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市图书馆

兰州派报社，也叫兰州书报社，《新华日报》在甘肃发行后又叫新华日报甘肃分销处，是抗日战争时期在我党地下组织一中共甘肃工委领导下办起来的一个书报店。我曾在其中工作过。现就回忆所及，综述一些情况，以反映我党对革命文化的重视和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文化的摧残。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为了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派谢觉哉同志到兰州任党中央代表，同时建立了八路军驻兰办事处。接着，党中央又派孙作宾、罗云鹏、郑重远、刘南生等同志到兰州，建立了中共甘肃工委。为了向进步青年和甘肃人民宣传马列主义，宣传党的抗日救亡政策， 扩大党在人民中的影响，在谢老的直接指示和关怀下，工委于一九三七年冬天在兰州道升巷东口租了一间铺面，办起了兰州派报社，主要发行延安出版的我党书刊，一九三八年元月以后乂发行在汉口新创刊的《新华日报》，并经销一些其他进步书刊。报社最初由姚国价同志（陕西人）负责，以发行各种报刊为掩护，把党的书刊直接送到订户手中，并为订户保密。姚国价同志离开兰州后，报社从一九三八年年中起，由孙瑞庭（山东人，又名孙耀先）继续办理。为扩大读者，工委还通过兰州的进步刊物刊登广告，记得在《西北青年》的封三上就曾登载过写有“新华日报甘肃分销处，兰州道升巷东口”的广告。当时国艮党反动派十分害怕进步思想的传播，他们发布种种禁令，阻挠发行革命书刊，国民党特务机关经常在邮政局扣压进步书刊，迫害进步读者。谢老和八路军办事处经常同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贺耀组、朱绍良据理力争，多次迫使他们解除禁令。一九三八年四月，反动派在兰州查禁了《新华日报》（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发行的机关报）、 《解放》周刊（党中央一九四一年以前办的杂志）等，谢老亲自出面提出严正抗议，和国民党甘肃省当局进行了多次交涉，周恩来同志也及时给朱绍良发电报质询。敌人理屈词穷，不得不解除了禁令。报社除发行党的机关报刊外，还发行《文化日报》、《前线》、《救亡》、《群众》、《抗战》、《妇女生活》、《西北青年》（甘肃工委所办刊物）等报刊，《二万五千里长征记》、 《西北的新区》、《毛泽东印象记》、《八路军出马打胜仗》、 《列宁传略》、《苏联新宪法研究》、《费尔巴哈论》、《鲁迅研究》、《民族解放战争的战略与战术》、《抗日游击战中的各种基本政策问题》等书籍，传播了革命火种，唤起了人民大众的新觉醒。而在这过程中谢老的多方扶持，他所倾注的极大热情和心血，更是我们甘肃人民永远不能忘怀的。
  当时，兰州派报社除了在兰州发行《新华日报》等书刊外， 还通过推销员，向甘肃其他地区发行。我最初就是担任报社的推销员而和兰州派报社发生联系的。
  七七事变以后，郑重远同志作为甘肃工委负责人之一由边区来到兰州，他捎口信叫我同他会面。我们在广武门外张家花园住了一夜，他动员我参加党所领导的抗日救亡活动。他是我的族兄、同学，从小在一起，是了解我的。我家七口人，仅三亩多地，自己耕种，勉强维持生活。小时候我上了两年私塾，以后由于生活所迫，再也上不起学了，便辍学在家一直务农。早在一九二六年前后，我就读过村上在北京上学的革命青年寄给其家人的进步书刊。九一八以后，重远同志把金焯三同志写的关于日本侵占东北，蒋介石不抵抗的文章介绍给我看。一九三七年春，我因家庭生活困难，去岷县谋生，途中看到了不少红军长征北上抗日的宣传品。同行的老乡还告诉我，红军过雪山草地后身体很瘦弱，但住在他们家中不拿一针一线。我从心底里热爱共产党,热爱毛主席。 五月我返回家乡，那时有个化名郑北辰的河西失败后流落到我家乡的红军干部，住在陆立刚同志家里，我看到过他画的山水画， 深深被红军战士的精神所感染，我坚信在他们的身上寄托着中国的未来。重远同志同我畅谈了整整一个晚上，对我启发教育很大。我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党把我当作革命的依靠力量，我要跟党走，绝不辜负党的期望。我当即表示，党叫干啥就干啥。重远同志交给我一些《救亡》等期刊，安排我到农民中去活动。从此，我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一段时间之后，重远同志领我到黄家园赵子明同志处，子明同志又领我到兰州派报社，这样我就当了推销员，参加了兰州派报社的工作。
  起初，我在兰州附近活动，如金家崖、翠英寺、郭店子、夏官营、甘草店、什川堡等地学校销售书报和抗战歌曲，并进行抗日宣传。当时，金家崖学校教务主任是个受过训的特务，阻挠我卖书报，工作遇到了不少困难。重远同志便把岳延令同志等叫到我家进行布置。根据重远同志指示，我弟弟郑得塘、郑得童和岳延令同志（三人都是学生党员），在学生中秘密活动，协助我推销了不少书报。一九三八年初，在地下党组织的协助下，薛迪畅同志在兰州开设了生活书店分店，我也兼着分店的推销员。
  以后，党组织指示我去远处推销。行前，重远同志对我作了详细指示，并叫我去岷县后找金焯三、陆泰安同志协助。陈成义同志写了介绍信给他在陇西的同学，为我提供方便。我从兰州出发到内官营、定西、陇西、漳县、岷县一带，在各地中学及部分小学和商店重点推销书报，并办理订报手续。除随身带一部分书报外，我每到一处，住好店后，立即给兰州写信，由兰州派报社和生活书店邮寄给我出售。过了一段时间，我循原路线继续推销书刊，返回了兰州。沿路，我得到地下党同志的大力协助和进步师生的同情支持。陇西师范校长赵振业，是个顽固的国民党分子，受过特务训练，保存有蒋介石题名增送的像片和刻有“杀身成仁”的佩剑。他指使一些人来抢我的书，我愤怒地质问他,他还蛮不讲理，在广大师生支持下我奋力反抗，才保存了一部分书报。一些进步学生总是悄悄地问我住在什么地方，一到傍晚便跑到我住宿的客店来买。
  回到兰州后，重远同志又派我去榆中办书店。当时，日本飞机轰炸兰州，兰州师范、农校等纷纷迁往榆中。榆中文化发达， 也是我党需要开展工作的重要地区。重远同志和我商定把书店取名为“新隆书报社”，他还去榆中给有关同志进行了安排。我到榆中后，把书报寄放在蒋家店，通过箩儿匠岳子明等同志的活动, 在县城中山街找到了关帝庙朝街的铺面。以后从金家崖借了张桌子，扯了些白布作围子、门帘，刻了枚图章，新隆书报社就开张了。
  我从兰州派报社和生活书店运到榆中的书很多，摆出来的也多，一些当时不能公开销售的就寄放在蒋家店，由蒋玉堂同志保管。榆中人对这个新开张的书店感到很新奇，都跑来观看，销售得很快。一些旧书铺子的人光看书不走，等到没有人时，就悄声问：“有新书没有？ ”我根据重远同志的指示，把新华社稿件、毛主席著作和延安出的学习材料拿出来卖给他们，这些人一般都是我们的同志或党的同情者。我也给读者办理《新华日报》订报手续。
  书报销得很红火，经常售缺了，魏志珍同志曾多次到兰州提取过。这样终于引起了国民党榆中县当局的注意，便暗中监视着我。当时，书店后面的庙院中驻了国民党新一军一个连，连长经常自己带上凳子到店里来坐。一天，他对我说：“你卖的是共产党的书，共产党是汉奸，劝你还是另外找事干，不要再卖这种书。”我说：“我已经把资本投到这书上，不卖不就赔本了吗？ 这种书兰州公开卖,我就是从兰州买来的。”他接着透露，县党部、县政府和驻军组成了联合机构要检查书店，威胁我赶快停业。第三天早上，突然有十多名伪警兵和一个伪保长来店，强迫我停业，国民党县长陈谕民、县党部书记长孙瑞书、教育局长窦云五则在店外远处指挥。我坚决拒绝停业。这样相持到中午，他们又强迫庙里住持道人退回押金，以我租用的店铺是公产、公家要用房产为名，七手八脚硬把店内的书报、桌凳等物扔到店外， 锁上店门，贴了封条，勒令我立即离开县城。我据理力争说：“我卖的书都是兰州买的，兰州能卖，榆中为什么不能卖？ ”质问得这帮伪警兵无言可对，只说是奉命撵人。我只好在蒋玉堂、王正夏、金发达同志各家弟兄帮助下，把书报等物搬运存放到玉堂同志家。反动派并不就此罢休，陈谕民又命令伪警兵把我武装押送到兰州，只是因为懒得走路，他们押到了金龙庙后三四里处才作罢。就这样，办得十分红火、深受群众欢迎的新隆书报社被反动派扼杀了。
  敌人把我赶出榆中后，又追查代我找书店铺面的岳子明同志。伪副团长、原县党部书记长丁俊才经常到岳子明同志的作坊，以闲聊为名监视他的行踪。随后岳得到消息，敌人要捜查他，便将所有书报封到夹壁墙里。不久，敌人果然对岳住处进行了大搜查，书报差一点被棍子捅出来。敌人把岳扣押了一天，因未弄到证据，只好取保释放。岳在榆中呆不下去，就顶替他哥当了应征壮丁，远去新疆，直到解放后才回家。榆中中街一家药店，有个叫张景林的店员，以前他在金崖就和我认识，我到榆中开书店后，同他闲聊过几次。那家药店店主是伪保长，书店查封后，店主又盘问他是如何认识我的，居然为此怀疑张是共产党，竟将他解雇了。
  蒋玉堂同志当时虽然年纪幼小，敌人魔爪也不放过。伪教育局长窦云五当过玉堂的教员，知道玉堂和我关系密切，赶我出榆中后，.一见到玉堂，他便大声训斥：“再不要缠那个人了！你知道他是什么人？晩上还和他住在一起，你要小心，不然就停你的学！”玉堂差一年小学毕业，结果还是被停了学，他只好考入兰州回民教育促进会办的知行中学。据玉堂事后回忆，书店查封后，伪县府一个姓蒋的警佐来玉堂所在学校讲话，威胁所有买了 “新华书店”（榆中人是这样称呼书店的，因书店出售《新华日报》）书刊的学生，立即将书刊烧毁，如有隐藏，查出后一律开除。当时学生们神情紧张，议论纷纷，这个说，沈钧儒的《七人之狱》、张闻天的《廿年的苏联》、邹韬奋的《抗战三日刊》究竟能不能看？那个说，看《论持久战》有什么错？还要不要抗战？总之，书店虽封，革命的种子撒在榆中，帮助进步青年观察思考着许多问题。
  我参加了革命工作，家中缺劳动力，弟弟们年纪又小，仅有的几亩地典当过几次，生活上困难不小，我也随时有被逮捕坐牢的危险。但是革命理想鼓舞了我，进步书刊启发了我，我要把革命书报带给千家万户，让它开花结果。在我担任推销员的这段时期，在严峻的考验中，于一九三八年八月由王泽喜同志介绍，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了中共甘肃工委建立后第一个农民地下工作者。
  据我所知，梁提多、陈选民等同志在金家崖、临洮、石洞寺、条城、靖远、景泰、中卫等地也先后销售过进步书刊。
  榆中新隆书报社被查封后，党组织派我在金家崖一带协助王泽喜同志搞工作，筹措了一笔活动经费，把干果担扩充为干果店，以掩护党的活动。以后由于孙瑞庭在一九三九年底参加了陈成义、窦志安等同志在盐场堡办的织袜合作社，一九四〇年初我被派往兰州派报社主持工作。
  兰州派报社在姚国价同志负责期间，社址在道升巷东口，孙瑞庭接办后仍在那里，不过这时叫兰州书报社，后来迁到了附近的另一个院子里。我接管时，院子已被日本飞机炸坏。那时张一悟同志住在小仓子，经二悟同志和他的儿子张怀庆活动，在小仓子找到一处作为社址，继续营业。一九三九年秋，我弟弟郑得塘小学毕业，我叫他也来帮助工作。这时期除销售三百份《新华日报》外，还销售二百份《新疆日报》，而《解放》等报刊已来不了兰州。《新疆日报》在盛世才标榜进步时期，我党工作人员和杜重远、张仲实、茅盾等直接参加编辑工作或经常发表文章，所采用的又都是塔斯社和新华社的电讯，也是一份进步报纸。我们给订户送报，有些是直接投送（包括八路军办事处和甘肃工委）， 其他地区和有些青海订户则为邮寄，还有的人不便公开订阅，就由报社和报童零售给他们。
  我主办兰州派报社后，罗杨实同志即持王泽喜同志预先写好的信，和我接上了党的关系。当时他叫罗沔，是工委下属的青委成员，又是中共兰州市委的负责人之一，他和我经常在一起过组织生活。我们约定时间在中山林孙中山先生铜像处接头（现在民族学院），然后在树林中一边散步，一边给我讲形势、讲理论，传达党的指示，有时共同讨论。党内也常传阅油印或铅印的学习材料，一般学完就烧了。
  派报社和生活书店关系密切，互相代售书报，书店经理薛迪畅同志还在店门口写了收订《新华日报》的广告。后来国民党加紧迫害进步力量，反共空气甚嚣尘上，先是在一九四〇年春迫使生活书店在天水的分店撤回了兰州，随后又散布生活书店有共产党的经费，八路军的股份，四月间又盘查兰州生活书店帐目。于是书店在门口贴出“邹韬奋辟谣”启事，说生活书店的活动经费是他们多年来艰苦创作费尽心血积累起来的。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朱绍良则利用亲戚关系，邀请迪畅同志吃饭，教他不要开书店， 还说要把他安排到第八战区政治部当官。迪畅同志回答：“我不会当官，只会卖书。”断然拒绝了敌人的威胁利诱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高尚品德。国民党当局一计不成，另生一计，他们通过邮政检査，扣留生活书店的书籍,使之无法营业.扣压我们的《新华日报》，使我们很长时间收不到报纸。为此，我在五月下旬去黄家园给赵子明同志作了汇报。在他家我还见到甘肃工委副书记李铁轮同志。后来罗杨实同志指示先弄清报纸扣压在哪里，再给重庆新华日报社去电请求交涉。他说：“不论有无效果，都可以揭穿敌人破坏共同抗日的阴谋。”于是我多方打听报纸下落。有个邮差经常给我送信，要买些旧报纸，我给了他一些，顺便问他：“新华日报为啥收不到?” 起初他说不知道，后经多次探问，才告诉扣押在邮电检查处， 又叮咛我千万不能说是他说的。我到邮电检查处，一进门，几个特务慌慌张张地喊道：“来干什么？ ”我说：“找报纸。”特务说：“没有，找营业处去！”我向四周扫了一眼，看到后墙幕布下露出了《新华日报》纸卷，就赶紧上前揭开幕布，好家伙，报纸足足堆了一两马车。我气极了，动手就搬，几个特务上来挡住我。我说：“卖报是经过上面批准的，你们有什么理由扣压！” 他们不由分说，叫着让我找邮局去，硬把我推出了门外。几天后，我找到杨实同志汇报了，又同迪畅同志商量，由他起草给重庆新华日报社的电稿，由我发出。记得电文是：“报在兰邮局被扣，请代恳求放行。新华日报甘肃分销处。”不久，生活书店被迫撤离兰州，我协助他们捆了几天行李和书，临走时，他们送我一些莫斯科出版的汉文书籍和几件衣服，有一件衣服至今我还保存着。
  《新华日报》被扣，我只好销《新疆日报》。形势一天天险恶起来。一九四〇年六月一个晚上，敌人紧急戒严，甘肃工委主要负责人罗云鹏、李铁轮和林亦青、赵子明等同志被捕。后赵曾被保释出狱，有天我给订户送报纸途中还碰见了他，当时他穿得新新的，和赵大嫂同乘轿车朝西北疗养院方向驶去。以后他给罗云鹏同志递条子，被敌人发现，出狱十余天又被重新投入牢房。我还记得， 罗云鹏、赵子明等同志在狱中获悉有些同志已引起敌人注意，便在废报纸上分开写下这些同志姓名用字，送出来给党组织，郑重远等同志对出这些同志姓名，即通知这些同志离开兰州，其中一个当时在石头沟教书.郑派周焕章送了信，该同志即去了边区。罗等被捕后，工委工作由郑重远、王实先同志负责。重远同志指示我继续营业，说:“你坚持卖报一天，就是坚持革命一天，就能发挥一天作用。”兰州一片白色恐怖，许多同志处在敌人追捕中，报社随时有被查封、我也随时有被逮捕的危险，但是要革命就不能怕坐牢杀头。后来，给我办报社移交手续的孙瑞庭、金子宽怕敌人追查我再牵连到其他同志身上，由金出面，多次催我停业，并去电新疆日报社让停发报纸。那时党的领导同志不易见到，我没有得到党的指示，不能随便停业,就断然拒绝了金子宽的要求。由于金子宽以分销处的名义给新疆日报社发了电报，新疆日报社来电追问停报原因，问是否禁报，引起了驻电报房特务的注意。他们派人送来通知，说有电报，请负责人去红泥沟谈话。我想，来者不善，特务找我谈话没有好事，可是急切中又找不到领导请示。我反复考虑，如果马上离开兰州，个人是安全了，但党的工作受到影响，而且更会引起敌人注意，甚至牵连到党的组织，不如我一个人豁出去，狼窝里闯一闯，看看这帮家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随机应变，对付他们。凑巧岳延令同志有事来分销处，我征求他的意见，他也赞成我去，我便来到红泥沟电报房检查处。一个四十来岁的特务， 迎上来让我坐下，问我：“你来干啥？ ”我毫不在意地说：“取电报。”他问：“谁让你卖《新疆日报》？”我说是自己卖的， 并反问他问这干啥。他又问为啥要销这份报纸，我解释说：“我是个务农的，家里人增地不增，生活不下去，到省城找事干，没人介绍，做生意又缺资本。看到《新疆日报》是白报纸印的，每份只三分钱，卖废报纸也能赚钱，就订了些，少部分销售，大部分当废报纸卖了。”他又问：“为啥现在不要了？"我说：“原来每份报三分，现在涨成五分，赚不了钱。”当时《新疆日报》 正好涨价了，因此我找了这条理由。他三番五次问我有无政治背景，同哪些人来往。我一口咬定：“我只卖报糊口，认报不认人，不懂什么政治不政治。”他看我一身农民打扮，满口本地口音，盘问半天，找不出破绽，大概没啥油水，就一边说，“看你这个人也没有啥，你回封信算了”，一边把电报递给了我。我轻蔑地笑了笑走了。几后天，杨实同志来报社，我汇报了情况，说明报纸一份被扣留，一份又停发了，报社成了无源之水，敌人已经注意报社，要提防跟踪盯梢。杨实同志沉思了一会，当即决定报社停业，并指示我整装待命。形势紧迫，我去工委秘密机关，进门刚简要汇报了情况，一杯水也没喝上，重远同志即让我马上离开，和王泽喜同去条城。
  我迅速把报社剩下的部分《新华日报》、《新疆日报》和其他书刊转移到家中，并且连夜和弟弟得童、表弟魏志珍又把书报背到附近黄土沟一个山洞里埋藏起来，抗战胜利后才取回家（一九五五年我全部交给了甘肃省博物馆,在革命文物资料室陈列）。这当中除大量报纸外，书籍有《论持久战》、《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困难及其前途》、《游击战政治工作》、《关于列宁主义底基础》、《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农村经济底基本问题》、《社会科学的基本问题》、《唐•吉诃德及阿Q》等；杂志有《解放》、《世界知识》、《文摘》、《读书月报》、《永生》、《文艺阵地》、《奋斗》、《北战场》、《民主生活》、 《青年战线》、《中国教育》、《救亡》、《黄河》、《前途》、《新生》、《新闻类编》、《战斗青年》、《拉丁化研究》、《抗战》、《中华论坛》、《国民公论》、《理论与现实》、《新音乐》、《群众》、《国讯》、《全民抗战》等约五六十种。为了能使《新疆日报》继续在兰州销售，我还设法找到了一位叫张辑五的卖报人，动员他给《新疆日报》去电订报，他卖了一年多。 后来由于盛世才彻底剥掉了伪装，迫害残杀革命同志和进步人士， 《新疆日报》面目全非，变成了一张反革命的报纸，它也就失去了广大的读者。
  从一九三七年冬到一九四〇年九月，兰州派报社在中共甘肃工委的直接领导下，重点在兰州，兼顾其他地区，公开销售进步书刊上百种，报纸上万份，发挥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作用，同党所领导的其他革命团体一道，汇成了一股抗日救亡热潮，使甘肃和兰州的沉闷政治空气为之一扫。敌人迫害摧残报社，说明反动派色厉内荏，害怕革命真理的传播，从反面证明了革命舆论的巨大威力，也使人们更加认清了反动派“假抗战， 真反共”的狰狞面目。报社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我带着组织上发给的部分经费和自己借的一部分钱，和王泽喜同志先后去到条城，以纺织业（榆中条城新生棉毛纺织社）为掩护，办起了地下交通站，开辟了兰州——靖远交通线。离开兰州之前，我站在山坡上，向报社所在的方向凝视了很久很久。我深信，人民的报社一定会回到人民的手中。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口述，郑仁胜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