碌曲县图书馆

洮砚雕琢技艺的传承，现已无法细考其源流，既无史书文献记载，又无碑刻留世。但民间对此却有一段美妙的传说。
  据说大宋朝在九甸峡口的守城中，有一山西籍卢姓配军。自幼酷爱雕刻技艺，时常雕刻一些木、石、铜、玉工艺品馈赠他人。虽身在军旅，却练就了一身出类拔萃的雕刻手艺。一天，他巡哨于洮河边用手掬水解渴时，发现水中有一片翠绿晶莹的石头，绿质黄章，绚丽异常。遂带回营中逐日琢磨，按其形态雕成了一幅喇嘛佛像。逐日打磨把玩,石面光滑如玉，当石表被汗水津湿时，石中竟透出缕缕神奇的纹理，才知道这是块宝石，决心私离兵营沿洮河东岸溯流而上，去寻找石料矿带。直寻至一座似喇嘛帽形的峻峰脚下，才发现了石料的矿床。用兵刃采掘了一皮袋石料，兴致勃勃地返回兵营。先用上好的石料雕刻了几块砚台奉献给主帅，才免去其擅离职守的罪责，守军将领命他在军中授徒刻砚，以供其仕途所用。久而久之，军中大小将官，时常向他索要石刻制品。供奉不及，便遭欺凌，他深厌其烦，一怒之下，辞军退役，在石料矿地北边山坡上修了一座小寺出家，作了真正的喇嘛。卢喇嘛在诵经修身之余，也刻几方砚台馈赠布施粮米的施主。久而久之，他刻制的砚台慢慢流传各地，成了稀世珍品。他还收了许多僧俗徒弟，既传经卷教义，又传授刻砚技艺。喇嘛爷圆寂后，这些僧俗徒弟们大部分定居于此，专以刻砚诵经，兼以牧、耕为生。据说今天的洮砚石矿附近喀日山、纳儿、上达窝、卡古、丁尕等村落就是由当年的徒弟们繁衍的。后人们为了怀念这位刻砚的祖师，将他原驻扎、刻过砚的峡口古城称为宝石口；将他采过石的悬崖称为喇嘛崖。又照师父生前所刻制的小佛像，在采石洞口凿了一尊大佛像。规定每逢进洞采石，先在刻有喇嘛爷神像的洞口献上一只绵骗羊，将祭肉分送于采石的本土乡民共食后才能进洞采石。
  金、元时代，由于此地连年兵燹不息，居民迁徙无常，加之此地土民中的砚工对祖传刻砚技艺非常保守，传承方式也极怪僻：只传子孙，不传外姓。致使能操刀刻砚者愈来愈少。每年仅有数十近百方砚台出售。
  洮砚民间砚工普及性的传承活动展开于明洪武期，时沐英征服洮州，大量屯兵，军垦、民垦业迅速发展，原先荒凉的洮西地区，顿时一片繁华景象。人们安居乐业，丰衣足食，对文化教育的追求也日趋强烈。对砚台的需求量也日益增加。砚工们除要给朝廷刻制贡品外，还要完成土司、官府作为馈赠礼品的方物砚台。另外，他们还要自售一些砚台养家糊口。砚工们原先子承父业的传承方式显然不能适应这种供求形势。师父们低抗不住经营市场昂贵砚价的诱惑，扩大授徒范围到亲戚、挚友，以增加产量。收徒地域也从本地逐渐传向外围。
  明清时代，洮砚雕刻艺人的发展呈两支主线，承师流派也随这两支主线沿袭传承。一支主线即产地附近村寨中的民间砚工，历代刻制贡品砚。名师以纳儿、喀日山、丁尕、卡古等地为中心，逐渐向石门峡外的东岸村寨哇儿沟、古路坪、峡底一带发展。这一时期，峡外移民涌至，古路坪、杜家川一带居民大增，人口丰盈，劳力过剩，制砚的功夫比人口稀少、劳力不足的纳儿等砚石产地的村民充裕。更加上峡口外村寨各民族融合聚居，文化教育素质有了根本的改观。另外，峡外不受土司辖属，每年没有那么多义务性的差赋砚要制。自己刻的砚即可从中寨、岷县等地就近销售，得利颇丰。由于以上因素，峡外诸村的民间制砚业发展很快，技艺反而超出峡内师辈们许多。这时的峡内砚石产地的师辈们自惭自卑，反而销声匿迹，很少刻砚，其子孙后裔，也不再师承父辈的手艺而专心卖石求值了。从清朝中期，由洮河东岸洮砚产地这一主线发展的民间砚工，其中心从纳儿转移到了古路坪，这一流派的砚工以藏族为主，图案以贡品龙砚为主，尤其擅长对龙凤图案的创作、设计、雕刻，以刀工细腻、石形自然、选料严格见长。另一条主线沿洮河西岸以新城为中心而发展。据说始于明永乐中，师承于城内药王庙的道长。他原来亦为一名擅长雕刻艺术的屯军，因年迈退役，出家修道，就居于药王庙中，每逢集日，收得数枚洮水东岸徒工所制之粗坯砚台，重新修凿打磨，使之面貌焕然后再行出售。他传授的徒弟主要分布在党家沟、刘旗、李家庄、扁都、下川一带。洮河西岸流派的主要砚工名匠均源于屯军之中，他们不拘泥于传统图案，构思大胆新颖，奏刀粗犷豪放有篆刻风，擅长于各种奇特款式与花鸟鱼虫的雕刻。这一民间砚工流派的发展极快，队伍也非常庞大，遍及今临潭境内的新城、羊沙、石门、陈旗、扁都、流顺数乡范围。其盛名在民国末年时甚至超过洮河东岸流派，许多名砚工的精湛技艺至今尚被人们传颂。
  清同治年起，砚乡遭受兵祸，石料产地附近百姓纷纷迁徙。移居于武都、宕昌、舟曲一带，时约20余年，老艺人病夭，年青砚工的手艺也因无石料加工而日趋荒废。以致上庄时，原已普及的民间砚工十不存一，使民间制砚业大伤元气。曾一度扩大授徒范围的传承方式又恢复到子承父业的传统方式上。砚石产地的乡民们，也只好以出卖石料的微薄收入来补贴家庭生活。砚工们由于刻砚技艺平平，传授的徒弟有限，无甚建树，民间砚工的刻砚业处于停滞低潮阶段。而此时的洮西流派，因地域遭受的兵乱稍轻，受的损失也不大，恢复起来又很快，再加上石料供应充足，致使西岸的民间制砚业在此阶段达到了历史的最高水平。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国家对民间工艺事业的重视，砚工队伍也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尤其是70年代末，党和国家进行了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乡镇、个体企业崛起，各类联合体的工厂、车间式授徒方式彻底打破了传统的子承父业祖辈沿袭的授徒方式。这种新的授徒方式的优越性在于：（1）徒工多为自愿从艺，爱好刻砚技艺。具备了“教者爱教"、“学者爱学”的条件，保证了徒工的出师率。（2）徒工的先天素质较高，普遍具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和艺术天赋，接受快、周期短。学岀来的砚工，技艺都较精湛，加上视野开阔、思想解放，能大胆接受新事物，又具有一定文化艺术修养和鉴赏能力，其作品普遍透出一种典雅新奇的时代气息。这些民间砚工已从普通工匠开始跻身于艺术家的行列，与洮砚一起登上工艺美术品的大雅之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