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洮商经济与洮商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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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出处: 《临潭县志》 图书
唯一号: 292620020220000999
颗粒名称: 第四章 洮商经济与洮商精神
分类号: G112.42
页数: 30
页码: 793-822
摘要: 临潭县在历史上靠近内地,与中原王朝及羌人、吐谷浑、吐蕃政权相毗连,属汉区、汉藏杂居、汉回杂居区与纯藏区的过渡地段。农业、牧业、林业兼而有之。加之古丝绸之路的畅通、处于“唐蕃古道”要冲,是四大茶马司之一。尤其是“洮阳古道”开通后,带动商业贸易、物资交流和市场的形成,使临潭县逐步发展成为陇右商品集散地和汉藏贸易的枢纽。洮州历史上的“茶马互市”始于唐,兴于宋,衰于金元。然后又在明初兴起,明中叶至清中期达到高峰,到清中期后衰落。洮商在明中期孕育,清代发展,民国时期壮大,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空前繁盛。1947年仅羊皮输出152000多张、毛褐1000多匹,猪鬃、牛皮等贸易额达银洋300余万元。
关键词: 地方文化 洮商经济

内容

临潭县在历史上靠近内地,与中原王朝及羌人、吐谷浑、吐蕃政权相毗连,属汉区、汉藏杂居、汉回杂居区与纯藏区的过渡地段。农业、牧业、林业兼而有之。加之古丝绸之路的畅通、处于“唐蕃古道”要冲,是四大茶马司之一。尤其是“洮阳古道”开通后,带动商业贸易、物资交流和市场的形成,使临潭县逐步发展成为陇右商品集散地和汉藏贸易的枢纽。
  洮州历史上的“茶马互市”始于唐,兴于宋,衰于金元。然后又在明初兴起,明中叶至清中期达到高峰,到清中期后衰落。这种商业活动与其说是一种特殊的地方经济的贸易方式,还不如说是一种政治、经济上的“贡”与“赐”的活动,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洮商贸易活动。洮商在明中期孕育,清代发展,民国时期壮大,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空前繁盛。
  洮商,广义是指近代以来从事商业活动的临潭各族商人;狭义是指活跃在青、川、藏、滇、新等省区,以回族为主体的临潭各族商业经营者。
  第一节明清时期的洮商与洮商经济
  一、明代
  公元1368年明王朝建国后,认为用茶易马,可以巩固国防。故沿袭宋制,“茶马互市”制度得以恢复而趋完善、严密。洪武四年(1371)始于秦州开设茶司,收四川巴茶、易买西宁、洮岷等处番马。后又置西宁、河州、洸州、甘州4茶马司。后又置洸州军民千户所。洪武十二年(1379)洮州十八族番酋三副使叛,占据纳麟七站之地,明王朝派沐英征讨。沐英在平叛的同时修筑了洮州新城,置洮州卫于此。由于朱元璋对“洮州西控蕃戎,东蔽湟陇”的特殊地理位置的重视,命征西将军沐英留下所部部分将士在洮州屯戍。洪武二十六年(1393)明太祖朱元璋以颁降金牌信符方式,从西宁、河州、洮州、甘州4茶马司纳马13800匹,洮州派购马3500匹。明弘治三年,屯田戍边的汉回军民屯户,效法南京百姓在军营赶集的做法,在洮州城(今新城)南门外开辟了十日一大营、五日一小营的赶集活动,交换农牧产品和生活用品,后来活动日益扩大,招引四方商旅前来洮州贸易。
  在茶马互市的带动下,临潭商业贸易开始兴起。明成祖永乐十三年(1415),成祖下谕洮州卫都指挥使李达:“今天下太平,四海一家,各处商旅往来者,听从其便。今陇答卫番人,来洮买卖交易,亦听其便,彼此并不许生事。”当时洮州卫已成为汉回藏各族的贸易中心。明孝宗弘治三年(1490),明王朝开放了茶马交易市场,允许商人贩卖茶马,使洮州回汉商人从茶马交易中得益不少。其时的临潭旧城据《洮州厅志》记载:“旧洮堡为洮州旧地,较新城为繁富,其俗重商善贾,汉回杂处,番夷往来,五方人民贸易者络绎不绝。土著以回人为多,无人不商,亦无人不农。”从明代中期兴起的洮商,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这种农商并重的经济特点保留至今。
  二、清代
  清初茶马互市,多沿袭明代旧制,并对私贩茶马巡察甚严,茶入藏区关口,均有驻军巡守和沿途官司盘验。私茶过境,送官从严治罪。若纵容私放,及私受馈送,增改官文,听巡安査究严办。乾隆、嘉庆两朝之后,政局较为稳定,用马极少,茶马互市之制失去意义,茶马司裁撤。茶马交易由官办转民间自由交易,藏汉贸易更为发展和繁荣。大批茶叶和内地出产的生活、生产资料如衣服、绸缎、布匹、烟、酒、铁器、瓷器等商品通过洮州运往藏区,藏区的各种土特产品通过洮州运往内地。随着“善商贾”的回族在洮州的增多和聚居,洮州逐渐发展成为甘肃西南部的重要商品集散地和汉藏贸易中心之一。新城的“十日一大营,五日一小营”的农贸集市,将农村产品流入城市,城市商品散入农村。“营”在城乡商品流通中起着中转作用。旧城作为内地与藏区的物资集散地,“期间积货通商,可称繁富者惟旧洮堡一处,其俗重商善贾,居积洮地精华聚于是焉”(《洮州厅志》)。回族商人将洮州驰名的洮马、洮砚、名贵药材以及皮毛销往内地,将内地的日用百货、布匹等运来洮州。新旧城出现了数十家商号。最早出现的商号当数“万盛西”和“德盛马”。万盛西后辈王佐卿先生在《万盛西的来龙去脉》中说:“城内商家有德盛马,经理马明德;义心公,经理敏步云;复盛通,经理敏步洲;万镒恒,经理曹斗南。城外有天兴隆是后起之秀,迟得很了。”后又出现了天顺成、永太和商号等,进行牲畜、皮毛、烟酒、铜铁器、日用杂货贸易,推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据光绪三十二年统计,洮州厅年征商税银84140两。由此可推知临潭洮商与洮商贸易的繁荣。
  第二节民国时期的洮商
  黄叶菜,黄又黄,洮州地方天气凉。三月四月穿皮袄,六月不见庄稼黄。老百姓全靠做生意,耕田务农莫指望。一年到头走番地,十月、六月两会场;张三赶来一群马,李二赶来牛一帮,土拉保驮来十捆皮,麻目沙赶到五百羊,马又大来羊又肥,一天到晚卖了个光。
  ——李安宅、于式玉《黑错、临潭卓尼一带旅行日记•洮州歌一》清末民国初,由于皮毛交易的兴盛,临潭市场又一次繁盛起来,外地客商云集,本地商人也向外地及全国各大城市扩展。临潭出产的名贵药材麝香、鹿茸、洮马、皮货、木材吸引河南、陕西、四川、临洮、甘谷等地的商人流入,遂将丝绸、棉布、纸张、盐、粮食等商品运人临潭。民国初至民国十八年(1929)在临潭县设立商号的外省客商有京帮、陕帮、豫帮、鄂帮等商帮,外县商号数十家,本地商号数十家,共有资金银元230余万元。中国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在1937年《西北考察日记》中记载:“又论旧城商号,谓兰州、狄道两帮木客每年到此买木材十万元,加运费为二十万元,运至兰州便值五十万元;生皮毛走张家口,以其制皮之术工也;熟羊皮销四川。其他骡马走陕西,猪毛走汉口,羊肠走天津,麝香发河南,药材发陕西,牛售岷县、渭源一带。故旧城商务,东至陕西,更沿江而达津、沪,西赴青海,南抵川、康;北及内外蒙,当民国十七年未破坏前,其繁荣可想也。”
  外地商号陕西的“万镒恒”、“恒顺昌”经营百货业;河南的“杜盛兴”、“复生荣”、“永隆全”专门经营药材,收购鹿茸、牛黄、麝香、洮贝等名贵药材;其他的“皋记商行”、“乾元商行”、“强华商行”经营皮毛生意。1917年旧城成立了商会,据统计民国三十年(1941)旧城一地有商业资金银洋647000元,当地资本在3000元以上的商号47家。“万盛西”、“义心公”、“福顺通”、“复有公”、“永泰和”、“天兴隆”、“全盛敏”等商号经营日用百货、贩运牛马、名贵药材等,是当时临潭享有盛名的商业大户,在川、青、藏、汉口等地设有分号商店。新城天成隆等十户商号有资金34500元,只占旧城商业资金的3.8%。此一时期还出现了面行、斗行、秤行、山货行管理市场,收取牙金(中介费)。客栈旅店有集成店、德泰店、义泰行、长胜店、福兴店等,以及名目繁多的饮食业如宏泰馆、元顺馆等。
  民国时期的洮商经商形式分为坐商和行商。
  坐商,如上述的商号,设商行,开铺面旅店摆摊等。贸易网达西安、北京、张家口、汉口、成都、松潘、西宁、兰州、西康等20个省市,从事商业物资的输入输出。据1941年统计全年输入布匹、粮食、面粉、日用百货39万余银元。1947年仅羊皮输出152000多张、毛褐1000多匹,猪鬃、牛皮等贸易额达银洋300余万元。以西道堂为例:民国十八年(1929)十五个坐商固定、流动资金银洋达到20多万元。截至1949年仅旧城铺面达61间、旅店2处。坐商天兴隆分号遍及四川、青海、陕西、宁夏、甘肃、碌曲拉仁关,岷县、夏河建有贸易集散地。在成都、松潘、兰州、西安、张家口、北京、天津、上海、内蒙古设有商行。在汉口、江西、广州、河南、新疆、西藏等地有商业网点,经营皮张、鹿茸、麝香等物资交易。仅1930-1932年夏河网点与英商普伦洋行三次交易野牲皮张,收入白银达34300余两、银元15390元。
  1949年前临潭新旧城著名商号一览表行商,俗称“牛马商贩”,往来于甘、青、川、藏区,将藏区所需物资运入,又将藏区所产物资运出。行商中又有商队和“单马客”(一人一马一枪)之分。商队的形式主要有:
  (一)牛马贸易商队。临潭向藏区运进日用百货等,从藏区购买或以物资交换牛、马、羊等牲畜,赶往旧城出售。牛马主要来源于青海玉树、果洛,四川阿坝、若尔盖,甘肃碌曲、玛曲、夏河等地,骡马交易会上的牲畜交易约达5000多头(匹只),据1941年的不完全统计,旧城交易马3000多匹、牛2000多头、羊4000多只,全年总输出牲畜额价值银元330多万元,牛马主要贩往陕西、岷县、西和、礼县等地。
  (二)从事皮毛贩运的牛马驮队。清末民初皮毛交易兴盛,外国洋行向西北腹地深入,光绪二十六年(1900)甘南地区的羊毛生意被英商垄断,拉卜楞的“丛拉”(市场)建起了英国普伦洋行,直接收购羊毛,先在甘加、麦西、桑科、欧拉、黑错等地集中,然后统一运到拉卜楞,交洋行验收过秤。“以天兴隆为例,光绪三十年(1904)一月即洋行到河州开设分行的第四年,西道堂教民丁重明捐银一万两,以此为资金,西道堂'天兴隆’商行正式开业……次年12月,丁重明再捐银1000两;在新城建'天兴亨'商号……。临潭地处藏区,西北靠近著名的拉卜楞寺院,南连上下迭部,西达双岔、毛日、西仓,全是以牧业经济为主的藏族聚居区,'天兴隆’商行从事的皮毛收购业中的行商活动范围包括甘肃和青海玉树、果洛海北等……行商队在经理们的带领下到草原腹地收购羊毛,销售藏族生活日用品。民国二十一年(1932)时天兴隆流动资金达银元16万余两……西道堂加强与外省的商业交流,扩充骆驼60峰,派经理马仁山专往归绥、包头等处经商。”(袁纣卫《包头回族皮毛贸易(1879-1945)》载宁夏社科院《回族研究》2007,第三期。)民国二十一年(1932)西道堂行商共计20个商队,计驮牛1700多头、骑马200余匹、流动资金16万余元,贸易来往于内蒙、四川等地。当时洮州著名文人吕芳规《看贩子出口》一诗,形象描绘了皮毛商队的盛况:
  番帽番衣番样穿,腰悬利刃背生烟。弩马识途能致远,驮牛负重各争先。笠天席地何辞苦,暑寒夏冬不计年。皮毛满载归来日,猎犬狺狺犹带膻。
  (三)盐帮驮队,是从青海驮运食盐的驮牛商队。民国时期临潭旧城有盐帮驮队70多家,驮牛15000多头。年贩运盐约50万公斤。从明中叶开始,以回族为主的洮商就自发组织盐帮到青海省的茶卡盐湖驮盐,到1953年为止持续了400多年。
  盐帮的组织形式:盐帮的最高层由2~4名大“郭哇”(藏语意为头人)组成。他们是从全体盐帮成员中民主选举产生的。只在驮盐的路途中起组织领导作用。盐帮的基层组织叫“锅子”,每个“锅子”由6至10人自愿结合而成。他们在驮盐途中住在一起,食在一锅,故名“锅子”。每个“锅子”产生1名领导,叫“尕郭哇”。组成“锅子”的条件是每人都必须有1匹乘马,每个锅子枪不少于1支,凶猛的藏獒不少于2—3只。通常情况下盐帮由20—30“锅子”组成。驮牛最少时约为1万头左右。最多达3万头。供骑的乘马约为200-600匹左右。藏獒100只左右。盐帮们个个体魄健壮,精通藏语,马术娴熟,枪法精良。驮牛均为强壮的犏牛。这一时期最大的盐帮当为西道堂驮队和以苏温西为大郭哇的驮队。
  盐帮的驮运时间和路线:盐帮驮盐的时间一年两次,每年的6月初,上一年的“大郭哇”,在旧城召集各“锅子”的“尕郭哇”开会,商讨驮盐的启程日期和路线,开始启程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夏季:从夏历的六月十五启程到八月底返回。路线是旧城→沙冒→多花儿→博拉扎沙→桑科保安西面的那哈差纳哈→贵德浮桥→红柳沟→上嫄台→青海湖→茶卡盐湖。返回路线仍按原路返回。
  冬季:盐帮从夏历的十月初出发到次年的正月十五返回。路线是:旧城→斜藏沟→沙冒→博拉寺院→阿木去乎寺院→达采寺院→科采寺院→胡儿地苍→漏苍→塔尔秀贡巴→东加达苍→个儿马阳群(从此处过黄河冰桥)→阿苏乎云→尕务路小寺院→青海湖→茶卡盐湖。返回时仍按原路返洮。
  盐帮的行军、宿营方式和路途纪律:在“郭哇”庄严下达起程的命令后,牛群徐徐起身,驮队逶迤长达30-40华里,这支队伍不为战争行军,却似远征将士,英勇威武地肃然前进。
  一天后,驮队离开旧城,进入草原地带,宿营后,由上一任大“郭哇”组织召开全体盐客会议,民主选举本次途程中的新“郭哇”,这些新选的大、小“郭哇”再详细地编排各“锅子”行走的次序,大家依然绝对地服从这些新“郭哇”的领导。
  行进的盐客每天在黎明时分就生火熬茶,只喝少量的“豆码”(藏语意为稀糌耙,因为驮驮子时吃的过饱会有损身体健康)。然后每两人为一组,快速利落地驮好30-40头牛的盐驮子,在“郭哇”下达动身的命令后,徐徐启行。每天的行进序列都按“蛇落皮”的方式排列,即头天排在第一位的“锅子”在第二天是最后动身,头天排在第二位的“锅子”在当天变为先行,在行进中,每“锅子”抽1-2名枪法好、骑术精的人组成盐帮的“前卫”和“后卫”。当行至险要地段时,“前卫”即策马占据有利地形,直到驮队全部通过,才将阵地交给后卫殿后。大约走50—60华里路,到达预定的宿营地时,将近中午先拴好藏獒,以防咬伤行人。然后两人一组,快速卸下盐驮,让牛去自由觅食吃草,这时盐客们才生火做饭,饭后再将盐袋每六只为一垛码放起来,在其三面扯起“档绳”准备晚上拴牛。宿营地点,均选在开阔地带,从不在山根崖坎下宿营,以防晚上盗贼从高处滚石头惊乱牛群。
  宿营时各个“锅子”的马匹、帐篷、驮牛、盐垛和藏獒都按下图位置排列,不得紊乱。而整个盐帮的宿营地是一支军旅的圆形大营盘,每个“锅子”的帐篷门一致背离圆心向外,形成一个大圆,叫做“场子”。
  休息时,烧红烙铁,将牛背压伤的肿块烙治消肿。盐队每走四五天要大休息一天,这一天就是盐客们的节日,有的人比赛枪法,他们大多数人枪法百发百中;有的人抱盐袋比赛力量,要求双腿盘起来坐在地上,再怀抱盐袋站立起来;有些人则去探望附近的蒙、藏朋友,拿的礼物有哈达、布匹、红枣、核桃、柿饼、油炸果等,朋友家除盛情款待外,临走还送酥油、曲拉、活羊、蕨麻、醍等东西给盐客们;大“郭哇”们则去拜访当地的头人、活佛,拉关系搞交易。
  临近黄昏,全部要返回宿营地,晚饭前把牛拴到“档绳”上,马一律套上“铁绊”,拴在帐篷的前两侧,藏獒全部放开,盐客们围坐在篝火旁,一面品尝着酥油茶,一面讲故事,说笑话,有的还放开喉咙唱起了家乡的“花儿”。而大小的“郭哇”们每天晚饭前要在“场子”中央召开一次例行会议,讨论第二天的行进路线、宿营地点,研究决定在第二天可能经过的地方,给头人、土官或寺院送礼的具体事宜,处理当天盐客中违犯盐帮纪律的事。会议结束后,小“郭哇”们回到各自的帐篷传达会议内容,指派晚上前后夜的岗哨后,各自安歇。而大“郭哇”们还不定期地检査值勤放哨的情况,如有人在守夜放哨时睡觉,属于严重失职,必须罚牛一头。由于盐帮有严明的纪律,加之队伍庞大,枪械快利,内部团结,所以很少发生意外事件。
  在路途中,盐帮有相当严明的纪律,如经过村庄和寺院时,不得打马狂奔,不得和其他兄弟民族寻衅闹事,骑在马上不能打瞌睡,不允许马缰绳掉落在地,服装穿戴不齐整要批评,睡姿和坐姿都有规定,如坐下时臀部落在盘起的双脚上不能落在地面上(这种坐姿能快速起立),睡姿呈“弓形”,绝不允许四仰八叉的大睡。如有违犯上述纪律者,处以一定的罚金(一头牛、一只羊或五块银元),由于有严明的纪律,所以所到之处和各族群众关系相当融洽,出现了盐帮到时“全家喜迎,去时洒泪而别”的感人场面,盐客们个个都能自觉遵守纪律,极少有违犯者。
  驮盐的经济效益
  每年夏历的六月初。洮州地区的农作物全部耕种完毕。大量的耕畜需要草料,仅靠当地的产草量是无法解决的,一年两次的驮盐,使耕畜在外的时间长达7个月之久,几乎全年一半以上的草料在驮盐的路途中解决了,去时沿草原地带行进,到达茶卡湖边时牛马已膘肥体壮。这样安排时间既不耽误农活,又能使耕畜身体得到恢复,是很科学的。
  另外,洮州气候寒冷,农业收入微薄,驮盐可以增加经济收入。据老盐客们回忆,在清末民初时期,用帽缨子、粗织布等物从湖边蒙古族群众处换取食盐,用一顶帽缨子可以换一驮盐(200市斤左右)。在1931-1941年间,茶卡湖由马步芳的“厘金局”管理,每驮盐交“厘金”2块银元,只数驮子,不过秤。从1941年到解放初,开始过秤计值,每100市斤盐付给厘金局8—12元的国民政府纸币。驮到洮州旧城,扣除各项费用,每驮盐(200市斤)纯利约30块银元。
  这样,洮州盐帮无形中使旧城变成了一个很大的食盐集散地,每年运到的盐至少在100万斤以上,这些盐除满足洮州附近数县群众的需求外,还有相当数量的盐由“脚户骡子”客和舟曲、文县、礼县一带的“背子手”们再贩运到岷县、宕昌、武都、礼县、舟曲、文县等,有些还运到陕西等地,上述客商又从四川运回布匹、线、竹器、颜料,从武都运回铧,从陕西运回了“杠铃”(老牛车所用的铁铃或系在牛项的铁铃)、马镫等,既丰富了洮州市场的货物品种,满足了当地各族群众对生产、生活必需品的需求, 也促进了洮州旧城市场的大发展。
  盐帮生活艰苦,旅途艰辛。驮盐一趟往返需要3个多月,而且旅途时常有不测的事件发生,劳累、疾病、贼盗伴随着他们。冬天,从黄河岸边到茶卡湖的路程基本上是沙磧地带,人畜逆风而行,牛、马踏起的滚滚沙尘,似黄龙舞动,晚上风停以后才能生火做饭。每天驮卸百来斤的盐袋60余袋,衣服前胸全被擦破,一趟盐驮回来胸部肌肉结了老茧。更苦的是从湖水里捞盐,双腿浸泡在冰冷咸涩的湖中,双腿、手、脚都要脱一层皮。不少盐客的生命就抛却在这条漫长的不归之路上。因此盐帮们在动身之前,亲朋好友们会前来送行,纷纷送上“干粮”(点心、各类糖果、柿饼、红枣、核桃等)。各家盐客都请阿訇念《古兰经》,祈求真主的襄助。在动身的当天清晨,整个洮州旧城是倾城沸腾,场面十分壮观。盐客们身着藏服,跨马背枪、精神抖擞地用藏语吆喝牛群,藏獒们欢欣跳跃,在驮队的两侧奔跑追逐,护卫着这支浩浩荡荡的大军远行,送行的场面显得庄严热闹。盐帮驮队回来时又全城出动,亲戚、朋友、邻居前往迎接探望。
  盐帮驮牛队轶事
  1.盐帮的忠实卫士——藏獒
  藏獒是出产在四川和甘南草原地区的一种猛犬,身躯高大,耐寒灵敏,当盐客们在茫茫草原上行走,沉沉黑夜中宿营时藏獒都能忠实地履行护卫任务,和盐客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民国二十九年(1940)的夏天,盐帮离开茶卡盐湖在红柳沟宿营时,有盗贼乘黑来劫,被藏獒发觉,近百只藏獒群起进攻,贼人仓皇逃窜,其中一人未来及上马,被藏獒穷追不舍,他急中生智爬到一棵大树上,藏獒将树围了一夜,直到第二天盐客发现,驱散藏獒,那贼才从树上溜下来,但已被吓得半死。
  2.盐帮的扶困济危精神
  事情发生在民国二十九年(1940),四川松潘舍儿哇地区的藏民,从茶卡湖往西宁驮盐返回的途中,200多头牛、20余匹马,被一伙盗贼抢劫。哭诉到洮州盐帮的苏温西大“郭哇”处,苏立即下达了追击贼盗的命令,盐客一天的强行军,追上了被盗牛群。起初,这些贼人不肯退赃,盐帮中的神枪手骑在马上把贼匪远处几头驮牛项下的铃铛弹无虚发地击落,贼匪受到震慑,原数退还所劫东西,这些“舍儿哇”藏民赶着3头肥牛前来答谢,盐帮均未接受,他们流着感激的泪水离去,并和盐帮结成了 “主人家” (朋友)。
  3.盐帮的技能为马步芳所钦佩
  有一年马步芳会同青海湖周边的蒙藏王公、头人、活佛,在青海湖边“祭海”,恰逢洮州的盐帮路过该地,马步芳派人传话给盐帮:“听说你们洮州人驮牛跟的好,我想看一下。”经大小“郭哇”们商量后,给马步芳送了2包大茶、六桶蜂蜜(2市斤/桶),接下来表演驮驮子、支帐篷、生火做饭等,马步芳评价:“驮盐确实很苦,你们洮州人驮牛跟的好,纪律好,牛马的装备齐整。”并赏给盐帮3000驮盐(约60万斤)、炒面2000斤,猎获的黄羊6只,将盐帮送的蜂蜜转赠给在场的头人、王公、活佛,并嘱咐道:“这些洮州的盐客很苦,以后请你们多照看的哈。”
  (四)“单马客”,是在抗战及其后的解放战争时期,由于藏区大量种植罂粟(鸦片),旧城成为鸦片集散地之后大量产生的。他们一人一枪一马,从迭部等藏区往返倒运鸦片。其中亦有大批“单马客”是从藏区往来贩卖日用品和羊毛皮张的。
  (五)在清末民国初至民国中期,临潭洮商中还兴起了做马鸡翎子的生意,每百根蓝马鸡翎售价银洋30元,销往北京作满清官员官帽饰品,民国初期远销欧美,以法国销路最好,年销售额约银洋20万元以上,临潭群众家家养马鸡,户户有鸡舍。
  (资料来源:除注明出处者外,文中资料均来自于《临潭县志》,李英俊《临潭简史》,《西道堂史料辑》,敏生华《古洮州的回族盐帮》)。
  第三节改革开放后的洮商与洮商经济
  1949年新中国建立至1950年,临潭县有私营商业456户,从业人员685人,拥有资金380390元;1953年私商发展到1138户,从业人员1503人;1956年对私营工商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洮商私营活动全部纳入国营商业和集体商业。后历经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1966年至1976年的10年“文化大革命”,洮商贸易活动基本停止,经济几乎丧失殆尽。
  新中国建立后,真正意义上的洮商,是在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时期重新兴起并发展壮大的。
  一、洮商的原始资本积累
  任何一种贸易经济行为的产生,必须经过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洮商的重新兴起亦不例外。1958年之后,临潭和全国一样,经历了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大炼钢铁”、1960年天灾人祸的饥荒时代。特别是10年“文化大革命”时期,农业生产的“过黄河”、“跨长江”的浮夸风,“大锅饭”以及一系列的极左政策,使临潭经济和人民生活处在极度的贫困之中,产生了一大批“过黄河”、“跨长江”进入川青藏地区的临潭青少年讨要队伍。这批人由于精通藏语和藏区情况,改革开放后就成为洮商重新兴起的生力军。
  这批在藏区讨要队伍中的大多数人,在讨要过程中将讨到的炒面等转手出售出去,然后利用手中的现金,暗中从藏区收进藏民不需要的布票、棉票、粮票等带回临潭再转手出售从中赚取差价。当时国家对粮食、棉布、棉花及紧缺日用品实行统购统销,凭票凭证定量供应。国家给公社社员每年每人发给布票6—8尺,棉票1斤。藏民衣服多用皮制,布票、棉票、粮票便每尺、每斤以1一3角的价格出售,到汉区布票每尺可卖到8角至1.2元,从中赚取差价7—8角。再从汉区将“甘字”“肃字”牌黄烟、砖茶等背进藏区出售或换取炒面、酥油、毛皮等,运进运出赚取利润。这是在“文化大革命” 政策紧张时的一种贸易方式和资本积累手段,其中还有其他方式如在玛曲、碌曲等地以集体形式(生产大队、小队等)搞屠宰、搞建筑副业等获取现金收入。
  1976年至1980年前,“文化大革命”结束,政策松动,临潭人便以贩运民族用品的形式,从地下商业活动,试探着走向公开。这一时期的贸易活动以“跑仓儿科”形式为主。初期他们利用手中微薄的资金,背着针头线脑、发卡以及日用品进入藏区走村串帐,出售或换取酥油、毛皮、曲拉等。中期则主要以贩牛、贩马为主。后期则以贩唐卡、绿松石、活佛照片(主要以达赖、十世班禅像为主)、藏药仁欠日历、贝母、麝香为主。绿松石从湖北或北京进货,然后销往西藏的拉萨、四川等藏区。藏药仁欠日历(百宝丹)从青海进货,销往西藏、四川等地。后开始经销珊瑚、蜡珀、豹皮、水獭皮等民族装饰品到藏区。活佛像则在临潭旧城由专业人士冲洗,销往藏区各地。还有部分人经营木头的采伐和贩运。通过以上各种方式,洮商积累了一定的资金,加之后来的扶贫款、银行贷款等,为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改革开放至1990年的洮商经济
  1980年以后,国家对商业体制进行了改革,调动了社会经商的积极性。素有经商传统的临潭各族人民,又开始大显身手,纷纷投身经商的大潮。改革开放的政策更使这些有一点资本积累的洮州人如鱼得水。他们下四川、上青海、跑西藏、闯沿海,跨省区做生意。到1990年在全国18个省区的80多个县,仅坐地经商的临潭商人就有200多人。这一时期在旧城就有与沙特阿拉伯侨属联办的“临潭县侨联公司”、“临潭县华侨公司”;旧城砖瓦厂、清真罐头厂等等。这一时期运输业也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仅旧城一地就有运输专业户近百家,拥有大小汽车400多辆。旧城每年的物资交流会期间,四面八方的人会聚旧城,进行商贸活动,会期人山人海,繁盛之况在甘南地区首屈一指。
  为了拓展市场,洮商中的坐商和行商相互结合,把商业网点不断向外延伸。他们把当地的青稞以及发达地区的工业品贩运到川、青、藏省区的藏区,又将藏区的畜产品、药材和木材等销往内地以及沿海城市。在川、青、藏三省中80%以上的牧业县,都有洮商在那里坐地经商,行商遍及更广。西藏昌都有一条集中了200多名回族洮商的商业一条街,年交易额在2000万元以上。在内蒙古二连浩特、新疆阿拉山口和甘肃马鬃山等边境口岸,洮商也十分活跃。在西藏的樟木口岸,常年坐地经商的临潭洮商就有20多户。
  1990年,全县个体经商户从1979年的27户增加到288户,从业2133人,注册资金296.3万元,营业额319,7万元。
  1980年至1990年,未登记的行商,小本生意者达2000人左右,从事的主要是黄金交易,流动资金约在200万元左右;麝香约600万元左右;虫草约250万元左右;另外还有鹿茸、皮毛等,全部流动资金约在3000万元左右。
  三、1991年至2006年的洮商与洮商经济
  1991年以后,洮商的原始资本积累过程已基本完成。洮商的经营规模、从业人数、商业网点、流动资金、商品种类、经营档次都有了质的变化。他们在北京、上海、四川、新疆、内蒙、青海、西藏等为主的18个省区的400多个县(市、区),以及本省的兰州、临夏等市县从事商贸购销、土特产贩运。另外有500多辆货车活跃在川藏公路、青藏公路上,从事运输业。部分洮商已经走向沿海发达地区,往来于沙特阿拉伯、阿联酋、泰国、尼泊尔、马来西亚等国家从事贸易活动。
  据2006年统计,洮商在西藏坐地经营户170户,从业人员450人,以八角街为中心,遍及那曲、日喀则、灵芝、昌都等10个市区县。涉及粮油、旅游品、餐饮业、藏饰品、日用百货、农业机械、建材等行业。资金累积达1.2亿元。
  据《临夏民族日报》2007年9月20日《陇商进藏“三分天下必有其一”》一文报道:“在八角街1100米左右长的街道上,林立着近400家各地人开的商铺,是拉萨最繁华的地段。据一项调査表明,在这近400家商铺中,来自甘肃省临潭县的商家就有100多家,来自兰州的商家有20余家,来自临夏州以及甘谷和秦安的商铺也有上百家,几乎占据了八角街贸易额的二分之一。
  敏宏俊是众多在拉萨经商的甘肃人中的一员,他1991年就到拉萨,给别人打工,自己也摆过地摊。从做小买卖开始他就本着诚信的原则,一步一个脚印。如今敏宏俊已是一个拥有两家旅游纪念品店的老板了,精明的他现在可以用汉、藏、英语等好几种语言和顾客交流。在拉萨开店尝到甜头的大小老板们,回到甘肃家乡就不断携带自己的亲戚、朋友来到拉萨的八角街。目前来自临潭县的近千人经营着100多家旅游纪念品店,约占八角街旅游纪念品店的90%。”
  “马古白的副食品摊点在这里格外扎眼,他经营的酥油、奶酪以及方便食品,颇受当地藏族群众欢迎,不时有人来签订大批量的提货单。
  老马是临潭县人,修建青藏铁路的时候来到了拉萨。他有自己现实的观点:’铁路一通,西藏的经济肯定会有大发展,商机很多。'看来,老马的选择是正确的,他的两个儿子也来到了拉萨市,做起了虫草生意。孙子绕膝玩耍,老伴盛来一壶浓茶,真是其乐融融。老马今年60岁,眼不花,耳不背,说着一口流利的藏语,看到'老外’还会嘣出一两句英语单词,至少能让'老外'明了是什么东西,多少价钱。
  老马感慨道:'过去的茶马古道,如今变成了青藏铁路,今非昔比啊!'火车真是西藏的’致富路',自从铁路开通后,这里的商品越来越多,价钱也越来越低廉。
  我问:'你一年能挣多少钱?
  老马一手捋着长长的胡须,仰起头来哈哈大笑,说道:日子会越来越好的。这样说吧,铁路开通后,我的经营收入比过去增加了50%。
  马古白自豪地说,在西藏,经营副食品的商人主要是咱甘肃临夏人和甘南人。” (《甘肃日报》2007年7月3日,张鹤、周舒雅《天路畅想曲一写在青藏铁路开通一周年之际》)。
  四、西藏洮商经营简况
  1.昌都地区:主要经营民族日用品、粮油副食、汽车修理、纺织品、绸缎布匹、餐饮、建材加工销售等。
  江达县:马物理等9户,主要为城关镇、卓洛乡人,资金约600万元。
  类乌齐县:丁而布都等5户,主要为城关镇、羊永乡人,资金约250万元。
  贡觉县:敏学文等8户,主要为城关镇人,资金约1000多万元。
  丁青县:王玉宝等4户,主要为城关镇人,资金约120万元。
  昌都县:丁福元等15户,主要为城关镇人,资金约3000万元。
  芒康县:3户,主要为城关人,资金约60万元。
  边坝县:来玉刚等4户,主要为城关镇人,资金约300万元。
  2.拉萨市:喜学义、黎穆萨等110户,经营旅游品、服装、餐饮、粮油副食等, 资金约1亿元。
  3.那曲地区:主要经营民族日用品、五金家电、服装、粮油副食、汽车修理、建材加工销售、宾馆等。
  那曲县:敏武等13户,主要为城关镇人,经营资金约2000万元。
  日喀则地区:约5户,主要为城关镇人。
  五、四川洮商经营简况
  1.甘孜州:主要经营日用百货、绸缎、民族日用品、五金家电、旅游品、摩托农机等。
  康定县:5户,主要为城关镇人,资金约600万元。
  新都桥(属康定县):敏怀德等10户,主要为城关镇人,资金约300万元。
  萨特(属康定县):马目个等3户,主要为卓洛乡人,资金约70万元。
  道孚县:马福等9户,主要为城关镇、卓洛乡人,资金约1500万元。
  八美(属道孚县):马全福等6户,主要为城关、卓洛乡人,经营资金约180万元。塔公(属道孚县):3户,均为卓洛乡人,资金约40万元。
  炉霍县:马目沙等13户,主要为城关、卓洛、流顺、长川乡人,资金约800万元。
  甘孜县:丁绍光、丁学哲等33户,主要为城关、卓洛、流顺人,资金约4000万
  德格县:敏俊海等10户,均为城关镇人,资金约600万元。
  玛尼干戈(属德格县):敏亥必等4户,资金约100万元。
  柯罗洞(属德格县):王达吾1户,城关镇人,汽车修理及零配件销售,资金约6万元。
  石渠县:张仲海等6户,主要为城关镇人,资金约500万元。
  西区(属石渠县):冯渊等2户,长川乡人,资金约45万元。
  东区(属石渠县):敏义德等2户,城关镇、新城镇人,资金约50万元。
  白玉县:敏目亥曼等6户,城关镇、长川乡人,资金约420万元。
  丹巴县:4户,资金100万元。
  雅江县:3户,卓洛人,资金约110万元。
  九龙县:敏勺布1户,城关镇人,资金约10万元。
  理塘县:吴亥比卜等7户,城关镇人,资金约400万元。
  乡城县:丁射里夫等3户,城关镇、羊永乡人,资金约120万元。
  稻城县:苟全大等5户,城关镇、卓洛乡人,资金约70万元。
  色达县:丁目亥曼等7户,城关镇、卓洛乡、羊永乡人,资金约350万元。
  新陇县:苟松迪格等3户,城关镇人,资金约110万元。
  2.凉山州:主要经营民族用品、绸缎、百货副食等。
  木里县:敏青天1户,城关镇人,资金约60万元。
  3.阿坝州:主要经营民族用品、建材加工销售、军用品等。
  阿坝县:丁耀南等4户,城关镇人,资金约700万元。
  红源县:5户,城关镇、新城镇人,资金约150万元。
  若尔盖县:敏达吾等6户,城关镇人,资金约140万元。
  松潘县:马而里等3户,城关镇人,资金约40万元。
  四川省甘孜州、阿坝州、凉山州等地的二十几个县区中,临潭洮商经营户171户,从业人员680多人,资金约11665万元。
  成都市:马恩永等经营藏毯、电动自行车、餐饮业等,从业人员约30人。
  六、青海省洮商经营简况
  1.果洛州:主要经营民族日用品、绸缎纺织品、家用电器、五金建材、摩托车、农用车、餐饮业等。
  达日县:张有素等20户,城关镇人,资金约2500万元。
  玛沁县:马麒等3户,城关人,资金约60万元。
  久治县:马刷个等7户,卓洛人,资金约200万元。班玛县:杨继仁等13户,城关镇、卓洛乡、新城镇人,资金约1500万元。
  甘德县:张热目札等7户,主要为城关镇人,资金约1300万元。
  果洛州六县洮商约50户,从业人员约150人,资金约5560万元。
  2.玉树州:(经营种类同果洛州)
  囊谦县:刘拉黑曼等8户,城关镇人,资金约1500万元。
  杂多县:敏目沙等10户,城关镇、卓洛乡人,资金约2500万元。
  治多县:敏而布都等5户,卓洛乡人,资金约400万元。
  曲麻莱县:马奴个等5户,城关镇人,资金约500万元。
  玉树州临潭洮商约27户,资金约4900万元,从业人员约120人。
  3.黄南州:主要经营民族日用品、百货、小五金、粮油副食品、民族帐篷加工等。
  河南县:张四辈顺等6户,古战乡、城关镇人,资金约180万元。
  七、北京、上海、云南洮商经营简况
  北京市:李玉祖等经营旅游纪念品、餐饮业,从业人员约30多人。
  上海市:敏主麻等经营旅游纪念品,35户从业人员约150多人。
  云南省迪庆州德钦县:2户民族用品虫草等,从业4人,资金约800万元;香格里拉县祁乃比等10户,城关镇人,经营民族日用品、绸缎布匹、家用电器、百货、旅游纪念品,康美乳业公司,资金约1500万元。
  丽江市:4户,民族用品2户,旅游纪念品1户,餐饮业1户,从业15人,资金约300万元。
  2006年至2007年,虫草、狼肚菌、曲拉行业价格飙升,洮商的坐商按季节进行虫草、狼肚菌、曲拉的收购、交易。虫草行从事收购交易的洮商达2000多人,年交易数约5000多公斤,交易额约5亿元左右,洮商基本垄断了甘、青、藏的虫草交易。曲拉主要由坐落在合作市的甘肃化羚干酪素厂垄断收购。临潭洮商干酪素交易在3亿元左右。狼肚菌的收购贸易年约1亿元左右。另外还有20多家经营部队过时处理的军用马装具的商户,经营资金约在3000万元左右。
  进入新世纪,部分洮商从商业转入了企业。如临夏的吴英俊开办了藏式礼帽厂,敏文祥办起了甘肃最大的化羚甘酪素厂,收购了临潭县青石山水电站,修建了鹿台子水电站,兴办了现代化的华新养殖场。丁仕祥办起了碌曲阿拉山水电站;张世明办起了以信息物流为主的顺达公司,网点遍及全国各地,并收购了冶力关水电站和正在建设中的术布水电站,与张治国联合修建莲花山水电站。
  当代部分洮商企业、公司名录第四节洮商贡献与洮商精神
  洮商继承了古代茶马互市的优良传统,以自己勤劳的双手,诚实自强的信念,不畏艰险的精神和对幸福生活的追求,纵横川、青,贯穿藏滇,沟通了汉藏等民族的贸易往来,为民族团结和民族地区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洮商贸易促进汉藏民族在经济上结成不可分割的整体,相互支援,共同发展,改善了各族人民的生活,成为从事畜牧业的各兄弟民族经济生活的重要支柱,带动了汉藏各类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物资交流,成为各民族各地区之间在经济上互通有无、互为依赖、互为支援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洮商贸易也促进了藏区同内地的交通发展。洮商翻过“坚冰滑雪,万仞崇岗,银光一片。府首下视,神昏心悸,毛骨悚然,令人欲死……”(清焦应旂《藏程纪略》)的皑皑雪山,走过茫茫草原,越过崇山峻岭,长年累月,以其艰难跋涉,每年以付出十多人生命为代价,更全面地促进了汉藏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
  当代洮商为民族团结、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西藏自治区工商局办公室王秘书说,甘肃人在西藏工商界“三分天下必有其一”(《临夏民族日报》2007年9月20日《陇商进藏“三分天下必有其一”》),那么洮商在西藏工商界的甘肃人中“三分天下有其一”。2005年8月5日,时任甘肃省人民政府省长的陆浩率领甘肃党政代表团赴西藏考察时,为拉萨市的洮商题词:“架起商贸桥梁,促进民族团结。”西藏人民和政府也为洮商的巨大贡献给予积极肯定和高度评价,焦裕禄式的好干部孔繁森任拉萨市副市长时,在一封信中评价一位洮商说:“忠厚老实可靠,为人正直。”洮商敏武被选为西藏那曲地区人大常委会常委、西藏自治区人大代表,2003年那曲地区精神文明指导委员会授予敏武的“再回首”商店“诚信商店”称号,“精神文明个体商户” 荣誉。2004年7月西藏自治区工商局授予洮商黎穆萨“诚信个体工商户”称号。
  洮商精神贯穿百年,洮商精神是中华优秀民族文化和伊斯兰信仰熏陶与浸润的结晶。在洮商身上充分体现了“内刚外活”、“宽容让人”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内在气质。这种精神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甘肃精神的重要内容之一。“不卖假货,勤劳——店开得早,关得晚,吃苦,意志坚强,这是我们甘肃人在拉萨八角街能站住脚的关键,在西藏拉萨八角街做旅游纪念品生意的临潭人敏宏俊给记者总结了甘肃人在西藏做生意的成功经验。”(引文同前)敏宏俊的话通俗地诠释了“吃苦耐劳、诚实守信、自强不息、拼搏创新、追求幸福”的洮商精神。
  附1:万盛西的来龙去脉——王佐卿九十二岁回忆
  人的年纪大了,总常回忆年轻时代的事情,虽则如梦一样过去,但非常清晰、非常亲切,连往日的声音笑貌,都仿佛如在眼前,人的形体虽然不断变化,但留在脑中的印象,过了几十年,依然奇妙的映现。我今年92岁了,回忆往事,历历在心,趁此闲暇无事,我把它记下来,遗留给后人,权当一种野史,去让后人知道先世的来龙去脉,雪泥鸭爪,非无益也。
  幼年的回忆
  我记得我阿爸(父亲)在六十岁过后,拜临洮东山庙上的李乾一老道士为师,老师傅已年过八十,白须白发,精神瞿烁,收阿爸为俗家弟子,传授给阿爸坐功。阿爸每天早晚在东上房里一个人静坐,不让人吵,派下一个妇人在院子里坐守,怕人进门高声喊叫,到了晚上,内院大门上锁,不来人就安静了。老师傅每年四月来,派人去接,牵一匹白骡子驮行李卷,老师傅从来不骑牲口往来,住两个月,又送回去,来了住在花园楼上,天天素菜素饭,我阿妈(母亲)住在西上房里,我们兄弟天天夜里,围在阿妈周围,听讲故事。阿妈没念过书,哪里有许多故事,她就是说阿爷和阿爸过去的事,阿妈记性很好,记下很多,给我们天天说,也说不完,我听了也记在心里。阿妈说阿爷 (祖父)旺秀是安多藏族人,是游牧民族,不知道是哪个帐房的人,阿爷年纪轻的时候,虔信佛教,就跟人们去青海塔尔寺朝佛,又跟人去山西五台山朝佛。这一路没有人烟,林茂草长,狼虫虎豹很多,人少了不敢走,就约上一大帮、二三十个人,个个都背上锣锅、酥油、糌耙、曲拉等干粮,到了有水有柴的地方,大伙就做饭吃,哪里天黑哪里睡,没有站口,天阴天晴都在露天地里。碰上哪里有放羊的,大家凑钱买上一只羊,宰了分肉吃,到了五台山。不是原想的五个台,是五个山头,山上都有寺庙。他们一个山头、一个山头地去寺朝拜,头磕完了,大家就分散了,再约上一大帮东去西走,各奔前程。唯独阿爷旺秀留在山上不去,帮庙里画匠做工,虽然没有工钱,只给吃饭。阿爷旺秀就给画匠拾柴、挑水、烧火、洒扫做零活。他人老实,不多说话,画匠叫他调石灰,磨颜料(用的是石头颜料),熬胶刷底灰。一年过去了,画匠师傅看他做活细心,就叫他学做粗活,老师傅先画一个佛爷的头像,让徒弟们照样画在墙上,再画身子。旺秀把画过的底稿仔细收拾起来,好好地保存,画匠师傅们看他心灵手巧,就教他学画。又一年过去了,画师就把他收成徒弟,同其他的人一样教他,最终完全学会了这一套手艺。五台山的工完了,师傅们要回到北京去,他也就跟师傅们到了北京,师傅们包揽了雍和宫的活,正在彩画快完的时候,拉卜楞大活佛到了北京,朝廷便把大活佛安置在雍和宫里,大活佛看见雍和宫的彩画好,也想请画匠去拉卜楞彩画大寺,画匠师傅们知道路途太远,都不肯去,这时候阿爷旺秀要回故乡,就跟大活佛来到了拉卜楞,就成了大寺的终身制画匠。到了寺上,没有找到帮手,一个人感到困难,颜料也要从外地去买,做准备工作就是一年。动了工,大寺里外画了三年才完工,寺院上开了个庆祝大会。甘青草原上各处来的各族人民,一二十万,非常热闹。
  阿爷旺秀同地方上藏族妇女结婚生下阿爸成子一个儿子,到了阿爸十五岁那年,有一天阿婆引上他去外面买东西,又转到亲戚家去,天黑回家,见阿爷坐在炕上已没气了,身子还坐得端端正正的。当时邻居们都来了,都说是坐化了,有佛性的,是顶好的,当晚就去人到寺上报丧,又去高僧处算卦,高僧说要大葬,就去请高僧来念经,完了,火化了。从这天起阿婆就不好好吃饭,整天不高兴,也不说话,到了冬天就更不成了,卧床不起,请来高僧念经,也不见好,不多日也就去世了。又去高僧处算卦,也说要大葬,由邻居们大家来帮忙,请高僧念经,送火葬场就完了。只丢下阿爸成子一个人。
  人生的开始
  阿爸成子十六岁了,孤苦无依,邻居们把他介绍给一个商人,去当拉哇(长工),他就去跟上商人赶耗牛,驮上货物到草原上做生意,管吃穿,每月给三两银子的工钱。这样干了四五年。有一年跟商人回到了拉卜楞寺,住在花藏仓的院子里,日久人熟了,说闲话的时候,有人说:“大寺的彩画太好了。”阿爸成子说:“这是我阿爸画的。”这话传到了管家的耳朵里,就叫他去谈话,问长问短,弄清楚了成子确是拉索(画匠)的后人。当时花藏仓是拉卜寺的大息哇(财政总管)。在拉索活的时候,寺院上认为拉索是画大寺的功臣,每念一次大经,开一次经堂门,给拉索一份子钱(每常250文),人不在了也不取消。管家就把历年积存下的两千多串钱,完全给了成子。成子有了本钱,没再去当拉哇。他很感激商人把他引了四五年,给他教会了做生意的门路。这时候他自己买了两头牦牛,办上货物,也找了个帮手,去草原上做生意,回来还住在花藏仓的院子里。草原上的人,常常来拉卜楞寺上念经,往来的人很多,也有去花藏仓的,都知道成子是花藏仓的冲哇(商人),花藏仓的管家也给草原上的人说:“成子是我们的人,你们要保护他。” 一传十、十传百,知道的人就更多了,成子的生意也就好做了。一次一次地添牦牛,添货物,雇的拉哇也多了。成子为人诚实,说一不二,别的商人讲究耍尺子,给卖主当面量布,总要少几寸,自以为能干,成子给卖主量布不但量足,还有余头,所以信誉一天比一天好。有一年来了一个青海的王爷,把一个内装有银子和其他东西的皮袋,寄放在成子账房上,说要买东西,不知有什么紧要的事,王爷回去了。到了成子生意做完了,要回去时,王爷还没有来取,于是成子把皮袋带回拉卜楞,第二年春天又带在草原上,也没见人来取,又放了一年,到了第三年,王爷才来了,阿爸就把皮袋原封地送上,从此王爷就同阿爸成了好朋友。这个事情传出去知道的人更多了,阿爸成子仓的名声就更大了。王爷还请他到青海草原上去做生意。次年阿爸去青海草原,王爷欢迎招待(可惜我岁数小没有问下叫个啥王爷),在那里做生意也很好,都知道成子仓是王爷的朋友,走到哪里都受到保护,毕了转到隆务寺,就同隆务族妇女阿妈春迈结婚了。阿妈是劳动家庭出身,体格很好,同阿爸去甘青草原上做生意,前后十多年,他们在草原上生活简单,吃的是糌耙、酥油、牛羊肉,没有蔬菜,也没有别的花销,所以只开销几个拉哇的工钱,挣点银子都积存起来了,草原上挣钱不容易,要能吃苦耐劳,春夏凄风苦雨,秋冬冰天雪地要忍受下来,最后在拉卜楞下他哇租了一院房子,开了个铺子,自己不去草原了,派人去。后来家迁到沙木儿乡,阿妈生下了第一个儿子完欠(光绪十四年戊子)(学名王德俊,字秀山)。过两年又生下第二个儿子更欠(光绪十六年庚寅)(学名王德杰,字汉三)。这时候阿爸看准哇寨(洮州旧城)是个做生意的好地方,就把家又向东迁,迁到了康木车村,距哇寨三十里,过了五年,阿妈又生下第三个儿子清欠(光绪二十一年乙未)(学名王德才,字佐卿),光绪二十几年(不清楚)家迁哇寨,还保留康木车的家,过了几年,阿妈又生下第四个儿子吉欠(光绪戊戌年)(学名王德名,字世卿)。阿爸在五六年前就在哇寨做生意,买房买地。因为哇寨(洮州旧城)是个汉藏交易口岸,明末清初设有茶马司(中途取消了),以中原之茶换藏区之马,地方上各民族杂居,生意繁盛,百分之八十的人家都去草原上做生意,所以叫他牛马商贩,哇寨地方是个药材皮张羊毛牛马的集散之地,因而全国商人都来此地,连天津洋行的外国人也来收买羊毛。每年卓尼寺有骡马会,各处商人云集,从草原上贩来的牛马生意很多,仅骡马卖给陕西商人的就有二千多匹,其余牛羊各货销路也很畅,哇寨地方不产粮,每天有百千辆牛车运送米面蔬菜,源源不断。地方上有私学,我阿爸也请了师傅高凤西,能写能画,在家中教书,学校设在西花园楼下,给我们兄弟三人教书,也还收了外面的学生十几人,随后又请了一位老师汪少苏,到白狼乱后,就停止了。我们兄弟三人再没有念书的地方了。1916年,我就跟上公学同学来兰州,以同等学历,考入了畅家巷第一中学,此是后话。
  落户哇寨得横财
  大约在光绪年中,阿爸要在哇寨落户,先把家从沙木儿迁到康木车,距哇寨三十里,就近容易照顾,他先在哇寨做生意,连带买房子买地皮,做准备工作,先买了城中心一个四合院的房子,上房三间他自己住下,下房手下人住,雇了一个老奶做饭看门。不知此房是谁家的(我们小也没问过),是不是关帝庙前那个院子,也不知道。还在西街买了一大片地基,准备盖新房,有一天阿爸在房中吃饭,听见堂房里有响动,过去一看,是地基下陷了个坑,他想找点土填一填,详细一看下陷得很深,旁边还有空地方,土少了填不成,到了晚上点上灯笼下去一看,土是松的,越踩越深,用手一摸,摸出了一块元宝,他就不敢再往外取,在外面拿来几块板,把地盖住,把门从外面锁上,不让人进去,又到了晚上他又下去越摸越多,尽是元宝,他不敢往外取,仍然把门锁上,他把东房收拾成客房,来了客人就在东房接待,一直到新房盖好,才把家从康木车迁来,慢慢地,一点一点地把元宝带过去,大约半年多才带完。最后还找出了两片铁,大约有六七寸高,四五寸宽,两片合在一起,上边是个老虎头,下边有文字,谁也不认识,阿爸就把它用红布包起来当财神,供奉在佛堂里,让两位老师看了文字还是不认得,一个说是虎符,一个说是兵符,可见这窖不是私人的。白狼把房子烧了后,这两块铁就不见了。
  受辱揖官
  正在准备盖房的时候,有人介绍说:西城门口有块地基能盖三间铺面,就去看了,当日同中人,代书人当面说好,地价三百两,次日写了契约,交了地价,阿爸把契约塞在怀里,一同上馆子吃饭,吃毕各自回家,回到家里,把契约也没让别人看,就锁在柜子里。大约过半个月,地主人请他说有事,他去了,地主人说:“你把地价交完。”阿爸说:“早已交清了。”地主人说你只交了个订钱。于是双方就吵架了,地主人方面人多,就把他捆起来打了一顿,叫来了家里人,取了契约,又请来了识字人,看了契约写的是三千两,中间人、代书人,异口同声说是三千两,这才知道是他们早已串通好的。话为空,笔为中,打官司也没用,只得给了两千七百两才了结,此后很多日子想不通,他在生意场中认识人很多,出主意都是无用。只有一个北京药庄的客人人都叫他黄胡子,因为他的脸上的胡须都是黄的,他说朝廷有捐官的办法,交多少银子给多大的官,你捐上一个官就没人敢欺负你了。阿爸想银子很多,也没用处,这样下去,不但产业保不住,恐怕连命也保不住。自己没有可派去的人,不懂门路,去了也办不成。不如仍托黄胡子去代办,于是就同黄胡子商量,同意后,就给黄胡子五千两银子,请他代办。黄胡子把此钱买了麝香、鹿茸、当归、党参等等,带回北京,去了半年也没消息,大约十个月才回来,带来了吏部的一封札子(文凭),是用三千两银子捐了一个翰林院待召的七品官,二千两银子作了化销。接到这个怎么办?就派人去把东街范玉麟贡生老爷请来,一时范老爷就来了,就请教于他,范老爷当时给洮州厅叶克信大人写了一封信,连同吏部的札子,一并送新城洮州厅衙门,叶克信大人当时接见了送信人,约定日期派人来报喜,人回来后,即请厨师准备酒席迎接,到了日期,洮州厅和洮岷协台衙门共派了四十个骑兵,旗罗伞扇、鼓乐喧天地进了南门,家中门口当即鞭炮花烛整队迎接,并有地方绅耆也来帮忙,全城沸腾,当即筵席招待,吃完酒席,送上红包,有五十两到五两的共四十份,分别职位不同,送客出门,重开筵席,招待帮忙的人。从这一天起,天天有人来恭喜,酒席招待,又另起了清真灶,请来回族的厨师,杀羊宰牛,招待回族朋友,大约一个月,才来客人少了。从此成了官商门户,再无人敢欺负了。黄胡子在北京捐官的时候,旺成子的名字不能用了,旺王同音,由吏部赐名王廷巨,从此就把藏族隐瞒起来了,但家中内里还保留着民族习惯。这样一来,问题又出来了,一个一字不识的人,礼节一点也不懂,如何应付人呢?尤其到了腊月三十日五更,要去文武庙朝王见驾,行三跪九磕首三呼万岁礼,并且一点也不能错,再接见大官,和平行的官,如洮州厅、洮岷协台、杨土司,分别礼仪相见,再有小官来见也要以礼接见。这都不能失礼,对此令人发愁,因此,就聘请范老爷为师,教学仪德(礼节),每年送银壹佰两,三年为期。
  联宗
  有钱有官,人口太单薄如何办呢?就请范老爷为顾问,听凭范老爷出主意。范老爷主张联宗(俗称合户),把城里乡外,四周二十里以内的王姓都联合起来,这由范老爷主持,成立联宗联络处。派了四个人四匹马,带上表格,向四路出发,去东南西北乡,找姓王的人家宣传联宗的好处,请其入户。又派四人,城里城外,找王姓人家,宣传入户,当时王家有钱有官谁还不愿入户呢!即有考证的人,二次三次地去请,也都入户。按照范老爷所发出的表册,详细登记。不分民族一律登记,各路办完,由范老爷亲自分析,重新造册,按年龄大小,次序分辈。录毛尔庄岁数最大的尊为户长,办好这一手续,请户族年长者讨论,无问题时,即设筵请客,每家大小一人不漏,今日请几家,明日请几家,按人口多寡,距离远近,顺序排列,再按辈分大小各赠礼一份,对户长全套的贡缎老衣及寿礼。大家忙了两个多月才完。这次共花费一万多两银子,成了一桩大事,就成了地方上的大户了。在这次调查中,据说录毛尔庄的王姓,是明朝李达西征时带来的兵丁,留此屯田的,所以多数是上的屯粮要比民粮轻,有的人是自己开荒,自占土地,是占耕粮,没有多少。
  修建住宅
  在城内西街盖房的,要动工了,当初准备楼房,范老爷不同意,他说盖楼房不合适,要建平房,要像个公馆式的才行。因此由范老爷指导,由头门起,两层台阶进入前院,三层台阶进入内院,五层台阶上房。上房三大间,又高又大,前檐卷栅深八尺,正房深一丈四尺,两面各一间是住房,中间一间是堂屋,靠后墙佛龛深四尺,六扇花格子,中间两扇能开能关,内分两层,上层是四尺高的一位鑒金释迦佛像,下层是铁券财神,两面是画匠爷爷留下佛像画稿,用两块木板夹的有七八捆,房子是本色素的,只有两面窗子是上油彩的,前檐正中一面金字大匾,是洮州厅叶克信写的“义输争先”四个大字。两面厢房向后退了几尺,前檐与上房边柱齐,这样院子就大了,东西上角两个小院,东面是厨房,西面是库房,过厅六大间,中间三间客厅,一间书房,东边一间是内院门,连大厨房,西边一间是食品库房,有小门通到厕所。前门上是一块立匾,范老爷写的“瀚墨贻诒”四个字,蓝匾金字头门对面是照壁,砖刻麒麟望月,两面是双斗祥,照壁贴在杨土司公馆的北墙,院内台阶六七尺长的青石条,一色方砖铺地房院是一色瓦房。走道是石块铺的路。住宅东面临街,是一排十八间二层楼房铺面,西面是花园,大五间瓦楼,前宽后窄,额为“宁春园”,前门是五间过庭,花园距离城墙还有两丈多远,有个大水坑,叫马道坑。花园前面有一场院,养马鹿两只,及牛羊鸡鸭的场所,东房马厩均在,此住宅新房之概也。
  民国三年五月,白狼之劫,城内一火焚烧一光,古人说:贼打火烧当日穷,信不误也。
  扩充生意设立字号
  自得了横财,又捐了官,气势就更大了,一面盖新房,一面扩充生意,首先成立了万盛西总号,聘请山西老商人王鉴车为总官,又设立了十个分号。
  开了一个当铺万盛当。
  开了一个估衣铺万盛恒。
  开了一个客栈万盛昌专招客商。
  在岷县大沟寨设了一个万盛通,专门收购当归运销四川陕西。
  在成都设了个万盛渊,专门办买哈达织锦缎,各色绸缎,金边毡帽运销藏区草原。在咸阳设立了万盛成,专门采办铁锅铁件,及农田用的铁话、铁铣等等。
  在三原设立了个万盛德,专门采办土布及其他线索之类。
  在泾阳开了一个皮坊万盛隆,把羔皮、野牲皮运去加工成皮统,销往北京、天津、上海。
  在松潘设了一个茶庄万盛裕收购上色茶,运销青海、蒙古各处草原上。拉卜楞老号仍叫万盛西,及此共十个分号。
  每年每月,来货源源不断。白天来驮骡就是三五十。夜里来骆驼就是八九十。两帮不能见面,见面就要打仗,因此政府规定骡子白天走,夜里休息。骆驼夜里走,白天休息,两不见面。来货源源不断,谁家也比不上,所以人们叫王百万。
  城内商家有德盛马,经理马明德。义心公,经理敏步云。复盛通,经理敏步洲。万镒恒,经理曹斗南。城外有天兴隆是后起之秀,迟得很了。
  阿爸一字不识,商业上一切交由王总管全权处理,王总管人甚正直,一丝不苟,人人称赞,家住南街。城里外及附近四乡的人家,百分之八十都去草原上做生意,大数是回族人,因为万盛西货多又杂。都是我们家的买主,一天往来的人不断,到了回教人开斋的时候,我们家里就不做饭,他们送来的油香糕及牛羊肉,都吃不完,我听阿妈说:“要把买主看待好,不敢得罪,生身的是父母,养身的是买主。”所以我们家对买主看得重,感情很好。
  岀外做生意的人都来要本钱
  出外做生意的人,或是去京里(外蒙)的喇嘛,都来找老太爷要本钱,简直成了迷信,也成了风气。不说要多少本钱,进门先问老太爷好,接着就说:我要到哪里去做生意,求老太爷给我点本钱。太爷也不问你姓啥,太爷身后经常放着一个皮袋,内中有百十两散碎银子,就背手摸上一把,不管多少给你拿去,接了银子的人,回家用红布包好,缝上几针,塞在腰里这就是本钱。据说有了王家的本钱,出门诸事顺利,平安回来。俗人喇嘛都是这样。家中经常有人来还账,而太爷早已忘在九霄云外了,哪里还知道呢。凭他自己说:某年某月某日,太爷给的本钱,那就你随便放下就是了,看也不看。旁边有个柜子,盖子是向上翻的,到了晚上,阿妈把盖子一翻,把银子抛在柜子里,明天天亮又把银子装在皮袋里,这都是添财进宝的人。四乡农户人家,有紧急用途的时候,也来向太爷借用,五两银子不计账,十两银子写张收条,五十两以上立一张借约,都是凭自己来还,从不派人去讨。没有利息,不还来也不去问。这与王总管无干,这不是正式生意。太爷过世了,阿妈把契约收条连箱箱送到坟上,一火烧了。
  派下路古填去外蒙古
  在江口寺和康木车中间,有个村叫下路,这个村里有个少年,常来我们家中,住上两三个月,给我们家挑水、劈柴,喂鹿、牛、羊、鸡、鸭,做零活,也不要工钱。有一天,老太爷问他:“你年轻轻的,才二十几岁,不念经,也不种田,你老了怎么办?”他会古填(法师),太爷就叫他发神,他手拿半截子木棍,口中念念有词,一会儿一会儿不对了,面红耳赤,全身发抖,先说听不清楚,后来说:“你们几月几日死了一头牛,冲了红煞,又几月几日动了土,伤了土地爷。”老太爷听他说的有门道,死牛和动土都是有的,他不在我家,他怎么知道,连日子也不错,真是怪事。到了秋天,进京的喇嘛都要动身了,太爷说:“我给你本钱,你去京里(去外蒙的峰京点)碰碰运气去吧。”他听了很高兴,太爷就叫裁缝给古填缝了一身大红缎子的法衣,又请人作了一顶五个佛牌的帽子,连衬衣,裤子鞋袜,都是新的,再给了两只骆驼、一个大水铜壶、两皮袋油炸干粮(路上都是沙漠无水喝,铜水壶大约能容几十斤水),就出发了,到了外蒙古,有个王爷得了半身不遂症,卧病两三年了,不能行动,不吃药,光念经,请了多少高僧都没念好,听说西路来了个人,赶紧派人请去,宰羊杀牛,大为招待,古填胜装上阵,穿大红法衣,戴上法帽,手拿预备好的降魔杆,口中念念有词,一会手舞足蹈,说起来了,说的全是王爷家中过去的事,打动了王爷的心,就把古填留在家中,天天念经念咒,三个月后王爷的病渐渐减轻,半年后,能行动了,到了过年的时候,王爷能骑马出外了。后来竟然痊愈。王爷很是高兴,就给古填另立了一个蒙古包,分给了四十只骆驼、银子东西很多,这一下古填的名声就越大了,请的人更多了。到了次年秋天,古填收拾回家了,蒙古包、骆驼、东西托人照管,王爷亲自送了他三四十里,到冬天回到了旧城,带来了二十八只骆驼,驮得满满的,先到我们家,将东西银子平分一半,还带来了一台胜家公司缝衣机,梭子是个鱼儿,谁也不会用,就当摆设,又带来一个洋戏(初发明的留声机),唱盘是个甬子,一个人带上像医生用的听诊器,右手摇动,自己就听见。古填回到家里,把带来的银子散完了,又去蒙古,从此两年回来一次,仍然先是到我们家,东西平分了,才回他家去,这样十几次,估计给我们家也分了七八万两。我们都喊他下路古填。阿爸过世,他还来哭奠,他活到八十岁才没。
  父亲辞世
  阿爸在宣统二年二月十九日夜间逝世。在这一天的早上,他把狐皮袍子换上了童年皮袍,吃了两个荷包蛋,就出门各处看看。中午卖水盆羊肉的担子,挑到了院里,买了二斤熟羊肉,午饭吃得很好,下午点灯以前,天还不黑,我们兄弟四人和外面的几个同学,在院子里玩龙灯。阿爸坐在上房堂屋门前椅子上,把我们兄弟四人叫上来,让同学们都回去,阿爸说:“你们现在都长大了,该懂事了,要好好地念书,听师傅的教训,求得一官半职,这个家就可以保住,我没念过书,一字不识,受人的气一言难尽。”这时,天渐渐黑了,他就进屋去了,阿妈在屋里点灯,阿爸说:你把我的老衣衾单全部拿来,阿妈说:好好的你要那干啥,你又不就死去。阿爸说:你不要管,拿来就是了。阿妈就连包袱提来了放在炕头上。阿爸换上老衣,叫阿妈把褥子衾单铺好,他上炕靠在上面说:把王总管,各店铺的掌柜都叫来。很大一会都来了,站满了一地。阿爸说:娃娃们都大了,我也放心了,你们大家好好地照顾着,我要回去了。王总管和大家异口同声地说:谁得罪了你老人家,我们处分他,你不要生气。阿爸说:没有这事,谁也没得罪我,我的日子是今天,我没有了,三天以内把我送去,留着灵位,看你们干去(棺郭在七十五岁的时候做好漆好,缝上麻布套放在花园墙下)。一会问啥时候,有人答说:鸡叫两遍了,阿爸说:那你们不要吵,我睡一会,刚把身子睡平,头放在枕头上,就咽气了。第二天街上的人还不相信,王老爷昨天还在街上走,今天就没有了,真叫人惊奇。从这时起,赶紧收拾抬上灵床,一面报丧,一面请道士和尚念经,就派人找土工开穴打墓坑,第三天送殡埋葬。这才准备头七开吊之事,请厨师办大厨房,又请回教厨师办清真灶,成立治丧处,分派各种事务总管,成立账务处,专管财务支出丧礼收入,派人分头采买,杀猪宰羊,各司其事,安顿完毕,派人去新城,请举人宋育辰老爷头七点主,又请四位秀才唱礼(夏畲田、杨作宾,还有两位忘了名)祭奠行孟洗礼。从头一天起,专派四个人,昼夜巡查,防火防盗,随后四人换不过来,又派四人,这八个人是专门用高工钱雇的,有个人是领班负责的。二七请麻尼寺活佛念经。三七请庵里牛和尚(广元)念经。四七请宋家庄马阴阳念经。五七是大七,请江口寺活佛、白石崖活佛、松巴寺活佛联合念经。七期是僧道阴阳秀才联合大祭。个个七上,远近各方吊奠来宾纷纷不断,都是酒席招待,在花园厅清真席上招待河州马安良提督派来的官员,及洮岷协张协台派来吊孝的官员。七七完了。请来兴隆山岳老道师徒十六人,临洮东山李老师徒弟八人。李老师傅因年纪过大未来。在西花园楼上设坛千百日大道场,在楼下办素食灶,门口设了岗,吃荤的人不许进门,大道场一毕,刚是百日(在办丧事的头一天就给画匠纸活,童男女二十对四大金刚开路神、车马房屋、轿子等等。还有亲友送来的纸活不少),在百日送灵这一天,全县的及岷县、卓尼的人都来看热闹,在门口设立了海孝处,凡到灵前点一炷香的,就给白孝布三尺五,这一天共用了白土布六十卷,每卷五十疋。中午灵出,人山人海,头上都白,这一次结算共化丧费壹万贰拾两,收礼四千两。因招待不周,天天门上贴条子、提意见。我只记得一条:万盛西骑的骆驼赶的鸡,高的高,低的低。言招待不平等。在这样大的丧事上,忙碌昏乱中,哪能够办得周到呢?
  响应从军
  宣统三年,宁夏将军马福祥发出一个倡议,谁能备六十匹马,招六十个人,带到宁夏,就给一个营官,那时家里钱多,我大哥王秀山响应了这个倡议。派人去青海草原乔禾,选买一色马匹,买六十匹,一色马买不上,就买来了黑红马六十匹,置了六十套鞍缠,招募了六十个人,缝了六十套衣服,带上去宁夏,见了马将军,非常欢喜,就把他编在照武军第三营营长,驻扎在宁条梁。照武军司令是马福寿。次年我去宁夏看了一趟,由兰州到靖远,一路走的尽是沙涡,什么一碗泉、宣妙塔、大拉池,每站八九十里,不到站,无处住,无处吃,一路吃的是窖水,到两河口,看见一个山嘴上,一百零八将的坟,像个宝塔,下大上小,层层磊上去,据当地人说是杨家将的坟,金沙滩不远,还有杨令公的庙,我们没有看见,只是听闻,两河口是在黄河中间筑了一道石堤,把黄河水分为两半,一半到金积堡灌田,是马化龙办的。过中卫便到了宁夏城内,住柳树巷小店,次日去将军府,是个小方城,城门口顶上,马将军写的“众志成城”四个大字,进门当时就接见,设宴招待,吃饭只有四人,秘书长张质生先生、新军司令马鸿宾、将军和我。饭毕派副官把我们安置在招待所,三天之后,派人把我们送宁条梁,一路走的尽是沙涡,过安边城外,定边城外,到宁条梁是个二里长的一条街,有几十户人家,四面尽是黄沙,不见田地,住有几营军队,我见了我大哥。住在那里心焦,住了十几天,我就回宁夏,再没去将军府辞行直接回了。我大哥在那里住了两年多,不想干了,就把人马交给了马司令。白狼来了
  民国三年(7974)三月初就听见说:河南出了个洪汉军,有二三万人,向西窜来,过陕西进甘肃叫白狼,风声紧似一天,到了四月半前后,洮州旧城,成立了民团,保卫地方,公推一心公掌柜敏步云为团长,万盛西少掌柜王汉三为副团长,当地牛马商贩都有快枪,大约共有三四百支,分队长都已派定了,初十前后,把四乡二十里内的人口粮食都运进城,坚壁清野,准备抵抗。一面各分队长各守山头,把四山高地率先占领,到了阳历五月初一,天还未明,听见枪响,双方打起来了,到了八九点钟,山头民团看见白狼部队满山遍谷而来,只得向后撤退,到了中午,双方激战很烈,把白狼手下铁蝎子邱雁标打死在青崖上了,黑虎宋老年在黄乎族负伤,民团见寡不敌众,撤入城内在城头上抵抗,黄昏时候城外高地都为白狼所占领,向城内射击,子弹如雨,眼看城要破了,妇女儿童号哭连天,人心大乱,城内乍已放火,上下清真寺先燃,龙王大庙继燃,北西南街亦起火,老人们把儿女家人驱入火中,大叫归顺,城内住房尽是松木结构,城内一片火海,白狼看见不能进城,也找不上吃的,原路撤退。此役大约死亡在一万人以上,惨不忍睹。我家房屋店铺焚烧一光。各号人员自王总管以下连家共六十多人,均皆绝户,无一人幸存,我们兄弟跟母亲在康木车老家,未及遇难,我二哥也从北城跳下逃出。过了三天,来了国军,是马安良的队伍,营长是张顺元,把西道堂抄了,把头目人马启西连同家人十六七口,曝尸下河滩,布告是私通白狼,此中内幕别人不得而知,军队把营帐扎在我家废墟中,揭地八尺,在西花园楼梯下,挖去元宝四千个,计白银拾万两。万盛西就一扫而光矣。
  在外省外县的各分号掌柜,听见洮州全城焚毁,老号连人也没有了,不约而同地席卷而逃。王总管没有了,各分号是什么人,那里人,连名字也不知道。只有拉卜楞字号在,我阿妈把拉卜楞字号关了,收拾了三千多两银子,用一千两安置了各工作人员,留两千多在城内盖了些房为安身之所,阿妈引上我哥哥们做小生意糊口,我也开了个小照相馆帮助家务,正想安居乐业,想不到在1927年,马仲英、马廷贤窜来,地方又遭变乱,我二哥王汉山在混乱中牺牲了,家破人亡,兄弟四人劳燕分飞,各逃性命,各顾各家,房子也被烧了,在阿爸在世的时候,因为无人种田,就放置山地,所以再啥也没有了。万盛西的名声,地方上尚念念不忘。
  我们家庭的状况
  我阿爸上半生在藏区做生意,藏区人民谁都知道成子仓,名声在甘青草原上一直达到西藏边界。从来没有受过人的欺负。他人老实忠厚,心性平和,言而有信,到了哇寨做生意,就不同了,别人看他老实,不懂世故,所以屡屡欺负和诈骗。自从受辱捐官之后,拜范老爷为师,才学习识字、写字,经范老爷的指教,三五年的苦学,增添了不少知识,知礼知义,在地方上就更受人尊敬了。
  家中只有阿爸、阿妈及我兄弟四人,还有四个姐妹,她们是阿妈的养女,姐妹在那个时期都不让给外人说这都不是阿妈亲生的,是在合户大请客时,谁家的人,都得全到,我阿妈就在来人中捡了四个姑娘,留给家中,谁也不让知道,但给每家暗中给了些银子,也不让她们的家中向外说。过了两三年,人们才知道是王府的小姐。一个比一个俊秀,大姐秀娟嫁给西街开药铺的周家的儿子,周家是阿爸的好朋友家;二姐荷英嫁与资堡土司昝天锡;三姐中桂嫁与大庙河有名中医周化南的儿子,四妹嫁与东城角苏士选。这就是家里十口人。再有三个佣人,两个是厨房做饭的妇人,一个是专门扫院子搞零活担水烧火的人。还有四个丫头,一个叫昌哥,一个叫金花,一个叫玉梅,一个叫梨儿,侍候老爷、太太、小姐。可惜这些丫头有两个跟去康木车老家,逃得了活命,其他都在白狼的大火中被烧死了。此是后话,这里行的是封建礼教,家里内院门一闸,内外就不通了,阿爸早饭后出来,坐在过道书房里,叫王总管汇报,及各处的来客,有两个学徒往来招待,一天人来人往,内院里鸦雀无声,只有放学了我们兄弟四人吵闹一阵,到老师吃饭的时候,学生们轮流送饭。当然给老师的饭又好又多,老师吃不完,两个学生吃一饱。所以学生们都抢着要送,家里还有一个老奶妈,原是白石崖寺上的老尼姑,在阿妈生下我大哥时雇来的,以后奶了我们兄弟四个人,就成了我家的人了。到光绪三十二年死去,活了102岁,再有一个半老的人,大约四五十岁,他是给我们喂骡子赶轿车的,阿爸托山客在山西太谷买来一辆轿车,非常好看,双车轮上不是平瓦,是一个泡泡一个泡泡的。听说花了四百两银子买的,又买了一头大青骡,就叫范四辈这个赶车,往来新城、卓尼。我大嫂是新城晏家堡刘二爷的女儿叫刘梅花,就是卓尼司令部当参谋刘寿南的堂妹,刘寿南是卓尼土司杨积庆的舅父,因此我们同杨土司是瓜葛之亲,也照亲戚往来。家中有两个场院叫上场、下场,场院里养了两个马鹿、三个奶牛、四匹马、两头骡子、绵羊、猪、鸡、鸭,专门有人喂养。这些都是语无伦次说说,想到哪里,说到哪里。
  (王立学供稿)
  附2:洮州“德盛马”
  临潭古称洮州,隋唐时期称临洮,民国以后称临潭。县内有两大集镇——新城和旧城。7949年前县府设在新城,新中国成立后迁到旧城。县府在新城时,旧城被称为旧洮堡,但旧城作为全县的经济中心,地位远在新城之上,作为藏汉茶马互市的重镇而蜚声甘、青、川、藏。藏语称旧城为“哇寨”,意即“城池”。
  清末至民国,旧城就有商号40多家,北京、天津、保定、西安等地的大商号都在旧城设号坐庄经商,经营绸缎、药材皮张等。这一时期本地最大的两家商号是“万盛西”和“德盛马”。“万盛西”是当地王姓藏民商号,有几十万银元的资本,商铺几乎遍布西北各地及藏区。
  “德盛马”是当时唯一与“万盛西”在财力和规模上相匹敌的商号。据“万盛西”商号的后辈贡觉才让(王佐卿)在《万盛西的来龙去脉》中回忆:“当时哇寨比较大的商号,城内还有'德盛马',经理叫马明德。”
  “德盛马”经理马明德,当时人称“德盛马”大爷。原籍现甘肃临洮城,清同治“河湟事变”时,迁徙到洮州旧城。是一位颇具远见,关心地方安定,重视民族团结,急公好义的有识之士。据民国时期编《临潭县志稿》载:“马明德,旧城人,性正直,做事勤慎。清光绪乙未,河湟变起,风声所播,该处回民几乎响应,地方人民恐惶外避一空。明德同贡生周化南等竭力维持,集回众痛陈利害,卒消祸于无形,地方赖以安全,乡人感之赠以'急公可风'匾额。”
  19世纪末,是中国社会的大转型时期,清朝政府行将灭亡,资本主义列强经济侵略更加深入。特别是在清光绪二十一年(7895)之后,清王朝内忧外患进一步加剧,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戊戌变法”失败;英、德、俄、日、法强制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义和团运动;武昌起义等。正如鲁迅先生指出:“每当历代势衰,回教徒必有动作,史实如此,原因甚深。”在甘肃爆发了多次回民起义,作为民族杂居地区的古洮州临潭,在这种大动荡时期自然概莫能外。“德盛马”大爷马明德,在这一时期为地方的安宁、各民族的团结、教育事业的发展都作出了贡献。
  光绪二十一年(7895),发生了青海、河州地区伊斯兰教华寺门宦和哲赫忍耶门宦的械斗,由教派斗争,继而发展为回汉冲突,接着是清统治者的残酷镇压和屠杀,回民遂揭竿而起武装反抗,起义队伍达数万人,声势浩大。起义军屡次击败镇压官兵,1895年古历六月十二日河州华寺门宦首领马永琳率领回、东乡、保安、撒拉等族起义军,将前往循化镇压义军的河州总兵汤彦和,计诱到河州双城地区设伏袭击,大败汤军。
  汤彦和兵败之后,在其回族部下随军参赞、武进士马福禄和马福祥兄弟的拼死保护下从槐树关逃到甘南藏区。此时兵无粮饷,马无饲草,士兵不攻自散。汤彦和与马氏兄弟商议,由马氏兄弟持他的借条,前往夏河拉卜楞寺院,向嘉木样借取银两,并约定在临潭旧城会合。
  旧城回汉闻讯汤彦和败兵将靥积旧城,一时人心惶惶,更有地方不逞之徒欲乘隙起事。“德盛马”大爷与旧城汉族士绅、贡生周化南商议,一致认为兵患甚于盗患,败兵之祸甚于蝗祸。因此他与回汉士绅联手,发动旧城回汉群众烤烙馍,送往北山斜藏沟。汤彦和兵败粮断,几天来米面未沾,得到如此丰盛的犒劳,自然感激不尽。据说当时汤彦和汤总镇饥不择食,两手执馍边往嘴里塞边向士兵发放,其狼狈相卒不忍睹,后经人提醒才由属下发放。此时“德盛马”大爷乘机进言:旧城地小民贫,不堪负担官军过境之需求,只有绕道去地广物阜的岷县、巩昌才是上策。汤彦和碍于雪中送炭之情,允准了这一请求,当即绕道岷县经巩昌前往兰州。使旧城回汉民众避免了一次败兵之祸的浩劫。《临潭县志稿》人物卷周化南条中记载了此事:“周化南,旧城人,清贡生,精医理,为人方正明达,办理地方保甲多年,成绩卓著。乙未河湟之变,地方岌岌,适河州汤总镇兵败双城,溃兵由土门关来湟,新城莠民厉兵秣马以待,化南筹办粮秣,请守营派兵前赴距旧城六十里之斜藏沟支应,并请取道由北路草地抵巩昌,地方卒得安全。"1895年青海、河州回民起义波及洮州,据《洮州厅志》卷十八载:“光绪二十五年河湟回叛,洮回不逞之徒,交通煽扬,跃马操戈,大有猖獗之势,汉民狃谈虎饮蛇之见,惊散奔逃,人情洵洵,城市一空。时有回汉绅士陈登甲、魏学文、丁喜元、杨遇魁、权得衡、马兆瑞、马明德、马呈文、马呈图及敏翰章昆弟等持正不阿,冒险调停,地方赖以安者。”厅志所载事件的具体详情已无从考知,但下面所述的事情口碑和志书均有据可考。
  据《洮州厅志》卷十八载:“会河州镇军汤兵溃双城,引残卒取道草地赴巩,回匪敏四哥子欲纠党邀击,因之起事,适天心厌乱,其谋泄,汤由间道去。既而河湟乱平,前同知赵来洮,按诛敏四哥子、宛能儿等,洮岷快之。”厅志记述简略,其详情补述于下:
  汤彦和被马明德、周化南从斜藏沟支走之后,马福祥、马福禄兄弟从嘉木样处借到白银六万两,从夏河拉卜楞如约赶到旧城,发现汤已绕道岷县,便携几十头驮银两的马匹,投奔他们的好友、同科举人“福盛隆”商号的马大爷(原为新城人,后落户于岷县),将银子寄放在马大爷家院中。
  此时旧城在申藏沟开学的敏四哥子阿訇见财起意,纠集几十个不法之徒欲乘虚抢劫这批银两。“德盛马”大爷马明德闻讯,赶到堆放银两处,凭借自己的武功、智慧和威望呵止斥散了这批人。同时也惊动了马氏兄弟,他们问是否有人行抢,“德盛马”大爷搪塞道:“乡棒们没有见过这么多银子,是来看热闹的,已被我赶走。”
  迫于当时落难的形势,马家兄弟也无可奈何,在“德盛马”大爷的干预下,银两才未被劫持而遗害地方。马永琳起义失败后,马氏兄弟记恨于此,由马安良“办善后”时将敏四哥子押往临夏正法。惩凶护善,保地方平安,回汉士绅功不可没,尤其是马明德的功绩,在临潭近代史上应记沉重的一笔。
  民国三年(1914)正月,“德盛马”大爷马明德时任临潭旧城清真上寺学董。上寺的开学是从临夏搬来的被称为穆哈智的阿訇。马将自己的旅店(现上寺路北教学大楼址)租借给陕西、甘谷一带的布商,正月十三这一天布商们在店内接了大庙的社火秧歌队。此时正值晡礼(下午4时半左右),秧歌队锣鼓喧天,干扰了礼拜,阿匍便带着几十个满拉(经堂学生)和做礼拜的人冲进旅店,打散了秧歌队,砸了演出道具,大庙上告官府,一时回汉关系紧张。
  那天“德盛马”大爷恰巧未来寺中,第二天他听到这件事后,立即赶到大庙赔情道歉,并表示秧歌队的一切损失、所伤人员的费用,都由他负责赔偿。秧歌队接受了这一条件,但提出人和东西是上寺阿訇打的,与“德盛马”无关,应由开学阿訇赔情道歉。
  “德盛马”大爷便将这一要求转达给开学阿訇,未料该阿訇在第二天讲“卧尔兹”时大讲:“卡菲尔”(背信者)在我们寺里,“木那菲给”(伪信者)在我们当中。并煽动一伙不明是非者对“德盛马”大爷进行人身攻击,一伙人冲进“德盛马”大爷家中,将病中的“德盛马”大爷痛打一顿,将所留的发辫拔得所剩无几。
  “秧歌事件”发生后,因“德盛马”是清同治时期从临洮逃到该地的,上寺的一些人便对从外地来旧城并加入上寺的穆斯林给予歧视和排挤。因而导致巩昌(今陇西)来的穆斯林从上寺出走,在教场修建了哲赫忍耶老南寺;临洮来的穆斯林在洋人巷附近买了地皮,准备修建穆夫提门宦清真寺。所幸当时德高望重公正远见的北庄门宦“纳伊布”敏士达大阿訇的诚心劝说和挽留才未分出。但从临洮来的穆斯林一大部分从上寺出来进了下寺。
  当时临潭县衙欲追究“秧歌事件”肇事阿訇的责任,阿訇闻讯半夜从北山逃往临夏。不久河南宝丰县白朗义军抵临,此事不了了之。
  白朗军来临潭时,“德盛马”大爷正好被打养伤,他的弟兄、子侄、亲属都从各地或经商点返回旧城探视。病中的“德盛马”大爷要儿孙们抬着他去见白朗,他说“白朗不会杀老百姓,我们去投降以免地方遭难”。但他的儿孙们因为“秧歌事件”而怄气,极力劝止他去见白朗,因而未能成行。后来就发生了无知匹夫枪杀前来谈判借路的白朗军前锋铁蝎子的事件,引发了白朗军攻城,火烧清真寺,民众跳火海的惨剧。“德盛马”家族除一儿媳外全部遇难,“德盛马”儿媳将上寺路北的旅店捐给上寺用做水房。
  四
  清末,洮州回汉二族中出了一大批像“德盛马”大爷马明德、周化南那样的俊才豪杰,如武举马呈文,武生马呈图兄弟,阿訇马兆瑞、敏士达,贡生敏斡章等。他们保护了地方安宁,加强了民族团结,维护了民族利益。“光绪二十一年武举马呈文、武生马呈图、马明德、敏步云等倡捐禀官重建”。旧城西门外城壕边乾隆时由敏晋成、丁朝弼创建的回民义学。据《临潭县志稿》载:“马兆瑞本城南关人,回民教长。为人坦率,公正无私,声望孚众。清光绪乙未,不逞之徒欲响应河湟。兆瑞悯汉民前遭同治之乱,元气未复,因家喻户晓,先令携家远避,然后以大义告诫教民,力阻蠢动,地方安谧无事。合郡士绅制锦颂德,文为孝廉寇爰相所撰,内有’支持过路之军勇,弹压在地方之强梁'等语。”
  (文/马廷义)

知识出处

临潭县志

《临潭县志》

出版者:甘肃人民出版社

《临潭县志(1991-2006)》做到了把握原则、客观真实,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遵循党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秉笔直书,客观记载,突出了详近略远,着重反映了1991至2006的16年中取得的突出成就,脉络清楚,重点突出,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篇目有所创新,突出了地域和资源特点,彰显地方文化,突出地方特色,使志书具备了很强的资料性、科学性、可读性和学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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