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市图书馆

甘肃政协的同志要我写点从前在陇东工作的资料。因为当时没有任何记录，且时间相隔已经很长了，许多事实只有一点轮廓，细节完全记不清了，加之个人水平有限，只好就回忆所及， 写出片断，以供参考。
  一、依靠白区回乡学生，开展党的统战工作。一九四五年我在庆阳县委统战部工作时，我负责的主要是作从白区回乡的中学生的工作。那时陇东所谓庆阳五属学校很少，没有一所完全中学， 小学毕业升学，最近要到平凉去，有钱人家的子弟还可以到兰州或西安去上中学。我们决定要利用这些学生，宣传我党的统战政策，扩大影响。首先我们把庆阳地区在外地上中学的学生姓名作了调查，造出详细名单，进一步根据名单分析了解他们家长对我们的态度，先去作家长的工作，家长同意了，就会写信叫他们的学生回乡，否则他会写信不让学生回来，有时回来，也是偷偷地不让左邻右舍知道。个别家长虽让学生和我们见面，但仍有顾虑。我们根据上述情况，采取不同的工作方法，争取他们的学生回来。有顾虑的，针对他们的思想顾虑进行解释教育，或通过他们的亲戚朋友间接进行工作。有些学生经过家长的同意，主动到县委来找我们，有时我们也去到他们家里和学生见面。除了对他们当面进行宣传外，还送或借给他们各种进步刊物，以及我党的各种理论书籍，如《论联合政府》、《两个中国之命运》等。凭借他们辗转相传，就会慢慢地了解我们、相信我们，逐渐主动地和我们接近。我们也讲清楚活动要保密，不要让反动保甲长或反动政府和军队发现。当时我们边区被反动派封锁，物资异常困难，但当这些学生或家长来找我们，总要给他们殷勤招待，买些茶叶或糖果，有时还招待他们吃了饭再走。这样他们象亲友一样来接近我们，他们也感到我们瞧得起他们，进一步加深联系。
  通过以上的工作，就党的统战政策来说，效果是明显的，成绩是卓著的。因为（一）学生的家长，除个别极端反动的地主老财外，在学生的宣传影响下，一般都对我们有所了解。（二）学生们广泛宣传，使边区以外的人民了解到边区人民生活得很自由、 很幸福，并不象国民党反动派宣传的那样。（三）共产党人通情达理，进入边区的人，共产党都能以礼相待，讲道理，论交情， 苏区绝不象反动派宣传的那样活埋人、拘押人。
  我记得当时在我们的影响下，庆阳学生中如李道正、李兆甲等后来都参加了工作，还入了党。李道正解放后任兰州七里河区区委副书记，李兆甲解放后在平凉农业研究所工作。屈金元在我们初接触时顾虑很大，后来他也参加了工作，现在甘肃。
  （二）依靠老区向国民党统治区开展工作。我们开展工作，主要依靠与白区接壤的两个边境城镇——驿马和赤城。当时统战部长镭华同志和后来的冯X X同志，经常住在驿马关，我则常住赤城。赤城对面就是白区的温泉镇和什社镇。通过赤城的党员、干部和群众的亲戚朋友,常出入温泉和什社，向当地农民宣传我党的各项政策。在那里的个别村庄，由于我们工作的深入，保甲长暗地里和我们有联系，事实上归我们掌握。如温泉伪保长莫耀期，经常向我们反映敌方情况，我们地下党员出入边区时，他经常派秘密交通员护送。象在兰州、临沈工作的同志如万良才等， 都是从这里出去的。
  赤城当时规定有三、六、九的集市贸易，我们在赤城设有土产公司，白区老乡经常把土布、棉花卖给我们的公司。每逢集市， 白区老乡都纷纷前来赶集，我们利用集市也进行宣传教育工作。 白区有些国民党的中层人士，也借赶集机会，来到边区观光。当然也有特务乘机进来搜集情报的。我记得我们在温泉、什社两地，共发展地下党员三十余名，统战对象十几名。温泉士绅中有所谓的“曹专员”和“高县长”（其实并不是专员县长，而是群众给他们的绰号），也常到赤城赶集。
  一九四七年国民党进兵庆阳之先，我们就得到了确实可靠的消息，这都是白区地下党员和保甲长给我们通知的。胡宗南匪军进占庆阳城之后，我带武工队深入敌后温泉、什社及赤城一带， 当地群众对我们极表欢迎，给我们找窑洞驻扎，送饭，送情报， 我们不仅可以安身，还进一步了解了敌人情况，发动群众，乘机捣乱敌人后方。“敌进我出”，“敌退我进”，使敌人十分害怕， 特别是“黑狗子”（伪镇公所人员），更怕我们武工队收拾他们。
  我们就这样利用广大群众在敌区开展工作，宣传教育和发动组织群众，与敌人作不懈的斗争。
  （三）泾川县地下工作开展情况。一九四八年冬，组织派我到白区泾川县去开展工作。距县城南十余华里有个村庄，叫梅家城，那里有我们的同志梅效玉，还有老党员、老交通员“杨摇头”。 我到泾川后，首先和梅效玉同志联系。这个村子有二十一、二户人家，绝大多数是贫下中农，没有地主，富裕中农只有一两户。 离太平镇镇公所不到两华里，西兰公路从泾川城北经过，交通十分61便利。因此我就能在泾川、灵台、长武、平凉一带，东、西、南、 北四面展开活动。梅效玉同志先后介绍了这个村子的十几位农民加入共产党，又由他们在高平、灵台、长武介绍发展了地下党员。
  通过我们地下党员的争取和宣传，把伪镇长刘兴邦、伪乡队副樊××、伪保长张永福等也拉过来和我们见面，我给他们宣传政策，指出前途，交给任务，要他们给党做些有益的事。这些人家庭都是农民，经过教育，很快都有了觉悟。我们把他们分别考虑和初步审查，按单线联系介绍他们加入地下党。一九四九年泾川解放时，地下党员和统战关系都起了很好的作用。他们给解放军带路、 送饭，保护伪镇公所财产、文件，都是地方党做出的成绩。
  泾川解放后，第一任县长是现任甘肃省副省长的葛士英同志。县军管会由孙存弘、张富邦、黄XX等同志组成，他们原都是我地下工作的同志。后来地委派杨富祥、邱志勤等一批干部来到泾川，分别组织健全了各级政府机构。此时我被调到隆德县当县委书记。我离开泾川时，把地下党组织和全县党员名单、统战人士名单及情况，都向杨福祥及孙存弘作了交待。
  我们在解放前对泾川、灵台、平凉等地下党工作的加强，给党培养了一大批地方干部，解放后有许多同志都担任了各级领导。但在“文化大革命”中，竟把泾川搞成“地下特务乡”，好多人成了 “假党员”，挫伤了不少党员的积极性。作为地下工作搞过一段时间的我，听到以上消息时感到十分难过。好在这已经成为过去了。
  一九八一年五月二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