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州区图书馆

人民公社成立初期的集体食堂
  张万生
  1958年8月，酒泉县基本实现人民公社化以后，9月份集体食堂就在全县普及开了。
  集体食堂按生产队划分，一个生产队一个食堂，一个大队有一个中心食堂。中心食堂设在大队部所在地，一是起示范作用，二是为小学生、大队干部和大队工作人员的就餐提供方便，本大队的社员也可以在中心食堂就餐。
  生产队的食堂设有队长领导下的食堂管理委员会，并制定了一些规章制度。食堂管委会由三至五人组成，下设专职管理员一人，炊事员若干人（炊事员一般由社员民主选举产生，经卫生部门体检后确定没有传染病的人来担任），炊事班长一人（炊事班长除管好一班人外，还负责掌勺打菜）,同时还配有专门磨面和碾米的人员。食堂管理员是办好食堂的关键人物，一方面负责采购菜蔬及日常用品，一方面负责从大队粮食股长手里按月根据就餐人员的多少把粮食领出来，交给粗粮加工人员后，再按每天就餐人员的多少，把加工好的细粮交到炊事班加工食品。
  集体食堂是个新生事物。刚建立时，一个礼拜内不吃重饭，每天都有新花样，每天都能让社员们吃一顿有肉的饭菜。起初以班为单位，由班长来打饭菜，大家围在一起吃,不定量，肚子吃饱为止，但不准把食堂的饭菜带回家里。到后来逐渐形成了排队打饭的模式。社员们收工后，每个人带上一双筷子一只碗，就可以到食堂吃饭。大家吃的食物都一样，吃饭时有说有笑，饭一吃完，不用洗锅刷碗，不用收拾家务，直接到地上干活，一切无忧无虑，像是真正到了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将近一个月下来，社员们一收工都高高兴兴往食堂里跑，一些持观望和怀疑态度的人也都涌到食堂里吃饭。当时有人编了一段顺口溜说：大锅饭碰鼻子香，一天一个新花样。
  红烧大肉就卷子，吃饭就象下馆子。
  馒头白来卷子暄，肚子吃得滚瓜圆。
  端起碗来笑哈哈，大家都把食堂夸。
  吃饭吃肉不花钱，美味可口香又甜。
  烟不熏来火不燎，方方面面不操劳。
  放下碗筷回家转，或玩或躺乐淘淘。1958年国庆节过后，轰轰烈烈的“全民大办钢铁”运动开始了。有了集体食堂，社员们都把家里的铁锅和所有铁器一类的东西交出来，算是为“大炼钢铁”做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10月中旬，生产队的青壮年男劳力都赶着大车去“大炼钢铁” 了，妇女和50岁以上的男人们就成了农业生产的主力军。这时候集体食堂的优越性就体现出来了，妇女们不用担心吃喝，一心扑在了农田里。那一年风调雨顺，全国粮食大丰收，捷报接二连三。粮食产量创记录，想方设法“放卫星”成了人们追求的目标。社员们敢闯敢干的革命精神和粮食的大丰收，坚定了各级领导办好食堂的决心，也为办好食堂奠定了物质基础。
  然而，人民公社的粮食大丰收也让一些领导干部产生了盲目乐观的思想，他们误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已经实现了。于是，凭着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势，一味地追求“高、大、全”，做出了一些超越客观规律的决策，结果是摊子铺得太大，战线拉得太长，严重影响了正常的生产。入冬以来，由于劳动力匮乏，地上成块的洋芋萝卜来不及挖，被冻成了冰蛋儿；粮食丰收后，没有地方仓储，堆在社员炕上的糜子谷子有许多被霉坏；无节制地改善伙食，各个食堂相互攀比着提高伙食标准；一些社员嘴也越吃越馋，雪白的馒头到处乱扔，可口的饭菜不想吃就随处乱倒。这个冬天里，各个食堂的铺张浪费达到了顶点。
  在“大跃进”的号角声中，人们迎来了1959年的春节。丰收之年，怎么庆祝人民公社的伟大胜利，怎么让社员群众过好公社化后的第一个春节，自然成了各级领导关注的重要话题。县上、公社的领导都深入到基层食堂进行指导。过年前，社员们高高兴兴地领到了按供给制发给的津贴和毛巾、手套等劳保品。各个大队的社火和各类文艺节目在公社汇演后，又到各生产队表演，载歌载舞，红红火火。过大年的三天里，集体食堂有土豆炖牛肉、红烧大肉、各类炒菜、油饼子，天天四菜一汤，吃得社员们喜上眉梢。这个春节过得风风光光，社员们高兴地说：“共产主义社会真好！吃食堂真好!”社员在人民公社集体食堂吃饭春节过后，各行各业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社员们意气风发地奋战在农田上，集体食堂也办出了各自的特色。各大队对食堂进行了排队，对一类食堂的经验大力宣传，对二类三类食堂派专人整顿，使集体食堂进一步规范化。
  令人始料不及的是，这一年成为我国三年严重自然灾害的头一年。从58年的10月份到59年的7月份，本地没有下过一点雨和雪，河水源头的雪山上，雪线越来越高，酒泉境内几条季节河的流量越来越小。到了农历五月二十几日，洪水片80%的麦田里没有进水，大部分禾苗都旱干了。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天大旱，人大干”、“人定胜天”、“大旱大丰收”的口号声中，有些人开始唱高调，虚报粮食产量，大喊形势一派大好，要把食堂进一步办好。可是，无情的旱灾，造成了粮食大幅度减产，甚至连58年粮食产量的一半都没有。
  这时候，各个食堂虽说还有上年的一些积蓄，食堂的标准也没怎么降，可是，在严酷的事实面前，社员群众心中产生了恐慌。有些公社的领导顶着压力，撤销了中心食堂，并按居住区域把规模较大的食堂分为小食堂，又对各个食堂的管理人员和炊事员做了调整，制定了一些相互监督、相互约束的规定。有些胆大的队长偷偷降低了社员的口粮标准：每人每天主粮不超过10两（按16两为1斤计算）；菜蔬都定人定量，并规定每户必须一次把一家人的饭打完；有些队长还把生产队的枇粮食分到了社员家里，以防备饥荒。当年11月，粮食产量汇总出来逐级上报到省委，省委领导大吃一惊，认为这是下面有意在瞒产，是严重的右倾思想在作怪。于是，一场“反右倾、查粮食产量”的斗争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查产”斗争如同猫捉老鼠，虽说是一场政治运动，可大多数生产队却实实在在没有多少粮食，除去留下的籽种外，社员的口粮连春节都维持不到了。面对事实，一些大队书记、生产队长硬着头皮，顶着上级，不怕撤职，把麸皮、洋芋、萝卜都折算成社员的口粮，主粮标准降到了每人每天半斤（8两），仅够维持每天的两顿饭。
  年难过，日子更难过。1960年过春节时，有的食堂好一点，偷着杀上一头牛，每人定量一个馒头，一碗土豆烧牛肉，算是过大年；有的食堂只是每人定量一大勺猪肉汤面条；有的食堂则按人口把每天的定量分到各家各户，让自己怎么吃都行。总之，这个春节过得令人心寒。年一过，严重的春荒接踵而至。备耕、春播一天紧似一天，有的食堂却连一天每人4两粮都拿不出来了，濒临断粮。社员们望着队长，眼睛盯着食堂，算计着这一天吃什么，监视着管理员和炊事员是不是把面粉揣在了怀里，把洋芋蛋装在自己的裤兜里。队长们更是愁眉不展，人要断粮了，库房是空的，牲畜饲草也快没有了，牛马在圈里饿得嗷嗷宜叫……求生是人的本能。什么养麦杆子、胡麻衣子、谷草杆子都被磨成了粉，再掺上一点点面粉，蒸成疙瘩，成了人们填饱肚皮的食物。人们吃不到粮食，浮肿的、黄皮寡庾的、走路打拐拐的、蹲下起不来的，随处可见，有力气到地上干活的人寥寥无几。有些青壮年为了活命，结伙扒上火车到新疆谋生。一些老的弱的，只能到种过洋芋和萝卜的地里，一遍又一遍地刨着，搜寻着没有挖尽的洋芋和萝卜。饥荒盗贼起，有些胆大的，不管什么法律不法律，冒着风险到处偷牛盗马来维持生命。
  这时候的集体食堂形同虚设。队长为了让社员到地上干活，把蒸好的粮草疙瘩做为奖赏，拿到地上吸引社员。不久，附近的高台县传来了饿死人的消息，同时也传来了中央派工作组访贫问苦、抢救人命的消息，这时候的人心总算是稍微有了一些稳定。
  1960年“五一”劳动节之后，酒泉县委发出了全县所有集体食堂统统解散的通知，历时将近两年的集体食堂在严重的饥荒中宣告解体了。过了几天，中央从各地调剂调运来救济粮，有红薯干子、豆饼、从内蒙调来的菠麦等，连同治疗浮肿的黄豆丸子都相继发放到了各家各户。从60年的6月份开始，救济粮改为回销粮，国家按人按月发放，1个月20斤，直到1961年8月新粮下来时才结束。
  集体食堂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虽然只是短暂的一瞬，但留给人们的记忆却是十分深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