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市图书馆

契丹面具以其特有的艺术魅力和民俗学上特有的学术价值而为学者所青睐，到目前为止，探讨契丹面具的文章已发表多篇①，对深入了解契丹面具的概况、制作方法、面具与其他随葬品的关系、面具的功能、面具的起源及演变有重要作用。
  在辽墓中，经常有墓主人配戴面具和网络的情况，这同宋人文惟简在《虏庭事实》中，“（契丹葬俗）用金银为面具，铜丝络其手足”的记载是相符合的。可见死者戴面具、穿网络是辽代契丹族所特有的葬俗。但这种葬俗一般不包括火葬墓，因为尸体经火化后，面具就失去了顶戴的意义，所以火葬墓一般是不用这些覆尸仪物的。
  目前已知出土金属面具的辽墓约30座左右，出土面具有40余面。辽代金属面具按质料分，有金、银、铜、铅②等质地，其中银、铜质地的面具，又有面部采用鎏金工艺与不鎏金之分，这样就形成了六种不同特点的面具。
  辽代金属面具的形状，是按覆盖面具的死者的脸型打制的，所以面具所反映的面容、性别和年龄是不同的。男面具颇类男人的面庞，不仅形体较大，富有男子汉的阳刚之气，有的还錾刻出胡须；女性面具，一般具有女性的妩柔之美，面具清丽圆润，耳垂多有佩戴饰件的圆孔。在年龄上，大体上只能区分出成年和孩提。由于锤鍱技术和制作者有意美化死者的仪表，一般神态平静安详，那种龙钟老朽的老人相貌是不见的。在成年的面相中，一般为中青年，而看不出究竟有多大年龄，比如陈国公主卒年18岁，其面具看不出公主年在妙龄，而驸马萧绍矩卒年在28—30岁，亦看不出正值英年，只能根据面具大体判断为中年。幼童的面具，不仅为童子貌，而个体也较小，一望可知是不成熟的幼年。比如上烧锅5号墓幼童面具长仅11.4厘米，额部较长而下颌极短，从面具的大小及面部比例看，一望可知是幼童之面具，死者是个孩子。
  面具的面部表情约有三种：其一，两目圆睁，作生前的样子。可见于陈国公主与驸马两件金面具。这应是辽代较早时期的面具特征。早在夏家店上层文化中，就曾出土过带有人面的青铜饰牌，其上的人面也是睁眼的。其二，双目闭合，作沉睡之状，表情安详恬静。这是面具中常取之表情，从辽中期至晚期悉作此状。其三，面部含有笑意，可能与人死进入天国的思想观念有关。是辽代晚期的作品。在面具中，表现髡发的男面具极少见，仅在阿鲁科尔沁旗柴达木辽墓出土的一件鎏金铜面具见到过，它是由左额向额中錾刻出一绺头发，是辽代中晚期作品。① 面具制作的方法，首先是将金属材料打制成薄片，一般不超过1毫米，有的仅0.3毫米。为了使薄片柔软成型，对金属片加热后再打制，面具后背多留有加热后留下的黑紫痕迹，并且胎质较脆。制成后再在表面涂金。打制的方法：其一锤鍱而成，不用模具打出面具，制出的面具眉骨、眼睑等部位不突出，五官形状不规整，整体粗糙；其二，使用模具锤鍱而成，制出的面具五官位置合理，面部起伏自然，整体效果规整而优美，阿鲁科尔沁旗吐古他拉辽墓男子面具即为一例，是辽代晚期做面具的方法；其三，模压而成，面具起伏度极大，有的面具可以遮掩到人的耳后，制作精致，哲盟奈曼旗发现的一件大型男子鎏金铜面具即属此种制法，是辽代晚期的制法；其四，局部运用模具锤鍱而成，一般在五官部位上根据不同需要使用各种小型模具，因而这种面具五官较突出规整，但和周围的交接处缺少平缓的过度，显得突兀而起，给人以呆板感，有的把耳朵打制好后，再和面具铆合在一起，敖汉旗皮匠沟1号辽墓铜面具便是一例①。
  面具配戴的方法，根据面具上的小孔，约有三种方法：其一，在面具边缘钻出一周密密的小孔，用金属丝将其与网络连缀在一起，固着于面部，陈国公主的面具即取用此法，多见于辽代中期。其二，为多数面具所采用之法，是在耳朵上下各钻一个孔眼，用以缝缀铺里的丝织品，在面具下边与后部有系面具的带结。面具两侧向后还有系带，每边两条，向后系于八菱形玉环上，豪欠营子6号墓面具便为一例。其三，面具有配戴的附件。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内蒙古奈曼旗出土的鎏金男面具，在背面的边缘固定一周铜片，铜片上钻孔，和网络连接。又如阿鲁科尔沁旗吐古他拉辽墓的女性面具，耳的上下两侧各钻有一对小孔，脑后有一铜片后托，脑后托的两边和面具钻孔的对应处亦钻有一对小孔，这样一个置于人面，一个放在脑后，连在一起，固定在头上。这种戴法均出现于辽代晚期。
  从上述情况看，契丹人的面具似乎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金属面具流行于辽代贵族各阶层中，辽代中期即已开始流行，直至辽亡，但辽代中期的面具还不够成熟，至辽代晚期才渐趋完善。不仅在制作方法上早晚有别，而且在形象上也判然有别，以眼睛来说，较早的陈国公主面具两眼睁着，辽代中晚期的面具悉作沉睡状。
  面具质地的不同，是墓主人社会身份和地位的差别在面具方面的反映。最高级别的是金面具，只有像陈国公主与驸马那样的地位显赫的人才有资格享有。辽代厚葬之风甚盛，兴宗曾于重熙十一年十二月诏令禁止厚葬，而又于次年对诏令加以修改，并明确规定：“诏世选宰相、节度使族属及身为节度使之家，许葬用银器……”从出土银面具的几座辽墓的规模看，一般规模较大，因此使用银面具者，其地位可能甚高，或即正是诏令准用银器者范围内之家的死者。墓中出土铜面具者，大都应是小贵族所戴覆的，但也不排除一些大贵族遵诏令而改用了铜面具的情况。
  关于辽代契丹面具的起源和功能问题，以前许多学者做过有益的探索。比如有人将契丹面具的起源追溯到夏家店上层文化，并把夏家店上层文化经常出土的带有人面的青铜牌饰，敖汉旗周家地夏家店上层墓葬中，墓主人的面部钉缀铜泡及绿松石的麻布覆面、上面加盖蚌壳做为辽代面具的滥觞①。此说虽说是有道理的，但辽代之前与面具有关的现象远不止此，因此，此说不可作为解决辽代契丹面具起源的唯一思路。
  实际上，面具是我国古代一种突出的文化现象，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出现，到商周之世青铜面具更是多有出土②，四川广汉三星堆祭祀坑中出土的面具和戴面具的巫师更是人人皆知，但这并不是说，契丹面具与上述面具存在着什么源流关系，只是说明面具在我国是有传统的，辽代契丹面具的出现并非偶然。
  作为契丹故土的内蒙古草原，更是与面具文化结缘不浅的地方。这里曾是巫傩文化盛兴之地③，作为巫傩文化特征之一的面具就表现得更加充分。这些面具，有的以金属为载体，这主要表现在夏家店上层文化中出土的带有人面的青铜牌饰或青铜人面上。但分布最广、数量最多、延续时间最长的是以岩石为载体的面具岩画。我国面具岩画，广泛地分布于阴山、贺兰山、百岔河、乌海市桌子山等地，尤其是契丹的发祥之地百岔河、英金河均发现有丰富的面具岩画，这就不能不使人怀疑，契丹面具是否与内蒙古草原，特别是西辽河流域的岩画存在着源流关系呢？在这里，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在赤峰英金河古代岩画中，曾发现一幅戴高翅冠的人面岩画①，与陈国公主的高翅金冠、阿鲁科尔沁旗辽墓②中出土的高翅冠十分相似，这就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内蒙古的面具岩画，尤其是契丹故地的岩画面具确实存在着源流关系，只是岩画面具敲凿于裸露的山岩，供人们定期举行祭奠，死者面具是覆盖于死者面部，连同金属网络和靴子，组成殡葬服饰去实现某种观念的不同而已。当然，在时代方面也不会是同时的，可能岩画面具要远远早于辽代金属面具，但是其中一脉相承的关系还是看得很清楚的。
  关于辽代契丹面具的功能问题，有许多人写文章讨论过。如有人说，“契丹人以金属为面具，可能与宗教信仰如萨满教有关”。③也有人认为，金属面具葬俗的产生是以契丹族崇祖观念为基础的。但更多的学者认为，契丹金属面具的产生与佛教的影响有关。比如，有的学者把金属面具、铜丝网衣和“肴炬如来必破地狱真言”胸牌联系在一起。④这些对面具功能的破释，似乎都有些道理，但又都没有举出有力的证据，使人感到有若即若离、扑朔迷离之感。
  实际上，契丹金属面具的功能是与契丹人的灵魂观念结合在一起的，即认为契丹金属面具是灵魂的保存与依附的载体，也就是说，它能够吸收、寄寓、保存死者之魂气。这种对面具的解释在我国是有传统的。汉应劭《风俗通义》是这样解释“?头”（即面具）的：“俗说：亡人魂气飞扬，故作?头以存之，言头体??然盛大也。或谓颠头为‘触圹’，殊方语也。”①一直到唐代，仍认为面具，“所以存亡者之魂气也”。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谓：“世人死者有作伎乐，名曰‘乐丧’。颠头，所以存亡者之魂气也。一名‘苏衣被’，苏苏如也。一曰‘狂阻’，一曰‘触圹’。四目曰方相，两目曰僛。”②这样，面具也就带上了二重性：既是死者魂气或灵力的象征，又可以被巫官（方相氏）借用，以镇压、辟除邪魅。德国学者利普斯指出：“‘面具’或头面的模型（例如颠头）之所以被认为能够保存魂气，是因为农业民族往往认为死者‘有生命的灵魂’存活的‘主要座位时常是在头部’。头部因而‘获得重要的意义，成为巫术力量的中心，头骨是专心致志崇拜的对象’。”③所以保存、装饰、崇祀死者头颅就成为早期农业群团重要的民俗。实际上不止农业民族如此，牧业民族亦如是，认为头部是生命的灵魂的存活的所在，因而契丹人在面部戴上面具，以存亡者之魂气，防止死者魂气飞扬闯荡。这跟《楚辞》的“招魂”、“国殇”的作用是一致的。西非的达荷美人举行丧葬仪式时也要求助于精灵授予某种灵物④。“如果（达荷美）人死以后三年以内没有举行适当的丧葬仪式，则鬼魂也不能进入西天，它只是无望地彷徨着，降祸于疏忽的后人，最后即成为一棵树或其他自然物的精灵，这种无人供养的邪气就是本地妖术的执行者。”⑤鉴于上述情况契丹金属面具的功能是否也是作为吸收、寄寓、保存死者之魂气的载体呢？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阻止死者魂气飞扬闯荡，以加害于生人。
  虽然契丹人认为金属面具有以上之功能，由于政治的和经济的原因，并不是每个契丹人死后都有享用面具的条件，只有上层社会并享有政治特权的贵族人物死后，才有条件享受如此之殊荣，即使贵族，也按其社会地位之高低，而分别享受不同质料的面具。

①主要有：杜承武、陆思贤：《契丹女尸的网络与面具》，《契丹女尸》，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马洪路：《契丹葬俗中的铜丝网衣及其有关问题》，《考古》1983年第3期；木易：《辽墓出土的金属面具、网络及相关问题》，《北方文物》1993年第1期；刘冰：《试论辽代葬俗中的金属面具及相关问题》，《内蒙古文物考古》1994年第1期；盖山林：《契丹面具功能新考》，《北方文物》1995年第1期。 ②李文信：《义县清河门辽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4年第8期。 ①齐晓光：《阿鲁科尔沁旗柴达木辽墓》，《内蒙古文物考古》第4期。 ①参见刘冰：《试论辽代葬俗中的金属面具及相关问题》，《内蒙古文物考古》1994年第1期。 ①刘冰：《试论辽代葬俗中的金属面具及相关问题》，《内蒙古文物考古》1994年第1期。 ②宋新潮：《商代青铜面具小考》，《考古与文物》1991年第6期。 ③盖山林：《中国的巫傩文化与面具岩画》，《民族文艺报》1993年第1、2期。 ①田广林等：《英金河流域的古代岩画遗存》，《北方民族文化》1993年。 ②《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温多尔敖瑞山辽墓清理简报》，《文物》1993年第3期。 ③贾洲杰：《契丹丧葬制度研究》，《内蒙古大学学报》1978年第2期。 ④冯永谦：《辽宁省建平、新民的三座辽墓》，《考古》1960年第2期。 ①《北堂书抄》卷92；《太平御览》卷552。 ②（唐）段成式：《酉阳杂俎》，方南生点校，第123页，中华书局，1981年。 ③（德）利普斯：《事物的起源》，汪宁生译，四川民族出版社。 ④⑤（美）乔治·彼得·穆达克：《我们当代的原始民族》，童恩正译·四川民族出版社，198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