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州区图书馆

1962年10月，我大学毕业，服从组织分配到酒泉中学当了教师。开始几年我上地理课，做带班主任、少先队辅导员等工作。1964年参加了大型话剧《年青的一代》的演出（饰肖继业），写了申请书要求入党，生活也十分开心。但是好景不长。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人不知所措，几乎打破我做人民教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美梦。
  十年动乱，祸国殃民。随着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和对《5・16通知》的学习，批判“三家村”、“打到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狂潮一浪高过一浪。工作组、军宣队、工宣队先后派进学校。党支部书记陈光明、行政负责人陈世恿、政治课教师刘伯鲤、语文教师张怀清等先后被打成“黑帮”。苏世英、李春章、寇宗元等被判刑劳改。大部分教师被搞得欲教不能，欲罢不忍。运动一开始，校园里大字报铺天盖地，胡说学校党支部是“地主阶级专政的工具”，指名道姓地说“出身不好”的教师是“黑五类”、“狗崽子”，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胡说努力工作、靠拢党组织是“伪装积极”;一伙自称是来自北京的红卫兵在学校散布“老子革命儿接班，老子反动儿混蛋，天生如此”的谬论，鼓吹反动的“血统论”和“唯成份论”;煽动要“刮十二级台风”，“实行红色恐怖”。我这个家庭出身不好的“臭老九”自然难逃厄运。但是,我相信自己，虽然生在旧社会,但长在红旗下，我小学加入先锋队，中学加入共青团并志愿申请入党，高中享受人民助学金，上大学吃公费，是党和人民把我培养成了人民教师，怎么能反党？怎么会与人民为敌？怎么就变成了人民的敌人？我百思不得其解，无法接受这严酷的现实。我决心与命运抗争，努力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并以实际行动努力改造自己,争取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故此，我积极参加夹边沟农场的整地、冬灌劳动,争取在劳动中“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真心实意地跟随中学生“向阳长征队”步行串连,从酒泉步行到石家庄“经风雨,见世面”，沿途拜谒兰州华林坪烈士陵园、革命圣地延安、文水刘胡兰纪念馆、华北革命烈士纪念馆等；响应毛主席“复课闹革命”的号召，多次下乡、下厂、参加生产劳动，“学工学农学军，批判资产阶级”、“接受工人、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认真“斗私批修”，“在灵魂深处大闹革命”、“彻底与削阶级家庭划清界线”……但是,这一切并不能改变因家庭出身而被歧视、被否定的命运。面对种种“莫须有”的罪名，我感到屈辱和无奈。群众斗群众上纲上线,派性武斗愈斗愈烈。我只得东躲西藏，直到70年代初，“一打三反”、“清查5・16”、“反回潮”、“批林批孔”和“反击右倾翻案风”仍然使人无所适从。但是,在众多的师生中,有不少善良的人们,不断向我们这些受冲击的老师传达着同情、信任而又无奈的复杂感情。1972年我还被借调到地区文教局，参加全区文物普查工作，度过了一段生活艰苦但心情舒畅、兴趣盎然的学习生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邓小平同志力挽狂澜、拨乱反正，推倒“两个估计”，提倡尊师重教，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我爹妈摘掉了“帽子”，使我终于放下了“家庭出身”的沉重包袱，精神上得到了彻底解放。我也实现了入党的心愿,晋升为高级职称,走上了学校的领导岗位,被评为甘肃省优秀德育工作者。五弟入伍上军校，家属户口农转非，儿子考上重点大学。我的后半生，掀开了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