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州区图书馆

一个天津人的回忆
  采访对象：何景秀，生于1938年，天津人。曾任原酒泉县饮食服务公司经理、酒泉地区服装公司和煤炭公司经理。1998年退休，现居酒泉。
  采访人：刘永丰
  采访时间：2019年9月2日
  采访地点：阳光小区
  采访人：您是在什么情况下来到酒泉的？当时的酒泉城是个什么样子？
  何景秀：1955年甘肃省委派专人到天津市招录干部，这批干部属于支援边疆的干部，一共有一千多人。来人首先动员各个中学的学生报名，然后组织笔试，一周后张榜公布考试结果。我们这些中学生突然间变身为干部，最大的十八岁，最小的十六岁，出门坐公车，大家像出窝的家雀一样兴高采烈。那个时候，天津的情况也不怎么好，我家最大的问题是人多，天天吃的是棒子面，也还是经常吃不饱，当了国家干部，吃饭就不成问题了。
  当时我们乘坐的是老式火车，到兰州市停了一个多小时，下了一部分人，然后就一直到达武威。大伙儿都是第一次离家远行到西北来，好多人以前连火车都没有坐过。到武威后，晚上安排我们睡的是土坯房，房子的隔墙中间留有方孔，里面是若明若暗的清油灯。突然，屋外有人喊：“土匪来了！”女学生都吓哭了。带队干部吩咐我们不要出去，防止发生意外。第二天天还没亮，我们同屋的三个人就结伴去上街，远远看见街道旁有个火苗一窜一窜的，走近一看，原来是一个老汉在那里拉着风箱卖鸡蛋醪糟，他的醪糟三分钱一碗，每碗打一个鸡蛋，我们要了三碗，凑到鼻子跟前一闻，一股酒味扑面而来，都喝不惯。转回来时，又遇见一个卖卤鸡的，一分钱一个卤鸡蛋，我们都有点馋，又花了一毛钱，每人三个卤鸡蛋，一问一只鸡腿才五分钱，我们每人又吃了一个鸡腿，这才解了馋。中午武威地委请我们吃饭，这顿饭摆的是席，席间，武威地委书记和大家见了面。第三天早晨，我们一起乘坐汽车继续西行，这些汽车有的有棚，有的没棚，车后扬起弥天的尘土随风飞向茫茫戈壁，路边的景象异常荒凉。这时候，有的女生就哭开了，紧接着乂有更多的人哭了。到张掖后，张掖地委也招待了我们，吃完饭每人又发了一个馒头，接着就上车赶路。到太阳偏西，大约是下午五六点钟，才到酒泉。我们从南门进城，城里的道路坑坑洼洼，我们的十几辆大汽车在前面慢慢行进，一群孩子追着车跑，因为他们感到好奇。我们这批到酒泉的一共是256人，留到酒泉县的有九十多人。到了第三天，我被分到了花纱部。
  当时正值春季，酒泉这个小城风沙很大，全城除了鼓楼和儿处庙宇，满城都是东倒西歪的土坯房，马路两边的门面也都是破破烂烂的。民间都说酒泉是“风吹石头跑，十八的丫头不洗澡。”在农村，多数小孩都是光屁股，好多十五六岁的姑娘没有裤子穿。记得1956年冬天在西店下乡时，老百姓家里烧着火盆，屋子里边烟雾缭绕，什么都看不清。带队干部告诉我，进老乡家门时先要看腿，如果地上能看见人的腿脚就进去，因为许多老百姓家条件都很差，有的家里就一条裤子，谁出门谁穿，炕上坐的人可能都不穿裤子，遇到了会尴尬。当时，城里卫生最好的地方是现在东大街医药公司旁边的利民商店，每天都扫地洒水，门面显得比较干净，其他地方都很脏，马路旁边的很多老杨树上都栓着牲口。白天，大街上的马车和大车古辘车一辆接着一辆，大车古辘车比人高，直接从鼓楼洞子钻过去。街上的马粪牛粪有人在拾，也有人在铲。那时候，饭馆里卖的早点一般是糊锅、素面筋，前面的人吃罢，把碗放到污浊的洗碗水里一蘸，后面的接着吃，大师傅用的抹布散发着难闻的馒味。
  采访人：请您谈谈在花纱部工作期间的情况。
  何景秀：1955年至1957年我在花纱部工作。花纱部在仓门街东口对面，现在的大明步行街，是商业局的下属单位，商业局就在隔壁。对面有个老人巷，几乎天天都有死人从单位门前拉过，这里住的居民都认为不吉利，后来就改成了吉祥巷。我们当中有6个人分到了花纱部，单位是一个土院子，院子里有一口水井，一共五间房子，我在大办公室工作，属于计划科，主管棉花的统购统销。单位大门外面有个土厕所，围墙很矮，一点隐蔽性也没有，过路的人和本单位的人都在那里上厕所，夏天臭气熏天，招得苍蝇到处乱飞。单位的房子很紧张，晚上睡觉，7个小伙子挤在一个宿舍里，点一盏煤油灯。人事科有个同事要结婚，自己没房子，单位给他腾了半间房子，他又借了一张床板，算是安了家，两口子都是广东人，他爱人对这里的条件很不满意，刚结婚几天就回广东了。当时，我的工资是每月32.08元，发了工资先必须给家里寄15元，每月最低要吃1。元的伙食。
  花纱部供应的布匹有华达呢、白布、红布、平布等四种，最好的是华达呢，还有棉花、布线等。当时，城市居民每人每年领取布票8尺，肉票每月4两，此外，还有粮票、糖票、油票等。买布时先看布票后看钱，遇上结婚等大事，全家的布票做不出一床被子，必须向亲戚朋友借。计划科的人每天晚上都要从各个门市部收布票，每个月烧一次布票，足有厚厚的七八摞，都是用细麻绳捆扎，销毁时必须有计划科和商务局的三个人监烧签字。当时计划科有个管布票的因为少了一丈多布票，被定为贪污犯。因为我出身贫困，上班第二天，人事科通知我去搞运动，当时我不知道什么是运动，就跟着一位年长的同志学。我的工作主要是批斗反革命时通知人，准备会场。1956年公私合营时期，我参与了对旧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邮电街口一直到北市街是商贩和门店最集中的地方，我们管辖范围内一共有36家卖布的商店，大多数经营惨淡，只有利民商店姓鲁的老板经营良好。花纱部有十几个党员，大部分是从部队转业的。我1958年入党是我们全家最荣耀的事，天津那边，我的父母和舅舅舅妈逢人就讲这件事，都觉得我给他们长了光。1958年反右派，一开始不知道谁是右派，先是互相揭发，其中有个年轻人搞对象时对周围一些女青年评头论足，引起了别人的反感，就被划成右派，送到夹边沟农场劳动改造。
  采访人：你们天津一同到酒泉的256人最后为什么只留下了19人？何景秀：这里面有很多情况，绝大多数是嫌酒泉的工作生活条件不好，自愿放弃干部身份，有家人帮助托人找关系返回原籍的。有一批人因为家里老人孩子无人照顾，熬到七十年代初，终于等来了返津政策。有的是自己犯了错误，被开除公职，或者因为害怕被抓，偷偷返回原籍，做了一个黑人黑户。比如有一个发小分配到了县广播局，因为平时说话不忌口，加上家庭出身不好，被打成右派，押送到山丹煤矿背煤三年，后来落户到山丹农垦兵团，在那里娶妻生子，成了一名农工。有的是来酒泉时已经结婚生子，离家太远，无法照顾家人，想回去又没有门路，只好放弃工作，辞职回家。比如有一个人在酒泉是税务局的干部，因为家里没人管就回去了，在天津也没有工作，变成了拉板车的人力车夫。
  采访人：请您谈谈饮食服务公司的组建和三年困难时期的食堂经营情况。
  何景秀：1959年，组织上让我负责组建饮食服务公司，任书记和工会主席，又派了一名当过兵会做饭的同志任经理，外加其他同志一共8人，单位在邮电街邮局家属院对面，就是后来的饮食服务公司家属院。先前，顾客都在饭馆门前露天的地方吃饭，既不卫生，也不雅观。经过公私合营，酒泉县城的食堂合并成了8个食堂，即一、二、三、五、九食堂，两个清真食堂，外加东街的一个高价食堂，六、七、八食堂是公私合营的，包括7个旅社，2个照相馆、3个理发店、1个澡堂子、1个镶牙的，大大小小一共25家，职工160多人。当时，最大的旅社是三旅社。大跃进以后，人们的生活渐渐变好，到高价食堂开洋荤的人也逐渐多起来，一段时间门庭若市。三年困难时期粮油很紧缺，很多人为了活命，就想方设法涌进食堂吃饭。1961年吃饭的人数达到高峰时，到食堂吃饭先要带单位的介绍信，一开始由饮食服务公司凭介绍信批条子，安排他们到各个食堂买饭吃，目的一方面是控制吃饭人数，另一方面是平衡各食堂粮油肉供应，防止因为缺粮关门。有时候，排队批条子的人一直从办公室排到大院，又从大院排到大街上。当时，我每天都要批好几百个人，工作量很大，中午和下午都不能正常下班。连续批条子过了大约两个多月，因为工作量太大，就改成由食堂经理批条子。到了这一年年底，粮油供应紧张的情况有所好转，又恢复到以前的凭粮票和现金买饭。
  采访人：请您谈谈酒泉饭店大楼的起建过程。
  何景秀：原来的酒泉四大街没有一座高楼，最早起建的是酒泉饭店大楼，位于南大街。1963年底，商业局局长高怀孝通知说，高文斗副市长要到局里召集会议，说要盖酒泉饭店大楼，是个面积3000多平方米的四层楼。当年年底成立了酒泉饭店大楼筹建领导小组，由商务局局长孝茂权任组长，我负责施工。当时，我对建筑工程一窍不通，心里没底，就跟着高市长到84701部队去找刘勇副师长。刘副师长问我都需要什么，我说需要人、材料、设备，因为我们饮食服务公司都是些做饭、洗衣服、剃头的，让我们凭空建一座楼对我们来说什么都缺。刘副师长很爽快，说我给你一个工程连，吃住不用你管，你只要每个礼拜发一双手套一条毛巾就行，工程用的搅拌机、卷扬机等都由部队自带。酒泉建安公司负责工程图纸设计，图纸经过市上修改审批，最终选址就在原饮食服务公司第九食堂的基址上。部队的一个加强连进驻工地后，正是隆冬季节，室外滴水成冰，战士们每天早晨都唱着革命歌曲迈着整齐的步伐来到工地，晚上又迈着整齐的步伐回到营地。后来因为人不够，刘副师长又派来一名副营长，并增加了二十几个战士。那年冬天特别冷，我们的工人都无法在外面干活，我们担心水泥无法搅拌，但部队的工作并没有受到影响，一天24小时倒班上岗。这座楼修了一年半时间。1964年7月正值工程紧张推进当中，天津传来电报说我父亲病危，老人家手里拿着我的照片，嘴里喊着我的小名，就是不闭眼，让我赶快回去。这时，大楼即将封顶，天津那边每天两份电报催我回去，说老父饮食服务公司酒泉旅社亲非要见我最后一面，这边领导又不给请假，说大楼封顶的事情得我管。高市长批给我150元，让我寄到家去，等大楼完工再回去，我因此没能见上老父亲最后一面，到现在都感到心里过意不去。8月份，大楼主体工程基本完工，这时，财政上批给我们10万元，领导让我出去购买饭店的设备，我亲自到景德镇订购了一批陶瓷餐具，上面都印着“酒泉饭店”字样。这座大楼包括食堂、旅社、澡堂子、百货店安置职工近60人，一楼二楼吃饭，三楼四楼住宿。一楼二楼的饭店大厅可一次性容纳200多人。
  采访人：请您谈谈后来的情况和您的感想。
  何景秀：改革开放以后，我先后在地区服装公司和地区煤炭公司工作，直到1998年从煤炭公司退休。地区服装公司组建于1982年，主管各县市的被服厂和鞋厂，一开始在东关二校对面，后来搬到西大街综合楼。地区煤炭公司组建于1984年，在北门小什字东边办公。当时，各县市用煤量逐年加大，进煤炭的渠道不同，价格也不同，市场比较混乱。为了加强煤炭统购统销，我们把各县市经销煤炭的人员和公章都收到总公司。这个单位属省煤炭厅直管，一年后下放到地区。
  我就这样辛辛苦苦干了一辈子，没有给子孙留下存款和房产，就留下了一个“模范共产党员”的称号，但我很知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