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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是中国的古代族名，亦称胡。战国时，驻牧于燕赵秦以北地区。秦汉之际，冒顿单于统一各部，势力强盛，将大漠南北置于其统治之下。汉初，不断南下攻扰，汉王朝采用了防御政策。武帝时， 对匈奴转采攻势,多次进军漠北，匈奴受到很大打击，势力渐衰。宣帝甘露二年（前52年）呼韩邪单于附汉，次年来朝。其后六七十年汉匈关系密切，文化经济交流频繁。东汉光武建武二十四年（48年）分裂为两部,南下附汉的称南匈奴，留居漠北的称为北奴。南匈奴屯居朔方、五原、云中等郡，东汉末分为五部。西晋时，曾先后建立赵、夏、北凉等国。北匈奴于和帝时，为东汉和南匈奴所击败，部分西迁。西迁的匈奴人，经中亚细亚，至公元4世纪到达东欧。4 世纪后期，击败东罗马帝国进入中欧，建立匈奴帝国，阿提拉在位时,其疆域大致东起里海，西至波罗的海和莱茵河。5世纪中叶，帝国迅速瓦解。
  匈奴人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中，用自己辛勤的劳动，在广阔的草原地带，发展着繁荣的游牧经济，并在此基础上，创造了光辉的草原文化和艺术。
  匈奴铜牌艺术是草原文化的一朵奇丽的鲜花。从考古发掘的情况看来,铜牌大都是作为服装上或马具上的装饰品，铜牌背后带孔的小纽,是供系绳线缀连于衣物或马具上的，匈奴铜牌与其他各草原民族的铜牌一样，大都是模铸的，一般在10厘米左右。匈奴动物纹青铜艺术品，最早多发现于内蒙古的鄂尔多斯地区，故通常叫它“鄂尔多斯式铜器”。但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证明，匈奴青铜艺术品，绝不限于鄂尔多斯高原，而是在昔日匈奴驻牧过的地方，比如内蒙古、宁夏、陕西、青海、新疆等地,到处都发现了匈奴青铜艺术品。
  在内蒙古发现的匈奴青铜艺术品，都发现在墓葬之中，而且多数发现于鄂尔多斯及其以北之地。已发现的主要匈奴墓群有东胜县补洞沟、杭锦旗阿鲁柴登、准格尔旗玉隆太、瓦尔图沟、西沟畔、边将沟等地和速机沟祭祀坑、土默特右旗水涧沟门、和林格尔县范家窑子、乌拉特中旗呼鲁斯太等地,其时代从战国至汉代。这些古墓群是属于匈奴的.已为考古学界的共识，但应当指出的是阿鲁柴登墓、玉隆太墓、速机沟墓和西沟畔墓地等属于战国晚期古墓，应与林胡有关，因为根据古文献记载，那时驻牧于鄂尔多斯高原的是林胡。林胡是胡人的一部，后来融合于匈奴之中。因此，即使那些墓属于林胡人的，视作匈奴也不妨。
  阿鲁柴登匈奴墓，岀土的遗物，以金器为主，银器次之,还有石串珠等装饰品。多数金银器以浮雕的动物图案为装饰。金器的制法.有锤、铸、压和抽丝等工艺技术。
  金器共发现218件，重4 000多克。在众多的金器之中，有一套金冠饰最引人注目，它分做鹰形冠顶饰和冠带饰两部分，这件金冠饰即古文献所说的胡冠。鹰形冠顶饰，有一只傲然伫立的雄鹰，作远眺欲飞状.下踏狼叼羊图案。鹰的头、颈由绿松石做成，头颈间有一带花边的金片，颇如项链。整个冠饰为雄鹰俯视狼咬羊的生动场面。
  鹰形冠顶饰之下，有冠带饰，由金铸的三条半圆形金条圈成， 其间用樺铆插合在一起。每条开端分别浮雕虎、盘羊、马的形状。
  这件金冠饰的出土，为复原和重构战国时代胡冠的形制找到了实物依据。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后，胡冠传入中原，但到汉代已有变化。《后汉书•舆服志》谓：“武冠，一曰武弁大冠，诸武官冠之。”王国维在《胡服考》中将汉代的武冠归入胡冠。汉代时中原的胡冠,其冠顶为〓〓，与阿鲁柴登出土的金胡冠以鹰为冠顶有异,但不论是鹰还是鵕鷁都是勇猛的象征，寓意是相同的。
  四虎食牛纹金带扣共有四件，其中两件较完整。用黄金铸造而成。原有人称它为虎牛咬斗饰牌。饰牌正中平卧四只凶残的猛虎，四肢外伸，两两相对,正在吞食奄奄一息的巨牛。虎的强悍凶猛， 牛的倔犟，全能从画面传出，可谓神形备具，栩栩如生。四角各有一圆孔，背面两端各有一拱形纽，供系绳之用，可能是腰带上的饰物。
  火炬形饰锥有人称它“火炬形饰针”，看来称锥为宜。用黄金铸成，上部锤打为火炬形，下部呈圆锥状，中部突起，背面有拱形纽。我国北方草原地区冬季寒冷，许多古代北方游牧民族有崇拜火的习俗。这件火炬形饰锥的出土，或许暗示匈奴人也有拜火之俗。
  刺猬形金饰件用金片压成，圆雕。刺猬的腹部中空，嘴前伸， 足前屈，身上雕刻着刺状纹饰，颇似刺猬爬行之状，造型生动逼真。
  虎头纹带扣分银制和金制两种。银制者有两件，白银铸成， 嘴大张，双目圆瞪，竖耳，凶猛异常。用黄金铸成的虎头形饰件亦有两件，其中一件口衔一环，环上雕刻狼头四个，两两相对，颇有趣味。在虎头中间有长方形銎。不管是金的还是银的，整体造型均似铺首衔环。此外,还有一件金虎头饰件，眼、耳均镶嵌着绿松石，惜已脱落，嘴部呈方形銎口。
  鸟纹金扣饰分方形与圆形两种。方扣45件，圆扣六件。方扣用金片压成，中间隆凸，饰有四个鸟形，背面有系纽。圆扣是由黄金铸成的，或正面饰一鸟，或饰三鸟，鸟身已为抽象的涡纹,背面皆有拱形系纽。
  奔羊形服饰圆片用薄金片压成，骤然看上去颇似钮扣。羊形作飞奔状，下身反转成圆形，手法简练，造型生动，形象与抽象相结合，堪称佳作。近周边有四个小针孔，以便缀连于衣着上。
  虎鸟形金带扣共有12件，皆用黄金制成。饰件正面以主要位置浮雕一只伏虎，虎视眈眈，呲牙咧嘴，作静卧状。虎背上和后面，雕刻着众多的抽象化鸟形。虎身上镶嵌红、绿宝石七块，对画面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
  虎拖鹿纹银带扣由银片压成，正面浮雕虎拖鹿纹，以主要部位刻以虎纹，作行进状，张牙毗嘴，凶猛异常，虎爪锋利，鹿头从虎背下垂，已奄奄一息。
  伏卧式金虎纹带扣共有20余件，用金片压成，虎四肢蹲屈向前，张嘴呲牙，尾下垂。虎身上有四个小孔，以便缀连于衣物上。
  草原鹰纹金带具用金片压成,鹰形呈半卧式，眼睛睁开，脖颈曲伸，羽毛丰满,两爪粗大锋利。饰片四角各有一小圆孔，以便缀连于衣物上。
  盘羊纹金带具用薄金片压成，盘羊作伏卧式，羊头回盼，是鄂尔多斯式青铜动物纹的习见姿态。
  准格尔旗速机沟匈奴祭祀坑出土青铜器，以饰有各种动物形的竿头饰件为主。
  鹿有六件，皆圆雕。立式长角鹿两件，头微昂，眼前视，双角后伸近臀部，角分做数叉，四腿直立神态生动；立式无角鹿两件，形态与立式长角鹿相同；卧式长角鹿一件，屈足、昂首，作远眺状，腹部细瘦，胸、臀部肥硕，背有凸棱，是模铸的接合线;卧式无角鹿，其形与卧式长角鹿相同。
  狼头竿头是竿头的饰件。狼双耳皆残，口微启，竖耳，双眼平视，颈中空成銎，銎口处呈扁圆形，可供纳柲，銎两侧有对称的小孔，以便加钉固定木柲。
  虎形竿头也是竿头的饰件。虎的四足立于竿头之顶端，虎头微昂，臀部微向下蹲,尾下垂，双目前视，作准备向前猛扑之状。虎下的铜筒，上细下粗，銎口圆形，可供纳柲。
  卧马形竿头两件。圆雕，马盘卧于方銎之顶端,头微低，尾下垂，作休憩之态。马之下面是一方形铜筒，銎口呈长方形，可以纳鹤头形竿头鹤头细长，弯曲呈弧形，鹤喙细长，颈呈筒形，下端銎口可以纳柲。
  鸟头形竿头鸟喙甚长，大圆眼，以脖颈为圆筒，可以纳柲。可知原有木柄。
  这批青铜器是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准格尔旗速机沟村民千四板定取土时，在一“窖穴”中发现的，后来交到旗文化馆，1962年10 月笔者从那里取回.并放入内蒙古博物馆。初发现时，据说有20 件。发现这批青铜器时，没有发现人骨，可见它不是墓葬，千四板定所说的“窖穴”现在看来应是祭祀坑。
  从这批青铜动物形下接的铜筒可知，原来都安着长长的木柄， 当时参加祭奠的人们，一定是在胡巫的率领下，手举鹤、羊、狼、虎、 马、鸟等动物形，口中喃喃吟咒语，作媚神娱神舞蹈。舞蹈时有人敲着握在手上的铜圆盘，有人手握铜铃,不停地摇动。舞毕便把这批木竿举着的“法器”，连同伴奏的乐器，一起埋入坑中，一直埋藏到被发现。
  匈奴人迷信甚深，《史记•匈奴列传》谓:“岁正月，诸长小会单于庭祠。五月大会茏城，祭其先、天地、鬼神”,“单于朝出营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匈奴统治阶级如此，下层民众亦必效之。可见在速机沟发现匈奴祭祀坑并非偶然。
  如果上说不足为信的话,那么准格尔旗玉隆太匈奴墓出土的青铜动物形随葬品，可以帮助说明此问题。见于玉隆太类似于速机沟的竿头动物有：盘羊头竿头一件，与速机沟祭祀坑出土的十分相似，盘羊双角盘卷，双目远视，嘴微张,似在哇哮鸣叫，颈呈圆筒形，筒端有銎， 可供纳柲，筒侧有钉孔。
  羚羊形竿头两件。羚羊昂首伫立于铜竿头顶上，双目远视， 角向后斜倾，四腿收拢，为羚羊静立时的自然状态，羊足下为方形铜筒，筒下端的方銎，可以纳柲。
  马形竿头两件。马形伫立于铜竿头上，四腿收拢，尾下垂，作静立常态。马下为铜竿方筒,筒侧面有钉孔，原安木柄。
  另外还有一种羊形饰件，也伫立于竿头之上，四腿作并拢状， 眼睛作远眺之态,头顶有一圆管，可能供插物之用。
  以上各种动物形竿头，应是死者生前参加宗教礼仪时所持的仪仗类的东西。出土这类竿头铜饰件的地方，除玉隆太、速机沟外， 还有准格尔旗的瓦尔吐沟、西沟畔等地，可见它是匈奴文化中十分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
  玉隆太战国匈奴墓出土的仪仗用的竿头及装饰品，从若干侧面反映了匈奴人的宗教、礼仪、文化和审美观。
  玉隆太古墓中出土的明器，有四件蹲踞式铜鹿，悉为双目远眺，引颈昂头，造形生动。
  准格尔旗瓦尔吐沟战国至汉代的匈奴墓出土的艺术品之中， 最引人注目的是刺猬形竿头，方銎，可以纳柲。明器有蹲踞式卧鹿、 卧式盘羊和立式羊等。
  如果说速机沟和玉隆太还不足说明匈奴的青铜艺术概况及其审美观，那么准格尔旗西沟畔和补洞沟匈奴古墓，就能从更多方面，说明上述问题.西沟畔的匈奴墓大致可分为战国和汉代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现先将战国匈奴墓出土的青铜艺术品和其他艺术品予以介绍。
  虎豕咬斗纹金带扣两件。用黄金铸成，饰牌的正面为猛虎与野猪咬斗的图案：只见虎的前腿扑地,其后腿将野猪的两条前腿紧紧勾住，虎的头颈与野猪的后腿和臂部相接触,虎尾盘卷成环，看来猛虎将野猪已打翻在地，完全将猪控制住了，虎的凶勇和猪的挣扎可全部从图案传岀。金牌的边饰为绳索纹图案。金饰牌的背面边缘处，均錾刻有文字。其一件为：“一斤二两艹朱少半”，其二件为：“一斤五两四朱少半”和“故寺豕虎三”等字样。
  各类金带扣15件。都用金薄片压成，包在带扣外面，边缘有钉孔，有多种动物纹图案，诸如双兽纹饰片、卧马纹饰片、卧鹿纹饰片、马纹饰片、神兽纹饰片、双马纹饰片、三兽咬斗纹饰片、虎兽咬斗纹饰片等。
  从以上金带扣的各种动物纹看,有的是具象性很强的现实动物，如鹿、马等;有的是具象与抽象相结合，将动物严重变态;有的是以已知动物为基础，将不同的动物搭配在一起，而构成神兽，如神兽纹饰片，是以鹿鹰两种动物组合的新动物，即鹿的身躯和角， 再加鹰的喙。这就构成了富有兽、鸟两种动物功能的神兽。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有一件神兽纹的金带扣，原位于铜镜背面，用圆形金片剪成。这件神兽的构成非常奇特:鹿角、鹰嘴、虎尾、狮身。在饰片的各处，钉孔甚多。
  此外,还有一种带扣，与上述各种不同。它是一种环状的带扣， 其中一件,一端有方形纽，另一端有钩外向，环上饰弧形纹。另一件长方形纽安在背面，纽部较宽，正面是四马形。
  剑鞘上之神兽纹金饰片呈细长条形，上有三只神兽，呈卧式,鹿的角、鸟喙、马身、虎尾。长条饰片上部外突一块，其处有一圆孔,可用钉铆于剑鞘上。
  长条形蛇纹金饰件只出土一件，出土时包裹于砺石外面，上饰纠结的双蛇纹。其上有钉孔,可能原钉于剑鞘等武器外套之上， 长19. 8厘米。从外形看，可能与上述的剑鞘上的神兽纹金饰件是同类之物。
  鸟形纽扣鸟作回首状，圆眼，圆耳，背有纽，原缀于衣服上。
  鹿形竿头二件。鹿形伫立于圆形铜竿头顶上，昂首作远眺状，四腿合拢.短尾，草原上的鹿静立时就取此种形态。鹿的额部有一圆筒，十分奇特。下踏铜圆筒，供安木柄之用，筒侧有钉孔。
  天鹅形饰件五件，用铅铸造，天鹅作张翅展尾回首状。背有纽，长6厘米,疑是衣服上的饰物。
  鹤头饰件鹤的眼、耳、喙备具。颈部羽毛丰满。背有拱形纽, 长5. 4厘米，似衣服或腰带上的饰物。
  鸟形饰锥鸟作伏卧状，已变态抽象化，颈部细长，向前伸， 耳、眼依稀可辨，似天鹅。背有纽，长5.1厘米。
  鹤头形竿头鹤头上的眼、喙、耳备具，以颈作銎，銎口呈圆形，可以纳柲。
  虎头形银节约正面铸出虎头，四肢已简约化。出土时节纹背面孔内尚残存十字交叉形皮条。
  从乌拉特中旗属于战国早期的呼鲁斯太匈奴基中，所显示的匈奴人的审美观念，则属于另外一种情况。出土的遗物以铜器为主，还有陶器、石器和料珠等。其中最能反映匈奴审美意识的是一件鹿形饰牌：一个圆形铜牌，牌后有纽，圆盘之上，有一四腿伫立的鹿形，昂头前视，作鸣叫状,华丽的鹿角后背至臀。铜牌直径4. 9厘米。
  纽扣均由五个圆泡组成“X”形，背有纽，以便缝缀于衣服上。
  当历史的车轮驶入汉代，从出土遗物看,匈奴人除继承了前代的审美观念外，还吸收了中原汉族的审美意识，关于这一点可以从准格尔旗西沟畔汉代匈奴墓地出土的遗物得到证明。
  西沟畔汉代匈奴墓地出土的艺术品甚多，以西沟畔4号墓为例，随葬品主要是死者生前装饰品。在头部有包金贝壳饰六件，长条形金饰片62件，卷云纹金花片15件，方形有孔金属珠近百件。 头骨两侧有金耳坠一对,下联镶金边玉佩两件和方形金串珠四串； 颈部有水晶、玛瑙、琉璃和琥珀等各式串珠;腰部左右有包金卧羊纹饰牌两件和包金带具两件；身体两侧有各种石佩饰42件；四周有冥器的马49件，头部西侧还有银筒一件。①总括起来讲，头饰类包括头上装饰和耳坠两部分，是由金、贝壳、玉、金属珠和赭石等质料做成的。头上装饰,有云形金饰片、圆形金花片、包金贝壳饰、金属珠和水晶珠等。云纹金饰片是用薄金片锤打而成，上有卷云纹图案，在饰片的两端或中部有小针孔，以便将它缀连于丝织品或者皮革制品之上。金属珠近百件，呈不规则正方形，上有针尖大的小孔，便于串联之用。水晶珠呈椭圆形，中间穿孔，耳坠分别由耳环、牌饰、方形金串珠和玉佩组成。耳环呈“S” 形，一端有尖，另一端与金牌焊接。牌饰是由金片做成的，牌正面有金片焊接的鹿的造型.鹿身镶嵌绿松石，背面与耳环焊接,下端有纽，牌饰四周焊接有粒状金花边。方形串珠四串，每串七颗，为金片焊接而成，其中两串金片内镶嵌蚌壳，另两串金片内镣嵌赭石。在方片四周装饰有粒状花边，上下两端有纽。金片之间以金丝连结， 能自由摆动。包金玉佩用玉片磨制而成，呈椭圆形,玉片镂空并刻有花纹，周边包金镶有精细的粒状金边，上有纽。其上刻螭虎纹或蟠龙纹，异常精美。
  项饰是由各种质料串珠组成的项链。据发掘者说，从出土情况观察判断,可能有两套。其中一套是由大型串珠组成，其质料有水晶和玛瑙两种；另一套由小型料珠组成，其质料有水晶、琉璃和琥珀珠等。中皆穿孔,供串绳之用。
  腰带扣有两套，每套各两件。其中一套，为包金卧羊纹饰牌， 是将金片锤打成高浮雕卧羊图案，内包铁心，羊角盘卷于头侧，昂首远眺，四肢作半卧状，羊身周围有花草图案。背有纽。另一套带扣，呈长方环状，由金片做成，表面锤成浮雕的花草纹图案，内包铁心。
  明器类的艺术品，有铜马和石佩两种。铜马，系用青铜铸成、外表鎏金。马形或昂首伫立;或双马背向联结一体。
  石佩饰用白色沙石磨制而成，上刻各种图案:有舞人、龙虎、螭虎、双龙等石佩和龙纹玉石，这些舞人及玉、石深受汉文化的影响。
  西沟畔的其他匈奴墓，出土遗物较少，仅有耳环、戒指和扣饰等艺术品而已。
  除西沟畔汉代匈奴墓之外，东胜补洞沟汉代匈奴墓，也出土过一些艺术品，主要有骨簪、铜耳环和云形铜饰牌①等。
  除以上各地点之外，在内蒙古伊克昭盟等地，还零星地征集到大批鄂尔多斯式青铜器,造型十分精美，对说明匈奴系各游牧民族的青铜艺术所达到的高度水平，很有参考价值。
  其一，是各种动物，或单个存在，或由两个以上动物组成动物图案。在单个动物纹中，伊克昭盟和呼和浩持市出土的蹲踞式青铜鹿纹是颇有意味的：昂首、远眺，角后背。动物图案则更精美，如伊克昭盟出土的双豹纹铜饰牌和豹咬鹿纹饰牌，以及凉城县椁县夭乡前德胜出土的动物撕咬青铜牌饰，都是不可多见的精品，显示了昔日鄂尔多斯草原上，母奔公逐和动物间的咬头情景，同时也反映了匈奴人具有娴熟的、高深的艺术造诣。
  此外,外国收藏家也征集到许多匈奴文物，其中有十分精彩者,如卢芹斋所收藏的马群饰件，就是其中之一。
  其二，食肉兽对草食动物的咬食图案。内蒙古博物馆有一件藏品，为虎咬羊纹铜饰牌.原出土地点不明。这幅图案，以主要位置表现了一只僚悍的猛虎，正在吞食压在身下的盘羊，虎的凶暴和羊的温顺跃然眼前。
  其三，是伊克昭盟出土的剑柄上的羊形纹。纹饰精美异常，剑首和锷部各有两羊，双双对对，十分谐和。剑柄上两羊作相随之状， 显得生动而协调。
  其四，动物纹带扣，其中有两件出土于伊克昭盟：一件是回首群鹿纹，四鹿向同一方向奔驰，造型生动活泼；另一件呈抽象的动物形，身躯简化为蜷曲的“8”形。此外，还有出土地点不明的动物纹带扣上的动物，或作群羊形；或作双马纹;或作双驼纹。
  宁夏是匈奴长期活动过的地方，因此在宁夏也留下了匈奴的遗迹，其中以1983年和1985年在同心县倒墩子发掘的大批匈奴古墓为最重要。①在三十余座古墓中，出土遗物千余件，里面何浮雕和透雕铜带饰、铜环、纽形饰、管状饰等反映生活在这里的汉代匈奴审美观念的遗物。
  同心县倒墩子匈奴墓群，其时代约在西汉中晚期。那时有一批批匈奴人降汉，汉廷设属国都尉来安置和管理这些匈奴人。史载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秋，匈奴昆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合四万余人来降，置五属国以处之”②。元狩二年所置五属国在天水、 安定、西河、五原、张掖五郡之内，其中安定郡内属国都尉治三水县。“三水县故城，本属国都尉治……西南去安定郡三百四十里”③。安定郡郡治高平，即今宁夏之固原县。安定郡既然在三水县故城三百四十里，那么由此推之，三水属国都尉当在今同心县一带。如上推不误，倒墩子墓地应属于西汉时期安置匈奴降人的属国都尉管辖的范围内，也就是说，这批墓当属西汉时期降汉之匈奴人。
  倒墩子墓葬地的发掘，不仅有助于对汉代匈奴文化内涵的认识，也为探寻汉代匈奴人的艺术及其审美观念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这里最能反映匈奴人审美观念和艺术水平的遗物是长方形浮雕或透雕的青铜带饰，不仅数量多，种类也最多。
  浮雕双马纹铜带饰两件，其中一件残，均鎏金。浮雕两个伏马纹，两马作接吻状,马的后半身向上翻转，有典型斯基泰风格。背面有三个桥形纽，纽内穿的残皮条犹存。
  透雕双马互斗铜带饰在饰牌的显要位置透雕双马互斗图案，造型生动，边框饰竹状纹样。
  透雕虎食羊铜带饰右边一只猛虎咬住左边一只羊的颈部， 反映了汉代宁夏中部草原上，肉食动物对草食动物的撕咬。边框饰草叶纹，一端有凸纽。
  浮雕伏卧状绵羊图案铜带饰两羊作连体型，左右有头，羊的后半身向上翻转。技法简练，是具象与抽象相结合的产物。右端有一圆孔。背面有环形纽两个。
  透雕龟龙互斗图案铜带饰两件,均鎏金，透雕两龟一龙作相斗状，边框饰麦穗纹。造型生动，线条娴熟。
  浮雕伏卧状双马图案铜带饰两件,均鎏金，浮雕着两个头向相反的伏卧状马图案，右边的马嘴作鹰喙状，可见是一匹神马；左边的马，嘴张开，作长嘶之态。马的后半身躯体向上翻转，图像很抽象，富有神秘性。边框饰麦穗纹。背面有两个桥形纽。
  透雕双羚羊图案铜带饰两只羚羊以相反方向伏卧，而尾部纠结在一起，边框饰麦穗纹。
  透雕双驼图案铜带饰两只双峰驼头对头采食，作温静的常态，边框作长点纹。
  透雕骆驼纹铜带饰透雕伏卧状骆驼图案，骆驼的形象非常风格化，边框无纹饰。
  透雕双龙纹铜带饰以主要部位雕着两条龙，龙头左右相对， 双龙间有兽头及菱形图形纹饰,边框饰柳叶形花纹。
  浮雕涡纹铜带饰浮雕三个涡形图案，周边饰麦穗纹,一端有圆形透孔,背面有两个环形纽。
  浮雕武士像纹铜饰中间为长方凹槽,两侧各浮雕一着甲佩剑的武士，上下各透雕两只卧状鸭,边框为素面。
  除以上长方形的铜带饰之外，还有马蹄形和不规则形的铜带饰。
  透雕马蹄形铜带饰两件，呈马蹄形，其内透雕牛头、龙头图案和动物肢体等。
  不规则的铜带饰两件,其一为没有边框的透雕伏卧状马图案；另一件，其上透雕车辆，随车的牧犬，和两人摔交的场面。
  陕西省也是与匈奴结缘不浅的地方，地处鄂尔多斯高原南缘地区的陕北地区曾是匈奴驻牧过的地方,贯穿神木县的秦长城，就是秦昭襄王为了防御匈奴的入侵而修筑的。由于匈奴在陕北地区生活驰骋，因此陕西省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在那里也发现过不少匈奴的墓葬和遗物。早在抗战时期，在神木县与榆林交界的大保当一带就曾出土过“汉匈奴为鞮台耆且渠”匈奴印，①这是归附汉的南匈奴官员台耆的私印。80年代初，在神木县的纳林高兔、李家畔、 中沟、老龙池、马家盖沟和乔岔滩等地，都曾发现过战国时期至汉代匈奴的墓葬或遗物。②在已发现的匈奴文物中，多数是金、银和铜质的圆雕、圆浮雕和透雕的艺术品，这就从匈奴故地的另一个空间，了解到匈奴艺术的发展水平和匈奴人的审美观。
  圆雕金神兽形冠顶饰它是匈奴冠的顶饰。神兽鹰嘴、犬尾、 犬身、鹿腿、鹿角。角分四叉，叉端各有一个浮雕小神兽头像，脖颈屈曲虬结，前后相连，构成大神兽上的鹿角的主干。这个怪异而奇特的神兽,伫立于一个四瓣花形托座上，托座正中凸起呈覆斗形， 周边有12个小圆孔可以缀钉。托座正中凸起，不仅有抬高神兽的作用，也适应于其下金冠的球形轮廓。角、尾和托座系另铸焊接的, 角、尾部的焊点突起颗颗金点颇似串珠。通长11厘米，高11. 5厘米。这件雄浑奇特的冠顶饰，金光徒亮、神奇威武，是匈奴统治者勇猛、高贵的象征。
  圆雕银虎一件，伫立前视，圆头方鼻，毗牙咧嘴，凶猛异常， 四肢有力，长尾拖地，身躯浑圆而中空。
  圆浮雕金虎雌雄各一只。雌虎四肢踏地，作行走状,低头向右转，圆雕。躯干和四肢浮雕,四肢肥大有力，爪趾发达。排列整齐， 通体饰凸条纹。身有小圆孔,供铆钉之用。
  雄虎与雌虎造型基本相同，只是头耳稍大、头向相反而已。这两只金虎互相靠拢，作亲昵之态，反映了当年陕北草原上,动物雌奔雄逐的情景。
  此外,还有圆浮雕银虎一对，形状、大小、造型、技法与圆浮雕金雌、雄虎相同，只是胎地稍薄而已。
  圆雕银鹿五件,其中雄鹿三只，雌鹿二只，雌鹿比雄鹿稍瘦小。五只银鹿均伏卧，体态匀称，四肢蜷曲，昂首前视。雄鹿双角弯曲后倾，系另铸后插入鹿头上的圆孔之中。
  刺猬两件，圆雕，铜质，低头缩颈，躯体隆起呈球形，满身布满针形棘刺，吻尖小耳，四肢短小，就像刺猬遇到危险的样子。它比于扁圆銎之上，銎侧有孔，供铆钉之用，看来原安有把柄，是胡巫祭神时用的法器。刺猬和銎是一次铸就的。
  剑柄圆雕，银质错金。环首，饰一周虫纹，原似有镶嵌，嵌物脱落后成圆穴。扁平颈。剑格为两个头向相反的羊头。其下的铁剑已锈锢不存。
  圆浮雕银盘羊扣饰羊伏卧卷曲，头翻转压在身上，躯体隆凸呈圆泡形。边缘有三瓣饰。背有横纽，以便系线缀连于衣服上。
  圆浮雕虎纹银环环体扁平椭圆形，正反两面各浮雕四只虎头，大圆耳，怒目，作两两对啮状。
  透雕花虫饰片均用银箔剪压打制而成，有边框三角形饰片、 花卉形饰片、蝌蚪饰片、柿蒂形饰片等不同造型。
  兔四件,圆雕。兔形作伏卧状，缩颈前视。长耳贴背，短尾。
  锯齿形饰二十多件，形式相同，身扁平,左右两侧有齿，两端为半圆泡，泡背有纵纽。
  陕西神木县岀土的匈奴艺术品，是匈奴艺术的杰作之一，比如纳林高兔的金银动物，各个形态逼真，比例得当。像花纹斑斓，躯体魁健的老虎，个个虎虎有生气,不失“百兽之王”的气概。李家畔的伏兔形，形神备具，栩栩如生,极像野兔受惊准备跃起那一瞬间的神态。纳林高兔的卧鹿，恬静而机警，寓动于静，是跃起奔逃前一刹那时的姿态。在铸造技术上，凡圆雕动物，皆用模范套合浇铸，表壳薄均，体内中空，显示出高超的铸作技术。制作粗细、光洁适度，范痕光平，看来匈奴工匠对各种动物特征了解深刻，并能得心应手地予以显示。反映了匈奴人富有卓越的艺术才能。
  此外,陕西省客省庄匈奴墓（M10）中，还出土有二人角斗纹 （相扑）青铜带扣，只见两个男人，各自把骑马系拴于树下，两人搂腰抱臀，拼命相摔。画面活现了当时匈奴人崇尚武力的社会风尚， 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
  青海也是与匈奴结缘不浅的地方，青海省东部曾是匈奴人驻牧的地方。在考古发现中，露出了匈奴人活动的蛛丝马迹。大通县匈奴墓的被发现，不仅为探索汉代匈奴的埋葬习俗露出了一线光明，同时也为寻觅匈奴人的审美情趣找到了依据。
  大通县后子河乡乙区一号汉墓出土了一枚铜印，长2. 3厘米， 高3厘米,印纽是一匹形象生动、卧姿优美的骆驼，印面阴刻“汉匈奴归义亲汉长”八字篆书。这个铜印的问世，为该墓的断代和墓主人的族属、身份提供了可靠证据。该墓中岀土了大批随葬品，其中指环、绿松石饰、铜四菱形、柿叶形饰件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匈奴人对美的追求，是匈奴人爱美心理的物化形式。
  互助土族自治县丹麻乡泽林汉匈奴墓出土的青铜饰件，又为匈奴增添了新的艺术品。在一座古墓中，出土一件模铸而成的双马青铜饰牌，图案为一蜷腿、跪伏着的大马，其背部有一直立的小马， 造型优美,富有典型的草原风格。这类风格在我国草原岩画中也常见到。
  此外，在该县还征集到长方形带扣和青铜饰牌。这件饰牌是一匹蜷伏的大马，背上有一个小马，在大马腹下有一副马蹬,双马表面均铸有“太阴”文字和“以”形符号以及连珠形纹饰。
  这种铜牌，不仅以上举出的互助泽林岀土两件,而且在大通上孙家寨24号墓内以及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也都出土过类似的铜牌,证明这种物品分布的广泛性，同时又为研究汉代匈奴的艺术增添了新的内容。
  新疆是匈奴势力抵达的西界，秦汉之际,匈奴西击月氏抵达西域。汉文帝四年（前176年）冒顿单于在信中说:“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①至元封三年（前108年）赵破奴破姑师，分以为车师前后壬.不久复归属于匈奴。天汉二年（前99年）汉兵击车师，匈奴数万骑救之。昭帝时， 匈奴四千骑田车师。宣帝时郑吉到车师屯田，匈奴单于皆曰：“车师地肥美，近匈奴，使汉得之，多田积谷，必害人国，不可不争也。”② 可见西汉时,西域曾是汉匈争夺十分激烈的地方，匈奴在西域有很大势力。新疆各地，曾多次发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当与这一历史背景有关。
  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在新疆多有发现。比如，1965年哈密收集的羊形铜牌饰，③与内蒙古乌拉特中旗呼鲁斯太出土的鹿形铜饰牌造型很肖似。哈密花园乡采集的鹿首铜刀具有典型的鄂尔多斯风格。①特克斯县征集的牛头形铜饰，③与内蒙古准格尔旗玉隆太岀土的盘羊头竿头饰件风格相似。木垒县收集的野猪搏马纹铜饰牌,④也可在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动物纹饰牌中找到。巴里坤县兰州湾子出土的铜複,⑦也见于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之中。新源县出土的铜铃，也常见于鄂尔多斯式青铜铜铃中。塔什库尔干县香宝宝墓岀土的羊角纹铜饰、几何纹铜饰,⑧都具有鄂尔多斯风格。可见，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在新疆境内有着广泛分布。这些青铜器，有些是匈奴人的，也有的是西域游牧民族的仿造物。
  在新疆出土的众多的匈奴艺术品之中，吐鲁番艾丁湖潘坎出土的虎叼羊纹铜饰牌是最有典型意义的。①这个铜饰牌，长1 匣米、宽5. 3厘米、厚0.3厘米。正面铸有一只透雕的猛虎，目睁口张，口中叼着一只羊，反映了山虎衔住山羊后，不慌不忙迈步行进的样子。背面有三个环状纽，头端二个，尾端一个。看来这是一铜带饰。
  与虎叼羊纹铜带饰同时出土的，还有金箔、金丝等。这两件金器残片原物应是装饰品，而以这件虎叼羊纹铜带饰最富有特色。
  出土类似器物的墓葬群，在吐鲁番盆地多有发现。比如，艾丁湖乡团结三大队，于1980年5月发现过一片古墓群，并挖掘到红色彩陶器、铜器、金器等。其中铜带扣双马纹饰牌，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正面铸有一对透雕的卧马，马背相联，头尾相衔，背面有三个环纽。
  墓中出土的金箔花饰，是用金箔压制的圆形花饰，有大小蚕蛹各六个，围绕同心圆一周，在三个角尖处有三个小穿孔，推测可能是镶嵌在衣帽上的装饰品。
  根据艾丁湖团结三大队古墓群出土的铜饰残片推知，这批古墓应是西汉时期的。这个时期，吐鲁番一带到天山北部，居住的是姑师部族。武帝时赵破奴破姑师，“分以为车师前后王及山北六国”②，“车师前王居交河城”③。交河城在今吐鲁番雅尔湖，距离这片墓地不远，推测这些墓葬的死者可能是姑师族或车师前国时期墓中所出素面铜镜的式样、大小与内蒙古西沟畔匈奴墓中发现的十分相近，特别是铜带扣双马纹饰牌，与内蒙古匈奴墓岀土的几乎无殊。可见，在新疆西汉时车师人的艺术中，含有匈奴人文化艺术的因素。
  此外,都善县苏巴什车师古墓中出土的一对包金虎纹铜饰牌， 虎头形铜节约和虎纹金箔都与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十分类似。①这表明，匈奴的文化艺术给予车师人以深刻的影响。
  新疆东部的哈密市郊、巴里坤奎苏、木垒东城等地出土的几批青铜器，富有典型的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典型风格。比如哈密市郊岀土的鹿首铜刀、环首刀，具典型的鄂尔多斯式铜刀风格。类似文物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及河北青龙县抄道沟都曾有过发现。② 木垒县东城，曾先后岀土过铜虎、虎形扣饰、双马相搏透雕牌、几何形透雕饰牌和透雕野猪饰牌等。
  双马相搏透雕牌图案形象为两马相撕咬、搏斗，外框饰骨节纹（或称竹节纹）环绕。这种图案饰牌在当时曾相当流行，同类饰牌在卢芹斋收藏品中曾有所见，构图完全相同。
  野猪纹透雕铜牌铜牌作圆形，其图案为六个动物构成：中间为卷曲成环形的虎,五头野猪环列四周。野猪耳朵、眼睛同为树叶形，与上述双马相搏透雕牌的风格一样。饰牌背面有圆形钢钉三个。造型生动，富有游牧民族的生活情趣。
  几何形透雕饰牌近矩形，长边略呈弧曲，其风格与动物牌饰迥异。
  虎形圆雕饰件虎形睁眼张嘴，利齿外露，利爪锋锐，尾垂卷,伫立于一铜环上，凶猛有力。①巴里坤、木垒一带,西汉以后曾是匈奴右部在新疆活动的中心地区。汉文帝时，匈奴右贤王西击月氏,“定楼、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②。《汉书•匈奴传》提到：“匈奴东蒲类王兹力支。”《汉书•宣帝纪》谓:“本始二年，……匈奴数侵进，又西伐乌孙，……（汉）大发兴调关东轻车锐卒……后将军赵充国为蒲类将军……咸击匈奴。”汉代的蒲类地域，当在今巴里坤、木垒一带。由此推知，这批富有鄂尔多斯式青铜器风格的动物饰牌的几何纹铜牌，应与匈奴右部存在着密切关系。
  此外，南疆和静县一带，从考古发现看,也是与匈奴结缘不浅的地方。和静县3号墓地岀土的陶罐与宁夏同心倒墩子墓地、内蒙古东胜补洞沟墓葬、蒙古诺音乌拉墓地等所见的陶罐相同或相似， 墓的形制和葬俗，以及动物纹饰件、带钩、带扣等随葬品等方面也都与上述各处墓地一致或类似。而这几处墓地一般都认为是汉代的匈奴遗存，由此推知，和静3号墓地也有可能是匈奴墓葬。③和静3号墓地的艺术品，有骨制的珠、簪等装饰品，还有金、银制品等。金器装饰品中，有一件饰品，正面圆形，周边有一圈小联珠，其内镶嵌有一圈共六颗小绿松石，背面有一圆筒形长柄。另有两件金泡饰，均用金箔片锤成。其中一件,略呈圆角方形，上有一兽面纹，两侧各有一条腿，作蹲踞状。另一件呈圆角长方形，上有一兽咬一羊图案。
  通过以上对内蒙古、宁夏、陕西、青海、新疆等省区出土的匈奴艺术品（主要是青铜艺术品）的介绍，可知匈奴墓出土的艺术品大约可分做仪仗、服饰、身饰、佩饰物和明器五类。
  仪仗类:主要有铜竿头。过去的研究者每每称之为“竿头”（这里也姑沿此称）或“车饰”，但前一种称谓没有说清它的功能，后一种说法也未能说明它是车的哪个部位，因此这些说法都是没有说服力的。实际上它是供举行各种祭祀仪式时执用的,将竿头安上把柄,便可以将各种动物高高举起，作为祭祀仪式不可或缺之物。
  埋有仪仗铜竿头的匈奴墓的墓主身份可能有两种:其一，死者生前是巫师,铜竿头是其生前用物，故死后将其视为圣物而作为随葬品埋入墓中；其二，墓主是氏族部落中的头面人物。因此，当人死后，要在墓地举行祭奠仪式，用毕便作为随葬品埋入墓中。
  服饰类：即死者身着葬服上的饰物。死者身着的葬服虽已腐烂，然而缀连于衣服上的饰物却依然存在。主要包括有冠饰、纽扣、 腰带扣和带钩等。其中部分纽扣，常被研究者称做“铜泡”，但从它岀土的位置、大小、形状和边缘的小圆孔看，它的的确确应归入纽扣之中。
  身饰类：包括有头饰、耳饰、项饰和手饰。头、项饰以珠饰居多， 种类繁多，形状各异，大小不一，主要有骨珠、石珠、玛瑙珠、水晶珠、绿松石、琉璃、琥珀、料珠、海!）1、珊瑚珠、珊瑚枝节等。项饰有金项圈、银项圈和由各种串珠组成的项链等。耳饰的质料有金、银、 铜，辅助物有各种珠饰。略可分做耳环和耳坠两种。以耳环较普遍， 以耳坠较庄重。手饰主要有戒指。
  死者的身饰是其生前身饰的反映，而服饰又是身饰的扩大。身饰与服饰，在颇大程度上反映了死者所处时代的审美观念和对美的追求。
  佩饰物：包括刀饰、剑饰、锥饰、针饰及其各种人身佩饰物。这些佩饰物与身饰和服饰密切相关。
  明器:是专门为死者随葬而制作的器物。《盐铁论•散不足》说明器是“有形无实之器”,即不能实用的器物。它在墓中，是死者生前曾占有众多家畜的象征，希冀在彼岸世界继续有无数牲畜，并继续享用。
  匈奴系青铜艺术是我国北方系青铜艺术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它产生的时代早，延续时间长，而且在艺术上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
  正如前文已经提到过的，匈奴系青铜艺术，从制作技术上讲， 有浮雕、透雕和圆雕之别。匈奴青铜艺术品就其构成和技术而言， 其表面锡含量较高，与合金基体之间有明显的分界，多数锡含量大于40%,比一般基体中含锡6% — 16%高出许多。表面富锡层的厚度不同，“对取样样品表面富锡层的组织及成分鉴定可知，富锡层内部不是单层，内又分2-3层,每分层的组织及成分有差异，各分层之间互相交错，界限不规则，内层包纳基体组织的铅、夹杂物，渗入基本组织的界限有的也不规则”①。表面富锡的青铜饰品，是将青铜器浸入熔化的锡液中，或者是把液态的锡涂覆在青铜器表面而成的。不过青铜器表面的锡层，有的是一层纯锡，有的则是铅锡合金。若制品单面有镀层，多用热擦工艺进行，若双面有镀层，多是用热浸工艺，前法镀层比后法镀层薄,将金属制品浸入熔融的纯锡或铅锡合金中，以获得金属镀层的工艺，称为热浸镀，这是一种古老的传统工艺方法，一直流传至今。
  表面镀锡制品的大量出现,不仅从艺术上，而且从制作技术上来说，无疑是一种进步，可以认为这是匈奴系青铜制品一个重要特征。
  匈奴系青铜器艺术，大约从东周至两汉，分布范围十分辽阔。 匈奴文化是由不同的氏族部落融合而成的，反映在艺术上，各地不同的部族间是不尽相同的，但共性是主要的，我们从宏观上归纳区分北方系青铜艺术的区系类型时，可以不必去考察这些细节问题。
  匈奴系青铜器中的动物形象，早期（东周）多虎、豹、狼等野牲形象，造型生动，野性十足，以野生动物间的撕咬、搏斗和肉食动物对草食动物的吞噬为主要特征。晚期像汉代多马、牛、羊、驼等家畜形象，动物的形象是温顺和驯服的，多表现人对动物的役使，动物与动物和人与动物的关系显得和谐温馨，全无敌意。这是猎人转变为牧民、狩猎社会转变为畜牧社会在艺术上的反映。
  由于我国北方草原的自然环境、生产方式、经济生活、以及各民族心理基质的相近，反映在文化艺术上，尤其是在青铜艺术上， 大同总是主流。但由于各游牧民族的文化传统的不同、历史发展的不平衡，以及与之相关的技术水平和文化水平的差异性，各北方游牧民族的青铜艺术，不仅每个民族由于时代的不同而有变异，各民族之间在同一历史时期青铜艺术在题材内容、制作方法和艺术风格上的差别也是显而易见的。匈奴青铜艺术品能从北方系青铜艺术综合体中划分出来，不仅对研究匈奴艺术本身有重要价值，也对北方游牧民族青铜艺术族系类型的划分和确定有重要意义。而将各游牧民族青铜艺术品划分开来，才能使研究各游牧民族的历史、 文化和艺术成为可能。这样便把笼统的、无所不包的、含混的、不确切的“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或“北方系青铜器”等称谓逐渐分解开来。

①《西沟畔汉代匈奴墓地调査记》，《内蒙古文物考古》1980年创刊号。 ①《伊克昭盟补洞沟匈奴墓清理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1980年创刊号。 ①《宁夏同心倒墩子匈奴墓地》,《考古学报》1988年第3期。《宁夏同心县倒墩子汉代匈奴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7年第1期。 ②《汉书•武帝纪》。 ③《水经注》卷2。 ①② 戴应新、孙嘉祥:《陕西神木县出土匈奴文物》,《文物》1983年第12期。 ①②《汉书·西域传》。 ③⑦《中国新疆出土文物——丝绸之路展览》，1986年。 ④⑤⑥⑧《新疆古代民族文物》，文物出版社，1985年。 ①柳洪亮：《吐鲁番艾丁湖潘坎出土的虎叼羊纹铜饰牌——试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在西域的影响》，《新疆文物》1992年第2期。 ②③《汉书•西域传》。 ①《新疆部善县苏巴什古墓葬》,《考古》1988年第6期。《新疆都善县苏巴什古墓葬》，《考古》1984年第1期。 ②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青龙县抄道沟发现一批青铜器》，《考古》1962 年第12期。 ①王炳华：《新疆东部发现的儿批铜器》,《考古》1986年第10期。 ②《史记•匈奴列传》。 ③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队等:《新疆和静县察吾乎沟口三号基地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第10期。 ①韩汝玢、埃玛•邦克:《表而富锡的鄂尔多斯青铜饰品的研究》,《文物》1993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