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辽宁、内蒙古的东胡青铜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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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出处: 《丝绸之路草原民族文化》 图书
唯一号: 290120020210004163
颗粒名称: 五、辽宁、内蒙古的东胡青铜艺术
分类号: K28
页数: 5
页码: 84-85
摘要: 东胡之名始见于春秋,《史记•匈奴列传》载:“当是之时,秦、 晋为疆国, 而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燕北有东胡、山戎。”春秋后期,由于齐桓公破山戎,山戎衰败,山戎故地部分为燕所有,部分则归东胡所有。东胡南界当达到了今大凌河流域。此后,燕将秦开破东胡,东胡北却千余里,退到今西拉木伦河流域。秦筑长城之后, 则更进一步将东胡排斥在长城之外。总之,东胡人在东周时的四至,据古文献记载,东胡南界约在今西拉木伦河;北界约至内蒙古达赍湖一带;西界约在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达来诺尔;东界当在今辽河流域,而与夷人相接。
关键词: 民族文化 民族历史

内容

东胡之名始见于春秋,《史记•匈奴列传》载:“当是之时,秦、 晋为疆国, 而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燕北有东胡、山戎。”春秋后期,由于齐桓公破山戎,山戎衰败,山戎故地部分为燕所有,部分则归东胡所有。东胡南界当达到了今大凌河流域。此后,燕将秦开破东胡,东胡北却千余里,退到今西拉木伦河流域。秦筑长城之后, 则更进一步将东胡排斥在长城之外。总之,东胡人在东周时的四至,据古文献记载,东胡南界约在今西拉木伦河;北界约至内蒙古达赍湖一带;西界约在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达来诺尔;东界当在今辽河流域,而与夷人相接。
  今天考古学界和史学界大都认为夏家店上层文化是东胡文化。而夏家店上层文化主要分布在内蒙古赤峰地区,哲里木盟,辽西朝阳地区和河北承德地区。在西拉木伦河以北,则仅有零星发现。在燕山山脉以南也未见这种文化的遗迹。它的西缘在宣化以东地带,往东在辽西医巫闾山,以至辽东发现的考古文化,与夏家店上层文化相近,而不是一种文化。①这与从古文献中勾画岀的东胡族分布范畴大体上是相符的。
  东胡人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逐渐发展起了青铜冶炼和铸造技术,并在此基础上,创造了我国草原地区一种独具特色的青铜文明。尽管到目前为止,所出土的带有动物纹器物的墓葬在东胡墓中所占比例较小,而且集中在西周晚期到春秋初期这一历史阶段,但近几年来出土了几批年代可靠的东胡墓②,岀土的或征集到的带有动物纹饰的器物已近干种,这就使我们探索东胡青铜艺术成为可能。
  在已发现的带有动物纹饰的物件中,有天上飞或地上跑的鸟禽类纹样,也有家畜和野兽等兽类纹样,还有爬行类的蛇纹、两栖类的蛙纹,以及人物等。
  东胡的青铜艺术品,虽以动物纹饰为主,但并不限于动物,还有联珠形饰和方形带扣上十分抽象的纹饰。方形带扣尚钉缀于宽革带上,主体纹饰为叶状几何纹,周边饰“方块纹”。
  鸟禽类纹样,是东胡动物纹中数量最多的一种,但比较重复雷同,约有鸭纹、天鹅、野鸭、鹰鹫四种。
  鸭纹数量甚多,在河北平泉县东胡墓中出土有鸭纹饰件。在宁城小黑石沟一墓中,竟出土鸭类纹小扣饰200余件。鸭纹扣饰上, 鸭纹极小,仅粗具其形,表现的是侧视的形象,这是远古时代表现动物的通用做法。表现手法为浮雕,背后有纽,以便系于衣服上。在小黑石沟墓中,还出土一件鸭纹金牌,在牌外缘饰连珠纹一圈,内有浅浮雕鸭纹一周,分外美观有趣。扣饰和金牌上的鸭纹,虽同为鸭形,但大异其趣:如果说扣饰上的鸭纹以追求形似为目标,那么金牌上的鸭纹则以追求抽象为己任。故两种手法,达到了异曲同工之妙。鸭子是喜欢成群的动物,故金牌上的鸭子成群存在。扣饰上的鸭纹虽铸成个体,使用时亦群体存在。
  天鹅纹曾发现于敖汉旗周家地和宁城南山根东胡古墓中。天鹅的形象皆作引颈展翅翱翔状,翅旁伸有双爪,尾较宽,身上有羽毛,十分肖似。背面有的有纽,以便系于衣物上。
  野鸡纹较小,仅在宁城小黑石沟东胡墓出土的一件锥状器皿上,有一用阴刻线铸岀的一组野鸡纹。其表现手法极为简练,用鸡的外形轮廓予以表示。身躯细而长,有圆眼、长喙、爪、尾,身下只有一足,为侧视时的自然状态。
  鹰鹫类纹仅见于宁城小黑石沟墓出土的一件青铜器上,用阴刻线去表现。纹饰刻画的是侧视图,作鱼贯行走状。体态生动形象: 圆眼、勾嘴、爪形尖利,显示出了猛禽的强劲和特性。
  兽类纹样。在动物纹饰中,以兽类居多。有虎、鹿、獐、兔、鼠等野生动物;有马、牛、羊、犬等家畜;有嘴似牛、头长双螺髻形角的“角瑞牛”;有纠结一起的蛇,以及青蛙等。这些动物纹,多饰于器钮、杆头、刀、剑、扣饰和牌饰上。表现手法有圆雕、透雕、浮雕等。动物的造型优美,姿态多样:或伫立、蹲踞;或疾驰、卷曲;或多个动物组成图案;或独个动物单独存在。
  此外,还有少数人物纹样,其造型别有风趣。有的是人与动物组合的纹饰,如宁城南山根岀土的铜环,上面有儿童骑羊追兔的场面。据《史记•匈奴列传》载:“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从南山根出土的铜环上儿童骑羊追兔场面可知,少儿骑羊追射兔“用为食”之举,不独匈奴如此,东胡亦如是。
  宁城南山根出土一把曲刃剑,在剑柄两面分别铸有伫立的男、 女入形,并突岀表现了人物的性特征——勃挺的男根和清晰的女阴。这把阴阳青铜剑的出土,乃是当时社会思想的产物,具有萨满教寓意。
  无独有偶,青海乐都柳湾岀土的一件属于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的阴阳人彩陶壶,器表捏塑有一裸体浮雕人像,其人有被夸大处理的外生殖器,既有阴唇,又有阴茎,“由此可知裸体人像表现的是合男女为一身的阴阳人”①。南山根岀土的青铜阴阳剑,所表现的正与此同,只是处理手法稍异而已。
  这种形象奇特的阴阳人的文化内涵和巫术寓意颇令人费解又耐人寻味。在《大英百科全书》1974年第15版“萨满教”辞条中有这样的描述:“在婆罗洲的雅朱-——达雅克人中,甚至还存在一类特殊的萨满,叫巴瑟斯(Basirs,按字面意为“无生育能力”),这种阴阳人的穿着和举止同女人一样。他们被认为是天和地的中介,因为他们把女性成分(地)和男性成分(天)集于一身。”阴阳人是一种罕见的性器官畸形人,他们所具有的这种特殊性,很容易被原始民族认为是天生具有神性。在信仰萨满教的民族中,他们也就很自然地成为天地人神的中介——萨满。①如果说出土于宁城县的这件青铜剑上的阴阳人,表现的是当时民族部落崇敬的、先夭具有神性的沟通天地能力的特殊萨满,是合乎情理的话,那么把它反映到艺术上,就不足为奇了。很显然,将具有神性的萨满铸于剑柄,就赋予了这把剑以神性,而具有神性的剑是可以克敌制胜的。
  如果上述不错的话,岀土于宁城县小黑石沟那个人头杖首也就不是不可理解的了。它或许是萨满的面像,也或许是面具的表示,不管作何解释,内中赋予的神性寓意是一望可知的。
  在青铜器上表现人物以及人物与动物关系的艺术现象,也见于宁城南山根102号墓出土的刻纹骨板上。这块骨板,只见一个执弓搭箭的猎人,作正面像,其旁有两只奔鹿,显然是猎获对象。往下,有两辆套有两匹马的车,一前一后陈列着,这两辆车,大概是为装运猎物而备的。整个画面采用的作画技法,与同类题材的岩画是一样的,可以说是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通用的作画方法。
  从上面列举的东胡青铜艺术作品,可以清楚地看到东胡造型艺术的鲜明特点。其一,取材以当时社会和大自然存在的动物或人物为对象,比如天上飞的或地下走的禽类,出没于草原山地的走兽,以及牧民牧放或家养的家畜等。其二,在表现手法上是写实方式的,以逼肖对象为目标,是描绘的各种动物动的或静的状态,或是瞬息变化着的姿态,一望可知所表现的是什么动物及其存在形式。有一些动物,虽然经过艺术加工使之变态,或其用动物的局部形态,但仔细观察,都不难发现它原来所凭借的艺术源头,所以写实是东胡艺术一个显著特点。其三,与鲜卑、乌桓、匈奴、西戎的青铜艺术相比,东胡青铜艺术品个体多、形象小,几个动物缀连一体的少,透雕的作品少。

附注

①刘观民、徐光冀:《内蒙古东部地区青铜时代的两种文化》,《内蒙古文物考古》 创刊号,1981年。 ②参见《昭盟出土的铜器调查》,《考古》1959年第6期;《南山根石椁墓》,《考古学报》1973年第2期;《南山根102号石椁墓》,《考古)1981年第4期;《敖汉旗周家地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第5期;《小黑石沟发现的铜器》,《内蒙古文物考古》第3 期。 ①孙其刚:《阴阳人彩陶壶的萨满教寓意》,《文物天地》1991年第3期。 ①孙其刚:《阴阳人彩陶壶的萨满教寓意》,《文物天地》1991年第3期。

知识出处

丝绸之路草原民族文化

《丝绸之路草原民族文化》

出版者:新疆人民出版社

出版地:1996.11

本书内容包括:石器时代草原文化艺术、青铜器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草原文化艺术、北朝至唐代的草原文化艺术、辽代至清代的草原文化艺术、当代草原文化艺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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