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南州图书馆 内容
一、解放前的民族关系
秦前民族关系周武王伐纣，组织以庸、蜀、羌（白龙江流域氐羌）等为主要力量的9部联军推翻殷商奴隶主政权后，周与西边诸部族一段时间保持着和睦气氛。
羌人无弋爰剑之孙部族，分徙甘肃南部及白龙江流域，其大部部落经常侵夺兼并弱小部落，由于羌部落经常分裂，形成各自为阵的白马、参狼、氐等诸多分支部族。
秦至唐时期羌汉关系秦在羌道境设关堡，对羌采取御治政策。汉初，统治阶级势力伸展到羌道后，羌人不断向东进击。
两汉、三国至晋，统治阶级腐败，地方官吏、贵族、地主对境内聚居羌人压榨奴役，引起羌人或羌汉无数次联合暴动，统治者派兵残酷镇压，阻滞社会经济的发展。
南北朝时期，宕昌羌人部落对南北朝政权两面应付，争取外援，以巩固自己的统治政权，成为中原大国的附庸，最终被消灭。唐贞观元年在本县境置宕州与怀道县后，中央政府对县境羌人实行羁縻安抚政策。地方以峰贴良马，北部河谷所产沙金贡朝廷。
蕃汉关系唐初，吐蕃时常侵边。盛唐后期，吐蕃大举进侵唐境陇地，强迫县境羌汉人民充当奴隶，所过之地，残杀老弱，焚毁庐舍，破坏生产。唐军亦以杀害吐蕃俘虏报复，劳动人民残死在攻伐战争和双方统治阶级的屠刀之下。
宋立国后，专力防内，无力对外。县境吐蕃经唐末、五代到南宋300多年的休养生息，百业遂兴。王韶“开熙河”后，宋对吐蕃采取团结政策，组织蕃兵保卫边塞，设置“茶马互市”，进行“货田交换”，加强汉族与吐蕃经济联系，促进汉蕃团结，巩固边防。
元、明中央政权对县境内聚居和与汉族杂居之蕃（番）人民采取怀柔政策，汉族与番族保持着和睦相处关系。明成祖永乐二十一年（1423）起至明末天启间，县境番民向朝廷贡马和方物者络绎不绝，皇帝“赐钞、彩币表里有差”。入朝上贡的有八楞东岔湾、林家山、立节、华年城、铁坝、阿木族番，人数颇众。其中，好地坪番人入朝进贡16次。万历七年、十六年两次进贡人数240人。后于十三年至天启三年间曾5次入朝进贡。峰迭、瓜咱、少哈等族番人、僧人17次入朝，嘉靖五年七月进京人数286人，万历七年242人。大峪族头、博峪番人进贡14次。
由于地方官府和土司头人的压榨，万历十五年西固番民起事，刘文讨之。二十年，杀贼桥和官鹅番民又起事。
清时，县境番人依然承受着地方统治阶级及土司的重重压迫，番人不断起事反抗清地方统治者和土司的残酷统治，官府施以军事镇压。史载：康熙十三年“夷番侵界，民散他方”（指西固）。四十七〜四十八年，西固及八楞番人起事，“杀伤官兵民”。同治七年，西固番人掀起抗清斗争，遭清兵镇压。光绪六年，番人哈力、古旦巴聚众4000人反清，哈力，古旦巴伏诛，番人死伤甚众。二十二年，山后四旗番民不堪杨土司残酷剥削、举事抗粮，构成流血事件。
民国时期，地方军阀与国民党县府官员相互勾结，对县内臧族人民经济上榨取，承袭清朝暴政，变本加厉，引起藏汉人民不断反抗。军阀联合官府警察、官兵血腥镇压。民国3年，瓜子沟藏民聚众造反，亦遭官兵镇压。是年，西固上河一带“提团”造反，攻打县城，县府警兵依赖城中洋人平息势态。33年，插岗等地藏民反抗卓尼设治局编制保甲，引起事端。
全县藏汉杂居地区，藏汉群众历来相互尊重，和睦共处，邻里如亲，互相帮助。特别在婚丧嫁娶，修造房屋等方面，送钱送粮，援助劳力。除此而外，山上山下藏汉人家密切往来，藏汉族交识者互称“主儿家”，如亲戚般密切，汉族人家有给自己幼儿认藏族干爸的习俗。
二、解放后的民族关系
人民政府与少数民族关系
1949年11〜12月，在西固地下党的领导下，县境藏兵队配合人民解放军侦察部队，对盘踞县境的国民党顽固部队展开英勇斗争，藏族人民与各族人民的命运更加密切联系起来。
全县解放，藏汉民族团结互助，携手共进。旧民族压迫、民族歧视已被铲除。随着党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互助、共同繁荣”政策的深入人心，各族干部群众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念，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及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的“两个离不开"的思想原则，建立新型的民族关系。
1950年，西固县委、县人民政府在全县建立基层人民政权时。八楞、武坪等区部分藏族群众因受土司管理制度和旧传统观念的影响，要求其地仍归土司管理，曾数次上访。省民族访问团和县委派员深入宣传党的民族团结政策，适时给予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关怀，消除藏族人民固有心理障碍。
1952年本县组织农业互助组时，县人民政府在照顾群众生产生活的同时，特别对藏族困难户在生产资料等方面给予帮助，发放农贷，使其发展生产。土地改革时期，县委、县政府贯彻民族政策，仅对联合区（藏汉杂居区）进行土改，对武坪区进行减租减息。
1953年，为配合少数民族地区农业生产，贸易、合作部门组织物资流动小组，背货上门收购农副产品，供应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在武坪自治区和联合区建立供销社。
政府发放救济款、农贷款和其他补助费时，特别照顾少数民族。
县委召开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座谈会，畅谈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县委、县政府领导要求干部“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恭敬地对待上层人士”。1953年，国家对全县少数民族实行免费医疗，在武坪联合区建立卫生医疗所。
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县委、县政府提出对少数民族“能团结者一定团结，可照顾者一定照顾，可安插者一定予以安插”以及“大胆培养、放手使用”藏族干部的方针，1950年培养民族科级干部7名，乡长13名，一般干部21名，并越级提拔几名民族干部。
农业合作化时，农村各级组织优先照顾“五保”户和困难户的生产生活。1958年在藏区开展反封建斗争，由于“左”的思想的影响，使这一斗争扩大化。无视和不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之风越刮越烈，以至在某些地方强迫群众接受风俗改革，改变藏族生活习惯，禁止宗教活动，挫伤藏族群众的感情。下半年，在反封建斗争基础上又全面实现人民公社化，大刮共产风，平调农民土地、牲畜、房屋、灶具等，挫伤藏族劳动人民生产积极性。
60年代初的3年生活困难时期，县委、县政府组织人力，调集粮食、食品等物资优先救助藏区群众，组织群众生产自救，使其恢复生产。
1961年贯彻西北民族工作会议后，全面纠正过去忽视民族政策和风俗习惯的错误作法，民族风俗习惯和语言文字受到尊重。民族服饰及生活习俗重又出现。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对舟曲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建设给予优惠政策，多渠道发展民族贸易，大力选拔德才兼备的青年少数民族干部到各级部门担任领导职务。现在，全县副科级以上少数民族干部105名，占少数民族干部的15.65%。计划生育规定准许少数民族职工生育2胎；纯藏区（插岗、拱坝、大年、铁坝、博峪5乡）农民夫妇生育不超过3胎。在与汉族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工、招干、参军，职工副食补助亦有适当照顾。
1990年全县贯彻《民族区域自治法》及《甘肃省贯彻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依法落实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开始大力发展民族地区的经济、教育、文化事业。
民族之间关系
全县社会经济发展和民族间经济文化沟通交流，促进藏汉民族之间水乳交融的亲密关系，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及少数民族之间职工群众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互相尊重、互相帮助、互相信赖的事例层出不穷。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县委、县政府贯彻落实民族工作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在加强农村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同时，一代新型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日益发展，民族团结和进步的先进事迹不断涌现。1984年全省民族团结先进表彰大会上，舟曲县人民武装部、插岗乡嘎尔里生产队，坪定乡西寨队及八楞乡的李老五、县政协郭四十九、江盘小学教师张文发3人，因民族团结事迹突岀，受到奖励。1988年全省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舟曲县受表彰的先进集体1个，先进个人31名，特邀代表3名。
例一：解放初，八楞乡阳山藏寨落户一位四川汉族孤寡妇女，生活艰辛。村党支部派人帮助照料她的日常生活。以后，这位妇女年迈，经常卧病。村党支部书记许见本（藏族）让其女儿守床照料，其妻送饭。老人在89岁离世后，村委计议将其在本村坟地火化，但村人极力反对。许见本率众人将老人送到自家场里火化。在许的影响下，村寨藏民对汉人生活关怀无微不至。1972年冬，一场因宕昌县沙湾农民偷砍阳山村护林引起两地村民冲突即将发生，许即进行调解，平息事态。两地村民关系复又融洽。阳山藏寨成为全县民族团结进步的典范。
例二：1977年，在西藏工作的舟曲县籍干部黄万俊夫妇，因其子女不适应西藏气候，欲将两幼女留在舟曲。汉族干部洪昌厚获悉，将她们接到家中，承担照料黄女生活、上学（两女在洪家住）等义务，解除黄的后顾之忧，被群众传为民族团结佳话。
例三，外籍汉族医生孙书明在八楞、大年等乡基层卫生院工作期间，与外单位协作，解决八楞乡卫生所不能开展的阑尾手术，氙修补术，卵巢囊肿，肠系膜纤维瘤切除术所引起的横位难产、死胎和骨折复位手术。1965年，孙为八楞西岔村一位习惯性流产藏族患者保胎治疗两月，临产时又监护数昼夜。当婴儿安全降生后，孙病倒在床。1968年一天夜晚，孙忍痛冒雨（途中摔伤右腿）越岭爬涉到10多公里的池干，抢救一位胎儿横位窒息宫内，休克多时的产妇。使其很快恢复健康。1969年，孙一次出诊后回到家.得悉自己1岁的儿子突患麻疹和肺炎欲准备治疗时，恰遇一藏族农民因其儿子摔伤，生命垂危，急找孙抢救。孙即简单地安排治疗病情危重的儿子一事后，便又出诊。另外，孙书民主动培养成材的乡村医生有30多名（内14名藏族），其中6人转为国家正式医生，至今，藏族群众仍传颂着汉族好医生孙书明。
此外，县委、县政府不失时机地以反面资料向全县人民进行民族团结教育。1984年2月，武坪乡个别人制造破坏民族团结的谣言，致使哈河坝、河坝、黄见三村1000余汉族群众信谣外避。经过政策教育，藏汉民族隔阂情绪消除。
秦前民族关系周武王伐纣，组织以庸、蜀、羌（白龙江流域氐羌）等为主要力量的9部联军推翻殷商奴隶主政权后，周与西边诸部族一段时间保持着和睦气氛。
羌人无弋爰剑之孙部族，分徙甘肃南部及白龙江流域，其大部部落经常侵夺兼并弱小部落，由于羌部落经常分裂，形成各自为阵的白马、参狼、氐等诸多分支部族。
秦至唐时期羌汉关系秦在羌道境设关堡，对羌采取御治政策。汉初，统治阶级势力伸展到羌道后，羌人不断向东进击。
两汉、三国至晋，统治阶级腐败，地方官吏、贵族、地主对境内聚居羌人压榨奴役，引起羌人或羌汉无数次联合暴动，统治者派兵残酷镇压，阻滞社会经济的发展。
南北朝时期，宕昌羌人部落对南北朝政权两面应付，争取外援，以巩固自己的统治政权，成为中原大国的附庸，最终被消灭。唐贞观元年在本县境置宕州与怀道县后，中央政府对县境羌人实行羁縻安抚政策。地方以峰贴良马，北部河谷所产沙金贡朝廷。
蕃汉关系唐初，吐蕃时常侵边。盛唐后期，吐蕃大举进侵唐境陇地，强迫县境羌汉人民充当奴隶，所过之地，残杀老弱，焚毁庐舍，破坏生产。唐军亦以杀害吐蕃俘虏报复，劳动人民残死在攻伐战争和双方统治阶级的屠刀之下。
宋立国后，专力防内，无力对外。县境吐蕃经唐末、五代到南宋300多年的休养生息，百业遂兴。王韶“开熙河”后，宋对吐蕃采取团结政策，组织蕃兵保卫边塞，设置“茶马互市”，进行“货田交换”，加强汉族与吐蕃经济联系，促进汉蕃团结，巩固边防。
元、明中央政权对县境内聚居和与汉族杂居之蕃（番）人民采取怀柔政策，汉族与番族保持着和睦相处关系。明成祖永乐二十一年（1423）起至明末天启间，县境番民向朝廷贡马和方物者络绎不绝，皇帝“赐钞、彩币表里有差”。入朝上贡的有八楞东岔湾、林家山、立节、华年城、铁坝、阿木族番，人数颇众。其中，好地坪番人入朝进贡16次。万历七年、十六年两次进贡人数240人。后于十三年至天启三年间曾5次入朝进贡。峰迭、瓜咱、少哈等族番人、僧人17次入朝，嘉靖五年七月进京人数286人，万历七年242人。大峪族头、博峪番人进贡14次。
由于地方官府和土司头人的压榨，万历十五年西固番民起事，刘文讨之。二十年，杀贼桥和官鹅番民又起事。
清时，县境番人依然承受着地方统治阶级及土司的重重压迫，番人不断起事反抗清地方统治者和土司的残酷统治，官府施以军事镇压。史载：康熙十三年“夷番侵界，民散他方”（指西固）。四十七〜四十八年，西固及八楞番人起事，“杀伤官兵民”。同治七年，西固番人掀起抗清斗争，遭清兵镇压。光绪六年，番人哈力、古旦巴聚众4000人反清，哈力，古旦巴伏诛，番人死伤甚众。二十二年，山后四旗番民不堪杨土司残酷剥削、举事抗粮，构成流血事件。
民国时期，地方军阀与国民党县府官员相互勾结，对县内臧族人民经济上榨取，承袭清朝暴政，变本加厉，引起藏汉人民不断反抗。军阀联合官府警察、官兵血腥镇压。民国3年，瓜子沟藏民聚众造反，亦遭官兵镇压。是年，西固上河一带“提团”造反，攻打县城，县府警兵依赖城中洋人平息势态。33年，插岗等地藏民反抗卓尼设治局编制保甲，引起事端。
全县藏汉杂居地区，藏汉群众历来相互尊重，和睦共处，邻里如亲，互相帮助。特别在婚丧嫁娶，修造房屋等方面，送钱送粮，援助劳力。除此而外，山上山下藏汉人家密切往来，藏汉族交识者互称“主儿家”，如亲戚般密切，汉族人家有给自己幼儿认藏族干爸的习俗。
二、解放后的民族关系
人民政府与少数民族关系
1949年11〜12月，在西固地下党的领导下，县境藏兵队配合人民解放军侦察部队，对盘踞县境的国民党顽固部队展开英勇斗争，藏族人民与各族人民的命运更加密切联系起来。
全县解放，藏汉民族团结互助，携手共进。旧民族压迫、民族歧视已被铲除。随着党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互助、共同繁荣”政策的深入人心，各族干部群众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念，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及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的“两个离不开"的思想原则，建立新型的民族关系。
1950年，西固县委、县人民政府在全县建立基层人民政权时。八楞、武坪等区部分藏族群众因受土司管理制度和旧传统观念的影响，要求其地仍归土司管理，曾数次上访。省民族访问团和县委派员深入宣传党的民族团结政策，适时给予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关怀，消除藏族人民固有心理障碍。
1952年本县组织农业互助组时，县人民政府在照顾群众生产生活的同时，特别对藏族困难户在生产资料等方面给予帮助，发放农贷，使其发展生产。土地改革时期，县委、县政府贯彻民族政策，仅对联合区（藏汉杂居区）进行土改，对武坪区进行减租减息。
1953年，为配合少数民族地区农业生产，贸易、合作部门组织物资流动小组，背货上门收购农副产品，供应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在武坪自治区和联合区建立供销社。
政府发放救济款、农贷款和其他补助费时，特别照顾少数民族。
县委召开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座谈会，畅谈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县委、县政府领导要求干部“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恭敬地对待上层人士”。1953年，国家对全县少数民族实行免费医疗，在武坪联合区建立卫生医疗所。
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县委、县政府提出对少数民族“能团结者一定团结，可照顾者一定照顾，可安插者一定予以安插”以及“大胆培养、放手使用”藏族干部的方针，1950年培养民族科级干部7名，乡长13名，一般干部21名，并越级提拔几名民族干部。
农业合作化时，农村各级组织优先照顾“五保”户和困难户的生产生活。1958年在藏区开展反封建斗争，由于“左”的思想的影响，使这一斗争扩大化。无视和不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之风越刮越烈，以至在某些地方强迫群众接受风俗改革，改变藏族生活习惯，禁止宗教活动，挫伤藏族群众的感情。下半年，在反封建斗争基础上又全面实现人民公社化，大刮共产风，平调农民土地、牲畜、房屋、灶具等，挫伤藏族劳动人民生产积极性。
60年代初的3年生活困难时期，县委、县政府组织人力，调集粮食、食品等物资优先救助藏区群众，组织群众生产自救，使其恢复生产。
1961年贯彻西北民族工作会议后，全面纠正过去忽视民族政策和风俗习惯的错误作法，民族风俗习惯和语言文字受到尊重。民族服饰及生活习俗重又出现。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对舟曲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建设给予优惠政策，多渠道发展民族贸易，大力选拔德才兼备的青年少数民族干部到各级部门担任领导职务。现在，全县副科级以上少数民族干部105名，占少数民族干部的15.65%。计划生育规定准许少数民族职工生育2胎；纯藏区（插岗、拱坝、大年、铁坝、博峪5乡）农民夫妇生育不超过3胎。在与汉族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工、招干、参军，职工副食补助亦有适当照顾。
1990年全县贯彻《民族区域自治法》及《甘肃省贯彻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依法落实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开始大力发展民族地区的经济、教育、文化事业。
民族之间关系
全县社会经济发展和民族间经济文化沟通交流，促进藏汉民族之间水乳交融的亲密关系，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及少数民族之间职工群众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互相尊重、互相帮助、互相信赖的事例层出不穷。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县委、县政府贯彻落实民族工作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在加强农村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同时，一代新型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日益发展，民族团结和进步的先进事迹不断涌现。1984年全省民族团结先进表彰大会上，舟曲县人民武装部、插岗乡嘎尔里生产队，坪定乡西寨队及八楞乡的李老五、县政协郭四十九、江盘小学教师张文发3人，因民族团结事迹突岀，受到奖励。1988年全省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舟曲县受表彰的先进集体1个，先进个人31名，特邀代表3名。
例一：解放初，八楞乡阳山藏寨落户一位四川汉族孤寡妇女，生活艰辛。村党支部派人帮助照料她的日常生活。以后，这位妇女年迈，经常卧病。村党支部书记许见本（藏族）让其女儿守床照料，其妻送饭。老人在89岁离世后，村委计议将其在本村坟地火化，但村人极力反对。许见本率众人将老人送到自家场里火化。在许的影响下，村寨藏民对汉人生活关怀无微不至。1972年冬，一场因宕昌县沙湾农民偷砍阳山村护林引起两地村民冲突即将发生，许即进行调解，平息事态。两地村民关系复又融洽。阳山藏寨成为全县民族团结进步的典范。
例二：1977年，在西藏工作的舟曲县籍干部黄万俊夫妇，因其子女不适应西藏气候，欲将两幼女留在舟曲。汉族干部洪昌厚获悉，将她们接到家中，承担照料黄女生活、上学（两女在洪家住）等义务，解除黄的后顾之忧，被群众传为民族团结佳话。
例三，外籍汉族医生孙书明在八楞、大年等乡基层卫生院工作期间，与外单位协作，解决八楞乡卫生所不能开展的阑尾手术，氙修补术，卵巢囊肿，肠系膜纤维瘤切除术所引起的横位难产、死胎和骨折复位手术。1965年，孙为八楞西岔村一位习惯性流产藏族患者保胎治疗两月，临产时又监护数昼夜。当婴儿安全降生后，孙病倒在床。1968年一天夜晚，孙忍痛冒雨（途中摔伤右腿）越岭爬涉到10多公里的池干，抢救一位胎儿横位窒息宫内，休克多时的产妇。使其很快恢复健康。1969年，孙一次出诊后回到家.得悉自己1岁的儿子突患麻疹和肺炎欲准备治疗时，恰遇一藏族农民因其儿子摔伤，生命垂危，急找孙抢救。孙即简单地安排治疗病情危重的儿子一事后，便又出诊。另外，孙书民主动培养成材的乡村医生有30多名（内14名藏族），其中6人转为国家正式医生，至今，藏族群众仍传颂着汉族好医生孙书明。
此外，县委、县政府不失时机地以反面资料向全县人民进行民族团结教育。1984年2月，武坪乡个别人制造破坏民族团结的谣言，致使哈河坝、河坝、黄见三村1000余汉族群众信谣外避。经过政策教育，藏汉民族隔阂情绪消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