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州区图书馆

酒泉发现的裕固族古文字
  何端中
  裕固族文字今已失传，但是裕固族祖先曾在历史上用回鹘文留下了大量的文献资料。一般认为，回鹘文是公元8至15世纪主要流行于今天山南北和中亚楚河流域的一种文字。宋元时期，回鹘语成为河西一带的通行语言，沙州、甘州成为裕固族先民——回鹘人的佛教中心。这期间，他们用回鹘文创作了许多作品，并进行了颇具规模的佛典翻译工作。
  明清以后，随着河西回鹘势力的衰微，回鹘文逐渐被忘却，用这种文字写成的文献也随之湮灭。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甘肃敦煌藏经洞的发现，开始有一部分回鹘文文献问世。敦煌出土的回鹘文献约占整个（包括新疆）出土回鹘文献的三分之一，这些回鹘文献是裕固族珍贵的历史记忆遗产。
  1911年，俄国突厥学家马洛夫在甘肃酒泉文殊沟（今肃南裕固族自治县辖区境内）所得回鹘文写本《金光明最胜王经》（简称《金光明经》）是难得的裕固族古代文字珍品，现存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另外两页为瑞典考古学家别尔格曼于1927至1935年间在甘肃所得，现存斯德哥尔摩民族学博物馆。此经纸质粗厚，呈黄褐色，保存良好。字体为回鹘文楷书体，几近于刻本体，清晰易读，语言古朴流畅。经文译自唐义净的10卷汉文本。译者为10世纪回鹘著名学者别失八里（北庭）人胜光萨里。甘肃酒泉文殊沟发现的抄本写于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抄经地点是敦煌。由于现存回鹘文文献绝大多数为断简残篇，所以此抄写本就显得弥足珍贵。法国学者沙腕认为《金光明经》是裕固族先民“萨利回鹘的遗物”；中国学者认为这部佛经虽然是别失八里（北庭）人胜光萨里译自汉文，但是抄写时间是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新疆的维吾尔族在此之前200年就全部改信伊斯兰教，所以它的抄写者不会是信仰伊斯兰教的维吾尔人，很可能是裕固族先民中的佛教徒，这份文献说明裕固族直到清朝初期至少在宗教界还使用回鹘文。
  在酒泉还发现过另一件裕固族古文字珍品。1943年西北科学考察团赴敦煌考察，路过酒泉时，考古学家向达先生发现了镶嵌在酒泉东城门洞两侧门边上的回鹘文《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直到1955年酒泉整修街道、拆除城门楼时，两块石碑始被拆下。回鹘文《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现存酒泉市博物馆，碑文用汉文和回鹘文书写。此碑立于元顺帝至元二十一年（1361年），立碑人为唐兀（西夏）族人善居。此碑记录了一个唐兀族家族自西夏灭亡后，到元朝末年150年间，6代13人的官职世袭及其仕世元朝的情况，为我们了解元代河西走廊地区唐兀族的活动和回鹘语文的使用情况提供了珍贵史料。据学者研究，此碑的汉文为释教禅师所书，回鹘文撰写者是肃州信奉佛教的裕固族先民撒里畏兀人。
  此外，敦煌出土的回鹘文还有如下几种：回鹘文叙事诗《帝啼和法上的故事》；回鹘文秘宗文献《吉祥轮律议》；回鹘文韵文体《观音经相应譬喻谭》；回鹘文《善恶两王子故事》残卷；回鹘文《俱舍论颂注》残卷；回鹘文佛教诗歌集；回鹘文《阿毗达磨俱舍论安慧实义疏》；回鹘文《阿昆达磨顺正理论》节本残卷。上述回鹘文文献都出自敦煌千佛洞，但它们和敦煌藏经洞的汉文典籍一样，几乎全部流落到国外。目前，它们分别存于伦敦大英图书馆、巴黎国立图书馆、斯德哥尔摩民族学博物馆和日本京都图书馆等处，只有很少几件残文保留在我国敦煌文物研究院和兰州博物馆。
  虽然裕固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文化，但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社会生活现代化的大潮中，裕固族的传统民间文化，特别是以口头传承为主要存在方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消亡。对此，地方政府也在采取多种措施，进行积极抢救和保护，裕固族文化遗产正在引起越来越多的社会各界人士的重视和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