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市图书馆

榆中新隆书报社被查封后，党组织派我在金家崖一带协助王泽喜同志搞工作，筹措了一笔活动经费，把干果担扩充为干果店，以掩护党的活动。以后由于孙瑞庭在一九三九年底参加了陈成义、窦志安等同志在盐场堡办的织袜合作社，一九四〇年初我被派往兰州派报社主持工作。
  兰州派报社在姚国价同志负责期间，社址在道升巷东口，孙瑞庭接办后仍在那里，不过这时叫兰州书报社，后来迁到了附近的另一个院子里。我接管时，院子已被日本飞机炸坏。那时张一悟同志住在小仓子，经二悟同志和他的儿子张怀庆活动，在小仓子找到一处作为社址，继续营业。一九三九年秋，我弟弟郑得塘小学毕业，我叫他也来帮助工作。这时期除销售三百份《新华日报》外，还销售二百份《新疆日报》，而《解放》等报刊已来不了兰州。《新疆日报》在盛世才标榜进步时期，我党工作人员和杜重远、张仲实、茅盾等直接参加编辑工作或经常发表文章，所采用的又都是塔斯社和新华社的电讯，也是一份进步报纸。我们给订户送报，有些是直接投送（包括八路军办事处和甘肃工委）， 其他地区和有些青海订户则为邮寄，还有的人不便公开订阅，就由报社和报童零售给他们。
  我主办兰州派报社后，罗杨实同志即持王泽喜同志预先写好的信，和我接上了党的关系。当时他叫罗沔，是工委下属的青委成员，又是中共兰州市委的负责人之一，他和我经常在一起过组织生活。我们约定时间在中山林孙中山先生铜像处接头（现在民族学院），然后在树林中一边散步，一边给我讲形势、讲理论，传达党的指示，有时共同讨论。党内也常传阅油印或铅印的学习材料，一般学完就烧了。
  派报社和生活书店关系密切，互相代售书报，书店经理薛迪畅同志还在店门口写了收订《新华日报》的广告。后来国民党加紧迫害进步力量，反共空气甚嚣尘上，先是在一九四〇年春迫使生活书店在天水的分店撤回了兰州，随后又散布生活书店有共产党的经费，八路军的股份，四月间又盘查兰州生活书店帐目。于是书店在门口贴出“邹韬奋辟谣”启事，说生活书店的活动经费是他们多年来艰苦创作费尽心血积累起来的。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朱绍良则利用亲戚关系，邀请迪畅同志吃饭，教他不要开书店， 还说要把他安排到第八战区政治部当官。迪畅同志回答：“我不会当官，只会卖书。”断然拒绝了敌人的威胁利诱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高尚品德。国民党当局一计不成，另生一计，他们通过邮政检査，扣留生活书店的书籍,使之无法营业.扣压我们的《新华日报》，使我们很长时间收不到报纸。为此，我在五月下旬去黄家园给赵子明同志作了汇报。在他家我还见到甘肃工委副书记李铁轮同志。后来罗杨实同志指示先弄清报纸扣压在哪里，再给重庆新华日报社去电请求交涉。他说：“不论有无效果，都可以揭穿敌人破坏共同抗日的阴谋。”于是我多方打听报纸下落。有个邮差经常给我送信，要买些旧报纸，我给了他一些，顺便问他：“新华日报为啥收不到?” 起初他说不知道，后经多次探问，才告诉扣押在邮电检查处， 又叮咛我千万不能说是他说的。我到邮电检查处，一进门，几个特务慌慌张张地喊道：“来干什么？ ”我说：“找报纸。”特务说：“没有，找营业处去！”我向四周扫了一眼，看到后墙幕布下露出了《新华日报》纸卷，就赶紧上前揭开幕布，好家伙，报纸足足堆了一两马车。我气极了，动手就搬，几个特务上来挡住我。我说：“卖报是经过上面批准的，你们有什么理由扣压！” 他们不由分说，叫着让我找邮局去，硬把我推出了门外。几天后，我找到杨实同志汇报了，又同迪畅同志商量，由他起草给重庆新华日报社的电稿，由我发出。记得电文是：“报在兰邮局被扣，请代恳求放行。新华日报甘肃分销处。”不久，生活书店被迫撤离兰州，我协助他们捆了几天行李和书，临走时，他们送我一些莫斯科出版的汉文书籍和几件衣服，有一件衣服至今我还保存着。
  《新华日报》被扣，我只好销《新疆日报》。形势一天天险恶起来。一九四〇年六月一个晚上，敌人紧急戒严，甘肃工委主要负责人罗云鹏、李铁轮和林亦青、赵子明等同志被捕。后赵曾被保释出狱，有天我给订户送报纸途中还碰见了他，当时他穿得新新的，和赵大嫂同乘轿车朝西北疗养院方向驶去。以后他给罗云鹏同志递条子，被敌人发现，出狱十余天又被重新投入牢房。我还记得， 罗云鹏、赵子明等同志在狱中获悉有些同志已引起敌人注意，便在废报纸上分开写下这些同志姓名用字，送出来给党组织，郑重远等同志对出这些同志姓名，即通知这些同志离开兰州，其中一个当时在石头沟教书.郑派周焕章送了信，该同志即去了边区。罗等被捕后，工委工作由郑重远、王实先同志负责。重远同志指示我继续营业，说:“你坚持卖报一天，就是坚持革命一天，就能发挥一天作用。”兰州一片白色恐怖，许多同志处在敌人追捕中，报社随时有被查封、我也随时有被逮捕的危险，但是要革命就不能怕坐牢杀头。后来，给我办报社移交手续的孙瑞庭、金子宽怕敌人追查我再牵连到其他同志身上，由金出面，多次催我停业，并去电新疆日报社让停发报纸。那时党的领导同志不易见到，我没有得到党的指示，不能随便停业,就断然拒绝了金子宽的要求。由于金子宽以分销处的名义给新疆日报社发了电报，新疆日报社来电追问停报原因，问是否禁报，引起了驻电报房特务的注意。他们派人送来通知，说有电报，请负责人去红泥沟谈话。我想，来者不善，特务找我谈话没有好事，可是急切中又找不到领导请示。我反复考虑，如果马上离开兰州，个人是安全了，但党的工作受到影响，而且更会引起敌人注意，甚至牵连到党的组织，不如我一个人豁出去，狼窝里闯一闯，看看这帮家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随机应变，对付他们。凑巧岳延令同志有事来分销处，我征求他的意见，他也赞成我去，我便来到红泥沟电报房检查处。一个四十来岁的特务， 迎上来让我坐下，问我：“你来干啥？ ”我毫不在意地说：“取电报。”他问：“谁让你卖《新疆日报》？”我说是自己卖的， 并反问他问这干啥。他又问为啥要销这份报纸，我解释说：“我是个务农的，家里人增地不增，生活不下去，到省城找事干，没人介绍，做生意又缺资本。看到《新疆日报》是白报纸印的，每份只三分钱，卖废报纸也能赚钱，就订了些，少部分销售，大部分当废报纸卖了。”他又问：“为啥现在不要了？"我说：“原来每份报三分，现在涨成五分，赚不了钱。”当时《新疆日报》 正好涨价了，因此我找了这条理由。他三番五次问我有无政治背景，同哪些人来往。我一口咬定：“我只卖报糊口，认报不认人，不懂什么政治不政治。”他看我一身农民打扮，满口本地口音，盘问半天，找不出破绽，大概没啥油水，就一边说，“看你这个人也没有啥，你回封信算了”，一边把电报递给了我。我轻蔑地笑了笑走了。几后天，杨实同志来报社，我汇报了情况，说明报纸一份被扣留，一份又停发了，报社成了无源之水，敌人已经注意报社，要提防跟踪盯梢。杨实同志沉思了一会，当即决定报社停业，并指示我整装待命。形势紧迫，我去工委秘密机关，进门刚简要汇报了情况，一杯水也没喝上，重远同志即让我马上离开，和王泽喜同去条城。
  我迅速把报社剩下的部分《新华日报》、《新疆日报》和其他书刊转移到家中，并且连夜和弟弟得童、表弟魏志珍又把书报背到附近黄土沟一个山洞里埋藏起来，抗战胜利后才取回家（一九五五年我全部交给了甘肃省博物馆,在革命文物资料室陈列）。这当中除大量报纸外，书籍有《论持久战》、《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困难及其前途》、《游击战政治工作》、《关于列宁主义底基础》、《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农村经济底基本问题》、《社会科学的基本问题》、《唐•吉诃德及阿Q》等；杂志有《解放》、《世界知识》、《文摘》、《读书月报》、《永生》、《文艺阵地》、《奋斗》、《北战场》、《民主生活》、 《青年战线》、《中国教育》、《救亡》、《黄河》、《前途》、《新生》、《新闻类编》、《战斗青年》、《拉丁化研究》、《抗战》、《中华论坛》、《国民公论》、《理论与现实》、《新音乐》、《群众》、《国讯》、《全民抗战》等约五六十种。为了能使《新疆日报》继续在兰州销售，我还设法找到了一位叫张辑五的卖报人，动员他给《新疆日报》去电订报，他卖了一年多。 后来由于盛世才彻底剥掉了伪装，迫害残杀革命同志和进步人士， 《新疆日报》面目全非，变成了一张反革命的报纸，它也就失去了广大的读者。
  从一九三七年冬到一九四〇年九月，兰州派报社在中共甘肃工委的直接领导下，重点在兰州，兼顾其他地区，公开销售进步书刊上百种，报纸上万份，发挥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作用，同党所领导的其他革命团体一道，汇成了一股抗日救亡热潮，使甘肃和兰州的沉闷政治空气为之一扫。敌人迫害摧残报社，说明反动派色厉内荏，害怕革命真理的传播，从反面证明了革命舆论的巨大威力，也使人们更加认清了反动派“假抗战， 真反共”的狰狞面目。报社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我带着组织上发给的部分经费和自己借的一部分钱，和王泽喜同志先后去到条城，以纺织业（榆中条城新生棉毛纺织社）为掩护，办起了地下交通站，开辟了兰州——靖远交通线。离开兰州之前，我站在山坡上，向报社所在的方向凝视了很久很久。我深信，人民的报社一定会回到人民的手中。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口述，郑仁胜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