碌曲县图书馆

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早在周代就有记载周王室封国和诸侯国历史的“邦国之志”与“四方之志”。修志是为了资治，宋朝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就是要“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该书因此受到宋神宗赵顼的赏识，认为它“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便给它定名为《资治通鉴》。
  碌曲县修志尚属首次。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要加速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就需要有一部系统翔实的地情资料，以使人们全面地认识县情，作出科学的决策。20年前，中共碌曲县委决定设立县志办公室，20年后的今天，作为碌曲县系统地情资料的《碌曲县志》终于出版问世。《碌曲县志》的编纂经历了艰难曲折的过程。起初是政府没有搞过这样的文化工程，没有经验且又缺乏专业人才和经费，使县志工作迟迟不能起步。后来资料问题基本解决，又因种种原因，或者说是对县志工作是一项学术性的社会系统工程这一特点认识不足，加之人员频繁调整，使志书资料得不到合乎专业要求的逻辑组合，终难成书。面对碌曲修志工作严重滞后的局面，2004年，县政府调整思路，县长亲自挂帅，保障经费，调配人员，经过两年攻关，终使志书付梓。
  《碌曲县志》“尊重历史、秉笔直书”的编纂思路既符合党的思想路线，又遵循了唯物观；既继承了史家之传统，又合乎地方志重在“地方”二字的要求。面对仅有点滴传说的碌曲远古历史，县志从寺洼文化说起，直至中华民国，尽管是粗线条的，但实在来之不易。在此之前，洮河源头这片草地的历史梗概是道不清说不白的，在许多人眼里，古代碌曲是人迹罕至的荒漠。对此地是否有人类活动的历史存疑，1994年编写人员搜集到的一册由陕西旅游出版社出版的《唐蕃古道考察记》，为碌曲县的历史探索提供了起点。尔后，曾在碌曲长期工作过的学者型领导干部王洲塔、邓全运等对碌曲县的一些历史文化问题进行了研究释疑。没有这些知识分子的努力，县志就无法达到纵不断线的要求。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95年的40多年，碌曲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世纪50年代是碌曲县人民政权的建立和巩固时期。氏族部落制度为社会主义制度所取代，土官头人统治变为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生产关系的革命性变革，在碌曲这个边远小县，表现得十分剧烈。40年间，在中共碌曲县委和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经济迅速发展，多种危害人民健康的地方病得到控制和消灭，尤其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变化，使各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迅速提高。这些新时代的辉煌业绩，《碌曲县志》都有详尽的记述。碌曲县是以藏族为人口主体的少数民族县，解放前带有民族色彩的社会组织结构，以藏传佛教为主体的社会意识形态和独具特色的生活习俗，在县志中都有较为充分的展现。
  值得一提的是，《碌曲县志》不仅记述了积极进步的方面，对带有局限性的、失误的、消极落后的也有记述。例如在发展畜牧业生产方面，既有对发展畜牧业生产的典范贡巴经验的记述，也有对大办农场，大面积开荒造成的危害的记载，对政治生活的记述，在彰显成就的同时，不忘失误，对反右平叛斗争扩大化以及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失误，没有回避。不溢美，不隐恶是编史修志的传统原则，只有写出社会历史发展的两面性，才是真实可信的。也只有把正反两个方面都写全面，才能体现志书“资政、存史、教化”的功能，《碌曲县志》较好的把握了这一点。
  碌曲这片广袤的草原，人杰地灵，她不但赋予了藏族人民纯朴、善良、豪放的特性，也养育出了许多名扬域外的宗教、文化等杰出人才。生于1689年的达万巴·坚参桑盖曾任拉萨噶丹寺第53任法台。1948年这位高僧返回碌曲创建了被称为藏传佛教圣地和安多藏区一颗宗教文化明珠的郎木寺。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双岔毛日寺院创建者二世萨木察仓·晋美南卡，曾赴京供职，深得皇帝赏识，他为增进拉卜楞寺和当时中央政府的和谐起了积极的作用，辞世后道光皇帝极为悲痛。生活于20世纪的碌曲阿拉籍人士洛桑慈成木嘉措，被称为藏传佛教格鲁派的一代宗师。20世纪六七十年代，境内贡巴草原，一位藏族妇女才让卓玛创造了一面农业学大寨的旗帜，她带领贡巴大队发展集体经济的先进事迹，在那个时代广为传颂。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从碌曲草原走出去的干部，有的成为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有的成为大学的教授，有的成为省级医院的专家，有的成为从事中国牦牛研究的科学家。
  《碌曲县志》在编纂过程中，由于写作力量不足，在反映内容的全面性，史志文化的学术性，篇章结构和记述表现的逻辑性等方面，还有诸多欠缺，但就整体而言，不失为一部成功的地方志书。
  中共碌曲县委副书记 马井泉
  碌曲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马向红
  2005年10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