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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具是一种横贯全球、纵贯古今的重要文化现象，它以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独特外在形式而为国内外学术界所重视。
  我国是面具产生较早、流行时间最长的国家之一，直到今天仍然可以看到它的原形和影子，继续在我国民众心理上、民俗上、文化上和艺术上发挥作用。
  我国面具文化源远流长，向上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甚至更早，往后经青铜时代、早期铁器时代、汉、唐、宋、元、明、清,一直延续到今天。
  我国面具多种多样、五花八门，以质料来分，有石面具、青铜面具、金面具、银面具、木面具等；以面具的性质分，有傩面具、戏剧面具、社火面具、死者面具、供奉面具、悬挂面具等。
  在诸多面具之中，以刻制在内蒙古阴山、桌子山、阿拉善、赤峰阴河、宁夏贺兰山、北山上的岩画面具为最重要，不仅时代早、延续时间长、数量最多、分布最广、作画民族最多，而且在文化人类学、 民俗学和艺术史方面的学术意义也最大。它作为远古文化的载体， 蕴寓着深邃的神秘的文化内涵。
  广泛分布于内蒙古和宁夏山地、草原的岩画面具的起始时代， 虽然尚在探索之中，但根据环太平洋地带的同类题材可推至新石器时代的事实，它的起源年代一定很早。以贺兰山贺兰口岩画为例,1991年在银川市召开国际岩画研讨会时、澳大利亚岩画委员会主席罗伯特•G •比德纳里克教授曾问笔者贺兰口面具岩画的时代。当时,根据我国新石器时代已出现石面具的事实，以及与贺兰口某些面具岩画类似的情况，笔者回答他，贺兰口面具岩画的早期作品的时代距今约6 000年。而他却说，根据他观察的情况，距今约有1万年。根据笔者对阴山岩画的观察，某些面具岩画，磨刻的沟槽深达4厘米，而作画的石头硬度达6度以上，但已被大自然磨蚀殆尽，可见作画年代之久远。由此推论，把内蒙古、宁夏面具岩画的时代上限定在6 000年或许更准确些。
  根据笔者对内蒙古和宁夏岩画面具的初步研究，似乎可以将这一地区的岩画面具分做三个时期。
  新石器时代（或更早些）的岩画面具。是面具的起始时代，其主要特征是,用磨刻法制成，刻痕甚深，制作认真,模仿人的面部，但不表现耳朵。以逼肖人面（或兽面）为艺术追求的最高准则,是追求形似的写实作品。可见人类最初创造的以面具为载体的神格完全是模自自身的相貌。这样的例子,以贺兰口之东，沟中石丛上的人面岩画为最有代表性。
  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岩画面具。这是岩画面具的鼎盛时期，分布最密集，这个地带的大部分面具岩画，差不多都属于这一时期。这个时期的面具,除基本类似人面者外，大都千变万化;或抽象化，或图案化，或几个面具连体化，或简约化，或装饰化。出现由十数个至数十个面具形组成的“圣像壁”。面具的面像轮廓,有椭圆形、正圆形、方形、扁形、肾形、心形等等，有的只有一个面形轮廓. 里面没有五官，也有的只有五官而无头形轮廓。人面像头顶，饰以串珠、太阳的光冠、羊角、鹿角、三角形、羽状、枝状、双环、尖锥形、 花瓣、多环等等。有的耳部饰有长长的耳饰。面具的五官部分，并非千佛一面，而是变幻无穷，各不相同：有的眼、口、嘴、鼻依稀可辨;有的仅有双眼;有的仅有眼、嘴;有的面部完全符号化、抽象化、 图案化了，千奇百怪"无奇不有，不可名状。眼和嘴是最受重视的， 有的对鼻子也倍加重视，有的牙齿排列整齐，活像一排栅栏。但不管如何变化无穷,都是以人面或兽面为基础的，万变不离其宗。凭着各个不同的形象，很易找到原来凭借的物像源头。
  通过面具岩画的类人面中的五官形态和微妙变化，很容易的刻画出了面具所代表的年龄、性别、社会地位，以及喜怒哀乐的感情变化，比如贺兰口有的面具的颌下，有一道道下垂的胡子或一纟咎又长又粗的胡子,这不仅可以据以判断其性别，而且可以知道其大致的年龄。至于那些十分抽象化或图案化的面具，由于完全艺术化了，所以只有面具的象征意义。即艺术上的升华，失去了原来所代表的复杂含义。
  历史时期的岩画面具。这是岩画面具的衰落期的作品。面具岩画发展到青铜时代，到了它的顶峰,作画技艺发展到极至，人们对它的笃信、虔诚、顶礼膜拜也达到顶点。此后到铁器时代便进入了它的由衰落到没落的阶段。这个时期，大约到了我国历史上的汉唐之世。岩画面具的制作方法，由传统的磨刻，一变而成为敲凿。面具的形象，由千变万化的富有艺术生命力的鲜活作品，一变而成为呆滞无神、敷衍而成的荒率之作,完全没有生气，也没有生命力了。 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宁夏中卫北山的多数面具岩画，内蒙古阿拉善右旗曼德拉山、笔其格图等地的面具岩画，都是这个时期的作品。从面具的形象看，基本上是写实的，一个简单的面形轮廓，里面漫不经心的用一个或几个大小不同、形状不同的点子表示五官，头上罕有饰物，单个存在，或与动物岩画混杂在一起，显不出任何“神圣”的气味。看来面具岩画已失去了当年赋予它的种种神性，仅仅是一个象征物，甚至有的已成了生活上的点缀品了。
  内蒙古、宁夏地区的面具岩画的功能问题，一直是摆在学者面前的难解之谜，或认为是生育崇拜的图式符号;或认为是一幅幅面具;或认为是“圣像”……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笔者认为，要揭示面具岩画的谜底，必须从它所处的时代和社会存在去揭示。面具岩画的作画时代,是一个充满各种自然神灵的时代。美国学者苏珊•朗格说:“每一种艺术形象，都是对外部世界某些个别方面的选择和简化，都要经受内部世界运动规律的制约和限定，当外部世界中的各个方面被人类逐一选择和注意到的时候,艺术便产生了。每一种艺术都有自己独特的再现外部现实的形象，然而这些形象都是为了将内在现实即主观经验和情感的对象化而服务的。原始人生活在一个由各种超凡的神灵主宰的世界里， 那些超人或尚未发展成人的生灵,那些具有巨大魔力的神灵鬼怪， 那些像电流一样隐藏在事物之中的好运气和坏运气，都是构成这个原始世界的主要现实。”①又说:“艺术创造的推动力，这种对所有的人都显得十分原始的推动力，首先在周围这一切神怪的形象中得到了自己的形式。”①这个对原始世界的概括无疑是正确的。 也就是说，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的原始社会里，由于人驾驭自然能力的低下和认识水平的局限，人们对外部现实世界的一切现象， 诸如太阳的东升西落、雷鸣电闪、风起云涌、山崩地裂、泉涌水流……等一切自然现象是不理解的，感到是十分神秘的，好像在这些自然现象的背后,有一种看不见摸不到、但又确实存在的超自然的神力，像电流一样隐藏在事物之中，并支配着这种种巨大而又神秘的力量。换言之，也就是说,在这种种神奇而又不可解的自然现象的背后，有一种超自然的神，左右着这个客观世界的一切现象。 各种自然物或自然现象，有些是对人类有利的，而有一些则是无利，甚至是有害的，它们给人能带来好运气和坏运气。人们面对这个原始世界的客观现实，往往是不甘心的，为要影响和支配这些由神灵鬼怪左右的物质世界，人们不得不对支配各种自然现象的神灵去进行祭拜。为要进行定期祭祀，便需要有偶像,于是人们按照自身或动物的相貌，创造了形形色色的自然偶像，见于内蒙古、宁夏的面具岩画，便是这种自然偶像的具体体现。
  面具岩画的产生，源于人与自然界的矛盾。尤其是古代草原游牧经济的脆弱性与薄弱性，决定了草原先民对一系列自然物或自然现象的依赖和敬畏心理，导致了古代草原民族自然崇拜与祖灵崇拜的产生，从而也形成了以森林草原、江河湖泊、山岳巨石、圣祖圣灵为主要对象的祭祀活动。但崇拜的主要对象，先后是有不同的。一般说来,古代草原先民，最早岀现的是自然偶像崇拜,而后才发展到祖先偶像崇拜。其直接而又现实的表现形式是将祭祀的对象制成各种偶像。草原先民，在崇山峻岭峭丽的石壁上，在山南面的各山口，以及巨大的石块上，经年累月，费尽心机,磨刻下的以人面（或兽面）为基础的岩画面具，无疑就是草原上流布最广、数量最多、延续时间最长的自然偶像，也就是形形色色的自然神。这些自然神所取的形式，是将物的人化和人的物化，撮合在一起的浑沌形象，它既赋有人格又在某种程度上保留着它所固有的物格，将之揉合在一起便形成神格，用以供奉朝拜。古人参与日常祭祀与朝拜这些偶像，是他们精神生活、价值观念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以面具为载体的自然偶像崇拜，他们在心理上协调了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加强了社会群体的协力意识。他们又通过在墓地立石人雕像等手段，去进行祖先偶像崇拜,通过血缘关系的认同，求得社会群体的内聚外拒，而保持民族的独立与统一性。
  由岩画面具所表现的自然偶像，包括有形形色色、各种各样的自然神祇,这从某些岩画面具的形象可以显露出来。兹举例如下： 天神偶像。在内蒙古阴山和阿拉善左旗双鹤山人面沟,有些面具岩画，在其周围，有一簇簇多寡不一的小凹穴，这应是对星辰的表示。在阴山一幅面具岩画中，不仅有小凹穴组成的星座，还在同一石块上刻有星象图，这更可以证明在面具岩画之旁的小凹穴表示星辰。星辰高悬于天空，星辰之旁的神像，那自然应当是高居于天际的天神了。天的无限性，自然给人以神秘莫测之感，加之天空有日、月、星辰，不时有浓云密布，变幻莫测，时而雷雨交加,时而晴空万里。古人不解其意，遂感有天神，并由天神指挥着这一切自然现象及其变化。草原古代猎牧民，从匈奴到蒙古人，皆有尊天、敬天、畏天之俗，人们在石面上刻制以天神偶像，并定期祭奠朝拜，就不是不可理解的了。
  太阳神偶像。在阴山、桌子山、贺兰山各地岩画中，有一种特别引人注目的岩画面具，其形为人面、头顶或头的周缘布满太阳光的射线，以示人头戴着太阳的光冠，这应是太阳神的偶像。是将人（人面）物化，将物（太阳光）人化的结果，并使之融溶为一体。在古代许多国家和民族流行过太阳崇拜。卜辞中有:“乙己卜，王宾日。”“庚子卜贞，王宾日亡尤”。“辛未卜，又于出日”和“寅饯纳日”,“王宾日”，“出入日”，“又于出日”，都是古人迎接初升太阳和饯别西下太阳的记录。《尚书•尧典》中记曰，古代的“帝分命羲仲，宅慣夷，日场谷，寅宾日出，平秩东作；……分命和仲，宅西，日昧谷。寅饯纳日，平秩西成”。在考古工作中，反映古代太阳崇拜的遗物，也多有发现。比如1986年唐山市迁西县文物部门在对西寨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时，除采集到大量的陶器和石器外,还发现了一块刻石。在刻石的一面两端刻有两个半圆形太阳，均有光芒辐射条带文。在两个太阳之间用一条长弧线相连，下面刻有水波纹，从刻石整体构图分析，这是西寨原始人类对太阳出入膜拜的一个实据。①金文、甲骨文中，皇帝的“皇”字，就是头戴太阳光冠的太阳神的形象。从各地岩画看,古代北方草原猎牧人，也曾流行过太阳神崇拜，他们通过对太阳神偶像的祭奠形式，以实现对太阳的崇拜,并宣泄对太阳的情感，是情理中之事。在阴山的深山之中，有一伫立的牧人，双手上举，在头顶上双手合十，其上一太阳形，形象的显示了古人拜日的情景，与各地太阳神面具所表现的太阳神偶像崇拜是一致的。
  生育神偶像。我国北方草原岩画中，有许多反映生殖巫术的画面,诸如男根女阴、男女交媾、生育舞蹈、人迹、动物蹄印等画面，都与生殖崇拜有关。此外，生育崇拜的思想，还反映在生育神偶像岩画的制作上。最突出的例子，是宁夏贺兰山发现的一幅，磨刻在峭丽的岩壁上。其图像很奇特:婴首下磨刻着与“姜寨一期”相似的女阴符号，象征婴儿已从母体中顺利分娩岀来，其功利意图是很明显的。②这个生育神偶像所特有的女阴符号，在临潼姜寨遗址出土的陶盆上的面具上亦有之,刻画这种符号的陶盆，也是一座小孩瓮棺的葬具，它是覆盖在小孩瓮棺上的，蕴含着人类生育巫术的意味。
  阴山、贺兰山岩画中，反映生殖巫术的图像很多，尤以这幅带有女阴符号的生育神偶像最明显，它与半坡、姜寨仰韶文化的生殖画相类似，可以相互补证。这幅生育神偶像的年代,与姜寨仰韶文化一期大体相同，距今约为6 000年左右。
  星神偶像。仅在阴山中发现过。这幅岩画磨刻在与地表同高的岩盘上，画面朝上。画面由四个大圆圈组成，每个圆圈内又有若干个小圆穴。在四个大圆圈之外,有类似星星的众多小圆穴。整个画面给人的突出印象是,它不是一般的圆凹穴，而是密集的星星， 那些被大圆圈圈着的凹穴，已被拟人化，而成为星神。
  除以上各种神灵偶像外，还可能有水神、风神、山神、雷神、雨神、鹿神。时代略晚，还应有祖先神，以及本氏族的英雄神祇偶像等等。比如贺兰山口，有头顶插羽毛者，有耳部戴长耳饰者，可能都是本氏族的首领或英雄人物的偶像。阴山岩画中，有头插鹿角、羊角者,可能是萨满师等神祇人物的偶像。贺兰口之前洪水沟中石丛上的面具岩画，则可能是水神的偶像,用以消弥水患，否则，为什么要将神像刻制于波涛汹涌的水沟中呢？阴山山肖壁上，有时有两个左右排列的面具岩画，似是一男一女，若然，是否蕴寓有祖先神像的含义呢？总之，面具岩画包含着形形色色的自然神，是各种自然物的特有图符，人们向它顶礼膜拜，就是向它所代表的自然物的讨好献媚，为的是通过向神灵的乞求，以达到风调雨顺、万物祥和、人畜兴旺的目的。
  千奇百怪的自然偶像是通过面具的形象予以显现的。首先，这些自然偶像的外形，特别重视人（或兽）的面部，它的形象完全像一张脸。尤其是其早期的面容，十分逼肖人面，但一律不表现耳朵，因为在古人看来，耳朵在五官中并不重要。换句话说,刻制出来的自然偶像完全像人（兽）的面壳。
  其次，从这些自然偶像的所处位置看,多数分布于沟口或深沟拐弯的地方，尤其是由众多偶像组成的巨大“圣像壁”几乎全部刻制于沟口石壁上。这大约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沟口两侧边是猎牧民居住的地方，作画方便。二是沟口是山洪倾泻的出口，浩瀚的山水由此奔腾向前，水声惊天动地。同时路过沟口的人畜，常因山洪而罹其害。古代山民不解其中奥秘，认为沟口是众神灵居住之所・ 并可使人畜安全或罹祸。因此，在古人心里，山口和沟拐弯的地方是神圣的地方，古人要在那里的平地上，定期举办媚神娱神的祭奠活动。在蓝格茵茵的天宇下，或皓月当空的夜晚，全氏族的成员，要在巫师或酋长的率领下，头戴面具，扮作天神、太阳神、水神、星神、 风神、山神……等众多神灵的形象，欢跳媚神娱神的舞蹈。口中狂呼或呐呐有词，并将盛满奶酒的杯子抛向天空，人们充满荒蛮意味和并未脱离兽性畛域的炽烈感情，在这里得到宣泄。率领舞蹈的巫师或酋长，往往由女子来充当，这可以由贺兰山岩画得到证明。在贺兰口面具岩画中，搀杂有作舞蹈之状的女巫形象。女巫的舞姿， 完全模拟巫师作法的样子:裸体，作骨架式，头戴面具，有耳饰或项饰，双臂伸展，自肘部曲折上举，五指分开，双腿叉开，裸露着被夸大了的女阴，或系尾。最引人注目的是，有一个降神的女巫，面部戴着面具，在腹部还悬挂着面具。这个舞者的情状，有助于对贺兰口等地面具岩画功能的理解。
  人们在山口戴着面具舞蹈的场面，通常作结臂而舞的集体舞蹈的姿势，舞蹈的时间很长，直到精疲力尽。但再长的舞蹈也有结束的时候，为要不间断的敬祭神灵，便把舞蹈者所戴的代表各种神灵的面具刻于山口石壁上，作为各种神灵的外化形式，让人们随时敬祭，并使之天天保佑生灵。
  人们通过在山口或山沟拐弯处刻制代表自然神灵偶像的面具，以协调人与自然间的矛盾，使在严酷的自然界威逼下的生民， 缓解精神上的压力，求得心理上的平衡。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人们受自然界的压力和制约随之减轻,对自然神灵偶像的崇拜也就逐渐消弱了。与之相反，人与人之间、氏族与氏族之间、部落与部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为了谁来主宰这个草原世界的问题，矛盾越来越尖锐了。于是人们的思想便逐渐由自然偶像崇拜向祖先偶像崇拜转化。这个过程，大约是在青铜时代晚期至早期铁器时代完成的。人们通过祖先偶像崇拜，以唤起对血缘关系的认同，求得社会群体的内聚外拒，而保持民族的独立与统一性。正如前面提到的历史时期的岩画面具那样，以岩画面具作载体的自然偶像明显地衰落了，不仅制作荒率，形体简陋，而且制作的地方，往往与动物岩画混杂在一起,不再在山口石壁上作为定期祭奉的对象了。而就在这一时期，代表祖先偶像崇拜的墓地石人像却悄然兴起,成为欧亚北大陆草原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这种石人雕像，约起源于青铜时代，鼎盛于唐代突厥，一直延续到元代蒙古人之中。除石雕人像之外,还有其他种种偶像。以蒙古人而论，还包括天父、地母、圣祖、圣灵、水火神及畜牧保护神一一吉雅其等，蒙古人统称为“瓮棍”。随着草原居民由自然偶像崇拜转向祖先偶像崇拜，岩画面具作为自然偶像崇拜的载体便逐渐销声匿迹了。

①（美）苏珊•朗格：《艺术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①（美）苏珊•朗格：《艺术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①李子春、顾铁山：《迁西西寨刻石与太阳崇拜》,《中国文物报》1994年9月18 日。 ②李仰松:《贺兰山岩画生殖巫术画新证》,《中国文物报》1992年2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