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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蒙古赤峰地区、哲里木盟和辽宁西部朝阳地区，存在着夏家店下层和上层两种青铜时代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一般人们认为是东胡人的文化遗存，夏家店下层文化是早于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另一种青铜时代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陶器上有多种纹饰:绳纹、篮纹、划纹、附加堆纹、压纹、弦纹等，两种纹饰并用者也很多。①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赤峰蜘蛛山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 1979年第2期。在陶器诸种纹饰中，彩绘陶是最有意味的。
  彩绘花纹是夏家店下层文化陶器上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比如赤峰蜘蛛山遗址、四分地遗址，敖汉旗范仗子古墓，辽宁北票丰下遗址、河北蔚县三关村等地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或墓葬中，都发现有彩绘陶器。不过多数是从墓中出土的，只有少数出在住址。这种易于剥落，不便日常实用的装饰陶器，应属于“礼器”，在生活中大约用于祭祀。
  在遗址中陶器上的彩绘，由于保存得不好，只显得色痕斑斓， 隐约可见红、白两色，图案单元多似容纳在方形格框之中。这种彩绘与仰韶文化陶器上的彩绘大异其趣,它是在烧制好的陶器表面， 用毛笔着红、白两色绘画的，颜料中加有胶着性的调合剂，多以白色画主纹，以红色填地。
  在夏家店下层文化出土的众多的彩绘陶器中，以内蒙古敖汉旗大甸子墓地岀土的最有代表性，不仅出土的数量多，彩绘纹样也最绚丽多彩。大甸子墓地中发现有陶器随葬的墓640座，其中陶器上有彩绘的墓200多座，曾经彩绘过的陶器400多件，能看清局部或全部纹饰的约为其中的三分之二②刘观民、徐光冀:《夏家店下层文化彩绘纹式》，《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这就为从整体上观察、分析夏家店下层文化彩绘纹样提供了大批实物资料。
  据粗略统计，大甸子彩绘花纹式样已逾百种，有些图像，似饕餮、鸟、蛇之形,但最习见的是以蟠曲弯卷的笔道构成的各式各样的单元图案。花纹是绕器手画，单元纹式内容和数量可以随势增减，变化无穷，它不像仰韶彩陶、印纹陶或铜器上的铸纹那样受局限。
  从宏观上看,各类陶器虽然形态各不相同，但都有一个垂直的轴心,器物画面都在这个轴心的旋转面上。尽管各类器物供绘画的器面不同，但每件器物上的画面都是连续相接的条带状画面。主要画面，绘于器面的主要（腹部）部位，次要的陪衬性画面，绘于次要 （颈、足部）的边缘部位,甚至画岀分割线将主要画面与边缘画面分开。
  在大甸子陶器彩绘纹样150余种中，尽管各种纹样千差万别， 但从宏观上观察，约可分为两大类。其一，是绘于中心部位的主体纹样。通常只画在主要画面上。按图案结构，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酷似动物面目或徽帜形象的图案，在构图上，结构复杂,单元画幅较大，在内容上，似赋有特殊的寓意，往往只见于一定的墓区与一定器类，具有专用设计的性质；另一部分，是习见于各器的二方连续或四方连续的图案，可依图案单元的分割线型归类，具有通用设计性质。其二,是绘于次要部位的辅助纹样，通常画在边缘。依纹样的图案结构内容，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在鼎足、器纽、器盖等特定部位，按画面的形状、大小的局限绘画适形图案，具有专用设计的性质；一部分是在唇沿、颈、圈足等处绘画二方连续图案， 为适应画面的局限，大都为狭窄的条带型纹带，也可以依图案单元的分割线型归类,具有通常设计性质。
  以上所述，只是一般性的规律。在大甸子陶器彩绘中，也有将辅助纹样绘画于陶器的主要部位者，但多为区分画面而用。反之， 也有将主体纹样绘画于边缘画面上的。在辅助纹样中，有的是从主体纹样中析出部分结构，加以变化，以适于边缘画面的条件，这是辅助纹样中常见的现象。
  大甸子古墓出土彩绘陶器上的纹样，是夏家店下层文化中的一种彩绘纹样，并不是夏家店下层文化中唯一的彩绘纹样的模式， 各地出土的彩绘陶器的纹样，丰富多采，各有各的纹样。比如，敖汉旗范仗子古墓出土的彩绘陶器的纹样，却是另一番风味①。出土的一件彩绘带盖罐，通体遍施红、白彩，施于腹部的主体图案纹样，状似“丰羽”，线条流畅，有飘逸感，圈足的辅助纹样，是以红、白二色上下交替绘五层三角纹。而这种三角纹，似是从主体图案纹样中析出的。出土的一件彩绘陶罐，口沿的辅助纹样,是斜平行条纹，腹部的主体纹样是红、白二色相套的雷纹。
  夏家店下层文化中的陶器上的彩绘，是一种普遍的艺术现象， 但并不是独有的现象。在年代上与夏家店下层文化约略相当的若干个不同的考古学文化中都有彩陶器的出现，这或可说明，在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在陶器上施彩绘花纹，是北方各种文化中普遍存在的艺术现象，这种艺术，又普遍地影响到青铜器上的铸纹，而青铜器上的铸纹，又反过来给陶器纹饰以影响，这种双向的艺术交流，促进了我国北方艺术的繁荣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