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州区图书馆

朱声达将军在酒泉的日子里
  赵龙飞
  1949年9月4日，朱声达率第一野战军三军九师官兵沿兰（州）新（疆）公路向西挺进，9月6日解放了永登，9月17日进占武威，9月25日入驻酒泉。
  ―、接管玉门油矿酒泉刚刚解放，军长黄新庭即下令第九师派一个团，随他率领的装甲快速纵队进占玉门油矿。
  玉门油矿是由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创办的。1939年,由地质学家孙健初测定的老君庙第一口油井出油。1941年正式成立甘肃油矿局，由孙越崎任总经理。翌年，该矿年产量达到180加仑汽油。到1949年8月,玉门油矿生产的油90%为国民党军队所利用。蒋介石对玉门油矿一宜很关注，1942年8月亲到矿视察。1949年，他在逃离大陆之前，仍念念不忘玉门油矿，指示西北行政长官公署及特别党部“必要时炸毁油矿”。时西北长官公署代理长官刘任指令油矿特别党部书记长张振邦，操持军警特反动头目王恩诚、乔德丰等，策划布置，图谋毁掉油矿。夺取、保护玉门油矿，对正在解放全中国的人民解放军来说，显得十分重要。
  朱声达接受占领和保护玉门油矿的任务后，当即命令第二十七团团长吕仁礼带所部急驰玉门油矿。临行前对吕仁礼说：“你们的任务是占领玉门油矿、保护玉门油矿不受敌人破坏，途中若与敌人遭遇，尽量避免直接作战，要以最快的速度占领油矿。”又叮嘱说：“玉门油矿的地下党和工人们对护矿做了许多努力，你们到那里后，不是万不得已，不可开枪动火，那样会毁掉油矿，正中敌人心怀。”吕仁礼接受任务后，即与政治处主任李扬、营长卜力、教导员史述带第二营的一个连组成快速队，乘坐十几辆卡车先头出发。其余两个步兵营随军长黄新廷率领的装甲部队跟进。
  9月25日午后，解放军进占老君庙油矿。
  1949年10月11日，《人民日报》登载了玉门油矿解放的报道，文中写道：当部队距离油矿六公里时，伫立道旁等候三四小时欢迎解放军的工人、职员立即发出暴风雨似的掌声和欢呼声，呈现了塞上从未有的热烈情景。到达矿区后，战士们即步下战车，以整齐的行列，穿过两排欢迎的人群，休息在矿区的广场上。当战士们望着完好无损的油矿时，都感到无限欣慰地说：“为了保护人民祖国的宝贵财产，我们吃点苦算不了什么。”当天夜里，因为房屋没有调剂好，战士们有一半露宿在戈壁沙滩上。第二天，战士们为了巩固和保护人民祖国的财产，不顾疲劳，又继续清剿流散于矿厂周围山中的残匪，并于29日下午9时乘车奔剿集结于矿厂西北六十华里赤金堡的散匪，将其全部消灭。生俘残匪连长以下33名。缴获六零炮2门，轻重机枪6挺，步枪88支，汽车2辆。当地居民杀羊做饭，热烈欢迎和款待解放军。
  第九师政治部主任康世恩担任了玉门油矿军管会主任。经康世恩建议，第九师的不少干部参加了玉门油矿的军管工作。康世恩后来当了石油工业部部长，第九师转业到玉门油矿的许多指战员都成了石油战线上的领导干部和骨干力量。
  二、出任酒泉城防司令1949年10月2日，酒泉城防司令部成立，朱声达兼任城防司令。
  当时，面临的任务十分艰巨繁重：社会秩序急待恢复,起义的国民党军警需要改编，酒泉要为新疆解放做好前期准备，部队过冬的给养问题也亟待解决。
  作为酒泉地区的最高军事领导，朱声达将军紧紧依靠党的各级组织，依靠广大官兵和各族人民，指挥第九师进行新政权的建立和巩固，积极发展生产，开展剿灭土匪等项工作。在师党委会上，他要求迅速抽调干部，组成工作团，到地方发动群众，减租反霸，稳定社会，会议记录如下：一、民族政策问题：鞑子（指蒙古族）、稞稞（指苗民）、藏民。加紧对干部、部队的民族政策教育。
  二、剿匪：剿匪方法与政策——发动群众。
  三、建军的原则：为何要限制人数，应将道理讲清楚。彭总（指彭德怀）在西北局扩大会议上讲，甘肃地区扩兵两万多，数目大大。各分区均有参军动机不纯的人，因而要限制军人数。
  四、新建单位干部思想：教育和组织干部学习问题。干部是各处凑来的，各有各的作风，各有各的方法。
  五、整训部队：以政治整军为主，首先搞诉苦运动。
  六、健全各种制度：报告、请示、党内制度、预决算等。
  七、供给问题：毡靴、皮帽、皮衣是离不开的，安西风很厉害，窗上纸均糊不住。特别冷的是鼎新、安西、玉门。要解决子弹袋、炸弹袋、机枪衣。接收了约一千多匹马，现分到县里穷苦老百姓，还有几百匹是否成立骑兵连，报军批。过冬问题尚未准备。
  在酒泉各方面的恢复和发展中，朱声达将军从实际出发，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进行了一系列艰苦细致的工作：迅速摧毁旧的国民党政权机构，废除各类苛捐杂税和剥削制度，建立健全了各级党的组织和政权机构，选拔培训了一批骨干力量，使党的工作得到顺利开展；开展减租、减息、反霸、肃特、镇压反革命运动，打击国民党残余势力，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摧毁地主阶级的经济基础，提高工人、农民的主人翁地位，解放了生产力；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建立民族区域自治组织，巩固了全区各民族的团结。
  刚解放时，酒泉地区有回、藏、蒙、哈萨克、维吾尔五个少数民族，约10000余人。其中回族有3000余人，散居各县；蒙古族有四个部落，5000余人，分居额济纳旗1600人，肃北、安西南部1400人，敦煌境内2000余人；裕固族约1000余人，分居酒泉以东及祁连山地；哈萨克族四个部落约2000余人，其中三个部落约1400余人游牧于敦煌西南一带，另外一个部落则僻居马鬃山中；维吾尔族约百余人，分居酒泉、敦煌两城市经商。由于历史上统治阶级严重的民族歧视政策，使少数民族处于民族压迫的深渊。加之国民党统治时期民族政策失衡，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民族问题。西北军阀马步芳和盛世才推行严酷的歧视少数民族政策，使民族矛盾更加恶化，民族隔阂日益加深。党的民族政策使各民族建立了新型平等的关系。除哈萨克族外，人民政府分别在肃北、额济纳旗和祁连山建立了少数民族自治政权，大力吸收少数民族参加政府工作，注重对少数民族军政干部的培养。为加强和密切各民族关系，1950年3月，分区在酒泉召开民族联谊会，到会代表40余人参加了这次盛会，逃往安西盐池湾的蒙古族头人包布拉也派代表参加了会议。朱声达将军和军分区政治委员、地委书记刘长亮，第二兵团民运部长、专员刘文山亲临大会，与各族代表坦诚对话，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各族代表热烈讨论了民族及其他各项政策，一致拥护并积极表示愿协助人民政府剿灭匪特。代表们抚今追昔,控拆了国民党和马步芳歧视、压迫少数民族的罪行，感谢共产党和政府解除了他们的痛苦，使他们有了平等的地位，表示衷心拥护毛主席、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会上成立了分区民族事务委员会，第二兵团的民运部长、专员刘文山担任了主任委员，并选出了由各民族代表组成的十七人委员会。
  1949年10月4日，第一兵团在酒泉召开了进疆誓师大会。会后，郭鹏、王恩茂率二军由酒泉乘车开始西进。为了做好支援进疆部队工作，朱将军和地方政府领导一起，动员号召各级组织和人民群众积极行动起来，为西进部队解决粮食、马草、军鞋等问题。有资料表明，仅酒泉县就要求预借公粮400万公斤，马草100万公斤，并限半月内完成。为此，酒泉县各保（乡）成立了五至八人组成的支前委员会，县上组织工作组下去协助并规定了具体预借办法。全县共计预借粮食1200万公斤，马草24万公斤，超额完成了任务。在预借粮草的同时，还需动员大批民工。仅酒泉县就动员民工5000多人，大车2000多辆、胶车15辆，为西进部队拉柴运煤，修筑机场，修理道路、桥梁，同时动员群众支援电杆300多根，架设电线以利通讯。酒泉县还组织妇女1000多人，为部队赶做军鞋4500双，磨面粉10000多公斤。军分区组织城市市民2000多人整修了行道边沟，组织胶轮车120辆、骆驼100多峰从张掖调运粮食，平抑了酒泉的粮价，保证了西进部队的供给。
  三、参与酒泉县基层民主建政为了抓好区、乡、村三级新政权建设，第九师派出工作人员在河北区搞农村民主建政试点工作。
  河北区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称河北乡，管辖杨家沟、妥家沟、洪家沟等11个保，民主建政工作就是要在推翻保甲制度的基础上建立新政权。第九师某团连指导员赵九龄时任中共河北区委书记，连长刘生元任区长。赵九龄因患病在九师医院住院，刘生元就单人独骑来到乡上。他找群众了解乡情民俗，召集乡公所的旧人员开会，讲明党的政策，要求他们悔过自新，协助政府做好一切工作。并反复强调了支前工作的重要性，号召所有工作人员以实际行动支援人民解放军进疆。不久，第九师某团排长白兴才来区里任公安助理员，中共酒泉地委副书记贺建山也率领工作组住进了河北区七乡三行政村农民顾天喜家，第九师第二十六团政治部主任韩泰带指战员10余人住进了杨家庄，住在肖家花园的第九师第二十六团干部张世毕、袁俊安等10余人也参加了试点工作。工作组访贫问苦，宣传党的政策，发动贫雇农诉苦，结合救贫救荒，从衣、被、粮等方面解决贫雇农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将贫雇农卖给地主资本家的丫环无代价送回来，并清算所剥削的费用，大大提高了贫雇农的阶级觉悟，使他们知道了只有靠共产党穷人才能翻身。工作组继而建立了农会、妇女联合会和民兵组织。朱声达将军不断到试点听取汇报并作指示，他要求工作队紧紧依靠贫苦群众，建设好新政权，使穷苦人当家作主。
  到1949年11月上旬，全区各乡成立了人民政府，建立了行政村、自然村。新的区乡人民民主政权建立之后，于11月18日在河北区七乡（王家屯庄）完校，召开了有3000多人参加的区、乡、村民主建政庆祝大会，会上批斗了恶霸地主朱跃先，枪决了土匪吕兴宗。
  四、指挥部队剿灭残匪酒泉虽然解放了，但境内的土匪及国民党散兵仍然出没频繁，他们主要活动在肃北的盐池湾、别盖、石包城、鱼儿红、公岔、鹰嘴山、乌兰大板、小草湖、红柳峡、敦煌南湖等山区，不时祸害百姓，抢劫各县牛、羊、骆驼及粮食、衣物，威胁着新生的人民政权。
  据史料记载：1949年9月26日，土匪抢劫酒泉上河清农民羊20余只、小麦700斤。原国民党军第九十一军黄祖勋的人马在安西、敦煌一带尚有几百人没投降，这些人和土匪搅在一起，为非作歹。10月2日，原国民党驻安西警卫团部分官兵叛变，朱声达将军下令第二十六团打击，后残部逃往敦煌南山红柳峡一带，与黄祖勋的九十一军残部会合。在金塔一带有原国民党军300余人，由一个团长带领，三天内抢走老百姓300多峰骆驼、100只羊。同年11月至12月，土匪两次抢劫玉门县花海区南渠村农民羊1800余只、骆驼30余峰。原国民党肃北国大代表、肃北保安司令、盐池湾蒙古族部落头领包布拉所率370余人为匪，于1950年元月抢劫玉门县昌马区农民羊30余只、牛4头、粮食1700余斤，并企图包围区政府。匪首马玉林、毕善禄于1950年1月组织反革命武装“仁义救国军”，活动于敦煌南山一带，纠集匪徒2500多人横行霸道，抢劫22起，有的村庄被洗劫一空，直接受害群众393户1986人，共抢去骡马142匹、牛186头、骆驼185峰、毛驴97头、羊5730只，抢去小麦189石多（每石450斤）、小米等杂粮132石。 1950年春，以包布拉为首的土匪抢劫石包城牧民羊700余只，牛、马、骆驼70余头，同月抢劫敦煌韩家台子农民牛22头、羊500只、骆驼7峰。原国民党河酉警备司令部情报处长张经国所率50余人，于酒泉解放前夕入祁连山为匪。原敦煌县大地主、县保安队队长张维秀等率领家丁40余人，于敦煌解放前夕入祁连山为匪。原国民党骑兵第五师参谋长铁有才所率残部两个团入祁连山为匪。原国民党第九十一军黄祖勋部第一九一师第五十七团团长郭培德等14人于1949年9月逃入玉门县昌马区入山为匪，该股土匪在山内居住一月后，由昌马人郭怀亮送过大雪山至嘉布逊嘉帐地，后转玉树到云南出境。原国民党马鬃山边防第五七二团散兵及酒泉民团散兵均于酒泉解放前入山为匪。在酒泉西部地区的股匪还有哈族反动头目莫克汉、萨里东拉、哈萨木立克、胡赛因、哈里百克、木阿得利、斯盘什等。
  时有调查报告摘录如下：萨里东拉系新疆胡思曼部落之小头目，现年41岁，由新疆移敦煌南山蛰居16年（每年夏季住安南坝，冬天住海子），已脱离胡之指挥，独立为生（曾参加过台吉乃尔战斗），现牲畜甚多，移动不便，畏我去打，故表示愿向我靠拢。
  毕善禄为敦煌南山匪首，回族人，自称师长，在土匪中有相当影响，年50余岁。原为新疆奇台县人，民国二十二年遣来敦煌。毕自幼随其父（营长）驻防阿山哈民区，会哈语，习哈民生活，所以人称为毕少爷。原在新疆贩大烟，坐监多年。来敦煌后，被国民党之“酒泉专员公署”委派做哈萨工作，经常充当代表往返哈区。
  铁有才（匪团长），新疆哈密人，年40岁，老惯匪。原在马仲英三十六师任过事务长和骑五军参谋长，退伍多年。以做买卖为名，实则经常外出抢劫。1949年11月份，铁匪带90余人来敦煌南湖投降，时毕带5人驻于大鄂博沟一带,以给我做哈萨工作为名，往返海子哈区数次。12月23日,毕带哈萨头目沙拉黑炭、莫汗莫提汗、木沙巴也等80余人，来南湖配合铁部叛变，同返阿克赛一带。
  毕善禄、铁有才两部共有匪徒85人，马135匹，骆驼40峰，机枪3挺，步枪77支，冲锋枪3支。毕、铁两部有班以上干部20余人，大部为敦煌哈密老惯匪或反动散兵，皆为回民，以抢劫或种大烟为生，战斗较顽强，不易争取。余60余人，为骑五军散兵，皆为汉族人，大部想回家，在叛变时许多下层士兵流泪，想逃跑，因怕哈萨消歼，所以当时大部分胁从入山，只逃出6名（被抓回1名）。土匪在内部宣传的口号为：“共产党捉了去要入苏联永不能回家。”又说：“我们上山后，明年种完大烟每人可分得路费遣散回家。”哈萨木立克去年由新疆窜来，至盐池湾后，与其他部落脱离，怕再跟上受害，故独带帐房十多顶经海子窜踞安南坝，匪首胡赛因，为统治哈族部落之总头目，系新疆木垒人，年50岁。身材高大，体格肥胖，留有小黄胡一撮。胡的几个重要头目： 一是哈木九江（简称哈木），为副大队长，掌握胡之内政；拿黑买提为胡之堂弟，现年30余，枪法准确，专任外勤，率领抢劫，哈族称为巴吐儿，为胡最亲信者；次为木萨卡拉（老汗），富户，久坐于胡之房内，虽不管事，但参与某种问题的研究。暂属胡统治的有哈沙巴图、马霍松、沙斯巴也、铁木汗等共6个小头目。
  1949年10月下旬，朱声达将军参加了第三军在张掖召开的剿匪工作会议，会议公布了匪情，传达了西北军区关于剿匪肃特的指示，提出了 “军政兼施，分别对待”的剿匪方针及政策，并研究了剿匪的具体问题。
  朱声达将军从张掖军部叵到酒泉后，立即召开有营团干部参加的剿匪会议，对剿匪工作进行了部署：“军事清剿、政治争取、发动群众、分别对待”；“坚持由内向外，由大股到小股，由人口稠密地区到人烟稀少地区，由敌特活动猖獗地区到活动一般地区。”1950年2月1日，酒泉军分区、酒泉地区行署成立了剿匪指挥部，朱声达将军为司令员，毛少先为副司令员，地委书记刘长亮为政治委员，专员刘文山为副政治委员，梁喜柱为参谋长，傅志林为副参谋长兼办公室主任，江波为政治部主任，王富林为政治部副主任。剿匪司令部设在军分区内,专门负责匪情收集和布置剿匪工作。2月1日，剿匪司令部向地区所属各县发出布告，布告称：酒泉分区解放以来，屡遭土匪抢劫，在我党政军民努力积极清剿下歼灭部分匪特，缴回群众损失，但土匪仍未彻底肃清，现为了统一指挥彻底肃清匪特，确立革命秩序，稳定社会治安，维护人民利益起见，分区党政军成立剿匪指挥部，现剿匪指挥部设于分区司令部，并于2月1日正式开始办公，今后有关匪情经向本部报告处理，仰我军民一体，周知为要。
  酒泉地区剿匪指挥部成立后，2月24日酒泉县剿匪指挥部亦成立。其他各县也迅速成立了保安队和民兵连，配合解放军剿匪。
  期间，较大的剿匪战斗有鱼儿红战斗、马鬃山战斗、北山梧桐井战斗、盐池湾石包城战斗、中蒙边境的战斗等。
  鱼儿红剿匪战是剿灭原国民党军第一九一师河西警备司令部情报参谋张经国残部。战斗进行了两次。第一次是在1949年11月，由第三军骑兵大队的第一连、第三连、第四连和第九师骑兵连组成的骑兵大队，在李文彭率领下，自酒泉文殊山入祁连山，过镜铁山祁龙头，沿南山滩进入鱼儿红。酒泉军分区驻玉门县独立营副营长赵子尧率领该营步兵一个连，由昌马入鱼儿红，予以配合。由于张经国已得知骑兵大队的行踪，所以仓惶逃入青海，骑兵大队仅捣毁了土匪在鱼儿红的老窝，俘虏土匪7人。1950年元月13日，李文彭率部携电台由玉门昌马区进入鱼儿红，第九师第二十七团三营副教导员傅志林率第凡连由旱峡进入鱼儿红，酒泉军分区驻玉门县的独立营第二连连长翟贵同率21名战士用马匹运送弹药。战斗从15日开始，双方在龚岔山、鹰嘴山一带交战三小时，匪徒12名被击毙，21名被俘，其余匪徒凭借熟悉的地形逃向盐池湾。翟贵同在昌马大坝附近的黑崖子战斗中牺牲，全县民众为他立碑纪念。翟贵同又名翟凤桐，生于1925年,山西省保德县人，中共党员,1943年参加八路军,曾任第三军第九师第二十五团排长、酒泉军分区独立营第二连连长，牺牲时年仅25岁。
  马鬃山剿匪战是围剿原国民党军骑五军、第九十一军马鬃山边防第五七二团残部及内蒙军王英、李守信残部。1950年3月，朱声达将军命由起义部队改编的骆驼兵团六个连及高东生任团长的第九师第二十五团共同担任剿匪任务。骑兵大队首先进入马鬃山驻扎，骆驼兵团分成两路，由政委安俊率领两个连一个排，经酒泉到玉门，再由桥湾沿马鬃山国防公路进公婆泉，沿途同原国民党军第九十一军第五七二团散兵遭遇，小仗不断。由骆驼兵团团长贺新民率三个连两个排从高台经酒泉入马鬃山，从东面包围敌人。高东生率第二十五团从赤金出发，经玉门花海入马鬃山。1950年3月21日凌晨六点多，三支部队悄悄扑向公婆泉。其时土匪尚在梦中，但因第二十五团的一名战士步枪走火，土匪被惊醒，很快开始向最先到达公婆泉的骑兵大队反击，双方相持约半小时，骆驼兵团和第二十五团主力赶来，土匪发现被包围，立即向明水一带逃跑。骑兵大队、骆驼兵团和第二十五团紧追不舍，并同敌骑五军残部展开了激烈战斗，迫使其向安西方向逃窜。骑兵大队和骆驼兵团追到安西，残敌又逃到敦煌南湖，企图与包布拉匪徒会合。骑兵大队和骆驼兵团追到敦煌，与在南湖阻击敌军的敦煌县公安队前后夹击，消灭敌骑五军一个团。该军另一个团在剿匪部队的政治攻势下投降,朱声达将军即派驻扎敦煌的营教导员王四小带一连人前去接受敌人投降。因王四小等人思想严重麻痹，该团于黑夜发动兵变，缴了王四小等人的枪，打死战士7名，打伤19人，逃入了祁连山。
  北山梧桐井剿匪战斗是围剿股匪沙格拉。1950年5月初，股匪沙格拉窜至玉门抢劫，骑兵大队第五连连长张拉扣发觉后，估计股匪可能向梧桐井水草站逃窜，即带部队朝梧桐井方向急追八十里，果然于拂晓前追上了逃敌。他带领五连冲上去，一下插到敌入中间，将这股土匪全部消灭，尔后，又协同三连全歼了正在顽抗的残匪。此次战斗全歼沙格拉部40余名，张拉扣成为剿匪英雄。
  盐池湾、石包城剿匪战斗是围剿蒙古族部落头人包布拉。1950年2月，被解放军追剿入藏的原国民党肃北“剿共司令”、国大代表、盐池湾蒙古部落头人包布拉从西藏回来后，中共酒泉地委、酒泉军分区即派共产党员阎保禄去肃北做包布拉的反正工作，包布拉有所动心，并派代表参加了4月16日酒泉专署召开的民族联谊会。但由于包布拉派出的代表回去后挑拨离间，加之土匪头子毕善禄、马应蛟等人的煽动恐吓，使包布拉仍与人民为敌，并发动叛乱，扣押了阎保禄和肃北工作人员及民兵、群众千余人，并杀害政府通信员，扬言要攻打安西县城。
  为消灭包布拉，1950年6月22日，黄新庭、朱声达、刘长亮、刘文山等召开会议，确定了继续采取军事进剿和政治争取相结合的方针。决定由骑兵大队、骆驼兵团和第二十五团配合，进军盐池湾和石包城，消灭包布拉、马应蛟土匪。
  7月12日，敌骑五军残部和“仁义救国军”师长毕善禄率匪徒93人向安西县城发动进攻，被安西公安队和民兵打散，尔后，公安队和民兵也赶往盐池湾、石包城，协同剿匪。
  7月16 0,第三军骑兵大队、骆驼兵团和第九师二十五团、二十七团的一个营，经昌马山口进入石包城。匪首毕善禄和骑五军残部慌忙逃往青海。7月21日清晨，骑兵大队、骆驼兵团和第二十五团进入盐池湾，同包布拉股匪展开激烈战斗，端掉了包布拉匪徒在盐池湾的老巢，缴获了一大批武器，俘虏了部分匪徒，救出了被匪徒关押的100。多名群众。
  包布拉匪徒被赶到了乌兰大坂。乌兰大坂海拔5327米，山高难行，土匪无路可走，只好缴械投降。仅包布拉利用人熟地熟等有利条件，带亲信38人逃往青海玉树，并于11月逃入西藏。包布拉出国未逞，于1951年4月返回青海,被抓获枪决。
  中蒙边境剿匪战斗主要是剿灭蒙古贵族德穆楚克栋普鲁(即德王)、李守信残部。 1950年6月下旬，原国民党第九十一军第五七二团残部在马鬃山至额济纳旗一带频繁活动。内蒙匪首德王、李守信也带残匪200余人、骆驼2000峰从内蒙古窜入黑河下游一带抢劫。第三军命令骑兵大队、骆驼兵团和由第二十五团为主组建的酒泉地区剿匪支队，分别由李文彭、安俊、高东生率领进剿。三支部队经过两天两夜急行军，到达建国营，但因酒泉军分区政委吴松所带一团人马迷失方向而未能按时到达集合地点，致使德王、李守信残匪于前一天经公婆泉逃往明水地区。三支部队乂经两天一夜的急行军，终于追上敌人。经过激烈战斗，打死打伤匪徒3()余人，缴获牲畜200余头。其余匪徒仓惶逃人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全部被蒙古人民共和国边防部队缴械。后经国家协商，这些土匪均被遣送回国。
  政治争取也初见成效：在敦煌南山受匪煽动的7个哈族部落相继被争取过来，其中加纳贝部100户，本沙巴衣部30户，则勒齐巴依部30户，沙海都拉部100户，默力克部20户。这些哈族部落回归后，人民政府予以妥善安置，发放了救济粮款和牧畜，并划定驻牧区域。1950年8月29日，土匪沙格拉等17人投诚，交步枪12支、冲锋枪1支、驼骆12峰。同年10月2日，匪首马玉林等6人投诚，交步枪7支、子弹130发、望远镜1架、骡子8匹、羊288只。11月4日，毕善禄匪部赵德胜（团副）、叶赫尔比等20人投诚。11月12日，铁有才（团长）率众60人投诚，交步枪70支、机枪2挺、冲锋枪4支。
  这时，酒泉境内的股匪还有：以胡赛因为首的股匪，裹胁楷本、哈本、马霍松、稍立炭等部落500余户2500余人,枪600余支，盘踞台吉乃尔之乌图美河中游地区；哈里克股匪300余人，盘踞在铁木里克以南地区，时以小股伸至新疆若羌附近行劫。以上股匪均互相勾结，并采取与解放军和谈手段，企图缓和进剿。在河西境内，还有冶子明、申麻子、马二不都及小股残敌共200余人，以皇城、大梁为中心，活动于祁连山区。
  就在此时，乌斯满股匪又由新疆逃到甘肃西南部。乌斯满系反动头人，原任阿勒泰专员，1949年9月陶峙岳将军在新疆通电起义后，蒋介石任命其为新疆警备司令，并由美国出钱出枪，策动他在新疆发动叛乱。乌匪遂纠集了一批反动头人、叛军，裹胁哈萨克族群众45000人，在绥来至镇西600公里的地域内，掀起了大规模的暴乱。民族分裂分子贾尼木汗等10000余人，在美国驻迪化副领事马克南及英国领事何仁志的支持下，也在巴里坤草原掀起了反革命叛乱，并嚎叫要在新疆建立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妄图分裂祖国。他们疯狂抢劫袭击老百姓和人民解放军。根据中央军委和西北军区的指示，新疆军区成立剿匪指挥部，总指挥为王震、副总指挥为赛福鼎，参谋长为张希钦。同时成立北疆剿匪前线指挥部，总指挥为罗元发。从1950年4月1日至7月底，连续进剿乌斯满等武装土匪。到同年7月，绝大多数叛匪已剿灭。狼狈不堪的乌斯满和新疆和平解放后留任的哈密专员、美蒋特务尧乐博斯一起，带领残匪千余人窜至甘肃西南一带。随乌斯满一起窜抵甘肃西部的还有匪首加纳贝、萨拉黑炭、哈巴斯、则勒齐巴也等。对于这些股匪头目的情形，第九师剿匪指挥部当时的一份调查曾有记载：盘踞海子地区之股匪匪首加南白（加纳贝）现为统治海子地区哈萨之总头目，原新疆巴里坤人。现年40岁，身材高大、体格肥胖，面黄，妻妾二，儿子二。曾于敦煌南山鱼尔红、海子等地扎居十余年。1949年返新，1950年8月随乌窜至海子地区。
  萨拉黑炭为哈萨库劳莫劳格部落之头目。现年54岁，身高体瘦，歪嘴，头发苍白，留小八字胡子一撮。全家17口人，长子艮衣汉，现年33岁。次子艮乃利，30岁。曾住敦煌南山十四年，1949年秋天由南山移居巴里坤，1950年8月随乌窜入南山。该匪之父尚在新疆放羊，其王位是继承后父之台吉位。萨和胡赛因、马霍松是亲戚，关系较好。能外出行动及战斗者30人，步枪20支。萨本人有三八式1支，中正式1支，冲锋枪1支。
  则勒齐巴也，原扎楞（相当乡长）。现年40岁。哈巴斯股匪有壮年320人，步枪220支，冲锋枪13支，骆驼1000余峰，马800匹，并有加拿白河拉黑安留新之人员一部。哈巴斯原为乌斯满部，4月间我新疆进剿时哈带人马一部，逃入北塔山以北之阿台，后被苏军击溃逃回，家属大部在阿台、奇台等地区丢光，仅率壮年100人，带步枪200支，冲锋枪10支，骆驼500峰，好马100余匹，于11月份窜至巴里坤，逼迫木阿得利南窜，企图找乌斯满。途中每至一地即向哈民小头目索取马掌、子弹等……西北军区为了尽快平息乌斯满匪患，要求朱声达将军指挥骑兵大队、骆驼团、第二十五团加紧围剿。朱受命后带部队战斗在敦煌南山一带。时任第九师第二十七团团长的吕仁礼回忆称：“剿匪时，朱师长带军里的骑兵大队、驼兵团，还有二十五团，在敦煌南北山一带剿乌斯满，搞了几个月，艰苦得很。我们团没去剿匪，当时我团三营驻在玉门，一营在敦煌，二营在玉门油田，团部驻赤金堡。师长剿匪回来经过团部时，我见他的脸晒得红红的，实在没啥可吃的，老伴儿给他炒了几个鸡蛋”。
  当年11月，尧乐博斯只身逃往国外。1951年2月乌斯满被第三军骑兵团(此时骆驼兵团已合并为第三军骑兵团)三连文化教员孔庆荣、炊事员刘华林活捉，后被处决。5月，酒泉地区将剿匪中俘获和投诚的哈萨克族群众安置在敦煌和青海之间(今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让他们定居下来从事农牧业生产。同年7月，由于忽视哈萨克民族的习惯和感情，加之让哈民学习《镇压反革命条例》时翻译不准确等原因，引起哈萨克族头人的误会和不满，他们暗中串联，重新叛乱。叛匪杀害了甄义及两名战士，并抢走了骆驼兵团四连的100多峰骆驼，向马海方向逃跑。营长张凤鸣带二连追击，遭匪徒伏击，张凤鸣和20几名战士壮烈牺牲，叛匪从马海逃向昆仑山。
  骑兵团政委安俊和团长汪星山到酒泉向第九师、地委、军分区汇报了情况，师长朱声达将军、地委书记刘长亮等同骑兵团研究确定了以政治争取为主、军事清剿为辅的剿匪方案。经过一年的工作，哈萨克族头人思想逐渐转化，提出同人民政府谈和，并同政府有了来住，此后定居下来。
  在朱声达将军带部队去剿匪的时候，妻子杨志坚带着5岁的大儿子曙光、2岁的二儿子阳光到了酒泉。母子3人是1950年1月从山西临县出发的，一同前来河西的还有百余人，都是后方家属。朱声达将军与他们母子3人见了一面,就急匆匆带部队去剿匪了。
  1950年8月，朱声达将军调第八师任师长，八师驻武威地区。不久，便率部入朝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