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丹县图书馆 内容
“工合”的创立
上海的局势在发展，日本人继续杀害平民，烧毁工厂。成百成千的难民涌入了租界，随着冬季的降临，饥饿和寒冷造成的死亡数字每月超过了1万人。然而，还有另一个上海——富人的上海，他们几乎不觉得有任何异乎寻常之处。他们跳一夜舞的舞票或喝一夜酒的花销就足够救活十几个人的性命，其对比令人触目惊心。
在那些日子里，埃德加·斯诺多次同我一道去巡视遭受破坏的市区。埃德①同他当时的妻子佩格②刚从北京来，为一家英国报纸——《每日先驱报》报道上海的战况。在他访问延安和离延安不远的一个后来被红军占领的小县保安期间，理解力很强的埃德从他与毛泽东主席的长谈中得到了巨大的启示。他一回到北京——他当时在燕京大学教新闻学——就着手写他的杰作《西行漫记》。这本书有着重大的意义，以其被译成的各种文字，向世界上千百万人提供了了解今日中国的背景材料。
看到大多数中国工厂，不顾空投的炸弹落在周围——有时就落在头上，仍然继续开工；看到妇女和儿童在轰炸中把蔬菜送入市区，确实令人鼓舞。但是，日本人对中国工业基地的恣意破坏使我愈来愈感到沮丧。杨树浦和虹口的景象使人看了毛骨悚然，已烧毁的建筑物仍在遭受劫掠。价值两百万元的机械厂除了地基外已荡然无存，所有的钢都被弄走了。各工厂的机器全部进了废铁堆，等待送往日本，或就地制造军火，中国的工业真正陷于瘫痪了。
随着战火蔓延全上海及上海以外的地区，失业工人日常发生骚乱和从战场上撤下来的残废士兵的问题使人担心。我开始想到如何以我在工厂督察工作中取得的实际经验来为抗战力量服务。难民们不断涌入内地。估计有60万工人失业，在街头坐以待毙。怎样才能把他们最好地组织起来建立抗战的工业？埃德和我常常从上海公共租界的屋顶上眺望日本帝国主义军队烧毁黄浦江对岸的浦东及其周围的大片地区，我们越发感到必须采取某种行动了。
在此以前，在上海爱国的中国人和支持中国的外国人就促进后方工业生产以支援抗战的问题一直在交换意见。有一天，我们又一次谈论这个题目时，佩格·斯诺突然说：“你看，路易，中国当前需要到处都有工业。中国必须有工业。要广泛发展工业，就得搞一个工业运动。眼下没有竞争。我认为，路易，你现在做的工作使上海成为日本人能进一步剥削的好地方。你说你喜欢中国，那你就应该丢掉这个工作，出来做些当前有用的事。中国人生来是会合作的。”埃德表示同意，并谈了这方面更多的可能性。我说，我已经写了许多有关内地发展工业的材料。但我将按照在整个非敌占区建立一系列小工业合作社的设想重新改写。那天晚上，我打字足足打了半夜，让我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打出几份拷贝，第二天下午就拿给了斯诺夫妇。我们又做了些改动，然后埃德把文稿连同几张上海工厂遭到破坏的照片一起送给了《密勒氏评论报》的J.B．鲍威尔去印刷。小册子的内容包括对中国生产问题的调查和建立工业合作社以解决一些问题的总战略。它确实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埃德把它拿到上海各界人士中传阅，这就导致了第一个工业合作社促进委员会于1938年4月在上海成立。其成员有梁士纯、胡愈之、卢广绵和一位银行家徐新六等人。我了解到委员会的成员们希望有某种标记把大家联系在一起，便决定在山东路的一家店里制作珐琅质的徽章。从河南路上我的办公处穿过马路去定做徽章的时候，我想出了一个简单的名字“工合”——意即“一起工作”——用来代表我们的运动和我们的合作社，既好写，又易记。
通过英国大使馆的一位年轻秘书约翰·亚历山大，我们把一份小册子送给了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一克尔爵士，即后来的英弗查佩尔勋爵，他那时正要动身去国民党政府的战时首都武汉。阿奇博尔德爵士是个开明的反法西斯分子。再者，当时英国的政策是打败日本。埃德在一次谈话中说明了如何需要搞“工合”之后，赢得了阿奇博尔德爵士的同情。这次谈话中，我的名字被提出来作为这一运动的一个可能的领导人。起初阿奇博尔德爵士对于该计划能否得到国民党政府和共产党双方的赞同这一点没有把握，但是当谈到宋庆龄夫人百分之百地支持我们，而且她的弟弟宋子文也答应以一个私人银行家的身份给予帮助的时候，他似乎被说服了。阿奇博尔德爵士一到武汉就把计划送给了国民党政府的那些赞成抗战的领导人，并且向委员长的夫人宋美龄和澳大利亚顾问W.H．端纳①成功地兜售了这一想法。这两人是当时那里的抗日派中最强有力的人物。显然这个计划符合宋美龄的心意，因此，她说：“把路易·艾黎找来这里，让我们把这个运动搞起来！”
阿奇博尔德爵士回上海后就请公共租界的行政当局立刻放我走，当时的总办是个南非人，他表示我要去职很不好，因为在上海有许多工作可做。但他只能无条件地准许我走，最后说了这样一番话：“在汉口的中国政府支持不了3个月，你是在白白抛弃你的事业。中国是一团糟，别卷进去！”我告诉他我无论如何要走。他低头看了看文件，回答说：“好吧，那就把工作交代一下，走吧。”我获准退职并提前拿到了一部分退休金。那天晚上，我登上了去香港的“皇后”号轮船。宋庆龄夫人告诉我，她的兄弟宋子文将在香港安排好一架飞机第二天送我去武汉。
在武汉，我发现在抗日问题上人心浮动。当时的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的态度半冷不热。经济部长翁文灏把我叫去，解释说中国当然是需要工业的，但不需要一个合作社工业的运动；说中国的老百姓是亲共的，把经济大权放在他们手里是不行的。他试图劝我打消这个念头。
一天，孔博士在他的住地汉口江边的银行董事会会议室召集了一次会。他找来了好几个长江下游的老实业家，摆上了丰盛的午茶，包括咖啡和点心。端纳也参加了。孔的意思是让这些实业家在江苏的实业家穆藕初领导下组成一个委员会，来考虑在敌后的安全地区建立哪种工业才是银行可靠的投资对象。关于建立合作社工业的战时“工合”运动的想法显然丢开不提了。
然而讨论还未开始，宋美龄便怒冲冲地闯了进来，要我和端纳跟她走。我们下楼来到一间私人会客室，那里也已摆好了茶点。她让端纳去请孔博士下来，孔一进来，她冲着他便说：“你已经毁掉我打算进行的每一项计划。但是这一次你毁不了。”她要求马上给“工合”开绿灯，让它开始工作。她说：“明天早上艾黎必须得到全部授权。”带着一种她说了算的态度发作了一通之后，她便走出房间，下台阶，走向尘土飞扬、又热又拥挤的江边。孔博士穿着一件蓝色绸大褂，慢慢跟在后面，想说些什么，一手摇着扇子，因为那是武汉一个非常闷热的下午，在孔的后面跟着端纳，殿后的是我。大批人力车夫涌上来揽客。宋美龄昂首穿过他们，但不久她的警卫和汽车就赶上了她，后面是孔博士的，再后是端纳的。只有我留在人群中，向着我暂住的海军基督教女青年会大楼走去。
第二天早上授权果然到手，工作就此开始，安排了建立工业合作社组织的各个步骤。我们把这一运动定名为“工合”运动，在武汉的横滨正金银行大楼顶层办公，尽管国防部长何应钦抗议说这可能导致日本人轰炸汉口地区，而他本人就住在那一带。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占着银行大楼的底层，在那里进行把武汉劳动妇女送往西北的工作。
在武汉成立“工合”总部
在武汉，我在周恩来的东湖寓所第一次和他见面。从“工合”一开始，周恩来和八路军办事处的朋友们就十分热心。周极力支持这一想法，但是他说，既然采取行动的权力在国民党手上，我最好找主要的抗日派人土，使他们接受这个想法，能去延安和新四军根据地固然好，但只能作为全面计划的一部分，当时最主要的是拉住国民党抗战。最好能取得国际上对抗战的支持，国民党对此十分在乎。当问到国民党抗日派中谁最有影响时，我发现最起作用的两人是宋美龄和端纳。周恩来还认为，如果能把某些人民中享有崇高威望的爱国民主人士吸收到领导位子上来是最好不过了，这样“工合”组织才不会成为一个官僚机构。周派王炳南来参加了我们“工合”早期的许多次会议。我们得到的印象是，它不可能是一个真正的统一战线的运动，因为国民党不愿意把权力交给任何外人。
博古几次来看我，帮助制定政策。他说，“工合”的主要任务应是拉住蒋介石抗战，不让他投降；要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争取美国和其他国际支持，因为国民党对任何来自美国的东西都十分敏感；不要去延安或新四军地区，除非是在做包括所有敌后地区的人民阵线工作时；不要直接去那些地方，而要先建立西北、西南和东南3个办事处，并在其他各省做工作，然后扩大开来，并从而取得人员和机器的支援。“工合”也可以成为五四运动在难民、残废军人和农民中间的延伸，并能按照自力更生的合作社原则，为必将到来的解放了的中国提供有用的教育。
有一次，武汉酷热的一天过后，我正在洗澡，博古来看我。他不等我穿好衣服，就坐在澡盆边上开始同我谈当前形势。他说敌人大概会进一步深入西北地区，这样，八路军就将占领农村，同侵略者展开游击战争。因此，他要求我将武汉的工业尽量弄到西北去，因为在那些地区建立工业将证明是大有帮助的。
1938年8月5日，中国工业合作社协会在武汉正式成立。在找到孔祥熙博士中意的总干事人选之前，由我任代理总干事。同时，国民党政府任命我为行政院的技术顾问，以组织“工合”运动，并准许我随意到敌后区的任何地方履行职务。要为“工合”组织找一位总干事并非易事，因为孔的人大多贪污腐化。最后，我提议由约瑟夫·贝利①曾送往国外学习的一个学生刘广沛担任总干事。孔同意了，因为刘实际上是孔的人。我还提议章乃器为副总干事，但他后来去了安徽，再没回来。后来我们想到杜重远，不幸他去了新疆，并被疯狂的军阀盛世才所杀害。因此我们从未真正找到一个好人当刘广沛的副手，结果我自己不得不做实地工作。
协会成立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设法取得端纳和宋美龄的帮助，按照博古的要求，把武汉的工业撤往西北。我向他们指出，必须在火车尚能开往西安的时候这样做。翁文灏极力反对这个主意，但宋美龄支持我。随后，我在商会向武汉的实业家举行的一次大会上讲话，告诉他们上海的许多工业企业遇到的情况。最后，国民党军事总部每天派6列火车担负撤出工厂的任务。申新第六棉纺厂①一直撤到宝鸡，其他两个纺织厂撤到西安附近。大部分小厂机器都送到西安以西的蔡家坡，胡乱堆放在那儿。
宝鸡的第一个地区办事处
中央总部初具规模后，我们便开始在陇海线路的西端终点站宝鸡成立第一个地区办事处。由于武汉和河南的难民流入宝鸡城里，这座围有城墙的古城一片混乱，几乎没有地方容纳他们。然而，人们的合作精神非常好。卢广绵②负责那里的工作，干得很出色。
在宝鸡成立的第一个合作社是由7个铁匠组成的。我们后来听人谈起这个合作社初办时的一些情况。据说在一次不太平静的会议之后，人们都跑了出去，收拾起各自的工具，在车间各自找个地方一坐，每个人都说他从此要走自己的路。于是，合作社的组织者来了，向他们反复解释，直到达成谅解，他们又开始一起干活。鉴于市场上迫切需要日用品，并很好地利用迁到当地的一部分工厂设备，只用了两个星期，便组织起10多个合作社。3个月内，就有了制鞋和生产食品、毛毯、毛巾、药棉及纱布的合作社。
“工合”的思想像燎原之火蔓延，并从宝鸡扩大到其他难民中心。不久便制定出建立合作社的有关规定：
建立合作社至少须有7名社员。社员必须愿意认真工作、学习并偿还贷款。
每个社员必须至少拥有一股，任何人不得拥有超过全部资本20％的股份。在任何情况下一名社员都不得超过一票。
工时及工资数由合作社社员决定。
从社员中选出一名主任充当领班。
任何社员的过失行为均由全体社员评断。
定期举行会议讨论问题和计划。
年终利润分成如下：20％作储备金，10％作公共福利金，10％为联合社主任和职工的工资，10％作当地工业合作社发展资金（联合社入股用），50％交合作社各工人。在最后的50％中，五分之二由社员付给合作社作为股份。
因违反合作社章程而开除社员，由全体会议表决多数通过。
由社员选出一主任委员会处理财务工作。
社员可以退社，但只退还其所持股份的票面值股金。
今后，表示互相间关系的口号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许多工作报告纷纷送了上来。一个灰白头发的河南农民领着一批难民不顾艰险，逃到了宝鸡。然而，到了那里，他已陷入绝境。他们钱尽粮绝，无法维持生活。后来，有人出主意，叫他去找“工合”。他壮着胆子去了，满以为将遭到当官的一口回绝。但当他说他的那伙人都会织布时，他被告知马上可以开始造织布机，盖住棚，并可先拿到一笔贷款，以度过初期的困难。他绝处逢生，如释重负，感动得趴在桌上哭了起来。他的合作社一连几年都办得很好，生意兴隆。事实证明，凡是由这些人当社员办起来的合作社大多是非常成功的。蒋夫人在提到那里的工作时，常对我说“侬格宝鸡”（你的宝鸡）。
当然，“工合”合作社一进入西北，当地各种官员便要插手，因为合作社是税收的来源。幸而我们设法使我们所喜欢的一个县长派往宝鸡，以维护我们的工作。他是个东北人，名叫王奉瑞。我通过端纳和宋美龄做工作，委任他做县长。他原是一位能干的铁路工程师，到任后为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是把堆放在宝鸡铁道边的武汉工业设备安装在黄土山坡上开挖的长窑洞里，使工厂重新开工。轰炸减少之后，申新公司在宝鸡东郊修建了一座工厂，在那里进行大规模生产。①
开展东南地区的工作
尽管西北地区的工作开了个好头，我念念不忘的仍是东南地区。那时，新四军已粉碎了蒋介石的几次围剿，越来越多的农民带着他们原先埋藏的武器回到部队来。新四军的人员和战斗力都有所增长，在江西瑞金周围的老红军根据地现在成了它的后方。艾格妮丝·史沫特莱早些时候已进入新四军根据地地区，并且不断写出令人十分鼓舞的报告送往上海。“工合”的任务就是要设法帮助供应和武装新四军，以抗击日军。我决定亲自负责东南地区，选定赣州作为东南办事处的所在地，从此开始了我为时6年的“工合”实地工作的第一阶段。
1939年初，我去香港，从宋子文那里弄到一笔20万元法币的中国银行贷款。在途中，从湖南到广州，我只能买到硬座票，车厢内拥挤不堪。列车挤满了难民。每次日本轰炸机飞来都须停车，人们不得不下车到地里去躲避，然后再前进一程。当我抵达广州车站时，站上的国民党宪兵拿走了我的证件，并说全是假的。他们一定看我很不像样子，因为搭火车旅行了几天之后，我的衬衫已满是汗渍，而且我只穿了草鞋和短裤。他们说我不过是个白俄，我的证件一定是伪造的。他们仔细看了行政院不久以前刚发给我的那枚徽章，说：“这个是真的，但你一定是偷来的。”然后他们开始在车站上从各个角度调查我。我非常生气，说：“你们最好去问问在香港的宋子文，打电话去问个明白。”过了一会儿，一个宪兵拿着证件回来了，打手势让我离站。
我在香港完成任务后，便带着一大批材料和几个很有组织和会计技能的中国人，一道动身再去广州。我们这批人在一个拥挤的旅馆过夜，睡在仅能租到的一间客房的地板上，第二天搭火车北上韶关去赣州。
赣州是赣南贡水和赣江交汇处的一个小城市。尽管赣州本身仍有国民党军队驻防，它却是一个老解放区所在地区的主要城市。我们从韶关乘公共汽车，途经南雄，——南雄后来成为一个兴旺的“工合”中心。翻过梅岭山区，然后，我们又经过大余和南康到达赣州。赣州人都讲普通话。明朝的一位著名学者王阳明曾在这里做官，是他推广了普通话。但赣州以外各县的人都讲客家话。我们刚到赣州时住在一个濒临倒塌的小客栈里，那里正流行登革热，我们全都染上了这种病。这个城市是地主们的一大巢穴，各户人家都养着几条恶狗来保护。这些狗在我听起来似乎整夜都吠叫不停。当你身上有点发烧，心里又惦记着不少事时，那滋味是令人难忘的。
赣州那时是由蒋介石的长子，如今台湾省的国民党头目蒋经国治理的。他带了他的苏联妻子和孩子们刚从苏联回来，便当上了赣南的最高官员。他当时工作上干劲十足，想把他管理的地方搞成一个可夸耀的“模范”。他对合作社运动很热心，在我们工作的初期曾给予帮助，并向我们推荐了两名同他一起从苏联回来的很能干的干部。我们让其中一人负责在江西瑞金“工合”培训学校。然而这两个人不久便不得不离开江西，最后被逮捕了。他们最终的命运就不得而知了。蒋经国逐步向右转，因为他更多的是被派来照顾他的特务们所包围。
在他收到宋美龄为办孤儿院而从全世界募集到的钱之后，他便开始在江西各地招收孤儿。他竭尽全力使这批孤儿长期当他的学生。他们是在孤儿院长大的，后来便成了他的官员，新中国成立前夕，都随他去了台湾。随着时间的流逝，当地的人开始厌倦他，并叫他“蒋麻子”——因他的麻脸而得的一个贬称。
组织合作社的工作进行得很顺利。东南地区办事处于1939年初，在孟受曾①的帮助下，经过3个多月的筹备宣告成立了。在一年多的时间内，仅在赣州及其附近地区便建立了约130个合作社。有各种技能的难民们都被组织在机械、造船、印刷、纺织、制革、制鞋、毛巾、袜子、砖瓦等各行业的合作社里工作。一种发展战时经济的新气氛很快在赣州传播开来。
在江西，旧时曾有过合作社的传统。几乎每个地区都有一个所谓的“合作社”。这些“合作社”是由当地士绅组织起来的，农民们被强迫参加，根本不明白他们参加的是什么，或参加了能有什么好处。他们在一张由保长拿着的文件上按上指纹。“合作社”于是向农民银行申请一批贷款，用来买煤油囤积起来。由于煤油是家家必需的灯油，这些“合作社”实际上能在很大程度上控制它的买卖。当煤油因缺货涨价时，“合作社”便卖出煤油，把钱投到其他商品上去。“合作社”赚钱时，这钱总是莫名其妙地粘在士绅的手指上；若是赔了本，则由农民们偿还贷款。因此，农民们都把这些“合作社”叫作“煤油合作社”。在赣南的于都，我们恰巧碰上一个哀号恸哭的场面。一个青年农民的妻子被从家里带走，预备卖掉以抵偿“煤油合作社”的亏损。房子和地也可能被抢走，或者把男孩子卖了去顶替地主的儿子当兵。这就是“合作社”这个名词对许多农民的含义。因此，当我们向他们提出建议组织合作社时，我们从当地老百姓那里得到的第一个反应便是一个心怀疑惧的问题：“你们的合作社是不是就像‘煤油合作社’那样的社呀？”我们于是向他们解释，说我们的合作社同他们以前的那种合作社完全不同，他们从我们这里拿到的钱，都是为他们自己在合作社里的工作用的，在他们有足够的利润偿还这笔钱之前，不向他们索回。渐渐地，他们对我们有了信心。
在赣州以北不远的遂川县成立的第一个合作社，是由一个老红军龙良喜组织起来的，专营切、烤烟叶。龙工作得好，合作社发展很快，于是国民党的特务开始盯上了他。他被逮捕后，在拘留中死去。然而，工作仍继续进行。我们甚至在拘留那些支持过共产党的井冈山农民的县监狱里也有合作社。在红军离开后被逮捕的几百人当中，剩下了60人。他们肯定是非常了不起的人。虽然在西安事变后共产党和国民党组成了统一战线，他们仍未获释。可是我们的人获准把他们组织起来打草鞋。后来，统一战线垮台了，合作社指导员被抓，关进了监狱；墓地般的沉寂又一次降临到遂川的犯人们身上。我们在于都的陶瓷合作社发展得很快。日本人控制赣北以后，从景德镇把陶器运到江西南部颇有困难，而我们的陶器可以从50公里外的于都用10吨的小船运到赣州，运费10元，很便宜。
除此以外，我们还让几批上海难民在靠近瑞金和于都的贡水河里淘金。但是瑞金的地主们一看到这些合作社东拼西凑，居然能还了贷款，而且生活得不错，他们全部跑来索取他们的一份。他们说：“这些河是我们的。这些河是地的一部分。我们得有一份。”于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他们派流氓殴打或杀害合作社社员。当我向宁都的官员钟元（译音）报案时，我从他那里得到的回答顶多是“当然双方都各有各的看法。你们有你们的看法。两方面的看法都得考虑。这问题我要研究研究”。
我很幸运找到一个出色的人龙冠生在东南地区办事处工作。他不爱说话，讲求效率，思想周密，工作做得极好。他是个优秀可靠的会计，因此，想捞取个人好处的人在那里无计可施。任何有关东南办事处的坏话在重庆都是受欢迎的。尽管受到种种攻击，他仍坚持工作。他对我帮助极大，因为我还得当那里的主任，直到我们找到一位加拿大华裔工程师王毓麟来接任。随着工作的开展，我们把浙江和安徽分了出去，成为一个新的地区，由孟受曾主持，他甚至在金华和和兰溪落入日本人之手后仍干得很不错。
赣南——红军老根据地
赣南地区在20世纪30年代曾是中央苏区。蒋介石反共后，在上海及其他的地方只要能够下手，就大肆屠杀盟友，把共产党人赶入了地下。他抛弃了国民党赖以建立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原则，在南京网罗了一帮封建分子和亲帝国主义分子在他周围，成立了他的政府。在此以前，北伐军中的进步部队曾在战地造反，毛泽东和朱德不久便在湘赣边境的井冈山会师，筹划未来的工作。于是，共产党开始在全国许多地方组织苏区，开创了新的历史，这一地带的中央苏区建立了自己的力量，连续几年抗击着当时由外国金元、外国军火和外国人员支持的国民党军队。
蒋介石在全国各地动员了几百万士兵，企图消灭人民武装。仅在江西省，他就从总数超过100万的精锐部队中抽出70万去包围赣南的瑞金及其周围的红军根据地。这些部队都随带工程师，以修筑新路，在路边建造钢筋水泥碉堡，强迫当地百姓为此劳动。
共产党人以训练有素的红军和赤卫队，打退了国民党军队发动的四次大围剿。然而，在江西的群山之中与人员、装备、运输和供应方面都占有优势的敌人继续进行英勇战斗，显然不符合中国劳动人民的最大利益。因此，他们决定突围，以大约30万人的兵力，分几个纵队夺路前进。1934年10月红军开始了史诗般的长征，部队从气候温暖的江西到寒风凛冽的大西北，经过崇山峻岭，行程之长令人难以置信。尽管在战斗中损失惨重，尽管困难重重，由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长征战士跋涉25000里（12500公里），终于在次年10月到达了延安附近的抗日根据地。这就写下了中国历史上新的一页。
从南方各苏区撤退，对那些在1929—1934年期间辛辛苦苦把苏区建立起来的人来说，是很不容易的。在那段时间里他们克服了许多困难，取得了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一些战士不得不离开他们的妻子儿女；另一些人不得不留在闽赣边境的游击队里——以便在日军的南翼保持压力，直到1938年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成立时才出来。新四军主要是由陈毅在闽、赣山区的部队组成的，它在项英和叶挺的指挥下，后来开往皖南及以北地区。然而，在老苏维埃根据地的人民群众仍保留了他们的赤卫队，这在当地国民党官员看来仍是一个威胁。我在宁都会见何柳庭（译音）专员时，他听说我回程打算走从宁都到于都的那段路，大为惊异。他说：“我要是不带200名士兵，可不走那条路。使不得啊，那些山里全是红军。”我什么也没说，却按计划骑自行车顺那条路走下去。在一个村子里，我看见两个老太婆在卖茶或米酒。于是，我停下来休息，坐着同她们攀谈。我问：“你们不怕红军来吗？”两个老太婆大笑起来，说：“我们就是红军！”说完，又大笑，我们全都开怀大笑。在骑车走了很长的路之后，经过休息并同她们愉快地谈笑后，我继续前往我们在赣州的办事处。
1938、1939和1940年是国民党力量最强的时期。贪得无厌的地主和趾高气扬的国民党军官们巧取豪夺。抓来的壮丁用绳子拴在一起，被任意拖走。各县的天主教神父们坐在大院子里，共谋如何支撑压迫者。他们就连“红军”这个名字都十分害怕。于都的天主教神父们说：“我们可以对付村子里的任何事情，就是对付不了共产党！”在赣南，不论你走到哪里都可以听到有关共产党的种种谣言。我第一次去那儿视察“工合”工作时，一个年青的国民党官员陪同我介绍情况。他指着太平天国时代的一些废墟说：“看赤色分子干的什么事！”在于都有一所很大的学校的遗址，它的断墙残壁上漆着“男女平等”的口号。一个农民从那儿走过，我问他：“那学校是怎么被破坏的？”“红军修了一所学校，国民党军队把它烧了。”那个国民党官员听了，满脸怒容。我设法在宁都甩掉了他，独自去瑞金。
我进入瑞金时样子很狼狈。我在雨中沿着一条新修的路下坡，撞在路中央一个被一些荆棘遮住的树桩上。结果，我摔进一个沟里，身上青一块紫一块，伴有旧日上海医院的工伤事故报告中所描写的那种“多处创伤”。我只好扛着车，在胶黏的泥浆里蹅来蹅去，终于找到一家客店。在走过国民党进入这个红军中央根据地时建立的东倒西歪的纪念碑后，我进了城。
在瑞金，一个名叫恩格尔的德国传教士在他的屋顶上涂了一个巨大的卐字，以防日本飞机轰炸。他和另一个南昌的传教士，名叫约翰逊的美国人，也许持有对已撤离的红军大造谣言的记录。他们搜集这些荒诞无稽的谎言，就像旁人搜集邮票一样。有一天，恩格尔来到我们所成立的合作社事务所。我思想上准备好听最新的恐怖消息，果然消息来了。“你知道共产党干了什么事？他们有一架印钞票的印刷机。他们离开时，把所有的印刷工人和机器都带到那边的山里去。”说着顺手一指开着的窗户外边。“他们要那些印刷工人把机器埋好，然后开枪把他们统统打死，脑壳直到今天还在那儿！”“喂，喂，恩格尔先生，”我说，“我们刚买来红军的印刷设备，就在我们的新印刷合作社里。至于工人们，我们新的宁都印刷合作社的全体社员都曾在这里的钞票印刷厂工作过。”我们颇有一段时间没再见到恩格尔先生。
那年代在老革命根据地旅行，你到处都能遇到喜欢同外来人谈话的友好的农民。有时我就同他们坐在路边的树荫下，一边喝着热米酒，一边和他们闲谈。“这山里尽是共产党。老百姓还相信红军！”一次，一个瑞金农民这样告诉我。“过去的标语到处都是！”另一个农民得意地说。话题可能从日常生活引到合作社，往往还扯到老红军。“毛泽东同志在这张床上睡过！”毛甸子的一个农民指给我看放在他屋角的一张完全说不上舒适的木床，骄傲地告诉我。“要是红军回来，我们都参军！”同我一路从瑞金走到会昌的两个小伙子这样说。当然也有这种时候，我走进一座孤零零的茶馆，发现里面全是武装的农民，空气很紧张。由于不知道他们是红军还是土匪，我喝过茶，找出破烂的零碎钱付了账，便悄悄地走开。在那年月，有时候警察的薪水被榨光后也会叛乱，到路上去当一阵子土匪。这也是当时的一个麻烦。
与印度医疗队同去延安
1939年1月，我从东南地区去重庆，准备开始对西北地区“工合”合作社的视察旅行。武汉已经陷落，国民党政府撤往重庆，我们的总部办事处也迁往那里。我曾计划在这次旅行中去看看延安“工合”工作的情况，并北上榆林开展工作。我拜访了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王炳南，请他帮助安排从西安到延安的旅行事宜。他告诉我有一个印度医疗队的车队即将离开重庆前往延安，问我愿不愿意同他们一起去。然后他就把我介绍给医疗队的队长M．爱德尔（爱德华）大夫。爱德华大夫诚恳地邀请我与他们同行。我高兴地接受了邀请。王炳南说他也要与车队一起去，以便帮助解决沿途可能遇到的问题。印度医疗队的医生们年龄和政治观点各不相同。他们受印度国大党的派遣来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对于在国民党地区给他们安排的工作都不满意，都要到战斗的地区去，真能对抗日战争有所帮助。爱德华大夫是个中年人，是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亲戚、英迪拉·甘地的叔父。他国际经验丰富，是西班牙内战的老战士。年长的M．卓尔克（卓克华）大夫是圣雄甘地的信徒。D．木克吉（木克华）大夫是国家社会主义者，而B.K．巴苏（巴苏华）大夫是共产党人，D.K．柯棣尼斯（柯棣华）大夫则是他的热心追随者。
过了一两天，我去到医疗队驻地加拿大差会外的指定地点。那儿停着一辆车身涂有印度国大党纺车轮标记的漂亮的救护车。我随便同司机聊天，他会说一点英语，他本人常用的语言是印尼话和广东话。那救护车是印度国大党送给中国的礼物，是一辆很好的车。在它的后面有一辆卡车，司机正往车上装11名“黄鱼”乘客，即私带的乘客。为了藏起这些人，他正试图把行李推在车的后部。他是个很容易激动的人。等了好久，医疗队的成员才在王炳南的陪同下，从下面的差会走到公路上来。这时王炳南说，因为有其他工作，他不能同我们一起去了。我突然领悟到我虽可搭便车，但责任重大。我要求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叫“黄鱼”下车，因为我们一路上经不起与检查站发生麻烦。卡车司机因赚不上车费了很气恼，却不得不依从。我们动身时天色已不早。夜晚到达内江时，卡车司机撞坏了进入客店院子的大门，多少出了一点他心中的闷气。我们到成都时，他又撞坏了加拿大差会院子的大门。也许他有点发疯了，因为在汉中时他甚至把一根电线杆撂倒在一家烧饼铺的屋顶上，由此费了许多口舌，而且花了我们不少时间来解决赔偿损失问题。
一两天后我们北上，中途在各地停留过夜，然后再继续前进。过广元后我们在山里路边的一个客店留宿。爱德华大夫说，他晚上不想吃饭了。我在锅里煮上一大锅杂烩，放进许多葱、肉、土豆、白菜等等，煮沸一些时候之后，再把一个香烟筒里的红辣椒粉倒进去，那香味刺激着爱德华大夫的鼻子。“我想我可以尝一点儿。”他说。可后来他竟吃了两大碗。
最后我们来到陕西的西北“工合”总部宝鸡，在那儿参加了一次欢迎会。应邀出席的当地国民党官员们一本正经地坐在讲台上。爱德华大夫谈到中印两国人民需要相互了解，当地“工合”的领导人卢广绵做翻译，这批官方人士煞有介事地点着头，表示同意。后来，爱德华大夫说，他知道西北有许多穆斯林，他愿提醒他们《古兰经》里的一句名言：“谁也不该在另一个人的面前卑躬屈膝。”卢翻译说，印度医生“告诫人们要永远忠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卢坐下时，国民党官员们全都鼓起掌来。当时正是国民党地区反共活动很激烈的时候，说话走了嘴是会招致家破人亡的。
在西安我们遇到了新麻烦，省主席蒋鼎文拒绝让医疗队去延安。为了改变这一决定，我们没日没夜地到处奔走。我们同朋友们商议，他们又找了一位在省内很有“面子”的退休老东北军将领朱庆澜帮忙。朱将军来到省主席那里规劝说，对佛祖之国带着慈悲使命而来的友好人士应当放行，如不准许定将玷污中国的声誉。省主席终于同意了，但不让车队携带药品，也不提供汽油。但是靠一个红十字会青年、我在上海时认识的童子军方成德（译音）帮忙，我们弄到了足够路上用的汽油。
离开重庆3星期后，我们进入边区，临近延安了。一队载着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收集来的医药用品的卡车驶在我们前面的下坡路上。他们的卡车在中国被称为“羊毛车”，是老式苏联车，刹车在前轮。一个司机刹车过猛，他的卡车翻了跟头，在下面一片地里落地时底儿朝了天。司机和他的助手惊讶地发现有5名外国医生在场处理他们身上的多处碰伤。农民们过来搬开那些药箱，我们大家，包括印度医生在内，都用绳子拉车，直到车轮着地。代表团都乐于有这个机会在新的地区首次集体做了一点工作。
先前，在西安我们带了一个乘客——一个9岁的姓赵的男孩，他是去延安与家人团聚的。他受到大家的宠爱。巴苏和柯棣华两位大夫教他用印地语喊口号。柯棣华学中文的本领真是不凡。他旅行了3星期后就能随便进行一般谈话了。他给我的一个非常生动的印象就是坐在救护车前座司机旁边朗诵《薄加梵歌》，别人都笑他，但他说歌词很美，和我们经过的山山水水合拍，他就是喜欢。一路上只要有什么事情需要做，如搭行军床或安排过夜的事，巴苏和柯棣华总是带头干。
我们在洛川停留过夜。洛川是北上路过的最后一个国民党统治的县城。我们看到一群地主、富农和商人的子弟正在学校里操练，并且奉命唱——不如说是喊——国民党党歌。这个地方到处贴着常见的国民党蓝色标语，在我们吃饭的那家客店也有常见的那帮游手好闲的人，其中一个偷走了我的手套。
我们来到一个有灌木丛林的狭长山谷时，暮色将至，使这个山谷在这个冬日的黄昏更显得阴暗。快到延安时，大家的情绪高涨，都停止了讲话，向四周环顾，直到最后山谷变得开阔起来。我们经过二十里铺，看见黄土峭壁上开凿的窑洞，前面的小山顶上矗立着一座塔，我们到延安了。陕甘宁边区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卫生部的代表们在那儿欢迎第一个国际代表团访问他们的首府。一群小鬼——少年兵——穿着前一年冬天大人们穿过后改小缝补的棉制服，红润的脸蛋上充满了兴奋和好奇的神情。在欢迎的人群中，我发现了马海德大夫，自从1936年离开上海以后，我一直没见到他；当时他被选中与埃德加·斯诺一道前往延安。我走到他身后推了他一下，他转过身来，大吃一惊。他根本不知道我在内地，而我也从未料到会在那里见到他。
我在延安期间就睡在他的窑洞里，马那时任卫生部顾问，而且已经学会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当加拿大外科医生诺尔曼·白求恩在1938年春天刚到延安时，他给白求恩帮了许多忙。现在他又要帮助印度医生们熟悉边区的情况并开始工作。我看得出马海德已经适应了八路军的生活，而且很喜欢他的工作。几乎每天晚上都有人提着一盏拴在小棍上的纸灯笼来找他，他也总是艰难地踩着积雪踏上陡峭的山边小道去治病。
印度医生们在延安停留和工作了大约一年。其后，卓尔克大夫和木克吉大夫回到了印度。柯棣华大夫在白求恩大夫于1939年去世后接过了白求恩大夫的工作，并同一位中国妇女郭庆兰大夫结了婚，他于1942年去世。巴苏大夫坚持了几年，回印度后担任全印度柯棣华纪念委员会主席，为印中友好工作。派遣印度医疗队到中国的解放区这段历史将会继续影响未来，这是世界上两个人口最稠密地区要求变革的力量的人民代表之间的会晤。印度当时还是殖民地，中国则正在遭受凶恶的帝国主义的进攻。爱德华大夫总是说，如果能使印度和中国更紧密地在一起，世界和平的力量将会大大加强。
我在延安没有见到我的儿子阿兰，他已去新疆做党的组织工作。但我看到迈克正在延安大学教数学。他后来任延安“工合”事务所顾问及宣传干事，并且是被派到宝鸡和双石铺视察“工合”工作的人员之一。
在延安会见毛主席
我开始了我在延安的“工合”工作。毛主席和边区政府的领导已同意在那里设立一个中国工业合作社的指导站。正在开挖5孔窑洞，外面刷白灰，作为办公地点。毛主席会见了我。我们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显然他已经知道“工合”的计划，并对它的发展很关心。我向他介绍了正在做的工作，他给我以鼓励。会见是在城里的一个瑞典差会旧址进行的——那地方后来被一枚炸弹炸毁了。当时我正同朱德坐在那里，同时还有许多部队的司令员们。他忽然走了进来，屋里的人随即走开，只留下我和主席。我用上海话夹着南方话同他谈话。我要使他了解合作社最近的工作情况。他善于倾听别人讲话，总是启发你多讲。他对江西瑞金周围地区的情况很感兴趣，听后说：“我们现在只是暂时把那些地方‘借给’国民党。”
我借用印度医疗队的救护车前往榆林。榆林位于延安以北的沙漠边缘，是国民党统治下的一个城镇。延安“工合”的干部李志成在那里设了一个事务所。我从榆林回来时又冷又饿。那是零摄氏度的天气。车子绕行于流沙的沙丘之间，道路前方通过一条黄土山谷，路边的河上结了坚冰。车行100公里后，我看见了绥德的灯光，我们在那儿一家凿在峭壁上的客店歇夜。我还记得当卡车开到山脚下，准备往上开进悬在我们上方的这个城镇时，一支孤独的大狼站在路上，吐出舌头，望着卡车，直到我们几乎闯到它的身上。
1939年底，我从西安回到延安，住在主管经济事务的林伯渠和曹菊如的旁边。林老（对林伯渠的尊称）好心送给我一袋面粉，那时是十分珍贵的礼物，因此，我在延安期间能做烙饼当早点吃。对他来说，送这礼物实在是一种牺牲。我离开时只能还给他半袋。
在这次访问期间，我在祝贺老革命政府的吴玉章（吴老）的生日聚会上看见了毛主席，并听了他的讲话。那天气候奇冷，风雪从我近旁的破窗户纸刮进来。他讲得很好。后来我参加了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工农业展览会。延安事务所所属各“工合”合作社生产的100多种工业产品都在会上展出。党的领导人去参观了展品，对所做的工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认为展览会鼓励了边区人民看到自己有力量打破日本人的经济封锁。
我第三次见到毛主席是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我被叫到他的住处去谈话。那是在山谷后面边区经济事务部楼上的一间房子里。毛主席举止沉着，他身穿棉衣，在昏暗的灯光下，整个身影似乎充满了整个屋子。他用平静的语调讲到他对已做的工作如何感兴趣，并给以鼓励。他急于使八路军获得更多的援助，这一点我们后来尽了最大努力去安排。他特别要我想办法支援正在晋西北指挥游击队打日本人的贺龙。他告诉我，实际上“是农民在打仗。是农民在战争中首当其冲”。告别时，我感到，这里才是领导中国千百万人的力量和能力之所在，这力量似乎来自千百万人民本身，他好像是我所认识的每个农民和工人的化身。
在延安期间我还见到了王明，他那时主管统一战线工作。原来他约我在两点钟同他会见。我去后他正在同一个从广西来的人——白崇禧的代表谈话，我不得不在他的窑洞外面的一间冰冷的屋子里等候。天寒地冻，我冻得全身发僵。直到6点钟，才通知我进去。我冻得几乎说不出话来。于是他说：“我们去吃饭吧。”那个广西人不会骑为他备好的小马，从马背上掉了下来。最后我们大家都去吃晚饭。我完全没有机会提起“工合”的工作，因此，毫无结果而回。王明那时穿着高筒靴、皮夹克等等，颇像俄国人。在我看来他不过是另一个当官的，同其他穿着棉袄和布鞋的八路军领导人很不同。总之，觉得他不怎么样。
在延安创办合作社以后，“工合”成了一个跨越国民党和共产党边界的组织，某种意义上维系了统一战线。毛主席派刘鼎等人从延安到宝鸡和双石铺推动西北“工合”工作的开展。他们认为日本人当时看来很可能要向陇海铁路的终点宝鸡进军，果真如此，陕北的八路军就一定会占领秦岭山区以便处于日本人的侧翼，而双石铺就会成为一个良好的工业和游击中心。
会见毛主席后下一步要做的工作就是帮助晋西北的贺龙。我多方打听，人们说那里最需要的是寻找铁矿石和炼铁的知识技术，因为军队急需制造手榴弹。我想，我要设法从晋东南的阳城地区送去一些炼铁工人，带一些钱去创办。为此，我必须同洛阳八路军办事处联系，当时办事处是由一个姓袁的东北大汉领导的。通过孟用潜领导的设在洛阳的晋豫“工合”事务所，我约他在一个澡堂见面，讨论这一计划。我们一边洗澡，一边谈问题，并在吃晚饭时继续讨论。这时，国民党特务全都跑来了，士兵们把我拘留，并要我出示证件。我拿出端纳为我弄来的有蒋介石签字的那张特殊通行证，他们允许我走了。然而，我哪里知道这个姓袁的已投靠国民党，把他所知道的事，包括我们的谈话统统告发了。他的变节结果使往来于太行山和洛阳之间的许多人送命，也是1942年蒋廷黻等人用来解除我在行政院的职务的主要罪名之一。这个计划就此流产了。后来我听杰克·塞维斯（谢伟思）说，驻华盟军总参谋长约瑟夫·沃沦·史迪威将军曾询问该怎样办些必要的工场、小型兵工厂及其他设施，以帮助八路军在必要时刻全力打击敌人。我建议成立300个左右的小型机械工场。如果设备能尽快空运到华北的指定地点，这就会使局面大为改观。史迪威将军认为，这点要求不算过分，当然应该立即办理。这项计划始终没有完全实现，但是办成功的几个小厂非常有用。
川康地区的“工合”
1939年5月，我结束了在福建、浙江和安徽的一次视察之后回到江西赣州，卧病约两个月。香港及华南的圣公会主教R.0．霍尔（何明华）派一个外国医生来给我看病。医生因为事先知道我患伤寒和疟疾，并不指望看到他的病人还活着。日本人轰炸了我住的那所医院，炸弹在街上爆炸时，从天花板掉下来的胶泥块落到我的床上。几个小伙子用担架把我抬出城，搬到贡水岸边的一个“工合”仓库去。那地方很好，只是沙蝇总往蚊帐里钻，在我全身乱叮。我瘦得不成样子，因为在医院时我接连3星期只喝点米汤，别的什么也没吃，当时的医生曾建议增加点其他食物，但是遭到在医院当护士的美国修女的坚决反对。
当我还躺在床上时，有一天我接到孔祥熙自重庆发来的命令，要我停止组织合作社。显然，那里正酝酿着扼杀“工合”的某种阴谋，这次他们愚蠢地企图利用账目迟误为借口。我拒绝执行命令，复电说：“尽管你要求停止组织合作社，我们必须有某些新社以代替老社。”同时要求增加拨款。我很明白，正因为办得太成功才引起了麻烦。有强大财政后台的CC分子①想接收过去。
紧接着，7月间，我实际上还不能走路的时候，得到重庆的突然传唤。那是蒋夫人本人通过端纳发出的紧急召见，要求我马上去重庆，因为她要见我。在孟受曾的帮助下，我乘公共汽车去广东韶关，从那里改乘火车去衡阳，再到桂林等飞机到重庆。我穿着一件草绿色军上衣，下着短裤和江西草鞋，一到重庆便往蒋介石的总部去见端纳。他告诉我，蒋夫人看了埃米莉·哈恩写的《宋氏三姊妹》一书的清样，其中说蒋夫人叫我“亲爱的路易”，她非常生气，要我澄清这件事。于是，我立即去总部附近她的住宅。她走进屋来说：“我根本不知道你的名字叫路易。”我告诉她我几乎不认识埃米莉·哈恩，而且从未跟这位作者谈过话。她又说了些话，我说：“这对我们两个人都难堪，是不是？夫人？”“你这是什么意思？”她逼着问。最后我似乎使她相信了这报道并非起源于我，事情就算过去了。总之，就是为了这事，我不得不横跨中国的大后方！
那时宋美龄同端纳仍是国民党抗日派的领导力量，直到他们的反对派最终使端纳离职，把他弄到南洋去。因此，在会见中她向我说起，一些从川康地区阿坝来的藏族人说他们要支援抗战，并说在松潘附近有许多黄金。蒋夫人问我愿不愿意去那里看看有关黄金的报告是否可靠。我的确打算去松潘为我们的军毯项目搞羊毛运往灌县。国民党政府已经为在我们的合作社制军毯开了绿灯。孔祥熙说：“委员长如果连毯子都不能给士兵，我们怎么能打仗呢？”其实国民党已经在国外买了毯子，但运不进来。他们在上海买了毯子，可能是在越南海防丢失了。他们又买100万条，在仰光又丢了。与军毯交易有关的每一个人都拿到了佣金。人们靠这笔生意发财，但毯子不见到来。如果是我们的合作社织了100万条毯子，那也就是蒋给他的军队装备的全部军毯。这是“工合”同政府订的最大的一项合同，完成这一项目对整个合作社的信誉至关重要。
这项工作开始后遇到许多问题。早些时候由于制成品来自沿海，内地的纺织工艺已经退化。人们必须从头学技术。再就是羊毛——没有足够的羊毛！所以我决定从重庆去阿坝藏民地区的松潘，组织购买羊毛和生产东西以换取羊毛的事。我先到灌县（那里已经建立了一个“工合”事务所），开始为我们去松潘的长征做安排。我带去一个年轻人，希望他留在那儿负责我们的“工合”工作。由于听说需要自带食物和铺盖，我们雇了两个挑夫。松潘离我们启程的地方灌县有300公里，什么交通工具也没有。我们沿山路每天步行约30公里，路上在一些地方停下来煮土豆和所带的一点肉吃。这里是穷乡僻壤，岷江在我们的身边喧嚣奔腾。整个河谷到处种植鸦片，一到中午，小村子里人人都因鸦片起作用而昏昏入睡。松潘海拔3000多米，而灌县只有大约300米，所以高度是个问题。在松潘，我们骑牲口到毛儿盖，那是长征的部分史诗演出的地方。我们到阿坝藏民区各地的地方头领处安排收购羊毛并送往灌县。我在这块喇嘛与活佛的地盘颇有几次冒险，但最后平安地返回了灌县。
我们的川康办事处起先是由国民党安插的一个很不称职的人领导的。后来孟用潜接管了工作，孟是领导过晋豫“工合”事务所的一个地下共产党员。在孟之后是安德鲁·侯（侯桐）主管，他是在河南被日本人占领后到重庆的。川康地区由于是在重庆官方的眼皮底下，“工合”的生产常常抵不上花在它上面的钱。当然，在川康地区也有一些办得好的合作社。在成都、三台、万县、荣昌等地区都成立了合作社。荣昌的陶瓷合作社在为重庆市场供应家用器皿方面十分成功。我们还曾设法组织采金合作社，但办的时间不长。事实上在非敌占区有许多地方可以在河流和小溪里淘金。贷给一批工人足够的资金购买粮食和工具，他们不难归还这笔钱，并且支取足以维持生活的工资。但是什么时候一提到“黄金”这个有魔力的字眼，官僚、军阀或地主便接踵而至索取抽头，因此工人们只好跑开。在广元，一个负责当地“工合”事务所工作的前东北军士兵组织淘金合作社社员起来反抗官吏。不久，他就被人叫作共产党并被赶走，合作社也就散伙了。
与埃文斯·卡尔逊同去新四军地区
浙皖“工合”事务所成立后，皖南游击区的工业合作社一个接一个地组织了起来，茂林是新四军根据地的中心，那儿也设立了一个“工合”事务所。“工合”在新四军方面的计划开始就比在延安的八路军方面的计划要大。我两次到这个地区，为形成一个生气勃勃的合作社运动打下了基础，其中包括建一所“工合”干部培训学校，一个满足军队需要的印刷车间和各种消费合作社。在东南地区，我们想法让工人把机器和物资从宁波撤到浙西的遂安，那地方靠近新四军地区，因而能为他们制造手榴弹或修理卡车和机关枪。
“工合”在东南地区的工作受到了共产党的大力赞赏和支持。为了对实现“工合”的计划表示鼓励，新四军司令员叶挺将军于1939年10月10日寄信感谢“工合”在皖南游击区组织合作社，并呼吁进一步资助这一工作。他说：“皖南工业合作中心①对我们的帮助是重要的。这些工业使我们各区难民参加了生产工作，得到了救济。他们帮助我们利用了土产原料，免致落于敌人手中。借此我们还可以抵制敌人商品的侵入，使自给自足情况能够实现。皖南全体居民得以受益。”鉴于当时的形势，他在信中指出：“为了保持持久的游击战，我们必须把工业和其他的合作事业发展到最大可能的范围，以加强我们自己的基地。”因此，他表示希望“工合”继续支持和援助皖南人民和抗日战争。
大约一年后，1940年秋，我又访问了新四军地区，这次是同我1938年在汉口时认识的一位美国前海军陆战队军官埃文斯·卡尔逊一起去的。他曾在北方同老红军在一起，此时的八路军即由红军改编，是活跃的民族抗日军队的一部分。他对于原来的红军部队，他们组织上的优越性，以及他认为他们具有的完备的军人气质赞叹不己。我后来听朋友说，他初到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延安时，曾经对主人说：“我是个搞军事情报的美国军人。我不想刺探情报。你们要我看什么，请让我看，我就很满意了。”主人赞赏他的坦率，这要比那种为了讨好而自封为同情者，一来到就要求并指望人家照表面价值立即全面接受的诡秘态度好得多。
卡尔逊成了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的朋友，我们3人在热得令人窒息的武汉傍晚设法纳凉，常坐在汉口码头边停泊的一条驳船上长谈。我们的讨论很快就涉及中国的种种问题，突然间，话题转到世界形势。“你们难道看不到整个形势吗？”艾格妮丝说：“今天，这儿的侵略者是日本人。1926年至1927年中国大革命时期，在汉口这儿是英国人。你在尼加拉瓜同桑地诺和他的游击队作战时，是美国人想控制另一个国家。”卡尔逊一言不发，他的视线掠过宽阔的长江，朝当时日本人进逼汉口的下游方向望去。他默默地抽着烟斗，思绪万千。他来到中国的非敌占区是为了支持统一战线的双方。现在他有了新的想法。
我们在1938年冬分手后，埃文斯回到了美国。他辞去了海军陆战队的军职，尽管他已近退休年龄，本来可以拿到一笔养老金。“干吗要做唐·吉诃德式的人物呢？”许多人这么问。另外一些人则窃窃私语，说他很可能比过去更深入到美国情报机构中去了。但他们错了。埃文斯是要献身做另一种不同的情报人员。他要让他所热情信赖善良的美国人民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并认为这是当时他应该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他所以辞职是为了可以称心如意地写作、干事和说话。我1940年在马尼拉与他再次见面时，他急于回中国看看整个局势的发展，同时也更多地了解我所参加的“工合”合作社事业。他对此发生了兴趣，想知道合作社是怎样组织起来的，又能做些什么。他认为这个模式能获得各类人士的支持，而且能以多种方式在许多地方推广。因此，当他知道我要回去视察整个新四军地区的“工合”工作时，他高兴地抓住这个机会与我同去，以便看一看共产党的老根据地。
于是，我们同贝特兰①一道乘船从马尼拉动身。行前与埃德加·斯诺一起在碧瑶的山上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周末。贝特兰要回香港去参加宋庆龄建立的救济组织——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
抵香港后，我们即着手安排从陆路穿过日本人的封锁线，与埃文斯和一位年轻华侨、“工合”采矿工程师曾继庄同行。一天拂晓前，我们乘卡车通过香港的新界，然后连人带少量几件行李登上一条驳船，经大鹏湾驶向中国大陆。我们步行到淡水，再到惠州，在附近搭上一艘船。通过日本人占领区时大多是夜间航行。在最危险的地段，白天把船隐蔽在河岸边的苇塘里。几天后我们到达东江沿岸的龙川，从那里起，我们在广东、江西、福建、浙江和安徽的许多“工合”中心考察工作。
我们从广东北部的韶关前往江西的赣县。那些日子可真不容易。我们能找到什么交通工具就用什么交通工具，大多是乘坐拥挤不堪的老古董公共汽车。车子时走时停。各种运输工具似乎都在最不会出问题的地方出故障。但我们并没有漏掉任何可看的工作。埃文斯对他所看到的每一方面——不论是在南雄对身患黑水热的少年采取的措施，还是在兴国对残废军人做出的努力；不论是对于都新办的陶瓷厂，还是对延平（译音）的制伞工人，他都感兴趣。
我们到达浙江兰溪时，日本人正向那里推进，卡尔逊对合作社社员准备应付这一威胁的做法颇有兴趣。他们翻山越岭把一个机械工场从宁波拆迁到浙江西部，再建立起来，干得很成功。我们走近安徽的屯溪城时，可以看到烧黑的房屋，而且能亲耳听人们说日本人的一次轰炸引起了一场大火，但在他们那条街上的所有房屋中，只有他们能抢救出所有资产——这是人人都尽量负责任的合作社办法的一次胜利。其他店铺，由于经理早已离开，都付之一炬。
每当一辆公共汽车抛了锚，埃文斯是最高兴不过了。他会转过身来，开朗地、颇为满意地说：“怎么办，现在别无办法，只好走路了。”我们在江西泰和以南的遂川时就是如此，我们选了一天中较凉快的时间上路，往南去赣县，第一夜，我们在路上的一个陶瓦合作社停歇。那是小山边一个环境宜人的地方。埃文斯高兴地看到合作社的主席侍候社员们吃晚饭，尔后才同自己一家人吃剩下的饭菜。
我们这一伙人走路的情景颇可以入画。埃文斯嘴里叼着烟斗，短裤下露出两条瘦长腿，从路上大步走来；我迈动又粗又短的腿跟在半里路后面。同扛铺盖的脚夫保持联络的是一名培黎学校的学生谭勋华（译音）。埃文斯在前面走得够远的时候，就在一座桥上停下来歇息，或坐在一个菜馆里等我们一个个出现。大家碰头，交换当天的情况后，又重复原来的程序。一般讨论的是“工合”的事，否则就是关于把组合制应用于人类活动的其他领域——新西兰的毛利人和南非的布尔人如何在战争中使用这一制度，以及如何必须发展反措施，使用比正规的军队松散得多的小部队。有时埃文斯会把我们在走路时在他脑子里形成的一种想法谈出来，或者是提出个问题，如：“老的封建主义为什么在中国如此根深蒂固？”于是，我就会提出我对历史事实的一些看法，说明中国人民从不满足，一直有骚动，但统治者具有牢牢建立在孔子学说上的权力，能玩弄各种清规戒律，而这些东西总是对居统治地位的地主士绅有·利，这些人实际上就是国家本身，他们高高在上，鄙视体力劳动。谈话就这样不停地进行下去，直到那两个中国人当中的一个叫我们重新上路。渐渐地，下一步该怎么办的想法在埃文斯的头脑里明确了：他要再回美国，敦促当时有权势的人物，向他们陈述世界局势的紧迫性，因为它影响到美国人民。他还要设法提出一种训练青年人打仗的办法，这场战争他确信不久也就会落到美国头上。他越来越感到，任何取得胜利的军队必须是一支人民的军队，这支军队懂得它想要干什么，组织上实行民主，而且和普通百姓的希望和安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为它来自普通百姓。
最后我们到达皖南的茂林谷地，当时的“工合”事务所的房子就在那里。我忙于地方事务所的工作，埃文斯则去见新四军的一些领导人。但是新四军总部事先不知道我们抵达，他没能找到可以同他谈话的人。在我们回太平的路上，我们遇见刘少奇在他的医生沈其震同志陪同下在步行。他们那时正要去延安。于是他们就地坐下来，同埃文斯谈了很长时间，给埃文斯留下了深刻印象。告别刘少奇后，我们设法搭公共汽车和卡车经皖南和浙江，回到江西。在那里的任务完成后，我们仍乘公共汽车和卡车，开始了一次1000英里的长途旅行，经过广东、湖南、广西和贵州四省，最后抵达战时首都重庆。
我没想到那就是我到新四军地区的最后一次旅行。尽管大多数合作社都在前线，在紧急状态下工作，但群众从容镇定，组织得很好，足以应付各种困难。然而，不久国民党就玩弄了另一个肮脏的花招，发动了皖南事变，新四军数千名指战员在事变中牺牲。事变发生在1941年1月4日，当时新四军最后一支分队向黄河以北移动时，遭到国民党大批军队的伏击。那是整个抗日战争中最大的悲剧性事件。在他们从原驻地按照国民党当局的指令转移到另一地区时，国民党军队包围了他们，并野蛮地向他们开火。叶挺将军被囚禁，几年后死于一次飞机失事。在事变中，国民党军队首先攻击我们在茂林的事务所。他们来到我们事务所的门前，用机关枪扫射，打伤了正在里面忙着工作的会计。所幸那天早上我们的一些工作人员尚未到办公室。他们跑到山里同新四军剩余部队一起过了河。那些边走边打的人加入了日军封锁线后面的解放区部队，加强了那些根据地的力量，日后成为抗战中一支十分重要的力量。
西南纪行
在卢广绵去西北的同时，约瑟夫·贝利的老学生林福裕前往湖南邵阳，去开辟西南的“工合”工作。卢广绵属于大胆的开拓型人物；林福裕是个细心的技术专家。我此时已在湖南省会长沙，要把一批工厂设法搬迁到山里去，作为建立西南办事处的基础。日本人当时正向长沙进军。国民党放火烧城，致使几十万老百姓流离失所，长沙变成一座废墟。这是我刚离开长沙去西南“工合”办事处所在地邵阳后发生的情况。1939年我到邵阳时，城乡都已出现了“工合”的招牌。我的工程师朋友、第一位随林福裕去西南的“工合”组织者赵叔翼，甚至把一个庵里的尼姑也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纺织合作社。湖南省政府说，长沙的工业我们尽可以搬迁，归我们所有。我们由此得到一家造纸厂，设在兴化，一家机械厂，设在邵阳，以及一家漂亮的火柴厂，设在湘桂边界的龙水潭。有一段时间“工合”的火柴在桂林一带销路很好，直到后来日本飞机炸毁了这个工厂。林福裕在“工合”坚持到1941年才回上海，与他有6个幼女的家庭团聚。国民党对他的工作进行干涉也是他回上海的一个主要原因。
当日军推进至邵阳时，西南“工合”办事处迁往广西，国民党解散了一所很好的培训合作社指导员的学校，它的领导人是一位来自北京的相当“左”的知识分子。一位姓谭的工程师、老培黎校友，接任了西南办事处的领导职务。另一个培黎校友毛北屏接管了云贵办事处，因为云、贵两省同西南其他各省的联系已被切断，它成为单独的办事处。国民党军队在西南的溃败严重影响了“工合”在西南地区的发展。
1940年春，我对西南地区进行了第一次视察。同年11月再次去桂林，并从那里去柳州和贵州省省会贵阳。第二年，1941年，我去香港接收一批卡车。由于这批卡车要在仰光卸船，我又由香港乘船去新加坡，希望得到当地爱国华侨对“工合”的资助。
在新加坡，组成一个委员会倒还不难，但要殖民政府同意把钱带出来可就不那么容易了。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我去见那位被称为“华人保护者”的官员，发现他仍以为国民党是革命势力，应该反对。当时已经是1941年了，他还生活在1926年。
新加坡看上去很像是上海公共租界中心部分的翻版，仍在睡梦中，其偏僻街巷的大部分问题与上海无异。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一位很富有的华人竟然不承认他还是华人。他骄傲地说：“我们现在是马来人了。”不过，他所谓的马来人，无非是指他可以低声下气地当帝国主义利益的买办，甚至送给英国海军一艘“马来亚”号巡洋舰。然而，日本人的进攻，使这整个大厦如许多工业基础一样崩塌了。人民开始看到，纵然有巨型战舰、士兵和武器，也并非是无法对付的。
马来亚尽管有钱，却没有大学，只有一所拉弗尔斯学院供“出身好”的孩子们学习，教他们如何成为更受尊敬和更体面的人，同时，在我看来也是教他们如何成为更会尊敬别人的人。我在那些精美的建筑中间匆匆走了一趟，看到那里挂着帝国主义企业家的画像，建筑物就是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我认为，火车站是那里最宏伟的建筑物。那些铁路是要从南面伸入中国，将中国的财富带到帝国主义统治下的热带港口。
在华人居住区的书店里，华人学生在潜心阅读来自中国的材料，尤其是任何哪怕稍带进步性的材料。他们衷心希望祖国为生存而战斗。这使我回想起抗战初期我第一次到新加坡的情景，从日内瓦返国的孔祥熙博士与我同船抵达。当时码头上人声鼎沸，希望统一战线成功的华人在举行盛大的集会。年老的孔胖子和他的胖秘书大腹便便走在人群中间，很不理会表现出来的这股力量，还以为这个示威是为讨他欢心，笑呵呵地颇为得意。
1941年时马来亚的独立运动已经兴起，明眼人在机器车间、偏僻街巷、学校、雇工的锡矿和橡胶园中都看得出来。
在仰光，同样是华侨给予了很大帮助。但是，他们对于奉命派往滇缅公路运送物资的国民党代理人之愚蠢和浪费钱财感到困惑不解。当地最大的旅馆里挤满了形形色色的代理人。最重要的是尽快赚钱。人们告诉我，地道的西方人去看电影时，身穿晚礼服，只坐小汽车；欧亚混血的英裔印度人坐出租马车；华人坐的是人力车。
我和一位同胞在大学里吃饭，在座的一位大学职员是有一半中国血统的缅甸青年。他愤愤地谈到帝国主义如何利用缅甸各种相互矛盾的民族主义及其小乘佛教等等把仰光弄得乌烟瘴气。缅甸人恨那些在他们那里工作的印度人。缅甸地主虐待农民。僧侣们凭借他们对于生活资料的强大控制让老百姓服服帖帖。英国人照例利用矛盾从中谋利。他说这话几个星期后，日本人就占领了缅甸。
在腊戍、廓尔喀士兵和其他印军部队一样在操练。一切都整整齐齐。虽然堆放着大批运往中国的卡车和物资，然而相对来说真正运到中国的则很少。一个中国学生和我们同路去昆明。“说缅甸是个好地方，见鬼去吧！”这就是他的看法。英国人修了铁路，开办了工业，但别的都没搞成。
一过边界，进入畹町，这是中国境内的第一个城镇和第一站海关。我们看到的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官僚主义和结帮营私。那些人办事情不是从抗战时中国的利益出发，而是为了在当地设有的办事机构的私人团伙的利益。我们狼狈地在一个局一个局之间奔走，经过一个医疗所时，只见那里躺着当天死于流行的脑型疟的人，尸体暴晒于阳光下，招来嗡嗡的苍蝇。花两天时间办入境手续后，终于为能离开这个地方而感到庆幸，走上通往遮放、芒市和保山的山路。后来我们在那一带试办了一些合作工业。那段旅程真是少见。长蛇形的车队从山顶蜿蜒而下，进入萨尔温江和湄公河之谷。我们前面有3辆卡车因失去控制而翻下谷底。车队继续行进，后车几乎顶着前车，行列中哪一辆也停不下来。
一周之后，我们来到大理，发现“工合”的事务所业务衰落，原因是第一位指导员工作得太好了，已被当作“左倾分子”调离。他们说他“太积极了”。合作社的数目由60个下降到只有几个，而且很弱。大理除了有美丽的湖光山色，它在中国的地理位置无疑也是最有利的。在那里，老的东西如此牢固，新的东西只好等待。再往前走就到了春城昆明，也就是缅滇公路在中国的终点，两旁种着桉树的漫长公路横在稻田的一侧。工业刚刚兴起，流亡大学的学生示威正在使古老的世道改观，学生们再也不能容忍帮派统治了。
在昆明，我们的一位工作人员说到个旧的锡矿，那里生产的锡被运往海外，作为国民党所需物资的偿付手段。采锡者是被人称为“蚂蚁”的童工，他们在黑暗狭窄的坑道里爬来爬去，病在那里，死在那里——因为锡是混在含砷的矿石之中的。
我们去滇南的玉溪看了看，那里也有我们的一些合作社。仍然是“共产党”的罪名阻碍了工作的开展，为改善人民生计而采取的任何措施无不被加上这个罪名，无论走到哪里都是这样。有愿意工作的人，有愿意帮助他们的合作社指导员，生产亟待发展，但是简单的合作方式总不免被诬为“共产党”的。在昆明的商会，有一位绅士站起来说：“不得了！共产党到我们这里来了！有的工厂没有像样的厂主，都归工人所有了。这必须煞住。这就是共产主义！”他们很害怕集体制。我参加了一次云南建设厅长召集的会议，在会上，就什么是“工合”和我们希望干些什么这两个问题向当地的头面人物作了长篇介绍。讲过之后，情况果然有点不同了。
贵州是个穷省。有句老话说：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在战时，贵州是个为国民党提供士兵的地方，抓壮丁抓得厉害，普通百姓的性命根本不值钱。有一天清晨，我们偶然见到一幕人间悲剧。几千名劳累饥饿、面黄肌瘦、受疟疾折磨的士兵站在路边，呆滞无神的目光在凝视。他们面前低处的一小块平地上，躺着一批16岁左右的青年，刚被枪毙，另一批正准备枪毙。尽是些农村青年，血气方刚，想抗争造反，结果被杀以儆效尤。那脸色，站着的士兵们那死人一般凝视的脸色可怕极了，许多天还萦绕在我脑际。我认为生者比死者更悲伤，他们被到处驱使，食不果腹，身上脏得长满虱子，因害疟疾、疲惫和恐惧而颤抖不已。
“工合”国际委员会
作为开展各种生产劳动的人民运动，“工合”立即吸引了群众，引起了全世界支持者的极大兴趣。在宣传“工合”的第一本小册子诞生前，我拟的草稿中曾指出，中国政府可以建议美、英和其他赠送救济款的国家指定其赠款中有一部分归工业合作社专用。后来，斯诺提出：可以进行贷款。这并不因为获得贷款的机会很多——美国仍然在向日本出售汽油和废铁——而是因为对于在汉口和后来在重庆执政的国民党可能是个鼓舞。斯诺在美国和其他地方为“工合”做了大量的促进和宣传工作。英国的同情者也看到这场运动是与日本人对抗的一个经济武器。“工合”运动逐渐得到了菲律宾、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尼西亚、马来亚和东南亚其他许多国家的爱国华侨的支持。香港地区的一些知名人士也开始对它产生了兴趣。
然而，“工合”运动的资金仍经常发生困难。重庆总部因为自己的一些理由，企图控制全部海外捐款，后来又力图用这些钱建立官僚主义的“工合”组织。如果我们不想看到这些钱被孔公馆那帮贪污腐败的人攫取，那么只有成立一个国际委员会，由它来把宝贵的援助送往最急需的地方。
斯诺在宋庆龄夫人的指点和协助下进行了工作，争取香港总督支持使香港成为“工合”国际委员会的所在地，并争取其他有影响的人士支持这一步骤。一位父母都是传教士、本人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艾达·普鲁伊特（普艾达）在香港努力把国际支持者联系在一起，后来从1938年第四季度起成为此项工作的秘书。1939年1月①，中国工业合作社国际促进委员会在香港成立，由何明华主教任主席，并且得到了像陈乙明和陈铁如等著名爱国人士的支持。由于普艾达必须回纽约继续为“工合”工作，陈翰笙博士在会计师陈乙明的协助下，接着担任秘书。中国一些银行在国际委员会中也有代表。
整个国际委员会既不亲共，也不反共。但是它的确对统一战线的协议给予尊重，并且放手向解放区的“工合”合作社提供资助和贷款。在国际委员会存在期间，我始终是它的实地工作秘书。处于这个地位，我很高兴能在内部斗争中得到多数人的支持。宋庆龄既是国际委员会名誉主席，又是香港“工合”促进委员会主席，同时还是保卫中国同盟中央委员会主席。后者作为兄弟组织在开辟向游击区输送援助的途径方面非常成功。邓文钊是其名誉司库之一，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负责宣传工作。
国际委员会的成立在获取资金和援助物资方面产生了积极成果。钱开始直接汇往最需要的地方，或者经上海一家银行，通过廖承志送往延安。毛主席显然了解到国际委员会所起的作用，曾写信给何明华主教表示谢意。我见到了毛主席的这封亲笔信，信上的日期是1939年9月25日。毛主席在信中写道：“我赞成以合作社的方式在中国组织建设许多小型工业。对于你在这一事业上的热心，以及你在帮助我们抗战上所取得的光辉成绩深表感佩。”他接着说：“如能在华北游击区和西北接近战区的地方组织建立这种工业合作社，八路军和鄙人自己对此种援助将表示极大的赞赏和热情的欢迎。”他进一步强调，希望“工合”的计划能够实现，“因为对于我们的斗争贡献之大，将是不可估量的”。他要求何明华主教把这种想法转告国外的“工合”促进委员会和华侨，特别是向在菲律宾的华人和那里的中国工业合作促进委员会表示感谢。“因为他们在支持我们的祖国和‘工合’运动中尽了很大的力量。”最后，他表示深信：“倘若我们艰苦奋斗，倘若中国与其国际朋友共同合作，毫无疑问，我们是能够打败日本，取得最后胜利的。”
“工合”国际委员会召开成立会议时，我不在香港。但是，我不久就到那里去弄经费，以便开始东南地区的“工合”工作。
1940年7月，我再赴香港出席国际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但我的疟疾又发作了，多蒙何明华主教的关照，我住进了马蒂尔达医院。这是以某印度商人的一笔遗赠建立起来的一家慈善医院，以照顾在香港的贫穷白人。一名护士按时走进大病房，在地板上放一块垫子，跪在上边读祷文。医生每天早晨进来在我的屁股上注射10毫升奎宁针剂。国际委员会会议开始时，我仍然卧病在床。中国的中央银行驻香港的经理在会上站起来说，路易·艾黎一直在榨取“工合”的钱，并将钱存入印度银行。“工合”在这人的银行里存了很多钱，而且他是个颇受尊敬的人，因而他的一席话很有些分量。他是听重庆圈子里的人说的。于是，问题随之而来，“艾黎在哪里？”主教站起来说：“他正在香港贫穷白人住的马蒂尔达医院。”于是这话题就搁下不提了。那时，在重庆的绥靖派搞了大量的反对活动，传播了许多类似的故事以诋毁我们。
住院期间，我收到了埃德加和佩格·斯诺自碧瑶的来信，敦促我去菲律宾向那里的华侨谈谈“工合”，为“工合”特别是在新四军地区的工作筹措资金。当时在马尼拉和碧瑶已经建立了“工合”促进委员会。照顾我的便是碧瑶的委员会。所以我出院后立即买了船票启程。
马尼拉的华侨非常友好热情。他们请我在戏院里召开的群众大会上和许多其他集会上讲话。我见到了一个福建男孩，他积极为“工合”筹集资金，获得了一辆自行车作奖励。后来获悉他死于入侵的日本军队手中，我心里非常难受。
1941年秋，在香港举办了一个“工合”产品、图片和宣传画展览。为使其增色，从马尼拉请来了一个菲律宾马戏团。宋庆龄以香港促进委员会主席的身份为展览会和联欢节正式揭幕。她受到了联欢节组织委员会主席、美国总统轮船公司的T.E．威尔逊和委员、孙中山博士前卫士莫里斯·科恩（马坤）将军的欢迎。联欢节的地点设在卡罗琳山海军娱乐场。宋庆龄在欢迎辞后致答谢辞说：“我代表中国工业合作社，对威尔逊先生和联欢节委员会的杰出努力和支持中国的生产救济表示感谢。”开幕式于1941年11月12日举行。联欢节预定举办一个月。我由内地赶上参加，并正好在袭击珍珠港之前的12月6日返回重庆。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迫使我的香港朋友们四散分离。宋庆龄到重庆，八路军驻香港代表廖承志去了江西，在那儿被捕，关进集中营。贝特兰被送往日本战俘营，爱泼斯坦夫妇则被送到一所集中营，又从那儿逃了出来。陈翰笙不得不逃难，最后在桂林落脚。
在其后一年多时间里，国际委员会就设在四川省的成都，由南京大学的刘易斯·斯迈思（史迈士）博士担任秘书，接着由赖普吾教授接任。那位会计王子陈乙明接过了整个“工合”组织的总会计师的职务，直至战争结束。我一度任国际委员会的代理主席，南京大学校长陈裕光和燕京大学J.B．泰勒（戴乐仁）教授被选为副主席。新委员中包括李约瑟博士、吴贻芳夫人、齐启明、徐维廉、张福良和赖普吾。戴乐仁老教授在任兰州中英科学合作馆顾问的同时，积极支持了西北的“工合”工作，并帮助举办短训班，制定规章和建立财务管理制度。
截至1946年，“工合”通过国际委员会，从美、英、菲律宾、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的促进委员会得到的经济支援约500万美元。
战时的重庆
1938年10月，日本攻陷武汉后，“工合”总部迁到四川重庆。在轴心国战败之前，重庆一直是战时首都。这个城市人口稠密，位于嘉陵江和长江的汇合处，历来是西南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城市。
由于希特勒仍在取得胜利而美国屡遭失败，蒋介石的朋友们对一切抗战的想法都越来越不热心，汉口撤出之后，更是如此。重庆的亲日派势力一度颇为强大。中国遭受轰炸，其中，重庆被炸的次数不少。我在去汇报“工合”实地工作情况期间，遇到过不少次的轰炸。有一次，在一个炎热的早晨飞机来了，我们躲进了浸礼会教会医院地下的防空洞。空袭警报全部解除后，我们才出来。40架飞机狂轰滥炸。我的家住在英国使馆下边的放牛巷，四周都落了炸弹，被炸得一塌糊涂。我脱下衬衣，开始清出一个地方以便晚上能睡觉。没多久，我就满身都是漆黑的烟灰。没有自来水，我只得在院子里打一桶井水冲洗。然后，我到位于一个名叫至圣宫的军阀花园的“工合”办事处去看看情况。炸弹直接命中了我的房间和打字机。花园防空洞的入口也被炸弹直接命中，在以往空袭时我常常站在那儿。
我第一次访问重庆是在1938年12月，当时我从江西绕了一个大弯来到那里。在工业合作协会总部，一个身穿黑色燕尾服的人接待了我，他手中托着一个银盘，要我把名片放在盘子里，并引我到候客室。他不久回来说总干事有事外出了。于是我在办公楼里闲逛，在一处标着“国际宣传科”的门口停了步，我发现里边也有一个外国人正在桌旁看东西。他抬起头问我是否在这个组织的某一部门工作。我回答“是”。他是加拿大的詹姆斯·恩迪科特（文幼章），当时正在搞新生活运动。沙千里、胡子昂就是在这座楼里办我们的宣传刊物《新保卫》。他们两人是极好的帮手，后来被国民党解职了。轰炸越来越厉害，整个总部逐步搬到了离城40公里的歌乐山。那座石头房子位于松树丛中，有漂亮的石阶直通。它远离了空袭，也远离了本该去推进的奋斗中的合作社。
在进行一次定期改组后，整个运动的指导权交给了4个处的处长。每个处长都开始把各方面的亲信纠集在身边，目的是把其他处长拉下马；每个人都想恢复原来那种大权独揽的局面，而这只有将其他的权力追逐者除掉后才能如愿。他们属于旧时特权阶级的人物，与这人或那人沾亲带故，把其所担任的职务看成是经营的本钱，考虑的只是他们的家族和头头的利益，往往是他们个人的利益。因此，他们成天忙于编造谎言，设计圈套，进行破坏性批评，朝秦暮楚，结党营私，策划阴谋，散布流言蜚语，将组织摧残得无法再工作下去。对待搞实地工作的人就像对待陌生人一样，看其向哪一小集团求助，再相机处理其要求。这是一个无法忍受的局面，不消说也是干不成事的。许多工作人员对此感到厌烦，只把他们的“印”（图章）交给朋友，自己回城去住。
这样的上层建筑几乎扼杀了普通人朝着进步的方向所做的一切努力。每当晚上下班时，人们会看到川流不息的身着长袍或衣纽紧扣到颈部的官员们，拿着手杖，咧嘴傻笑，露出满嘴金牙，腋下夹着毫无用处的公事包，这是一个可怕的景象。我看到后想：“天哪！把这一伙人凑在一起，难道我也有份吗？”这种负疚之感只有在下到城市附近的机械工场并看到真正的合作社工人时才略能减轻些。工人们脖子上围着擦汗的毛巾，身子弯向车床——正在制作某种至少不是给汪精卫或日本人用的东西，这至少表现了正派人的创造力。
常常是离开重庆总部最远的地区性“工合”组织，工作搞得最出色。同样，往往又是远离地区办事处的地方办事处比靠近地区办事处的地方办事处发展得更好。我们工作最差的是中央总部所在的重庆周围的一些地方。有些领导人总想做一些华而不实的事。他们不会理解我们打算建立的以及我们在江西和陕西已经建立的那种合作社。记得我曾和一位区办事处主任一同去看长江南岸的弹子石，据他声称已建成的所谓“模范合作区”。合作社分布在整整齐齐的小街道上整洁的房子内，由指导员主管着一切，这是可怕的装模作样。我以前来过这里，在一个毛巾生产合作社曾问过谁是最好的工人。他们指着一个不声不响的年轻四川人。看上去，他真的成了他的机器的一部分；而机器也是他的一部分。当主任同我一起来到合作社时，这位工人正在门外呼吸新鲜空气。因为天热得使人透不过气来，他很合适地只穿了一条短裤和一双木拖鞋，他正在享受江面上吹来的凉风，用小毛巾擦去汗珠。主任在他面前停步，转身对经理喊道：“为什么让街上的二流子站在你的房屋前！”你，走开，走开！”他大声地呵斥这名工人。那社员一声不吭，只是看了看，就转身走进去，坐到自己的织布机旁。区办事处主任一边盯着他的后背一边咕咕哝哝地说，模范中心的工人劳动时应该穿得好些，说着重步进了办公室。在那时，他们就是这样办“模范合作社”的。这纯粹是一种官僚机构，毫无一点合作社的精神。
在重庆，我有一次找到了政府的一些高级官员，谈合作社制军毯的合同。那是在基督教差会的院子里一所很大的校舍里。这里也是干净整齐、井井有条，尽管有一个角落已被炸弹炸坏。在我等待会见的大厅里，僵硬地端坐着一排规规矩矩的“新生活运动”工作者，蒋介石穿着裁制精致、笔挺整洁的衣服，刷子似的小胡子，酷似一位日本将军，他正在讲话。他告诉他们，他在宁波附近的奉化时，如何站在他母亲身边用她给他的小炉子烧饭，他如何在《圣经》的训导下转变，以及他如何从《圣经》篇章中得到教益。他显得多情善感，一本正经又自鸣得意。听众十分受感动。同我站在外屋往里面看的人也受了感动。门外，戴笠的盖世太保特务和肥胖得像座山的黄仁霖将军在交谈。他们身靠闪闪发光的大型轿车，低声讲话，油亮的胖脸上露出了笑容。令人难忘的场面：小人和猪猡。
1940年刘广沛生病期间，我代理了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总干事。由于烦恼的人事和当时其他种种复杂的事情，那段日子非常难过。我很高兴能在后半夜睡上一觉，天下着雨，因而我庆幸不会再有轰炸了。正在梦中想着下一个危机时，我终于被一个青年粗鲁地推着我肩膀推醒了。“快起床，有急事找你。”他说。我醒来，睡眼蒙胧地一边穿衣一边问道：“哪儿？”“要你到孔博士家用去。”
唉！这是凌晨3点，天正下着雨，既没有人力车，又没有其他交通工具。但孔博士是行政院长、“工合”理事长，所以我穿过烂泥地，走下通往枣子岚垭的滑台阶，沿着到那位大人物的住处范庄的路艰难地走去。
我总算到了那里，眼前是一个愉快的小型家庭聚会，人们刚玩完牌，老人正准备去睡觉。那位集英国公爵夫人和美国百万富翁夫人于一身的孔夫人情绪颇好。她说她从国外弄到一小笔钱。这些钱是否是玩牌赢来的，她没有透露。不过她要将这些钱节俭地很快花在办合作社的托儿所上。这个托儿所必须是“现代化”的，而且必须在重庆附近。这样，她可以带人去那儿参观。
当我蹒跚地回到放牛巷那个亭子间脱下湿漉漉沾满泥的鞋子时，我不禁感到我不过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下等人。然而，第二天，钱就到了当地的“工合”指导员那里。约一周后，我去视察了工作成果。“托儿所”是个长形的席棚子，里边什么也没有，既没有儿童床和设备，也没有孩子。“哦，”指导员解释说，“钱已花了，许多孩子被带进来，照了相。一些客人坐着小汽车来参观。现在这一切已经结束了。”他有点歇斯底里地笑了起来。我又在那里站了几分钟，看着那个可怜的、幽灵似的托儿所，再次感到了自己一钱不值。我迈着艰难的步子走回了公共汽车站。
在组织“工合”的日子里，我们曾经办了一些托儿所，但都十分简陋，由女工们自己管理。可以说，什么时候得到官方的热情，什么时候就有官方的索取。“我给你钱，你给我利，这就是合作！”这是孔博士立场的声明。在一次地区主任会上，老孔这样教训我们：“你们看，我的儿子大卫！嘿，委员长给了他8000万元法币从德国购买军火，但是大卫知道不久就要和德国开战，所以他没有买，而是买了美金，倒手买卖，后来他给委员长送回8000万元左右，手中仍有原来的8000万元。委员长称赞我，并说大卫真是一个模范儿子。”“现在”，他环视四周，狠狠地瞪着我们大家，嚷道，“你们这些人给委员长什么了？什么也没有！”
我想，我同老孔最说明问题的谈话是在一次空袭刚过之后的一个早晨。孔有一个深挖在岩石中的专用防空洞，里面设备齐全，有发电站等等。我有几件公文必须拿给他签字。“嗨，日本人一点也没有毁坏什么！”他十分轻蔑地说。“只不过死了几十个农民，而我们有几万万农民。”我想，一个伟大国家的头领之一作这样的声明，可真够瞧的。它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国民党总的态度。当然，老孔对待家里的老朋友和许多基督教牧师等人是很好的。但是，就其政治而言，正如他的子女有一次非常坦率地说的那样：“从政是为了取利。”他的仆从常到上海去照料他在那儿的利益，并将日本货带回重庆出售。有一天，我拿了一件湖南邵阳做的皮夹克给他看，他拿出了一件日本人在上海做的皮夹克，大嚷他那一件如何更好，更便宜。但是，我从那所房子出来的时候，服务人员和门卫要我给他们几件“邵阳合作社做的外衣”——当然是不付钱的。我没有这样做，他们就在我下一次必须进去见那位大人物时给了我不少麻烦。我们对这些仆佣一年要给好几次数目可观的钱，酬劳他们在我们为中国工业合作社的事去见孔时给予礼貌的合作。与其说这是一个政府，不如说这是一个帮，一个在最高位置上拥有强大后台的帮，一个对中国人民及其能力、当前的需要和未来的命运很少了解、更少关心的帮。正是在这种环境下，生产合作社不得不奋斗了漫长的10年。
1940年7月，在重庆嘉陵饭店举办了“工合”全国各地产品展览会。不少国民党官员看到那儿的展品实际上包括了每一件日用消费品，对此感到惊讶；孔也颇感兴趣。一天上午，我在展览会上看见这位老人走来走去，也许是在做着由他的银行投资建立一系列小工业，从而家运亨通的美梦吧。展品的上方挂着一些孔的巨幅油画像。还有一座3英尺高的蒋介石的釉瓷像，是我们在荣昌的陶瓷厂制作的。突然间，在很近的地方日本人投下炸弹，巨幅油画像正好掉落在一堆万县生产的猪鬃刷子上，结果猪鬃戳透了画像，蒋介石的瓷像也翻倒了，头被摔掉。展览会开始前，不得不将画上的猪鬃拔出来，把头修补好。我清楚地记得开幕那天的情景。刘广沛总干事等也在场。美国女作家埃米莉·哈恩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她穿着很薄的衣服进来。门旁的一个美国官员重重地在她的屁股上拍了一巴掌，声音响彻大厅。他说：“喂，埃米莉，又在为美国海军服务啦？”她感到有些发窘，但仅此一点而已。老孔十分好奇地透过他的眼镜望着大厅。一些国民党官员说，展品统统是从香港进来的日本货，“工合”的人完全是在欺骗大家。亲日派在那儿叫得最凶，骂我们所有的人。但总的来说，展览会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获得了成功。不久以后，饭店就被日本人的另一次轰炸炸毁了。
老顾问端纳有一次告诉我讨好国民党的重要性。他向我透露了他自己投“老头子”所好的办法。他跑到一家外国报纸的办事处去，让他们印出一份单张报纸，上面登有天花乱坠地吹捧孔的内容。然后，他小心翼翼地把这篇文章剪下来，在他要去见这位大人物的那天早晨，务必使这张剪报放在他的书桌上。他说这办法一直行之有效。
蒋介石喜欢德国人。端纳在1940年失势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他顽固地坚持要蒋介石断绝与纳粹的关系，后者正在鼓励日本。蒋介石的盖世太保的阴险头目戴笠巧妙地把事情办了。端纳愤然退隐在塔希提岛，直到珍珠港事件前夕才被蒋氏夫妇召回。1941年12月6日晚，我和一位美国百万富翁工程师返回重庆，蒋介石夫人接见了我们，她看到我戴着端纳去塔希提岛前在香港送我的一块很不寻常的手表，便问：“你的表是哪儿得来的？”我说：“香港。”我觉察出，这表是她送给端纳的了。她说：“你一定很高兴知道，再过几天唐①就会到这里来。他正在回来的路上。”实际上，他只到了菲律宾，日本人进攻菲律宾后，他被关进了集中营。日本人始终没有真正弄清他们抓到了谁。他就待在那里，直到战争结束，后来回到中国，在上海死于肺癌。他在医院里曾给我写过几封信，要求提供在重庆某几次晤谈的备忘录。但是，我已记不清那些事了，因为我最关心的是“工合”，我无法对付所有那些在背后插上一刀的阴谋诡计。无论如何，他是在蒋氏夫妇手中，他们自然不放过他所写的一切。
国民党对“工合”的破坏
直到情况表明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发起一场运动时，国民党才慨然准许建立工业合作社。接着就刹了车，运动逐渐受到了扼制，高贵的夫人和肥胖的孔老博士在害死病人之前，先要把油水榨取干净。宋氏三姊妹一起视察重庆的工业合作社，一起照相、拍电影，也阻止不了CC集团的陈氏兄弟继续进行破坏。他们曾经以为“工合”不过是一个笑话。现在，他们认识到“工合”实际上是国内最大的工人阶级组织。合作社指导员大多是爱国知识分子。他们同合作社社员群众一起认真地工作。“工合”总部在后期尽是些成分混杂的人，他们把大部分工作时间花在玩弄小权术以谋取地位上。与此同时，各省许多比较进步的分子厌恶地开始离开，往往只剩下那些贪得无厌、野心勃勃的人，利用这个运动来达到个人的目的。“工合”许多组织都保持着两套班子：一套是做工作的，另一套是吃宴会、玩弄小权术、编造谣言向CC头目打报告的。只要蒋介石夫人和孔氏夫妇庇护“工合”，CC集团就不能公开地破坏它。但是他们可以慢慢地将它扼杀。一个办法就是将它置于一个合作社管理局的领导下。有一段时期，“工合”艰难地抵制了这种命运。
到1940年中期，反对一切“左”的东西似乎成了主要倾向，而抗日战争倒是处于第二位。有一次我们的一位指导员成了怀疑对象，并且发现他正受到调查。他请了短假，买了些乱七八糟的小说，带到茶馆里坐下，伸伸懒腰，唱点旧戏，言不及义。这样，经过大约3个星期，监视他的特务最后汇报说，可以认为此人并非危险分子。在那年月，凡对农民或工人，对苦力或难民儿童发善心的人，都会受到怀疑和监视。有人争辩说：只有“共产党”才会那样。和颜悦色、通情达理与平心静气都是坏的迹象。大发脾气、动不动吆三喝四——这些反而是为人适度的标志。
国民党高层人士的反共态度，特别是在皖南事变中表现出来的反共态度，必然会影响到本质上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工合”运动。他们一方面要从支持民间在集体基础上办工业的运动获取全部面子；另一方面又认为它走得太快，增长过快，力图阻止其发展。“工合”最初的发展引起了潜在敌人的注意。既然它取得成功，如果能从上面加以控制，并使它脱离人民民主运动的危险渠道，它可能还是一种进利的来源。
看到“工合”的工作本来可以轻易地按目标成为一条真正的经济防线，现在被改变成一种政治玩物，决不是乐趣。我知道，好的合作社社员会从中吸取宝贵的经验并学会痛恨旧社会事事刁难的弊病的。在那些困惑的日子里，这确实是仅存的安慰。良好的工作成果被破坏，工作人员被逮捕，而同时自己又被大人物带出去喝茶，被当作魔术师的白兔一样介绍给更多来访的大人物。“瞧，我们敢于在我们的怀里培育什么！瞧，我们是多么进步！”我们的“赞助者们”似乎得意地说。
那些年“工合”的历史是一部不断遭受反动派镇压的历史。下述典型的事例表明，一个合作社多么容易就被摧垮了。一群南昌的难民裁缝组织了一个缝纫合作社。由于冬季来临，他们生意不错，因而“工合”事务所按时得到贷款。给他们的贷款在当时是相当大的，他们购买了20架缝纫机并租用了主要街道上的一家大店铺，他们的情绪饱满，尽管工作时间很长，他们也能参加刚开办的合作社联合社的各种活动。不久，当地的警察带着要做的制服来了，要求他们在极短的时间内做好。合作社的工人干到深夜，终于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了订单，然后就带着发票到警察局去。他们看到警察局里的人粗暴地命令他们离开，于是就来到“工合”事务所。事务所的指导员听了他们的诉说后，与他们一样感到气愤。他亲自到警察局拜访了负责的警官，说明合作社是由难民们组成的，他们为付贷款的利息如何正在艰苦奋斗，这批订货对他们意味着什么，他们又是如何努力按时完成订货的。这位警官有礼貌地听着，倒上茶，鞠着躬送走了指导员。当天晚上，合作社所有的男社员都被逮捕，当作壮丁送到了军营。于是，指导员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到高一层去找地方长官。他的秘书彬彬有礼地接待了他。秘书说：“那些从南昌来的二流子都不是好人，全都很坏，逃避兵役！你可是一个愿意为国家出力的年轻人。让我看看，我想我能使他们回去工作，但是他们必须交付罚款。”他也倒上茶，鞠着躬把来访者送走。罚款数恰恰就是定做制服的合同上开的价钱总数。因此，合作社不但要损失了那笔钱，而且还赔了这笔罚款。“工合”事务所的指导员不得不从资金中拿出那笔钱，加进他们的贷款。
事实上，国民党统治区的每个事务所都可以讲述类似的故事。他们也能说出“工合”指导员因政治观点不同于国民党而遭到逮捕，有时被杀害的情况。江西遂川的领导人被关进监狱。老红军、会计龙良喜在狱中被杀，当地的事务所主任被关入泰和的监狱。东南地区“工合”的许多工人在不同的时候被捕，被指控有危险思想。在粤北，地下党的中心设在一个“工合”印刷合作社内。
浙皖办事处主任孟受曾领导合作社社员同从兰溪撤退下来的反动军队作战。后来他被押往重庆，工人们则被关进了江西的上饶集中营。云南大理的1位管理着64个合作社的指导员被捕后杳无音讯。陕南汉中事务所主任李华春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捕，被逼自己挖坑活埋。宝鸡西北办事处的18名女工被捕，送进了西安集中营。回来的一些人神经严重损伤，衣服上和身上到处是烙铁烧灼的伤痕。其余的人则一去不复返了。这种事例多得不胜枚举。
国民党的破坏使工作日益困难。我只得花时间和精力活动，使一些被当作赤色分子抓起来的技术员和合作社社员获释。例如我们在离宝鸡不远的虢镇建了一些社，那里是吕正操住家的基地。吕原是东北军的一个将领，投到了八路军一方。他手下的军官太太和伤兵经管着“工合”合作社。但是国民党在一天晚上袭击了该地，把女的带走了，说她们可以到宝鸡的妓院去，而男人则送进了监狱。我和西北办事处主任一同去见吕正操夫人，尽可能以外交方式调解了此事，使人员获释并继续干下去。最后他们获准去吕正操正与日军作战的河北。
被行政院解职
长期以来，国民党特务自然一直在监视着我。陕西益门镇公路检查站的警察认为我从延安带了东西到重庆去，我不得不光着身子站在寒风中等他们搜查我衣服的衬里。更有甚者，敌人还从各式各样人那里搜集乌七八糟的谰言，发起一场诽谤人格的运动，要把我彻底整倒。说什么我是英国特务企图控制中国的工业，是个凶狠刁钻的工程师，是以中国人民为代价替自己博取名声的、感情用事的宗教冒险家，是在每个城市有一个老婆的性欲狂；说什么在长途旅行中我带着一个女演员同我睡觉；说什么我是日本特务，是共产党同情分子，一个对工业一窍不通的傻瓜，一个在印度银行存有巨款的匪徒，如此等等。当这些捏造的谣言不起作用以后，他们就决定解除我在“工合”中的执行权力。
原来任命我为技术专家的任期为3年，但我早已对是否允许我继续任职产生怀疑。1939年后，我总是未经通知便被调动，就像在中世纪的法庭取决于某些人的欢心。同时，虽然我仍在全力以赴地工作，我已有点厌倦这种心力交瘁的艰难生活。因此，进一步发生的任何事情，我都不会感到惊奇。我决定一旦被解职，不能按老样子帮助“工合”，我就设法去延安；那里，尽管困难重重，合作社正在前进。这样做当然使国际上的支持者困惑不解。
1942年9月21日，我在双石铺时重庆发来了电令。电报说：“行政院决定终止你中国工业合作社技术专家的职务。”接着，又许诺说将给我经英国去新西兰或任何我愿去的地方的头等船费，还付我2000美元的酬金。我完全知道这真正的含义是什么。他们长期以来根本没有给我以报酬，也从没有付过我为“工合”工作所花的旅费。如果他们食言，我决不会感到惊讶。不出所料，那笔钱始终没有来。
事实上，鉴于在“米钱”问题上的斗争，我前些时候已呈递了辞职书。自1941年中起，美国的一些名人（包括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本人）的关心，以及对我和“工合”的宣传，特别是埃德加·斯诺在《星期六晚邮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已使外国捐款大大增加。因此，1942年5月，孔博士派往美国一位使者，企图把“工合”的全部资金纳入重庆的渠道。使者回国后，乔治·菲奇不断鼓吹该项计划，但是毫无结果。在物价飞涨时期，所有政府雇员都在薪水之外每周领取补贴，以抵消生活费用的上涨。重庆“工合”的雇员没有拿到这笔钱。菲奇申报国际委员会要求发给“米钱”补贴。我反对。因为所有的实地工作者和合作社社员都认为这些官员是无用的官僚。如果总部出现财政紧张，就应该裁员。结果菲奇被迫裁员一半。我拒绝在这项“米钱”计划上署名，这肯定会激怒许多人。
我后来获悉，我在行政院被控告的主要罪状无非是我“与共产党秘密交往”。加在我身上的其他主要罪状是：
在宝鸡同很多共产党人一起建立“工合”合作社，并向延安输送人员和物资，证据是一份被捕进步干部的名单，其中一些人已被处决。
在皖南茂林设立“工合”事务所帮助新四军。在浙西的遂安建立机械工场，为新四军制造了大约4万枚手榴弹，并修理机关枪等。
在云南大理、福建永安、陕西省的双石铺等地建立了类似的共产党基地。
从蒋介石夫人那里拿了4万元法币，用来组织瑞金的八路军士兵的妻子儿女为新四军做麻鞋。
在洛阳被叛徒告发的帮助山西的贺龙的计划当然也被当作一项证据。
解职在任何意义上都没有影响我的工作。我只不过绕开了重庆，照旧做国际委员会实地工作秘书的工作。与行政院断绝关系一点儿也不是坏事。1944年，当我再次去重庆见到孔博士时，我说他不应该开除我。他说：“你不是的确试图从洛阳去帮助共产党吗？”“是的，”我说，“我们创办‘工合’就是基于在抗战中尽量好好帮助双方的政策。”他“哼”了一声。接着他就听我讲被安插在“工合”领导中的一些人丑闻。例如，新任总干事周象贤派卡车去广西运女内衣等到重庆出售，大赚其钱。周曾是蒋介石的参谋，是一个十足的为自己捞钱的家伙。孔叹息着说他对自己了解到的一些事发愁，夜里睡不着觉。他问我是否愿去和孔夫人谈谈，告诉她我对“工合”组织下一阶段的建议，我照办了。
到那时，我已认识到我被免职是由于美国的一些势力通过其代理人活动的结果。另一些人继续阴谋把我从仍听取我意见的国际委员会撵走。毫无疑问，许多阴谋和反阴谋一直都在策划之中。但是日本人的战败和人民解放军取得的胜利使阴谋未能得逞。我从来无暇去玩弄小权术，一门心思地追求一个目标。从1938年至1942年，我的目标是为“工合”运动建立一个基础，由一系列生产合作社形成自己的联合社，负责供销和信贷设施等等。我认为孔博士并不想发展这种事业。他只不过要搞一系列小型工业，由他私人的裕华银行加以控制。
旧日旅行轶事
“工合”创始后头3年的一项重大任务，就是把“工合”联系在一起。我要和在纽约的普艾达保持经常的联系，她通过美国协助中国工业合作委员会为争取美国的同情和帮助，一直在辛勤地工作。要定期向在香港的“工合”国际委员会汇报；要时常到重庆的“工合”总部去，尽管它已沦为另一个国民党组织；要到所有的地区办事处去，因为真正办事的权力在那里；要与延安和西北边区以及皖南新四军地区的“工合”办事处接触。因此，我走遍了中国的非敌占区，去视察许多合作社和出席没完没了的会议，路上有什么交通工具就用什么交通工具，骑自行车，搭救护车或骑马，但更多的时候是徒步或坐在卡车上当“黄鱼”。
那年月，卡车一般归做买卖兼开车的人所有，携带非法的付钱乘客。卡车时常用木炭或酒精作燃料，有时用菜籽油或什么混合物来代替好的润滑油。因此，轴承常被烧坏，那就要在路上等好长时间，直到装上新的轴承，用手工把曲轴磨好为止。这类事花费了不知多少时间和精力，却是长途旅行的重要部分。我常常利用等待修车的时间写几行诗，其中一首就是讲我在20世纪40年代搭“黄鱼”车的经历。
“黄鱼”
在中国，如今有一条死规定，
卡车，不论商用还是军用，
都不得捎带外来乘客。绝对不许。
卡车寥寥无几，但人们必须来来去去；
于是，正如锁匠锁不住爱情，
老百姓自有办法，
为需要而创造机会。
因此，有一些人下车步行，
温顺地走过每一道检查站，
再装上去拉走。
给这些人取了个名字：“黄鱼”。
在一起当“黄鱼”，特别是
经过一周的旅行和各种遭遇，
会产生一种朋友的感情。
“这像不像你们国家？
你们有没有这样的大山？
像我们这样的农民？”
我极目远望
那祁连山高耸入云的山巅。
在起伏的草丛那边，
从片片沼泽到山顶的白雪，
看那牛羊正悠闲地走动——
是的，水泉子村多么像
从卡瑟罗克过去到五河镇、圆丘①
和多风的韦米亚平原的景色！
但这里农民的每个屋舍都是一座碉堡。
在南岛，通常有铁丝网防兔子进入。
在这儿，塔顶上放着石头，
准备投向闯入者；
人与人的斗争更近在身边。
在那里，我们把自己的人送往
利比亚、意大利、希腊，
为拥有各自的农舍
和牛羊的权利而捐躯。
人们不禁纳闷，为这些东西战斗牺牲
是否永远必需？
正如西戎、月氏、匈奴、唐古特②人、汉人，
为今天这里的一切抛头颅洒热血。
他们的白骨肥沃了永生的草原，
因而黄羊可以在这里吃草……
车到山口，抛锚了，
冰冷的手指在黑暗中不能把它修复。
于是，我们整夜蹲在卡车上
挤在一起互相取暖，
听着宁夏山上野狼的嚎叫。
天亮了，曙光染红了青海山上的积雪。
饥肠辘辘使脾气一触即发，
“谁是娃娃？”说话的是14岁的小马。
“那你要我叫你什么？老汉？”胖商人反问他。
“不要理我。”年轻人说。
“我爱说就说，小王八蛋。”年长者说。
“洗洗你的臭嘴吧，满嘴脏话。”年轻人回答。
“算了，算了。”大家叫嚷，“别说了。”
于是，不论是高兴，还是抑郁，又静下来了。
重新上了路，
一个女孩子，商人的监护者，年轻漂亮，
有两个人为她动心。
一个学生，一个机械工。
那学生多情善感，为靠近她
和不时的接触感到兴奋。
那年纪大点的人需要更实惠的东西，
望着她如饥似渴。
她佯作不知他在朝着她望，
巧妙地显示她那优雅的风姿。
后来，到了人群熙攘的城市，
一名官吏带着大堆行李，
命令“把那箱子放上去……”
我们遵命抬上去放好。
又发出指示，“不对，放到那上边。”
我们委婉地提醒，“会压坏别的东西”……
大人顿时火冒三丈。
“你们胆敢不听！
我说这车走，就走。说停，就停。
我可不是这司机的‘黄鱼’。
谁再说一句，我就命令你们统统下车！”
吧喳一声碎了，箱子压在了发往国外的茶叶货包上。
一切又恢复了平静。
随着一阵拉挡声，我们的车向上坡爬行。
我陷入梦境，不经意地望着
矗立在山顶上那俯视乡村的巨石。
它每年接受农民的顶礼膜拜，
他们带来了神吏的肖像，
跪拜在石刻的无言领袖面前，
这领袖不能来到人们中间，
他直挺挺独自留在那里，
只有秃鹫随意在他身上屙屎。
“你昨晚住在哪家客店？
‘民建’还是‘永昌’？
两家一样都尽是臭虫，你碰上臭虫怎么办？”
“哦，我就在上面一滚，碾死它们，
接着睡我的大觉。”那人回答。
小马，觉察到了那漂亮的姑娘，
和男人们爱慕的眼光，天真地用清脆的童声
唱起了一首古老的新疆民歌。
“哦，掀起你的盖头来，
让我看你的脸儿，
嗬，嗬，你的脸儿红又圆啊，
像那秋阳下的苹果一般样，
啊，像那秋阳下的苹果一般样。
“哦，掀起你的盖头来，
让我看你的眉毛，
嗬，嗬，你的眉毛细又长啊，
像那松针透过太阳光。
啊，像那松针透过太阳光。
“哦，掀起你的盖头来，
让我看你的眼睛，
嗬，嗬，你的眼睛明又亮啊，
像那水上映着的明太阳，
啊，像那水上映着的明太阳。”
姑娘脸红了，把头低下去，
爱慕者局促不安。
年纪最大的老人怀着对青年人
灵活健壮的手脚的艳羡，
高兴地咯咯大笑。
在狭窄的甘肃河西走廊中央，
在两边的大山①之间夹着残留的部分长城；
用土垛成的一道可怜的防护墙。
“这样的墙有什么用？
我们从哪一面打敌人？”学生问，
“蛮子是从北面还是南面的大山和草原过来的？”
“他们从北面来，汉人就到南面防卫。
他们从南面来，我们就到北面去。
但由于这里没有水和粮，
我们通常就让这城墙从任何一面保卫自己，
而我们只待在家里。”年纪最大的“黄鱼”
这样说，又恢复了他的尊严，
直到被一阵对他老伴的抱怨声所打破。
“我坐的下面是空的，就像坐在一口锅上，
下头又冷又空”。
她安慰说，“把你的屁股抬一抬。”
然后拉下一块卡车苫布填在了空处。
开车的助手不同意。
她轻佻地回答说，“好像这苫布
是你痛得死去活来，从肚子里养出来的。”
他不作声了。一阵哄笑。
“大家在这里下车啦，”
开车的助手怜悯地看着我们。
“这地方！为什么把我们撂在这里？
这城里都是空房子，蠢头蠢脑的乡下人，
最好把他们都赶走，从上海另外弄点人来。”
一时找不出他听得懂的话
我们说了句，“开玩笑呢！”
于是，铺盖卷递了下来，还有零星的东西。
喇叭不耐烦地响着。
“谢谢”，我们喊。
于是，“黄鱼”们走进了沙尘迷漫的黑风之中，
因为他们必须
走完那通往西部的路程。
在各种气候条件下旅行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你得一大早在车站喝完豆浆、吃完油条后就上公共汽车。你走进一家小客店，总有臭虫、跳蚤和蚊子。然后，你到了“工合”中心，总有人要见，有工作要做。这样倒好。可是当你又上路时，有时你会有一种沮丧之感，因为事情进行得并不顺当。一年又一年，很孤单。下面摘录我在1940年11月14日写的日记，它描述了乘船去贡水途中的心境：
在船上的第二夜。我忽然感到非常孤独，这是一种很怕的感觉，总想用忙来避免——通常是很有效的。但今天——一个无所事事的冷天——却于事无补，我怀疑我到底是什么样的唐·吉诃德式的人物，似乎到处去捅风车。
我的一家人如此分散——我指的是对我有足够了解，既不把我太当回事又不把我太不当回事的人。K.P．（刘广沛）在去重庆的路上。阿兰和迈克在哪儿？林（林福裕）在湖南。亚历克（亚历克·坎普林）在上海。赖普吾（拉尔夫·赖普吾）在北京。埃德加·斯诺和佩格（海伦·斯诺）在香港。苏吉（宋庆龄）也在那儿。G夫妇（格雷斯和曼尼·格兰尼奇）在美国。我们的计划必须有人民的力量作后盾。我只有一双手和不多一点脑力。埃德为江西募捐干得真出色。但是一个人总得有人手和权威才行。
我始终把我们工作的重大意义记挂在心，在任何条件下——不论战争还是和平——它都极为重要。它包含着一个真正的未来的种子。但我希望我在这一切面前不感到那么无用和无能为力。愿到宝鸡去一段时间，从那里重新获得热情。
我在旅行中曾遇到许多有趣或可悲的事情。我全速骑车下坡，最后转拐弯处出现了一座糟朽的断桥，我把自行车一下子横甩出去。有一次我坐在公共汽车上，车子上船的渡板掉了，汽车扑通一声掉进了河里，我从车窗爬了出来。卡车猛然相撞，我从装载的货物中间钻出来帮助受伤者。这些故事，正如遭轰炸的故事一样，已经失去了它的吸引力，从记忆中溜走了，只有几次突出的经历尚未淡忘。最吓人的一次空中旅行是我在香港参加“工合”国际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之后回去的时候。我带着两篮子给赣县“工合”办事处科研实验室用的玻璃器皿。天气热得可怕。我们起飞后进入了一场带电的狂风暴雨中。飞机像一片叶子那样动荡颠簸，电光在四周忽闪。看来我们简直不可能再着陆了。我设法使玻璃器皿同我一起上下颠簸，把握住不让它碰到天花板或撞碎。最后我们总算通过了暴风雨区，在广东北部的南雄降落，但海关的人对那些玻璃器皿却小题大做，大找麻烦。幸亏我们当地的“工合”指导员拜伦·陈来了，在费了许多唇舌之后才让我们离开。那真是一次危险的远行。在另一次旅途中，一些土匪开枪击毙了我们的木炭公共车司机，然后命令每个人下车。他们对我说“一个外国人”，就优待放我过去了。反正我身上除了大约15元法币以外，也没有多少对他们有用的东西。
有一次，在1942年，我搭的那辆“黄鱼”车停在甘肃山里的一个村庄修理。从一座破庙里出现了一个大约14岁的男孩子的瘦小身影。他走到一辆空卡车的司机面前，有礼貌地向他敬了个礼，请求他好心地把他的“兵”——六七个形容憔悴、瞪大眼睛的病孩子兵——捎到天水去。“谁给钱啊？你的钱在哪儿？”那孩子回头望望他的伙伴，又望望那司机，厌恶与鄙视地吐出了一个字：“钱”。打中了要害，司机垂下肩，低着头，蓦地转身跳上他的车就开走了，留下那孩子兵司令站在公路中央，从眼角抹去眼泪。这是个伤心的故事，在许多地方发生过许多次。从抗日战争持续到内战时期的征兵，离开四川时有1万人，到兰州时700人，而那少数抵达新疆的人也都死在那里，因为他们在隆冬季节到达，没有保暖的衣服。士兵们遭到野蛮对待，他们自己对待路过的村庄的老百姓也变得野蛮起来。
也遇到过一些有趣的事情。我从江西北部去福建时，公共汽车里的一个老人对我看了一会儿。他有两个孙儿同行。他以为我不懂他的话，对他们说：“怪不得我们中国人开飞机比外国人好。你们看那儿的那个外国人，他的鼻子那么大，所以他只能看到一边。”孩子们听着老人宣布这条“定理”，很有兴趣地看着我。还有一次，我骑自行车从于都到瑞金，在路边一个棚子下停下来喝点热米酒提神。一个江西人眼巴巴地看着我，说：“老表，你吃饭时很困难吗？你的鼻子会不会触到饭碗里去？”我说：“我还能对付，能行。”他说：“你是中国哪个地方的人？”“我是新疆人，新疆有好多人是大鼻子。”“哦，”他说，“这倒怪了。我以前从没听说过。”江西的老百姓极其友好，一般说我们同他们的确处得很好。
总结：从“工合”到山丹
发展小型合作社工业生产的“工合”运动得以产生的原因有四个。第一，使中国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不仅在钱的方面，而且在宣传和声援方面得到国际支持，使蒋介石和国民党至少在名义上抗战。国民党需要美国的信任，而他们后来不遗余力地破坏的这个运动给了他们很多帮助。“工合”当时的主要作用是使反动派不要屈服于日本。第二，把五四运动反对帝国主义的原则扩大到内地的工农大众中去。这只有通过实际的手段才能做到，因为仅有口号是感动不了为谋生而发愁、时常绝望的老百姓的。第三，为抗战提供一个巩固的经济基地，生产各种消费品、军需品、毛毯等等必需品，其目的在于防止国民党说：“我们必须放弃抗战，因为我们无路可走了。”第四，为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的合作运动奠定了基础。这个运动最明智的促进者一直相信新中国必将出现。此外，由于国际因素的介入，国民党对建立合作社地区进步分子的镇压可稍许减轻。在日本侵略加上自然灾害的黑暗日子里，大批难民涌进非敌占区，“工合”为许多伙人提供了一条出路。
“工合”按规定是一个人民的运动，由人民自己经营管理，通过各个中心的促进小组的安排，从银行或任何其他来源取得贷款。缺乏技术的问题，在沿海工人及由他们培训的人帮助下，得到了部分解决。中国人民具有一起工作、自力更生的天赋。
“工合”之所以能取得成绩，是由于人们喜欢这种工作方式，还因为当时经济上有此迫切需要。当然，它与指导员促进者的本领和贷款的取得也有关系。许多成绩确实激动人心。一批批河南和河北的织布工沿陇海铁路撤到了宝鸡，在那里建立了小工业，并且一直维持到抗战结束，满足了宝贵的需要。来自福建沿海的福州和厦门的难民工人，生产了非常有用的油纸伞，并在内地的山区城镇建立了机械工场和其他各种行业。这些事说来话长。一个江西人曾在上海一家肥皂厂工作过，他来后贷了一些款，然后把乡亲们召集起来，开始做肥皂，生产出来的肥皂很好，于是商人们带着扁担上门贩运肥皂。肥皂的货源十分短缺，他们的产品一销而光。如果合作社掌握在社员们手里，它会取得成功是毫无问题的。
没有老红军给予的启发，就不会有“工合”的构想和实践。八路军和新四军游击区尽管缺少资金和技术，时常还缺乏原料，而且运输条件差，但是“工合”却在那里获得了惊人的成绩。有红军政府的支持，有获得了解放的人民，“工合”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但是，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官方总部竭力阻挠对这些艰苦奋斗地区的支援，因而“工合”组织的第一项主要作用未能很好地实现。
失败之处主要由于合作社不得不在动乱腐败的社会里经营，当时的政府只不过是奸商们的伸长了的手指，他们贪图牟取暴利，无心发展身边的生产以获取更大的利益。另外“工合”与旧社会势力搏斗遭到失败，往往也由于组织者和技术领导人员本身缺乏实际经验所致。他们大多是来自沿海大学的青年人，想要把工作做好，但是需要学会一整套新的语言，并且内地各族人繁杂的方言和风俗，对他们来说也是困难的。狡猾的老店主为了自身的利益，急切地利用一种新的组织。因为剥削阶级很聪明，需要时可以很快学会并十分熟练地利用一个新事物。淡水针织合作社就落入了这样一个恶棍的魔掌，他准备好将它发展成一家私营的大厂时，立刻破口大骂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和该针织合作社是“共产党的”。他迫使人们投票授权他当经理以接管针织厂，并且将其改名为“三民主义青年针织厂”，银行和当地官员纵容并支持了他。内地许多城镇也多次发生这种夺权的情况。
蒋廷黻这个有权力的国民党反动政客，在1942年声称他“反对路易·艾黎先生原来制订的计划。因为（1）这些计划主张在财政上依靠英国、美国和国际联盟；（2）只看到中国过去办合作社经验中的优点，而看不到其缺点；（3）他主张包括一切政治团体。”我的确建议各党派都应有代表参加，也可以请一些杰出的共产党领导人如周恩来和董必武参加管理委员会。委员长总部的顾问端纳也为此生我的气。“工合”里有各种各样的人，“工合”的构想是进步的，它利用一切国际援助的思想是正确的。提供援助的许多团体认为这是一个正义的事业，因此，尽管遇到了种种反对和困难，“工合”还是办成了。
“工合”原计划要建立3万个合作社，来承担中国大约30％的战时生产，并使其扩大。在最初的一年半中，这个运动共建立了1400多个合作社。各个单位的人数不等，有不到10人的，也有达300人的重庆制毯合作社，湖南的一家火柴厂竟多达500人。粗略估计，“工合”的实际工人社员或许有3万人，这些人又养家糊口。到1941年，一共开办了约1800个合作社，更多的合作社正在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建立起来，在那里“工合”不仅仅是个理想，而且是开工生产的唯一途径。在国民党统治区内，从来不允许“工合”充分发挥潜力，官方的统计数字从来没有超过2000个合作社，但是我个人相信，在一个短时期内，数目要大得多。即使如此，它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是很小的。后来，在官方的不断非难下，运动在1945年战争接近结束时萎缩衰落了。
“工合”维持了成千上万工人的生计，并且派遣技术工人到战区附近简陋的合作社去。“工合”的项目包括纺织厂、制毯厂、印刷厂、运输合作社、小铁厂、铸造厂、煤矿、金矿、简单机床厂、玻璃厂、面粉厂、炼糖厂、陶瓷厂、化工厂、电机厂和制造药品、军服、手榴弹、畜力大车与帐篷的工厂。他们生产了分属50多门类工业的500多种产品。军用物资都直接送往抗日前线。
在中国是没有什么理由要感谢美国或英国的时候，“工合”给中国带来了援助并使开明的世界舆论支持中国的抗战。从国内来说，除了红十字会以外，“工合”是唯一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保持脆弱联系的组织。西方大国参加战争以后，“工合”的主要作用便消减了。蒋介石已或多或少被迫继续抗战，尽管他对真正抗战的力量的攻击有增无已。在“工合”内部，人们更加认识到培养和训练青年使他们将运动进行下去的极大积极性。在后一阶段，我把注意力转移到在培黎学校培训技术人员，以建设我感到必将诞生的新中国。
作为一个人民运动，“工合”向我们提供了许多教训，我总结出十条基本教训如下：
1．必须培训那些能与农村的老百姓一起生活的、并领导他们在工业合作社基础上改进生产的人。他们不会从现存的任何一类大专院校中来，对他们的培训必须使他们确能适应从事的工作，大致按照山丹发展的那种方式。
2．在农村成长的老百姓能很好地履行合作社的义务。中国农村任何地方的老百姓都能如此，这是不成问题的。但是他们多疑，精明，不轻信口号，有点保守，并害怕打扰他们的个人生活。同时，他们又很合人情，很有性格，如任其自然发展仍很有创造能力，一旦认识到自己能做这项工作并能改善生活，便会勇往直前。
3．这种有才能并且在几乎任何方面都能前进的人，农村中多得很，只需要资金和科学的领导。所谓科学，包括组织和技术。农村能提供更好更健康的劳动条件，以及城市往往不允许的集中。
4．农村工业合作社可以开办无数行业。无论哪一个国家发现了这个简单的事理，只要它是一个在科学的社会主义基础上组织起来的国家，就可以在短期内跃进到其他各国前头。中国把这方面的全部潜力组织起来，很快就能够在可出口的消费品方面，以及在充分供应它自己不断扩大和多样化的国内市场方面，超过任何竞争者。
5．“工合”合作社不一定要聚集在大城市周围才能搞工业生产。在内地山谷的溪水旁建一个小型水力发电厂就完全可以制造需要熟练技巧的各种产品，并非所有的工业都需要单独一个工厂。好的铁路、公路或河上运输——水运尤其便宜——很重要，但最重要的是把人力适当地组织起来，执行各个项目。
6．利用许多地方常能找到的分散的小矿床，可以开办各种小型重工业满足当地需要。这些厂可以为当地较小的市场服务，并同附近经营轻工业的消费合作社和手工艺合作社挂钩，同农业合作化运动挂钩。
7．“工合”早期的经验是，人们最好先发现需要什么，然后设法去找能满足这种需要的人，把他们集中在一起以后，向他们表明合作社对大家有什么好处。任何一地的第一个工业合作社都会有一段艰难时期，因为太多的孤立不适宜合作，而且有许多矛盾需要解决。但是，总得在一个地方开办。如果培训出好的实际的促进工作者，他们就会正确地选定开办的地方。如果在适当的距离内有足够多的同行业的合作社，自然的发展途径最终将是建立行业的联合社，到那时，生产联合社也就是全区的工业合作社的联合社。
8．在“工合”运动内，成员们可以有任何信仰，属于任何民族，大家都可以参加一个争取美好生活的运动，在这个过程中互相认识，更好地互相了解。“‘工合’工人”或“‘工合’社员”并非低人一等，在抗战时期它是使人为之骄傲的名称。这个运动表明了各方面的成绩，带来了友好竞争的精神，是很珍贵的。
9．在旧社会的条件下办“工合”，对“所有者”这类人应该加以控制，并坚持严格的民主程序。在一个前进中的工业合作社里，不会有官僚主义，它是一个必须采取联合行动的组织，充分利用全体成员潜在的创造力，自然地运转，而不是按照死规定的路子发展。
10．像“工合”这样的运动只有在科学地组织起来的社会里才能获得丰硕成果。但这并不是说在旧社会里“工合”就一事无成。经验证明，在国民党这样的反动力量控制下，“工合”实际上是大有可为的。即使旧社会为新社会所取代，人们对这项运动所能做的事也并不能轻易理解。只有在自然的民主的基础上，它才能发展和繁荣。它不能成为一个垃圾倾倒场，收容那些干别的事都遭到失败的人，那些不懂得如何进行实际工作的人，那些力图钻进一个组织只不过为了过安逸的生活，靠玩弄小权术以维持自己的地位的人。
在这些标题下，还有组织、技术、培训等许多方面的大量教训。
上海的局势在发展，日本人继续杀害平民，烧毁工厂。成百成千的难民涌入了租界，随着冬季的降临，饥饿和寒冷造成的死亡数字每月超过了1万人。然而，还有另一个上海——富人的上海，他们几乎不觉得有任何异乎寻常之处。他们跳一夜舞的舞票或喝一夜酒的花销就足够救活十几个人的性命，其对比令人触目惊心。
在那些日子里，埃德加·斯诺多次同我一道去巡视遭受破坏的市区。埃德①同他当时的妻子佩格②刚从北京来，为一家英国报纸——《每日先驱报》报道上海的战况。在他访问延安和离延安不远的一个后来被红军占领的小县保安期间，理解力很强的埃德从他与毛泽东主席的长谈中得到了巨大的启示。他一回到北京——他当时在燕京大学教新闻学——就着手写他的杰作《西行漫记》。这本书有着重大的意义，以其被译成的各种文字，向世界上千百万人提供了了解今日中国的背景材料。
看到大多数中国工厂，不顾空投的炸弹落在周围——有时就落在头上，仍然继续开工；看到妇女和儿童在轰炸中把蔬菜送入市区，确实令人鼓舞。但是，日本人对中国工业基地的恣意破坏使我愈来愈感到沮丧。杨树浦和虹口的景象使人看了毛骨悚然，已烧毁的建筑物仍在遭受劫掠。价值两百万元的机械厂除了地基外已荡然无存，所有的钢都被弄走了。各工厂的机器全部进了废铁堆，等待送往日本，或就地制造军火，中国的工业真正陷于瘫痪了。
随着战火蔓延全上海及上海以外的地区，失业工人日常发生骚乱和从战场上撤下来的残废士兵的问题使人担心。我开始想到如何以我在工厂督察工作中取得的实际经验来为抗战力量服务。难民们不断涌入内地。估计有60万工人失业，在街头坐以待毙。怎样才能把他们最好地组织起来建立抗战的工业？埃德和我常常从上海公共租界的屋顶上眺望日本帝国主义军队烧毁黄浦江对岸的浦东及其周围的大片地区，我们越发感到必须采取某种行动了。
在此以前，在上海爱国的中国人和支持中国的外国人就促进后方工业生产以支援抗战的问题一直在交换意见。有一天，我们又一次谈论这个题目时，佩格·斯诺突然说：“你看，路易，中国当前需要到处都有工业。中国必须有工业。要广泛发展工业，就得搞一个工业运动。眼下没有竞争。我认为，路易，你现在做的工作使上海成为日本人能进一步剥削的好地方。你说你喜欢中国，那你就应该丢掉这个工作，出来做些当前有用的事。中国人生来是会合作的。”埃德表示同意，并谈了这方面更多的可能性。我说，我已经写了许多有关内地发展工业的材料。但我将按照在整个非敌占区建立一系列小工业合作社的设想重新改写。那天晚上，我打字足足打了半夜，让我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打出几份拷贝，第二天下午就拿给了斯诺夫妇。我们又做了些改动，然后埃德把文稿连同几张上海工厂遭到破坏的照片一起送给了《密勒氏评论报》的J.B．鲍威尔去印刷。小册子的内容包括对中国生产问题的调查和建立工业合作社以解决一些问题的总战略。它确实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埃德把它拿到上海各界人士中传阅，这就导致了第一个工业合作社促进委员会于1938年4月在上海成立。其成员有梁士纯、胡愈之、卢广绵和一位银行家徐新六等人。我了解到委员会的成员们希望有某种标记把大家联系在一起，便决定在山东路的一家店里制作珐琅质的徽章。从河南路上我的办公处穿过马路去定做徽章的时候，我想出了一个简单的名字“工合”——意即“一起工作”——用来代表我们的运动和我们的合作社，既好写，又易记。
通过英国大使馆的一位年轻秘书约翰·亚历山大，我们把一份小册子送给了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一克尔爵士，即后来的英弗查佩尔勋爵，他那时正要动身去国民党政府的战时首都武汉。阿奇博尔德爵士是个开明的反法西斯分子。再者，当时英国的政策是打败日本。埃德在一次谈话中说明了如何需要搞“工合”之后，赢得了阿奇博尔德爵士的同情。这次谈话中，我的名字被提出来作为这一运动的一个可能的领导人。起初阿奇博尔德爵士对于该计划能否得到国民党政府和共产党双方的赞同这一点没有把握，但是当谈到宋庆龄夫人百分之百地支持我们，而且她的弟弟宋子文也答应以一个私人银行家的身份给予帮助的时候，他似乎被说服了。阿奇博尔德爵士一到武汉就把计划送给了国民党政府的那些赞成抗战的领导人，并且向委员长的夫人宋美龄和澳大利亚顾问W.H．端纳①成功地兜售了这一想法。这两人是当时那里的抗日派中最强有力的人物。显然这个计划符合宋美龄的心意，因此，她说：“把路易·艾黎找来这里，让我们把这个运动搞起来！”
阿奇博尔德爵士回上海后就请公共租界的行政当局立刻放我走，当时的总办是个南非人，他表示我要去职很不好，因为在上海有许多工作可做。但他只能无条件地准许我走，最后说了这样一番话：“在汉口的中国政府支持不了3个月，你是在白白抛弃你的事业。中国是一团糟，别卷进去！”我告诉他我无论如何要走。他低头看了看文件，回答说：“好吧，那就把工作交代一下，走吧。”我获准退职并提前拿到了一部分退休金。那天晚上，我登上了去香港的“皇后”号轮船。宋庆龄夫人告诉我，她的兄弟宋子文将在香港安排好一架飞机第二天送我去武汉。
在武汉，我发现在抗日问题上人心浮动。当时的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的态度半冷不热。经济部长翁文灏把我叫去，解释说中国当然是需要工业的，但不需要一个合作社工业的运动；说中国的老百姓是亲共的，把经济大权放在他们手里是不行的。他试图劝我打消这个念头。
一天，孔博士在他的住地汉口江边的银行董事会会议室召集了一次会。他找来了好几个长江下游的老实业家，摆上了丰盛的午茶，包括咖啡和点心。端纳也参加了。孔的意思是让这些实业家在江苏的实业家穆藕初领导下组成一个委员会，来考虑在敌后的安全地区建立哪种工业才是银行可靠的投资对象。关于建立合作社工业的战时“工合”运动的想法显然丢开不提了。
然而讨论还未开始，宋美龄便怒冲冲地闯了进来，要我和端纳跟她走。我们下楼来到一间私人会客室，那里也已摆好了茶点。她让端纳去请孔博士下来，孔一进来，她冲着他便说：“你已经毁掉我打算进行的每一项计划。但是这一次你毁不了。”她要求马上给“工合”开绿灯，让它开始工作。她说：“明天早上艾黎必须得到全部授权。”带着一种她说了算的态度发作了一通之后，她便走出房间，下台阶，走向尘土飞扬、又热又拥挤的江边。孔博士穿着一件蓝色绸大褂，慢慢跟在后面，想说些什么，一手摇着扇子，因为那是武汉一个非常闷热的下午，在孔的后面跟着端纳，殿后的是我。大批人力车夫涌上来揽客。宋美龄昂首穿过他们，但不久她的警卫和汽车就赶上了她，后面是孔博士的，再后是端纳的。只有我留在人群中，向着我暂住的海军基督教女青年会大楼走去。
第二天早上授权果然到手，工作就此开始，安排了建立工业合作社组织的各个步骤。我们把这一运动定名为“工合”运动，在武汉的横滨正金银行大楼顶层办公，尽管国防部长何应钦抗议说这可能导致日本人轰炸汉口地区，而他本人就住在那一带。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占着银行大楼的底层，在那里进行把武汉劳动妇女送往西北的工作。
在武汉成立“工合”总部
在武汉，我在周恩来的东湖寓所第一次和他见面。从“工合”一开始，周恩来和八路军办事处的朋友们就十分热心。周极力支持这一想法，但是他说，既然采取行动的权力在国民党手上，我最好找主要的抗日派人土，使他们接受这个想法，能去延安和新四军根据地固然好，但只能作为全面计划的一部分，当时最主要的是拉住国民党抗战。最好能取得国际上对抗战的支持，国民党对此十分在乎。当问到国民党抗日派中谁最有影响时，我发现最起作用的两人是宋美龄和端纳。周恩来还认为，如果能把某些人民中享有崇高威望的爱国民主人士吸收到领导位子上来是最好不过了，这样“工合”组织才不会成为一个官僚机构。周派王炳南来参加了我们“工合”早期的许多次会议。我们得到的印象是，它不可能是一个真正的统一战线的运动，因为国民党不愿意把权力交给任何外人。
博古几次来看我，帮助制定政策。他说，“工合”的主要任务应是拉住蒋介石抗战，不让他投降；要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争取美国和其他国际支持，因为国民党对任何来自美国的东西都十分敏感；不要去延安或新四军地区，除非是在做包括所有敌后地区的人民阵线工作时；不要直接去那些地方，而要先建立西北、西南和东南3个办事处，并在其他各省做工作，然后扩大开来，并从而取得人员和机器的支援。“工合”也可以成为五四运动在难民、残废军人和农民中间的延伸，并能按照自力更生的合作社原则，为必将到来的解放了的中国提供有用的教育。
有一次，武汉酷热的一天过后，我正在洗澡，博古来看我。他不等我穿好衣服，就坐在澡盆边上开始同我谈当前形势。他说敌人大概会进一步深入西北地区，这样，八路军就将占领农村，同侵略者展开游击战争。因此，他要求我将武汉的工业尽量弄到西北去，因为在那些地区建立工业将证明是大有帮助的。
1938年8月5日，中国工业合作社协会在武汉正式成立。在找到孔祥熙博士中意的总干事人选之前，由我任代理总干事。同时，国民党政府任命我为行政院的技术顾问，以组织“工合”运动，并准许我随意到敌后区的任何地方履行职务。要为“工合”组织找一位总干事并非易事，因为孔的人大多贪污腐化。最后，我提议由约瑟夫·贝利①曾送往国外学习的一个学生刘广沛担任总干事。孔同意了，因为刘实际上是孔的人。我还提议章乃器为副总干事，但他后来去了安徽，再没回来。后来我们想到杜重远，不幸他去了新疆，并被疯狂的军阀盛世才所杀害。因此我们从未真正找到一个好人当刘广沛的副手，结果我自己不得不做实地工作。
协会成立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设法取得端纳和宋美龄的帮助，按照博古的要求，把武汉的工业撤往西北。我向他们指出，必须在火车尚能开往西安的时候这样做。翁文灏极力反对这个主意，但宋美龄支持我。随后，我在商会向武汉的实业家举行的一次大会上讲话，告诉他们上海的许多工业企业遇到的情况。最后，国民党军事总部每天派6列火车担负撤出工厂的任务。申新第六棉纺厂①一直撤到宝鸡，其他两个纺织厂撤到西安附近。大部分小厂机器都送到西安以西的蔡家坡，胡乱堆放在那儿。
宝鸡的第一个地区办事处
中央总部初具规模后，我们便开始在陇海线路的西端终点站宝鸡成立第一个地区办事处。由于武汉和河南的难民流入宝鸡城里，这座围有城墙的古城一片混乱，几乎没有地方容纳他们。然而，人们的合作精神非常好。卢广绵②负责那里的工作，干得很出色。
在宝鸡成立的第一个合作社是由7个铁匠组成的。我们后来听人谈起这个合作社初办时的一些情况。据说在一次不太平静的会议之后，人们都跑了出去，收拾起各自的工具，在车间各自找个地方一坐，每个人都说他从此要走自己的路。于是，合作社的组织者来了，向他们反复解释，直到达成谅解，他们又开始一起干活。鉴于市场上迫切需要日用品，并很好地利用迁到当地的一部分工厂设备，只用了两个星期，便组织起10多个合作社。3个月内，就有了制鞋和生产食品、毛毯、毛巾、药棉及纱布的合作社。
“工合”的思想像燎原之火蔓延，并从宝鸡扩大到其他难民中心。不久便制定出建立合作社的有关规定：
建立合作社至少须有7名社员。社员必须愿意认真工作、学习并偿还贷款。
每个社员必须至少拥有一股，任何人不得拥有超过全部资本20％的股份。在任何情况下一名社员都不得超过一票。
工时及工资数由合作社社员决定。
从社员中选出一名主任充当领班。
任何社员的过失行为均由全体社员评断。
定期举行会议讨论问题和计划。
年终利润分成如下：20％作储备金，10％作公共福利金，10％为联合社主任和职工的工资，10％作当地工业合作社发展资金（联合社入股用），50％交合作社各工人。在最后的50％中，五分之二由社员付给合作社作为股份。
因违反合作社章程而开除社员，由全体会议表决多数通过。
由社员选出一主任委员会处理财务工作。
社员可以退社，但只退还其所持股份的票面值股金。
今后，表示互相间关系的口号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许多工作报告纷纷送了上来。一个灰白头发的河南农民领着一批难民不顾艰险，逃到了宝鸡。然而，到了那里，他已陷入绝境。他们钱尽粮绝，无法维持生活。后来，有人出主意，叫他去找“工合”。他壮着胆子去了，满以为将遭到当官的一口回绝。但当他说他的那伙人都会织布时，他被告知马上可以开始造织布机，盖住棚，并可先拿到一笔贷款，以度过初期的困难。他绝处逢生，如释重负，感动得趴在桌上哭了起来。他的合作社一连几年都办得很好，生意兴隆。事实证明，凡是由这些人当社员办起来的合作社大多是非常成功的。蒋夫人在提到那里的工作时，常对我说“侬格宝鸡”（你的宝鸡）。
当然，“工合”合作社一进入西北，当地各种官员便要插手，因为合作社是税收的来源。幸而我们设法使我们所喜欢的一个县长派往宝鸡，以维护我们的工作。他是个东北人，名叫王奉瑞。我通过端纳和宋美龄做工作，委任他做县长。他原是一位能干的铁路工程师，到任后为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是把堆放在宝鸡铁道边的武汉工业设备安装在黄土山坡上开挖的长窑洞里，使工厂重新开工。轰炸减少之后，申新公司在宝鸡东郊修建了一座工厂，在那里进行大规模生产。①
开展东南地区的工作
尽管西北地区的工作开了个好头，我念念不忘的仍是东南地区。那时，新四军已粉碎了蒋介石的几次围剿，越来越多的农民带着他们原先埋藏的武器回到部队来。新四军的人员和战斗力都有所增长，在江西瑞金周围的老红军根据地现在成了它的后方。艾格妮丝·史沫特莱早些时候已进入新四军根据地地区，并且不断写出令人十分鼓舞的报告送往上海。“工合”的任务就是要设法帮助供应和武装新四军，以抗击日军。我决定亲自负责东南地区，选定赣州作为东南办事处的所在地，从此开始了我为时6年的“工合”实地工作的第一阶段。
1939年初，我去香港，从宋子文那里弄到一笔20万元法币的中国银行贷款。在途中，从湖南到广州，我只能买到硬座票，车厢内拥挤不堪。列车挤满了难民。每次日本轰炸机飞来都须停车，人们不得不下车到地里去躲避，然后再前进一程。当我抵达广州车站时，站上的国民党宪兵拿走了我的证件，并说全是假的。他们一定看我很不像样子，因为搭火车旅行了几天之后，我的衬衫已满是汗渍，而且我只穿了草鞋和短裤。他们说我不过是个白俄，我的证件一定是伪造的。他们仔细看了行政院不久以前刚发给我的那枚徽章，说：“这个是真的，但你一定是偷来的。”然后他们开始在车站上从各个角度调查我。我非常生气，说：“你们最好去问问在香港的宋子文，打电话去问个明白。”过了一会儿，一个宪兵拿着证件回来了，打手势让我离站。
我在香港完成任务后，便带着一大批材料和几个很有组织和会计技能的中国人，一道动身再去广州。我们这批人在一个拥挤的旅馆过夜，睡在仅能租到的一间客房的地板上，第二天搭火车北上韶关去赣州。
赣州是赣南贡水和赣江交汇处的一个小城市。尽管赣州本身仍有国民党军队驻防，它却是一个老解放区所在地区的主要城市。我们从韶关乘公共汽车，途经南雄，——南雄后来成为一个兴旺的“工合”中心。翻过梅岭山区，然后，我们又经过大余和南康到达赣州。赣州人都讲普通话。明朝的一位著名学者王阳明曾在这里做官，是他推广了普通话。但赣州以外各县的人都讲客家话。我们刚到赣州时住在一个濒临倒塌的小客栈里，那里正流行登革热，我们全都染上了这种病。这个城市是地主们的一大巢穴，各户人家都养着几条恶狗来保护。这些狗在我听起来似乎整夜都吠叫不停。当你身上有点发烧，心里又惦记着不少事时，那滋味是令人难忘的。
赣州那时是由蒋介石的长子，如今台湾省的国民党头目蒋经国治理的。他带了他的苏联妻子和孩子们刚从苏联回来，便当上了赣南的最高官员。他当时工作上干劲十足，想把他管理的地方搞成一个可夸耀的“模范”。他对合作社运动很热心，在我们工作的初期曾给予帮助，并向我们推荐了两名同他一起从苏联回来的很能干的干部。我们让其中一人负责在江西瑞金“工合”培训学校。然而这两个人不久便不得不离开江西，最后被逮捕了。他们最终的命运就不得而知了。蒋经国逐步向右转，因为他更多的是被派来照顾他的特务们所包围。
在他收到宋美龄为办孤儿院而从全世界募集到的钱之后，他便开始在江西各地招收孤儿。他竭尽全力使这批孤儿长期当他的学生。他们是在孤儿院长大的，后来便成了他的官员，新中国成立前夕，都随他去了台湾。随着时间的流逝，当地的人开始厌倦他，并叫他“蒋麻子”——因他的麻脸而得的一个贬称。
组织合作社的工作进行得很顺利。东南地区办事处于1939年初，在孟受曾①的帮助下，经过3个多月的筹备宣告成立了。在一年多的时间内，仅在赣州及其附近地区便建立了约130个合作社。有各种技能的难民们都被组织在机械、造船、印刷、纺织、制革、制鞋、毛巾、袜子、砖瓦等各行业的合作社里工作。一种发展战时经济的新气氛很快在赣州传播开来。
在江西，旧时曾有过合作社的传统。几乎每个地区都有一个所谓的“合作社”。这些“合作社”是由当地士绅组织起来的，农民们被强迫参加，根本不明白他们参加的是什么，或参加了能有什么好处。他们在一张由保长拿着的文件上按上指纹。“合作社”于是向农民银行申请一批贷款，用来买煤油囤积起来。由于煤油是家家必需的灯油，这些“合作社”实际上能在很大程度上控制它的买卖。当煤油因缺货涨价时，“合作社”便卖出煤油，把钱投到其他商品上去。“合作社”赚钱时，这钱总是莫名其妙地粘在士绅的手指上；若是赔了本，则由农民们偿还贷款。因此，农民们都把这些“合作社”叫作“煤油合作社”。在赣南的于都，我们恰巧碰上一个哀号恸哭的场面。一个青年农民的妻子被从家里带走，预备卖掉以抵偿“煤油合作社”的亏损。房子和地也可能被抢走，或者把男孩子卖了去顶替地主的儿子当兵。这就是“合作社”这个名词对许多农民的含义。因此，当我们向他们提出建议组织合作社时，我们从当地老百姓那里得到的第一个反应便是一个心怀疑惧的问题：“你们的合作社是不是就像‘煤油合作社’那样的社呀？”我们于是向他们解释，说我们的合作社同他们以前的那种合作社完全不同，他们从我们这里拿到的钱，都是为他们自己在合作社里的工作用的，在他们有足够的利润偿还这笔钱之前，不向他们索回。渐渐地，他们对我们有了信心。
在赣州以北不远的遂川县成立的第一个合作社，是由一个老红军龙良喜组织起来的，专营切、烤烟叶。龙工作得好，合作社发展很快，于是国民党的特务开始盯上了他。他被逮捕后，在拘留中死去。然而，工作仍继续进行。我们甚至在拘留那些支持过共产党的井冈山农民的县监狱里也有合作社。在红军离开后被逮捕的几百人当中，剩下了60人。他们肯定是非常了不起的人。虽然在西安事变后共产党和国民党组成了统一战线，他们仍未获释。可是我们的人获准把他们组织起来打草鞋。后来，统一战线垮台了，合作社指导员被抓，关进了监狱；墓地般的沉寂又一次降临到遂川的犯人们身上。我们在于都的陶瓷合作社发展得很快。日本人控制赣北以后，从景德镇把陶器运到江西南部颇有困难，而我们的陶器可以从50公里外的于都用10吨的小船运到赣州，运费10元，很便宜。
除此以外，我们还让几批上海难民在靠近瑞金和于都的贡水河里淘金。但是瑞金的地主们一看到这些合作社东拼西凑，居然能还了贷款，而且生活得不错，他们全部跑来索取他们的一份。他们说：“这些河是我们的。这些河是地的一部分。我们得有一份。”于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他们派流氓殴打或杀害合作社社员。当我向宁都的官员钟元（译音）报案时，我从他那里得到的回答顶多是“当然双方都各有各的看法。你们有你们的看法。两方面的看法都得考虑。这问题我要研究研究”。
我很幸运找到一个出色的人龙冠生在东南地区办事处工作。他不爱说话，讲求效率，思想周密，工作做得极好。他是个优秀可靠的会计，因此，想捞取个人好处的人在那里无计可施。任何有关东南办事处的坏话在重庆都是受欢迎的。尽管受到种种攻击，他仍坚持工作。他对我帮助极大，因为我还得当那里的主任，直到我们找到一位加拿大华裔工程师王毓麟来接任。随着工作的开展，我们把浙江和安徽分了出去，成为一个新的地区，由孟受曾主持，他甚至在金华和和兰溪落入日本人之手后仍干得很不错。
赣南——红军老根据地
赣南地区在20世纪30年代曾是中央苏区。蒋介石反共后，在上海及其他的地方只要能够下手，就大肆屠杀盟友，把共产党人赶入了地下。他抛弃了国民党赖以建立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原则，在南京网罗了一帮封建分子和亲帝国主义分子在他周围，成立了他的政府。在此以前，北伐军中的进步部队曾在战地造反，毛泽东和朱德不久便在湘赣边境的井冈山会师，筹划未来的工作。于是，共产党开始在全国许多地方组织苏区，开创了新的历史，这一地带的中央苏区建立了自己的力量，连续几年抗击着当时由外国金元、外国军火和外国人员支持的国民党军队。
蒋介石在全国各地动员了几百万士兵，企图消灭人民武装。仅在江西省，他就从总数超过100万的精锐部队中抽出70万去包围赣南的瑞金及其周围的红军根据地。这些部队都随带工程师，以修筑新路，在路边建造钢筋水泥碉堡，强迫当地百姓为此劳动。
共产党人以训练有素的红军和赤卫队，打退了国民党军队发动的四次大围剿。然而，在江西的群山之中与人员、装备、运输和供应方面都占有优势的敌人继续进行英勇战斗，显然不符合中国劳动人民的最大利益。因此，他们决定突围，以大约30万人的兵力，分几个纵队夺路前进。1934年10月红军开始了史诗般的长征，部队从气候温暖的江西到寒风凛冽的大西北，经过崇山峻岭，行程之长令人难以置信。尽管在战斗中损失惨重，尽管困难重重，由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长征战士跋涉25000里（12500公里），终于在次年10月到达了延安附近的抗日根据地。这就写下了中国历史上新的一页。
从南方各苏区撤退，对那些在1929—1934年期间辛辛苦苦把苏区建立起来的人来说，是很不容易的。在那段时间里他们克服了许多困难，取得了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一些战士不得不离开他们的妻子儿女；另一些人不得不留在闽赣边境的游击队里——以便在日军的南翼保持压力，直到1938年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成立时才出来。新四军主要是由陈毅在闽、赣山区的部队组成的，它在项英和叶挺的指挥下，后来开往皖南及以北地区。然而，在老苏维埃根据地的人民群众仍保留了他们的赤卫队，这在当地国民党官员看来仍是一个威胁。我在宁都会见何柳庭（译音）专员时，他听说我回程打算走从宁都到于都的那段路，大为惊异。他说：“我要是不带200名士兵，可不走那条路。使不得啊，那些山里全是红军。”我什么也没说，却按计划骑自行车顺那条路走下去。在一个村子里，我看见两个老太婆在卖茶或米酒。于是，我停下来休息，坐着同她们攀谈。我问：“你们不怕红军来吗？”两个老太婆大笑起来，说：“我们就是红军！”说完，又大笑，我们全都开怀大笑。在骑车走了很长的路之后，经过休息并同她们愉快地谈笑后，我继续前往我们在赣州的办事处。
1938、1939和1940年是国民党力量最强的时期。贪得无厌的地主和趾高气扬的国民党军官们巧取豪夺。抓来的壮丁用绳子拴在一起，被任意拖走。各县的天主教神父们坐在大院子里，共谋如何支撑压迫者。他们就连“红军”这个名字都十分害怕。于都的天主教神父们说：“我们可以对付村子里的任何事情，就是对付不了共产党！”在赣南，不论你走到哪里都可以听到有关共产党的种种谣言。我第一次去那儿视察“工合”工作时，一个年青的国民党官员陪同我介绍情况。他指着太平天国时代的一些废墟说：“看赤色分子干的什么事！”在于都有一所很大的学校的遗址，它的断墙残壁上漆着“男女平等”的口号。一个农民从那儿走过，我问他：“那学校是怎么被破坏的？”“红军修了一所学校，国民党军队把它烧了。”那个国民党官员听了，满脸怒容。我设法在宁都甩掉了他，独自去瑞金。
我进入瑞金时样子很狼狈。我在雨中沿着一条新修的路下坡，撞在路中央一个被一些荆棘遮住的树桩上。结果，我摔进一个沟里，身上青一块紫一块，伴有旧日上海医院的工伤事故报告中所描写的那种“多处创伤”。我只好扛着车，在胶黏的泥浆里蹅来蹅去，终于找到一家客店。在走过国民党进入这个红军中央根据地时建立的东倒西歪的纪念碑后，我进了城。
在瑞金，一个名叫恩格尔的德国传教士在他的屋顶上涂了一个巨大的卐字，以防日本飞机轰炸。他和另一个南昌的传教士，名叫约翰逊的美国人，也许持有对已撤离的红军大造谣言的记录。他们搜集这些荒诞无稽的谎言，就像旁人搜集邮票一样。有一天，恩格尔来到我们所成立的合作社事务所。我思想上准备好听最新的恐怖消息，果然消息来了。“你知道共产党干了什么事？他们有一架印钞票的印刷机。他们离开时，把所有的印刷工人和机器都带到那边的山里去。”说着顺手一指开着的窗户外边。“他们要那些印刷工人把机器埋好，然后开枪把他们统统打死，脑壳直到今天还在那儿！”“喂，喂，恩格尔先生，”我说，“我们刚买来红军的印刷设备，就在我们的新印刷合作社里。至于工人们，我们新的宁都印刷合作社的全体社员都曾在这里的钞票印刷厂工作过。”我们颇有一段时间没再见到恩格尔先生。
那年代在老革命根据地旅行，你到处都能遇到喜欢同外来人谈话的友好的农民。有时我就同他们坐在路边的树荫下，一边喝着热米酒，一边和他们闲谈。“这山里尽是共产党。老百姓还相信红军！”一次，一个瑞金农民这样告诉我。“过去的标语到处都是！”另一个农民得意地说。话题可能从日常生活引到合作社，往往还扯到老红军。“毛泽东同志在这张床上睡过！”毛甸子的一个农民指给我看放在他屋角的一张完全说不上舒适的木床，骄傲地告诉我。“要是红军回来，我们都参军！”同我一路从瑞金走到会昌的两个小伙子这样说。当然也有这种时候，我走进一座孤零零的茶馆，发现里面全是武装的农民，空气很紧张。由于不知道他们是红军还是土匪，我喝过茶，找出破烂的零碎钱付了账，便悄悄地走开。在那年月，有时候警察的薪水被榨光后也会叛乱，到路上去当一阵子土匪。这也是当时的一个麻烦。
与印度医疗队同去延安
1939年1月，我从东南地区去重庆，准备开始对西北地区“工合”合作社的视察旅行。武汉已经陷落，国民党政府撤往重庆，我们的总部办事处也迁往那里。我曾计划在这次旅行中去看看延安“工合”工作的情况，并北上榆林开展工作。我拜访了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王炳南，请他帮助安排从西安到延安的旅行事宜。他告诉我有一个印度医疗队的车队即将离开重庆前往延安，问我愿不愿意同他们一起去。然后他就把我介绍给医疗队的队长M．爱德尔（爱德华）大夫。爱德华大夫诚恳地邀请我与他们同行。我高兴地接受了邀请。王炳南说他也要与车队一起去，以便帮助解决沿途可能遇到的问题。印度医疗队的医生们年龄和政治观点各不相同。他们受印度国大党的派遣来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对于在国民党地区给他们安排的工作都不满意，都要到战斗的地区去，真能对抗日战争有所帮助。爱德华大夫是个中年人，是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亲戚、英迪拉·甘地的叔父。他国际经验丰富，是西班牙内战的老战士。年长的M．卓尔克（卓克华）大夫是圣雄甘地的信徒。D．木克吉（木克华）大夫是国家社会主义者，而B.K．巴苏（巴苏华）大夫是共产党人，D.K．柯棣尼斯（柯棣华）大夫则是他的热心追随者。
过了一两天，我去到医疗队驻地加拿大差会外的指定地点。那儿停着一辆车身涂有印度国大党纺车轮标记的漂亮的救护车。我随便同司机聊天，他会说一点英语，他本人常用的语言是印尼话和广东话。那救护车是印度国大党送给中国的礼物，是一辆很好的车。在它的后面有一辆卡车，司机正往车上装11名“黄鱼”乘客，即私带的乘客。为了藏起这些人，他正试图把行李推在车的后部。他是个很容易激动的人。等了好久，医疗队的成员才在王炳南的陪同下，从下面的差会走到公路上来。这时王炳南说，因为有其他工作，他不能同我们一起去了。我突然领悟到我虽可搭便车，但责任重大。我要求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叫“黄鱼”下车，因为我们一路上经不起与检查站发生麻烦。卡车司机因赚不上车费了很气恼，却不得不依从。我们动身时天色已不早。夜晚到达内江时，卡车司机撞坏了进入客店院子的大门，多少出了一点他心中的闷气。我们到成都时，他又撞坏了加拿大差会院子的大门。也许他有点发疯了，因为在汉中时他甚至把一根电线杆撂倒在一家烧饼铺的屋顶上，由此费了许多口舌，而且花了我们不少时间来解决赔偿损失问题。
一两天后我们北上，中途在各地停留过夜，然后再继续前进。过广元后我们在山里路边的一个客店留宿。爱德华大夫说，他晚上不想吃饭了。我在锅里煮上一大锅杂烩，放进许多葱、肉、土豆、白菜等等，煮沸一些时候之后，再把一个香烟筒里的红辣椒粉倒进去，那香味刺激着爱德华大夫的鼻子。“我想我可以尝一点儿。”他说。可后来他竟吃了两大碗。
最后我们来到陕西的西北“工合”总部宝鸡，在那儿参加了一次欢迎会。应邀出席的当地国民党官员们一本正经地坐在讲台上。爱德华大夫谈到中印两国人民需要相互了解，当地“工合”的领导人卢广绵做翻译，这批官方人士煞有介事地点着头，表示同意。后来，爱德华大夫说，他知道西北有许多穆斯林，他愿提醒他们《古兰经》里的一句名言：“谁也不该在另一个人的面前卑躬屈膝。”卢翻译说，印度医生“告诫人们要永远忠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卢坐下时，国民党官员们全都鼓起掌来。当时正是国民党地区反共活动很激烈的时候，说话走了嘴是会招致家破人亡的。
在西安我们遇到了新麻烦，省主席蒋鼎文拒绝让医疗队去延安。为了改变这一决定，我们没日没夜地到处奔走。我们同朋友们商议，他们又找了一位在省内很有“面子”的退休老东北军将领朱庆澜帮忙。朱将军来到省主席那里规劝说，对佛祖之国带着慈悲使命而来的友好人士应当放行，如不准许定将玷污中国的声誉。省主席终于同意了，但不让车队携带药品，也不提供汽油。但是靠一个红十字会青年、我在上海时认识的童子军方成德（译音）帮忙，我们弄到了足够路上用的汽油。
离开重庆3星期后，我们进入边区，临近延安了。一队载着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收集来的医药用品的卡车驶在我们前面的下坡路上。他们的卡车在中国被称为“羊毛车”，是老式苏联车，刹车在前轮。一个司机刹车过猛，他的卡车翻了跟头，在下面一片地里落地时底儿朝了天。司机和他的助手惊讶地发现有5名外国医生在场处理他们身上的多处碰伤。农民们过来搬开那些药箱，我们大家，包括印度医生在内，都用绳子拉车，直到车轮着地。代表团都乐于有这个机会在新的地区首次集体做了一点工作。
先前，在西安我们带了一个乘客——一个9岁的姓赵的男孩，他是去延安与家人团聚的。他受到大家的宠爱。巴苏和柯棣华两位大夫教他用印地语喊口号。柯棣华学中文的本领真是不凡。他旅行了3星期后就能随便进行一般谈话了。他给我的一个非常生动的印象就是坐在救护车前座司机旁边朗诵《薄加梵歌》，别人都笑他，但他说歌词很美，和我们经过的山山水水合拍，他就是喜欢。一路上只要有什么事情需要做，如搭行军床或安排过夜的事，巴苏和柯棣华总是带头干。
我们在洛川停留过夜。洛川是北上路过的最后一个国民党统治的县城。我们看到一群地主、富农和商人的子弟正在学校里操练，并且奉命唱——不如说是喊——国民党党歌。这个地方到处贴着常见的国民党蓝色标语，在我们吃饭的那家客店也有常见的那帮游手好闲的人，其中一个偷走了我的手套。
我们来到一个有灌木丛林的狭长山谷时，暮色将至，使这个山谷在这个冬日的黄昏更显得阴暗。快到延安时，大家的情绪高涨，都停止了讲话，向四周环顾，直到最后山谷变得开阔起来。我们经过二十里铺，看见黄土峭壁上开凿的窑洞，前面的小山顶上矗立着一座塔，我们到延安了。陕甘宁边区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卫生部的代表们在那儿欢迎第一个国际代表团访问他们的首府。一群小鬼——少年兵——穿着前一年冬天大人们穿过后改小缝补的棉制服，红润的脸蛋上充满了兴奋和好奇的神情。在欢迎的人群中，我发现了马海德大夫，自从1936年离开上海以后，我一直没见到他；当时他被选中与埃德加·斯诺一道前往延安。我走到他身后推了他一下，他转过身来，大吃一惊。他根本不知道我在内地，而我也从未料到会在那里见到他。
我在延安期间就睡在他的窑洞里，马那时任卫生部顾问，而且已经学会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当加拿大外科医生诺尔曼·白求恩在1938年春天刚到延安时，他给白求恩帮了许多忙。现在他又要帮助印度医生们熟悉边区的情况并开始工作。我看得出马海德已经适应了八路军的生活，而且很喜欢他的工作。几乎每天晚上都有人提着一盏拴在小棍上的纸灯笼来找他，他也总是艰难地踩着积雪踏上陡峭的山边小道去治病。
印度医生们在延安停留和工作了大约一年。其后，卓尔克大夫和木克吉大夫回到了印度。柯棣华大夫在白求恩大夫于1939年去世后接过了白求恩大夫的工作，并同一位中国妇女郭庆兰大夫结了婚，他于1942年去世。巴苏大夫坚持了几年，回印度后担任全印度柯棣华纪念委员会主席，为印中友好工作。派遣印度医疗队到中国的解放区这段历史将会继续影响未来，这是世界上两个人口最稠密地区要求变革的力量的人民代表之间的会晤。印度当时还是殖民地，中国则正在遭受凶恶的帝国主义的进攻。爱德华大夫总是说，如果能使印度和中国更紧密地在一起，世界和平的力量将会大大加强。
我在延安没有见到我的儿子阿兰，他已去新疆做党的组织工作。但我看到迈克正在延安大学教数学。他后来任延安“工合”事务所顾问及宣传干事，并且是被派到宝鸡和双石铺视察“工合”工作的人员之一。
在延安会见毛主席
我开始了我在延安的“工合”工作。毛主席和边区政府的领导已同意在那里设立一个中国工业合作社的指导站。正在开挖5孔窑洞，外面刷白灰，作为办公地点。毛主席会见了我。我们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显然他已经知道“工合”的计划，并对它的发展很关心。我向他介绍了正在做的工作，他给我以鼓励。会见是在城里的一个瑞典差会旧址进行的——那地方后来被一枚炸弹炸毁了。当时我正同朱德坐在那里，同时还有许多部队的司令员们。他忽然走了进来，屋里的人随即走开，只留下我和主席。我用上海话夹着南方话同他谈话。我要使他了解合作社最近的工作情况。他善于倾听别人讲话，总是启发你多讲。他对江西瑞金周围地区的情况很感兴趣，听后说：“我们现在只是暂时把那些地方‘借给’国民党。”
我借用印度医疗队的救护车前往榆林。榆林位于延安以北的沙漠边缘，是国民党统治下的一个城镇。延安“工合”的干部李志成在那里设了一个事务所。我从榆林回来时又冷又饿。那是零摄氏度的天气。车子绕行于流沙的沙丘之间，道路前方通过一条黄土山谷，路边的河上结了坚冰。车行100公里后，我看见了绥德的灯光，我们在那儿一家凿在峭壁上的客店歇夜。我还记得当卡车开到山脚下，准备往上开进悬在我们上方的这个城镇时，一支孤独的大狼站在路上，吐出舌头，望着卡车，直到我们几乎闯到它的身上。
1939年底，我从西安回到延安，住在主管经济事务的林伯渠和曹菊如的旁边。林老（对林伯渠的尊称）好心送给我一袋面粉，那时是十分珍贵的礼物，因此，我在延安期间能做烙饼当早点吃。对他来说，送这礼物实在是一种牺牲。我离开时只能还给他半袋。
在这次访问期间，我在祝贺老革命政府的吴玉章（吴老）的生日聚会上看见了毛主席，并听了他的讲话。那天气候奇冷，风雪从我近旁的破窗户纸刮进来。他讲得很好。后来我参加了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工农业展览会。延安事务所所属各“工合”合作社生产的100多种工业产品都在会上展出。党的领导人去参观了展品，对所做的工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认为展览会鼓励了边区人民看到自己有力量打破日本人的经济封锁。
我第三次见到毛主席是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我被叫到他的住处去谈话。那是在山谷后面边区经济事务部楼上的一间房子里。毛主席举止沉着，他身穿棉衣，在昏暗的灯光下，整个身影似乎充满了整个屋子。他用平静的语调讲到他对已做的工作如何感兴趣，并给以鼓励。他急于使八路军获得更多的援助，这一点我们后来尽了最大努力去安排。他特别要我想办法支援正在晋西北指挥游击队打日本人的贺龙。他告诉我，实际上“是农民在打仗。是农民在战争中首当其冲”。告别时，我感到，这里才是领导中国千百万人的力量和能力之所在，这力量似乎来自千百万人民本身，他好像是我所认识的每个农民和工人的化身。
在延安期间我还见到了王明，他那时主管统一战线工作。原来他约我在两点钟同他会见。我去后他正在同一个从广西来的人——白崇禧的代表谈话，我不得不在他的窑洞外面的一间冰冷的屋子里等候。天寒地冻，我冻得全身发僵。直到6点钟，才通知我进去。我冻得几乎说不出话来。于是他说：“我们去吃饭吧。”那个广西人不会骑为他备好的小马，从马背上掉了下来。最后我们大家都去吃晚饭。我完全没有机会提起“工合”的工作，因此，毫无结果而回。王明那时穿着高筒靴、皮夹克等等，颇像俄国人。在我看来他不过是另一个当官的，同其他穿着棉袄和布鞋的八路军领导人很不同。总之，觉得他不怎么样。
在延安创办合作社以后，“工合”成了一个跨越国民党和共产党边界的组织，某种意义上维系了统一战线。毛主席派刘鼎等人从延安到宝鸡和双石铺推动西北“工合”工作的开展。他们认为日本人当时看来很可能要向陇海铁路的终点宝鸡进军，果真如此，陕北的八路军就一定会占领秦岭山区以便处于日本人的侧翼，而双石铺就会成为一个良好的工业和游击中心。
会见毛主席后下一步要做的工作就是帮助晋西北的贺龙。我多方打听，人们说那里最需要的是寻找铁矿石和炼铁的知识技术，因为军队急需制造手榴弹。我想，我要设法从晋东南的阳城地区送去一些炼铁工人，带一些钱去创办。为此，我必须同洛阳八路军办事处联系，当时办事处是由一个姓袁的东北大汉领导的。通过孟用潜领导的设在洛阳的晋豫“工合”事务所，我约他在一个澡堂见面，讨论这一计划。我们一边洗澡，一边谈问题，并在吃晚饭时继续讨论。这时，国民党特务全都跑来了，士兵们把我拘留，并要我出示证件。我拿出端纳为我弄来的有蒋介石签字的那张特殊通行证，他们允许我走了。然而，我哪里知道这个姓袁的已投靠国民党，把他所知道的事，包括我们的谈话统统告发了。他的变节结果使往来于太行山和洛阳之间的许多人送命，也是1942年蒋廷黻等人用来解除我在行政院的职务的主要罪名之一。这个计划就此流产了。后来我听杰克·塞维斯（谢伟思）说，驻华盟军总参谋长约瑟夫·沃沦·史迪威将军曾询问该怎样办些必要的工场、小型兵工厂及其他设施，以帮助八路军在必要时刻全力打击敌人。我建议成立300个左右的小型机械工场。如果设备能尽快空运到华北的指定地点，这就会使局面大为改观。史迪威将军认为，这点要求不算过分，当然应该立即办理。这项计划始终没有完全实现，但是办成功的几个小厂非常有用。
川康地区的“工合”
1939年5月，我结束了在福建、浙江和安徽的一次视察之后回到江西赣州，卧病约两个月。香港及华南的圣公会主教R.0．霍尔（何明华）派一个外国医生来给我看病。医生因为事先知道我患伤寒和疟疾，并不指望看到他的病人还活着。日本人轰炸了我住的那所医院，炸弹在街上爆炸时，从天花板掉下来的胶泥块落到我的床上。几个小伙子用担架把我抬出城，搬到贡水岸边的一个“工合”仓库去。那地方很好，只是沙蝇总往蚊帐里钻，在我全身乱叮。我瘦得不成样子，因为在医院时我接连3星期只喝点米汤，别的什么也没吃，当时的医生曾建议增加点其他食物，但是遭到在医院当护士的美国修女的坚决反对。
当我还躺在床上时，有一天我接到孔祥熙自重庆发来的命令，要我停止组织合作社。显然，那里正酝酿着扼杀“工合”的某种阴谋，这次他们愚蠢地企图利用账目迟误为借口。我拒绝执行命令，复电说：“尽管你要求停止组织合作社，我们必须有某些新社以代替老社。”同时要求增加拨款。我很明白，正因为办得太成功才引起了麻烦。有强大财政后台的CC分子①想接收过去。
紧接着，7月间，我实际上还不能走路的时候，得到重庆的突然传唤。那是蒋夫人本人通过端纳发出的紧急召见，要求我马上去重庆，因为她要见我。在孟受曾的帮助下，我乘公共汽车去广东韶关，从那里改乘火车去衡阳，再到桂林等飞机到重庆。我穿着一件草绿色军上衣，下着短裤和江西草鞋，一到重庆便往蒋介石的总部去见端纳。他告诉我，蒋夫人看了埃米莉·哈恩写的《宋氏三姊妹》一书的清样，其中说蒋夫人叫我“亲爱的路易”，她非常生气，要我澄清这件事。于是，我立即去总部附近她的住宅。她走进屋来说：“我根本不知道你的名字叫路易。”我告诉她我几乎不认识埃米莉·哈恩，而且从未跟这位作者谈过话。她又说了些话，我说：“这对我们两个人都难堪，是不是？夫人？”“你这是什么意思？”她逼着问。最后我似乎使她相信了这报道并非起源于我，事情就算过去了。总之，就是为了这事，我不得不横跨中国的大后方！
那时宋美龄同端纳仍是国民党抗日派的领导力量，直到他们的反对派最终使端纳离职，把他弄到南洋去。因此，在会见中她向我说起，一些从川康地区阿坝来的藏族人说他们要支援抗战，并说在松潘附近有许多黄金。蒋夫人问我愿不愿意去那里看看有关黄金的报告是否可靠。我的确打算去松潘为我们的军毯项目搞羊毛运往灌县。国民党政府已经为在我们的合作社制军毯开了绿灯。孔祥熙说：“委员长如果连毯子都不能给士兵，我们怎么能打仗呢？”其实国民党已经在国外买了毯子，但运不进来。他们在上海买了毯子，可能是在越南海防丢失了。他们又买100万条，在仰光又丢了。与军毯交易有关的每一个人都拿到了佣金。人们靠这笔生意发财，但毯子不见到来。如果是我们的合作社织了100万条毯子，那也就是蒋给他的军队装备的全部军毯。这是“工合”同政府订的最大的一项合同，完成这一项目对整个合作社的信誉至关重要。
这项工作开始后遇到许多问题。早些时候由于制成品来自沿海，内地的纺织工艺已经退化。人们必须从头学技术。再就是羊毛——没有足够的羊毛！所以我决定从重庆去阿坝藏民地区的松潘，组织购买羊毛和生产东西以换取羊毛的事。我先到灌县（那里已经建立了一个“工合”事务所），开始为我们去松潘的长征做安排。我带去一个年轻人，希望他留在那儿负责我们的“工合”工作。由于听说需要自带食物和铺盖，我们雇了两个挑夫。松潘离我们启程的地方灌县有300公里，什么交通工具也没有。我们沿山路每天步行约30公里，路上在一些地方停下来煮土豆和所带的一点肉吃。这里是穷乡僻壤，岷江在我们的身边喧嚣奔腾。整个河谷到处种植鸦片，一到中午，小村子里人人都因鸦片起作用而昏昏入睡。松潘海拔3000多米，而灌县只有大约300米，所以高度是个问题。在松潘，我们骑牲口到毛儿盖，那是长征的部分史诗演出的地方。我们到阿坝藏民区各地的地方头领处安排收购羊毛并送往灌县。我在这块喇嘛与活佛的地盘颇有几次冒险，但最后平安地返回了灌县。
我们的川康办事处起先是由国民党安插的一个很不称职的人领导的。后来孟用潜接管了工作，孟是领导过晋豫“工合”事务所的一个地下共产党员。在孟之后是安德鲁·侯（侯桐）主管，他是在河南被日本人占领后到重庆的。川康地区由于是在重庆官方的眼皮底下，“工合”的生产常常抵不上花在它上面的钱。当然，在川康地区也有一些办得好的合作社。在成都、三台、万县、荣昌等地区都成立了合作社。荣昌的陶瓷合作社在为重庆市场供应家用器皿方面十分成功。我们还曾设法组织采金合作社，但办的时间不长。事实上在非敌占区有许多地方可以在河流和小溪里淘金。贷给一批工人足够的资金购买粮食和工具，他们不难归还这笔钱，并且支取足以维持生活的工资。但是什么时候一提到“黄金”这个有魔力的字眼，官僚、军阀或地主便接踵而至索取抽头，因此工人们只好跑开。在广元，一个负责当地“工合”事务所工作的前东北军士兵组织淘金合作社社员起来反抗官吏。不久，他就被人叫作共产党并被赶走，合作社也就散伙了。
与埃文斯·卡尔逊同去新四军地区
浙皖“工合”事务所成立后，皖南游击区的工业合作社一个接一个地组织了起来，茂林是新四军根据地的中心，那儿也设立了一个“工合”事务所。“工合”在新四军方面的计划开始就比在延安的八路军方面的计划要大。我两次到这个地区，为形成一个生气勃勃的合作社运动打下了基础，其中包括建一所“工合”干部培训学校，一个满足军队需要的印刷车间和各种消费合作社。在东南地区，我们想法让工人把机器和物资从宁波撤到浙西的遂安，那地方靠近新四军地区，因而能为他们制造手榴弹或修理卡车和机关枪。
“工合”在东南地区的工作受到了共产党的大力赞赏和支持。为了对实现“工合”的计划表示鼓励，新四军司令员叶挺将军于1939年10月10日寄信感谢“工合”在皖南游击区组织合作社，并呼吁进一步资助这一工作。他说：“皖南工业合作中心①对我们的帮助是重要的。这些工业使我们各区难民参加了生产工作，得到了救济。他们帮助我们利用了土产原料，免致落于敌人手中。借此我们还可以抵制敌人商品的侵入，使自给自足情况能够实现。皖南全体居民得以受益。”鉴于当时的形势，他在信中指出：“为了保持持久的游击战，我们必须把工业和其他的合作事业发展到最大可能的范围，以加强我们自己的基地。”因此，他表示希望“工合”继续支持和援助皖南人民和抗日战争。
大约一年后，1940年秋，我又访问了新四军地区，这次是同我1938年在汉口时认识的一位美国前海军陆战队军官埃文斯·卡尔逊一起去的。他曾在北方同老红军在一起，此时的八路军即由红军改编，是活跃的民族抗日军队的一部分。他对于原来的红军部队，他们组织上的优越性，以及他认为他们具有的完备的军人气质赞叹不己。我后来听朋友说，他初到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延安时，曾经对主人说：“我是个搞军事情报的美国军人。我不想刺探情报。你们要我看什么，请让我看，我就很满意了。”主人赞赏他的坦率，这要比那种为了讨好而自封为同情者，一来到就要求并指望人家照表面价值立即全面接受的诡秘态度好得多。
卡尔逊成了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的朋友，我们3人在热得令人窒息的武汉傍晚设法纳凉，常坐在汉口码头边停泊的一条驳船上长谈。我们的讨论很快就涉及中国的种种问题，突然间，话题转到世界形势。“你们难道看不到整个形势吗？”艾格妮丝说：“今天，这儿的侵略者是日本人。1926年至1927年中国大革命时期，在汉口这儿是英国人。你在尼加拉瓜同桑地诺和他的游击队作战时，是美国人想控制另一个国家。”卡尔逊一言不发，他的视线掠过宽阔的长江，朝当时日本人进逼汉口的下游方向望去。他默默地抽着烟斗，思绪万千。他来到中国的非敌占区是为了支持统一战线的双方。现在他有了新的想法。
我们在1938年冬分手后，埃文斯回到了美国。他辞去了海军陆战队的军职，尽管他已近退休年龄，本来可以拿到一笔养老金。“干吗要做唐·吉诃德式的人物呢？”许多人这么问。另外一些人则窃窃私语，说他很可能比过去更深入到美国情报机构中去了。但他们错了。埃文斯是要献身做另一种不同的情报人员。他要让他所热情信赖善良的美国人民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并认为这是当时他应该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他所以辞职是为了可以称心如意地写作、干事和说话。我1940年在马尼拉与他再次见面时，他急于回中国看看整个局势的发展，同时也更多地了解我所参加的“工合”合作社事业。他对此发生了兴趣，想知道合作社是怎样组织起来的，又能做些什么。他认为这个模式能获得各类人士的支持，而且能以多种方式在许多地方推广。因此，当他知道我要回去视察整个新四军地区的“工合”工作时，他高兴地抓住这个机会与我同去，以便看一看共产党的老根据地。
于是，我们同贝特兰①一道乘船从马尼拉动身。行前与埃德加·斯诺一起在碧瑶的山上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周末。贝特兰要回香港去参加宋庆龄建立的救济组织——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
抵香港后，我们即着手安排从陆路穿过日本人的封锁线，与埃文斯和一位年轻华侨、“工合”采矿工程师曾继庄同行。一天拂晓前，我们乘卡车通过香港的新界，然后连人带少量几件行李登上一条驳船，经大鹏湾驶向中国大陆。我们步行到淡水，再到惠州，在附近搭上一艘船。通过日本人占领区时大多是夜间航行。在最危险的地段，白天把船隐蔽在河岸边的苇塘里。几天后我们到达东江沿岸的龙川，从那里起，我们在广东、江西、福建、浙江和安徽的许多“工合”中心考察工作。
我们从广东北部的韶关前往江西的赣县。那些日子可真不容易。我们能找到什么交通工具就用什么交通工具，大多是乘坐拥挤不堪的老古董公共汽车。车子时走时停。各种运输工具似乎都在最不会出问题的地方出故障。但我们并没有漏掉任何可看的工作。埃文斯对他所看到的每一方面——不论是在南雄对身患黑水热的少年采取的措施，还是在兴国对残废军人做出的努力；不论是对于都新办的陶瓷厂，还是对延平（译音）的制伞工人，他都感兴趣。
我们到达浙江兰溪时，日本人正向那里推进，卡尔逊对合作社社员准备应付这一威胁的做法颇有兴趣。他们翻山越岭把一个机械工场从宁波拆迁到浙江西部，再建立起来，干得很成功。我们走近安徽的屯溪城时，可以看到烧黑的房屋，而且能亲耳听人们说日本人的一次轰炸引起了一场大火，但在他们那条街上的所有房屋中，只有他们能抢救出所有资产——这是人人都尽量负责任的合作社办法的一次胜利。其他店铺，由于经理早已离开，都付之一炬。
每当一辆公共汽车抛了锚，埃文斯是最高兴不过了。他会转过身来，开朗地、颇为满意地说：“怎么办，现在别无办法，只好走路了。”我们在江西泰和以南的遂川时就是如此，我们选了一天中较凉快的时间上路，往南去赣县，第一夜，我们在路上的一个陶瓦合作社停歇。那是小山边一个环境宜人的地方。埃文斯高兴地看到合作社的主席侍候社员们吃晚饭，尔后才同自己一家人吃剩下的饭菜。
我们这一伙人走路的情景颇可以入画。埃文斯嘴里叼着烟斗，短裤下露出两条瘦长腿，从路上大步走来；我迈动又粗又短的腿跟在半里路后面。同扛铺盖的脚夫保持联络的是一名培黎学校的学生谭勋华（译音）。埃文斯在前面走得够远的时候，就在一座桥上停下来歇息，或坐在一个菜馆里等我们一个个出现。大家碰头，交换当天的情况后，又重复原来的程序。一般讨论的是“工合”的事，否则就是关于把组合制应用于人类活动的其他领域——新西兰的毛利人和南非的布尔人如何在战争中使用这一制度，以及如何必须发展反措施，使用比正规的军队松散得多的小部队。有时埃文斯会把我们在走路时在他脑子里形成的一种想法谈出来，或者是提出个问题，如：“老的封建主义为什么在中国如此根深蒂固？”于是，我就会提出我对历史事实的一些看法，说明中国人民从不满足，一直有骚动，但统治者具有牢牢建立在孔子学说上的权力，能玩弄各种清规戒律，而这些东西总是对居统治地位的地主士绅有·利，这些人实际上就是国家本身，他们高高在上，鄙视体力劳动。谈话就这样不停地进行下去，直到那两个中国人当中的一个叫我们重新上路。渐渐地，下一步该怎么办的想法在埃文斯的头脑里明确了：他要再回美国，敦促当时有权势的人物，向他们陈述世界局势的紧迫性，因为它影响到美国人民。他还要设法提出一种训练青年人打仗的办法，这场战争他确信不久也就会落到美国头上。他越来越感到，任何取得胜利的军队必须是一支人民的军队，这支军队懂得它想要干什么，组织上实行民主，而且和普通百姓的希望和安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为它来自普通百姓。
最后我们到达皖南的茂林谷地，当时的“工合”事务所的房子就在那里。我忙于地方事务所的工作，埃文斯则去见新四军的一些领导人。但是新四军总部事先不知道我们抵达，他没能找到可以同他谈话的人。在我们回太平的路上，我们遇见刘少奇在他的医生沈其震同志陪同下在步行。他们那时正要去延安。于是他们就地坐下来，同埃文斯谈了很长时间，给埃文斯留下了深刻印象。告别刘少奇后，我们设法搭公共汽车和卡车经皖南和浙江，回到江西。在那里的任务完成后，我们仍乘公共汽车和卡车，开始了一次1000英里的长途旅行，经过广东、湖南、广西和贵州四省，最后抵达战时首都重庆。
我没想到那就是我到新四军地区的最后一次旅行。尽管大多数合作社都在前线，在紧急状态下工作，但群众从容镇定，组织得很好，足以应付各种困难。然而，不久国民党就玩弄了另一个肮脏的花招，发动了皖南事变，新四军数千名指战员在事变中牺牲。事变发生在1941年1月4日，当时新四军最后一支分队向黄河以北移动时，遭到国民党大批军队的伏击。那是整个抗日战争中最大的悲剧性事件。在他们从原驻地按照国民党当局的指令转移到另一地区时，国民党军队包围了他们，并野蛮地向他们开火。叶挺将军被囚禁，几年后死于一次飞机失事。在事变中，国民党军队首先攻击我们在茂林的事务所。他们来到我们事务所的门前，用机关枪扫射，打伤了正在里面忙着工作的会计。所幸那天早上我们的一些工作人员尚未到办公室。他们跑到山里同新四军剩余部队一起过了河。那些边走边打的人加入了日军封锁线后面的解放区部队，加强了那些根据地的力量，日后成为抗战中一支十分重要的力量。
西南纪行
在卢广绵去西北的同时，约瑟夫·贝利的老学生林福裕前往湖南邵阳，去开辟西南的“工合”工作。卢广绵属于大胆的开拓型人物；林福裕是个细心的技术专家。我此时已在湖南省会长沙，要把一批工厂设法搬迁到山里去，作为建立西南办事处的基础。日本人当时正向长沙进军。国民党放火烧城，致使几十万老百姓流离失所，长沙变成一座废墟。这是我刚离开长沙去西南“工合”办事处所在地邵阳后发生的情况。1939年我到邵阳时，城乡都已出现了“工合”的招牌。我的工程师朋友、第一位随林福裕去西南的“工合”组织者赵叔翼，甚至把一个庵里的尼姑也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纺织合作社。湖南省政府说，长沙的工业我们尽可以搬迁，归我们所有。我们由此得到一家造纸厂，设在兴化，一家机械厂，设在邵阳，以及一家漂亮的火柴厂，设在湘桂边界的龙水潭。有一段时间“工合”的火柴在桂林一带销路很好，直到后来日本飞机炸毁了这个工厂。林福裕在“工合”坚持到1941年才回上海，与他有6个幼女的家庭团聚。国民党对他的工作进行干涉也是他回上海的一个主要原因。
当日军推进至邵阳时，西南“工合”办事处迁往广西，国民党解散了一所很好的培训合作社指导员的学校，它的领导人是一位来自北京的相当“左”的知识分子。一位姓谭的工程师、老培黎校友，接任了西南办事处的领导职务。另一个培黎校友毛北屏接管了云贵办事处，因为云、贵两省同西南其他各省的联系已被切断，它成为单独的办事处。国民党军队在西南的溃败严重影响了“工合”在西南地区的发展。
1940年春，我对西南地区进行了第一次视察。同年11月再次去桂林，并从那里去柳州和贵州省省会贵阳。第二年，1941年，我去香港接收一批卡车。由于这批卡车要在仰光卸船，我又由香港乘船去新加坡，希望得到当地爱国华侨对“工合”的资助。
在新加坡，组成一个委员会倒还不难，但要殖民政府同意把钱带出来可就不那么容易了。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我去见那位被称为“华人保护者”的官员，发现他仍以为国民党是革命势力，应该反对。当时已经是1941年了，他还生活在1926年。
新加坡看上去很像是上海公共租界中心部分的翻版，仍在睡梦中，其偏僻街巷的大部分问题与上海无异。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一位很富有的华人竟然不承认他还是华人。他骄傲地说：“我们现在是马来人了。”不过，他所谓的马来人，无非是指他可以低声下气地当帝国主义利益的买办，甚至送给英国海军一艘“马来亚”号巡洋舰。然而，日本人的进攻，使这整个大厦如许多工业基础一样崩塌了。人民开始看到，纵然有巨型战舰、士兵和武器，也并非是无法对付的。
马来亚尽管有钱，却没有大学，只有一所拉弗尔斯学院供“出身好”的孩子们学习，教他们如何成为更受尊敬和更体面的人，同时，在我看来也是教他们如何成为更会尊敬别人的人。我在那些精美的建筑中间匆匆走了一趟，看到那里挂着帝国主义企业家的画像，建筑物就是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我认为，火车站是那里最宏伟的建筑物。那些铁路是要从南面伸入中国，将中国的财富带到帝国主义统治下的热带港口。
在华人居住区的书店里，华人学生在潜心阅读来自中国的材料，尤其是任何哪怕稍带进步性的材料。他们衷心希望祖国为生存而战斗。这使我回想起抗战初期我第一次到新加坡的情景，从日内瓦返国的孔祥熙博士与我同船抵达。当时码头上人声鼎沸，希望统一战线成功的华人在举行盛大的集会。年老的孔胖子和他的胖秘书大腹便便走在人群中间，很不理会表现出来的这股力量，还以为这个示威是为讨他欢心，笑呵呵地颇为得意。
1941年时马来亚的独立运动已经兴起，明眼人在机器车间、偏僻街巷、学校、雇工的锡矿和橡胶园中都看得出来。
在仰光，同样是华侨给予了很大帮助。但是，他们对于奉命派往滇缅公路运送物资的国民党代理人之愚蠢和浪费钱财感到困惑不解。当地最大的旅馆里挤满了形形色色的代理人。最重要的是尽快赚钱。人们告诉我，地道的西方人去看电影时，身穿晚礼服，只坐小汽车；欧亚混血的英裔印度人坐出租马车；华人坐的是人力车。
我和一位同胞在大学里吃饭，在座的一位大学职员是有一半中国血统的缅甸青年。他愤愤地谈到帝国主义如何利用缅甸各种相互矛盾的民族主义及其小乘佛教等等把仰光弄得乌烟瘴气。缅甸人恨那些在他们那里工作的印度人。缅甸地主虐待农民。僧侣们凭借他们对于生活资料的强大控制让老百姓服服帖帖。英国人照例利用矛盾从中谋利。他说这话几个星期后，日本人就占领了缅甸。
在腊戍、廓尔喀士兵和其他印军部队一样在操练。一切都整整齐齐。虽然堆放着大批运往中国的卡车和物资，然而相对来说真正运到中国的则很少。一个中国学生和我们同路去昆明。“说缅甸是个好地方，见鬼去吧！”这就是他的看法。英国人修了铁路，开办了工业，但别的都没搞成。
一过边界，进入畹町，这是中国境内的第一个城镇和第一站海关。我们看到的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官僚主义和结帮营私。那些人办事情不是从抗战时中国的利益出发，而是为了在当地设有的办事机构的私人团伙的利益。我们狼狈地在一个局一个局之间奔走，经过一个医疗所时，只见那里躺着当天死于流行的脑型疟的人，尸体暴晒于阳光下，招来嗡嗡的苍蝇。花两天时间办入境手续后，终于为能离开这个地方而感到庆幸，走上通往遮放、芒市和保山的山路。后来我们在那一带试办了一些合作工业。那段旅程真是少见。长蛇形的车队从山顶蜿蜒而下，进入萨尔温江和湄公河之谷。我们前面有3辆卡车因失去控制而翻下谷底。车队继续行进，后车几乎顶着前车，行列中哪一辆也停不下来。
一周之后，我们来到大理，发现“工合”的事务所业务衰落，原因是第一位指导员工作得太好了，已被当作“左倾分子”调离。他们说他“太积极了”。合作社的数目由60个下降到只有几个，而且很弱。大理除了有美丽的湖光山色，它在中国的地理位置无疑也是最有利的。在那里，老的东西如此牢固，新的东西只好等待。再往前走就到了春城昆明，也就是缅滇公路在中国的终点，两旁种着桉树的漫长公路横在稻田的一侧。工业刚刚兴起，流亡大学的学生示威正在使古老的世道改观，学生们再也不能容忍帮派统治了。
在昆明，我们的一位工作人员说到个旧的锡矿，那里生产的锡被运往海外，作为国民党所需物资的偿付手段。采锡者是被人称为“蚂蚁”的童工，他们在黑暗狭窄的坑道里爬来爬去，病在那里，死在那里——因为锡是混在含砷的矿石之中的。
我们去滇南的玉溪看了看，那里也有我们的一些合作社。仍然是“共产党”的罪名阻碍了工作的开展，为改善人民生计而采取的任何措施无不被加上这个罪名，无论走到哪里都是这样。有愿意工作的人，有愿意帮助他们的合作社指导员，生产亟待发展，但是简单的合作方式总不免被诬为“共产党”的。在昆明的商会，有一位绅士站起来说：“不得了！共产党到我们这里来了！有的工厂没有像样的厂主，都归工人所有了。这必须煞住。这就是共产主义！”他们很害怕集体制。我参加了一次云南建设厅长召集的会议，在会上，就什么是“工合”和我们希望干些什么这两个问题向当地的头面人物作了长篇介绍。讲过之后，情况果然有点不同了。
贵州是个穷省。有句老话说：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在战时，贵州是个为国民党提供士兵的地方，抓壮丁抓得厉害，普通百姓的性命根本不值钱。有一天清晨，我们偶然见到一幕人间悲剧。几千名劳累饥饿、面黄肌瘦、受疟疾折磨的士兵站在路边，呆滞无神的目光在凝视。他们面前低处的一小块平地上，躺着一批16岁左右的青年，刚被枪毙，另一批正准备枪毙。尽是些农村青年，血气方刚，想抗争造反，结果被杀以儆效尤。那脸色，站着的士兵们那死人一般凝视的脸色可怕极了，许多天还萦绕在我脑际。我认为生者比死者更悲伤，他们被到处驱使，食不果腹，身上脏得长满虱子，因害疟疾、疲惫和恐惧而颤抖不已。
“工合”国际委员会
作为开展各种生产劳动的人民运动，“工合”立即吸引了群众，引起了全世界支持者的极大兴趣。在宣传“工合”的第一本小册子诞生前，我拟的草稿中曾指出，中国政府可以建议美、英和其他赠送救济款的国家指定其赠款中有一部分归工业合作社专用。后来，斯诺提出：可以进行贷款。这并不因为获得贷款的机会很多——美国仍然在向日本出售汽油和废铁——而是因为对于在汉口和后来在重庆执政的国民党可能是个鼓舞。斯诺在美国和其他地方为“工合”做了大量的促进和宣传工作。英国的同情者也看到这场运动是与日本人对抗的一个经济武器。“工合”运动逐渐得到了菲律宾、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尼西亚、马来亚和东南亚其他许多国家的爱国华侨的支持。香港地区的一些知名人士也开始对它产生了兴趣。
然而，“工合”运动的资金仍经常发生困难。重庆总部因为自己的一些理由，企图控制全部海外捐款，后来又力图用这些钱建立官僚主义的“工合”组织。如果我们不想看到这些钱被孔公馆那帮贪污腐败的人攫取，那么只有成立一个国际委员会，由它来把宝贵的援助送往最急需的地方。
斯诺在宋庆龄夫人的指点和协助下进行了工作，争取香港总督支持使香港成为“工合”国际委员会的所在地，并争取其他有影响的人士支持这一步骤。一位父母都是传教士、本人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艾达·普鲁伊特（普艾达）在香港努力把国际支持者联系在一起，后来从1938年第四季度起成为此项工作的秘书。1939年1月①，中国工业合作社国际促进委员会在香港成立，由何明华主教任主席，并且得到了像陈乙明和陈铁如等著名爱国人士的支持。由于普艾达必须回纽约继续为“工合”工作，陈翰笙博士在会计师陈乙明的协助下，接着担任秘书。中国一些银行在国际委员会中也有代表。
整个国际委员会既不亲共，也不反共。但是它的确对统一战线的协议给予尊重，并且放手向解放区的“工合”合作社提供资助和贷款。在国际委员会存在期间，我始终是它的实地工作秘书。处于这个地位，我很高兴能在内部斗争中得到多数人的支持。宋庆龄既是国际委员会名誉主席，又是香港“工合”促进委员会主席，同时还是保卫中国同盟中央委员会主席。后者作为兄弟组织在开辟向游击区输送援助的途径方面非常成功。邓文钊是其名誉司库之一，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负责宣传工作。
国际委员会的成立在获取资金和援助物资方面产生了积极成果。钱开始直接汇往最需要的地方，或者经上海一家银行，通过廖承志送往延安。毛主席显然了解到国际委员会所起的作用，曾写信给何明华主教表示谢意。我见到了毛主席的这封亲笔信，信上的日期是1939年9月25日。毛主席在信中写道：“我赞成以合作社的方式在中国组织建设许多小型工业。对于你在这一事业上的热心，以及你在帮助我们抗战上所取得的光辉成绩深表感佩。”他接着说：“如能在华北游击区和西北接近战区的地方组织建立这种工业合作社，八路军和鄙人自己对此种援助将表示极大的赞赏和热情的欢迎。”他进一步强调，希望“工合”的计划能够实现，“因为对于我们的斗争贡献之大，将是不可估量的”。他要求何明华主教把这种想法转告国外的“工合”促进委员会和华侨，特别是向在菲律宾的华人和那里的中国工业合作促进委员会表示感谢。“因为他们在支持我们的祖国和‘工合’运动中尽了很大的力量。”最后，他表示深信：“倘若我们艰苦奋斗，倘若中国与其国际朋友共同合作，毫无疑问，我们是能够打败日本，取得最后胜利的。”
“工合”国际委员会召开成立会议时，我不在香港。但是，我不久就到那里去弄经费，以便开始东南地区的“工合”工作。
1940年7月，我再赴香港出席国际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但我的疟疾又发作了，多蒙何明华主教的关照，我住进了马蒂尔达医院。这是以某印度商人的一笔遗赠建立起来的一家慈善医院，以照顾在香港的贫穷白人。一名护士按时走进大病房，在地板上放一块垫子，跪在上边读祷文。医生每天早晨进来在我的屁股上注射10毫升奎宁针剂。国际委员会会议开始时，我仍然卧病在床。中国的中央银行驻香港的经理在会上站起来说，路易·艾黎一直在榨取“工合”的钱，并将钱存入印度银行。“工合”在这人的银行里存了很多钱，而且他是个颇受尊敬的人，因而他的一席话很有些分量。他是听重庆圈子里的人说的。于是，问题随之而来，“艾黎在哪里？”主教站起来说：“他正在香港贫穷白人住的马蒂尔达医院。”于是这话题就搁下不提了。那时，在重庆的绥靖派搞了大量的反对活动，传播了许多类似的故事以诋毁我们。
住院期间，我收到了埃德加和佩格·斯诺自碧瑶的来信，敦促我去菲律宾向那里的华侨谈谈“工合”，为“工合”特别是在新四军地区的工作筹措资金。当时在马尼拉和碧瑶已经建立了“工合”促进委员会。照顾我的便是碧瑶的委员会。所以我出院后立即买了船票启程。
马尼拉的华侨非常友好热情。他们请我在戏院里召开的群众大会上和许多其他集会上讲话。我见到了一个福建男孩，他积极为“工合”筹集资金，获得了一辆自行车作奖励。后来获悉他死于入侵的日本军队手中，我心里非常难受。
1941年秋，在香港举办了一个“工合”产品、图片和宣传画展览。为使其增色，从马尼拉请来了一个菲律宾马戏团。宋庆龄以香港促进委员会主席的身份为展览会和联欢节正式揭幕。她受到了联欢节组织委员会主席、美国总统轮船公司的T.E．威尔逊和委员、孙中山博士前卫士莫里斯·科恩（马坤）将军的欢迎。联欢节的地点设在卡罗琳山海军娱乐场。宋庆龄在欢迎辞后致答谢辞说：“我代表中国工业合作社，对威尔逊先生和联欢节委员会的杰出努力和支持中国的生产救济表示感谢。”开幕式于1941年11月12日举行。联欢节预定举办一个月。我由内地赶上参加，并正好在袭击珍珠港之前的12月6日返回重庆。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迫使我的香港朋友们四散分离。宋庆龄到重庆，八路军驻香港代表廖承志去了江西，在那儿被捕，关进集中营。贝特兰被送往日本战俘营，爱泼斯坦夫妇则被送到一所集中营，又从那儿逃了出来。陈翰笙不得不逃难，最后在桂林落脚。
在其后一年多时间里，国际委员会就设在四川省的成都，由南京大学的刘易斯·斯迈思（史迈士）博士担任秘书，接着由赖普吾教授接任。那位会计王子陈乙明接过了整个“工合”组织的总会计师的职务，直至战争结束。我一度任国际委员会的代理主席，南京大学校长陈裕光和燕京大学J.B．泰勒（戴乐仁）教授被选为副主席。新委员中包括李约瑟博士、吴贻芳夫人、齐启明、徐维廉、张福良和赖普吾。戴乐仁老教授在任兰州中英科学合作馆顾问的同时，积极支持了西北的“工合”工作，并帮助举办短训班，制定规章和建立财务管理制度。
截至1946年，“工合”通过国际委员会，从美、英、菲律宾、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的促进委员会得到的经济支援约500万美元。
战时的重庆
1938年10月，日本攻陷武汉后，“工合”总部迁到四川重庆。在轴心国战败之前，重庆一直是战时首都。这个城市人口稠密，位于嘉陵江和长江的汇合处，历来是西南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城市。
由于希特勒仍在取得胜利而美国屡遭失败，蒋介石的朋友们对一切抗战的想法都越来越不热心，汉口撤出之后，更是如此。重庆的亲日派势力一度颇为强大。中国遭受轰炸，其中，重庆被炸的次数不少。我在去汇报“工合”实地工作情况期间，遇到过不少次的轰炸。有一次，在一个炎热的早晨飞机来了，我们躲进了浸礼会教会医院地下的防空洞。空袭警报全部解除后，我们才出来。40架飞机狂轰滥炸。我的家住在英国使馆下边的放牛巷，四周都落了炸弹，被炸得一塌糊涂。我脱下衬衣，开始清出一个地方以便晚上能睡觉。没多久，我就满身都是漆黑的烟灰。没有自来水，我只得在院子里打一桶井水冲洗。然后，我到位于一个名叫至圣宫的军阀花园的“工合”办事处去看看情况。炸弹直接命中了我的房间和打字机。花园防空洞的入口也被炸弹直接命中，在以往空袭时我常常站在那儿。
我第一次访问重庆是在1938年12月，当时我从江西绕了一个大弯来到那里。在工业合作协会总部，一个身穿黑色燕尾服的人接待了我，他手中托着一个银盘，要我把名片放在盘子里，并引我到候客室。他不久回来说总干事有事外出了。于是我在办公楼里闲逛，在一处标着“国际宣传科”的门口停了步，我发现里边也有一个外国人正在桌旁看东西。他抬起头问我是否在这个组织的某一部门工作。我回答“是”。他是加拿大的詹姆斯·恩迪科特（文幼章），当时正在搞新生活运动。沙千里、胡子昂就是在这座楼里办我们的宣传刊物《新保卫》。他们两人是极好的帮手，后来被国民党解职了。轰炸越来越厉害，整个总部逐步搬到了离城40公里的歌乐山。那座石头房子位于松树丛中，有漂亮的石阶直通。它远离了空袭，也远离了本该去推进的奋斗中的合作社。
在进行一次定期改组后，整个运动的指导权交给了4个处的处长。每个处长都开始把各方面的亲信纠集在身边，目的是把其他处长拉下马；每个人都想恢复原来那种大权独揽的局面，而这只有将其他的权力追逐者除掉后才能如愿。他们属于旧时特权阶级的人物，与这人或那人沾亲带故，把其所担任的职务看成是经营的本钱，考虑的只是他们的家族和头头的利益，往往是他们个人的利益。因此，他们成天忙于编造谎言，设计圈套，进行破坏性批评，朝秦暮楚，结党营私，策划阴谋，散布流言蜚语，将组织摧残得无法再工作下去。对待搞实地工作的人就像对待陌生人一样，看其向哪一小集团求助，再相机处理其要求。这是一个无法忍受的局面，不消说也是干不成事的。许多工作人员对此感到厌烦，只把他们的“印”（图章）交给朋友，自己回城去住。
这样的上层建筑几乎扼杀了普通人朝着进步的方向所做的一切努力。每当晚上下班时，人们会看到川流不息的身着长袍或衣纽紧扣到颈部的官员们，拿着手杖，咧嘴傻笑，露出满嘴金牙，腋下夹着毫无用处的公事包，这是一个可怕的景象。我看到后想：“天哪！把这一伙人凑在一起，难道我也有份吗？”这种负疚之感只有在下到城市附近的机械工场并看到真正的合作社工人时才略能减轻些。工人们脖子上围着擦汗的毛巾，身子弯向车床——正在制作某种至少不是给汪精卫或日本人用的东西，这至少表现了正派人的创造力。
常常是离开重庆总部最远的地区性“工合”组织，工作搞得最出色。同样，往往又是远离地区办事处的地方办事处比靠近地区办事处的地方办事处发展得更好。我们工作最差的是中央总部所在的重庆周围的一些地方。有些领导人总想做一些华而不实的事。他们不会理解我们打算建立的以及我们在江西和陕西已经建立的那种合作社。记得我曾和一位区办事处主任一同去看长江南岸的弹子石，据他声称已建成的所谓“模范合作区”。合作社分布在整整齐齐的小街道上整洁的房子内，由指导员主管着一切，这是可怕的装模作样。我以前来过这里，在一个毛巾生产合作社曾问过谁是最好的工人。他们指着一个不声不响的年轻四川人。看上去，他真的成了他的机器的一部分；而机器也是他的一部分。当主任同我一起来到合作社时，这位工人正在门外呼吸新鲜空气。因为天热得使人透不过气来，他很合适地只穿了一条短裤和一双木拖鞋，他正在享受江面上吹来的凉风，用小毛巾擦去汗珠。主任在他面前停步，转身对经理喊道：“为什么让街上的二流子站在你的房屋前！”你，走开，走开！”他大声地呵斥这名工人。那社员一声不吭，只是看了看，就转身走进去，坐到自己的织布机旁。区办事处主任一边盯着他的后背一边咕咕哝哝地说，模范中心的工人劳动时应该穿得好些，说着重步进了办公室。在那时，他们就是这样办“模范合作社”的。这纯粹是一种官僚机构，毫无一点合作社的精神。
在重庆，我有一次找到了政府的一些高级官员，谈合作社制军毯的合同。那是在基督教差会的院子里一所很大的校舍里。这里也是干净整齐、井井有条，尽管有一个角落已被炸弹炸坏。在我等待会见的大厅里，僵硬地端坐着一排规规矩矩的“新生活运动”工作者，蒋介石穿着裁制精致、笔挺整洁的衣服，刷子似的小胡子，酷似一位日本将军，他正在讲话。他告诉他们，他在宁波附近的奉化时，如何站在他母亲身边用她给他的小炉子烧饭，他如何在《圣经》的训导下转变，以及他如何从《圣经》篇章中得到教益。他显得多情善感，一本正经又自鸣得意。听众十分受感动。同我站在外屋往里面看的人也受了感动。门外，戴笠的盖世太保特务和肥胖得像座山的黄仁霖将军在交谈。他们身靠闪闪发光的大型轿车，低声讲话，油亮的胖脸上露出了笑容。令人难忘的场面：小人和猪猡。
1940年刘广沛生病期间，我代理了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总干事。由于烦恼的人事和当时其他种种复杂的事情，那段日子非常难过。我很高兴能在后半夜睡上一觉，天下着雨，因而我庆幸不会再有轰炸了。正在梦中想着下一个危机时，我终于被一个青年粗鲁地推着我肩膀推醒了。“快起床，有急事找你。”他说。我醒来，睡眼蒙胧地一边穿衣一边问道：“哪儿？”“要你到孔博士家用去。”
唉！这是凌晨3点，天正下着雨，既没有人力车，又没有其他交通工具。但孔博士是行政院长、“工合”理事长，所以我穿过烂泥地，走下通往枣子岚垭的滑台阶，沿着到那位大人物的住处范庄的路艰难地走去。
我总算到了那里，眼前是一个愉快的小型家庭聚会，人们刚玩完牌，老人正准备去睡觉。那位集英国公爵夫人和美国百万富翁夫人于一身的孔夫人情绪颇好。她说她从国外弄到一小笔钱。这些钱是否是玩牌赢来的，她没有透露。不过她要将这些钱节俭地很快花在办合作社的托儿所上。这个托儿所必须是“现代化”的，而且必须在重庆附近。这样，她可以带人去那儿参观。
当我蹒跚地回到放牛巷那个亭子间脱下湿漉漉沾满泥的鞋子时，我不禁感到我不过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下等人。然而，第二天，钱就到了当地的“工合”指导员那里。约一周后，我去视察了工作成果。“托儿所”是个长形的席棚子，里边什么也没有，既没有儿童床和设备，也没有孩子。“哦，”指导员解释说，“钱已花了，许多孩子被带进来，照了相。一些客人坐着小汽车来参观。现在这一切已经结束了。”他有点歇斯底里地笑了起来。我又在那里站了几分钟，看着那个可怜的、幽灵似的托儿所，再次感到了自己一钱不值。我迈着艰难的步子走回了公共汽车站。
在组织“工合”的日子里，我们曾经办了一些托儿所，但都十分简陋，由女工们自己管理。可以说，什么时候得到官方的热情，什么时候就有官方的索取。“我给你钱，你给我利，这就是合作！”这是孔博士立场的声明。在一次地区主任会上，老孔这样教训我们：“你们看，我的儿子大卫！嘿，委员长给了他8000万元法币从德国购买军火，但是大卫知道不久就要和德国开战，所以他没有买，而是买了美金，倒手买卖，后来他给委员长送回8000万元左右，手中仍有原来的8000万元。委员长称赞我，并说大卫真是一个模范儿子。”“现在”，他环视四周，狠狠地瞪着我们大家，嚷道，“你们这些人给委员长什么了？什么也没有！”
我想，我同老孔最说明问题的谈话是在一次空袭刚过之后的一个早晨。孔有一个深挖在岩石中的专用防空洞，里面设备齐全，有发电站等等。我有几件公文必须拿给他签字。“嗨，日本人一点也没有毁坏什么！”他十分轻蔑地说。“只不过死了几十个农民，而我们有几万万农民。”我想，一个伟大国家的头领之一作这样的声明，可真够瞧的。它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国民党总的态度。当然，老孔对待家里的老朋友和许多基督教牧师等人是很好的。但是，就其政治而言，正如他的子女有一次非常坦率地说的那样：“从政是为了取利。”他的仆从常到上海去照料他在那儿的利益，并将日本货带回重庆出售。有一天，我拿了一件湖南邵阳做的皮夹克给他看，他拿出了一件日本人在上海做的皮夹克，大嚷他那一件如何更好，更便宜。但是，我从那所房子出来的时候，服务人员和门卫要我给他们几件“邵阳合作社做的外衣”——当然是不付钱的。我没有这样做，他们就在我下一次必须进去见那位大人物时给了我不少麻烦。我们对这些仆佣一年要给好几次数目可观的钱，酬劳他们在我们为中国工业合作社的事去见孔时给予礼貌的合作。与其说这是一个政府，不如说这是一个帮，一个在最高位置上拥有强大后台的帮，一个对中国人民及其能力、当前的需要和未来的命运很少了解、更少关心的帮。正是在这种环境下，生产合作社不得不奋斗了漫长的10年。
1940年7月，在重庆嘉陵饭店举办了“工合”全国各地产品展览会。不少国民党官员看到那儿的展品实际上包括了每一件日用消费品，对此感到惊讶；孔也颇感兴趣。一天上午，我在展览会上看见这位老人走来走去，也许是在做着由他的银行投资建立一系列小工业，从而家运亨通的美梦吧。展品的上方挂着一些孔的巨幅油画像。还有一座3英尺高的蒋介石的釉瓷像，是我们在荣昌的陶瓷厂制作的。突然间，在很近的地方日本人投下炸弹，巨幅油画像正好掉落在一堆万县生产的猪鬃刷子上，结果猪鬃戳透了画像，蒋介石的瓷像也翻倒了，头被摔掉。展览会开始前，不得不将画上的猪鬃拔出来，把头修补好。我清楚地记得开幕那天的情景。刘广沛总干事等也在场。美国女作家埃米莉·哈恩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她穿着很薄的衣服进来。门旁的一个美国官员重重地在她的屁股上拍了一巴掌，声音响彻大厅。他说：“喂，埃米莉，又在为美国海军服务啦？”她感到有些发窘，但仅此一点而已。老孔十分好奇地透过他的眼镜望着大厅。一些国民党官员说，展品统统是从香港进来的日本货，“工合”的人完全是在欺骗大家。亲日派在那儿叫得最凶，骂我们所有的人。但总的来说，展览会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获得了成功。不久以后，饭店就被日本人的另一次轰炸炸毁了。
老顾问端纳有一次告诉我讨好国民党的重要性。他向我透露了他自己投“老头子”所好的办法。他跑到一家外国报纸的办事处去，让他们印出一份单张报纸，上面登有天花乱坠地吹捧孔的内容。然后，他小心翼翼地把这篇文章剪下来，在他要去见这位大人物的那天早晨，务必使这张剪报放在他的书桌上。他说这办法一直行之有效。
蒋介石喜欢德国人。端纳在1940年失势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他顽固地坚持要蒋介石断绝与纳粹的关系，后者正在鼓励日本。蒋介石的盖世太保的阴险头目戴笠巧妙地把事情办了。端纳愤然退隐在塔希提岛，直到珍珠港事件前夕才被蒋氏夫妇召回。1941年12月6日晚，我和一位美国百万富翁工程师返回重庆，蒋介石夫人接见了我们，她看到我戴着端纳去塔希提岛前在香港送我的一块很不寻常的手表，便问：“你的表是哪儿得来的？”我说：“香港。”我觉察出，这表是她送给端纳的了。她说：“你一定很高兴知道，再过几天唐①就会到这里来。他正在回来的路上。”实际上，他只到了菲律宾，日本人进攻菲律宾后，他被关进了集中营。日本人始终没有真正弄清他们抓到了谁。他就待在那里，直到战争结束，后来回到中国，在上海死于肺癌。他在医院里曾给我写过几封信，要求提供在重庆某几次晤谈的备忘录。但是，我已记不清那些事了，因为我最关心的是“工合”，我无法对付所有那些在背后插上一刀的阴谋诡计。无论如何，他是在蒋氏夫妇手中，他们自然不放过他所写的一切。
国民党对“工合”的破坏
直到情况表明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发起一场运动时，国民党才慨然准许建立工业合作社。接着就刹了车，运动逐渐受到了扼制，高贵的夫人和肥胖的孔老博士在害死病人之前，先要把油水榨取干净。宋氏三姊妹一起视察重庆的工业合作社，一起照相、拍电影，也阻止不了CC集团的陈氏兄弟继续进行破坏。他们曾经以为“工合”不过是一个笑话。现在，他们认识到“工合”实际上是国内最大的工人阶级组织。合作社指导员大多是爱国知识分子。他们同合作社社员群众一起认真地工作。“工合”总部在后期尽是些成分混杂的人，他们把大部分工作时间花在玩弄小权术以谋取地位上。与此同时，各省许多比较进步的分子厌恶地开始离开，往往只剩下那些贪得无厌、野心勃勃的人，利用这个运动来达到个人的目的。“工合”许多组织都保持着两套班子：一套是做工作的，另一套是吃宴会、玩弄小权术、编造谣言向CC头目打报告的。只要蒋介石夫人和孔氏夫妇庇护“工合”，CC集团就不能公开地破坏它。但是他们可以慢慢地将它扼杀。一个办法就是将它置于一个合作社管理局的领导下。有一段时期，“工合”艰难地抵制了这种命运。
到1940年中期，反对一切“左”的东西似乎成了主要倾向，而抗日战争倒是处于第二位。有一次我们的一位指导员成了怀疑对象，并且发现他正受到调查。他请了短假，买了些乱七八糟的小说，带到茶馆里坐下，伸伸懒腰，唱点旧戏，言不及义。这样，经过大约3个星期，监视他的特务最后汇报说，可以认为此人并非危险分子。在那年月，凡对农民或工人，对苦力或难民儿童发善心的人，都会受到怀疑和监视。有人争辩说：只有“共产党”才会那样。和颜悦色、通情达理与平心静气都是坏的迹象。大发脾气、动不动吆三喝四——这些反而是为人适度的标志。
国民党高层人士的反共态度，特别是在皖南事变中表现出来的反共态度，必然会影响到本质上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工合”运动。他们一方面要从支持民间在集体基础上办工业的运动获取全部面子；另一方面又认为它走得太快，增长过快，力图阻止其发展。“工合”最初的发展引起了潜在敌人的注意。既然它取得成功，如果能从上面加以控制，并使它脱离人民民主运动的危险渠道，它可能还是一种进利的来源。
看到“工合”的工作本来可以轻易地按目标成为一条真正的经济防线，现在被改变成一种政治玩物，决不是乐趣。我知道，好的合作社社员会从中吸取宝贵的经验并学会痛恨旧社会事事刁难的弊病的。在那些困惑的日子里，这确实是仅存的安慰。良好的工作成果被破坏，工作人员被逮捕，而同时自己又被大人物带出去喝茶，被当作魔术师的白兔一样介绍给更多来访的大人物。“瞧，我们敢于在我们的怀里培育什么！瞧，我们是多么进步！”我们的“赞助者们”似乎得意地说。
那些年“工合”的历史是一部不断遭受反动派镇压的历史。下述典型的事例表明，一个合作社多么容易就被摧垮了。一群南昌的难民裁缝组织了一个缝纫合作社。由于冬季来临，他们生意不错，因而“工合”事务所按时得到贷款。给他们的贷款在当时是相当大的，他们购买了20架缝纫机并租用了主要街道上的一家大店铺，他们的情绪饱满，尽管工作时间很长，他们也能参加刚开办的合作社联合社的各种活动。不久，当地的警察带着要做的制服来了，要求他们在极短的时间内做好。合作社的工人干到深夜，终于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了订单，然后就带着发票到警察局去。他们看到警察局里的人粗暴地命令他们离开，于是就来到“工合”事务所。事务所的指导员听了他们的诉说后，与他们一样感到气愤。他亲自到警察局拜访了负责的警官，说明合作社是由难民们组成的，他们为付贷款的利息如何正在艰苦奋斗，这批订货对他们意味着什么，他们又是如何努力按时完成订货的。这位警官有礼貌地听着，倒上茶，鞠着躬送走了指导员。当天晚上，合作社所有的男社员都被逮捕，当作壮丁送到了军营。于是，指导员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到高一层去找地方长官。他的秘书彬彬有礼地接待了他。秘书说：“那些从南昌来的二流子都不是好人，全都很坏，逃避兵役！你可是一个愿意为国家出力的年轻人。让我看看，我想我能使他们回去工作，但是他们必须交付罚款。”他也倒上茶，鞠着躬把来访者送走。罚款数恰恰就是定做制服的合同上开的价钱总数。因此，合作社不但要损失了那笔钱，而且还赔了这笔罚款。“工合”事务所的指导员不得不从资金中拿出那笔钱，加进他们的贷款。
事实上，国民党统治区的每个事务所都可以讲述类似的故事。他们也能说出“工合”指导员因政治观点不同于国民党而遭到逮捕，有时被杀害的情况。江西遂川的领导人被关进监狱。老红军、会计龙良喜在狱中被杀，当地的事务所主任被关入泰和的监狱。东南地区“工合”的许多工人在不同的时候被捕，被指控有危险思想。在粤北，地下党的中心设在一个“工合”印刷合作社内。
浙皖办事处主任孟受曾领导合作社社员同从兰溪撤退下来的反动军队作战。后来他被押往重庆，工人们则被关进了江西的上饶集中营。云南大理的1位管理着64个合作社的指导员被捕后杳无音讯。陕南汉中事务所主任李华春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捕，被逼自己挖坑活埋。宝鸡西北办事处的18名女工被捕，送进了西安集中营。回来的一些人神经严重损伤，衣服上和身上到处是烙铁烧灼的伤痕。其余的人则一去不复返了。这种事例多得不胜枚举。
国民党的破坏使工作日益困难。我只得花时间和精力活动，使一些被当作赤色分子抓起来的技术员和合作社社员获释。例如我们在离宝鸡不远的虢镇建了一些社，那里是吕正操住家的基地。吕原是东北军的一个将领，投到了八路军一方。他手下的军官太太和伤兵经管着“工合”合作社。但是国民党在一天晚上袭击了该地，把女的带走了，说她们可以到宝鸡的妓院去，而男人则送进了监狱。我和西北办事处主任一同去见吕正操夫人，尽可能以外交方式调解了此事，使人员获释并继续干下去。最后他们获准去吕正操正与日军作战的河北。
被行政院解职
长期以来，国民党特务自然一直在监视着我。陕西益门镇公路检查站的警察认为我从延安带了东西到重庆去，我不得不光着身子站在寒风中等他们搜查我衣服的衬里。更有甚者，敌人还从各式各样人那里搜集乌七八糟的谰言，发起一场诽谤人格的运动，要把我彻底整倒。说什么我是英国特务企图控制中国的工业，是个凶狠刁钻的工程师，是以中国人民为代价替自己博取名声的、感情用事的宗教冒险家，是在每个城市有一个老婆的性欲狂；说什么在长途旅行中我带着一个女演员同我睡觉；说什么我是日本特务，是共产党同情分子，一个对工业一窍不通的傻瓜，一个在印度银行存有巨款的匪徒，如此等等。当这些捏造的谣言不起作用以后，他们就决定解除我在“工合”中的执行权力。
原来任命我为技术专家的任期为3年，但我早已对是否允许我继续任职产生怀疑。1939年后，我总是未经通知便被调动，就像在中世纪的法庭取决于某些人的欢心。同时，虽然我仍在全力以赴地工作，我已有点厌倦这种心力交瘁的艰难生活。因此，进一步发生的任何事情，我都不会感到惊奇。我决定一旦被解职，不能按老样子帮助“工合”，我就设法去延安；那里，尽管困难重重，合作社正在前进。这样做当然使国际上的支持者困惑不解。
1942年9月21日，我在双石铺时重庆发来了电令。电报说：“行政院决定终止你中国工业合作社技术专家的职务。”接着，又许诺说将给我经英国去新西兰或任何我愿去的地方的头等船费，还付我2000美元的酬金。我完全知道这真正的含义是什么。他们长期以来根本没有给我以报酬，也从没有付过我为“工合”工作所花的旅费。如果他们食言，我决不会感到惊讶。不出所料，那笔钱始终没有来。
事实上，鉴于在“米钱”问题上的斗争，我前些时候已呈递了辞职书。自1941年中起，美国的一些名人（包括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本人）的关心，以及对我和“工合”的宣传，特别是埃德加·斯诺在《星期六晚邮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已使外国捐款大大增加。因此，1942年5月，孔博士派往美国一位使者，企图把“工合”的全部资金纳入重庆的渠道。使者回国后，乔治·菲奇不断鼓吹该项计划，但是毫无结果。在物价飞涨时期，所有政府雇员都在薪水之外每周领取补贴，以抵消生活费用的上涨。重庆“工合”的雇员没有拿到这笔钱。菲奇申报国际委员会要求发给“米钱”补贴。我反对。因为所有的实地工作者和合作社社员都认为这些官员是无用的官僚。如果总部出现财政紧张，就应该裁员。结果菲奇被迫裁员一半。我拒绝在这项“米钱”计划上署名，这肯定会激怒许多人。
我后来获悉，我在行政院被控告的主要罪状无非是我“与共产党秘密交往”。加在我身上的其他主要罪状是：
在宝鸡同很多共产党人一起建立“工合”合作社，并向延安输送人员和物资，证据是一份被捕进步干部的名单，其中一些人已被处决。
在皖南茂林设立“工合”事务所帮助新四军。在浙西的遂安建立机械工场，为新四军制造了大约4万枚手榴弹，并修理机关枪等。
在云南大理、福建永安、陕西省的双石铺等地建立了类似的共产党基地。
从蒋介石夫人那里拿了4万元法币，用来组织瑞金的八路军士兵的妻子儿女为新四军做麻鞋。
在洛阳被叛徒告发的帮助山西的贺龙的计划当然也被当作一项证据。
解职在任何意义上都没有影响我的工作。我只不过绕开了重庆，照旧做国际委员会实地工作秘书的工作。与行政院断绝关系一点儿也不是坏事。1944年，当我再次去重庆见到孔博士时，我说他不应该开除我。他说：“你不是的确试图从洛阳去帮助共产党吗？”“是的，”我说，“我们创办‘工合’就是基于在抗战中尽量好好帮助双方的政策。”他“哼”了一声。接着他就听我讲被安插在“工合”领导中的一些人丑闻。例如，新任总干事周象贤派卡车去广西运女内衣等到重庆出售，大赚其钱。周曾是蒋介石的参谋，是一个十足的为自己捞钱的家伙。孔叹息着说他对自己了解到的一些事发愁，夜里睡不着觉。他问我是否愿去和孔夫人谈谈，告诉她我对“工合”组织下一阶段的建议，我照办了。
到那时，我已认识到我被免职是由于美国的一些势力通过其代理人活动的结果。另一些人继续阴谋把我从仍听取我意见的国际委员会撵走。毫无疑问，许多阴谋和反阴谋一直都在策划之中。但是日本人的战败和人民解放军取得的胜利使阴谋未能得逞。我从来无暇去玩弄小权术，一门心思地追求一个目标。从1938年至1942年，我的目标是为“工合”运动建立一个基础，由一系列生产合作社形成自己的联合社，负责供销和信贷设施等等。我认为孔博士并不想发展这种事业。他只不过要搞一系列小型工业，由他私人的裕华银行加以控制。
旧日旅行轶事
“工合”创始后头3年的一项重大任务，就是把“工合”联系在一起。我要和在纽约的普艾达保持经常的联系，她通过美国协助中国工业合作委员会为争取美国的同情和帮助，一直在辛勤地工作。要定期向在香港的“工合”国际委员会汇报；要时常到重庆的“工合”总部去，尽管它已沦为另一个国民党组织；要到所有的地区办事处去，因为真正办事的权力在那里；要与延安和西北边区以及皖南新四军地区的“工合”办事处接触。因此，我走遍了中国的非敌占区，去视察许多合作社和出席没完没了的会议，路上有什么交通工具就用什么交通工具，骑自行车，搭救护车或骑马，但更多的时候是徒步或坐在卡车上当“黄鱼”。
那年月，卡车一般归做买卖兼开车的人所有，携带非法的付钱乘客。卡车时常用木炭或酒精作燃料，有时用菜籽油或什么混合物来代替好的润滑油。因此，轴承常被烧坏，那就要在路上等好长时间，直到装上新的轴承，用手工把曲轴磨好为止。这类事花费了不知多少时间和精力，却是长途旅行的重要部分。我常常利用等待修车的时间写几行诗，其中一首就是讲我在20世纪40年代搭“黄鱼”车的经历。
“黄鱼”
在中国，如今有一条死规定，
卡车，不论商用还是军用，
都不得捎带外来乘客。绝对不许。
卡车寥寥无几，但人们必须来来去去；
于是，正如锁匠锁不住爱情，
老百姓自有办法，
为需要而创造机会。
因此，有一些人下车步行，
温顺地走过每一道检查站，
再装上去拉走。
给这些人取了个名字：“黄鱼”。
在一起当“黄鱼”，特别是
经过一周的旅行和各种遭遇，
会产生一种朋友的感情。
“这像不像你们国家？
你们有没有这样的大山？
像我们这样的农民？”
我极目远望
那祁连山高耸入云的山巅。
在起伏的草丛那边，
从片片沼泽到山顶的白雪，
看那牛羊正悠闲地走动——
是的，水泉子村多么像
从卡瑟罗克过去到五河镇、圆丘①
和多风的韦米亚平原的景色！
但这里农民的每个屋舍都是一座碉堡。
在南岛，通常有铁丝网防兔子进入。
在这儿，塔顶上放着石头，
准备投向闯入者；
人与人的斗争更近在身边。
在那里，我们把自己的人送往
利比亚、意大利、希腊，
为拥有各自的农舍
和牛羊的权利而捐躯。
人们不禁纳闷，为这些东西战斗牺牲
是否永远必需？
正如西戎、月氏、匈奴、唐古特②人、汉人，
为今天这里的一切抛头颅洒热血。
他们的白骨肥沃了永生的草原，
因而黄羊可以在这里吃草……
车到山口，抛锚了，
冰冷的手指在黑暗中不能把它修复。
于是，我们整夜蹲在卡车上
挤在一起互相取暖，
听着宁夏山上野狼的嚎叫。
天亮了，曙光染红了青海山上的积雪。
饥肠辘辘使脾气一触即发，
“谁是娃娃？”说话的是14岁的小马。
“那你要我叫你什么？老汉？”胖商人反问他。
“不要理我。”年轻人说。
“我爱说就说，小王八蛋。”年长者说。
“洗洗你的臭嘴吧，满嘴脏话。”年轻人回答。
“算了，算了。”大家叫嚷，“别说了。”
于是，不论是高兴，还是抑郁，又静下来了。
重新上了路，
一个女孩子，商人的监护者，年轻漂亮，
有两个人为她动心。
一个学生，一个机械工。
那学生多情善感，为靠近她
和不时的接触感到兴奋。
那年纪大点的人需要更实惠的东西，
望着她如饥似渴。
她佯作不知他在朝着她望，
巧妙地显示她那优雅的风姿。
后来，到了人群熙攘的城市，
一名官吏带着大堆行李，
命令“把那箱子放上去……”
我们遵命抬上去放好。
又发出指示，“不对，放到那上边。”
我们委婉地提醒，“会压坏别的东西”……
大人顿时火冒三丈。
“你们胆敢不听！
我说这车走，就走。说停，就停。
我可不是这司机的‘黄鱼’。
谁再说一句，我就命令你们统统下车！”
吧喳一声碎了，箱子压在了发往国外的茶叶货包上。
一切又恢复了平静。
随着一阵拉挡声，我们的车向上坡爬行。
我陷入梦境，不经意地望着
矗立在山顶上那俯视乡村的巨石。
它每年接受农民的顶礼膜拜，
他们带来了神吏的肖像，
跪拜在石刻的无言领袖面前，
这领袖不能来到人们中间，
他直挺挺独自留在那里，
只有秃鹫随意在他身上屙屎。
“你昨晚住在哪家客店？
‘民建’还是‘永昌’？
两家一样都尽是臭虫，你碰上臭虫怎么办？”
“哦，我就在上面一滚，碾死它们，
接着睡我的大觉。”那人回答。
小马，觉察到了那漂亮的姑娘，
和男人们爱慕的眼光，天真地用清脆的童声
唱起了一首古老的新疆民歌。
“哦，掀起你的盖头来，
让我看你的脸儿，
嗬，嗬，你的脸儿红又圆啊，
像那秋阳下的苹果一般样，
啊，像那秋阳下的苹果一般样。
“哦，掀起你的盖头来，
让我看你的眉毛，
嗬，嗬，你的眉毛细又长啊，
像那松针透过太阳光。
啊，像那松针透过太阳光。
“哦，掀起你的盖头来，
让我看你的眼睛，
嗬，嗬，你的眼睛明又亮啊，
像那水上映着的明太阳，
啊，像那水上映着的明太阳。”
姑娘脸红了，把头低下去，
爱慕者局促不安。
年纪最大的老人怀着对青年人
灵活健壮的手脚的艳羡，
高兴地咯咯大笑。
在狭窄的甘肃河西走廊中央，
在两边的大山①之间夹着残留的部分长城；
用土垛成的一道可怜的防护墙。
“这样的墙有什么用？
我们从哪一面打敌人？”学生问，
“蛮子是从北面还是南面的大山和草原过来的？”
“他们从北面来，汉人就到南面防卫。
他们从南面来，我们就到北面去。
但由于这里没有水和粮，
我们通常就让这城墙从任何一面保卫自己，
而我们只待在家里。”年纪最大的“黄鱼”
这样说，又恢复了他的尊严，
直到被一阵对他老伴的抱怨声所打破。
“我坐的下面是空的，就像坐在一口锅上，
下头又冷又空”。
她安慰说，“把你的屁股抬一抬。”
然后拉下一块卡车苫布填在了空处。
开车的助手不同意。
她轻佻地回答说，“好像这苫布
是你痛得死去活来，从肚子里养出来的。”
他不作声了。一阵哄笑。
“大家在这里下车啦，”
开车的助手怜悯地看着我们。
“这地方！为什么把我们撂在这里？
这城里都是空房子，蠢头蠢脑的乡下人，
最好把他们都赶走，从上海另外弄点人来。”
一时找不出他听得懂的话
我们说了句，“开玩笑呢！”
于是，铺盖卷递了下来，还有零星的东西。
喇叭不耐烦地响着。
“谢谢”，我们喊。
于是，“黄鱼”们走进了沙尘迷漫的黑风之中，
因为他们必须
走完那通往西部的路程。
在各种气候条件下旅行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你得一大早在车站喝完豆浆、吃完油条后就上公共汽车。你走进一家小客店，总有臭虫、跳蚤和蚊子。然后，你到了“工合”中心，总有人要见，有工作要做。这样倒好。可是当你又上路时，有时你会有一种沮丧之感，因为事情进行得并不顺当。一年又一年，很孤单。下面摘录我在1940年11月14日写的日记，它描述了乘船去贡水途中的心境：
在船上的第二夜。我忽然感到非常孤独，这是一种很怕的感觉，总想用忙来避免——通常是很有效的。但今天——一个无所事事的冷天——却于事无补，我怀疑我到底是什么样的唐·吉诃德式的人物，似乎到处去捅风车。
我的一家人如此分散——我指的是对我有足够了解，既不把我太当回事又不把我太不当回事的人。K.P．（刘广沛）在去重庆的路上。阿兰和迈克在哪儿？林（林福裕）在湖南。亚历克（亚历克·坎普林）在上海。赖普吾（拉尔夫·赖普吾）在北京。埃德加·斯诺和佩格（海伦·斯诺）在香港。苏吉（宋庆龄）也在那儿。G夫妇（格雷斯和曼尼·格兰尼奇）在美国。我们的计划必须有人民的力量作后盾。我只有一双手和不多一点脑力。埃德为江西募捐干得真出色。但是一个人总得有人手和权威才行。
我始终把我们工作的重大意义记挂在心，在任何条件下——不论战争还是和平——它都极为重要。它包含着一个真正的未来的种子。但我希望我在这一切面前不感到那么无用和无能为力。愿到宝鸡去一段时间，从那里重新获得热情。
我在旅行中曾遇到许多有趣或可悲的事情。我全速骑车下坡，最后转拐弯处出现了一座糟朽的断桥，我把自行车一下子横甩出去。有一次我坐在公共汽车上，车子上船的渡板掉了，汽车扑通一声掉进了河里，我从车窗爬了出来。卡车猛然相撞，我从装载的货物中间钻出来帮助受伤者。这些故事，正如遭轰炸的故事一样，已经失去了它的吸引力，从记忆中溜走了，只有几次突出的经历尚未淡忘。最吓人的一次空中旅行是我在香港参加“工合”国际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之后回去的时候。我带着两篮子给赣县“工合”办事处科研实验室用的玻璃器皿。天气热得可怕。我们起飞后进入了一场带电的狂风暴雨中。飞机像一片叶子那样动荡颠簸，电光在四周忽闪。看来我们简直不可能再着陆了。我设法使玻璃器皿同我一起上下颠簸，把握住不让它碰到天花板或撞碎。最后我们总算通过了暴风雨区，在广东北部的南雄降落，但海关的人对那些玻璃器皿却小题大做，大找麻烦。幸亏我们当地的“工合”指导员拜伦·陈来了，在费了许多唇舌之后才让我们离开。那真是一次危险的远行。在另一次旅途中，一些土匪开枪击毙了我们的木炭公共车司机，然后命令每个人下车。他们对我说“一个外国人”，就优待放我过去了。反正我身上除了大约15元法币以外，也没有多少对他们有用的东西。
有一次，在1942年，我搭的那辆“黄鱼”车停在甘肃山里的一个村庄修理。从一座破庙里出现了一个大约14岁的男孩子的瘦小身影。他走到一辆空卡车的司机面前，有礼貌地向他敬了个礼，请求他好心地把他的“兵”——六七个形容憔悴、瞪大眼睛的病孩子兵——捎到天水去。“谁给钱啊？你的钱在哪儿？”那孩子回头望望他的伙伴，又望望那司机，厌恶与鄙视地吐出了一个字：“钱”。打中了要害，司机垂下肩，低着头，蓦地转身跳上他的车就开走了，留下那孩子兵司令站在公路中央，从眼角抹去眼泪。这是个伤心的故事，在许多地方发生过许多次。从抗日战争持续到内战时期的征兵，离开四川时有1万人，到兰州时700人，而那少数抵达新疆的人也都死在那里，因为他们在隆冬季节到达，没有保暖的衣服。士兵们遭到野蛮对待，他们自己对待路过的村庄的老百姓也变得野蛮起来。
也遇到过一些有趣的事情。我从江西北部去福建时，公共汽车里的一个老人对我看了一会儿。他有两个孙儿同行。他以为我不懂他的话，对他们说：“怪不得我们中国人开飞机比外国人好。你们看那儿的那个外国人，他的鼻子那么大，所以他只能看到一边。”孩子们听着老人宣布这条“定理”，很有兴趣地看着我。还有一次，我骑自行车从于都到瑞金，在路边一个棚子下停下来喝点热米酒提神。一个江西人眼巴巴地看着我，说：“老表，你吃饭时很困难吗？你的鼻子会不会触到饭碗里去？”我说：“我还能对付，能行。”他说：“你是中国哪个地方的人？”“我是新疆人，新疆有好多人是大鼻子。”“哦，”他说，“这倒怪了。我以前从没听说过。”江西的老百姓极其友好，一般说我们同他们的确处得很好。
总结：从“工合”到山丹
发展小型合作社工业生产的“工合”运动得以产生的原因有四个。第一，使中国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不仅在钱的方面，而且在宣传和声援方面得到国际支持，使蒋介石和国民党至少在名义上抗战。国民党需要美国的信任，而他们后来不遗余力地破坏的这个运动给了他们很多帮助。“工合”当时的主要作用是使反动派不要屈服于日本。第二，把五四运动反对帝国主义的原则扩大到内地的工农大众中去。这只有通过实际的手段才能做到，因为仅有口号是感动不了为谋生而发愁、时常绝望的老百姓的。第三，为抗战提供一个巩固的经济基地，生产各种消费品、军需品、毛毯等等必需品，其目的在于防止国民党说：“我们必须放弃抗战，因为我们无路可走了。”第四，为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的合作运动奠定了基础。这个运动最明智的促进者一直相信新中国必将出现。此外，由于国际因素的介入，国民党对建立合作社地区进步分子的镇压可稍许减轻。在日本侵略加上自然灾害的黑暗日子里，大批难民涌进非敌占区，“工合”为许多伙人提供了一条出路。
“工合”按规定是一个人民的运动，由人民自己经营管理，通过各个中心的促进小组的安排，从银行或任何其他来源取得贷款。缺乏技术的问题，在沿海工人及由他们培训的人帮助下，得到了部分解决。中国人民具有一起工作、自力更生的天赋。
“工合”之所以能取得成绩，是由于人们喜欢这种工作方式，还因为当时经济上有此迫切需要。当然，它与指导员促进者的本领和贷款的取得也有关系。许多成绩确实激动人心。一批批河南和河北的织布工沿陇海铁路撤到了宝鸡，在那里建立了小工业，并且一直维持到抗战结束，满足了宝贵的需要。来自福建沿海的福州和厦门的难民工人，生产了非常有用的油纸伞，并在内地的山区城镇建立了机械工场和其他各种行业。这些事说来话长。一个江西人曾在上海一家肥皂厂工作过，他来后贷了一些款，然后把乡亲们召集起来，开始做肥皂，生产出来的肥皂很好，于是商人们带着扁担上门贩运肥皂。肥皂的货源十分短缺，他们的产品一销而光。如果合作社掌握在社员们手里，它会取得成功是毫无问题的。
没有老红军给予的启发，就不会有“工合”的构想和实践。八路军和新四军游击区尽管缺少资金和技术，时常还缺乏原料，而且运输条件差，但是“工合”却在那里获得了惊人的成绩。有红军政府的支持，有获得了解放的人民，“工合”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但是，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官方总部竭力阻挠对这些艰苦奋斗地区的支援，因而“工合”组织的第一项主要作用未能很好地实现。
失败之处主要由于合作社不得不在动乱腐败的社会里经营，当时的政府只不过是奸商们的伸长了的手指，他们贪图牟取暴利，无心发展身边的生产以获取更大的利益。另外“工合”与旧社会势力搏斗遭到失败，往往也由于组织者和技术领导人员本身缺乏实际经验所致。他们大多是来自沿海大学的青年人，想要把工作做好，但是需要学会一整套新的语言，并且内地各族人繁杂的方言和风俗，对他们来说也是困难的。狡猾的老店主为了自身的利益，急切地利用一种新的组织。因为剥削阶级很聪明，需要时可以很快学会并十分熟练地利用一个新事物。淡水针织合作社就落入了这样一个恶棍的魔掌，他准备好将它发展成一家私营的大厂时，立刻破口大骂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和该针织合作社是“共产党的”。他迫使人们投票授权他当经理以接管针织厂，并且将其改名为“三民主义青年针织厂”，银行和当地官员纵容并支持了他。内地许多城镇也多次发生这种夺权的情况。
蒋廷黻这个有权力的国民党反动政客，在1942年声称他“反对路易·艾黎先生原来制订的计划。因为（1）这些计划主张在财政上依靠英国、美国和国际联盟；（2）只看到中国过去办合作社经验中的优点，而看不到其缺点；（3）他主张包括一切政治团体。”我的确建议各党派都应有代表参加，也可以请一些杰出的共产党领导人如周恩来和董必武参加管理委员会。委员长总部的顾问端纳也为此生我的气。“工合”里有各种各样的人，“工合”的构想是进步的，它利用一切国际援助的思想是正确的。提供援助的许多团体认为这是一个正义的事业，因此，尽管遇到了种种反对和困难，“工合”还是办成了。
“工合”原计划要建立3万个合作社，来承担中国大约30％的战时生产，并使其扩大。在最初的一年半中，这个运动共建立了1400多个合作社。各个单位的人数不等，有不到10人的，也有达300人的重庆制毯合作社，湖南的一家火柴厂竟多达500人。粗略估计，“工合”的实际工人社员或许有3万人，这些人又养家糊口。到1941年，一共开办了约1800个合作社，更多的合作社正在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建立起来，在那里“工合”不仅仅是个理想，而且是开工生产的唯一途径。在国民党统治区内，从来不允许“工合”充分发挥潜力，官方的统计数字从来没有超过2000个合作社，但是我个人相信，在一个短时期内，数目要大得多。即使如此，它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是很小的。后来，在官方的不断非难下，运动在1945年战争接近结束时萎缩衰落了。
“工合”维持了成千上万工人的生计，并且派遣技术工人到战区附近简陋的合作社去。“工合”的项目包括纺织厂、制毯厂、印刷厂、运输合作社、小铁厂、铸造厂、煤矿、金矿、简单机床厂、玻璃厂、面粉厂、炼糖厂、陶瓷厂、化工厂、电机厂和制造药品、军服、手榴弹、畜力大车与帐篷的工厂。他们生产了分属50多门类工业的500多种产品。军用物资都直接送往抗日前线。
在中国是没有什么理由要感谢美国或英国的时候，“工合”给中国带来了援助并使开明的世界舆论支持中国的抗战。从国内来说，除了红十字会以外，“工合”是唯一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保持脆弱联系的组织。西方大国参加战争以后，“工合”的主要作用便消减了。蒋介石已或多或少被迫继续抗战，尽管他对真正抗战的力量的攻击有增无已。在“工合”内部，人们更加认识到培养和训练青年使他们将运动进行下去的极大积极性。在后一阶段，我把注意力转移到在培黎学校培训技术人员，以建设我感到必将诞生的新中国。
作为一个人民运动，“工合”向我们提供了许多教训，我总结出十条基本教训如下：
1．必须培训那些能与农村的老百姓一起生活的、并领导他们在工业合作社基础上改进生产的人。他们不会从现存的任何一类大专院校中来，对他们的培训必须使他们确能适应从事的工作，大致按照山丹发展的那种方式。
2．在农村成长的老百姓能很好地履行合作社的义务。中国农村任何地方的老百姓都能如此，这是不成问题的。但是他们多疑，精明，不轻信口号，有点保守，并害怕打扰他们的个人生活。同时，他们又很合人情，很有性格，如任其自然发展仍很有创造能力，一旦认识到自己能做这项工作并能改善生活，便会勇往直前。
3．这种有才能并且在几乎任何方面都能前进的人，农村中多得很，只需要资金和科学的领导。所谓科学，包括组织和技术。农村能提供更好更健康的劳动条件，以及城市往往不允许的集中。
4．农村工业合作社可以开办无数行业。无论哪一个国家发现了这个简单的事理，只要它是一个在科学的社会主义基础上组织起来的国家，就可以在短期内跃进到其他各国前头。中国把这方面的全部潜力组织起来，很快就能够在可出口的消费品方面，以及在充分供应它自己不断扩大和多样化的国内市场方面，超过任何竞争者。
5．“工合”合作社不一定要聚集在大城市周围才能搞工业生产。在内地山谷的溪水旁建一个小型水力发电厂就完全可以制造需要熟练技巧的各种产品，并非所有的工业都需要单独一个工厂。好的铁路、公路或河上运输——水运尤其便宜——很重要，但最重要的是把人力适当地组织起来，执行各个项目。
6．利用许多地方常能找到的分散的小矿床，可以开办各种小型重工业满足当地需要。这些厂可以为当地较小的市场服务，并同附近经营轻工业的消费合作社和手工艺合作社挂钩，同农业合作化运动挂钩。
7．“工合”早期的经验是，人们最好先发现需要什么，然后设法去找能满足这种需要的人，把他们集中在一起以后，向他们表明合作社对大家有什么好处。任何一地的第一个工业合作社都会有一段艰难时期，因为太多的孤立不适宜合作，而且有许多矛盾需要解决。但是，总得在一个地方开办。如果培训出好的实际的促进工作者，他们就会正确地选定开办的地方。如果在适当的距离内有足够多的同行业的合作社，自然的发展途径最终将是建立行业的联合社，到那时，生产联合社也就是全区的工业合作社的联合社。
8．在“工合”运动内，成员们可以有任何信仰，属于任何民族，大家都可以参加一个争取美好生活的运动，在这个过程中互相认识，更好地互相了解。“‘工合’工人”或“‘工合’社员”并非低人一等，在抗战时期它是使人为之骄傲的名称。这个运动表明了各方面的成绩，带来了友好竞争的精神，是很珍贵的。
9．在旧社会的条件下办“工合”，对“所有者”这类人应该加以控制，并坚持严格的民主程序。在一个前进中的工业合作社里，不会有官僚主义，它是一个必须采取联合行动的组织，充分利用全体成员潜在的创造力，自然地运转，而不是按照死规定的路子发展。
10．像“工合”这样的运动只有在科学地组织起来的社会里才能获得丰硕成果。但这并不是说在旧社会里“工合”就一事无成。经验证明，在国民党这样的反动力量控制下，“工合”实际上是大有可为的。即使旧社会为新社会所取代，人们对这项运动所能做的事也并不能轻易理解。只有在自然的民主的基础上，它才能发展和繁荣。它不能成为一个垃圾倾倒场，收容那些干别的事都遭到失败的人，那些不懂得如何进行实际工作的人，那些力图钻进一个组织只不过为了过安逸的生活，靠玩弄小权术以维持自己的地位的人。
在这些标题下，还有组织、技术、培训等许多方面的大量教训。
附注
①对斯诺的爱称。——译者注
②即海伦·福斯特·斯诺（笔名“尼姆·威尔斯”）。——译者注
①澳大利亚记者，1903年来华，西安事变后为蒋介石顾问，直至1940年。——译者注
①美国传教士，1891年来华，创办南京大学农学院，主张植树造林，参加灾民救济等工作。艾黎创办的培黎学校的校名即来自于贝利的谐音。——译者注
①应为申新第四棉纺厂。
②工合先驱、创始人之一，在宝鸡组建工合第一个合作组织——打铁合作社和工合第一个地区性办事处——工合西北办事处，任办事处主任。——译者注
①博古提出将武汉的工业尽量西迁。不久由艾黎督办将申新棉纺厂西迁至宝鸡、西安、重庆等地。——译者注
①工合浙皖区办事处主任。
①即国民党政府高官陈立夫、陈果夫兄弟建立的特务组织，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被其杀害。——译者注
①即“工合”事务所。——译者注
①新西兰著名记者、教授，西安事变时曾来华采访，全名詹姆斯·贝特兰，1937年10月25日以英国记者身份在延安会见毛主席，讲话被纳入《毛选》。——译者注
①从艾黎1939年上半年活动时间表判断，并参照其他资料，工会国际成立时间应在1939年6月。——译者注
①指端纳。——译者注
①指新西兰南岛，艾黎幼年在假期去农场劳动的地方。——译者注
②唐古特人是元代蒙古人对党项族建立的西夏政权的称呼，后来清代也用以泛称青藏地区及藏族诸部，今蒙古语仍称青藏地区及当地藏族为唐古特。——译者注
①指祁连山和龙首山。——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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