碌曲县图书馆

第一节 碌曲地方政权的建立
  碌曲县原属洮州（临潭）管辖，自清朝以来，这里一直由世袭的土官、头人统治着。解放前，境内藏族主要分布为三大部落：一是毛日郭哇阿才所属萨木岔部落，该部落为半农半牧区和牧区两大部分，包括萨木岔湿巴、宁巴、旺藏三部分。半农半牧区分布在洮河两岸，牧区主要分布在纳布加和尕海滩以及李卡如一带，农牧区共33个村庄和帐圈，统称为双岔佐仓农牧区六部落。此部落内部所属宁巴黄替昂哇的教民，该昂哇的温布为格地温布俄项尕尔旦。二是西仓部落，主要分布在西仓、拉仁关、玛艾等地，辖27个村庄和帐圈，也分为半农半牧和牧区两部分，半农半牧区分布在洮河沿岸。总头人西仓洪布花木交和唐龙郭哇拉玛甲，统称西仓十二部落。三是郎木赛赤部落，由赛赤寺院直接管辖，有土官、头人各一人，土官是赛赤寺院的大管家旦增僧盖，头人为管家之弟才本，郎木赛赤部落下辖十一个小部落及阿拉五部落九村，1957年4月划归碌曲县，另还有现在的吉扎村委会和田多、田后村，解放前在行政上归属夏河县管辖，宗教上属郎木赛赤寺院管理。1958年人民公社化时，划归碌曲。
  解放后，双岔、西仓仍归临潭管辖，郎木寺归夏河管辖，但未建政。
  1951年10月，临夏专署民族事务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议决定，由专署派遣工作组前往双岔、西仓等地，宣传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民族宗教政策和“不分、不斗、不划阶级，牧工牧主两利，扶持贫苦牧民发展生产”的政策，并且联系当地中上层人士做好统战工作，为建设地方人民政权做好准备工作。
  1951年10月，临夏专署工作组到达双岔、西仓，开始宣传统战工作，大力宣传共产党民族平等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国家的各项法令，召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工作组在双岔、西仓的18天时间，先后召集群众宣传1200人次，使双岔的土官头人和农牧民群众对工作组和人民政府有了初步的认识和了解。1952年2月26日，临夏专署和临潭县政府又派出四名干部随西道堂知名人士马富春前往双岔、西仓、郎木寺开展工作，历时15天，他们给部落头人颁发委任状，并邀请土官头人到临潭旧城开会，由于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不甚了解，土官头人们未能赴会。1952年3月6日，拉卜楞寺举行第六世嘉木样活佛座床典礼，临潭县政府乘各位头人前往庆贺之际，专程派人前往邀请西仓唐隆郭哇拉麻吉、双岔土官阿才的代表其绕、依拉等于4月10日到临潭旧城。中共临潭县委和县政府立即召开了首次藏民代表座谈会，征得藏民代表的同意，临潭县政府决定派县检察院检察长杜岐率工作组前往双岔开展工作。杜岐率工作组到达双岔，受马良土匪的挑拨，百余名不明真相的藏族群众武装包围工作组，土官阿才的管家催促工作组迅速离开双岔，为了避免发生正面冲突。5月14日，阿才派人护送工作组离开双岔返回临潭。1952年6月6日，临潭县政府又组织了由旧城民主人士参加的14人工作组，由杜岐同志带队再度前往双岔。虽然经工作组反复宣传并多次与土官阿才协商，工作组仍不能进入双岔开展工作。1952年6月26日，杜岐率工作组干部21人，在解放军（1个独立营，1个骑兵连）、民主人士和医疗队的帮助下，从临潭旧城出发，又一次赴双岔开展工作。为了能够长期坚持下去，这次配备了进住该地区工作的地方干部。28日工作组和部队到达双岔南面的洛措梁，以双岔土官管家阿克为首的17个头人与临潭县政府派双岔的民主人士一同前来迎接。29日工作组和部队到达洛措庄前，双岔部落27个头人在此等候，阻止工作组和部队进村，工作组和部队只得就地宿营。1952年6月30日凌晨8时，双岔5庄和西仓9庄集藏兵300余人突然袭击工作组和解放军驻地。解放军坚持“不先放第一枪”的原则，为了避免事态的扩大，部队和工作组决定后撤到离双岔十余里的洛措梁，随后双方派代表协商。双岔、西仓事件发生后，夏河县政府于7月19日派出部分民族宗教界中上层人士前往双岔，用政策开导说服部落头人和群众，但没有结果。为了解决甘南藏区政权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西北军政委员会决定组织“西北军政委员会甘南藏区访问团”前往甘南。
  1952年6月27日，甘南藏区访问团从西安出发，7月中旬抵达甘南，访问团在阿木去乎就双岔、西仓事件以调解的形式予以解决。1952年8月1日，访问团和西仓部落代表达成一致意见，第二分团于7月26日到达双岔，调解双岔、西仓事件，8月1日达成协议。9月6日，马辅臣、马富春率部分访问团成员到西仓访问，至此，双岔、西仓事件得到顺利解决。1952年8月成立西仓行政工作组、中共西仓工作委员会。书记杜岐，委员谢怀玉、李珍、张耀、马怀信。
  1953年6月，经甘南藏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研究，根据碌曲县工作的进展情况以及区域位置，初步具备建立县级行政区域的条件，决定成立洮源行政委员会、中共洮源工作委员会。洮源行政委员会由六人组成，后改为碌曲行政委员会，组成人员是：主任贡去乎俄日（藏），书记杜岐，委员谢怀玉、李珍、张耀、马维清、桥头驻军营长。并设有畜牧组、财政组、民政组、文卫组、办公室等工作机构。
  1954年初，召开了各部落土官、头人会议，着重讨论了成立碌曲县人民委员会工作。
  经过不懈努力，克服了成立人民政权的各种阻力，终于于1955年6月14日，在西仓召开了碌曲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碌曲县人民政府。双岔部落世袭土官阿才当选为碌曲县人民政府第一任县长，张宗发、才巴郎杰、花木吉尔、旦增僧盖当选为副县长。从此，碌曲县的各族人民开始有了自己的政权组织。
  第二节 人民政协成立前的民族宗教工作
  民族宗教工作是20世纪50年代初，党在碌曲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成立地方党组织，建立人民政府，发展畜牧生产，改善人民生活，首先是要做好民族宗教工作。在碌曲县政权建立前，政府在边远的碌曲缺乏群众基础，要接触群众、深入群众，首先必须接触民族宗教界中上层人士，做好他们的工作。通过团结和教育中上层，才能在这个基础上深入到基层，教育广大的藏族群众。自从1952年杜岐率领工作组进入碌曲，经过两年艰苦、耐心、细致的工作，民族宗教界中上层人士对党的政策，开始有了初步了解。
  到1954年，部分民族宗教界中上层人士，从与工作组的对立状态，初步转化到能协助工作组开展工作。通过安插工作、政策教育、生活关怀等措施，调动了部分中上层民主人士的积极性，加强了民族团结。这个时期，碌曲县的政权尚未建立，安插在碌曲的部分中上层人士还没有明确的职务。碌曲党组将8名中上层人士安插在碌曲工作组中工作，安插19人为甘南州人民代表，安插8人为甘南州政协委员，安插1人为省民委委员。旦增僧盖、阿才、卓挂单子、俄项各尔旦、其如、更登、罗卜藏等民主人士，在政协工作组工作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曹杜事件发生后，阿才多次派人暗中调查了解情况，对公安人员的侦查工作帮助很大。西仓洪布管家罗卜藏，先前常与工作组暗中对抗，由于他是西仓十二部落的核心人物，如果他从中做梗，西仓工作组的一些工作就难以开展。自从被政府安插后，他在部分工作中起了积极作用。禁烟工作中，他带头向群众宣传政府的禁烟政策并表明决心，还带动唐龙郭哇才巴郎杰亲自下地拔烟苗，西仓部落的烟苗全部铲除。
  做好宗教寺院工作，也是争取民心的关键所在。20世纪50年代初，县境内有8座藏传佛教寺院，1954年有活佛20余人，僧侣1184人。宗教在碌曲的统治势力很大，在某些地方教权大于政权，寺院有给群众派经、放债、派劳役、罚款的权力。藏族群众对寺院，对活佛很信赖，有病上寺院问病，有大事上寺院问事。工作组认识到做好寺院高僧活佛的工作，就可以更好地联系群众。在建政初期，宗教上层一般都接受政策宣传，协助政府工作，在碌曲全县性的禁烟运动中，有16名宗教界人士，在长达20多天的时间里，积极协助政府禁烟，有的僧侣亲自到烟地里拔苗，把烟苗视为宗教的仇敌，他们的行动对群众触动很大。
  部落民事纠纷也是关系到当时碌曲社会稳定的大事。工作组动员民族宗教上层人士帮助政府解决一些影响较大的纠纷案件。由于团结上层工作有了一定的成效，群众工作也相继开展。通过救济救灾，开展日用生活品的贸易，组织医疗组为群众治病等，使群众对共产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并开始向政府靠拢。通过宣传教育，在群众中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1953年有部分人公开反对工作组，怀疑工作组，经过中上层人士和部分积极分子的带头做工作，不少群众与工作组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由于有了群众基础，铲除烟苗和禁除烟毒的工作才在全县得以开展和完成。
  自杜岐率领工作组进入碌曲开展工作，经过3年多的艰苦工作，在部分进步民族宗教中上层人士的协助下，1955年6月，碌曲县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在建政初期，虽与民族宗教人士在一些地方存在分歧，但就总的来看，情况是良好的。民族宗教界的中上层人士，对于碌曲县的政权建设，曾经做出过自己的贡献。
  第三节 具有政治协商性质的部落土官头人座谈会
  自从1952年中国共产党派出的由杜岐率领的工作组进驻碌曲后，经历了双岔、西仓事件。双岔、西仓事件在西北访问团的协助下，得到了妥善的解决。通过双岔、西仓事件，碌曲各部落群众和民族宗教界的中上层人士，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双岔、西仓部落参与袭击解放军事件宽大处理、既往不咎，争取头人、教育群众、孤立匪特的政策，有了较为明确的认识。双岔、西仓事件之后，在碌曲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和县级人民政权的工作随即开始。
  1954年5月1日至3日，为促进党的基层组织与地方政权建设，加强与民族宗教中上层人士的合作，搞好各项工作，中共碌曲党组召开了碌曲各部落土官头人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郎木赛赤头人两名（其中郎木寺院1人），双岔部落土官头人11名（其中寺院2人），西仓部落头人14名（其中西仓寺院3人），回族代表1人，驻军部队2人，党组领导与干部5人，共计35人。其中：藏族27人，汉族7人，回族1人。中共甘南州委民政处处长白忠义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党组成员赫占荣主持。5月1日上午，赫占荣作了关于《加强民族团结，巩固社会治安，做好生产救灾工作》的报告。次日上午，由白忠义处长作了关于《禁种大烟和粮食供应方针》的报告。经过两个下午的讨论，第三日上午，赫占荣作了总结讲话。这次会议是自党在碌曲开展工作以来，第一次规模较大，而且有各方面代表参加的民族宗教中上层人士会议，会议对当时的民族团结、社会秩序和生产自救工作起到积极的作用。会议期间，部落头人们经过讨论协商，发扬了民主、团结、友爱精神，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并在五个方面达成了共识。
  一、关于民族团结问题
  土官头人们在讨论中认为，解放以来，尤其是在党的工作组进驻碌曲以来，在党的领导下，境内各部落之间的关系，开始朝着团结方向发展，并在纠纷的解决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为了清楚民族间和民族内部（主要是各部落间）的历史纠纷，必须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本着民族团结，充分协商，互敬互让的原则，依次解决矛盾。各部落土官头人迫切要求，政府尽快帮助他们调解纠纷。双岔囊欠代表大木千说：“要做好碌曲的团结，首先要把存在的纠纷调解好，才能促进团结。”出席座谈会的土官头人们一致表示，要从民族团结的愿望出发，协商解决好各部落之间存在的矛盾纠纷。
  二、消灭残余土匪，巩固社会治安
  出席会议的各部落土官头人表示，今后要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遵照政府的指示，协助政府，肃清在境内活动的残余土匪。土官头人们说，要对残余土匪提高警惕。土匪一日不消灭，就不能过好日子，民族间和民族内部也不能达到团结。今后发现散匪马上报告政府或部队，同时可能争取的散匪，必竭力争取，使其投诚。头人旗如说：“过去剿匪时，我们曾尽力协助了部队，今后仍会如此，决不和土匪来往。”
  三、禁种大烟
  关于各部落禁止种大烟的问题，在讨论中，各部落的土官头人们意见不尽一致，经过政府工作人员的再三政策教育，双岔土官阿才同意把本年度双岔部落的烟苗全部铲除。西仓土房头人（半农半牧）表示要种，他们的理由是：去年（1953年）阿拉部落菜地种上了大烟，政府并没有禁止，共产党的政策是一个政策，应该同样对待，今年阿拉部落又种了大烟，所以他们也种了。若阿拉部落不铲除烟苗他们也不铲除，若阿拉铲除了，他们无条件铲除。经过个别谈话和其他民主人士做工作，最后基本上同意铲除大烟。从实际来看，虽然表面上同意，而思想上对种大烟的问题还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党组继续做思想工作，后经政策教育，禁种大烟的问题终得解决。
  四、生产救灾
  关于生产救灾，土官头人们欢迎政府干部下乡放救灾款，并基本上同意发放给贫困户，帮助他们建立家务。土官头人们表示在粮食供应问题上保证遵守国家的粮食供应政策。
  五、关于增设贸易、医疗组问题
  双岔头人提出迫切要求在双岔设立贸易组和医疗组，以解决群众物资供应交流和看病的问题。西仓头人提出增设贸易流动组，上门供应日用品，增设医疗组，巡回治病，又要求政府给予帮助，为他们修桥，解决过河难的问题。
  通过这次会议可以看出，部分土官头人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表示要与党和政府一起工作，协助政府搞好碌曲的事情。但是，个别头人的态度对政府心存疑虑，与政府的要求尚有一定距离。西仓新寺洪布罗卜藏因担心禁种大烟，阻止部落土官前来参加政府的会议。西仓土房头人在会上说，他们不要成立政府，不需要政府帮助，他们部落的牧民没有多少牲畜，农民没有多少土地，种大烟收入高，光靠政府救济过不了生活，西仓没有土匪，修县政府不需要在西仓修。又说去年黄司令说过，军队干部只过路不驻扎，现在驻扎了军队干部；发放救灾款要求一律平等，只发给贫困户他们不同意。对于存在问题，碌曲党组通过讲明政策，并进行了说服教育才勉强通过。从各部落情况来看，郎木寺和双岔工作组与中上层人士的联系比较密切，工作基础较好，土官头人大部分比较进步。
  第四节 农业合作化时期的动荡
  1955年6月，碌曲县人民委员会成立。在建立人民政权的过程中，中共碌曲县委、县人民委员会领导各族人民，认真贯彻“不分、不斗、不划阶级、牧工牧主两利，扶持贫苦牧民发展生产”的政策，使碌曲县的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1955年冬到1956年春，在全国农业合作化高潮中，甘南藏区农业县的部分地区开展了互助合作化运动，这对碌曲县的藏族部落震动很大。1956年1月后，中共甘肃省委召开了牧区工作座谈会，就在这个时期，合作化的问题在碌曲县的藏族部落中引起了强烈的反映。
  山雨欲来风满楼。农业合作化，社会主义道路，这种带有革命色彩的社会变革，首先是引起了碌曲县部分民族宗教界中上层人士思想的波动，加上残余土匪的造谣破坏，不少部落头人顾虑重重，甚至感到恐惧。他们认为，走合作化就是“分土地，分牛羊，吃大锅饭，睡大炕，念经不自由”等等。尤其是他们对丧失牛羊和封建特权感到强烈的不安。在这种情况下，部分中上层人士，尤其是那些已经被政府安插在政府部门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的少数中上层人士，不是认真学习领会党的政策，顺应历史潮流，带领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而是铤而走险，采取与政府对抗的态度。他们拒绝社会主义改造，煽动群众，在暗中集会准备反抗。1955年12月中旬到1956年1月中旬，西仓部落头人在玛艾部落调解西仓新寺与阿木去乎命案纠纷时，乘机聚在一起开会，研究商讨对应合作化问题。一位主持会议部落头人（此人叫乔科旦科）在会上说：“回去告诉大家，美国飞机回来了（前不久在碌曲上空发现气球），这对我们是有好处的，牲畜土地都要自己做主，不合作，不归公，坚决抵抗，必要时以死抵抗到底”。这次集会后，凡是参加集会的头人回到村后，公开给村民宣传抵抗合作化。西仓土房头人逢人便说：“你们给其他人互相传达到，以后不要和政府的人接近。”已经被政府安插的西仓洪布管家罗卜藏，对刚从兰州开会回来的干部石忠表示说：“我们坚决要求宗教信仰自由，牲畜自己做主，不实行合作。”在牧民群众中，一些富裕户有的怕分掉自己的牛羊和土地，有的则害怕合作化后自己丧失了权利。则岔村的一个富裕户有牛150头，绵羊1000多只，马100余匹，他找到工作组说：“人不给我帮助，我不给人帮助，土匪方面我不去，政府方面我不来，不分牛羊我高兴，也拥护。”部分中等户也反对合作化，一位村民说：“合作化穷人翻身，我们有钱人遭殃。”对于一般群众来说，他们对合作化的不理解，只是思想波动而已。但是，对那些思想顽固的中上层人士来说，他们有着自己的图谋。1956年3月初，西仓土房则岔一带谣言四起，有人说：“有3个人就可以搞掉一个公家人，有100人就可以把新寺的汉家全部搞掉。这是不走合作化的好办法。”在这个时期，极少数部落上层人士正在阴谋策划武装反抗社会主义改造。在谣言传出不久，西仓部落聚众4000余人向政府示威。此后不久，1956年6月，发生了晒银滩流血事件。
  互助合作化尚未付诸实施，县境内部分土官头人已经闹得声势浩大。这个时期，双岔部落第十八代世袭土官阿才的情绪，传染给了部落的不少人。1956年春，已经是碌曲县县长的阿才赴北京等地参观，祖国内地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改造，并没有使他的观念得到转变。在藏族群众中，传说着这样一件事，说是郭哇阿才到内地参观，在开会期间丢了出席证，还在会场捣乱，共产党也没敢把他怎么样的。与阿才同行参观的人说：“阿才说，共产党说走社会主义要自愿，若不自愿就说你思想不好，不跟共产党走。我看我们都是明愿心不愿，再说，互助合作化了，连一个牛羊都没有了，这不是明明的分了吗？还说宗教信仰自由，有的寺院仅仅有几个和尚，而且没有一个年轻的，老和尚一死，寺院就完了。我们藏区也危险，合作化了，和尚生活来源大大减少了，也就完了，将来死了连个念经的都没有。阿才在北京时在中央民委主任汪锋面前说他不走社会主义，共产党说走社会主义要自愿，若群众走我不管，对参观的情况，我回去一定宣传，至于走不走社会主义，那就在于群众，我不负责任。阿才在干部面前说合作化好，回去一定宣传，暗中却给有的人说，该应付的还得应付。”阿才回来后正值召开妇代会，双岔工作组前往牧区动员代表，他明劝暗阻，结果双岔连一个妇女都没有出席。阿才给工作组说：“群众不愿意，我没有办法。”
  与乔科旦科、洪布罗卜藏、阿才等人不同的是，在中上层人士中，有的则对合作化表现出另一种态度。西仓活佛大日仓等给群众说，“合作化不是可怕的，能够吃饱，全国都合作化了，可能是件好事，你硬也硬不过去，还是跟着大家走着看”。对合作化持积极态度的上层人士是旦增僧盖。1955年秋，旦增僧盖就曾向政府提出过在郎木寺试办互助组，实行联群放牧的意见。1956年春，他参加甘南州政府会议回来后说：“甘南工委提出的十二年规划、28条和牧区走社会主义的办法照亮了我的心。我的牲畜正苦于无人照料不增产，工作开展后我首先带头合作。”他对县委领导说：“在碌曲县的合作化中，请工作组考验我是不是听党的话努力工作，以后慢慢会知道。”在头人中比较落后的拉麻吉在甘南开会回来说：“28条很好，内容我没弄清楚。”他对县委工作人员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工作人员给他逐一解释，他说：“刚刚开始，也许我们不习惯，以后会习惯的。”
  在群众中，不少人站在中立的一边。他们表示：“我们听洪布郭哇的话，他们如何指示，我们坚决执行。”
  贫困牧民对合作化表示热烈欢迎，并积极行动起来。西仓加禾村的回汉民自动组织起来，一个常年互助组，其中贫苦户占到90％，有4户无地贫苦藏族也自动组织起来，租地合作生产。早在1954年，郎木寺就自发组织了常年互助组，分布在加科等3个牧民村庄，共有42户牧民，宣传合作化时，才发现了这种自动组织起来的情况。1956年3月初，双岔部落的一个村庄有6户人家组织了一个常年互助组。随后，有些贫苦牧民相继组织起一些互助组。
  但是，部分中上层对合作化的反对，在1956年及以后的一段时期，造成了社会的动荡。
  第五节 1958年反封建斗争
  1958年4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说：“匈牙利的事，在中国基本上可以避免，但是部分的还可能发生。例如甘肃的南部，只要发生造反，就是好事。部分叛乱完全可能发生的，比如西藏，心就在印度、英美方面。”同年6月24日，毛泽东就青海省委《对全省镇压叛乱问题的请示》批复说：“青海反对派叛乱，极好，劳动人民解放的机会就到了。”
  甘南在较大规模的股匪叛乱平息后，从1958年7月中旬至12月底，在中共甘肃省委和兰州军区党委的领导下，从内地抽调400多名军地干部，协助甘南州委和州政府开展工作。本着党的“边打、边改、边建”的方针，在全州抽调1756名干部，组成8个武装工作团和33个武装工作队，配合剿匪部队，分赴全州各乡村和少数寺院，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封建斗争。
  在碌曲县开展的反封建斗争，是甘南反封建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反封建斗争的主要做法是：
  一、彻底清查和逮捕参叛分子
  甘南州公安处制定了《有关捕人的几项政策界限规定》，提出了把21种人作为捕办对象的规定。根据《规定》精神，结合反封建斗争，除了其他参叛人员外，逮捕僧侣中的反坏分子324人，其中活佛21人，吉哇52人（包括曾任过吉哇的人），僧官10人，存德72人（不包括历任存德），提经10人，更才布9人，管家30人，赤哇5人，僧侣115人，（内有尼姑1人），被俘活佛2人，更才布1人。对西仓新寺和郎木寺进行了重点搜查，搜出步枪15支，手枪3支，冲锋枪两支，土枪40支，各种子弹1711发，刀24把，长矛86杆，降落伞6个，救生圈1个，救生衣l套，电缆135斤以及其他反动文件、国民党军官照片等千余件。
  二、开展诉苦运动和召开各种类型的斗争大会
  反封建斗争开始后，首先由工作组宣传政策，说明来意，稳定情绪，摸底排查，掌握反革命分子的犯罪事实，选拔培养积极分子，然后开展大鸣大放。全县共培养积极分子290人，在诉苦运动中，一个叫久买的人说：“过去我在寺院当吉哇时，赔了钱拉了债，最后寺院把我的房子没收了，还打了我很多皮鞭。”通过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方式揭露了赛赤寺院温布杀害3条人命的罪恶和寺院私设监狱、私自处刑的封建特权。依据群众要求批判斗争了旦增僧盖、金巴托儿、左格等。全县共召开斗争大会9次之多，参加人数达5000人（次）。在批斗旦增僧盖、金巴托儿时，僧众情绪高涨，揭露了他们残害生灵、拷打僧众，勾结果洛地方匪徒，煽动赛赤部落群众搞叛乱的罪行。
  三、没收参叛人员财产，彻底摧毁封建统治阶级
  对在搜查寺院时查出的白洋4151元，大小元宝341个，手表一个，粮食千余斤，大批牛、羊、马、衣服、布匹等予以没收。据统计，仅西仓、郎木寺等3个寺院，共没收各种物资折价321558.23元，得到分配的僧侣508人，分配人民币77716.73元。其中一般僧侣125人，贫困僧侣176人，赤贫僧侣216人。
  四、宣布取缔土官、头人和寺院的封建统治制度，废除他们拥有的一切封建特权，彻底关闭或拆毁宗教寺院
  全县除郎木寺外，其余寺院全部摧毁，部分昂欠（府邸）被学校、各种加工厂、公社食堂或公社办公室占用。其他经堂、咒房、玛尼房等全部拆毁，佛像亦全部拆毁，以铜出售给国家。还开展了还俗运动，全县1411名僧侣除逮捕的324人外，其余1127人全部还俗。其中98人送去学习，有10人到煤矿工作，其余被安排在生产队进行生产劳动。
  1958年发生的平息反革命武装叛乱和反封建斗争，彻底摧毁了千百年来的封建压迫剥削制度，消灭了封建剥削阶级的经济基础，废除了一切封建特权，改变了旧的生产关系，解放了生产力，把广大藏族人民从沉重的封建枷锁下解放出来，使他们成为新社会的主人。但是在反封建斗争中，由于受“左”倾思潮的影响，出现了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失误，产生了“错划、错捕、错判、错斗”的倾向，违背了中央“慎重、稳进”的方针和“不分、不斗、不划阶级”、“区别对待”的政策，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造成的后果是部分农牧区一时丧失了大批劳动力，制约了农牧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酿成了一段时期阶级关系和民族关系较为紧张的局面，伤害了不少人的感情，造成了不良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