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卑一名最早见于周初。《国语•晋语八》载:“昔成王盟诸侯於岐阳。楚为荆蛮,置茅蕝设望表,与鲜卑守燎,故不与盟。”注“鲜卑东夷国”。《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谓:“鲜卑者,亦东胡之支也。 别依鲜卑山,故因号焉。”集解惠栋曰:“应奉云:秦筑长城,徙役之士,亡岀塞外,依鲜卑山,因以为名。”隋《图经》云:“山在柳城东南二百里。”由上述记载看,鲜卑之名起源远在公元前200年东胡被匈奴所破的时间,远在周秦之前即已存在。当东胡被匈奴破灭,“别依鲜卑山”的那一部分东胡人,是否即当年的鲜卑,或与原来的鲜卑有何关系是不得而知的。
鲜卑明确见于记载是在汉魏之时。在两汉之前是东胡的一部分,当时居住在西拉木伦河流域。西汉时是一个部落的名称,居住在辽东塞外,约在今西辽河及其迤北之地。到东汉时才吸收其他部落形成一介庞大的军事联盟。
鲜卑长期活跃于蒙古高原上,在东汉时期逐渐走出深山和草原,向西南迁徙到匈奴故地——阴山南北地带。《魏书•序纪》记载了鲜卑的迁徙活动,谓:“献皇帝讳邻立。时有神人言於国曰:'此土荒遐,未足以建都邑,宜复徙居。'帝时年老,乃以位授子圣武皇帝讳诘汾。献帝命南移,山谷高深,九难八阻,于是欲止。有神兽,其形似马,其声类牛,先行导引,历年乃岀。始居匈奴之故地。” 由于鲜卑长期驻牧于今内蒙古草原及其邻近地区,故在鲜卑人的故土上,到处留下了鲜卑人的遗迹和古墓。这里主要有内蒙古察右后旗二兰虎沟古墓群、满洲里市达赖湖畔扎赍诺尔古墓群。后来又先后在东巴尔虎旗完工、鄂温克旗伊敏河、额尔古纳右旗拉布达林等兴安岭西北地带发现过多处相当于东汉时期的鲜卑遗迹。 60年代在巴林左旗杨家营子、察哈尔右翼后旗赵家房子等地也发现了规模很大的鲜卑墓群。1958年托克托县皮条沟发现过3座东汉晚期的鲜卑墓。①通过考古发现的古墓和遗迹,使我们了解到许多有关鲜卑人的经济活动、社会生活及其文化艺术情况。
从鲜卑墓中出土的大量青铜器、陶器、骨器上的各种纹样,为探寻和复原鲜卑艺术和达到的水平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这里仅就鲜卑墓中出土的部分艺术品做些介绍,以窥鲜卑艺术之一斑。
汉代鲜卑族的骨制艺术品较少见,仅在满洲里市扎赍诺尔鲜卑族古墓中岀土一件狩猎纹骨板,线刻而成。在画面正中,一猎人, 前面置一张搭箭的弓,箭头对准前面一只奔羊。猎人之后,另有一只山羊,四腿朝上,大约表示已被击毙的山羊。骨板之上,布有多个小圆孔,可能表示数量。
在岀土的鲜卑艺术佳品中,金器和青铜器上的各种纹样占有突岀的地位,不仅数量多,造型精美,而且在艺术人类学上蕴含的寓意也最耐人寻味。
察右后旗二兰虎沟汉代鲜卑墓群岀土的青铜牌饰件是很有意义的。现撮其要,介绍如下。 母子羊饰牌上方以突岀位置铸制一伫立、翘尾、长角的母山羊,作远眺状,腹下一只幼羊作回盼之态,造型生动逼真,栩栩如生。
三鹿纹带扣三只鹿在一矩形框内,皆作回首状。鹿形较抽象,角用众多的圆圈表示,腿呈柱形。
动物纹带扣扭曲多变的动物纹在一矩形框内,由于过分抽象化和简约化,究竟有几个动物,是何种动物也难以辨别,似乎是由大小不等的几个动物组成的。
双鹿纹带扣两鹿相对伫立,嘴作接吻状,鹿角抽象成散点。 几何形饰牌三件。其一,略呈梯形,中间用线隔成一个个菱形,周边有外凸的系孔。
其二,颇似栅栏形,可能是对羊圈出入口栅栏的模仿形象。 呈长方形,方框内是透雕的斜方格纹,上方左右两角各有一凸纽, 有纽孔,供系绳之用。
其三,形状与上述两牌相近,四角各有一凸纽,纽孔供系绳之用。
满洲里市扎赍诺尔东汉鲜卑墓群出土的艺术品,与二兰虎沟鲜卑墓出土的相似。这里出土的艺术品,除了前文提到的狩猎纹骨板外,还有各种形状的骨饰、铜饰件和玉器珠饰等。
铜饰件中,有飞马纹铜带扣两件,一件略呈方形,一端方角,一端成弧形,两端有圆孔。上有凸起的飞马,两翅上展,作奋力飞驰状。另一件为马纹铜带扣,比飞马纹铜带扣的尺寸较小,上有凸起之马形。
此外、扎赍诺尔古墓群,还出土人物纹铜带饰一件,稍残缺,牌面正中有凸起之人物一个,似呈端坐状,或说是佛像,或说“作杀牛状”,由于图像模糊,难以遽断。
陈巴尔虎旗完工,也发现了与扎赍诺尔几乎同时代的鲜卑墓群,出土过一些青铜饰件,其中出土的铜带扣是很有特色的,在扣环和纽部,尚保留着皮带的残迹。辽宁义县西北保安寺南傍河处曾发现鲜卑石椁墓一座。此墓的形制与慕容鲜卑墓葬相似,它的随葬品兼具慕容鲜卑和拓跋鲜卑器物的特点,即金饰品多与慕容相类; 而陶器和各种珠饰则与拓跋相近。特别是鹿纹饰牌,牌中鎚䥡出三头并列的“昂颈回首形象生动的鹿”,这样的内容和形象,与扎赍诺尔、四子王旗井滩、察右后旗二兰虎沟拓跋鲜卑墓中所出的三鹿纹铜饰牌完全相同。这件金牌饰,周边用连珠圆点纹作边饰的作法, 也和二兰虎沟所用的短促的条纹边饰相仿佛。由此看来,这座墓葬在时间上可能比北票房身村的慕容鲜卑墓为早,而介于扎赍诺尔、 二兰虎沟两处拓跋遗迹之间。
拓跋、慕容同属鲜卑族,拓跋南迁盛乐附近以后,和慕容经常联姻,《魏书•帝纪•序纪》记载什翼犍(昭成帝)兄弟与前燕慕容氏相互通婚即是一例。如此看来,义县地区出现了上述情况的墓葬就不是不可理解的了。
和林格尔县另皮窑村和土默特左旗讨合气村,是两处被破坏了的鲜卑墓葬,但都有精美的金饰牌岀土,它对于研究草原民族的审美情趣、工艺水平和物质文化有重要意义。另皮窑村东汉鲜卑墓,出土金器中有纯金器与铁芯包金饰件两类,按其形式和用途有七种:金碗、条形金片、管状金饰、野猪纹金带饰牌、野猪纹金圆饰牌、纠结纹金饰牌和纽形金饰。①其中金碗,直口、深腹、环底,口作八瓣式花式口;管状金饰,先用金片、细金珠锤打焊接加工,再加镶嵌,而后圈包成器的,似为套在其他器体上的附属饰件;纠结纹金饰牌,呈竖长方体,表面饰两条屈曲条索状动物,头上作三角,下身作正反“S”形屈曲,互相纠结。动物身上原镶嵌有珠玉,现已脱落; 钮形金饰,在扁圆形球体上全部包金。在全部金器中,以野猪纹金带饰牌和野猪纹金圆饰牌最为精美。
野猪纹金带扣铁芯,形似圆头方底的马蹄形。按形状和大小可分做长蹄形与扁蹄形两种,一大一小组成一套,共有两套。野猪的身躯外凸,作奔驰状,贴于饰牌面上,可看作是高浮雕。其中长蹄形野猪纹金带饰牌比马蹄瘦长些,野猪纹作从右向左奔驰状,獠头肥硕,小耳,张口,裸露着療牙,身躯中心,镶嵌一块椭圆半球体宝石, 围着这块宝石,身躯上下前后镶嵌一圈绿松石,现只存前后两块, 猪鬃处原来也有镶嵌,可惜已脱落。饰牌的地纹,猪背上方有花蕾式椭圆槽,腹下有不规整的曲线凹槽,原来都有镶嵌,现只遗留着少许绿松石,边饰的镶嵌物全部脱落。扁蹄形野猪纹金带扣形状接近马蹄,头在下,方底在上,在圆头内侧有穿带孔,其上的野猪纹作向左的奔驰状,身上也镶嵌宝石和绿松石,地纹只用于猪背,用三个弧形凸纹,内实绿松石,边饰用两排长方凹槽错位的连点纹,里面的镶嵌物已脱落。
野猪纹金圆饰牌作弧面圆饼状,圆面上锤凸一个野猪形,猪作立式信步状,俯首曲背,小耳,鬃毛呈扇面形。在野猪纹外侧有一圈旋纹,其外饰一周角纹边饰。
在土默特左旗讨合气村汉魏鲜卑墓中也出土了一批金器和其他遗物,金器之中有火焰纹饰牌、神兽纹带饰和云纹饰牌等。①火焰纹饰牌作竖长方形,内实火焰形凸纹四个,火焰的形象似倒飞的燕子,上面一个套于下面一个的焰梢与焰洼间,火焰纹的上面则又满布麻点纹。边框饰枝叶纹。
云纹饰牌平面呈马蹄形,在靠近圆头处,作弧形穿带孔,通体饰双勾曲线缭绕凸云纹,双线之间布满麻点纹。若将圆头向下, 方头向上,则似一个张着大嘴的兽面纹,穿带的弧形孔像一张齟咧的大嘴,额上生有四个角。
神兽纹带扣二件。平面呈长蹄形。其中一件圆头在右,方底在左;另一件方向与此相反。主体纹饰皆作凸纹神兽,雕刻都比较精细。以前一件为例,神兽头呈猫头或豹头形,眉额隆凸,双眼内凹,宽鼻,张嘴,上唇作髭,翘贴于两颊,下额圆润,额部有兽毛,额角呈猫耳状,额上生两角向后背。躯体作豹身状,上加圆圈,似金钱豹,腹部用弧线表示,似龙蛇之腹。四足粗壮,作行走之态。前胸生翅。地纹为缭绕云纹,中间加点。边框为双圈枝叶纹。边缘向下弧卷包住铁芯。
吉林榆树县老河深东汉早期的鲜卑墓群,发掘岀土许多精美的工艺品,有金耳饰、鎏金铜神兽纹带扣、鎏金铜卷曲纹带饰、涡纹铜环、鎏金铜鹿纹牌饰和玛瑙珠等。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一对鑒金铜神兽纹带扣,形制相同,正好是一条腰带两端的带扣,形制相同,只是其中一枚的侧边有一穿孔,以便穿窄带将腰带两端的带扣系结在一起。在带扣的正面铸一形如飞马的神兽,神兽吻部有弯角上翘,似犀牛状,昂首扬尾,四蹄腾空,双翼伸展,作奔翔状。岀土时扣面向下,上有纺织品与皮革朽迹。另外,出土鎏金铜卷曲纹带扣二件,形制相同,中间有“凹”形镂孔•,正面铸有卷曲纹,边框上端有三圆孔,背面有纺织品残迹。①东汉晚期至西晋,鲜卑人的艺术品也是十分精美的。内蒙古科左中旗六家子鲜卑墓岀土的文物是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现将墓中岀土的随葬艺术品举例如下。
金马饰牌马作偃卧安息之态,耳部及背部各系一索形物,原来可能系于身上或腰带上。
双马形金牌饰已残。两马作连体形,前后有首。这种式样, 是图画动物交配的一种表现形式。浙江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中, 出土有双兽形陶饰和一件骨匕柄上雕刻有两组双头凤纹,其形状皆与这件双马形金牌饰类似。《山海经•大荒西经》谓:“有兽,左右有首,名曰屏篷。”《周书•王会篇》谓:“区阳以鳖封,鳖封者,若愴, 前后皆有首。”可见这里双马形的马是表示马正在交配。闻一多《伏牺考》谓,并封、屏篷本字当作“并逢”,“并”与“逢”俱有合义,乃兽牝牡相合之象。这种解释,无疑是正确的。
兽形金牌饰二件。其一,下部已残,形象十分抽象,似是卷尾的兽形。其二,与其一类似,似卷尾的食肉兽,下端有锋利的四爪。
西晋、北朝时期,内蒙古及晋北基本由鲜卑所控制。1956年凉城县小坝子滩的沙虎子沟出土一批窑藏金银器,其中有“晋鲜卑归义侯”金印、“晋乌丸归义侯”金印、“晋鲜卑率善中郎将”银印、神兽形饰金戒指、神兽形金饰件、神兽形金饰牌等等,其中有一件四兽形金饰牌的背面錾刻有“猗金”字样。
拓跋鲜卑部先是在盛乐城(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古城) 建立了政权,嗣后又迁都于平城(今山西大同市),建立北魏王朝。 1980年,在内蒙古鄂伦春自治旗仙洞内发现了北魏太平真君四年(443年)的摩崖刻石,为世祖拓跋巻遣中书侍郎李敞到乌洛侯国祭祀鲜卑远祖石室的祝文,其文与《魏书•礼志》所载的祝文相同,①证实了《魏书》所载,拓跋鲜卑是从大兴安岭里走到蒙古草原的。
北魏时期的鲜卑墓葬已发现有多处,如呼和浩特市郊美岱村宝贝梁发现的鲜卑墓中,岀土有鸟兽相斗纹铜饰牌、兽形饰金戒指,在两件铜虎符上分别镌刻有“皇帝与河内太守铜虎符第三”和 “皇帝与太守铜虎符第五”等铭文。
凉城县小坝子滩岀土的一批窖藏金银器,精美异常,代表了西晋拓跋鲜卑的工艺发展水平。
群兽形金饰件是由若干个动物组合而成的动物图案形,各个动物形经过变态和抽象,已分辨不出动物图像的原形。其背面錾刻有金”三字,得知其为西晋时拓跋鲜卑部大人猗拖所有之物。据《魏书》记载,拓跋禄官时,拓跋鲜卑分为三部,“以文帝之长子桓皇帝讳猗拖统一部居代郡之参合陂北”。参合陂即今凉城县岱海,小坝子滩的沙虎子沟位于岱海北的蛮汉山中,出土文物地点与史籍记载相合。即猗拖率部住在岱海北部一带,可能在战乱中将其珍宝,深藏于山中,而被我们所发现。
动物形金饰牌与上述金饰件同埋于小坝子滩土窖中。似是以四个马为主体构成的图案形,四角各一头,身躯作连体状。往上似人形,表示骑者,下面似一动物头形。
内蒙古、辽宁等地,鲜卑墓中出土的金属艺术品,为探索鲜卑的工艺发展水平、审美观念、风俗民情、意识形态以及美的历程提供了丰富而又真实的实物资料。
鲜卑人的时代特征与其工艺水平基本上是同步的。大约在汉代时,鲜卑人的金属工艺品以青铜为主要原料,汉代几个大墓群出土物中,均以青铜器为主,足以证实这一点。西晋至北朝,黄金制品则显著增多,这不仅与墓主人的社会地位有关,也与鲜卑人的冶炼技术有关,因为黄金的熔点要比青铜熔点高得多,换言之,冶炼黄金要比铜在技术要求上要高得多,这种变化,标志着鲜卑冶炼技术从汉代至北朝进步速度是很快的。
从工艺水平看,扎赍诺尔的鎏金飞马纹铜饰牌,采用的是单模锤牒,主体图像马纹轮廓虽然清晰,但不作细部加工,没有边饰,也无地纹,牌面不高,为平面浮雕。这种平面浮雕,与其同时代的东汉画像石的艺术风格近似。
到北魏,鲜卑的工艺水平得到长足进步。以土默特左旗讨合气为例,那里的神兽纹饰牌是包金铁芯,是分别模制,而后套合包裹在一起,再在表面锤鍱雕刻细部纹饰。其主体纹饰鼓度较大,层次分明,可谓标准的浮雕式。
和林格尔县另皮窑岀土的野猪纹饰牌,则先在模子中灌铸岀包金部分,待冷却凝固后再灌铸铁芯。主体纹饰凸面隆起,高差较大,灌铸之后,外层金皮也厚薄不匀,至边缘才成为厚薄适中的金片。铁芯则灌至所需厚度,并取得背部平面和做出铁钮。脱模之后, 保留2—3毫米宽,将铁芯包住,切去多余的金边。然后,在饰牌正面,錾镌细部,并镶嵌石料。野猪纹的身躯几乎全部隆凸起来,所以可叫它高浮雕式或半立雕式,它是一种立体与平面相结合的造型方法。这种凸雕技术的工艺品,与北魏早期石窟石壁上刻岀的高浮雕或半立雕式造像十分类似。①将汉代至北朝鲜卑人的金属制的工艺品,按照时代先后排列起来,便可以清楚看出鲜卑工艺演进的轨迹,即单模锤棵-*浮雕式→半立雕与平面结合的方法。
工具是根据工艺的需求而创造出来的。另皮窑和讨合气的饰牌上,尚遗有加工工具的痕迹,如有刀痕和锥痕、锤痕等,由此推断,制作的工具有:平面锤、弧面锤、直口凿、弧口凿、弧面冲头等。 野猪纹饰牌的错位长方点边饰凹槽,是用5X2毫米的冲头打制出来的。②东汉扎赍诺尔鲜卑墓与北魏另皮窑、讨合气鲜卑墓出土金饰牌所用制造工具之间的差别,犹如东汉画像石与北魏造像所用工具之间的区别。东汉画像石使用平口、斜口、锥形凿为主,而北魏造像却需要复杂的花样凿。
鲜卑金饰牌上所显示的镶嵌技术,既反映了时代特征又是民族特点在镶嵌艺术方面的反映。“镶嵌之术,先秦已经产生,但镶宝石、珠饰以晋代为盛,并有镶金刚石者,是为希腊、罗马,东向输入我国和东南亚”③。鲜卑人从西晋到北朝繁缛而又鲜艳夺目的镶嵌装饰,既受我国传统镶嵌工艺的影响,又与西方文化向东传播有一定关系。
此外,制造连珠并将它焊接到饰牌上,也是一种非常精细的技艺。生产那种见于饰牌上的珠子,是将金属熔液,倾注于冷水中,产生爆裂,急速凝结而成的。小的珠子近似鱼子那么大,故名鱼子纹。 它是与镶嵌技术同时兴盛起来的一种工艺品,自汉迄唐都有使用, 而盛行于西晋至北朝。连珠工艺在鲜卑和突厥饰牌上得到广泛运用,比如在另皮窑出土的两个管状器上都使用了连珠纹。美岱村北魏墓出土的金戒指上,和北燕冯素弗墓出土的一件山题上,图案都是用连珠纹构成的。从剥落痕迹看,珠子是用药物焊接上去的, 一般连结牢固,即使剥落之后,金片表面也无伤痕。珠子有大有小, 直径0.5 —1.5毫米。因工艺精细繁琐,一般也只能用于贵重的金银饰牌上。
鲜卑人焊接连珠的工艺,不是一种偶然或孤立的文化现象,无论从西方传来的文物中或南方地区出土的东晋、南朝的金银器皿上都可以见到,前者如大同市小站北魏墓出土的波斯银盘上巴拉一世身像的颈部,有连珠纹一周。②后者如南京尧化门南朝梁墓出土器物上,也可见到连珠纹。③见于鲜卑金器上的连珠及焊接工艺是本民族的创造,抑或来源于我国南方或域外之西方?是值得探索的。
在鲜卑众多的艺术品之中,马蹄形饰牌和由其装饰的腰带是具有鲜卑风味的艺术品。
上文已经提到,和林格尔县另皮窑和土默特左旗讨合气村均出土有马蹄形饰牌,它们各以一件长蹄形、一件扁蹄形组成一套, 如果把它们复原装饰在腰带上,正是两端的带扣,扁蹄形是母扣, 长蹄形是子扣,扣纽需另外再加。在子母带扣的后面,各相随一个竖长方形饰牌。
这种形制的带饰最早见于扎赍诺尔古墓中‘只见长蹄形一种, 其中有两件是飞马纹鎏金铜饰牌(一件马纹由右向左飞奔,另一件马纹由左向右飞奔)。还出土有与长蹄形类似的骨带饰(其中间束腰,并有串带骨鼻,为带头的扣饰)和镂孔扁蹄形骨带扣,这种骨制的蹄形带饰,可能是金属蹄形带饰的早期式样。辽宁西丰县西岔沟出土有长蹄形与扁蹄形的镂孔动物纹饰牌,这是与鲜卑同族源的乌桓人的作品。其他地方,也有相同的饰牌,多数是采集品①。由此不难看岀,见于鲜卑墓中的马蹄形饰牌,在鲜卑人中曾长期使用过,是鲜卑腰带上不可或缺之物。
见于讨合气和另皮窑有四副蹄形饰牌,扁蹄形饰牌上有弧形穿带孔,蹄形的背部有挂纽,正好是四副带扣,分别是带头和带尾。 而长方形饰牌,又为带上的附加装饰。如果把它们复原,则为华丽而昂贵的腰带。鲜卑的带饰,自战国以来便蜚声中原。《战国策・ 赵策》、《楚辞•大招》、《史记》、《汉书》分别称其为“师比”、“犀比”、 “胥纰”、“犀毗”,其实一也,就是鲜卑的意思。
北方游牧民族,为了便于骑马紧身,便要求束腰,而束腰就需要腰带。中原民族腰带上加扣饰的习惯,应是由鲜卑腰带上的“师比”改制的。王国维《胡服考》中广引各家之说,对胡服考究甚详。高诱注《淮南子•主术训》谓:“私〓头郭洛带。”颜师古《汉书•匈奴传》注引张宴说:“鲜卑郭洛带,瑞兽也。东胡好服之。”王逸注《楚辞•大招》谓:“鲜卑,绲带头也。”以上都肯定“师比”(鲜卑)是带头或带扣的名称。由是观之,见于扎赍诺尔、另皮窑、讨合气等地的蹄形带饰,当时或即名之为“师比”或“鲜卑”。若此说不谬,那么相随在“鲜卑”带头后面的“郭洛”,应当就是相随于蹄形饰牌后面的长方形或其他形式的饰牌了。
见于鲜卑腰带上的神兽纹,如扎赍诺尔出土的飞马纹饰牌、讨合气村出土的神兽纹带饰,应即《魏书》上所记的神兽。《魏书•序纪》说拓跋鲜卑初出大兴安岭时,“有神兽,其形似马,其声类牛,先行导引,历年乃岀”。也就是颜师古在《汉书•匈奴传》注引张宴所说的“瑞兽”。凭着鲜卑文物的出土,证实了古文献记载之不误。鲜卑族是爱美的民族,除用各种金银饰牌外・还喜欢用饰珠串连一起套在颈部,出土饰珠甚多,其形或长、或圆、或扁、或呈长条形等,用木、琥珀、琉璃、绿松石、贝壳、玛瑙、水晶、角质等材料磨制而成,中间均有圆孔,供系绳之用。此外,还有玉环、玉石片等。
内蒙古、辽宁的鲜卑的艺术成就,不仅反映在金属制品方面, 而且还反映在陶器纹饰和墓室壁画中。
鲜卑人的陶器以侈口舌状唇壶为主‘另有侈口舌状唇罐等。陶器表面,除素面外,大部分有纹饰,纹样各式各样,种类十分繁多。以内蒙古科左中旗六家子鲜卑墓群出土的陶器为例,有篦纹、马纹、八字纹、压印凸起纹、凸起纹带、网纹、水波纹、凹弦纹、磨光暗纹、斜方点纹、压印斜方格暗纹、滚轮压印复合式几何纹、压印篦点纹、滚轮压印的复合式花纹、滚轮压印的奔马纹、拍印方格纹、重菱形纹、磨光竖向暗纹等近20种。
此外,在哲里木盟境内,出土鲜卑陶器甚多,如科左后旗茂道吐苏木舍根大队、朝鲁吐苏木英吐大队、海斯汶苏木协力召大队、 白音芒哈苏木突莫大队、科右中旗代钦他拉,开鲁县和平乡平安大队、和平乡王家子水库,科左中旗敖宝苏木西腰伯斯吐大队、查干苏木后查巴灯大队、乌兰套布苏木特斯花大队,扎鲁特旗前进苏木前进大队,奈曼旗清河苏木公益大队、平安地苏木北京铺子大队……等地都出土过大批鲜卑陶器,其上有丰富多采的纹饰,有旋纹、压磨暗条纹,由压磨暗条纹组成的网状纹、竖向磨光的暗条纹、 指甲纹、同心重环纹、古钱纹、篦纹图案、竖向压磨暗条纹,以篦点纹滚轮法绘画的形式印出的图案花纹、水波纹、同心弧纹。还有滚轮压印法印岀的各种花纹:八字纹、重菱纹、篦点纹、复式几何纹、 马纹、鹿纹等。
旗茂道苏木舍根大队出土的用滚轮压印的马纹,作万马奔腾状,富有充沛的生命力。与此类似的陶器马纹在科左中旗六家子鲜卑墓中出土陶器上也见到过。在奈曼旗清河苏木公益大队出土的深腹罐肩部以下也普遍压印奔马的图案。
奈曼旗清河苏木公益大队陶罐上的鹿纹也是一种独特装饰,它是以篦点纹用滚轮绘画的方法印出的鹿纹图案,鹿立于草地之中,头部扬起,角拖于背后。
鲜卑是以猎牧为主的民族,其畜牧业主要是养马。在哲里木盟出土的鲜卑陶器上的纹饰,除大量几何图案外,还有一些马的图案。鲜卑人以畜马为主的经济特点也反映到陶器的装饰上。在发现的马纹装饰中有六种不同姿态的马纹图案,或万马奔腾,或漫步草地,或人驯马,或以马为主的复合图案。马的体态也或肥或瘦。①是用单线条表示,体内采用空白法。奈曼旗清河苏木公益大队出土的绘有鹿纹的陶壶,颈部的竖向压磨暗纹被篦点纹所取替,腹部由滚轮压印的加工装饰方法绘制的鹿纹与蒙古草原地区的“斯基泰文化”的鹿纹图案及鹿形饰件的风格相同,应是受匈奴文化的影响所致。这种以马和鹿的图案为代表的印纹,别开陶纹装饰的生面, 反映了鲜卑人已具有高度的艺术技艺。
见于内蒙古哲里木盟、赤峰市地区以及辽宁西部地区的鲜卑人的印纹陶纹饰,在那里延续过一个漫长的历史时代,大约自汉代起,一直延续到北朝。倘若将鲜卑陶器按时代的顺序排列起来,就可以发现陶器纹饰变异的轨迹:“陶器的装饰亦由简单的滚轮压印单种图案逐步趋于复杂的多种复合图案,又出现以滚轮绘画的复杂图案和生活写实的动物图案。纹饰由几何纹演变成篦点纹,呈现岀繁缠的篦点纹图案并占据相当的优势。我们也发现在纹饰的演变中,颈部的竖向压磨暗条纹始终没有完全衰落,只是岀现特殊器形之后才被其他纹饰取代。这也体现岀这种陶器文化的统ー性和继承性。”①我们从内蒙古东部和辽宁西部鲜卑陶器纹饰中,还能看到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以滚轮压印花纹为代表的装饰艺术成了它的独特的文化、艺术特点,这大概是东部鲜卑独有的艺术现象,它与居于内蒙古中、西部及晋北的鲜卑人的陶器纹饰有明显差异。
鲜卑人的墓室壁画较少见,可以从辽宁朝阳北庙村北燕】号墓内的壁画得到说明。该墓为石室壁画墓,在椁室四壁均抹有3ー 5毫米厚的白灰,作画时,先用墨线勾画轮廓,然后以点染或平涂的技法增强艺术效果。画面内容,有墓主人并坐图像、家居图,还有山林图和耕作场面等。②牛耕图是当时的耕作场面:前面画一头身涂红色的耕牛挽犁,后面跟一人扶犁耕作。又后画一人执锄破土。其下用朱红彩画出三道并行的波浪状纹,表示耕过的痕迹,其间有三只小鸟掠地飞行。在扶犁人之后,有一雄鸡,昂首振翅,形象生动。可见当时,在朝阳一带的鲜卑人,已改变传统的放牧生产方式,而已使用一牛一人的犁耕法。
墓主人端坐图像位于北壁中间,画面仅存头像部分,余皆残失。男主人在左,头戴高冠,八字胡须,须尖卷翘,面容庄重肃穆;女主人居右,头束髻,两鬓垂发,面目俊秀。据《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谓:鲜卑妇女,结婚时“先髡头”,再“养发分为髻”。这大概就是鲜卑已婚的中老年贵妇人的形象了。
山林图平地突兀四座高山,重重叠叠,山巅及山腹均画有参天大树,大约象征着死者生前占有广阔的田庄和山林。
家居图位于东壁中间,反映的是死者生前的家居生活。男人在左,身着朱红色衣,黑领袖;女主人在右,披发至肩,身着花衫条间色裙。二人左右分立于窗侧。窗户作两圆相交形,中饰菱花格。
身涂黑彩的巨犬此犬张口竖耳,作狂吠状。这只犬前,尚残存一卷曲的犬尾,犬在乌桓、鲜卑丧俗中有重要价值。《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谓:人死之后,“肥养一犬,以彩绳缨牵,并取死者所乘马衣物皆烧而送之,言以属累犬,使护死者神灵归赤山”。意思是说,犬是在葬仪中不可或缺的动物、要在巫的主持下,发挥犬在葬仪中的功能。这是犬在猎牧社会中的作用在葬俗中的反映。
此外,还有妇女汲水图、食物架残块等。壁画从各个角度反映了当时的生产、生活和民俗情况。
除此之外,鲜卑壁画中最有意味的是内蒙古和林格尔北魏壁画墓中的画面。墓中近20平方米的彩绘壁画弥足珍贵・内容丰富,画面基本完好。有燕居行乐、岀行、游乐、狩猎、升仙和四神等图像, 在主题画空隙处,还绘有莲花、采桑、虎牛咬斗、牧羊和鹿的图像。
狩猎图是该墓壁画中最壮观的部分之一,内容包括人物、山川、河流、林木和十余种动物,其特点是突岀和放大人物的形象,这与古文献所描述的这一时期的山水画“群峰之势,若细饰犀栉,或水不容泛,或人大于山”的特点正合,该画以写实为主,图中的河流、山川及各种动物形象,真实地再现了当年敕勒川的优美自然景观。
燕居行乐图中的杂技场面,更富有生活气息。画面上绘有指挥、鼓手、抛丸者、撑杆人、吹笛各一人,另有两人在高杆上作惊险动作表演,形象生动,场面热烈。
壁画中所绘人物都穿前领开衩的宽袖长衫或短衣,已放弃了传统的小圆领窄袖口的胡服。成年男子都头戴二梁冠,脚穿鞋尖上跷的靿靴,女子头上起髻,“从总体装束来看,仍笼罩着浓厚的鲜卑色彩,呈现了一种汇而未融,并而未合的时代气息”①。
壁画的色调有红、黑、桔黄和石青几种。作画时,先用红色线条作画稿,再以墨线勾勒,最后赋色。
②画面给人以古朴、粗犷、放达、 遒劲之感。
据发掘人分析,墓主人有可能是一位鲜卑上层贵族,壁画内容具有浓厚的鲜卑风味,但也受到中原汉文化的影响。画面显示了拓跋鲜卑徙居内蒙古中南部和晋北之后的社会面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