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州区图书馆

左宗棠在酒泉的十大政绩何端中一、实行屯田,发展农业 1.军屯
  左宗棠督甘后，为“筹军粮”，在从平凉到敦煌的广大地区实行了屯田。他提倡“民屯”“军屯”并重，每到一地即安营设卡，利用战争间隙开荒生产，或令裁汰冗兵专事屯垦。为了调动士兵的积极性，他提出“照粮给价，令勇丁均分，庶勇丁有利可图，自然尽力耕种。”（《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十四第6—7页）左宗棠认为这样做有四点好处；“各营勇丁吃官粮做私粮，于正饷之外乂得粮价，利一；官省转运费，利二；将来百姓归业可免开荒之劳，利三；军人习惯劳苦，打仗更力，且免久闲，致生事端，容易生病，利四。此兵屯策也”。（《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十四第6—7页）2.民屯左宗棠说“筹军食必筹民屯，乃为不竭之源；否则，兵欲兴屯，民已他徙，徒靠兵力兴屯，一年不能敷衍一年，任何得济他办民屯的措施是，招彳来因天灾兵祸流亡的群众，先散发口粮赈银，然后又发给籽种、耕牛、农具，让他们种庄稼。如在“最穷荒的安西、玉门、敦煌三州县，先发给赈银二万两，寒衣一万套，同时拨款兴办屯田。”（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第236页）这样，使流离失所的饥民安定下来，有了重新恢复生产的条件。
  3.开渠凿井左宗棠认为兴修水利是发展农业的重要措施，他指出：“治西北宜先水利，兴水利先沟洫，不易之理。”（《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十一第8页）到河西走廊以后，拨专款兴办军屯、民屯，整治河渠。他主持在肃州临水河修大坝七道，还疏通了被淤寒的渠道。他提倡在各地打井，引地下水灌溉田地，解决了干旱而引起的人畜饮水困难。为动员老百姓凿井，他采取“以工代赈”的方法，即“于赈粮之外，议加给银钱，每井一眼，给银一两或钱一千数百文，验其深浅大小以增减之。俾精壮之农得沾实惠，而且前之救奇荒，异时成之永利，均在于此，计开数万井，所费不过数万金。”（《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十九第40页）左宗棠还提出：“劝有力之家，一律捐资开井，计富者出资，贫者出力，两得其益”。4.改良耕作方法甘肃地多人少，历史上不重视耕作方法，往往是广种薄收。左宗棠重视改进耕作方法，提倡精耕细作，以提高农作物的产量。特别是在酒泉地区，他倡导“用沙压碱”，提高土地利用率。酒泉少雨易旱，多戈壁碱地。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5月，左宗棠西出玉门，见沿途“戈壁乏水草，不能度地以居民”，因此寻思解决办法。他认为：“沙石间杂，中含润气，虽无涌见之源泉，雨露之滋润”，但“足萌嘉谷”；“兰州北山秦王川，昔称五谷不生者，近则产粮最多，省会民食取给于此，老沙、新沙、翻沙时形争讼”；“惠民堡（今玉门清泉乡回回堡）迤西而北，沙碛尚杂石片，安西前后沙滩则石子相间，并少块片，疑可仿效秦王川法，用植嘉禾，就中大小沙堆遍生野草，间有芦苇丛杂，既产草则必宜禾，奚仅宜畜牧不便农耕乎？至沙滩戈壁，虽乏树木，然近水各处亦见榆柳，疑下湿之地皆可种植，奚仅宜榆柳不宜蔬菜水果乎？”。经过反复调查研究后，他写信给杨昌浚，主张：“拟先畜牧导民，而令其渐谋耕获，庶几因其所明加以劝相，渐合古昔实边之政，而无其忧也。”在酒泉至今有用沙压碱，用细石铺地以减少蒸发，保护农作物生长的习惯。据《中农月刊》所载《甘肃的盐碱地铺沙》一文说：“沙田之发明，距今不过百年”。可见左宗棠此举，有益于开发酒泉地区，而且影响深远。5.改革田赋制度左宗棠到肃州后，原来的田赋制度已严重破坏，人口逃亡，田亩荒芜，农民失掉土地，但仍要缴纳原来规定的田粮；而地主则隐瞒田亩，以多报少。鉴于此种情况，左宗棠督甘期间，整顿改革了当时的田赋制度。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左宗棠下令各地清丈地亩，将全省可耕地分为川地、原地、山地三等，各等乂分为上、中、下三级，丈量后的土地，按照一定数量、类别，根据原来各州县应承担的田赋总额，确定赋税征收标准。这项田赋改革，增加了地方财政收入，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与此同时，左宗棠还鼓励农民开垦荒地，并规定“从开种之日起，第一年豁免全部田赋，第二年豁免一半田赋。”（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81-182页）从而提高了农民开荒种地的积极性。
  屯田政策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仅河西地区，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采买军粮“十六万三千余石，同治十三年是十九万石，光绪元年是十二万两千石”。（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左宗棠在一封信中谈及屯田的效果：“关内外……粮价大减，食物俱贱，佥称与前承平时无异，洵非意料所及，回首入关度陇，真如隔世矣……此间小麦每计三十五斤，只需钱二百二十文，上白面每斤只需十二文（《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二、第41页）二、发展畜牧，劝谕蚕桑1.提倡养羊左宗棠提倡在以农为主的同时，发展畜牧业。他说：“西北之利，畜牧为大，而牧利乂以羊为长。其毛可织，其皮可袭，肉可为粮，小民日本所需也。”他主张“因地制宜”“可耕可牧”。他在适合发展畜牧业的地方，根据实际情况，拨放贷款扶持农牧民，作为本钱卖“羊种”，“所领成本分作三年摊还，不取息耗”。他在去肃州途中，看到安西一带百姓贫困，便从养廉银中拨出二千两，以一半分发给安西兵丁购买羊种，以一半发给安西贫民，卖羊孳牧。当时甘粮道尹铁珊也在所辖地区散发“羊种”，孳息很繁，受到左宗棠的称道。（《左文襄公在西北》第224页）2.鼓励养蚕左宗棠认为：“甘肃可兴之利，耕垦之外，织呢、养蚕二者尤急。”（《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十，第58页）为了推广这一 “开利源”的措施，他亲自查阅前人种桑资料，了解到槲树、橡树、青（冈）树、柞树和椿树等五种树，可以饲养山蚕，他把这些树的形态做了详细描绘，公布于百姓，教他们在有此种树的地方，发展蚕桑事业。他亲自在肃州驻地种了几百株桑秧，并饬募湖州熟谙蚕桑工匠60名，两次带蚕种、桑秧到河西走廊、新疆等地栽种接移。第一批桑秧运到肃州后，就在安西和敦煌设局授徒。左宗棠高兴地说：“移浙之桑，种于西域，亦开辟奇迹，古今美利。”（《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十四，第17页）他认为，种桑养蚕若能推广，既可收“耕织相资，农民可使富，又解决衣被问题”。
  三、禁种罂粟，种棉织布左宗棠提倡发展多种经营的另一项措施是种棉织布，其目的：一是为了禁种罂粟，以种棉种粮之利取代种罂粟；二是为了解决老百姓的穿衣问题。自鸦片战争后，甘肃种植罂粟愈来愈普遍，左宗棠以为“甘肃地气高寒，地瘠民贫”，既有肥沃土地，一旦种植罂粟，则会导致粮荒，贫困盛于他省。因此，他严禁种罂粟，饬令各府、州、厅、县文武官员，待烟苗出土后，一律翻犁灌水，全部铲除，凡禁不力者，严加惩办。同时，又“劝谕农民广种草棉”和杂粮。左宗棠指出；“凡宜种罂粟之地，最宜草棉，棉花之利于烟土相若，时值大旱成灾，粮价异常翔贵，百谷之利亦略与烟土之利相等，种谷与棉可以获利，且不犯禁”。
  左宗棠还了解到“丝缕布匹，甘肃素未讲求，全恃商贩，又不能有南方舟辑可资重载，以故价值昂贵异常。民间耕作所收入不多，本地银钱向本缺乏，遂不得不忍受风寒，每至隆冬，念吾民短布单衣，而为上者轻裘重茵，是为悯恻。”（《左文襄公全集》咨札第35-36页）这种情况促使左宗棠主张就地种棉，以解决老百姓穿衣问题。为了宣传种棉好处和植棉技术，1874年左宗棠主持刊印了《棉书》、《种棉十要》，分发各地，促使农民学习，还在各地设局给民间妇女传习织棉技艺。由于他的极力倡导，原来种烟最多的河西地区，种粮植棉，家庭纺织颇有成效，临泽、敦煌棉花长势良好。左宗棠路经这些地区时，常停车与群众交谈，了解到农民“皆知棉利与罂粟相（酹）且或过之，一亩之收，佳者竞二十余斤，每斤千文，其费工力省于罂粟剥果刮浆也”。（《左文襄全集》书牍.卷十四笫13页）四、采金未果，探出石油左宗棠的另一条“开利之原”的重要举措，就是开发酒泉矿产资源。《肃州新志》载：“金产南山及洞庭山中，于崖间凿穴取出沙土，向溪中淘之，有似半小麦，有似瓜子者,”“因争淘者多，经官封禁后，设金厂，归武职采办。同治年间……停采”。（《肃州新志》第三册）左宗棠了解这一情况后，便想开掘金矿、以养活穷民。1879年春，他让上海采运局补运道胡光墉雇了两名德国技师，到酒泉文殊山一带勘探矿苗，“觅得金砂尚旺之山，共只二处，冰雪凝结，暂难动工，询之本地私挖金沙之人，须四月半入山，八月大雪封山，不能复采。是为时无几，官采不能获利”。考虑到产金之地“冰雪迟化早结”，不具备大规模开采的条件，左宗棠决定暂作罢论。德国技师在酒泉探矿时，胡光墉还捐送了一具凿金小机器，同掘进机一同运到兰州。由于采金之事作罢，凿金机器当然也就废置不用，左宗棠想用西方科学技术创办酒泉金矿的设想暂时搁置了。由于机器采金计划不能实现，就改用人工采金，其宗旨是“官办开其先，商办承其后”，他想推行“官督商办”的办矿思想，后来随着他的调离，这些主张未能实现。
  在上海买办胡光墉赠的采金机器未运到前，德国技师米海厘改向玉门赤金峡勘视，在这里找到一处石油矿，油样在上海化验后，得知其中含油50%,含蜡质30%,杂质20%,这便是玉门油矿的早期勘探。
  五、修甘新大道，挖安西城隍为了解决西进新疆的交通运输问题，为平定分裂新疆的阿古柏政权做好准备，左宗棠抽调大批官军，修了一条从兰州以西经河西走廊至新疆的主干通道。这条道路路面宽三至十丈，可供两辆大车往来并行，并完善了各种交通设施，沿路还植树一至两行，一宜到嘉峪关。后又继续沿伸，分为南北两路，北路直通新疆精河，南路通向喀什噶尔。
  左宗棠还下令发掘了遭流沙侵入的安西城。安西州城东西两面的积沙与城墙齐，左宗棠令士兵将积沙“从城头掘下二丈二尺，直到城根，铲除净尽”，更引疏勒河水，环城为隍，且在护城河两岸遍栽杨柳。
  六、设驿站，置官店中国传统的驿站传递方式有三种，即驿站、军台和营塘，它们共同的作用是传递文报。旧时，陕甘境内全部设有驿站，新疆境内情况复杂，这三种方式都存在，但战乱之后，大多遭到破坏。左宗棠充分利用各地驻防护路兵丁节节传递文报，骑马传递叫马拨，步行传递叫步。每隔一个月，酌给犒赏，直到驿站制度恢复后才取消。他还在人烟稀少的地方设立官店，尤其是出了嘉峪关，几十里甚至几百里没有人烟的地段很多，无店食宿，给商旅行动造成了极大的不便。于是，“在驿站、军台或营塘边，或别的相应地段，用官款兴造简单房屋置备些柴草，以供赶车人的歇宿。有些地方还搭着安放牲口的圈棚，也备着绳索、口袋、鞍等什物。也招着木匠和铁匠，既使车、驼损坏或缺少了什么东西，可以就便添补，省得停顿下来，耽误了行程。这一应设备，叫做官店。公家略略赔贴了些钱，但于大军行进大有好处。”（《左文襄公在西北》第232——233页）由于有了这些设施，又吸引了一些随营的商贩，为军队提供了一些日用品。这些商人在军营附近搭棚作买卖，出现了清军取新疆，汉商踊跃追随的景象，促进了经济和贸易的发展。七、植“左公柳”，美化环境左宗棠驻军酒泉时，看到树木稀少，沙漠蔓延，极目荒凉，便产生了种植树木的想法。他主张在路旁“植树一至两行，及至四至五行”，其日的：“一是巩固路基，二是限戒马之足，三是供给夏时行旅荫蔽"。
  西汉酒泉胜迹中的左公柳在他倡导下，兰州以东历年种活的树有26.4万多株，兰州以西至玉门关，道路两旁种活的柳树和榆树“连绵数千里，绿如帷幄”。1879年（光绪五年）帮办新疆军务杨昌浚应左宗棠之约西行，沿路看到绿树成荫，不仅吟诗一首：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渡玉门。此诗传诵至“肃州大营，文髯公掀冉大乐”。1880年，左宗棠平定阿古柏分裂政权后，从关外进京，一路见到“道旁所种榆柳，业己成林，自嘉峪关至省，除碱地沙碛外，拱把之树，接连不断。”人们为了纪念左宗棠这一功绩，把他任陕甘总督期间植活的树称“左公柳”，并沿路立有榜示：“昆仑之墟，积雪皑皑；杯酒阳关，马嘶人泣；谁引春风，千里一碧；勿剪勿伐，左侯所植”。（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63页、第164页）八、美化肃州，开辟公园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左宗棠移节肃州，于修整安西州城时，号召军民“引疏勒河水，环城挖壕，既深且阔,两岸遍栽杨柳，不光形成严疆形势，还饱和着江南景色”。（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34页）相传左宗棠听人说外国有公园，待他搞清楚是怎么事以后，便把兰州总督衙门后花园开放两个月，供市民游玩。酒泉泉湖的兴建，可算作是西北城市公园兴建与开放的开端。（马啸《左宗棠在甘肃》121页）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左宗棠在肃州时捐出奉银200两，令人疏浚酒泉泉湖，在湖中留三个沙洲作岛，岛上筑有亭子，又建了一些台榭楼阁。肃州池塘一向不养鱼。左宗棠在修浚酒泉泉湖时，买鱼苗一万余尾，养殖湖内，并环湖筑堤，周围三里，种植杨柳、花树。堤外拓出肥田数百亩，这给荒凉的大西北带来了一派盎然的江南生机。荡舟湖中，令人仿佛看到了洞庭湖的滔滔白波。左宗棠在写给友人杨昌浚的信中，这样描述酒泉泉湖的风光：“白波万叠，洲岛回环，沙鸟水禽飞翔游泳水边，亭子上有层楼，下有扁舟。时闻笛声悠扬断续。” “近城士女及远近数十里间父老幼稚，挈伴载酒往来堤干，姿其游览，连日络绎。”以至左宗棠因怕人们“肆志游冶或致废业”，不得不将酒泉泉湖限期开放。左宗棠还为泉湖前的清励楼撰写了楹联：“中圣人之清，有如此水；取醉翁之意，以名吾亭。”楼后有一方厅，题额“大地醍醐”。厅后明廊可俯瞰酒泉，泉水甘冽如酒，厅前又有左宗棠所书楹联一幅“甘或如醴，淡或如水；有既学佛，无既学仙。”九、体生员，分闱乡试甘肃自清雍正年间单独建省以后，其科举考试始终与陕西合闱举行。而陕甘学政长驻陕西三原，甘肃生员因赴陕路途遥远，交通不便，耗资巨大，能参加乡试者，只有十分之二、三。鉴于这种情况，左宗棠于1873年（同治十二年），奏请甘肃分闱乡试，并分设学政。他在奏折中写道；“甘肃距陕道阻且长……，士人赴陕应试非路途两月之久不达，所需车驮雇价，饮食刍秣诸费，旅费、卷费，少者数十金，多者百数十金……故诸生附厅、州、县学籍后，竟有毕生不能赴乡试者。”故奏请“皇上一视同仁，轸念士人赴试艰难，思允分闱取中，俾边缴寒微，得照各省，一律应试。”（《左文襄公奏稿》卷四十四）同时请求设甘肃正副考官各一员，甘肃学正一员，以便“岁科按届举行”。1874年，清政府准许了这一奏请，左宗棠立即在兰州翠英门修建贡院，其规模之大，为各省罕见。左宗棠驻肃州时，适逢分闱以后第三次乡试，他用自己的津贴，资助肃州应试的43名生员和安西州赴考的19名生员，每人发银80两。（《左文襄公在西北》第266页）十、兴办义学，发展教育从1873年起，左宗棠屡次命令省属各州县兴办“义学”。酒泉各县兴学风气很浓厚，肃州新设义学4处，敦煌知县“于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举兴义学，筹捐设粮，取息充经费。这些义塾都是由官府筹措经费聘请教师，免费发给学生书籍、笔墨，甚至提供生活费。”义学主要是为无力缴纳学费的贫寒孩童开办识字学校，这种学校主要是教童生识字和习楷书、仿格，让他们背诵《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幼学琼林》等。
  书院是近代学校出现以前所在地的最高学府，是科举考试的学习场所。左宗棠对文武官吏和士民子弟的求学问题也很重视，倡导和兴办一些书院。兴办书院的经费：一是发动地方官员、义士捐款，二是各地方财政划拨。左宗棠本人也多次带头向各地书院、院生和考生捐款。为扶持发展各地书院，他还移用军饷补充过书院经费。1873年至1880年间，他倡导恢复扩建和兴办的书院遍及全省各地。1880年（光绪六年）修复了敦煌鸣沙书院。他定期主持书院“官课”，亲自评阅试卷。在收复新疆时，左宗棠驻扎在肃州，指挥大军西征，他常抽闲暇到肃州的酒泉书院，和师生讨论学问并捐助膏火。在他的倡导和鼓励下，各地学者、生徒士子进出书院讲学，研习典籍的热烈场面前所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