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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陇东特委于一九三七年成立，中央组织部派我去担任特委组织部长，我于八月初到达特委所在地——庆阳县城。当时特委书记是袁国平同志。一九三八年春，袁国平同志调往新四军， 由我继任特委书记。不久，陇东特委改为地委，由中央直接领导改为陕甘宁边区党委领导，我就担任地委书记。约近半年，一九三八年八月我离开陇东。对这一段的经历，我只能回忆一个简单轮廓，供党史研究者参考。
  谈起陇东这个地区概念，一般是指甘肃省平凉和庆阳两个专区，共有十多个县，而陇东特委工作的地区，主要是庆阳（驻西峰镇）专区由八路军驻防的统战区。按原来区划，庆阳专区应包括庆阳、合水、环县、宁县、正宁、镇原等县。其中环县全部及庆阳、 合水一部梢林地带（如柔远、东华池）是苏区，归陕甘宁边区的环庆专区；正宁和宁县二县则属陕甘宁边区的关中地委领导。因此，陇东特委工作的地区，就是庆阳、合水、镇原三个县八路军驻防的统战区。特委一度想将正宁、宁县划归陇东特委领导，并得到中央批准，后来为了照顾该两县工作的历史发展和其他条件，觉得仍由关中地委领导为便，没有划归特委领导。陇东特委与正宁、宁县党组织有不够密切的横的关系。
  庆阳、合水原是红二十六军游击活动处区。红二十五军、中央红军都经过该地区进入陕北。一九三六年红军西征，开辟了环县曲子一带苏区，一、二、四方面军在陇东会宁、静宁地带会合。红军抗日主张、土地革命政策，以及红军的群众纪律严明等政治影响虽然是广泛存在，但并没有撒下较多的革命种子，即使有些种子，也还没有大量开花结果。西安事变之后，红军进入庆阳、合水、镇原等县城，依靠红军政治部门做群众工作与建党工作，主要是教导师（原来的红军步兵学校）有一大批军政干部，中央也派去不少长期做地方工作的干部。经过艰苦踏实地工作，在短短半年里，已打下良好的工作基础。一九三七年八月，我到中共陇东特委时，特委组织已经基本健全，不过当时为了适应前方抗战的需要，教导师大多数干部正陆续调走，留下一些领导骨干做地方工作，组成了中共陇东特委和各县委。当时特委的组成：书记袁国平，组织部长李铁轮，宣传部长任质彬，副部长吴铁鸣，秘书长黄欧东。庆阳县委书记是任质彬兼（后为刘国声）,合水县委书记邹群峰，镇原县委书记陈仁麒，驿马关县委书记冯五星，固原县委书记李庭序。此外，尚有相当于县委的驻西峰办事处，段德彰同志任处长；固原八路军留守处，马青年同志任处长。两处均负责统一战线和建党工作。一九三八年四月，陇东特委改为地委，书记李铁轮，副书记黄欧东，组织部长陈仁麒，统战部长段德彰，任质彬、吴铁鸣仍任宣传部正副部长，但任质彬同志主要负责平凉地区的领导工作，另外由边区党委派来吴志渊同志担任镇原县委书记，孙君一同志担任驻西峰办事处长。一九三八年夏初我去边区党委开会期间，向边区党委建议陇东和环庆两个地委合并，可以腾出一些干部派往新区迎接革命发展的新形势。边区党委采纳了我的建议，两地委于一九三八年七月合并完成,原环庆地委书记马文瑞担任新的地委书记，我调边区党委另分配工作。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八年七月这一段期间，中共陇东特委主要完成两个方面的任务：一方面在八路军驻防的统战区，组织群众参加抗日救国运动，争取民主，改善民生，发展独立自主的民运工作，建立、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把陇东统战区发展成为民主、 进步的抗日根据地；一方面是向友区（即非八路军驻防的邻近地区）进行统战工作，扩大抗日救国运动，宣传党的主张，建立和发展党的秘密组织，把党的影响和工作扩大到全陇东地区。当时特委重点抓了以下几项工作：一、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从七七抗战开始到武汉撤退这个时期，由于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发展，为陇东工作创造了比较顺利的条件。特委书记袁国平同志以教导师师长和陕甘宁特区政府驻陇东办事处主任的名义公开活动，奔走于国民党官吏的上层，有时到西安，有时到兰州，一方面向林老、谢老请示,一方面也找国民党上层人物如贺耀组交涉。对西峰、平凉国民党及其专员进行工作时，主动提出有利于抗战的建议进行协商，尽力为打开工作局面创造条件。他有时争取到在西峰和平凉国民党召集的群众大会上作公开讲演。他的讲演颇有说服力，在统战人士与群众中都留下良好深刻的印象。各县委领导干部多半是以民运会或抗日救国会（后改称抗敌后援会）名义，和国民党的县区官吏直接打交道。在八路军驻防区，一般能达到当时统一战线的要求，减少了发展民运的阻力。国民党行政官员和城乡士绅都较尊重我方的意见，这是由方力量对比决定的，一是革命武装八路军的支持，二是有人民群众的拥护。国民党县区政府人员没有强大的权力，士绅地主富商也不完全听信他们的。在庆阳、合水两县，革命力量强大，国民党政府比较孤立，党组织领导的抗日救国会或抗敌后援会基本上可以左右一切。在镇原县，由于我们群众基础稍差些，国民党的影响较大，它凭借政府权力与保甲制度对我方工作起了不少阻碍作用。
  由于国民党片面抗战、消极抗战的政策，特别是它坚持溶共、限共的政策，随着全国形势的变化，在统战工作中摩擦反摩擦的斗争时起时伏，有时也是很激烈的。特委一般地能够遵照中央的指示， 在维持大局、不使统战关系破裂的情况下，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一九三七年九月，国共合作宣言《精诚团结共赴国难》公布后，特委曾写过一封《中共陇东特委给国民党部的公开信》，协商共同领导陇东各县抗日民众运动问题。当时虽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但也摸清了国民党党部的态度，即不能希望他们在民众运动方面有任何作为。随着国民党的反共限共、控制民众运动的加强，特委也就更加学会了以革命的两手去对待顽固派的两手,进行反摩擦的斗争。
  此外，特委还利用一切可能在友军中进行统战工作。一九三八年春，甘军新十一旅（刘宝堂部）开赴抗战前线路过庆阳时， 由抗敌后援会出面，对他们进行支援慰问，宣传抗日主张。该军有不少红四方面军西路军失败被俘的战士逃跑出来，经我方说服回去，对抗日友军起了巩固作用，也给友军留下了良好的影响。 甘肃地下党张友生同志与该军秘密党组织取得联系，热情招待并鼓励他们在前线为党工作。
  二、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放手发动群众运动西安事变后，红军驻防到陇东地区就已经停止了打土豪分田地的阶级斗争，但这并不是自己束缚自己手脚，不去发动群众的革命斗争，而是在新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下，把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以充实和发展革命基本力量。陇东特委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1. 动员群众进行锄奸反霸斗争。当教导师驻进庆阳之后，庆阳城内八大家（大地主）的首户冯翊清有汉奸嫌疑，阴谋反对红军和共产党。我们党发动群众进行了揭发和斗争后，将冯逮捕惩办，给群众以很大支持，伸张了革命正气，打击了反动势力，从而也对地主士绅们起了分化作用，顽固者受到打击，一部分持中立态度，一部分表现开明，接受我党主张，支持民众运动。对各地造谣破坏红军（八路军）威信，挑拨军民关系的坏人，也都及时给予揭发或惩处，使其不敢过于嚣张。 2.用抗日统一战线的形式把群众组织起来。凡是红军八路军驻防的地区，城乡群众经过宣传动员，都参加了抗日救国会的组织。县市抗日救国委员会经过选举产生，党的民运干部多被选入，党的群众工作路线经过抗日救国委员会得到贯彻执行。在抗日救国委员会下边，还有青年、妇女、工会、农会、商会、教育会等组织作为基础，在区乡也有抗日救国会的组织。县、区救国委员会实质上起到革命的半政权的作用。在当时的统战区，政府和保甲长是国民党的,但一切政令不出公门，如不经过抗日救国会的认可， 就行不通。抗日救国委员会都直接受民运委员会（即县委）的领导。后来随着国民党命令统一形式，先后改为抗敌后援会及动员委员会。无论叫什么名称，一直都是在县委领导下进行工作的。
  3.支持群众反对苛捐杂税，实行合理负担。陇东统战区的国民党县区政府、联保主任、保甲长的主要任务，就是向群众分摊捐税。捐税苛重而不公平，甚至巧立名目，加重负担，几次引起民众的不满与抵制，进行请愿示威，包围国民党县区政府。我党支持群众要求，并且加以有组织的领导。国民党官员往往因无法下台，就来恳求抗日救国会、民运会甚至陕甘宁边区政府驻陇东办事处（即特委）调解。经过调解，一般以逼着国民党政府作些让步，达成协议而告终，群众取得了基本胜利。
  4.争取民主，改善民生。国民党的片面抗战政策是害怕群众，不要民主，不顾民生。在陇东也是如此。我党与之相反，坚持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原则，力争扩大民主，适当改善民生，满足群众的基本要求。除抗日救国委员会采取民主形式外，在统一战线合法条件下，一些民事纠纷,依靠群众讨论解决。在基层乡镇大多实现了民选保甲长，把党员、进步分子、开明人士选为保甲长，使他们在党领导和影响下进行工作。属于顽固分子者，党则发动群众改选之。在改善民生方面，做到减租减息，实行二五减租。
  5.动员广大群众拥军参军及支援前线。一九三七年冬国共合作宣言公布后，庆阳、合水、镇原等县由国民党中央政府划为八路军募补区。陇东特委及各县委、区委动员广大群众拥军参军，慰劳前方将士，收到很大效果，完成了当时的预期任务。可惜能说明成绩的数字都已遗忘，不能详述。
  日寇攻占太原、汾阳、临汾之后，铁蹄曾达陕北黄河对岸的离石柳林境界，陕甘宁边区已闻到火药味，形势紧张。陇东特委得到边区党委电示，要我们动员庆阳、合水群众以数千驴马支援陕甘宁边区，为八路军后勤服务。特委很快地完成了这一任务，后因敌情缓和，驴马支援作罢。
  三、加强党的建设，巩固和发展党的组织红军部队开展地方工作，发现积极分子，有觉悟的贫苦农民、店员、工人，多被吸收入党。到一九三七年下半年，庆阳、合水、驿马关、镇原、固原等县委领导下的地区，已普遍建立了支部和区委组织，每个保都有支部、小组，或者有个别党员，空白点很少。相当于一个联保就成立区委组织。此外，在白区建立了精干隐蔽的党的堡垒。在平凉有一个支部，张耀宗（张可夫）同志是当时的负责人。任质彬同志常驻镇原，领导向平凉地区发展党的秘密工作。并派去几个外地干部，准备以平凉为基点，向全陇东西兰公路一线发展党的组织。平凉支部曾介绍几个中学生到抗大学习，取得一些工作成绩。
  一九三八年夏，特委遵照党中央的指示，面对敌人的侵蚀破坏，以张国焘、周昆等的叛变逃跑事件为教训，进行了反对和平观念、提高警惕性为内容的巩固教育工作。
  四、大力进行宣传教育，扩大党的政治影响为了使人民群众充分了解党的主张，扩大政治影响，陇东特委曾大力进行宣传教育工作。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国共合作宣言、抗日统一战线的宣传口号、有关时事新闻、八路军胜利消息等，无不深入人心，家喻户晓。陇东特委办了《陇东报》，庆阳抗日救国会办了《庆阳人民报》（后改为《百姓的话》），开始时是用油印，以后改为石印，不仅广大群众欢迎，在国民党的军政团体中也有影响，对统一战线也有指导意义。当日寇接近黄河，陇东特委根据西北接近战区的形势，提出应作好战时动员的准备。邻近地区国民党的专员及县政府就惊慌失措，准备搬迁，用电话询问陇东办事处（特委），我们即在电话上加以说明纠正。在宣传教育工作中，特委也是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不放弃对国民党错误的批评，用老百姓的话来反映群众对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压迫群众、不要民主、不顾民生、反对进步等意见，打击顽固势力。
  为了发展新阵地，打开新局面，特委极力向八路军防区外的城镇进行抗日统一战线的宣传。派遣一些同志到平凉去开书店， 销售合法的进步书刊，并接近和争取一些进步青年。特委还利用新安旅行团到陇东演出的机会，对剧团热情接待，具体帮助，以扩大抗日救亡运动和统一战线的宣传工作。象《放下你的鞭子》这样的流行话剧，陇东民众还是第一次看到。
  总之，在这个时期，陇东特委抓住当时抗日运动开始发展的良好时机，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无论在统一战线、 民众运动、党的建设、宣传工作哪一方面，都达到了保持阵地、 发展阵地的要求。一九三七年冬，袁国平同志去中央汇报，得到中央的充分重视。毛主席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中曾这样指出：“在西安，纠正了两党关系上的无原则倾向（迁就倾向），重新开展了群众斗争。在陇东，情况和西安大体相同。”洛甫（即张闻天）在《解放》周刊上写过一篇关于发展民众运动的指导原则的文章，很合乎我们当时的需要，特委十分重视并加以学习。为时不久，王明却提出了“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口号，在陇东曾起到一些消极作用，但影响不大。在实践中，陇东特委为了保持阵地和发展阵地，没有束缚住自己的手脚，基本上是贯彻了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的。
  由于历时太久，我又健忘，许多具体事情模糊不清，确实回忆不起来，希望了解当时情况的同志加以补充指正。
  —九八一年七月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