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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丹作为我国北方草原民族，起初“转居荐草之间，去邃古之风犹未远也”①，当时风俗淳朴，礼制未备，衣饰之制遵于实用。契丹建立辽国之后，百官分为北面和南面两大体系，因俗而分治，在服饰制度上，“北班国制，南班汉制，各从其便焉”。②所谓国制，就是指契丹服，宋人称之为蕃服；汉制就是指中原地区汉人所穿的汉服。
  被称做“国制”的契丹衣冠制度，是契丹传统的衣冠式样，是在北方草原气候条件下产生的、适于游牧经济生产活动的衣冠制度。
  契丹人的衣冠之制，就其总体上讲，繁于契丹故俗而简于汉制。现按头衣、衣着、蹀躞带、靴鞋和殡服的次序，述之于后。 （一）头衣头衣就是帽子之类，古时又称元服。契丹的头衣，依制作的头衣质料，约可分做金冠、毡冠、皮冠、纱冠和巾帻诸种。
  第一类是金冠。金冠是契丹社会最高规格的礼冠。《辽史·仪卫志》谓：“大祀，皇帝服金文金冠。”又《辽史·礼志》谓：“贺生皇子仪；其日，……北南臣僚金冠盛服，合班入”，“贺祥瑞仪：声警，北南臣僚金冠盛服，合班立”。可见朝中每有重大祭祀典礼或喜庆仪式，契丹君臣辄头戴金冠去参加。辽初，“皇帝服实里薛衮冠”，也应是金冠之属，因为“实里薛衮冠”可能是由貂蝉冠发展而来的，而貂蝉冠是以黄金为冠盔，上插两条貂尾，垂于胸前。
  从考古发现看，契丹的金冠，并不一定是用纯金做的，有的则是银质或铜质的，只是表层鎏金而已。各地契丹贵族墓中陆续出土的各种式样的金冠，为解开契丹金冠的款式之谜提供了可靠的依据。现将出土的各式金冠举例说明于下。
  高体鎏金银冠是辽陈国公主墓驸马萧绍矩所戴的。银质鎏金。冠高31.5厘米，重587克。“冠由16片鎏银片重叠组合，薄银片先分片锤击成型，再用细银丝缀合冠整体。冠前面正中两片，呈云朵形，上下叠压缀合。两侧由下至上叠压三重12片云朵形银片，每两片为一组，用银丝连缀。冠背面两片较大，上下叠压缀合，下片云朵形，上片莲瓣形。冠箍口用一长条薄银片顺长对折成双层，卷曲成圆环形冠箍，接口处用银丝缀合，与冠体的接合同公主的高翅鎏金银冠。冠正面饰有对凤，用银丝钉缀。围绕冠正面对凤的上下左右，缀以鎏金银圆形冠饰22件，各饰件上錾刻有凤、鸟、鹦鹉、鸿雁、火焰、花卉等不同纹样，内容极为丰富。冠箍外侧周边錾刻缠枝卷叶纹”①。宋人孟元老曾在宋都汴京亲眼目睹过顶戴金冠的契丹使臣，谓：“正旦大朝会，……诸国使入，大辽大使顶金冠，后檐尖长，如大莲叶……”②从这件高体鎏金银冠银片大而尖圆形同莲瓣看，与孟元老所见略同。
  高翅鎏金银冠发现于陈国公主墓，系公主顶戴之物。此冠亦用鎏金镂雕银片制成。“先用薄银片分片锤击成各部位的形状，或镶嵌组合，或用细银丝缝缀加固。金冠高筒式，圆顶，冠箍口略有收束，两侧有对称的立翅高于冠顶”②。立翅及冠体正面均镂饰相对的鸾凤，周围衬以卷云纹，冠顶上部缀饰一个盘坐于莲座之上的高髻长须道教人像，边缘饰有九株灵芝。这类高翅金冠，在阿鲁科尔沁旗辽墓中亦有发现，只是高翅顶端不呈尖状而略作圆角方形而已。辽宁康平县后刘东屯一契丹贵族夫妇墓，也发现一顶丝质高翅冠。说明这种高翅冠在辽代契丹贵族妇女中曾长期流行过。这种冠式，在契丹故地源远流长，在赤峰英金河古代人面岩画中，就有头戴高翅冠的形象①。
  筒式金银冠它是用金片或银片圈拢成筒形，前高后低，冠面饰以各种花纹。此类冠式，在辽宁朝阳前窗户村和建平张家营子等契丹墓葬中均有实物出土②。其中张家营子出土的系鎏金银质。冠面锤鍱出纹饰，主体纹饰是二龙戏珠，正中上方有一火珠，两侧二龙蹲坐，在二龙空隙及冠体后部遍饰花草纹，周边饰以如意纹。这种冠式在契丹社会颇为流行，它由唐代的菩萨冠发展而来的。
  金花金冠出土于内蒙古库伦5号契丹贵族墓③。鎏金铜质。冠口以鎏金铜片圈拢而成，上接四条等距鎏金铜片，将冠体平均分成四个单元，各单元均镂雕以牡丹花纹作地，上饰以鸾凤。四条铜片相交处即为冠顶，上缀一朵鎏金铜质莲花。金花缀饰冠帽，是契丹冠式的一种传统做法。《册府元龟》卷九七二谓：“梁开平二年，阿保机妻进金花头饰。”《契丹国志》也说“以金华为饰”是汉魏步摇冠之遗像。库伦5号契丹墓出土金花金冠，又一次证实，它在契丹贵族社会中是很流行的。
  三叉式金冠在赤峰阿鲁科尔沁旗一座契丹墓葬中曾出土两件金质人形饰件，头戴三叉式高冠。这两件金人是用纯金片锤鍱錾刻而成的。顶戴三叉冠饰是社会首脑人物权位之象征。金人头戴三叉式高冠，冠口有檐，厚并加饰，冠上三叉作圭形，突兀耸立，气度非凡。这类冠式，是亚洲北方草原地带常见的一种冠帽形式，同类冠式可见于柏林民族博物馆所藏“西域人像”画卷①。在契丹故地西辽河流域的古代人面岩画遗存中，头戴三叉头饰者也十分常见。②有的学者认为，“这种特殊的冠帽，是契丹社会神职人员或高级僧侣所服之冠”③，这种推断是有道理的。
  总之，头戴金冠或银冠之俗，是中国北方草原民族一种传统的冠帽之制，先后在草原建立霸业的匈奴、鲜卑等族的首领人物都有顶戴金冠之习。契丹建辽之后，继承了北方草原民族的戴金冠之俗，并吸收了中原和中亚等地的礼俗，形成了独具民族特色的金冠之制，这是对草原衣冠制度的承袭与发展。
  毡冠与皮冠是契丹的第二类头衣。契丹世居的北方草原地带在“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④这种自然环境和生产方式，反映在衣食文化上，冠帽以毡、皮为材料是很自然的。
  金花毡冠它是金冠与毡冠巧妙的结合而成的。《辽史·仪卫志二》谓：“臣僚戴毡冠，金花为饰，或加珠玉翠毛，额后垂金花，织成夹带，中贮发一总。”宋代宋绶的《契丹风俗》有类似记载，谓：“蕃官戴毡冠，上以金华为饰，或加珠玉翠毛，……额后垂金花，织成夹带，中贮发一总”③。可见金花毡冠是契丹臣僚的朝服冠式。这类的金花毡冠的实物，在考古出土文物中也见到过。辽宁康平县后刘东屯2号辽墓中，曾出土一件鎏金铜凤冠，根据原发掘报告，这件冠的形制是：“两侧为展翅卷尾凤，凤爪下各连一鹿，两凤间为两只羊以角顶托一颗火球。带状额箍，箍面阴刻卷叶纹与圆圈纹。”⑥这件出土的鎏金铜凤冠，实际上只是冠的额饰部分，其冠体胎架，应是毡革做成的。根据其形制推之，很像是宋绶所见的遗有步摇冠“遗像”的金花毡冠。
  皮冠契丹皮冠有卷檐帽和长耳帽等式，是为适应北方草原酷寒多风的生存环境而制作的一种冠制。卷檐皮帽常见于辽墓壁画，如库伦1号辽墓壁画中男主人和女主人身边的侍女，即戴着这种皮帽①，其中男主人的皮帽卷檐由上翻的帽遮和帽耳组成，上面露出尖尖的帽顶，上翻的帽遮和帽耳色为紫黑。《契丹国志·衣服制度》谓：“贵者被绍裘，貂以紫黑色为贵”，库伦辽墓是契丹贵族萧孝忠家族墓地，与墓主人显赫的社会身份正相吻合。但这种情况，亦非必然，库伦1号墓壁画中侍女所戴皮帽，其式样与男式皮帽很相近，只是帽耳呈圆形，帽后缀有花结而已。类似情况亦见于内蒙古敖汉旗北三家辽墓壁画②，着此皮帽者也为一社会下层人物。可见当时戴此种皮帽者，亦没有贵贱之限。这种卷檐帽，还常见于宋人和金人的绘画作品中，如宋人所绘《射猎图》中的男女骑射手和金人张瑀《文姬归汉图》中的文姬，都戴此种皮帽。
  长耳皮帽可见于内蒙古克什克腾旗二八地石棺画《群牧图》中的契丹牧人像③。但见此人皂靴短衣，头戴长耳皮帽，上插山鸡尾，手执牧鞭，迎风而立。
  圆顶毡帽契丹人以毡料制作的圆顶帽亦见于库伦1号辽墓壁画中。该墓墓道北壁所绘女主人，“头戴黑色瓜皮帽，帽缘扎绿中带”。此墓天井北壁所绘的四位侍女，其中两位所戴黑色高体圆帽也似为毡帽。此外，库伦7号辽墓壁画中所绘墓主人，手托圆顶瓜皮式高帽，帽顶正中以金玉为饰，也似为毡帽。可见这种帽子是契丹社会流行的便帽。契丹民族素来崇尚黑色，视黑毡为上等衣料。《魏书·契丹传》谓：“熙平中，契丹使人祖真等三十人还，灵太后以其俗嫁娶之际，以青（黑）毡为上服，人给青（黑）毡两匹。”可见契丹人的圆顶毡帽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化现象，既与特定的人文环境有关，也与传统的习俗有关。
  平顶毡帽这种毡帽男女有别。在北方草原民族中源远流长。《多桑蒙古史》卷一谓：“（鞑靼）头戴各式扁帽，帽缘微鼓起，惟帽后垂缘宽长若棕榈叶，用两带结系于颐下。带下复有带，任风飘动。”契丹平顶毡帽，男式可见于翁牛特旗解放营子辽墓壁画中〓宴饮图①。图中的男主人正襟危坐，红衣大带，头着平顶毡冠，前额加饰，脑后飘垂尖长状饰物。冠体扁平，耳侧有带，系于颐下。女式平顶毡帽，见于库伦1号辽墓天井北壁壁画。所绘四位侍女中有三位着冠，其中两位着黑色圆顶毡帽，另一侍女戴平顶毡冠，冠体上宽下窄，帽缘下扎系巾带，脑后作结。
  除此之外，毡冠之中还有一种毡笠。这种毡笠可见于辽宁法库叶茂台辽萧义墓壁画②和翁牛特旗解放营子辽墓壁画。它是契丹平民所戴的头衣。其形尖顶圆形，状若斗笠，有带系于颐下。它流行广、延续时间长。《宋史·舆服志五》谓：宋大观七年，“诏敢为契丹若毡笠、钓墩之类者，以违御笔论”。可见它的影响已及于中原。
  契丹人第三类头衣是纱冠与巾帻。纱冠和巾帻本系中原平民的常服，至魏晋之世，为方便戎事，社会上层人物方流行巾帻裹头，由于裹头的巾子通常以黑纱为之，故称乌纱帽。至隋晚期，原来的乌纱帽渐废，贵贱通服折上巾，折上巾又称幞头。至唐代，幞头逐渐变成文官的头衣。当时的幞头仍用黑纱为之，故也称为乌纱帽。契丹建辽之前，中原流行的幞头也为契丹所用之。
  契丹官服，除前述金冠和金花毡冠外，又有“纱冠，制如乌纱帽，无檐，不〓双耳。额前缀金花，上结紫带，末缀珠”①。唐宋之际的乌纱帽形制有两式：前有半圆形的顶，脑顶后部有后山高起，在后山之下，向下斜展两脚者为展脚幞头；在后山之上，向上斜出两脚者，谓之交脚幞头。契丹朝服中的纱冠，当为展脚幞头。契丹的纱冠式样，可见于敖汉旗康家营子辽墓壁画的《仪卫图》②和库伦7号辽墓壁画，与唐宋的展脚幞头稍异之，因契丹展裹脑后没有高山，只裹成半球形，斜下展脚。
  契丹君臣喜服的另一种巾帻是幅巾。《辽史·舆服志》谓：“皇帝紫皂幅巾……臣僚亦幅巾。”辽中晚期之后，幞头和幅巾被规定为契丹君臣的官服，“诏非勋戚之后及夷离董副使并应承有职事人，不戴巾”③。
  除幞头、幅巾外，契丹社会还流行一种绢纱质地的圆形便帽。这种便帽常见于辽墓壁画中，是一种扁平黑色小帽，如阿鲁科尔沁旗水泉沟辽墓壁画和库伦2号辽墓壁画均可见之。契丹士庶均可服戴。
  （二）衣着在辽墓中随契丹人随葬的衣着多已腐烂，很难从死者尸骨上的衣服去判断契丹族的衣着，但许多契丹墓中绘有壁画，从壁画中髡发的契丹人物画的装束，能够比较容易地看出契丹人的衣着情况，现列表以部分契丹壁画墓为例予以说明。
  上表是仅就辽墓壁画出现的契丹人衣着所举的几个例子，不一定能代表契丹人所有的服装，但无疑它能代表契丹人从官员到仆从主要的衣着样式。
  从上表看，契丹族的上层人物（包括官员和富人）一般身着红色、白色、绿色、黄色、蓝色、淡红色、淡绿色或淡蓝色的圆领窄袖长袍，腰系长带，内穿红色、白色、黄色或绿色中单，足蹬黑色或红色皮靴或毡靴。仆从和放牧的劳动群众，还是以穿短衣为便，如有的身穿开襟短皮衣；有的上着淡红色衣，下着淡绿色裤；有的穿红色短裤；有的身着短衣。脚穿靴，也有穿草鞋者。还有的裤靴相连成一体，成为连靴裤。
  总之，契丹人的衣着，既与当地的气候和自然环境有关，又与穿衣者的社会身份有关。
  辽墓壁画上契丹族的服饰，可以在契丹墓墓主的穿着中得到证实，比如，奈曼旗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中的公主与驸马就是身着圆领窄袖长袍。在公主夫妇脚部网络外各套金花银靴。靴用薄银片锤鍱成靴靿、靴底两部分。靴靿用两片银片相合而成，下用银丝与靴底缀合在一起，靴靿上錾刻云纹、凤凰，纹饰上鎏金。这种靴子的样式与辽墓壁画中契丹人的靴样基本相同，唯靴靿稍短。这里出土的金花银靴，与鎏金银冠、金花银枕、蹀躞带、金面具、银丝网络，共同组成了一套完整的殡服。
  除上面提到的各种契丹人服饰外，契丹女人还有戴耳坠的习尚。库伦旗1、2号辽墓壁画所绘契丹主妇和契丹装侍女均有耳坠、耳环①，库伦旗奈林稿2号辽墓②、察右前旗豪欠营2号辽墓③、建平张家营子辽墓④、建平硃碌科辽墓⑤、锦州张扛村一号辽墓⑥、朝阳前窗户村辽墓⑦中均出有耳坠，形态各异，质地有金、银、铜质，以陈国公主所戴耳坠最为精美。
  此外，陈国公主、驸马所戴琥珀璎珞、戒指，手握的龙凤琥珀圆雕，胸、腹间网络上，所佩的玉、玛瑙、琥珀、水晶等精雕的各种佩饰以及鱼虫鸟兽等物，陈国公主所佩珍珠项链、金臂钏，以及驸马左肘网络外戴的乳白色椭圆形石片，都是无以伦比的衣着佩戴物。
  （三）蹀躞带蹀躞带又作?鞢带，是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传统腰带，其上以系佩刀子、解锥等游牧民族所必需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为主要特征，故在带鞓上系佩物品的腰带都称作蹀躞带。
  在已往的考古工作中，曾在一些辽墓中发现过若干腰带，但因革鞓或丝绦腐朽，仅存带扣、带銙、铊尾、带箍等带具，清理时原来钉缀部位已不得判断，而无法复原。1986年内蒙古奈曼旗辽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出土五条腰带，其中有三条完好，是用银皮代替革鞓制成的，从而使我们见到了完整的辽代腰带，可由此得到启示，并据此去复原以往辽墓中出土的腰带，这就为我们探寻契丹蹀躞带的形制找到了一线光明。该墓出土的五条腰带：其一是金銙银蹀躞带，束在驸马萧绍矩腰部；其二是金銙丝带，束在陈国公主腰部；其三是银铜銙银蹀躞带，置于主室地面的东北侧；其四是玉銙丝蹀躞带，置于驸马萧绍矩尸体右后侧的尸床下；其五是玉銙银带，置于公主与驸马尸体间头部上方的尸床上。这五条腰带中，有三条带身是用银片制作的，这种带显然不是实用品，而是仿效实物制作的殡服组成部分。
  辽代的蹀躞带，是契丹服饰的组成部分，只有契丹人才去系束。根据辽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出土的蹀躞带的样式，对以往契丹墓出土的腰带的复原或推测，可以将契丹的蹀躞带大致分做三种不同的式样。
  第一种蹀躞带。这种带只出土在契丹贵族墓中墓主人的尸体上，是高级官员在严肃场面束佩的腰带，带具质料有金、玉、银、铜等数种，带銙数目有5、7、11、12个不等。在世传绘画《契丹人骑马出猎图》上有人腰束这种带，其正面革鞓上有四个方带銙，左下系佩环，右下系刀子和袋。① 见于契丹贵族墓中的此种蹀躞带，保存最完整者，是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内出土的驸马尸体上所束金銙银蹀躞带和玉銙丝蹀躞带。此外，属于此种蹀躞带者，还有内蒙古赤峰大营子辽驸马赠卫国王墓出土的金蹀躞带、翁牛特旗解放营子辽墓出土的玉蹀躞带、敖汉旗李家营子2号辽墓出土的金蹀躞带、奈曼旗奈林稿2号辽墓出土的金蹀躞带、克什克腾旗二八地1号辽墓出土的铜蹀躞带，辽宁朝阳县前窗户村辽墓出土的鎏金银蹀躞带，吉林扶余县西山屯辽墓出土的玉蹀躞带等。
  以上九条蹀躞带虽各有不同，但其共同的基本特征是：“均为单带扣单铊尾式，都在方銙上穿‘古眼’，自‘古眼’下系小带，在小带上佩系物品”②。现以保存最完整的束在驸马箫绍矩腰部的金銙银蹀躞带为例说明这种腰带的构成和特点。这条带长156厘米、宽3厘米，带身用银片代替革鞓制作。带身中部缀方形金带銙11件，前端缀方形金带扣并附有金带箍，后端缀桃形金带銙五件和圭形金铊尾一件。方形玉带銙和圭形玉铊尾上都有凸起的锤鍱兽面纹。方形銙下部有“古眼”，内穿仿小革带的窄银片，上缀小金銙和铊尾，以备悬佩物件。在左、右两侧的第二条小带上各系金花银囊一件，中空无物，其内侧相邻的小带下端各有一件倒置葫芦形金饰③。带身悬多种物件：右下腹垂有带银鞘的银刀和带鎏金银鞘的玉柄银锥各一件，左下腹垂有带银鞘的银刀子、琥珀小瓶、琥珀双鱼形佩、琥珀鸳鸯各一件。在这条带内还束有一条丝质大带，已腐朽，仅有痕迹可见。这条用银片做成的腰带带身为单带扣单?尾式，正是第一种蹀躞带的典型样式。
  同属于第一种蹀躞带的辽宁朝阳县前窗户村辽墓出土的鎏金银蹀躞带就与之不完全一样。这件蹀躞带或称“鎏金银质戏童纹大带”，带鞋已朽烂无存，仅存带具，包括鎏金银带扣一件，鎏金银带銙五件，鎏金银铊尾一件。其中方形銙和?尾上饰以“戏童”图，方形带銙上有略呈“山”字形的“古眼”。鎏金银带扣铸印水波纹，中间有活动的卡针。① 第二种蹀躞带。这种带目前只见出土于契丹贵族妇女墓中，带身是用丝绦做成的，而非革鞓，带上也无带扣和?尾，直接将丝绦束结于身后。这种带上也悬佩刀子和饰物，故也应属于蹀躞带之属。以陈国公主尸体上所束金銙丝带为例，“丝鞓已腐残，仅存八件龙纹金带銙，出土时竖立排列于公主腰后及两侧。根据丝鞓残迹和带銙形制推测此带应是一条大带，八件金带銙，模压成形，形制基本相同，花纹细部錾刻。正面纹样，四件是升龙，四件是降龙。根据出土时的位置判断，四件錾刻升龙的略大的金带銙缀于丝鞓中间，四件錾刻降龙的略小的金带銙缀于两侧”②。察右前旗豪欠营子6号辽墓契丹女尸腰部所束之带比陈国公主尸体上所束之大带要简单一些，此带丝绦已朽，仅存少许残迹而已，带宽约5.5厘米，分四层。在女尸腰部左侧，佩系两件同插在一个朱漆木鞘内的玉柄铜刀子③。丝绦上无带扣和?尾的带，一般称作大带。看来这种带，一般由契丹贵族妇女所束用。
  第三种蹀躞带。可能是官员或侍从着常服时束系的。只在陈国公主墓主室地面的东北侧发现过，是银、铜銙银蹀躞带。带身用银片代替革鞓，前端缀扁圆形银带扣，带扣内侧有一银带箍，带身缀圆形银带銙3件，其后缀桃形铜带銙3件，后端缀圭形银铊尾。在圆形银带銙的“古眼”内，穿系银片制的小带。从前端数第一条小带分为两段，用两个小带扣连接；第二条由两段组成，用一个带扣连接，下端缀两个并排的曲柄，以便悬挂较大物件；第三条小带较短，与第二条小带基本相同。① 除此之外，此种带也见于库伦旗前勿力布格第6号辽墓，墓道东壁所绘墓主人出行图上，墓主人着契丹服，腰束红色鞓革带，左下方佩短刀一件。②另见于辽庆陵东陵壁画中，在墓道东壁第57号人物为一侍卫，腰束红鞓革带，前缀一方形带銙，佩系刀子一件；前室北甬道东壁第17号人物腰束红鞓革带，佩弓和弓囊。③ 这种带所缀方銙不多，时常无“古眼”，即使有也不多，带上佩系物品也较少。佩系的物件有弓、弓囊、刀、剑、角锥等武器或用具，不见玩物：佩饰、袋囊等奢侈品。比如世传《契丹人骑马出猎图》上所绘侍卫和随从人员，就是束系此种腰带，佩系弓、弓囊、短棒等物。带身缀单带扣单?尾，有“古眼”的带銙少，所系小带也少，小带末端不缀铊尾，而缀并列的曲柄，供悬佩较大物件之用。
  总之，契丹人腰束的蹀躞带，是北方草原游牧民，为携带生活所需随身佩带的物品而创造发明的，它是在草原环境萌生的特有的习俗文化现象，对牧民的生活曾发挥过积极的作用。
  （四）殡服契丹人的殡服可分两种，其一，是依照生前服用的实物制作的，因而虽为随葬而特意制作的，但与实物区别不大，比如见于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中的蹀躞带，是完全模自真正的蹀躞带，与生前所用腰带区别不大。另外，还有一些随葬衣物，是专为随葬而特意制作的殡葬服饰，最有代表性的是前面提到的面具，以及网络和靴垫等。
  契丹的殡服——面具、网络和靴垫，在契丹墓葬中已多次出现。比如翁牛特旗解放营子辽墓面具与靴垫共存，宁城县小刘仗子114号辽墓面具与靴垫共出，喀喇沁旗上烧锅5号辽墓有面具、网络和靴垫，新民县巴图营子辽墓出土面具和手足网络，察右前旗豪欠营6号辽墓出土面具和网络，奈曼旗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出土金面具、银网络，还有鎏金银冠、金花银枕和金花银靴共出。
  殡服网衣，绝大多数是用铜丝，但个别是银丝网络。关于金属丝网衣，古籍均无记载，唯宋人文惟简著《虏廷事实》略有所记，谓“其富贵之家人有亡者，以刀破腹，取其肠胃涤之，实以香药盐矾，五采缝之，又以尖苇筒刺于皮肤，沥其膏血，且尽，用金银为面具，铜丝络其手足”。①所谓“铜丝络其手足”，就是用铜丝编织的手、足套。最近十多年来，在许多契丹古墓中出土了全身衣套，即所谓的“铜丝网衣”，它是用直径约1毫米的铜丝编成六边形“网眼”式的网罩，网格约一指粗细。上身颇似圆领长袖的套头线衣，下身俨然似一般裤形。衣、裤都是分前、后两片编织，然后在两侧缀合而成。手套分为五指式，足套宛如袜子一般。这种用铜丝编织的网状殡服，包括衣、裤、手套、足套和头套，被考古学家统称为“铜丝网衣”。
  兹将出土铜丝网衣的辽代墓葬列表如下：从上表看，铜丝网络是契丹族比较常见的葬俗现象，但多数是只网手足，网全身者较少见。目前所发现的金属网络，在质地上可分为银质和铜质两种，但铜质网络占绝大多数。
  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出土的银丝网络保存较好，尤其是公主所穿的一件比较完整，为了解网络编织的全过程提供了可靠资料。以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出土的银丝网络为例，是根据人体各个部位分片编织的，而后再连缀起来，其状因部位之不同，有方形、长方形、三角形、半圆形之分。编织的方法和过程有起编、加丝和收边三个步骤去进行： 首先是起编，即分片编织人体各个部位网片的方法。编织方形、长方形、三角形、半圆形等形状的网片，呈三角形平面展开，如陈国公主银丝网络的头网、臂网、胸背网、腹网、腿网、足网等，均采用三角形平面展开法去编织；编织直筒形网络，如手指网；编织放射形的网络，根据所需部位编织，或上大下小的漏斗形或其他形状，如驸马的手网和足网即用此法起编，起编处在指尖或足尖。
  其次是加丝，在编织过程中，每根丝的长度有一定的限度，当用完一根丝之后，必然要加另一根银丝继续编织，直到编完为止。网片加丝，一种是网中加丝，另一种是网边加丝。当网边加丝时，往往需接丝的一根与新加的丝互拧几下，使之连于一起，继续编织；而网中加丝，则是将新加丝与需续的银丝互相纠结一扣，然后继续编织。
  最后一个步骤是收边。网片或网套编织到最后都是收边。收编的方法，是把编织剩下的银丝余头在最后一排网孔的底部拧结，直至收完底边。① 契丹尸体上的网络的功能是什么，一直是考古和民俗学者探索的一个问题，但迄今没有得出令人可信的结论。我想，在问题尚未弄清之前，过早的下结论也是不明智的。
  除面具、网络之外，铜靴底也是契丹墓一种常见的殡葬品。比如在宁城县小刘仗子1号墓、喀喇沁旗上烧锅5号墓、温家屯2号墓②、阿鲁科尔沁旗柴达木辽墓、翁牛特旗解放营子辽墓等墓葬中，与金属面具或网络同出，都出现了铜靴底。它是由薄铜片制成靴底的样式，四缘排列几对小孔，供穿线之用。它或与面具、网络同出；或与面具共出，而无网络。这说明铜靴底是契丹殡服的组成部分。
  我国号称礼仪之邦，衣饰制度是传统礼仪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身份不同，衣冠的样式和名称也各有区别，辨正衣冠之制，区分等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契丹作为我国古代一个草原民族，其衣冠之制，既继承了自远古以来我国草原民族的衣着，又开契丹之后各草原民族服装之先河，好多少数民族的衣着，都可以在契丹服装中找到它的影子。比如，今日生活在内蒙古草原上的蒙古族服装，与契丹衣服就有极大的一致性，可以说，契丹服饰曾给予蒙古族的服装以极大影响。

①《辽史·仪卫志〓》。 ②《辽史·仪卫志》。 ①③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辽陈国公主墓》，文物出版社，1993年。 ②盂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六。 ①田广林等：《英金河流域的古代岩画遗存》，《北方民族文化》1993年。 ②冯永谦：《辽宁建平、新民的三座辽墓》，《考古》1960年第2期；靳枫毅：《辽宁朝阳前窗户村辽墓》，《文物》1980年第12期。 ③《库伦旗第五、六号辽墓》，《内蒙古文物考古》第2期。 ①引自曹星原：《番马图归属考》图十，见《中国古代北方民族考古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1992年，呼和浩特市。 ②③田广林：《契丹头衣考略》 ，《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 ④《辽史·营卫志中》卷32。 ⑤《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7。 ⑥《辽宁康平县后刘东屯二号辽墓》，《考古》1988年第9期。 ①王健群、陈相伟：《库伦辽代壁画墓》彩版3，文物出版社，1989年。 ②《内蒙古昭乌达盟敖汉旗北三家辽墓》，《考古》1984年第11期。 ③项春松：《辽代壁画选》，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4年。 ①项春松：《辽代壁画选》，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4年。 ②温丽和：《辽宁法库县叶茂台辽萧义墓》，《考古》1989年第4期。 ①③《辽史·舆服志》。 ②项春松：《辽代壁画选》，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4年。 ①吉林省博物馆等：《吉林哲里木盟库伦旗一号辽墓发掘简报》，《文物》1 973年第8期。王健群：《库伦旗二号辽墓发掘简记》，《社会科学战线》创刊号。集 ②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内蒙古哲里木盟奈林稿辽代壁画墓》，《考古学集刊》第1集。 ③乌盟文物工作站等：《契丹女尸》，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 ④⑤冯永谦：《辽宁省建平、新民的三座辽墓》，《考古》1960年第2期。 ⑥刘谦：《辽宁锦州张扛村辽墓发掘报告》，《考古》1984年第11期。 ⑦靳枫毅：《辽宁朝阳前窗户村辽墓》，《文物》1980年第12期。 ①田村实造、小林行雄：《庆陵》所附插图，京都大学文学部，1953年。 ②《辽代带式考实——从辽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出土的腰带谈起》，《文物》1987年第11期。 ③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辽陈国公主墓》，文物出版社，1993年；《辽代带式考实》，《文物》1987年第11期。 ①靳枫毅：《辽宁朝阳前窗户村辽墓》，《文物》1980年第12期。 ②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辽陈国公主墓》，文物出版社，1993年。 ③乌兰察布盟文物工作站：《察右前旗豪欠营第六号辽墓清理简报》，《文物》1983年第9期。 ①《辽代带式考实——从辽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出土的腰带谈起》，《文物》1987年第11期。 ②哲里木盟博物馆等：《库伦旗第五、六号辽墓》，《内蒙古文物考古》第2期。 ③田村实造、小林行雄：《庆陵》，京都大学文学部，1953年。 ①文惟简：《虏廷事实》，见涵芬楼本《说郛》卷8。 ①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辽陈国公主墓》，文物出版社，1993年。 ②木易：《辽墓出土的金属面具、网络相关问题》，《北方文物》199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