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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族和藏族在雕塑艺术方面的贡献源远流长。早在新石器时代，在青海、甘肃等地出土的羌和西戎人的彩陶器中就有许多雕塑品，对美化生活和抒发原始宗教感情起过重要作用，关于这一点，在前面有关部分已作介绍。蒙古族的雕塑艺术至少可追溯到元代。
  在整个元代近一个世纪的蒙古族统治中，为了巩固统治，对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景教等，采取了兼容并蓄的态度，又把自己民族固有的宗教信仰改信为喇嘛教，并且大力提倡蒙古族上层人物的知识化等等，这就使得蒙古族的美术，不论在绘画、雕塑、佛教美术、工艺美术、建筑美术等方面得到了全面发展，在蒙古族中产生了不少有成就的绘画、雕塑艺术家。当时，蒙古族上层统治阶级中的帝后、王公贵族都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他们兴修宫苑、寺庙和绘织“御容”等工程，于是很多艺术家和工艺匠人来为之服务。这些艺术家，有的来自国外，比如著名的尼泊尔雕塑家阿尼哥、阿曾哥父子等人，将尼泊尔风格的雕塑艺术同中国传统雕塑艺术风格相结合，为蒙古族雕塑艺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元代蒙古族雕塑艺术主要以佛塑为主，较著名的蒙古族雕塑家有禀搠思哥、斡节儿八哈失、朵儿只、八儿卜等人，可惜他们的作品目前已看不到了，只有《元代画塑记》一书中的一些记述，保留着他们进行雕塑艺术创作的某些侧面。书中记述说：“仁宗皇帝皇庆二年八月十六日令阿曾哥、禀搠思哥、斡节儿八哈失在大圣寿安寺内，五间殿八楼四座，令阿曾哥提调，其佛像计并禀搠思哥，斡节儿八哈失塑之。塑造大小佛像一百四十尊。东北角楼尊圣佛七尊，四北朵楼内山子二座，大小龛子六十二个。内菩萨六十四尊，西北光角楼朵儿只南砖十一尊，各带莲花火焰等……”又谓：“铸造玉德殿三世佛、五方佛等雕石像，又制造文殊、弥勒布漆像的诸色人匠总管朵儿只，及奉文宗皇后命铸造八臂求度母等雕石像的八儿卜等。”从这些记述中，可知元代蒙古族雕塑家不但人数不少，而且在雕塑艺术水平上也是较高的。
  如果说元代时期，喇嘛教在北方草原和青藏地区主要信奉者是属于皇室贵族的话，那么自明代中期至清代，喇嘛教便在上述地区的藏、蒙民众中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宗教。随着喇嘛教的传播和广为流行，喇教寺庙的兴建也逐渐进入高潮，尤其在清代康、雍、乾三朝，喇啉庙的兴建最多。这一时期，清廷出资建筑寺庙遍布于西藏、青海、内蒙古各地。随之，藏、蒙王公为了向清廷讨好，努力建筑寺庙。到了18世纪中叶以后，西藏、内蒙古、青海等地方建筑寺庙简直形成了一种竞赛风气。
  青海、内蒙古、西藏各地蒙、藏两族的喇嘛教雕塑艺术，是随着喇嘛教寺庙的兴建而发展起来的。寺庙内的佛塑造像，主要是由藏、蒙艺术家制作的。
  青海、西藏、内蒙古各地喇嘛庙，差不多每座寺庙都有以弘扬佛教为内容的壁画和佛塑造像，但各寺庙内佛塑内容又不尽相同。内蒙古包头市土默特右旗境内的美岱召三佛殿内，原塑有过去佛（燃灯佛）、现在佛（释加牟尼佛）和未来佛（弥勒佛）三尊泥塑。包头五当召内佛塑造像就更多了。
  五当召是由苏古沁独宫、却伊拉独宫、洞阔尔独宫、当坎希德独宫、日木伦独宫、阿会独宫六座大殿、三座活佛府（东科尔府、甘珠尔府、章嘉府）和一座陵堂（苏卜盖陵）组成。苏古沁独宫的大经堂后部正中端坐着弥勒佛像，二楼内供奉的三座佛像，中为三世佛，两侧是文殊、普贤像，东西两侧墙上泥塑山子的洞窟中为十八罗汉，全部为泥塑彩绘，高约70厘米，有的掐指说法，有的凝神炼气，有的合十坐禅，表情或深思熟虑，或情绪激昂。罗汉造型生动，个性鲜明，颇具清代著名泥塑家“泥人张”的风韵。建于道光十五年（1835年）的却伊拉独宫，殿内正中雄踞着弥勒佛大铜像。弥勒佛是释迦牟尼圆寂后的接替佛。它是五当召供奉的最高的两座大佛之一，高达10米，全部为黄铜分铸焊接制成。弥勒头戴宝冠，肩饰莲花，上身袒露，手作说法印，表现他在天宫中即将下世前的形象。佛像身上的臂钏、手镯、璎珞、耳环等物无不精雕细刻；木雕的背光、祥云、卷草等图案，雕镂层次分明，整个雕塑甚为精细。洞阔尔独宫内，佛座上的塑像为五当召第一代活佛东科尔·班迪达呼图克图。建于乾隆十五年（1750年）的当坎希德独宫，殿内排列威德金刚、可畏金刚、胜乐金刚等九尊护法金刚像。这些都是喇嘛教中的护法神，专司镇压邪魔，因此在造型上突出表现它们的狰狞可畏，个个青面獠牙，猬发利爪，睚眦怒目，手持各种凶器，项挂骷髅练，脚下践踏恶鬼。殿内蟠龙盘柱，身驾祥云，张牙舞爪，腾空欲飞。巍然屹立在山顶的日木伦独宫内，正中供奉喇嘛教格鲁派（黄教）创始人宗喀巴巨型铜像，高达9米，是内蒙古地区宗喀巴铜像最大的一尊，他头戴黄教派的尖顶帽，面部丰满，宽颐大耳，肩生莲花，结跏趺坐于大莲花座上，手作说法印，表情庄严肃穆，造型凝重洗练。为了容纳高大的宗喀巴塑像，殿内结构设计采用了减柱和在塑像四周建二层回廊的形式，在回廊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胸部以上的细部，从而避免了从底层仰视而造成的强烈透视变形的缺陷。在宗喀巴像前东西两侧，沿墙排列着木制的千佛龛，龛内供奉着1 000躯宗喀巴小型塑像，均为模制涂画，高约30厘米，象征着宗喀巴化身的千佛。阿会独宫二楼内供奉有白度母和绿度母塑像，高鼻修眉，表情温存善良，为喇嘛教中的救度菩萨。她们是唐代吐蕃松赞干布所娶的文成公主和尼泊尔公主的化身。白度母是以尼泊尔的布鲁库提为原型，文成公主则被佛化为绿度母。这是由于前者传入了佛教，文成公主则带去了内地制陶、酿酒、天文和医术等技艺，深受藏民爱戴，而将她们佛化了。苏卜盖陵堂南壁供奉有铜铸无量寿佛一躯，面庞清丽，手捧宝瓶趺坐，体态优美。
  青海塔尔寺的雕塑艺术，除了使人们交口赞誉的油塑艺术外，还有药泥塑佛像和木雕塑像。这座寺院的所有殿堂内都供有药泥塑佛像，除了释迦牟尼、迦叶、弥勒、文殊、普贤等佛教所共同供奉的佛像外，还雕塑了藏传佛教历史上高僧大德和古印度大乘佛教时期的高僧像。雕塑多为明末清初作品。一般殿堂均布有金饰铜佛像和观音诸像，造型简朴生动。大经堂的十一面观音像为代表作。九间殿的三尊丈六金身的文殊菩萨、观世音菩萨和金刚菩萨以其高大著称。塑像中的宗喀巴像，反映了格鲁派始祖生前的形象，头戴黄色僧帽，面容衣著都是青藏高原人物造型，生动逼真，栩栩如生。还有宗喀巴的两大弟子贾曹杰和克珠杰，以及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四世达赖喇嘛克珠杰的塑像。塔尔寺为纪念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的圆寂，特在大经堂供奉了这位佛教大师的塑像。这许多人物造型，都是清代以来的著名青藏高原雕塑家们所完成的，倾注了他们的心血，寄托了他们的人生期望。藏传佛教在雕塑方面具有自己的个性，而不同于内地的佛教造型艺术。比如弥勒佛像很高大，面容和蔼可亲，而不同于内地“大肚和尚”式的弥勒造型。藏族一向将文殊菩萨看作是智慧神，古代雕塑家精心赋予这尊佛像一双“慧眼”，朝拜这尊佛像的善男信女，无论从哪个角度仰视，都觉得佛眼在注视着自己，反映了雕塑家具有高超的技艺。藏传佛教寺院的罗汉塑像只有“十六罗汉”，比内地少二尊。
  尤为突出的是殿内十身大型木雕菩萨群像，均高约1.5米，为明代晚期作品，造型优美动人。其中妙音仙女像是藏传佛教雕塑艺术品中的珍品，造型端庄秀美，藏于该寺九间殿中，木雕通高约1.5米，头饰华冠，嵌以宝石，上身半裸，胸饰璎珞，宽肩细腰，有印度造像之风，左手抱琴，右手拨弦，两腿自然盘坐，全身比例匀称，衣褶纹饰刻线流畅自然，雕技圆浑，刀法洗练，轮廓分明。又如祈寿殿内，有一座木雕佛像，连同整个佛龛雕饰，成为寺内的一件木雕艺术佳作，雕刻技法娴熟奇妙，是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的作品。寺内许多佛殿门楣，都有繁缛的木雕装饰，施以彩色，涂以金粉、银粉，给人以光彩照人、鲜艳夺目之感。
  寺内殿堂的墙面许多饰以砖雕，有的图案中夹有汉文“福寿”二字，有的雕有藏族古老的寓言故事“和睦四兄弟”，那是流传到藏族地区的古代印度的寓言故事：传说一头大象背着一只猴子，猴子身负兔子，兔子背上站着一只鸟，它们依次尊为兄长，以示和睦团结，有的则雕以藏传佛教的“八宝吉祥”。
  西藏境内寺庙内的雕塑作品更为普遍，拉萨市中心的大昭寺正殿供奉文成公主从长安带往的释迦牟尼像。各殿有松赞干布、文成公主、墀尊公主的塑像及佛像、祖师塑像。
  西藏乃东县格桑乡吉如村的释迦佛堂塑像，其年代虽早于喇嘛教泥塑像，但对探索喇嘛教塑像的起源很有价值。该佛堂始建于吐蕃王朝第五代赞普赤德祖丹时期（704—755年）。有泥塑像十三尊，主尊释迦，余为八大弟子、二力士及供养人夫妇。主尊造型丰满、古雅、生动，高3.2米，弟子和供养人造型比例匀称，颇有生气，一般高3米，五官端正清秀，神情虔诚恭顺。其中弟子形象最完整，面容娴静，体态身姿文雅温柔，宛如贵妇。供养人塑像有世俗女子的特征。塑像彩绘为该寺最后一任翁则旺扎任期内重涂。左列第一弟子和同列力士头部露出了木质坚轴，上面有经咒文字，系吐蕃时期手书特征。
  西藏日喀则市扎什伦布寺，由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的门徒根敦朱巴（后被追认为一世达赖）建于明正统十二年（1447年），那里不仅藏传佛教壁画有名于世，而且寺内尚有塑像闻名遐迩。寺内措钦大殿北左室为弥勒像，供奉弥勒佛像，高约10米。佛座四周浮雕力士像，生动逼真；两旁为观音、文殊泥塑。措钦殿北正室为释迦牟尼殿。在释迦牟尼塑像两旁分立八大弟子：东西为药王塑像和无量寿佛塑像，中间为宗喀巴等像，措钦殿北右室为度母殿，中间安放白度母铜像，高约2.5米；左右侧有白度母、绿度母泥塑各一尊。
  青海、内蒙古、西藏等地明清时代的喇嘛教雕塑艺术的盛况，远远不止以上所举，但从以上几个实例中，便可以看到明清两代喇嘛教造型艺术曾得到高度的发展。从所表现的内容看，尽管它是以弘扬喇嘛教为目的的，然而它在造型艺术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不可低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