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丹县图书馆

1952年，尼赫鲁总理曾两次邀请我去印度工作，在印度建立工业合作社体系，但是我没有同意。我说：“不是时候。”我认为我在那里不会有大的作为。但他说：“这项邀请一直有效，你任何时候来都行。”1961年我果然去印度参加和平会议。一天晚上，印度合作社组织的领导人来拜访我，他对我说：“很抱歉，我不得不告诉你，尼赫鲁先生对你的邀请现在已不再有效，我们现在不能邀请你了。”我说：“我本来就不想接受他的邀请。这个会议一结束，我将十分高兴地回中国去。”
  此后不久，在开罗举行的亚非团结会议上，苏联代表高傲地转过身来问我：“你是属于那个组织的？”
  我说：“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
  他说：“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组织。”
  我说：“这个委员会里有你们一位苏联代表。如果他没有向你提起过这个组织，那就不是我的过错了。”
  接着，在看来是更有希望的万隆会议之后，我不幸发现，在印度办理的去印度尼西亚的护照上用印尼文写的是停留“3天”，而不是我要求的3个星期。我临走的时候，印尼人确实非常生气。我同许多人费了不少口舌才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1962年切·格瓦拉访问北京之后，我被邀请去古巴，或许是请我对工业合作社和经济建设问题提些建议。在西伯利亚的伊尔库茨克过海关时，我的护照被收走，没有退还给我。我上飞机时，海关官员又问我要护照。我说：“你们已把我的护照拿走了。”
  他们说：“没有，没有。”
  有几个看见他们拿走我护照的也门人帮助我提出抗议。最后，海关官员拿出了护照，我们才走成。一路上差不多都是如此。
  抵达哈瓦那时，我受到出奇的冷遇。切·格瓦拉虽然仍是经济部长，但已大大失宠。古巴领导人转向苏联人并日益依赖他们，这一点非常明显。同样明显的是，菲德尔·卡斯特罗派根本不理睬格瓦拉关于经济独立的意见。鉴于古巴进口苏联的石油，我建议他们把甘蔗制成车用汽油，以削减进口货。我还建议他们不必从苏联进口肥皂，肥皂之类的许多东西很容易在古巴生产。但是我的建议毫无效果。
  我被安排在一家旅馆，但又没有去餐厅吃饭的餐券。房间的冷气常常被关掉。有些天有汽车可坐，有些天又没有车。译员只来一会儿。我到何塞·万徒勒里住的哈瓦那自由饭店去。他当时是古巴美术家协会的领导人。何塞请我吃了饭，为我办好了餐券，然后我便到处转悠，同会讲英语的人交谈。在他的帮助下我访问了古巴的6个省，但旅行安排得很糟糕。我待到规定的时间结束才离开，写完了一本关于古巴的书，但此书被束之高阁，从未见到阳光。我未能真正抓住当时的一切微妙变化。苏联人越来越固执，对其他人都忌恨。
  那时，古巴有一架陈旧的“不列颠式”飞机，从哈瓦那起飞，经加拿大到布拉格。我决定先乘这架飞机，然后经苏联回中国。当我向苏联大使馆申请过境签证时，那里的一位官员很反感地拿起我的护照说：“不行，不行，你还没有去中国的入境签证。”我指着签证的印章给他看，他又说：“我们看不懂那个。”
  我回到古巴人那里，告诉他们说：“如果你们不能让我持有苏联的过境签证并搭乘那架飞机，你们就得送我经伦敦去香港。那是很花钱的，你们还要用外汇。而你们自己这架座位空了一半的飞机是飞布拉格的。”最后，古巴人还是设法让我坐上了那架飞机。24小时后，我到达莫斯科，被送往一家离机场很远又很脏的过境旅馆，那里只供应“代表”用餐，不供应过境旅客，所以我只好到外面找餐馆吃饭。我在莫斯科住的一间小客房还未来得及清扫，床单是脏的。在满是尘土的地面上，可以看到前一位住客站在盆前洗脸时留下的脚印。在莫斯科逗留了四五天后，由于一位朋友的帮助，我登上去新西伯利亚的飞机，那里有中国班机，又等了很长时间后，终于回到北京。
  古巴是个美丽的国家，那时古巴人民的情绪很高涨，人人都在尽最大的努力工作。经济上的失误极大，比比皆是。菲德尔·卡斯特罗可以不停顿地打手势高谈阔论几个小时，但我发现听众的热情越来越低。开大会成了一种仪式，而不是表示群众真正的情绪。他对我非常冷淡。为我引见的那位妇女说：“这位是从北京来的艾黎。”卡斯特罗转过身去同别人说话，把一只手向背后伸出和我握了一下。那时邀请我去显然不合时宜。我越来越感到古巴人已转向苏联一边。我在各方面都得不到什么合作。从古巴回来以后，有人建议我参加在哈瓦那举行的三大洲会议，我说：“不参加了，我确实不能再干那种一个人经西伯利亚和苏联去古巴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