向民众摊派，但本金、利息或奖金均未还付。为解决财政困难，当局还大开烟禁，残害人民，长期准令民间种大烟以征收重税。
  民国十三年（1924年）、民国十七年（1928年）、民国十八年（1929年），金塔县、鼎新县大旱成灾，禾苗枯萎无收。民国十六年至民国二十二年（1927-1933年），金塔县发生5级以上地震5次，加之残酷的剥削使劳动人民在自然灾害面前完全失去了抵抗能力，许多农民饿死于道旁。金塔县、鼎新县曾设赊饭场两处，每天乞食饥民达四五千人。
  民国十八年（1929年）三月，国民政府甘肃省督办刘郁芬给南京国民政府的电报可谓对当时灾情的真实写照：“甘肃各地近年天灾兵祸，田庐漂没，村落焚毁，树皮草根俱已食尽，人相争食，死亡枕藉，山羊野鼠也已啖罄。”金塔县、鼎新县的年景与此大同小异，可称百年不遇。
  民国十九年至民国三十年（1930-1941年），马仲英、马步芳军驻兵酒泉。这是马家军队为非作歹、搜刮敛财的12年，也是金塔县、鼎新县人民群众灾难深重的12年。
  民国十九年（1930年），马仲英突袭张掖县城，然后派兵占据了酒泉城，并由所属“黑鹰团”团长马正荣率部驻酒泉。“黑鹰团”官兵纪律松弛，如同土匪，奸淫掳掠，无恶不作，致使距酒泉最近的金塔县乡村鸡犬不宁，老百姓个个提心吊胆，畏如虎狼。
  民国二十年（1931年）冬，马仲英在新疆军事失利，率残部二次入踞酒泉。国民党中央任命马仲英为新编第三十六师师长，并划酒泉、金塔、鼎新、玉门、安西、敦煌6县为其防地。马仲英为扩充实力，以此6县为驻防筹饷区，抓兵、征派捐款。金塔县、鼎新县民众叫苦连天，农商各界疲于供应徭役。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酒泉各县人民积极参加抗战。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三月，酒泉各县成立“非常时期难民救济支会”，接待安置难民。
  抗日战争时期，甘新公路成为重要的军事物资运输线，大量国际援华物资由新疆经河西走廊运往内地。为了运输苏联志愿军和援华物资，国民政府决定修通酒泉至额济纳旗的大道，由马步青负责修筑。当时国民政府拨了筑路经费，但马步青将部分修路款装入私囊，并以修路、养路为名，对金塔县、鼎新县人民大肆敲诈勒索。为修桥涵，任意砍伐树木、拉运木材、损坏农民车辆，累死的牛、骆驼、马不计其数，征用的民工，不仅不发工资，而且三、五月不准替换。金塔县、鼎新县老百姓深受其害。
  民国三十一年至民国三十八年（1942-1949年），为国民党中央军驻军时期。金塔县、鼎新县时有驻军扰乱民众。捐税征收有增无减，各种杂捐名目不下百种。加之军需供给数额巨大，币值不稳，社会治安异常混乱，散兵所到之处抢劫、奸淫，无恶不作，金塔县、鼎新县人民苦不堪言。
  1949年9月26日，金塔县和平解放。1949年9月28日，鼎新县和平解放。
  金塔县的取名
  金塔县，依据文物古遗址取名。民国时期，今金塔县境西部隶属金塔县，东部隶属鼎新县。与金塔县相关联的地名：筋塔寺、塔院寺、金塔寺、金塔寺堡、金塔坝、金塔人民公社、金塔乡、金塔镇。
  在金塔县城东南隅有座古塔，以“风送铃声来碧落，雨收虹影入晴空。何当平地丹梯上，尽日徘徊兴莫穷”的风姿和造型，吸引着无数游人。这座塔叫“金塔”，金塔县即由这座“金塔”得名。
  “金塔”坐落在金塔寺内，是金塔寺的主建筑。金塔寺昔名塔院寺（因金塔寺在金塔镇塔院村境内，当地人习惯称为塔院寺）。“金塔”修筑于东晋十六国时期。当时“金塔”用黏土夯筑，筑塔时用芨芨草绳作筋，辅助黏土砌成，人们称之为“筋塔”。后来“筋塔”不知是毁于兵燹，还是年久失修，没有记载，“筋塔”遂流传为“金塔”。
  鼎新县的取名
  鼎新县，依据自然地理环境取名法和人文取名法取名。按境内毛目城、双树墩和天仓堡呈三足鼎立之势，取“革故鼎新”之意，称鼎新县。与鼎新县相关联的地名：高台分县、毛目县、鼎新人民公社、鼎新乡、鼎新镇。
  金塔县和鼎新县区划调整
  民国元年（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废除清朝时设置的肃州直隶州和安西直隶州，设安肃道，统辖酒泉各县。民国二年（1913年），建立省、道、县三级行政体制。甘肃设七道，改安肃道为边关道，道尹改为观察使。县以下行政建制仍沿清的“房班”、“隅坊”制度，典史署改为警备队和监狱署，儒学署改为劝学所。同年，改肃州直隶州王子庄分州为金塔县；改高台分县为毛目县。民国三年（1914年），改毛目县为鼎新县，改边关道为安肃道，改观察使为道尹，潘龄皋任安肃道道尹，驻酒泉。安肃道辖酒泉、高台、金塔、鼎新、玉门、安西、敦煌七县。各县下设皂班、屯班、快班“三班”，兵、刑、吏、礼、工、户“六房”。保正、乡约管行政，农官管农田水利，耆老管教化。各县成立警备队，警备队设队长1人，司令由县知事兼任，总司令由道尹兼任。民国十五年（1926年），将县属六房，改组合并，设立科、局，农村照旧实行坊隅制。民国十六年（1927年），改道为行政区，甘肃设六个行政区，改安肃道为安肃行政区，领酒泉、高台、金塔、鼎新、玉门、安西、敦煌7县。改道尹为行政长，改县知事为县长。民国十八年（1929年），废除乡约制，推行区、村、闾制。区下为村，村下为闾。同年，改毛目县为鼎新县。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撤销坊隅，设立区、乡制，乡下设闾，闾下为邻。各设区、乡、闾、邻长一人，分管所辖地区的民事、赋税、差役等事务。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中国国民党酒泉县党部执行委员会成立。至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底，金塔县城乡有国民党员369人。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七月，改安肃区为行政督察区，裁撤乡、闾，编保、甲。十户一甲，十甲一保，保上设区。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五月，甘肃省正式划为七个行政督察区，区设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兼任该区保安司令部司令和驻地县县长。第七行政督察专员公署驻酒泉。同年六月一日，酒泉专员公署正式成立，领酒泉、高台、金塔、鼎新、玉门、安西、敦煌7县。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取消联保，实行乡镇保甲制。
  “金塔”中的“金佛”被盗之谜
  金塔县城东南隅处一座古塔，叫“金塔”，被甘肃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甘肃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金塔县由此而得名。
  塔院寺原名金塔寺。据民国《金塔县志》记载，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金塔营游击将军孙一贵［甘州（今张掖）人］驻守其地。孙一贵在民间查访得知，自金塔寺被毁后，边塞不安，天时不顺，十年九旱，民不聊生。男女老少皆要求重修金塔寺。于是，孙一贵决心复修金塔寺。在施工过程中，他亲自督修，并选派专人到西域学习建筑技术，铸造铜佛、塔顶。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一座崭新的金塔寺修复起来。光绪四年（1878年），由贡生陈豫讷督修，募化石料等，建筑大殿三楹，上供释迦金佛。之后商民芦德、贡生刘怀基曾先后两次修葺之。
  民国五年（1916年），英国人哈佛游历到金塔，将塔顶金佛窃去，时任金塔县县长永格转请甘肃省省长批示“禀悉该地方古佛安危攸关，理应归还”等语。哈佛由甘州西上，路经酒泉，甘肃省省长令镇守使吴某，追还古佛。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秋天，失而复归的古佛，又被贼人盗去。次日凌晨，住庙僧人拜过佛，到后面的观音殿，看到塔上搭着两架梯子，才发现塔中的金佛被盗。有一位姓钟的先生在塔上留言道：“金塔现在无有金，故因贼人盗它身，奉劝乡人莫后悔，金塔遍地都是金”。
  金塔中存放过“象牙佛”
  中国历史博物馆里，收藏着一尊“普贤菩萨”象牙雕刻群像。这尊佛像是由一根高18厘米、宽8.7厘米的象牙分成两片，雕刻而成。象牙佛内刻着佛祖经变图数百个，两片象牙合在一起，外形是一骑象的普贤，手捧宝塔，袒胸赤足，头发呈波纹状，象背鞍踏俱全，装饰美观。它完整地保存了1000多年，是一件稀世文物。象牙佛在世界上只有两尊，是由同一根象牙分为两段雕琢而成的。象牙底部雕琢的一尊存放在国外，国内的这一尊是由象牙牙梢雕琢的。它最初是云游榆林窟的喇嘛吴根栋得到的，很久以前就传到了榆林窟。
  同治年间，象牙佛由原在万佛峡的道人带到金塔县后，被梁钟据为己有。梁钟的女婿常来往于盐池湾一带，他见蒙古人信佛，顺便提及了梁钟家存有象牙佛的事。消息传到榆林窟后，当时在窟主持的道人便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冬天，由安西县奔往金塔，历时3个月，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三月才把在外飘零多年的象牙佛带回榆林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尊象牙佛由安西县榆林窟移至兰州五泉山，后转到北京由中国历史博物馆保存。
  金塔县、鼎新县合并为金塔县
  1949年9月26日，金塔县和平解放；同年9月28日，鼎新县和平解放，同属酒泉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1955年10月，金塔县、鼎新县隶属张掖专员公署。1956年3月9日，金塔县、鼎新县合并为金塔县，隶属张掖专员公署。
  1958年11月，金塔县、酒泉县合并成立专区级酒泉市，隶属甘肃省人民委员会。1961年12月，恢复金塔县建制，属酒泉专员公署。1978年12月，金塔县隶属酒泉地区行政公署。2002年9月，金塔县隶属地级酒泉市。
  金塔县和平解放
  相关联的地名：解放村、解放村水库。
  1949年9月24日，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新疆警备总司令、河西警备司令陶峙岳领衔，酒泉国民党部队通电起义。同年9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一野二军军长郭鹏、政委王恩茂率部抵达酒泉，至此，酒泉遂告和平解放。
  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西进的消息传来，金塔城内人心浮动。1949年9月2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二兵团于张掖胜利会师后，金塔代县长马元鹗深感国民党大势已去，只有向解放军起义投诚，才是唯一的出路。
  为防止流匪吴国鼎等人和国民党散兵扰乱地方治安，破坏投诚计划，马元鹗派人暗中监视吴国鼎的行为，警校和自卫队配合把守城门，严格盘查，严防扰乱分子进城，并指示警察局加强同酒泉的联络，准备迎接解放军接管金塔。同年9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二军军长郭鹏、政委王恩茂率部抵达酒泉，马元鹗立即于当日向酒泉中国人民解放军前线部队发出了起义电，并请求派员来金塔指示。9月26日，马元鹗又与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吴崇德、县参议会参议长李经年、县中学校长顾子材、水利专员吴永昌等人联合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出电函。至此，马元鹗及金塔县府各机关人员、县自卫队全部向解放军投诚起义，金塔遂告和平解放。同年9月27日下午3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二军军长郭鹏、政委王恩茂复电马元鹗，电称：“马代县长，你和全县人民拥护和平，拥护人民解放军，望你和各机关人员及各界人士负责保护城市及一切资财，维护地方秩序，等待人民解放军接管。”9月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兵团三军九师七团二营九连开抵金塔。解放军指战员到达时，受到旧政府官员的热情接待。解放军首长向群众讲了共产党的政策主张，宣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纪律。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兵团三军九师七团二营九连留第三排驻守金塔，第一排、第二排继续前进，解放鼎新。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金塔县府人员、市民、学生及国民党投诚官兵与解放军一起召开大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会向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出了致敬电。同年10月4日，新生的人民政府召开了交接座谈会议，并着手组建地方人民政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金塔县委为了纪念金塔县和平解放这一盛事，把1949年9月26日金塔县居民在县城南门外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地方命名为“解放村”，把解放村周围修筑的水库称为解放村水库。
  鼎新县和平解放
  中国人民解放大军挥师西进时，鼎新县县长陈世光看到国民党统治大势已去，但又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不了解，就购买了12峰骆驼，携眷外逃。陈世光走后，鼎新县政府秘书王世恭在一些地下中共党员的帮助下，经过深思和权衡，决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到来之前维持好局面，把城池和资产完整地交给解放军，争取立功赎罪，等解放军一来鼎新就组织人员迎接。1949年9月28日，鼎新县传来金塔县和平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即将到达鼎新的消息，王世恭立即召集秘书张建中、补给站干事芦学信等人，安排书写和张贴标语、打扫房舍，做好迎接解放军的准备工作。1949年9月28日下午5时左右，王世恭带领高贵天（县自卫队长）、秦希珍（财政科长）、张鸿春等职员及市民20余人，到县城南门外迎候。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三营九连张连长作了简短讲话，对王世恭等人在关键时刻表现出的为人民负责的精神和主动与解放军配合的表现给予赞扬，同时要求县府职员坚守岗位，维持好社会秩序，等待接管。中国人民解放军抵达的当天晚上，陈世光与家人及其他随从人员经包文科劝说返回鼎新，请求解放军宽大处理。鼎新县和平解放。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10月4日，由段子敬、高锦光带领的接管人员一行18人到达鼎新，王世恭、陈世光、韩金元、张鸿春等人到南城门外黑河沿岸迎接。中共酒泉地委、酒泉军管会委派段子敬任中共鼎新县委书记，高锦光任鼎新县人民政府县长。10月5日在县城龙王庙旁边的操场召开了群众大会，宣传党的政策，号召劳动人民同地主恶霸及其他旧势力作斗争，做新社会的主人。大会后，对旧政府人员进行了审查、遣返工作，改编了地方人民武装，建立了工作部门与机构。
  马元鹗起义投诚
  马元鹗（1916年－1978年）字剑鸣，化名萧萍，号友云楼主，西南联合大学毕业，甘肃省陇西县人。1948年受国民党甘肃省政府委派任金塔县县长。1949年9月26日金塔解放后任金塔县副县长。1950年10月，调往甘肃省教育厅中教科工作。
  1948年7月，马元鹗受任金塔县县长。他在金塔工作期间，目睹人民群众的疾苦，奉行“民之所恶恶之，民之所好好之”的为政之道，抑恶制强，惩劣济贫，兴修水利，发展教育，得到了广大人民的称赞。1949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克兰州，胜利西进的消息不时传来。金塔城内外，由于受国民党反动宣传的影响，一段时间人心惶惶，一些不明真相的居民开始迁往农村。国民党酒泉专署专员王维墉授意各县组织防共自卫团企图做垂死挣扎，国民党省府亦密令各县县长，于必要时焚烧全部公文档案及粮仓柴草，带领自卫队警察局人员撤退打游击。在这瞬息即变的形势下，马元鹗经过反复激烈的思想斗争，终于选择了率众起义投诚的道路。
  1949年9月24日，河西警备总司令陶峙岳率部通电起义的消息传来后，更加坚定了马元鹗投诚起义的决心。9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二军军长郭鹏、政委王恩茂率部抵酒泉，马元鹗立即向酒泉解放军前线部队通电起义和联络接管事宜，9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一野二军军长郭鹏、政委王恩茂复电马元鹗，要其保护城市及资产，维护地方秩序，等待人民解放军接管。至此，金塔遂告和平解放。10月1日，新政府召开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会，马元鹗和人民解放军及政府公务人员、居民、学生、起义官兵参加了大会。大会向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出了致敬电。10月4日，马元鹗向县人民政府详细汇报了金塔情况，并负责办理了人事、武器、档案、粮食、资金、财产等的移交手续。酒泉地区军管会根据马元鹗过去在金塔的表现和起义投诚的行为，任命他为金塔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金塔赋
  王发云
  望宝塔而叹逝水，查史书而溯渊源。西汉时期会水县，王莽当政萧武城，北凉先有威虏堡，元代构筑金塔寺。历史沧桑巨变，金塔几度废葺。巍巍宝金塔，域名之象征。滔滔鸳鸯池，生命之源泉。讨、临、红三条河终极金塔，张、临、高一弱水越境入蒙。一样祁连水，融消千年雪。两区沐天恩，养育百代人。先民非不睿，谪居不毛之地；后辈诚有心，垦出一片绿洲。土坝水库为全国之最，产、棉大县乃甘肃第一。纵观历史，风沙侵蚀古城淹没其中；喜看今朝，全民治理不改既定方针。封滩育林，治沙护库。为金塔保住两库清流，为子孙留下一泓碧水。坚持于不懈，得益于久远。开垦王子庄，牧犍有功于后世；凿山引河水，虞来树碑建宗祠；督修鸳鸯池，仁卿留名于青史。
  操千曲而知音，观千剑而识器。友邦之经尚可取，它山之石可攻玉。养精以待发，蓄锐以创新。忧患出奇迹，改革成大功。二十五年不畏艰苦，回首相望有目共睹。城市建设日新月异，高楼鳞次栉比，街巷四通八达；农村变化天翻地覆，田园阡陌通幽，硕果五光十色。油路村村通，电视户户明，网络连乡村，信息进万家。结构调整农民获得真效益，民营崛起撑起经济半边天。
  古有彩笔绘飞天，今见神舟绕寰宇。肩水关汉简万枚名传华夏，航天城两弹一星声震九州。祁连水似脉络通经百二村庄，酒航路象巨龙横贯金鼎两区。塔院寺重修，指舸艦之迷津；榆树观新建，予领航者光明。怪石海奇石林立，沙枣园雅丹诱人。汉关古迹、金塔凌云、高峡平湖、雅丹风貌、神舟航天、胡杨秋韵、农家院舍、田园风情、弱水环流、道观清风、长城烽燧、瀚海石城、大漠孤烟、风岚驼影。塞北风光无限，江南娇客未闻。
  光阴似流水，岁月如穿梭。改革似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建设如集腋成裘积少成多。十五万金塔人民，六十年同舟共济。桃李不言自成蹊，珠玉无胫亦可至。我们将接改革之动力，展科技之羽翼，乘世纪之劲风，扬航天之神威。效赤兔而日行千里，学大鹏以遨游云端。政府真抓，部门实干。金塔幸甚，万民幸甚，走向新的辉煌，腾飞指日可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