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丹县图书馆

南京、武汉相继沦陷以后，国民政府被迫迁至重庆，这座山城便成为抗战时期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于1938年12月迁到重庆以后，这里也成了中国工业合作运动的总枢纽。政府是通过设在重庆的“工合”总会来管理各地“工合”组织的。协会的一切领导职位均由官方委任。由于“工合”总会在经营管理方面已渗透了大批政府要员的亲信和他们亲信的亲信，使“工合”的上层愈来愈表现出腐败，逐渐变成了一个官僚机构。
  1938年底，艾黎第一次来到重庆。当时的重庆不断传来日军飞机空袭的警报声，日军的狂轰滥炸，造成经常停水停电，严重影响了人民的正常生活。然而，“工合”总会愈来愈严重的官僚作风更让艾黎无法容忍。
  艾黎在描述“工合”总会的情况时说：“在进行一次定期改组后，整个运动的指导权交给了4个处的处长。每个处长都开始把各方面的亲信纠集在身边，目的是把其他处长拉下马；每个人都想恢复原来那种大权独揽的局面，而这只有将其他的权力追逐者除掉后才能如愿。……因此，他们成天忙于编造谎言，设计圈套，进行破坏性批评，朝秦暮楚，结党营私，策划阴谋，散布流言蜚语，将组织摧残得无法再工作下去。对待搞实地工作的人就像对待陌生人一样。”
  而往往愈在总部附近，这种作表面文章的事愈厉害。艾黎曾在川康区办事处一位主任带领下去看长江南岸的弹子石“模范合作区”。那里的合作社分布在整齐的街道两旁，艾黎独自先来到一个毛巾生产合作社，他问谁是最好的工人，人们指向一个不声不响的年轻四川人。艾黎回忆：“看上去，他真的成了他的机器的一部分，而机器也是他的一部分。因为天气很热，那位工人只穿了一条短裤和一双木拖鞋，干了一会儿，就到门外呼吸新鲜空气。这时，那位主任走过来，在他面前停步，转身对经理喊道：“为什么让街上的二流子站在你的房屋前！”并大声训斥要那位工人走开！而那位工人却一声不吭的看了看他，转身进去坐到自己的织布机旁继续工作。那位主任一边盯着他的后背一边嘟囔到，模范中心的工人在劳动时也应该穿得好些。艾黎当时认为，像这样办“模范合作社”，纯粹是官僚机构的表面文章，毫无一点合作社的精神。
  艾黎的好朋友、蒋介石的私人顾问端纳有一次对艾黎透露了他的一个讨好国民党的好办法，那就是到一家外国报纸的办事处去，花钱让他们印出一份单张报纸，可以根据需要，在上面刊登天花乱坠的吹捧文章。然后，再把这篇文章剪下来，设法让这张剪报在你要去见这位大人物之前，出现在他的书桌上。他说这办法一直行之有效也非常重要。对此，艾黎曾表示很不以为然，认为政府官员的大多数还不至如此。但不久发生的一件事情，使艾黎真正看到了国民政府的腐败，从而彻底绝望了。
  一天凌晨3点，艾黎忽然被通知立即去孔祥熙的家中。艾黎想一定是发生了什么大事。外面下着大雨，又没有任何交通工具，艾黎跌跌撞撞来到孔宅，但情况却让他大失所望。原来，这里的人们刚玩完牌，老人正准备去睡觉。而孔夫人宋霭龄因为当晚情绪很好，准备把她从国外弄到的一小笔钱，用来修建一所工业合作社的托儿所。她深夜把艾黎叫来，就是要告诉他，这个托儿所必须是“现代化”的，而且必须建在重庆附近。这样，她可以经常带人去那里参观。
  当艾黎回到自己的住所，脱下湿漉漉沾满泥的衣服和鞋子时，不禁感到“我不过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下等人。”然而，这项“工程”的进展却是异乎寻常的快。第二天，修建托儿所的专款就拨到了当地“工合”指导员那里。约一周后，艾黎去看建成的“托儿所”，在长形的席棚子里，什么都没有，既没有儿童床和设备，也没有孩子。那位指导员在一边愤愤地说：“钱已花了，许多孩子被带进来，照了相。一些客人坐着小汽车来参观。现在这一切已经结束了。”他俩在那里默默看着那个可怜的、幽灵似的托儿所，什么话也说不出来。艾黎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沮丧，特别是有一种被人愚弄的感觉。
  1939年5月，艾黎结束了在福建、浙江、安徽的考察，回到江西赣州后，因劳累患了伤寒和疟疾。有一天，艾黎在病床上接到孔祥熙发自重庆的电报，要他立即停止组织合作社。艾黎明白，显然是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在那里阴谋扼杀“工合”运动。他复电说：“尽管你要求停止组织合作社，但我们必须有某些新社以代替老社。”以表示拒绝执行命令。
  紧接着，到了7月，宋美龄又通过端纳要艾黎马上去重庆。在当地“工合”组织的帮助下，艾黎乘汽车、火车经韶关、衡阳、桂林，再乘飞机来到重庆。艾黎事后形容他当时的狼狈境况：“我穿着一件草绿色军上衣，下着短裤和江西草鞋，一到重庆便往蒋介石的总部去见端纳。”
  原来，宋美龄是看了一位外国人埃米莉·哈恩写的一部《宋氏三姐妹》书的清样。其中有一段说蒋夫人称艾黎为“亲爱的路易”，为此她非常生气，要艾黎必须澄清这件事。
  宋美龄一见到艾黎便说：“我根本不知道你的名字叫路易”。而艾黎也申辩自己根本不认识什么埃米莉·哈恩，更谈不上与这位作者谈过话。当宋美龄最终相信这篇报道并非起源于艾黎后，便不再谈起此事。接着，宋美龄问艾黎愿不愿意去川康地区走走。原因是不久前有些阿坝的藏民贵族要支援抗战，说他们在松潘附近有许多黄金要捐献，所以宋美龄希望艾黎去那里证实一下。由于艾黎正打算去松潘一带为“工合”生产军毯筹集一批羊毛，因此就爽快地答应了。
  国民党原来是想在国外买毛毯装备军队，但被日军封锁运不进来。于是便设法在上海买了一批毯子，但在绕道越南海防的运输途中丢失了。以后又买了100万条，却在经缅甸仰光的途中又丢了。实际上，据艾黎得知，大多参与购买这些毯子的官员，在交易中获得了大量好处。他们趁战乱和政府的腐败发财，但人们却始终没有看到买来的毯子。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经过艾黎他们的努力争取，国民政府才为工业合作社制做军毯开了绿灯。这也是“工合”同政府签订的最大的一项合同，完成这一项目对整个工业合作社运动的信誉至关重要。
  为了完成这一任务，“工合”组织遇到的首要问题是加工毛毯的纺织技术，人们必须从头学习；其次就是没有足够的原料——羊毛。所以，艾黎决定先去阿坝藏民居住的松潘地区，组织采购羊毛。艾黎首先来到灌县。
  灌县是川西重镇，交通便利，资源富饶，尤其是以出产煤炭、铁矿、砂金、造纸、羊毛等工业原料为多。1939年4月成立了“工合”灌县事务所后，即以本县的特点，确定了以淘金、纺织两项为该区工作的中心目标。在灌县，艾黎开始为去松潘做准备。在“工合”灌县事务所的帮助下，艾黎与一位年轻人，备足食物带了铺盖，雇了两个挑夫便上路了。
  松潘县地处岷山山脉中段，青藏高原的东缘。是四川的两大河流岷江和涪江的发源地所在。自古为蜀国领地。元代在此设松州和潘州，明代置松州、潘州二卫，并称松潘卫，“松潘”之名自此始。1913年始名松潘县。
  从灌县到松潘大约有300多公里，但中间什么交通工具也没有。他们沿山路每天步行约30公里。一边是高耸的大山，一边是喧嚣奔腾的岷江。路上停下来能吃的就是煮土豆和所带的一点肉干。灌县海拔只有300多米，而松潘海拔有3000多米。在战胜了高原反应和恶劣的气候，艾黎他们终于安全抵达松潘县城。
  接着他们又骑牲口到达位于该县西部的毛儿盖。这是松潘最大的藏族聚居区，在面积达1800多平方公里内，有18个村寨，居住着约四五千人。1935年红军长征翻越雪山后，就是在这里进行了长时间的休整后，才最终克服艰难险阻穿越了茫茫若尔盖大草地。这里的藏民非常好客，一路上，艾黎尽力说服藏民区各地方头领帮助安排收购羊毛并送往灌县。这次川藏之行，使艾黎增加了不少见识，当完成了收购羊毛的任务后，艾黎终于送了一口气。不久，他们平安返回灌县。
  1941年，艾黎要去香港接收一批国际社会援助的物资。由于这批物资要在缅甸仰光卸船，所以他不得不由香港乘船去新加坡，然后转道仰光。在新加坡，他通过朋友介绍结识了当地几位爱国华侨，艾黎向他们讲述中国抗战的艰辛，希望他们能对中国“工合”事业有所资助。
  但后来艾黎发现，在新加坡要组成一个“工合”促进委员会并不难，难的是要想从殖民政府的严格管辖下带出捐款却很不容易。艾黎见到了当地被称为“华人保护者”的一位政府官员，发现他对中国的情况还停留在20年代，仍以为国民党是革命势力。
  在仰光，同样是华侨，却给予了艾黎很大帮助。但他们对于那些派驻滇缅公路负责运送物资的国民党代理人的愚蠢和浪费钱财感到困惑不解。在当地最大的旅馆里挤满了中国内地的形形色色的代理人，他们最重要的是尽快赚钱。
  艾黎曾在一所大学的餐厅，结识了一位有一半中国血统的缅甸大学职员。
  他愤愤地谈到帝国主义如何利用缅甸各种相互矛盾的民族主义把仰光搅得乌烟瘴气。到达腊戍后，艾黎看到了大批待运中国的卡车和物资。
  押运这批物资从南坎过了中缅边界，就到了畹町海关，这是中国境内的第一个城镇。畹町（现为瑞丽市城关镇），傣语意为“太阳当顶的地方”。终于回到了中国，这本来是件高兴的事情。但这里的情形却又使艾黎大失所望，他看到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官僚主义和结帮营私”，他们办事不是从中国抗战的大局出发，而是为了在当地设有办事机构的私人团伙和利益。艾黎费劲的在一个个办事“衙门”间奔走，足足花费了两天时间，才办完了入境手续。20多天后，艾黎率领的车队沿滇缅公路，经瑞丽、保山、大理，终于到达了目的地——昆明。
  艾黎发现，国民政府的大多数人起初以为工业合作运动不过是开个玩笑，后来，当他们发现“工合”实际已发展成为全国性的组织，已不再那么简单时，问题便随之而来。特别是一些偏远合作社各级指导员大多是爱国知识分子，他们同合作社社员群众一起认真地工作。“工合”采取的诸如改善劳动条件、卫生条件、加强教育、社会服务等较为进步的方式和方法，以及“工合”号召社员以自己的团结与民主合作来争取实现一切福利，而不是靠个别人恩赐的做法时，便引起了顽固派对“工合”的恐惧和疑虑。
  这些情况使艾黎越来越感到：“在国民党统治区任何种类独立的社团，一旦显示出优越性就会扩散成为要求各种类型联合与团结的联锁反应。这恰足以把国民党精心营造的那个藏污纳垢的大厦化为灰烬。”
  但政府又不想完全毁掉“工合”，甚至到抗战胜利为止，都始终没有放弃对它的管理，都没有停止对它的资助。艾黎认为，这一方面是由于害怕引起海外公众反感，另一方面也是想从支持民间在集体基础上建立工业运动中获取全部面子。所以当“工合”最初的发展引起了潜在的敌人注意时，这些反动势力便一方面想利用“工合”取得的成功，作为他们报功行赏的资本，同时想尽量对它加以控制，使它脱离人民民主运动的“危险”渠道。他们不希望这个组织走的太远，发展太快，因为那样他们将难以驾驭了。
  国民党顽固派的破坏使“工合”的工作日益困难，特别是大多在基层工作的人员。大家不得不经常花费大量的精力去与各种反动势力作斗争。在离宝鸡不远的一个叫拐村的地方，建有一批合作社。这里原是东北军的防区。一批东北军的军官家属和伤兵在这里经营着几个工业合作社。但在一天晚上，国民党军队袭击了该地，把18位女工带走，说要把她们送到宝鸡的妓院去，而男人则全部投进了监狱。最后在艾黎和西北区办事处主任卢广绵的调解下，才使人员获释。
  1940年9月的一天，在浙江淳安，国民党伤兵为敲诈勒索，有意在茶馆寻衅闹事，殴打了“工合”淳安机社监事会主席叶阿寿，激起工友们的义愤。工人们手持铁锤、扳手等工具奋起反击。从下午4时开始，在茶馆内外夹击，直打到深夜11时左右。整个县城一片混乱。结果打死伤兵2人，打伤十几人，机社伤1人。第二天由县长出面调解，事态才平息下来。
  在“工合”基层组织里的斗争也异常复杂。宝鸡“工合”初创时期，总会曾强行派去4名会计，但不久，其中2人因造假帐被开除。而另外2人因被发现有贪污和买卖枪支行为，遭到“工合”基层组织的追查。他俩便放风“声称那些要杜绝贪污的人实际是在迫害政治反对派，”并说他们已发现“工合”社里有共产党，并不断制造借口捕风捉影，给社员施加压力。由于这些原因，西北办事处主任卢广绵通过东北军的关系，将其中一个不法分子以私藏军火的名义逮捕。而此人不久便打通关系获保释，并在西安扬言要对卢广绵进行报复。只因卢的身边有人保护，才未能得手。
  倘若其它所有办法都不能削弱“工合”，顽固派就会使出他们最拿手的政治武器——戴“共产党”帽子。
  在滇南的玉溪，那里的合作社就是被冠以“共产党”的罪名而扰乱了工作的开展。在当地只要是为改善人民生计而采取的任何措施无不加上这个罪名，愿意到合作社工作的人，积极肯干的合作社指导员，只要是反动势力看不顺眼，最后总是被诬为通“共产党”。在昆明的商会，一位绅士甚至说：“不得了！共产党到我们这里来了！有的工厂没有象样的厂主，都归工人所有了。这就是共产主义！”
  事实上，国民党统治区的每个事务所都可以讲述类似的事情。有许多“工合”指导员因政治观点不同，而遭国民党逮捕和杀害。据艾黎得到的消息，甚至“蒋委员长的侄子骑马外出，在西安附近视察‘工合’时，不慎落马伤了颈骨，有人竟会据此造谣，说这是‘工合’与共产党的联合阴谋，还说那马是共产党训练的。”在东南地区，国民党大肆宣扬：“新四军有‘工合’，所有‘工合’都是新四军、共产党办的。声称‘不容这些异党存在’。”
  长期以来，国民党特务就一直在监视艾黎，他们把艾黎当作危险人物。艾黎因为在东南支援新四军，就被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部长官顾祝同宣布为东南区不受欢迎的人。一次在陕西益门镇公路检查站，警察认为艾黎从延安带了“危险物品”到重庆去，竟搜查了他的所有行李。反动分子还编造各种谣言，企图将艾黎整垮。他们一会儿说艾黎是英国特务，企图控制中国的工业；一会儿又说他是个“凶狠刁钻的工程师”，是以中国人民为代价替自己博取名利的感情用事的“宗教冒险家”，是一个对工业一窍不通的傻瓜，一个在外国银行存有巨款的匪徒等等。
  1942年9月21日，艾黎终于在双石铺接到了重庆的电令，称“行政院决定终止你中国工业合作社技术专家的职务”。不久，政府又许诺要给艾黎经英国去新西兰或任何他愿意去的地方的头等船票，还说要付给他2000美金的补偿费。而实际上艾黎最终即没能出国，也没有得到这笔钱。后来艾黎才得知政府撤销他职务的主要原因是“与共产党秘密交往”，其罪名有：
  在宝鸡同很多共产党人一起建立工业合作社，并向延安输送人员和物资，证据是一份被捕的“工合”进步干部的名单，其中一些人已被处决。
  在皖南茂林设立“工合”事务所帮助新四军。在浙西的淳安建立机械工场，为新四军制造了大约4万枚手榴弹，并修理机关枪等。
  在云南大理、福建永安、陕西省的双石铺等地建立了类似的共产党基础。
  从蒋介石夫人那里拿了4万元法币，用来组织瑞金的八路军士兵的妻子儿女为新四军做麻鞋。
  对于这一切，事后艾黎感慨地说：“那些年工业合作协会办事处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遭受反动派镇压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