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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的青海、甘肃等地羌人和戎人的彩陶艺术中，曾提到甘、青地区已知的马家窑、半山、马厂、齐家、辛店、卡约等不同的文化类型都是羌、戎人的文化遗存。在这些文化遗存中，除出土有大批彩陶器之外，还伴随有许多陶塑艺术品出土，这就从另一个侧面展现了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羌戎人的艺术水平②张朋川：《甘肃出土的几件仰韶文化人像雕塑》，《文物》1979年第11期。。
  众所周知，甘、青地区羌、戎人的彩陶是我国最多的地方，尤其是马家窑文化中的彩陶数量冠诸远古文化之首。但是，还有一个事实却往往被人所忽略，即甘肃、青海的马家窑文化中的人面陶塑， 其数量之多和造型之精美，也在诸远古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马家窑文化又称甘肃仰韶文化，各遗址中出土的陶塑人面，虽然表现手法比较稚朴简单，但这是马家窑文化的人们用雕塑形式来表现自我形象的作品，因此是弥足珍贵的，有的既是羌、戎先民的实用生活器具，又是丰富人们精神生活的工艺美术品，在我国伟大的艺术宝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的人像陶塑,有人头形器口彩陶瓶、陶塑人头、人头形器口红陶瓶、陶塑人面等多种。
  人头形器口彩陶瓶。以秦安县邵店大地湾出土的一件为例，陶瓶为细泥红陶，自腹部以上施有浅淡的红色陶衣，陶瓶器形为两头尖的长圆柱体，腹的下部向内收曲。双腹耳已残。瓶高31.8厘米。 瓶口呈圆雕的人头像，人头塑造得细致生动。头发刻画精细，前额垂着一排整齐的短发，头的左右和后部都是披发。高鼻梁，鼻头作蒜头形。眼、口和鼻孔都雕空成洞孔，显得目光深邃，鼻孔似在呼吸,嘴微启，似正说话。整个表情，给人以坚毅而勇敢的感觉，富有充沛的生命力。两耳垂各有一小孔，当为垂系饰物的耳孔,颇富有装饰意味。头顶有一圆孔，当有特定的含义,是否此人的灵魂由此进出呢？类似的人头形器口彩陶瓶,1989年在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县木耳乡冰匡村也出土过1件。此瓶红陶质,绘黑彩，人面采用刻、塑相结合的方法制作。器口剔刻成篦纹状垂发，并绘黑彩。眉骨平直而隆起，鼻为三角倒锥形。两眼镂刻作向下弯的月牙形，口用同样手法处理，只是向上弯曲。两耳戳压成两个连接的凹坑。彩陶瓶面型塑造似为一丰满秀丽的少女。颈下用黑彩绘联弧纹，再下饰两组四行二方连续纹样的几何叶纹图案。①甘南藏族自治州博物馆:《甘南出土的人头形器口彩陶瓶》,《文物》1995年第5 期。
  这件人头器口彩陶瓶与上述秦安大地湾遗址岀土的人头瓶相比，有着很多共性。如人头部均采用雕刻手法，瓶体均采用二方连续几何纹装饰，整体造型也很相似，但不同之点也是明显的。两瓶的时代同时或相近。
  这两件陶瓶器口的人头像，连同陶瓶其他部位，俨然是一个完整的人形,可谓匠心独运，构思灵巧。器口的人头部分已能运用不同的雕塑手法:鼻子、额、脸是塑成的，头发和嘴是雕刻而成的。面部的五官位置安排恰当，能够大致表现出头像的体、面的区分和转折关系，能够掌握额头、鼻梁、脸部、下颏等面部不同部位的凹凸和高低，头像也能分岀正、侧、顶等大的体面，因此，无论从头像的正面或侧面角度观之，都能给人以适当而舒服的感觉。可以毫不夸大地说，这是一件距今五千多年的杰岀的古代雕塑艺术作品，尽管尚带有几分稚气，但毕竟闪耀着羌、戎雕塑艺术的曙光。
  陶塑人头。这可以礼县高寺头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塑人头为例去说明。这件陶塑人头为陶器所残存的顶部，残高12. 5厘米。用泥质橙黄色陶制成，器表稍加打磨。头顶有小的气孔，可能也是供灵魂进出之用。由额前至脑后塑有半圈凸起的细泥带，隔一定距离有压齿状凹坑，当是表现串有饰珠的系带，齿状凹坑当是表示一个个串珠。眼为刻通的两个长孔。鼻梁隆起，有两个小鼻孔。 嘴雕空成洞孔，较小而微启。下顎短小而圆润，颈粗短。两耳耳垂各有一穿孔，供系饰物之用。整个面形，为大眼、高鼻、小口，面圆而丰满，给人以健壮、淳厚、善良之感。从雕塑技艺看，是一件成功之作，不仅正确地显示了人面五官的基本位置和特征，还将人的个性和情绪从塑像传出。
  人头形器口红陶瓶。以秦安县寺嘴出土的一件为例，从这件陶瓶的器形和纹饰特征看,属于马家窑文化石岭下类型，距今约有 5 000年左右。瓶为泥质红陶，器表施一层橙黄色陶衣。表面略加打磨。双耳已残。器高26厘米。
  此瓶器口的陶塑人头，造型简单，雕塑手法质朴。头顶有一小孔，其功能与前面的人像陶塑相同。额上部有堆起的横置泥条一道，是额与发的分界线，以示头上有发。眼睛为雕空的小圆孔，在眼孔外，再堆加一圈凸起的泥条，以突出眼睛在面部的突出位置。鼻子塑法简单，用象征手法，塑成微向上翘的鼻子。嘴是向里刻成凹洞，呈微张之状。两耳下也各有垂系饰物的耳孔。此外，马厂类型还有人头型器口彩陶罐。
  陶塑人面。天水县柴家坪出土过一件，是陶器顶部残存的一部分，残高25. 5厘米。是用泥质红陶塑成的。陶塑人面的外表有一层浅而薄的红色陶衣，但大都脱落，现仅有微痕而已。额头狭小，额上的发部微向前突。眉毛修长，两眼为雕空的横长圆形孔，距离较近。鼻梁窄直而狭长。嘴雕空为孔洞，呈张口状。下巴尖长,大脸， 额骨隆凸，整个脸型显出蒙古人种的典型特征。面部塑造细致，已 '能形象地塑出眼皮、眼睑和鼻准，还能较准确表现岀上唇薄而下唇较厚，这是符合嘴唇的实际情况的。人面塑成后，又进行了按压和抹平，使这张面孔的造型精炼而光平。整个面形，给人以豪爽、淳厚、结实之感。看了这张面孔，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因为它活像蒙古草原牧民的形象。
  见于上述秦安大地湾出土的彩陶瓶器口的人头发式为披发， 额上有短发。寺嘴石岭下类型红陶瓶上的人头额上有短发。天水县柴家坪出土的陶塑人面额上也有短发。这些现象在彩陶器上也有反映。比如甘肃东乡东嫄林家出土马家窑类型彩陶上的人面纹的发式为披发，青海柳湾岀土的马厂类型时期的人像彩陶壶人头的发式也为披发，额上有短发。甘青地区马家窑文化的陶塑人像和彩陶器上的人像、人面纹都是披发的发式。而殷周秦汉时期活动在甘青地区的羌族发式也是披发的。发式是区分部族的重要标志，这种发式上的延续性，或许暗示甘青地区，从新石器时代至秦汉一直是羌戎活动之地,在民族习俗上的沿袭不是偶然的。
  在马家窑文化的石岭下、马家窑、半山、马厂四个类型文化遗存中，除了器口有人像陶塑外,有的器口陶塑类似山猫或虎豹之类的兽皮花纹,这是人戴面具的显现，抑或文面、文身习俗的反映？尚难定论。倘若是面具，则是人变成神鬼的手段，从而使此器皿更富有神性，以实现原始宗教在生活中的功能。倘若是文面或文身，则是为了美化自己，并通过部族的共同装饰来加强部族间的内聚外拒的力度,即通过装饰加强部族内的联系观念，并对异族或猛兽有某种威慑作用。联想到马厂类型已存在多种以彩绘人面为外化形式的面具,似乎表示面具的可能性要大一些。
  不管甘肃地区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塑采取人像，还是异化为虎猫之像,都蕴寓着深邃的文化内涵。首先，它是对人自身力量的肯定。正如大家所熟知的，人类最早的神取动物的形象，当原始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人才意识到自己的作用和力量。人是生产力中最重要的因素，在装饰物中，人首先是装饰自己，在陶塑中，以人像或被异化了的人像来美化自己的生活，既是对人自身力量的肯定，又是对自身生活的美化。
  其次，见于甘肃新石器时代陶器上的陶塑人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像，而是被神化了的自然神偶像,它是形形色色、各种各样的自然物的人格化。人们通过对它进行供奉和礼拜，以讨得各种神灵的欢心。以期达到影响并左右自然物的目的，使人能够避祸趋利，岁岁平安。我们从陶塑的器形看也能得出这一结论，塑有人像的器口往往是很小的，因而它不是实用器，而是供奉器，其功能是达到原始宗教在生活上的作用。